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穩定無產階級: 一個因全球化而生的當代新危險階級, 他們為何產生, 造成什麼問題, 社會又該如何因應? | 誠品線上

The Precariat: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思想家／杭士基（Noam Chomsky）點燃當代民粹興起、極右派抬頭、罷工抗爭盛行的關鍵族群理解全球化社會下勞動者悲歌的必讀之書打工族、約聘人員、自由接案者、實習生、老年勞工、移民……當社會一步步將人們推入毫無保障、一生窮忙的邊緣勞動地獄生存不穩定、看不見未來而只能「活在當下」的不穩定無產階級逐漸成為主流他們是誰？為何如此？我們又還來得及做些什麼？◎低薪、工作不穩定、工時過長、對工作沒有認同感、不受社會或公司福利保障……一群占了社會大半人口，卻難以在社會上被看見的邊緣勞動者－－「不穩定無產階級」隨著全球化發展，各國政府與企業競相增加勞動市場彈性，讓雇主能夠輕易操作員工的工時、工資、薪資、工作地點甚至是工作內容。因此，世界各地都出現了一群非典型勞動者，他們低薪而收入不安定、工作臨時化、身兼多職且時常陷於多工作業，這就是作者所定義的「不穩定無產階級」（precariat）。這些人對生活沒有安全感，不斷受結構壓迫，且沒有共同的明確目標，因此在社會上無法集體為自己發聲；長工時讓他們沒有時間精力查證思考，很輕易會彼此仇視，是容易受政客操弄的沃土；此外，他們沒有長期合約、沒有公司與社會安全網的保障，也缺乏工作安全、技能發展性，更沒有能力組成工會，除了不穩定的工資之外，幾乎一無所有。根據作者推測，目前許多國家的不穩定無產階級至少都占了該國成人人口的四分之一。◎只要符合越多以下描述，你就越可能屬於或將落入「不穩定無產階級」－－●你的收入金額和來源不穩定，難以對未來生活做規畫。●你的工作並非正職，而是相對暫時性、臨時性的。●你對工作沒有認同感，對未來職涯也沒有（或者沒辦法有）什麼想像。●你擔心自己的職務被取代，被雇主任意資遣，或是接不到下一個案子。●你的工時、工作內容或地點變動性高，且時常不是自己可控制。●你很難升遷，也不預期收入在未來能夠成長甚至持平。●就算對工作或雇主不滿，你也很難找到發聲的管道。●你很難從社會或職場獲取資源來培養或維持工作技能。●當你碰到意外或疾病時，家庭、職場或社會無法給你補償或支持。◎不穩定無產階級已然成為社會崩解的隱憂、極端主義的溫床二十一世紀走到今天，世界各地原本崇尚民主的地區，逐漸變成了極右派的溫床，而在這群極右派的支持者中，許多人正是不穩定無產階級。他們既焦慮又缺乏安全感，覺得自己是被剝奪、被壓榨的一群，而在憤怒找不到出口之下，就很容易被煽動或操弄，聽信不合理的政治讒言，支持那些個人魅力十足的民粹政客與極端主義者。當不穩定無產階級數量不斷增長，勞工收入又繼續下降，怒火就會引爆政治災難，如近幾年世界各地的民粹興起、極右派抬頭、罷工抗爭盛行，背後都與此階級的迅速崛起有極大關連。◎不穩定無產階級理論建立者，帶我們全面剖析及理解此族群的專書本書作者蓋伊．史坦丁長年投入研究不穩定無產階級，本書正彙整了他的研究精華，也是第一本深入剖析此階級的著作，推出後即引發全球關注此議題。在書中，作者將帶我們理解全球化如何造成這個階級崛起，並深入剖析其增長原因、組成分子的樣貌，也帶我們反思當代勞動及工作的形式為何使這群人成為極端弱勢，失去對知識、職業道德、時間的掌控。最後作者也剖析，當前的政治體制如何讓他們變得容易輕易聽信政客與煽動者，而我們又可以如何改革，讓不穩定無產階級獲得應有的自由與基本安全，進而從困境中解放。不穩定無產階級已是當代國際社會的重要問題，能否成功轉變劣勢，需要的不只是執政者的正視，更迫切需要社會中每位公民的理解與關注，而一切可以從本書開始。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專文導讀中正大學社會福利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呂建德◎聯合推薦商周集團執行長／王文靜哲學雞蛋糕腦闆、簡單哲學實驗室共同創辦人／朱家安中央研究院院士／朱雲漢轉角國際專欄作者／阿潑記者、《厭世代》作者／吳承紘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報導者》創辦人、執行長／何榮幸城邦媒體集團首席執行長／何飛鵬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李健鴻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記者、作家／房慧真貧窮經濟研究室研究員／洪敬舒台灣勞動與社會政策研究協會執行長／張烽益作家、出版人／顏擇雅「《不穩定無產階級》一書切中時弊，該書認為，在新自由主義式的經濟全球化影響下，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產業外移、高失業率與低技術服務業膨脹，製造出一群承擔非典型工作的不穩定無產階級，他們承受不穩定雇用、低薪、高風險、甚至可能仍需長工時與輪班工作，這些工作又要與新移民競爭，點燃了歐美各國反移民的民粹政治火苗。在台灣，產業外移的元兇就是全球化下的兩岸經貿擴張，創造出更多不穩定無產階級，主要進入批發、零售、旅遊、餐飲等低技術與低薪服務業，卻有政客不思改善，要求兩岸更開放『賺大錢』來飲鴆止渴，卻可能會讓台灣的不穩定無產階級比例持續擴大。本書提供另一種解決方案，有非常高的參考價值，例如基本所得(台灣可承受較小範圍的兒童生活津貼）、或是提供青年創業的金融資本重分配。《不穩定無產階級》一書出版，確實為台灣社會敲醒警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林宗弘「在全球化的趨勢下，各國的政府與企業競相增加勞動關係的彈性，致使一種人數快速增加的新興階級－－『不穩定無產階級』形成，他們面臨了失業、低薪、欠缺社會安全保護等各種彈性剝削的風險，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大挑戰。當越來越多的『不穩定無產階級』走上街頭，針對各種社會不平等的剝削問題發出怒吼時，將會對於各國的政治結構造成什麼樣的衝擊？又會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體制產生何種影響？這是英國學者蓋伊.史坦丁，在本書中提出的核心問題，相信也是關心資本主義國家命運的人們必須思索的重要議題。」－－文化大學勞工關係學系教授／李健鴻「從阿拉伯之春、佔領華爾街運動、到台灣的太陽花運動，晚近青年佔領運動是由這一群不穩定無產階級運動所推動。同樣地，從英國脫歐、美國川普當選，到歐洲各地的極右民粹主義興起，勞工階級陷入絕望的經濟困頓也是主要推因。要理解形塑當代政治的經濟力量，Standing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導引。」－－ｃ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榮幸「隨著社會日益不平等，『不穩定無產階級』已成為西方國家中相對剝奪感最深、社會位置最弱勢的群體，並且成為民粹政客操弄煽動下的狂熱支持者。這項觀察移至台灣社會亦可適用，台灣的民主正面臨類似挑戰。 本書作者倡議讓『不穩定無產階級』獲得應有的自由與基本安全，消除其不安全感與不公平感，才能讓這個群體從困境中解放出來。這項社會工程非常艱辛，卻是真正的治本之道，對於台灣很有參照價值。」－－《報導者》創辦人、執行長／何榮幸「毫無懸念的，彈性化與不穩定讓勞工大量流向失業及地下勞動已是既成現象。搭配Guy Standing的推論－『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不穩定無產階級』，本書對於被政治及經濟力量固著的新階級，無論敍事或論證都令人信服且驚心動魄。除了明白不穩定無產階級是如何被全球化與資本主義所煉成；我們也必須理解，隱身在這個階級背後的是社會連帶的碎化，並非責任的個人化。」－－貧窮經濟研究室研究員／洪敬舒「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思想家／杭士基（Noam Chomsky）「這本重要且具獨創性的著作，帶出了當今世界由於無法處理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不安全感而生的政治危機。它也對未來的路提出了建議：對『工作』這個概念的重新建構。」－－美國經濟學家／艾琳‧阿佩爾鮑姆（Eileen Appelbaum）「蓋伊‧史坦丁在本書中深刻地解釋了經濟不穩定已經變成了全球勞動市場中的常態，並為我們要如何打造一個更公平的社會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指引。」－－倫敦經濟學院產業關係教授／理查德‧海曼（Richard Hyman）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蓋伊‧史坦丁（Guy Standing）經濟學家，劍橋大學博士。國際基本收入研究組織「基本收入全球網絡」（BIEN）的聯合創始人，二十二年來擔任聯合主席，現任名譽聯合主席。他目前是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學院（SOAS）的研究員。曾任SOAS發展研究教授（2011～2015）、巴斯大學經濟安全教授（2005～2011）和蒙納士大學勞動經濟學教授（2005～2010）。在此之前，他是國際勞工組織在聯合國的社會經濟安全計畫主任。蓋伊‧史坦丁在2010年當選為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他同時也是許多國際機構的顧問，包括世界銀行、開發計畫署、兒童基金會和歐洲委員會。並擔任許多政府顧問，特別是曼德拉總統勞動力市場政策委員會的研究主任。他也是一些學術期刊的編輯委員會成員之一，個人著作超過二十本，其中《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Basic Income: And How We Can Make It Happen）繁體中文版已於2017年由臉譜出版社出版。相關著作：《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讀本：從基本收入出發，反思個人工作與生活的意義，以及如何讓社會邁向擁有實質正義、自由與安全感的未來》■譯者簡介劉維人自由譯者，希望從譯作出發參與公眾討論，回應當代需要的議題。喜歡形上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心智哲學、遊戲。譯有《世界上最完美的物件》、《被誤讀的哲學家》、《反民主》、《暴政》等。warren1_liu@hotmail.com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新版序初版序第一章 不穩定無產階級不穩定無產階級蠢蠢欲動／不穩定無產階級一觸即發／全球化之子／定義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方式／勞動、工作、玩樂、休閒／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各種樣貌／不穩定無產階級化現象／不穩定無產階級式思維／憤怒、脫序、焦慮、異化／本章結語第二章 不穩定無產階級增加的原因全球化變遷／勞動彈性警報：勞動再商品化／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失業困境／金融海嘯／拆解公部門／補助之國：不穩定無產階級的災難／地下經濟／社會流動性降低／本章結語第三章 那些淪為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人女性員工：謀生方式的女性化？／年輕世代：城市遊牧民族／年長者：「哭臉人」與「笑臉人」／少數民族／「身心障礙者」：一個重新建構中的概念？／受刑人：鐵窗那端的不穩定無產階級／本章結語第四章 移民：受害者，反派角色，還是英雄？新型態的外籍居民／不穩定無產階級，是流動勞動力的預備軍／從排隊變成排拒？／發展中國家的廉價外來勞工／新興的勞工輸出國家／結論反思第五章 勞動、工作、時間擠壓什麼是工作？／服務業社會中的工作場所／服務業社會的時間觀／勞動強度增加／為了勞動的工作／服務業社會中的技能／為了再生產而做的工作／年輕人與「連結性」／閒暇時間受到擠壓／本章結語第六章 地獄政治全景敞視社會／讓不穩定無產階級「開心起來」／心理治療之國／工作福利制與條件限制／妖魔化不穩定無產階級／逐漸淺薄的民主與新法西斯主義／本章結語第七章 天堂政治讓外來居民擁有公平的權利／重新獲得身分／拯救教育／工作，而不只是勞動／將勞動完全商品化／職業自由／工作權／對抗工作福利制與補助條件限制／集會結社自由：不穩定無產階級的能動性／恢復平等／基本收入／重新分配安全性／重新分配金融資本／奪回時間的掌控權／找回民眾的公共空間閒暇補助／本章結語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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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杭士基（Noam Chomsky），當代著名語言學家、思想家

試閱文字

內文 : ■　第二章　不穩定無產階級增加的原因

▍全球化變遷

全球經濟在一九七○年代之後逐漸整合為一，每個地區的新發展幾乎都會立刻影響其他地區。在一九七○年代，我們不常看到某兩個股票市場同時發生類似的變化，但現在每個市場的變化都同步發生。在一九七○年代，貿易在許多國家都只占該國收入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貿易商品都是互補品；但如今所有商品與服務都能貿易，貿易在各國商品與服務所占的比例也逐漸升高，很多貿易行為甚至能在跨國公司本身的國際網絡內部進行。此外，相對勞動成本對於貿易過程的重要性也增加了。

資本以及相關的工作機會，正由國際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成員國流向新興的市場經濟體。這個趨勢未來還會繼續下去。中國、印度、印尼、泰國的人均所得目前只有美國的百分之三。在未來許多年內，這些國家只要投入更多機器與基礎建設，生產力就能繼續提升。工業化國家將會變成食利者（rentier）經濟體，它們的平均實際工資既不會提升，也無法用來縮小貧富差距。

未來，新興市場經濟體將會繼續成為不穩定無產階級增加的主要因子之一。這個全球化現象沒有任何逆轉的方法。當代富裕國家的不平等與經濟不安全感，並不會遏止這個趨勢。二○○八年金融海嘯與之後的經濟危機，並不會讓各國回到保護主義。這些都是太過天真的想法。相反地，我們之後會知道，目前政府回應危機的方式，反而讓那些造成經濟危機的不安全感與不平等現象變得更嚴重。

▍中印經濟體的興起

在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中印經濟體」深深改變了全世界的社會與經濟環境。這個概念本身可能值得斟酌，畢竟中國與印度是兩個文化與結構差異度甚大的國家。不過為了行文需要，本書還是用中印經濟體這個簡要的名詞來代表整個現象。

在全球化之前，開放貿易與投資的各國勞動市場規模加總起來，大概有十億名工人與求職者（Freeman, 2005）。但在二○○○年，這些國家的勞動力已經增加為十五億。同時中國、印度、前蘇聯成員國也加入全球經濟，額外挹注十五億勞動力，使全球市場的勞動力供給增為三倍。這些幾乎沒有資本，工資很低的新進成員國，改變了全球的資本勞動比例（capital-labour ratio），削弱了中印地區以外工人的議價條件。二○○○年之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例如越南、印尼、柬埔寨、泰國、孟加拉，也紛紛加入供給行列。「中國加一」（China Plus One）這個新詞變得很流行，許多跨國企業都同步在中國以及另外一個東南亞國家設廠，做為規避風險的策略。其中人口八千六百萬的越南是最明顯的，該國的實質工資已經持續二十年凍漲。越南紡織工人在二○一○年的月薪是美金一百元，與美國或德國相比簡直是零頭。

我們可以用下面這個例子看出改變的速度。在過去四十年，日本都是僅次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二○○五年，中國的國民生產毛額（GDP）以美元計價，還只有日本的一半。但二○一○年，中國已經超越了日本，而且快要趕上美國。印度也在後面緊起直追，年復一年地驚人增長。

中國的成長源於政府投資，尤其以基礎建設最為顯著，外國的直接投資也是原因之一。各國紛紛透過中國附近的國家代理，將資金投入中國。它們迅速打造出許多工業區，引入數十萬工人關在宿舍裡，逼他們在工廠勞動，勞動強度之高，讓大部分工人在三年內就會離開。這些勞工可能很符合工業無產階級的形象，但其實他們被視為用後即丟的流動勞動力。社會上出現了調漲工資的壓力，但由於該國工資非常低，即使調漲，對於富裕工業國家而言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裡還是顯得微不足道。若以單位勞動成本的角度來看，由於中國的生產力迅速提升，所以即使工資上漲，單位勞動成本還是非常低廉。

中國對於全球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分為以下幾方面。該國的低工資，降低了其他國家提高工資的壓力，同時也擴大了工資差異。該國一直把工資壓得非常低。在經濟成長過程中，工資占國民所得的比例連續二十二年降低。一九八三年工資占國民生產毛額的比例並不高，是百分之五十七，但在二○○五年更進一步降至百分之三十七。這讓中國成為史上最「資本主義」的大型經濟體。

全世界最大的代工製造商富士康，是各國企業在雨後春筍的工業區內剝削中國勞工的縮影。富士康是台灣鴻海精密工業公司的子公司，在中國聘用九十萬名勞工，其中有一半位於勞工深圳廠區的「富士康城」。該廠區有許多高達十五層樓的廠房，每一棟都專門生產一位顧客所需的產品，例如蘋果、戴爾、HP、任天堂、索尼等等。富士康城的擴張策略，是以低得可憐的薪資聘僱農民工。那裡每年都預期會有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的勞工離職，換成另一批類似的求職者跳進這個過勞職場。

該公司的工作安排，助長了全球性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增加。直到二○○九與二○一○年爆出自殺潮之後，整個世界才注意到他們的低工資以及高強度勞動問題（每月加班超過三十六小時），而且這些問題已經迫使其他地方的公司削減工資，改用彈性勞動力，藉以維持公司競爭力。

但是自殺潮的確引發了一些反應。出現負面新聞與非正式罷工之後，富士康調漲了薪資，但同時也削減了工人的免費住宿、免費伙食，以及廠區內大量的娛樂設施。富士康對於自殺問題的回應方式，充滿家長式的領導風格。它在廠房四周圍起網子防止跳樓的員工身亡，聘請輔導員解決員工的心理問題，找佛教僧侶安定員工的心神，甚至想過要求員工簽署「不自殺」聲明。加州矽谷的大人物對自殺事件表達了關切，但其實這些人沒資格感到意外。他們都靠這些價格低到誇張的產品賺了天文數字般的財富。

富士康事件是全球化的隱喻。全球化的公司會改變企業模式。先是調高主廠區的工資，削減企業利潤，然後把更多產能移向低工資區域，製造出更多不穩定的勞工。這顆巨大的外包引擎，最後會把自己也外包出去。而富士康的做法與中國的發展模式，更加速世界其他地區改變。不穩定無產階級在新的結構中，將會變成矚目焦點。

▍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失業困境

失業是不穩定無產階級生活中的一部分，但社會對失業的態度轉變讓這個問題變得更難掌控。在全球化年代之前，人們認為失業是經濟因素與結構因素造成的，而失業者是在錯誤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的不幸人士。當時也根據社會保險原則建立了失業給付系統，每個人都支付保費，讓失業可能性較低的人援助失業可能性較高的人。

但如今這個模式崩毀了，只有某些國家還殘留一些遺跡。為了自己或社會上其他人支付保費的勞工越來越少，符合援助資格的人也越來越少。同時，政府對失業問題的態度大幅轉變。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下，失業與否變成每個人的責任，幾乎變成人們「自願」的選擇。這個框架給予每個人一個「適合僱用程度」，越是願意升級「技能」，改變自己的「習慣」與「態度」的人，越容易找到工作。接下來，人們就很容易開始責怪失業者，將其妖魔化，認為失業者是懶惰的寄生蟲。第六章會討論這件事的後果。但我在這裡只想先概述失業對不穩定無產階級的影響。

全球化時代的第一波衰退出現在一九八○年代初。當時不穩定無產階級開始在低階勞動市場出現，政府對低階勞動市場以及失業者的態度也開始改變。在英國，彈性的工資、不穩定的職位，加上高失業率，讓年輕的勞工階級更容易拒絕惡劣的工作，安於當個「領救濟者」。許多流行樂團都以此為主題，例如UB40。該樂團的名字源於「40號失業救濟表單」（unemployment benefit form 40），成員也都是領救濟者。雖然當時的工人社區正在縮小，在工人社區長大的年輕人可能也只有一小部分受這波浪潮影響；但這個現象變成政府改變態度的助力，讓政府找到藉口責怪窮人是因為懶惰不負責任才會陷入困境。

但彈性化的勞動市場其實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如果工資下跌，不穩定的職位變多，失業救濟金就會顯得更誘人。另一方面，工業化國家的政府也降低救濟額度，讓救濟金更難申請成功或者繼續請領。他們削弱了失業救濟的社會保險性質，讓救濟金失去了經濟學家威廉．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1942: 7）口中提供足夠收入，讓人在「謀生能力遭到中斷」時得以暫時維生的功能。實際上，目前有越來越多人處於「失業陷阱」（unemployment trap）之中：人們一旦放棄救濟金，改以低薪工作餬口，他們的有效所得「稅」率等同於飆高到接近甚至超過百分之百。

此時出現一個邪惡的迴圈，讓政府的決策變得令人反感。在工資降低、低薪臨時職位在低階勞動市場變成常態時，救濟金的所得替代率（income replacement rate）也增高了。這讓中產階級的評論者認為政府發放了「太多不必要的」救濟金，如果「去工作顯得划不來」，救濟金也應該跟著削減。於是為了讓就職比失業「更划得來」，政府引進了在職津貼（in-work benefits）以及工作所得稅額扣抵（earned-income tax credits），但這些都是助長扭曲、降低效率的藥方。失業陷阱並沒有因此消失，於是政策制定者只好強迫失業者做任何可能的工作，無論勞動狀況多糟，薪資多低。

全球性的失業救濟金改革浪潮，就這麼成為了孕育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搖籃。每個國家的改革方式未必相同，最後結果卻都相似。其中最大的變化是人們對於失業的看法。如今社會認為，失業是因為欠缺就業能力、具有缺點，或者對於工資或職務的看法不切實際所造成的。我們過去相信每個人都有資格好好活下去，因此設計了救濟金制度；但現在的人卻認為，只有乖乖按照某種方式生活的人，才有資格獲得救濟。

雖然失業保險的精神在某些國家還沒消失，但請領救濟的門檻在各國都變高，符合請領資格的時間縮短，發放的救濟金也變少了。在大部分國家中，都只剩少數失業者領到救濟金，而且比例正在下滑。同時，資產調查型津貼的比例卻在增長，每個津貼都有一大堆條件門檻。

▍不穩定勞動陷阱

在仰賴不穩定性勞動力的勞動市場中，工作不穩定的人必須負擔高額的交易成本。這包括了申請失業補助的時間、失業時損失的收入、找工作的時間與金錢、學習新工作流程的時間與金錢，以及適應臨時工作所需而改變生活型態所需的時間與金錢。比起他們能夠得到的收入，這些交易成本是很大一筆支出，並構成了一種「不穩定勞動陷阱」（precarity trap）。

根據英國就業協助公司「里德好夥伴」（Reed in Partnership）二○一○年的研究，獲得一份工作的平均成本接近一百四十六英鎊。這包括了治裝費、交通費、托幼費、訓練費等等。而且在就職的第一個月，還必須再花一百二十八英鎊。對於失業很久，或者連續從事低薪臨時工的人來說，這是一筆很大的開銷。這股強大的懲罰力道，讓低薪臨時工作的效益反而比長期工作更高。這顯示了不穩定勞動陷阱的問題，遠比過去人們重視的貧窮陷阱（poverty trap）還要嚴重。「里德好夥伴」執行長表示：「在我們的合作夥伴中，有很大部分無法負擔這麼高昂的費用。許多人甚至無法支付面試所需的交通費。」

然而，一直靠打零工維生的人必須不斷與風險為伍。舉例來說，如果某位女士目前擁有臨時工作，但她根據工資調整生活支出之後，工作結束了。而她必須仰賴微薄的存款枯等好幾週（實際上的時間可能更久），才能領到政府補助。她在這段時間中調降了生活水準，但還是得借錢才能支付房租等開銷，因此不得不揹債。此外，還有一個因素可能也會影響她的行為。打零工維生的人通常不會急著申請補助，而是在陷入困境之後才不情願地去申請。他們往往在親戚朋友鄰居之間債台高築，並成為高利貸業者的覬覦對象。不穩定勞動陷阱已經開始惡化。

如果這位女士運氣夠好，也許就能用政府的救濟款項償清一些債務，舒緩財務困境。但這時候卻有人找了另一份低薪的臨時工作給她，這時她遲疑了。由於某些法規試圖「讓擁有工作划得來」，並且降低傳統的「貧窮陷阱」，這位女士在上工之後，也許可以繼續請領某些補助款一段時間，但她也知道這份工作一旦消失，又必須再次面對令人絕望的交易成本。接受新工作的成本，實際上高到她無法負擔，她不但會喪失就業時期的補助，如果之後要再次申請失業補助還必須負擔額外成本。不穩定勞動陷阱就是這麼可怕。

而社群支持機制的衰亡更是讓這道陷阱變得更大。不斷在低薪臨時職場進進出出的人，既不能得到公司福利，也無法申請國家津貼，只會耗光所有家人朋友的援助資源。而且他們的債務問題、吸毒等等社會病狀（social illness）以及小店偷竊等等輕微罪行（petty crime），讓狀況變得更複雜。此外，不安全處境的心理壓力，以及必須不斷捨棄尊嚴，對仲介與潛在雇主銷售自己的過程，又讓他們的處境變得更糟。在缺乏經濟安全性基礎的彈性勞動市場中，上述問題注定不斷出現。

■　第三章　那些淪為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人

▍年輕世代：城市遊牧民族

全世界介於十五∼二十五歲的年輕人超過十億名，數量達到歷史上的最高點，他們大部分都位於開發中國家。雖然世界的人口可能正在老化，但年輕人依然非常多。不幸的是，很多年輕人相當沮喪。在眾多構成不穩定無產階級的族群中，最常看到的就是從學校剛畢業的年輕人。他們連續好幾年都只能做不穩定工作，而且他們爸媽那一輩的人似乎都擁有穩定的工作，相較之下顯得他們更為失敗。

自古以來，年輕人剛進入勞動市場時，因為社會希望他們學習經驗並且證明自己，所以會將他們擺在沒有保障的職位上。不過如今我們給予年輕人的條件並不合理。許多人做臨時工作的時間，已經遠遠大於培養「就業能力」所需。而公司也在提升勞動彈性的呼聲下，延長了員工試用期，合法壓低員工薪資並削減員工福利。

如今轉為正式員工的機會越來越低，年輕人的不滿也越來越強烈。以法國為例，該國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年輕員工剛進職場時只能拿到臨時合約，其中大部分人都無法轉為正式員工，只有那些大學畢業的人可能會被「長期」僱用。以前的年輕人之所以願意一開始在職場當個圈外人，是因為知道總有一天他們能夠走進圈內。而且過去的人可以靠爸媽養，家庭的凝聚力可以緩解工作一開始缺乏保障的問題。但工作缺乏保障的程度如今升高，家庭凝聚力卻在減弱。現在的家庭關係比以前更脆弱，而且老一輩的人缺乏遠見，不知道自己應該增加世代間的互惠關係。

社會性所得與工資彈性的結構調整，已經造成了工資下降，並讓年輕人的所得低於長輩。它不只讓更多年輕人從事缺乏保障的工作，這樣的工作工資當然比較低，而且無論要轉為哪種正職員工，條件都比較不利。他們既不能享有企業福利，也不能請領政府補貼，進一步增加墮入貧窮的風險。

日本就是這樣的例子。該國二十多歲勞工的平均年收入，在一九九七∼二○○八年之間降低了百分之十四。厚生勞動省在二○一○年的某份報告指出，該國十六∼三十四歲的勞工中，有百分之五十六需要第二份收入來源，才能支付基本維生開銷。

如今，不安全感讓年輕人相當不滿。大部分的人都想從事某些職業，但許多想要實現自己的人，卻並不希望像老一輩那樣卡在枯燥乏味、飽受壓力的工作裡。他們不想要在工黨主義的那種穩定全職工作之中過完一生。多份跨國調查顯示，如今的年輕人超過三分之二都想成為「自僱人士」，而不是去上班。但現實中的彈性勞動市場，是由年長的政客以及商業利益打造出來的，大部分的年輕人在這種市場中都只能虛擲大量青春，從事無保障的工作。

不穩定無產階級中人數最多的就是年輕人，他們同時也是得要打造未來的領頭羊。自古以來，年輕人總是對現狀不滿，總是努力創造更美好的明天。在丹尼爾．寇恩（Daniel Cohen,2009: 28）這些評論家眼中，一九六八年的五月風暴是年輕人成為「自主性社會力量」的契機。不過雖然這些「嬰兒潮世代」的人的確打破了父母那輩訂下的規則，但年輕人在歷史上一直都是推動改變的力量。反倒是因為年輕人在一九六八年的運動中拒絕工業社會以及毫無生氣的工黨式生活方式，不穩定無產階級在那一年誕生了。而這些曾經群起反抗資本主義的嬰兒潮世代，後來卻因為新興市場國家的關係而能買到便宜的商品，並享有退休金等諸多福利。他們在年歲漸長之後竟然開始鼓吹提高彈性，讓下一代的生活失去保障。某位充滿怒火的失業畢業生就寫道：「嬰兒潮世代可以享有免費的教育、買得起的房子、多得要死的退休金、較早的退休年限，甚至還能買兩棟房子。但我們只擁有永遠還不完的學貸，想先買小房子再換大房子更是困難重重。那些讓我們爸媽口袋滿滿的金融體系，只留給我們兩種工作選項：去做職場裡的屎缺，或者直接失業。」（Hankinson, 2010）

當然，上面這段抨擊長輩的說法忽略了階級的影響，因此呈現了錯誤的印象。事實上英國的嬰兒潮世代中只有很少人讀過大學；反倒是現在的人從中學畢業之後有一半都進入了高等教育。很多老一輩的人都是去工業化的受害者，他們被迫從事礦工、煉鋼工人、碼頭工人、印刷工人這種惡劣行業，將生命磨損為歷史的塵埃。而當時的大部分女性更是在經濟上被邊緣化，負擔比男性更重。雖然比較不同世代之間的甘苦聽起來像是在轉移焦點，充滿了保守派的意識，而且無視於全球化造成的影響（Willetts, 2010），但其實現在的年輕人並沒有比長輩更慘，因為不同時代的人面臨的困境不同，不同階級的處境也不能一概而論。在過去，工人階級的社群有一種代代相傳的團結氣質，如今許多不穩定無產階級所在的場域，例如大學校園或者義大利稱之為「alternativi」（另類）的社群，也有這樣的氣質。

這些社群的逐漸消亡讓年輕人面臨三種問題。首先，年輕人已經看著自己的父母失去了地位、收入、自尊和穩定的生活。其次，年輕人如今失去了模仿的榜樣。最後，年輕人陷入不穩定勞動陷阱，只能在低薪的工作以及失業之後被迫無所事事的魔咒之間，不斷擺盪。雖然我們知道鼓勵努力工作的「新教倫理」（work ethic）能夠在低收入的社區中代代相傳（Shildrick,MacDonald, Webster and Garthwaite, 2010），但是影響這些父母的不穩定環境也會影響下一代的態度與做事方式。系統化的工作彈性在一九八○年代首次衝擊了當時的民眾，他們的子女在二十一世紀初長大成人進入勞動市場，其中很多人的收入都無可避免地比爸媽更低，職涯發展也比爸媽更差。值得注意的是，認為自己屬於勞工階級的英國年輕人，比認為自己父母屬於勞工階級的年輕人還多。這些年輕人感受到自己正在向下流動，這和他們眼前的未來完全一致。

▍年輕人的不穩定勞動陷阱

大學畢業生會面臨兩種不穩定勞動陷阱。第一種是債務陷阱，如果這些畢業生想要成為專業人士，發展自己的職涯，就需要進行長期規畫。但大學除了給他們文憑，也給了他們學貸，一旦掙到了錢就會被政府認可的債務執行人虎視眈眈地收走（而且即使掙不到錢還是得還債）。於是，許多年輕人都只能去找臨時工作。他們的工資低到無法償還債務，工作內容也與所學專長或志向不符。他們不斷聽到成千上萬的同代人被困在無法學以致用的工作中，但他們沒有選擇，只能屈就於眼前的爛職缺，無法從工作中培養出重要的專業。除此之外，潛在雇主的想法更是讓不穩定勞動陷阱惡化，雇主可能因為年輕人的債務問題而覺得他們不值得信任。

在東京，學生如果沒有還清學貸就會被列進黑名單，而且如果債務紀錄不佳，工作就會更難找。公司徵才的時候會檢查這些紀錄，一旦身上有債，處境就會越來越糟。一般來說，年輕人雖然花費多年學習拿到了大學文憑，但現實卻逼迫他們在專業志向以及收入需求之間二者擇一，這就是第二種不穩定勞動陷阱。有些人因為需要生活和還債的收入而從事某些臨時性工作，有些人則為了發展未來的職涯而繼續撐下去。那些拒絕從事沒有發展性的臨時工作的人，也許就因此被貼上懶惰鬼或寄生蟲的標籤。那些接受工作的人，人生則可能開始走下坡。

許多人討論過這個時代的年輕人對於工作的態度是否與上一代不同。他們說年輕人希望獲得更多政客口中的「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但這根本是有說等於沒說的陳腔濫調，畢竟誰會不想要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呢？人們常說Y世代、千禧世代、「iPod 世代」的年輕人（大約指那些一九七○年代中期以後出生的人），不像是嬰兒潮世代（一九四六∼一九六○年出生）與X世代（一九六○∼一九七○年代中期出生）的人那麼重視物質生活，而且對工作沒有那麼投入。但這種說法也許只反映出年輕世代拿不到好工作，以及不穩定勞動陷阱相當普遍的事實。心理學與經濟學都告訴我們，如果工作本身朝不保夕，很多人就無法真心投入其中。

美國有一些研究指出，大部分的年輕人其實都認為自己對雇主相當忠誠（Hewlett et al.,2009）。其中有一份研究調查了兩家公司中讀過大學的員工，發現百分之八十九的Y世代以及百分之八十七的嬰兒潮世代，都認為工作的彈性很重要，兩代的人都有三分之二以上希望有時候能夠遠距工作。無論是哪個世代，都只有極少數人認為自己「以工作為重」，而且大部分都不認為工作能夠帶來幸福。這告訴我們Y世代與嬰兒潮世代的工作態度其實很像，只是在不同的環境下產生了不同的反應。而且這些研究主要聚焦在有辦法得到高薪工作的人士，該族群對於工作的投入程度，照理來說本來就會比得不到好工作的人更高。

一份英國研究也同樣指出，年輕的專業人士對公司相當忠誠，而那些沒有獲得晉升就會轉職的員工大部分也都不是缺乏忠誠，而是有條件性的（Centre for Women in Business, 2009）。如今的年輕人覺得「組織」在過去背叛了爸媽投入的信任，不希望自己陷入同樣的悲劇中。某些人認為，二○○八年的經濟大衰退對Ｙ世代的「優越感」如同一個及時出現的「現實大考驗」，這種「優越感」對年輕人唯一的影響，就是讓年輕人覺得整個體制都在對抗他們。

總之，不穩定勞動陷阱告訴我們，那些販賣學歷文憑的「人力資本」培養系統，無法讓年輕人獲得符合志向的工作。大部分年輕人能拿到的工作並不需要多年的學校教育，目前的學校教育只會讓年輕人找工作時幻想破滅，更加沮喪失望。

▍世代衝突

在工業化國家進入勞動市場的年輕人，必須從微薄的薪水中提撥更多經費挹注長輩的退休金，幫人數越來越多的退休族群買單。人口結構的變化讓人相當絕望。日本是最早出現高齡化趨勢的國家，在一九五○年，每個退休者的開銷由十名勞工分擔，二○○○年只剩四名勞工分擔，二○二五年預計只剩兩名。如今該國的社會保險預算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用於年長者，只有百分之四用於兒童照顧（Kingston, 2010）。不過本書之後才會聊到對於年長者的衝擊，這裡先討論對於年輕人的影響。

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不僅必須花更多錢拿到更多文憑，搶奪稀少的初階工作機會（對許多人而言，這樣的機會越來越少），而且即使拿到了工作，還必須像現在的勞工一樣從薪水裡提撥保費，幫已退休的受僱者付退休金。由於高齡化等等原因，退休金的成本水漲船高，政府只好提高當下勞工繳交的保費金額，並延後他們的退休年限。而且政府也在刪減國家退休金的實質支付（real value），讓這筆交易對現在的工作者更加不利。政府甚至還讓當下的勞工負擔更多風險，要求他們將更多薪水存入固定提撥制退休基金（defined contribution。這種退休金的給付額不是固定的，而是將人們的錢存為一筆投資基金，未來的給付額可能會跟著基金的漲跌而改變）。當下的勞工經常必須為了自己的退休金，而從薪水中提撥保費投入基金，但這些基金卻未必能夠在未來給他們預期的退休收入。

▍沒有希望的明天

如今的年輕人必須面對各種不同的挑戰。有很多人身陷不穩定勞動陷阱中，很多人則面臨教育商品化導致的身分挫折。其中有一些人可以用玩票的態度，在畢業之後暫時當一下不穩定無產階級，之後再轉型為薪水豐厚的白領上班族甚至菁英階級，但大部分的人都只能一直從事臨時工作，完全不可能發展職場生涯。越來越多人受到的訓練都在增強「就業能力」，只是讓他們盡可能勝任各種可能的工作，卻與真正想做的工作完全無關。

某些人完全無法忍受這樣的環境。教育與工作不穩定之間的衝突產生了另一種結果：某些被義大利觀察家稱為「另類工作者」（alternativi）或「知識工作者」（cognitariat）的人，從此不再追求穩定的工作，選擇過著自由自在的日子，犧牲安定的生活，換取創造性與自主性。但這樣的生活型態只適合少數人，而且是一種浮士德交易，他們為了追求現在的自由與刺激，將會失去未來的退休金以及某些物質享受。儘管如此，它依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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