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索上的譯者: 翻譯如何引發戰火、維繫和平、促進外交或撕裂國際社會? 口、筆譯者翻轉歷史、牽動國際大局的關鍵譯事 | 誠品線上

Dancing on Ropes: Translators and the Balance of Histor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經濟學人》、《旁觀者》、《文學評論》齊聲好評 《二十種語言，另眼看世界》作者賈斯頓・多倫 、《你的耳朵裡是魚嗎？》作者大衛・貝洛斯一致推薦 譯者既要傳達訊息，又不能打破特定限制 既要掌握原文意義，又要呈現精準有效的譯文 翻譯者在許多「近乎不可能」之間挪騰舞動，世界也隨之挪騰舞動 他們如何「翻」天覆地，又是怎麼用文字與話語「傾國傾城」？ ┤各界盛情推薦├ 李明璁｜社會學家、作家 李可心｜美國臺灣觀測站共同編輯 施清真｜資深譯者 陳方隅｜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 陳榮彬｜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翻譯碩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楊詠翔｜譯者 廖咸浩｜國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外國語文學系特聘教授 劉仕傑｜前外交官、【臺北民主孵化器】創辦人 顏擇雅｜作家、出版人 ●「溝通於一時，功過在千秋」的譯者，在語言與文化轉換的鋼索上步步為營、如履薄冰 人類與歷史的重要轉捩，或許就在大眾習而不察中，默默受這群中間人的決斷所牽動...... 若非檯面下一支又一支筆譯和口譯大軍，外交事務很少能進行得一帆風順。在異文化接觸前緣，要避免衝突， 就得仰賴多語專家譯介想法與意見，搭起溝通的橋樑。歷來全球各地的翻譯工作者努力擴散話語、維護和平， 偶爾也難免闖下大禍。這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角色大多不太起眼，甚少受到重視。本書作者暨資深口、筆譯者安娜．艾斯蘭揚， 要帶領讀者一窺往往藏於幕後、低調運行的「譯世界」，也看翻譯工作是如何影響全人類與全世界。 從詭計多端的政治野心家、滿腹理想與英雄主義的領袖人物，又或者一般大眾與「非我族類」溝通的日常需求── 全球各地口、筆譯者會為各色背景的案主效力。這些中間人的話語或文字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左右了重大的局勢轉捩。 從本書中我們會看到： 🗾針對二戰《波茨坦宣言》要求投降的最後通牒，日本首相鈴木貫太郎本意可能為「不予置評」， 翻譯過程卻使意義流失，甚而扭曲為「默然蔑視」；大戰尾聲的美、日關係或許因而更難有轉圜。 👲清末中國面對西方叩關要求貿易、傳教，由此而生頻繁衝突，民間乃至於清廷難掩排外情緒。 庚子拳亂爆發，為洋行、傳教士工作的華人譯者是中國的叛徒？居中調解者？ 還是外國人的救星？又有多少人因翻譯工作而血灑戰場？ ㊙希特勒曾不斷拉攏西班牙獨裁者佛朗哥加入軸心陣營，後者一律以浮誇外交辭令搪塞，不正面回應。 直到戰敗，納粹都沒得到西班牙正式表態入夥。西－德語譯者從未給希特勒希望， 但佛朗哥實際立場為何、說過哪些話？譯者是口譯技巧差，或有意為之，讓西班牙始終與納粹保持一定的距離？ 💣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美國的戰略描述字眼採用「隔離」（quarantine）而非「封鎖」（blockade）古巴海域， 為的是避免踩到二戰慘烈的「列寧格勒圍城戰」歷史痛點，以防激怒俄方。俄文譯法「karantin」是否即危機解除的關鍵？ 《鋼索上的譯者》不僅放眼全球五大洲的廣闊範圍，也穿梭於歷史上各個風起雲湧的重要年代。作者更論及人類的科學、宗教、 新聞、探險活動等領域，翻譯如何在其中發揮影響，甚至翻轉局勢。這是一部關於譯者如何改變世界，同時也令人大開眼界的作品。 讀者從書中能發現藏身檯面下的關鍵人物，也一窺他們轉換語言、溝通文化的工作技藝。 ●口碑好評 語言是交流的基礎，創造分裂也帶來和解。這是一本窺見人類文化與語言多元的著作，從譯者站在文明交織與權力撞擊中心的角度，看見人類歷史的最精采時刻。 ——李可心／美國臺灣觀測站共同編輯 安娜．艾斯蘭揚成長於莫斯科，現居倫敦，常年從事新聞業、文學翻譯與公共服務通譯，為資深的英俄口筆譯者。作者將本書定位為大眾讀物，內容生動活潑、深入淺出，藉由一則則史實、故事以及親身體驗與觀察，再現有如在鋼索上跳舞的譯者，如何維持異語言與異文化之間的平衡，扮演中間人的角色，在人類歷史與國際外交上發揮關鍵性的作用，並不時帶入有關翻譯的本質與功能之討論。全書取材寬廣，從西元前兩百年的聖經翻譯到當今熱門的人工智慧翻譯，遍及希臘、羅馬、中、美、英、法、蘇、德、日、義、土耳其、阿拉伯、阿根廷、阿富汗……不僅是有關翻譯史與翻譯論的另類呈現，也是難得一見的「譯普」之作。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 外交工作是一門對於文字精準度要求非常高的行業，外交官的日常工作中，很大一部分正是在不同的語言間轉譯，不論是新聞輿情的翻譯，或是外交電報的撰寫，甚至是外交會議上的即席口譯，都需要對兩種以上的語言高度的熟悉且能夠轉換自如。 很高興有《鋼索上的譯者》這本書，將翻譯這門學問的巧妙與趣味寫了出來。誠心推薦給對翻譯以及外交事務有興趣的朋友們。 ——劉仕傑／前外交官、【臺北民主孵化器】創辦人 劉仕傑 這座豐富的故事寶庫講述了驚人的譯者成就，帶領我們認識一群英雄人物。作者以迷人而清晰的行文，解釋了語言專家長年來都在努力克服的職業複雜性和難題，也揭示這些人怎樣運用自身技藝、勇氣、匠心和機敏來維護和平、擴散話語，並促進世界各地人群之間的對話。 ——大衛・貝洛斯（David Bellos）／《你的耳朵裡是魚嗎？》（Is That a Fish in Your Ear?: Translation and the Meaning of Everything）作者 以繽紛靈動的文字向艱苦的翻譯、口譯者致敬；縱觀歷史，這群人投入的工作可能潤滑、也可能阻礙了外交與文化之輪的滾動。從聖人到騙徒、苦工到冒險家、書呆到天才——作者輕快點出各種翻譯者的樣貌，描繪了這種被小看的技藝背後生動的歷史，讓人非常享受。 ——賈斯頓・多倫（Gaston Dorren）／《二十種語言，另眼看世界》（Babel: Around the World in Twenty Languages）作者 充滿鮮活的故事……讓讀者對譯者的工作滿懷敬畏。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 角度多元且體貼讀者……艾斯蘭揚談到的領域廣泛，筆觸卻輕巧、讓人愉悅……成果卓越。 ——《旁觀者》（The Spectator） ……不僅跨度廣至全球範圍，更穿梭於不同歷史經驗……並非單純向投入這個可佩行業的前輩致敬，更深層的目的，是要讓我們思考未來、深刻體認：現今雖可能是機器學習的時代，但要將人類的專業摒除淘汰，恐怕為時尚早。 ——《文學評論》（Literary Review）"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安娜．艾斯蘭揚從事包括報導、翻譯，以及為政府公部門口譯等工作。書籍及藝術評述文章散見於《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衛報》（Guardian）及其他英國出版刊物。由她將俄文譯入英文的作品包括葉卡捷琳娜．德格特（Ekaterina Degot）等人彙編文集《後後蘇聯時代？：十年之交的俄羅斯藝術、政治與社會》（Post-Post Soviet? Art, Politics and Society in Russia at the Turn of the Decade）（芝加哥大學出版社於2013年出版）、《最佳歐洲小說選》（Best European Fiction）的當代短篇故事（達基檔案［Dalkey Archive］出版社於2013、2018年出版），以及19世紀葉戈爾．科瓦列夫斯基（Egor Kovalevsky）所著遊記《內非之旅》（A Journey to Inner Africa）（安默斯特學院 ［Amherst College］出版社於2020年出版）。另著有翻譯史普及讀物Dancing on Ropes: Translators and the Balance of History（本書原文版），2021年5月由英國Profile出版。王翎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所畢業，現專事筆譯，譯作有《母親的歷史》、《明天吃什麼》、《我從太空考古》、《好故事能對抗世界嗎？》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前言 第一章 「翻」天覆地 第二章 「笑」果 第三章 恭維的藝術 第四章 觀察與分析 第五章 語言珍寶 第六章 高門 第七章 不忠 第八章 用字精準不是希特勒的強項 第九章 藐小 第十章 末代帝國翻譯員 第十一章 保留東方味 第十二章 波赫士的五成 第十三章 以字為尊 第十四章 新聞編譯 第十五章 與當地人打交道 第十六章 必也正名乎 第十七章 主管機關的義務 第十八章 非邏輯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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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口譯協助下謀策擘畫，希望給予「垂死的民主國家」「致命一擊」，而同盟國領袖也商討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德義兩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美英蘇三巨頭各自帶著口譯員齊聚德黑蘭。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口譯是資深外交官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他也為總統提供政策及其他方面的建議，例如曾建議總統將講話內容切分成兩到三分鐘的段落，方便聽眾集中注意力。波倫在著作中自述，羅斯福總統「是非常棒的講者……很體諒口譯的辛勞。」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口譯員亞瑟．柏西（Arthur Birse）對雇主的評價也很高，稱許首相的發言「總是很清楚且切中要點」。然而也有些時候，邱吉爾等不及柏西寫完筆記就急著問：「他在說什麼？」但自己發言時又「偏好一口氣講完，不希望被口譯打斷」。邱吉爾這一點就不如蘇聯領袖史達林；根據波倫的印象，史達林「很為他的口譯員著想……對於發言時間長短掌控得很精準」。而在柏西的回憶中，史達林「表述想法時講得很慢、很簡單。」史達林的口譯員弗拉基米爾．帕弗洛夫（VladimirPavlov）並未撰寫回憶錄，我們無從得知他為蘇聯獨裁者工作的感想。
　　「不管發生什麼事，他都處變不驚，從容以對，」柏西如此描述帕弗洛夫，「就連史達林偶爾對他疾言厲色，在我看來並不合理……他看起來還是冷靜自若。」這幾位口譯員共事數年之久，逐漸能夠合作無間：其中一人想不出某個詞語的譯法時，其他人會提供建議，偶爾也會對彼此的譯法提出疑問。「帕弗洛夫在場讓我更有信心，」柏西回憶道，「我希望自己也能讓他有同樣的感受。」在德黑蘭曾有一回令柏西印象深刻，當時史達林正在宴會中發言，一名侍者要送上名為「波斯燈台」的冰淇淋甜點，不慎失手打翻，弄髒了帕弗洛夫的制服。「他面不改色，毫不猶豫繼續翻譯完很長又很難的段落。」
　　在外交實務上，口譯員通常負責從自己的母語譯成其他第二語言，這樣相較更容易，因為他們會比較習慣常配合客戶的講話方式和風格。柏西和波倫都很欣賞史達林「談吐流暢，用字遣詞簡潔明快」，稱許他的俄文「簡約精準毫不冗贅」，但對他的喬治亞（Georgian）口音評價就沒有那麼高了。波倫聽不太出來史達林的口音，但柏西一開始覺得很困擾：「就像聽到偏遠蘇格蘭高地本地人講英文。」英國人柏西出身雙語家庭（其父是移居俄國的蘇格蘭人，講英文一直帶有丹地口音），對地方口音十分敏感。
　　柏西曾有一次替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口譯，他形容赫爾「聲音低沉，帶著我不熟悉的美國南方口音」。他很難聽懂赫爾在講什麼，只能不斷用猜的或請赫爾重講一次。「我只能聽到什麼就盡量照字面直譯。」他寫道。他覺得自己表現很差，但似乎沒有人在意，所以他「振作起來繼續磕磕絆絆地翻譯」。
　　波倫和柏西也參與了歷史上另一場重大會談：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邀集英美兩國召開的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兩人的回憶錄都提到，他們評判要翻譯的談話內容，主要看條理是否清晰，邏輯是否清楚。例如邱吉爾有時候會太過激動：波倫描述「他會先講一句話起頭，重複一遍，有時重複兩、三遍，然後腦海中才浮現他要的畫面。」接著就會是一段精采非凡的演說。至於柏西，即使他很習慣雇主那些「從靈魂深處迸發的鮮活字詞」，也記述了某次史達林在作東的晚宴上「和邱吉爾兩人意氣風發、高談闊論，我和帕弗洛夫為了在各自的語言中找到適合的譯法簡直絞盡腦汁。」柏西認為口譯講究「流暢、快速和最重要的正確度」，他發現特別不好處理的語句包括修辭性問句如「辛苦勞動的人會看到他的家嗎？」，以及空洞瞎扯如「我提議舉杯敬和平勝利的燦爛陽光」。
　　三巨頭享用珍饈佳肴的同時雄辯滔滔、語驚四座，他們的翻譯助理卻忙得連點心都沒空嚐一口。我訪問過的外交口譯人員幾乎全都提到餓肚子這個職業災害，但是沒有人像多爾曼在回憶錄裡說得言簡意賅：「睿智的口譯要嘛事前先吃一點，要嘛事後大吃一頓。」不過偶爾也會有能大快朵頤的人，注意到那些嘴巴得忙著翻譯、顧不得進食的人的難處。在同一場晚宴上，史達林舉起酒杯：「今天晚上，還有其他的場合，我們三國領袖齊聚一堂。我們談話，我們吃喝，我們度過愉快的時光。但同時，我們的口譯必須工作，他們做的事並不輕鬆。他們沒空吃，也沒空喝。我們依賴他們將想法傳達給彼此。我提議敬我們的口譯一杯。」史達林分別和羅斯福和邱吉爾碰杯之後，邱吉爾也開口酬答：「全世界的口譯，聯合起來！除了聽眾，你們沒什麼可失去的！」至少這是柏西印象中的版本；波倫則聲稱那是他「在好幾杯伏特加下肚之後斗膽」想了這句詼諧妙答。無論這句話是誰說的，這兩段話最棒的地方在於很好翻譯，就算喝了幾杯酒也沒問題。至於其他的談話內容，口譯員想必是靠著這句俄文諺語過關：「苦練的本領技藝，喝再多酒也不會忘記。」
　　參加高峰會的另一種職業災害──或額外福利，視情況而定──是會碰到很多攝影記者。活動留影中可以看到很多口譯員自豪地擺姿勢與會議講者合照，但本章中幾位主人公似乎抱持不同的態度。多爾曼的回憶錄收錄了不少幀工作照，照片中的他制服筆挺、儀表堂堂，施密特的著作二○一六年版收錄的照片裡則幾乎找不到他本人，有他出現的極少張照片所附圖說則特別描述他「如常進行口譯」。柏西和波倫都沒有什麼理由逃避拍照留影。至於低調的帕弗洛夫則常在相機鏡頭出現時退到一邊，無論是基於什麼原因，但很可能與極權主義無關。他從政府高位退休之後在出版界工作，根據一些紀錄，他終生都是史達林的忠誠擁護者。在史達林統治下喪生的蘇聯百姓人數超過戰爭時送命的人數，或許他對口譯員來說是個好講者，但是沒有人（或許包括帕弗洛夫）會被他的言行舉止蒙騙。「在我面前的是一名徹頭徹尾的獨裁者，這個念頭始終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柏西在著作中如此總結，「我很慶幸自己不是為他工作。」
　　替獨裁者翻譯和替其他人翻譯沒有太大的不同，口譯員個人對講者的看法不應影響工作。比起語言學上的歧見，政治上的歧見可能比較容易消除，而就如所有口譯員都能證實的，個性不討人喜歡的人未必會是惡魔「奧客」。客氣博學的控制狂，尤其是略懂目標語言的人，可能跟滿口粗話、不學無術的人一樣危險。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樣的人如何將多重詞義變成真正的地雷區。我曾有一次不得不找字典來翻給口譯案的案主看，向他證明確實有「feckless」這個字，而且和「irresponsible」一樣都表示「不負責任」。而且現在碰到有人話講到一半停住，我已經不會皺眉頭了──通常他們這時打算要說「她真的就叫我死出去」之類的話，所以想向我示警：「聽著，我不知道這句你要怎麼翻譯」，好像以為髒話是翻譯工作裡多難對付的部分。
　　如果問口譯員什麼是最糟糕的講者特質，很多人都會提到愛插嘴。性急的客戶會一聽到熟悉的語句就打斷口譯，過了一會兒又要口譯員幫忙解釋。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關於一九六一年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審判的記述中，就描述了一名不耐煩的講者，而這個案例也讓她進而省思「邪惡的平庸性」。讓通譯工作變困難的並不是被告。「蘭道法官（Judge Landau）往往等不及翻譯完畢，就說出自己的答案，」鄂蘭描述道，「而且屢屢打岔，糾正翻譯，顯然相當樂於在嚴肅審判過程中保有一點娛樂活動。」
　　從第一手敘述可窺知，為獨裁者翻譯的情況類似，而且更加不妙。我們探討的幾位口譯員或許隨侍在老闆身側，或許與他們保持距離，但有時口譯員說話卻直接遭到忽略，而結果有好有壞。就連施密特博士雖然擅長維護口譯的發言權，有時候還是一句話也插不進去。他曾回憶一場英國高官霍瑞斯．威爾森（Horace Wilson）與希特勒的會面，威爾森帶來一封張伯倫為蘇台德危機寫給希特勒的書信，信中用詞嚴厲。施密特努力想要翻譯，但是所有人同時開口發言，所以即使曾有微渺希望可以讓蘇台德免遭併吞，也白白失去機會。「類似情況很少發生，但這一次，」他寫道，「我試圖在希特勒面前堅持我的口譯員本分卻失敗了。」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二十種語言，另眼看世界》、《你的耳朵裡是魚嗎？》作者一致推薦
《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泰晤士報文學增刊》（TLS）齊聲好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