決鬥寫真論 | 誠品線上

決闘写真論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充滿70年代熱情的「夢幻名著」 研究日本戰後寫真史必讀經典 什麼是攝影？什麼是拍照？什麼是攝影家？ 活躍於攝影最前線的兩位鬼才 日本女體寫真第一人篠山紀信╳森山大道最愛宿敵中平卓馬 以「影像」與「論述」進行唇槍舌戰的「決鬥寫真論」！ 平面設計師 王志弘選書、設計 藝文評論家 張世倫推薦 ◎引領戰後日本攝影發展方向的重要舵手，大師們最愛的評論家 中平卓馬是日本戰後的重要攝影家兼評論家，1968年他創辦攝影雜誌《挑釁》（Provoke），重新界定日本現代攝影的方向，而且撼動、顛覆了當時奉精準、唯美為圭臬的主流攝影美學標準，造成轟動。他的攝影作品與評論受到荒木經惟、森山大道等重量級大師的推崇，森山大道曾在自傳中說到「我最愛的宿敵是中平卓馬」「讓我深受刺激的攝影論是中平卓馬寫的」，連當代攝影評論家、《deja-vu》雜誌總編輯飯澤耕太郎也說：「中平是日本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的權威攝影家暨批評家，他的話語很有力量，對我影響甚多。」 ◎洗鍊的文字＋百餘幅魅力照片，兩位鬼才聯手打造「夢幻名著」 1976年，知名攝影雜誌《朝日相機》，邀請中平卓馬和聲勢如日中天的攝影家篠山紀信合開專欄，由筱山的攝影作品和引言開頭，中平穿透鏡頭深入攝影者內心世界的攝影論述〈決闘寫真論〉於焉誕生。一年中，兩人透過家、晴天、寺、市區、旅途、印度、工作、風、妻子、平日、插曲、巴黎與明星這13個主題，對「攝影是什麼？」「攝影的行為是什麼？」「攝影家又是什麼？」等相關議題進行深入的探討與思索。中平赤裸、尖銳且深刻的質問評析，帶給時下文青及藝術工作者前所未有的強烈撞擊： ◎沒有創造任何影像，反而能呼應世界與現實；不曾擁有任何先驗影像，才將世界以世界顯現。 ◎攝影只是將日常事物靜靜放置在一定的距離之外，向我們提示它們原本的形體。 ◎當事物開始訴說除了單純的事物以外，什麼也不是的事實──那就是事物對人類反動的開始。 ◎只有在對著「世界」萌生願意接受事物的原有樣貌以及它反射回來的敵意視線時，才能讓攝影家按下快門。 ◎把不認識的人都當成熟人，把熟人當成如同不認識的人，凝視「世界」與「私」，觀察他們。 ◎攝影所擁有的是只有攝影才能擁有的魔術，是把所有的想像和妄想強制拖引出來的觸媒；攝影——是時間的陷沒。 ◎當事物的細節都達到極限，而被鮮明捕捉時，幻想和幻視就在它的對岸浮現；唯有到達視覺邊界的那一刻，才是幻想領域浮出的瞬間，才開始私的解體。 ◎攝影總是背叛它的「作者」的攝影家意識，將超越意識的世界刺向攝影家，這種偏差是無法替代的。 ◎一旦世界、事物開始說話時，攝影家就從攝影的內側安靜地消失。 ◎ 攝影並非消去現實的擬態，是根據再一次返回原本的現實，而對現實的總體提出問號。 ◎一切焦點清晰，意義的背後，就是一片的曖昧，是堅定支撐意義的背景的欠落。 ◎篠山紀信強硬地拉扯事物，然後在最緊張的時刻放手，就是抗拒我們通常給予現實的意義，然後重新賦予我們自己私的意義。 ◎一個攝影家可以完成的事，只有繼續對世界、對現實提出質疑，「為什麼」？但是攝影家絕對無法獨自回答這個提問，因為擁有這個問題解答的並不是我們，而是世界。…… 長達一年的連載，好評不斷，隔年立即出版成書，是當時重要的攝影評論集。三十五年後，被譽為充滿70年代熱情的「夢幻名著」，了解戰後日本攝影發展的重要經典，在策展人 藝評者黃亞紀（中平在台首次展出的策展人）及「source系列」主編平面設計師王志弘聯手下，全球唯一中文版在台復活。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中平卓馬;篠山紀信姓名：中平卓馬NAKAHIRA TakumaNAKAHIRA Takuma 中平卓馬，一九三八年生於東京，父親為知名書法家中平南谿，高中時母親靜子過世。一九五八年中平卓馬進入東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學系就讀，熱衷文學、電影。一九六〇年安保鬥爭時，中平卓馬成為學生自治會領袖，參與各種抗爭運動，甚至曾親自寫信給卡斯特羅支持古巴革命。畢業後中平卓馬先兼職翻譯撰稿工作，後進入新左翼刊物《現代之眼》擔任編輯，連載了寺山修司第一篇小說〈啊、荒野〉，並在東松照明建議下開設攝影專頁。一九六四年在東松撮合下，中平卓馬與神坂鐐子結婚，東松並贈中平一台Pentax相機作為賀禮，誘發中平拍照的興趣。同樣在東松介紹下，中平卓馬結識森山大道、高梨豐。因中平、森山兩人皆住逗子，於是經常相約逗子海濱的渚飯店門口集合，出發拍照或討論作品，事實上當初決定首先刊載森山大道胎兒作品，並取名為「無言劇」的，就是中平卓馬。一九六五到一九六八年在東松照明召集下，中平卓馬、多木浩二擔任「攝影一百年－日本人攝影表現的歷史」展覽委員，此展回顧攝影傳入的一八四〇年至戰敗一九四五年的日本攝影，中平研究超過十萬張照片，心中開始萌生「攝影究竟是什麼？」這個根本問題，也因此決定與高梨豐、多木浩二創辦攝影同人誌《挑釁》，森山大道並於第二期加入。《挑釁》的口號為「為了思想的挑發性資料」，認為攝影並非傳達情報或是解答的媒體，而是追求真實的「質問」，他們「粗劣‧搖晃‧失焦」風格帶給日本攝影界極大衝擊。雖然《挑釁》僅出版三期後宣告解散，但解散前出版的《先把正確的世界丟棄吧》（一九七〇年）強調「捨棄至今為止的攝影」概念，成為中平卓馬創作與論述的主軸。同年中平出版攝影集《為了該有的語言》，隔年中平以「循環：日期、場所、行為」參加巴黎青年雙年展。十一月，沖繩暴動中一名青年因照片遭誣控謀殺警察，讓中平覺悟攝影不過是充滿教唆權力的斷片。一九七三年中平卓馬發表評論集《為何是植物圖鑑》，他否定過去自己的詩意表現，在逗子海濱燒毀所有作品、筆記、底片，且過度使用安眠藥而導致知覺異常，之後有幾年時間放棄拍照。一九七六年中平卓馬與篠山紀信於《朝日相機》共同連載〈決闘寫真論〉，重新燃起中平對攝影的慾望，但沒想到隔年《決闘寫真論》集結出版前的九月十日，中平卻因酒精中毒緊急送醫，最後造成記憶喪失。《決闘寫真論》九月二十日出版，篠山紀信從此未與中平卓馬相見。現在，喪失記憶與邏輯能力的中平卓馬，攝影行為已成為他作息般的生理行為，他依舊每天出外拍照，被稱為「變成相機的男人」。中平卓馬對語言具高度關心，他曾不斷在成為攝影家或詩人間猶豫不決，他的攝影論至今讀來依舊前衛、深刻。一九六〇年代中平攝影論的主要論點，在於影像不是世界的表現，卻是世界的歪曲變形，他透過對影像表現的否定來否定社會與政治本身，也對將攝影視為藝術表現的「當代攝影」提出反論。一九七〇年後，中平卓馬推翻自己原有的攝影行為，認為世界不應有影像與個人視線的介入，卻只有事物本身的反視，他認為人類與世界的接點，只可能存在世界的表皮、日期與時間。中平卓馬是日本攝影史的傳奇，並不因他人生戲劇般的起伏，更因他不斷徹底推翻自己與攝影的定見，隨著時代提出充滿挑釁的新觀點。二〇一五年九月一日因肺炎於橫濱去世。 相關著作：《為何是植物圖鑑：中平卓馬映像論集》《決鬥寫真論》姓名：篠山紀信SHINOYAMA Kishin 篠山紀信，一九四〇年生於東京，為真言宗円照寺住職之次男。一九五九年進入日本藝術大學藝術學部攝影系，並同時就讀東京綜合攝影專門學校，在學期間已進入廣告公司LIGHT PUBLICITY工作，並在《相機每日》、《朝日相機》等發表裸體作品，本書中平卓馬亦有提及之〈廣告‧氣球〉系列，獲日本攝影批評家協會新人獎，提昇廣告攝影家的創作地位。一九六六年，年僅二十六歲的篠山紀信獲選於東京國立近代美術館的「當代攝影十人」展覽展出。一九六八年，篠山紀信離開LIGHT PUBLICITY獨立，同年發表著名攝影集《篠山紀信和二十八個女人》，並陸續拍攝大牌女星雜誌封面照，成為同時代中最活躍的攝影家。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篠山紀信獲獎連連，包括日本攝影協會年度獎、講談社出版文化獎、藝術選獎文部大臣獎，並作為日中友好攝影訪華團一員參訪中國，以及獲邀參加法國阿爾勒攝影節等。一九七五年，篠山開始在雜誌《GORO》發表「激写」系列，出版熱賣攝影集《大激写‧135個女人》，並註冊「激写」商標，使「激写」成為日本的社會現象，熱度甚至延續至今。一九七六年，篠山以《家》代表日本國家館參加義大利威尼斯雙年展。其他當時主要攝影集包括：《NUDE篠山紀信》、《女形‧玉三郎》、《Olele‧Olala》、《明星106人》、《晴天》、《家》、《渡橋之後》、《嗨！瑪麗！》、《紀信快談－篠山紀信對談集》、《DANCER Akiko Kanda的世界》、《阿拉伯半島》、《巴黎》、《篠山紀信 SOUNDING CARIB》等。一九八〇年以一線女星寫真為主的雜誌《寫樂》創刊，旨在「如同欣賞音樂、電影般欣賞攝影」，核心攝影家就是當紅的篠山紀信。一九八三年，篠山獨創連結三台三十五釐米相機同步攝影的「篠山全景劇場（Shinorama）」，並在筑波科學博覽會展出，之後篠山還以同樣的全景劇場手法，與建築師磯崎新一起製作「建築行腳」系列。一九九一年，篠山因拍攝樋口可南子的攝影集《Water Fruit》而引起日本偶像劇照「露毛論爭」的激辯，並因宮澤理惠攝影集《Santa Fe》的露骨而引發風暴。除了拍攝女星，篠山紀信在三島由紀夫自殺前拍攝三島由紀夫如基督受難的照片，成為代表時代的影像。篠山也在三島由紀夫的介紹下與坂東玉三郎結識，長年記錄這位歌舞伎名人，近年集結出版攝影集《THE LAST SHOW》，為日本傳統藝能留下珍貴資料。篠山紀信近年則致力探索結合數位相機攝影與錄像的新表現「digi+KISHIN」。二〇一二年，篠山紀信的大型回顧展「篠山紀信展－寫真力」，在日本各地美術館巡迴展出。黃亞紀知名策展人與評論家，現任Each Modern亞紀畫廊負責人台灣大學社會學系畢業，赴美日學習當代藝術與攝影，經歷策展、評論、翻譯、畫廊等工作，2018年創立Each Modern亞紀畫廊，主要經營華人現當代藝術與日本攝影大師。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家 往城市的視線或從城市的視線 晴天 激辯的終點是沉默 寺 家‧攝影——過去的雙重迷宮 市區 市區——觀看的遠近法 旅途 旅途的詐騙術——回到街道吧 印度 白地圖中的印度 工作 視覺的邊界一 風 視覺的邊界二 妻子 插曲 平日 個人的解體‧個性的超越一 個人的解體‧個性的超越二 生日 第二段插曲 巴黎 篠山紀信論一 明星 篠山紀信論二 對談 攝影是、攝影啊……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什麼是攝影？什麼是拍照？什麼是攝影家？
活躍於攝影最前線的兩位鬼才
日本女體寫真第一人篠山紀信╳森山大道最愛宿敵中平卓馬
以「影像」與「論述」進行唇槍舌戰的「決鬥寫真論」！

試閱文字

內文 : 關於篠山紀信的近作──例如攝影集《家》收錄的照片，我感到只能被稱做「不安」的感覺，以及橫跨事物與觀看事物的我之間的關係偏差。我認為這和阿特傑、伊凡斯的攝影帶來的「不安」，似乎不同。
我思考究竟為什麼？究竟從何而來？這些照片中絲毫沒有一般情境中，會喚起「不安」的要素；也並非拍著詭異的事物；更沒有企圖刻意歪曲現實的用意。東西井然的做為東西存在著；事物有著事物本身明確的線條、形狀、固有的質量存在著。一切都過於明瞭、毫無曖昧或不鮮明、也不具稱為幻想的不可思議，一切都過於鮮明地被暴露著──或許正與此有關。
篠山紀信從《晴天》（一九七五）、《家》（一九七五）、到《阿拉伯半島》（一九七六）、《巴黎》（一九七七）的一連串攝影，都是明瞭的、可視的，像是正在訴說和攝影做為表裡關係存在的世界的不可解、世界的迷宮性，也就是說，在照片裡被顯露的東西全是可視的，所有可見的東西都是可見的東西，無庸置疑，明顯地存在。但是，它們被從現實的文脈切斷，不再具有彼此的關聯，不過只是支離破碎的散置。它們是存在現實中的東西、或是曾存在現實中的東西的正確反射、也是完全超越現實的存在，彷彿我們所生存的現實中，已經沒有它們的容身之處。
即使在白天，我們也看不到如此鮮明的東西。觀看東西，是在東西的某處點上重音符號來看的。我們無意識地進行了判別：被認為重要的東西、被認為不是那麼重要的東西，從此設定價值的位階。因此，肉眼可說位居視線的中心吧。那就是我們賦予東西的意義，也就是意義的秩序。同時，背景做為從背後支撐這個意義的背景存在著，它不曾凌駕意識之上。肉眼一面逐一追尋著意義，一面從事物身上滑過。
但在此不得不注意的是，意義與背景的不可分割。做為意義的背景，背景透過保留曖昧的狀態，而補強了意義，同時給予了意義深度。這個事實應可稱為遠近法吧。遠近法當然是在個人之中，歷史性的被形成。但還有另一種遠近法存在，那就是在社會之中、文化之中，以及它的共同體之中，被歷史的形成。即使偶爾出現微妙的偏差，但兩種遠近法果然還是一體的。無論如何，我們所謂觀看的行為，就是以把基於遠近法而存在的世界賦予意義，做為前提。若去除這一點，觀看就無法成立。
讓我舉出一個簡單的例子。
我住在由東京都心通勤剛好一個小時的小鎮，以前每週都會到東京兩、三次，最近卻幾乎都待在家裡，這個小鎮三面環繞矮丘，只有西側面海。小鎮人們像是厭倦夜晚一般早早就寢，大概不少人是通勤東京的上班族吧。商店幾乎到了七點都關門了，只剩兩、三家過了十點還開著，如果想要買本書也沒書店；更幾乎沒有咖啡廳。我已不知不覺養成當工作不順時，就往隔壁城鎮散心的習慣，或許這是因為就算不去東京，也或多或少想接觸都市的欲望使然吧。
我經常坐在上行電車最前面的左側位子。當電車運轉，車輪慢慢加速時，我從車窗眺望風景。因為電車移動，風景當然也成為一種流動。我可以看見熟悉的小鎮，家家戶戶的屋頂，延伸其上的電視天線，然後看見前方和鄰近城鎮做為分隔的小丘，另一邊海洋展開著，雖然從車上看不見海洋。電車以最高速度，進入由山的這一面挖掘出的隧道。一兩分鐘後穿過隧道、風景突然擴展開來，進入眼簾的是和我的小鎮截然不同的白色平坦感。我可以看見散布住宅中的松樹、紅色的鳥居，也可以看見從海面吹來的微風──當然不可能真正看到，但可以感覺得到呢。電車一面右轉一面慢慢減速，我看見市中心電影院老舊的水泥牆，看見超市和銀行大樓，看見路上電車的軌道，最後只要看到電車月台，就已經抵達隔壁城鎮。有時多少會因時間和天氣好壞而有所差別。
坐電車去鄰鎮時，我一定是「觀看」者，但即使從行進中的電車眺望車外風景如此平凡的事，如果稍加注意的話就會發現意外的事情──我注意到某種動態，我發現，我們錯以為我們是連續觀看著電車窗外展開的風景。
事實上，我們的視線並非隨著電車運動而移動，而是將某個地方的某個東西靜止後捕捉起來，等到下一個引起我們注意的東西出現時，又慌張移動我們的視線。兩點之中也有被忽略的東西，當我們把捕捉的幾個點連結起來後就可以描出整體的線，這其實暗示著我們實際看到的東西、可以看到的東西，是伴隨著影像介入的。所謂觀看，並不單單只是做為可見東西的集合而成立，雖然實際上看不見，但我們知道它的存在，而被我們描繪出來的東西──也就是說，觀看是混合著影像，才可能成立的行為吧。
剛才我寫到山的另一端是海，但從車窗無法看見海面，所以我們只是憑藉著我們的經驗，知道地形的起伏是從山下降到海。還有當然，我們沒有辦法看見微風。
如此思考下來，我發現當我們觀看窗外展開的風景時，視線的構造──視線並非流動般移動著，而是執著於一點，然後繼續往下一點移動──和我們白天觀看東西時非常相似。
所謂的觀看，是伴隨經驗的行為，是伴隨記憶、歷史性的影像，交織出的自我內心投影──這就是所謂的遠近法吧──才可能成立的行為。相反地，觀看密碼化（制度化）的產生，只是去確認一度被製造出來的那些密碼（暗號、符號），並且產生絕對不將自我投向新世界的保守姿態。
雖然我說，觀看其實就是不看，但我寫過隨著觀看的密碼化，解讀暗號的表格就在世界和我之間，締結了相互不可侵犯條約。我真正想表達的是，現在書寫的這些事情──觀看具有以下吊詭的雙重構造：在完全沒有遠近法的地方，觀看的行為無法成立；但是只憑藉遠近法的觀看，將變成與不看等價。

我第一次知道篠山紀信的名字和攝影，大概是十年前的事。當時我閱讀他在相機雜誌發表的作品，題目已經忘記，但那是巧妙模仿當時相當活躍的幾名攝影家「手法」的作品，製作出完全一樣的照片，我不知道他是否是為了諷刺，但那幾乎「以假亂真」，甚至讓人感到篠山紀信的才情煥發。
不久他又發表連作〈廣告‧氣球〉，我記得那些作品是對「廣告攝影」的演出技術，提出一種文化批評，背景是都市的餐廳、咖啡廳。右半邊可透過玻璃看到街道景色，店中有三個女人坐在咖啡桌前。女人盛裝打扮、頭髮美麗地盤起。最前面的女人斜著身子，耳朵輕靠著話筒。三人只有臉部包著白色的繃帶。這是非常都會的影像，也是用文字描述立即可理解的比喻，且全是使用紅外線底片和超高速快門、演出色彩極為濃厚的畫面。
對篠山紀信的這些攝影，剛剛開始拍照的我只漠然以對，那是和我心目中的攝影幾乎完全對立的東西。
老實說，當時我正被克萊因暴力的影像深深吸引。所以對我而言，那些攝影太過於技巧、裝飾，雖然我感到它們的確是「厲害的作品」，但反正和我毫無關係，而被我輕易的擺到一邊。
之後，我有幾次接觸篠山紀信攝影的機會，儘管如此，我內心覺得我和他之間的關係沒有改變，即使當我看到《死亡之谷》（一九六九）的裸體造型時，雖然我驚訝於那龐大的裝置，但我感覺那只是篠山紀信初期攝影的擴大。當時我正熱中於拍照，幾乎有種「除了我以外的攝影都不行！」的自負。我第一次捨棄所有的自我糾結，開始觀看篠山紀信這個攝影家，是當他發表《Olele‧Olala》（一九七一）之時。
那是拍攝巴西里約的嘉年華會，以及其中舞蹈的男人、女人、小孩的紀實作品。里約的嘉年華會已被無數次影像化，已在我們意識中具有某種理所當然的無趣形象，我從未因里約的嘉年華會震驚，除了馬西‧卡謬（Marcel Camus）的電影《黑色奧菲斯》（Black Orpheus）。
一整年的忍耐、等待、準備，都是為了僅僅數天嘉年華會的狂熱，時間一到就一舉消費光的貧窮里約民眾，那黑人與混血兒的貧窮、表裡合一的能量爆發與消費。不知是誰曾說，節慶就是為了消費的消費，但卡謬把如此節慶的構造，以一對男女的悲戀，加上了華麗、悲傷的描述──嘉年華會必將落幕，節慶終究必將結束，在清晨毫無人跡的科帕卡巴納（Copacabana）海灘，嬌小女子獨自一人，像懷抱節慶永遠持續的悲傷錯覺緩慢起舞，最後由螢幕的另一端漸漸消失。
我連同桑巴的節奏，回憶起這個畫面。就像訴說著如何虛無飄渺的生，即便如此，人類也不得不繼續在節慶的夢中生存下去。
但是，篠山紀信的《Olele‧Olala》卻毫無那樣的感傷，而且幾乎是完全空白的。
在篠山紀信的攝影中，確實存在著嘉年華會人群的狂舞姿態，那是能量的激情噴出；是所有人臉孔的聚集。他們或許就是卡謬所述的貧窮人們，或許只有在「肌肉的亂舞」（法農所言）的瞬間，才能忘卻貧窮的人們。還有被稱為「賣春婦」的女人們，她們是社會最下層的女人。但是篠山紀信拍下的臉，絕對沒有被貧困征服的樣子，也絲毫沒有那樣的表情。透過不算是高檔的彩色印刷，拿著相機的、攝影的篠山紀信，然後朝向觀看者的我們的女人眼神，她們的眼神沒有憂慮、甚至帶著雀躍。那個眼睛的光輝，究竟從何而來？
這是我看《Olele‧Olala》時最初的感想。被這團謎團吸引的我，第一次親近地感到篠山紀信是我同時代攝影家的一人。篠山紀信所捕捉的「賣春婦」，宛如鴿子般咕咕地笑著，有時嬉戲般的彎下了腰。在那之中，沒有由貧困這個詞彙衍伸出來的憂鬱姿態。女人們正好好地活著。
我們恐怕在不知不覺中被過多的觀念圖示、思考僵硬的圖示所纏繞，它們遮蔽了現實，妨礙我們撫摸活生生的現實。然後這個遮蔽、這個面紗，防止我們與現實的直接接觸，也為我們排除了因現實而被灼傷的危險。然後我們說，這就是「文化的厚度」。節慶有淨化貧窮的功能，或許真是如此，或許人所活著的生真是如此虛無，但思考起來那其實是第三人的、或是第三人的觀點所導引出的抽象。所謂的生活，是極端無奈的生、隨機地活著，無論是富有、是貧苦，人除了活著別無他法。即使在極端貧困中，人也一邊笑著、吃著、恨著、愛著、死著。那一個個瞬間依舊繼起，不就是生活的肉質嗎？
篠山紀信的《Olele‧Olala》企圖敘述這樣的事情。其中存在的是突破抽象語言圖示的現實，是拒絕文化、拒絕文化的遠近法的現實，是踢了第三者矯情感傷重重一腳的現實。
透過《Olele‧Olala》的契機，篠山紀信有著大大的改變。我不知道他本人怎麼想，但在這裡可以完全看到從「表現者」到「組織者」，從自己內部的表白者到不發一語，到只將現實如實「接受」，只讓現實發言的「組織者」的變貌。
發表《Olele‧Olala》的隔年，篠山紀信在雜誌《潮》，開始了後來收錄於攝影集《家》的連載〈家〉。

再來看《晴天》、《家》，它們全是鮮明的，一點雲也沒有。《晴天》是完成度很高的作品，是任何角落都對焦清晰的照片，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照片中毫無篠山紀信的心的遠近法，我們完全無法得知照片視線的中心究竟被放置在哪。當然，這和肉眼所捕捉的世界完全不同，某種意義上，這是徹底決定成為「虛」的視線，這是除了相機這個機械以外無法捕捉的視角，展現出來的是相機的透視取代了遠近法──跟前的東西大、遠處的東西小、更遠的東西更小，如此約束而來的透視。
隨機抽出《晴天》的一張照片，最前面有完全褪色枯萎的落葉雜草，可以在它下面看到帶著幾朵黃花的綠色野草，往前可見狀似廢墟的建築，牆面裸露出灰色水泥的肌膚，青空隨後展開，不太大的積亂雲形成一塊塊形體，十幾個一列地漂浮著。
或是《家》中的一張，大概是老房子吧，土造屋的門敞開著，左側疊起的大門上印著偌大的家紋，門前放著兩雙拖鞋，進入後直接就是客廳，門中央是大客廳，中間放著一台暖爐，暖爐旁的是這個家的主人嗎？一個男人席地而坐，眼神直直回望，即面對著土造屋門前架起的相機，畫面中央懸吊著照亮房間的日光燈，再過去有個匾額，客廳深處的內門開著，可看到下一個並不太大的房間。左側有個木頭樓梯，樓梯下是收納的抽屜，且看得見幾個把手，樓梯剛下來的地方放置著白色屏風，再過去可看到另一扇紙門──若從照片前方描述起的話。
乍看之下，這張照片的中心應該是這位坐著的男人，這個家的空間應是以這個男人為中心成立的。但這張照片似乎提出另一個可能，觀看照片的觀看者視線一旦從最前方開始，到了這個男人停止後，又繼續通過男人，直到房間最深處的紙門為止，然後再折返回來。最後，視線無法找到棲身之所，只能一直被流放，以致失去終點。男人以不確定的模樣靜止著，宛如被流放的象徵，我們觀看的眼睛也不知為何地失去自信。男人右手翻著雜誌封面，卻在中途停頓下來，男人不像是支配空間的居民。那麼，中心究竟在哪裡？內門的框架、紙門的框架，都切割了空間，越來越追擊著中心，也就是在攝影的框架中又有著幾個框架，結果整體成為難以穩定的東西。況且這張照片從前至後的所有焦點都是清晰的。
一切焦點清晰，意義的背後，就是一片的曖昧，是堅定支撐意義的背景的欠落，我們感到自己的遠近法正崩解而去。意義是存在的，確實，或許所有的意義都是存在的，但那不就和說著沒有意義相同嗎？我們的視線被繼續流放，最終無法發現能確實抵達的對象，相反地，這麼一個個鮮明的事物，反而像訴說著所有皆有意義。
篠山紀信動搖著我們的遠近法，就算只在一張照片中他也將一切等價地還原，並因攝影的並置（juxtaposition）而加速──觀看《家》，應該立即就能有所體會。《家》中髒污的屋頂樑柱、迎賓館的大天花板、年代久遠的大房子、微微髒污的農家書房，一切都被等價地並列。
《家》不只混雜著建築史的意義，又因為一切意義都已被等價捕捉，於是我們對著不知何時開始具有的意義位階性投出根本的疑問，並在其中，篠山紀信明顯突破了寫真美學和過去攝影的標準。
我們以為我們看著篠山紀信的攝影，但不久後我們發現，這其實是依序而生的現實，是遭遇著突如其來且前所未聞的現實。然後，篠山紀信忽然消失了。因為這是篠山紀信嚴密設下的一個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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