拚經濟: 一本國民指南 | 誠品線上

Economics: The User's Guide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經濟學95%是常識。它不只不是高深科學，它甚至連科學都不是。所有理論都是特定時空背景的產物，沒有最正確，沒有最客觀，只有最符合產業環境需求，或最符合國民道德價值。因此，經濟學應該是一門政治思辨之學。2008金融海嘯讓經濟學界相當難堪。全世界都質疑為何連諾貝爾獎得主也無法預見危機。媒體批評專家研究都是自己爽。實務界則抱怨經濟系畢業生只會設計數學模型，卻無法把演算結果化為企業策略或政策建議。還沒畢業的經濟系學生則呼籲教科書應該整個重寫，學程也要重新設計。本書雖也對學校教的經濟學提出批評，但提出解方更進一步。作者認為，經濟學既然攸關民生，經濟學就應該是國民素養。國民沒變成經濟公民，經濟議題沒進入民主對話，拚經濟就會變成拚少數人的經濟。本書把國民進行經濟思考應該具備的素養一網打盡：如何解讀數據、如何追求成長、如何規範市場等等。重要概念都有清楚交代，全沒使用數學公式。●聽到一種經濟政策，你第一個要問：「誰受益？」●經濟學中，所有數據都不是客觀的。數據一定是某一概念的測量值，概念本身定義往往莫衷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種學理適合別國，不見得適合你的國。適合你的國A領域，不見得適合B領域。這是拚經濟不能全聽專家學者的另一原因。因為專家學者可能只知學理與別國經驗，卻跟本國問題背後結構脫節。●經濟史在學界是冷門，經濟系學生大多沒修過這門課，因此畢業生都講不出眼前經濟現象的來龍去脈。●中文版為了方便讀者，書中各種國際評比皆納入台灣數據。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張夏準（Ha-Joon Chang）劍橋大學經濟系教授，1963年出生。首爾國立大學畢業後赴英留學，1992年取得劍橋大學博士。2003年默達爾獎、2005年列昂季耶夫獎得主。研究領域是貿易政策、產業政策、經濟轉型的政府角色、東亞經驗。被歸類為制度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在台灣出版過《富國的糖衣》、《資本主義沒告訴你的23件事》二書。曾為《衛報》撰寫專欄，在英國常上電視，在《展望》(Prospect)雜誌「五十大世界思想家」票選曾高居第九名(2014年)。曾任日本、英國、加拿大產業政策顧問。他出身韓國的知識菁英名門，同家族有眾多知名學者。父親張在植是金大中時代的產業資源部長，弟弟張夏碩也是劍橋大學教授，曾任英國科學史學會會長。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 經濟學應該是國民基本素養經濟學家雖然預測常出錯，建議政策也常出錯，有一點卻很厲害，就是讓一般人誤以為經濟學很難，拚經濟就應該相信學者專家。第一章 學校教的經濟學往往無關拚經濟新古典學派變主流後，經濟學研究題目就不再是經濟，而是理性選擇。就算題目是經濟，也往往只關注消費與交易，跟拚經濟最有關的生產反而被忽略。第二章 再偉大的經濟理論都有時空背景亞當˙斯密所處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現今社會也是資本主義，但生產方式已幾番更迭，經濟參與者也改頭換面。理論要用得好，必須牢記「此一時彼一時」。第三章 資本主義五百年史學校不重視經濟史，害許多經濟系畢業生講不出眼前經濟現象的來龍去脈。本章只用45頁篇幅，從資本主義起源一直寫到亞洲金融風暴與2008金融海嘯。第四章 九大學派涇渭分明，各有優缺點發展主義雖在拚經濟上面功業彪炳，建議卻可能超過政府能力。凱因斯在金融海嘯後強勢回歸，缺點是輕忽長期。新古典學派某些假設脫離現實，優點是精準。第五章 經濟行動者：個人與組織組織有企業、工會、政府、跨國組織。企業擁有者可以是股東，也可以是員工或供應商。在許多先進國家，勞工與政府皆可參與企業決策。第六章 數據：GDP與GNP的差別國民去海外工作，其產出就只會算進GNP，不會算進GDP。測量一國經濟實力，短期要看GDP，長期最好是看GNP。但經濟數據沒有百分百客觀。第七章 成長：科技與組織力同樣重要「知識經濟新紀元」是唬人，人類經濟一直都是知識經濟。「製造業不再重要」也是唬人，技術升級一向是製造業帶動。農業出口大國全是製造業先進國。第八章 金融：經濟火車頭變頭號亂源原是助人投資融資、分散風險，近三十年卻變金錢遊戲，玩別人的錢圖利自己，風險全民承擔。改革已是高度共識，英美政府卻遲無作為，勢必再釀危機。第九章 貧富差距：差距大小看政府作為貧富永遠都會有差距，差距太大卻會阻礙階級流動，縮短人均壽命，增加經濟的不確定性。因此拉近差距不只是為了社會公平，也是為了拚經濟。第十章 工作：質、量、意義都重要拚經濟不只要提高薪資，降低失業率，也要改善工作條件，減少非自願兼職。如果投資不足，生產力無法提升，國民工時再長也是窮。第十一章 政府角色：經濟不可能離開政治政府是生產者、消費者、投資者，也是市場規範者。政府需要判斷何時應該介入市場。曾有很多政府搞爛經濟，但所有經濟成功故事都需要大有為政府。第十二章 國際面：錢、物、人的跨境移動參與國際經貿雖是必須，卻最考驗政府的管理能力。是否歡迎跨國企業進來，要看國家目標。好的外資可助產業提升，壞的外資會打擊產業。後記 別迷信學者專家與技術官僚如果倚賴專家治國，幹嘛有民主？何況大多數的經濟課題，學界並沒共識。國民必須培養自己的經濟素養，變身經濟公民，才能決定國家的經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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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導讀 : 為什麼要讀《拚經濟》 ？     顏擇雅
張夏準《拚經濟》一書的最大訴求，就是國民必須先變成經濟公民，才有辦法監督政府怎麼拚經濟。

所謂變成經濟公民，就是參與經濟的集體決策，因為民主本來就是集體決策。台灣陷入悶經濟時正好已揮別威權，同時又眼睜睜看中國進入高成長期，就不免懷疑民主不利經濟發展，經常指責政府：「沒在拚經濟，都在拚選舉。」

其實，先進經濟體的政府也都有拚選舉。美國、英國都有，連新加坡也有。別看新加坡從不政黨輪替，在人民行動黨眼中，得票少於七成就是大挫敗，因此也需要拚選舉，只是他們拚選舉並無阻經濟成長。

其實台灣民主的特色並不是拚選舉，而是台灣人還沒學會做經濟公民。媒體討論經濟往往點閱率不高。「拚經濟」承諾變空洞，因為選民並不關心「拚經濟」三字的內容。

一大原因當然是中國因素。自有總統直選以來，辯論焦點與其說是統獨，不如說是兩岸經貿。一度我們以為「力用中國」就能讓產業升級，或三通就能振興投資，後來都證明是幻想。

其實，經濟體質改善與兩岸經貿完全是兩回事。「戒急用忍」時沒改善體質，並不代表兩岸緊密結合就可以改善。這點甚至跟對岸是不是中國沒關係。波多黎各跟美國結合夠緊密吧，但波多黎各五十年來除了人口外流，改善過什麼經濟體質？

台灣史上最成功的經濟體質改善經驗的確沒靠兩岸，而是靠能幹的技術官僚。當時恰巧是威權時期，因此又有一種迷思，以為威權縱有諸般缺點，卻比民選領導者更容易任用到好的技術官僚。

的確，李國鼎是很厲害的技術官僚。但李國鼎時代除了威權，還有許多條件是今日無法複製，例如「退此一步即無死所」的緊繃氛圍。我們怎知李國鼎成功是因為威權還是緊繃氛圍？以色列的經濟成功，就是結合了民主與緊繃氛圍。

何況，今日台灣悶歸悶，機會依然比六七十年代多很多。以李國鼎才幹，他今日又何必當官，而不是像張忠謀那樣，去當某一產業的經營霸主？

其實，李國鼎帶給今日的最重要啟示，絕不是威權好棒棒，而是像張夏準強調的，經濟學95%是常識，人人皆可具備經濟素養。李國鼎的專業是物理，不是經濟，這卻無阻他做出第一流的經濟規劃。

這點李國鼎並不奇特。新加坡經濟在兩千年後一路成長，狠甩其他三小龍，最大功臣是楊烈國(Philip Yeo)，他的專業也不是經濟，是系統工程。

李國鼎、楊烈國的成功，並不代表經濟學不重要。他倆一定有下功夫搞懂國家當前經濟課題。他倆成功，代表拚經濟不必迷信財經專家，因為經濟素養一點都不難養成，看你想不想而已。

國民不想加強經濟素養，就容易迷信財經專家。也不是迷信其學養，而是迷信其頭銜。選舉時看競選團隊有什麼財經幕僚，選完則看財經內閣名單，好像拚經濟只是財經官員的事。

讀《拚經濟》一書就知道，政府影響經濟，並不限於財經部門。政府是一國最大生產者，提供郵政、教育、健保都算是生產。政府也是最大消費者，國防採購與教科書採購都算是消費。政府也是最大投資者，科技部補助研發，縣市造橋鋪路，這些都是投資。

政府影響經濟還有個最重要手段是規範市場，這也不限財經部會。例如主管食品安全的機關是衛福部，它的作為與預算會大大影響食品業的內需與出口競爭力。電視系統主管機關是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它擬定的法規會決定電視產業的投資意願，大大影響演藝人員的工作機會多寡。

張夏準主張經濟學不是科學，可能很多人難以接受。換一種說法，就是拚經濟沒有標準答案。學理沒有最正確，只有最適合。一種學理適合別國，不見得適合台灣。適合台灣A領域，不見得適合B領域。這是拚經濟不能全聽經濟學家的另一原因。因為經濟學家可能只知學理，卻跟本國問題背後結構脫節。

舉例，經濟學家不是都相信市場機制嗎？為什麼從前電視只有三台，台劇品質反而勝過現在兩百台？二十四小時新聞台競爭如此激烈，為何內容高度重覆？電視工作者有了一點經濟素養，建議政策可能比經濟學家更能解決台灣問題。

台灣還有一迷思，以為政府還債就是政績，舉債就是不負責任。其實新加坡高成長就是舉債建設的結果。新加坡國債佔GDP高達115%，是台灣三倍多。但新加坡並不說這是「債留子孫」。既然建設是跨世代共享，經費就應該跨世代分擔。

舉個「沒有債留子孫」的例。台灣人出國，總羨慕歐美河川乾淨，水岸風景優美。但台灣河川髒臭，原因不就是下水道普及率太低嗎？上一代沒為了下水道而債留子孫，付出代價就是髒臭河川留給子孫。到頭來子孫還不是要花錢整治愛河、淡水河？何況居住密集後再鋪設下水道，工程一定更複雜，花費更昂貴。

其實，經濟公民應該關心的，不是哪位執政者債留子孫，而是問：利率低還是高？債權在國外還是國內？舉債是用在跨年煙火還是公共建設？公共建設是拉抬房價還是促進產業？換句話說：債務結構比債務多寡重要。

「還債好過舉債」只是這本書戳破的迷思之一。但這本書最想戳破的迷思，是拚經濟應該交給專業。這種迷信會阻礙國民變成經濟公民，害國民無法監督政府怎麼拚經濟。

民主國家怎麼拚經濟，到頭來還是要靠國民的集體決策。這本書傳授的，是國民參與集體決策時應該具備的思考工具。有了這些思考工具，你聽到一種政策時，就可以判斷是拚到多數還是少數的經濟。沒有這些工具，你不是沒發言權而已，你可能連自己的利益怎麼被挪用去拚別人的經濟都不知道。

試閱文字

內文 : 經濟觀第二種：以組織為中心
有些學者發現，打十九世紀末開始，個人中心觀就沒法解釋經濟了。從此，最重要的經濟行動者已不是個人，而是內部結構很複雜的大型組織，例如企業、政府、工會，二戰後又加入許多國際組織。
組織一：企業
今天，最重要的生產者是大企業，雇用員工動輒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人，橫跨數十國。全世界最大的兩百家企業，產出便佔全球一成左右。據估計，國際商品貿易裡有三到五成其實是企業內部貿易(intra-firm trade)，也就是跨國公司將自己的投入與產出在不同國家之間移轉。例如豐田在泰國春武里(Chonburi)有一家引擎工廠，它把引擎「賣」給豐田在日本或巴基斯坦的組裝廠，這雖然算出口，泰國對日本或巴基斯坦的出口，卻不是真正的市場交易。這樣出口的引擎價格並不是市場決定，而是日本豐田總部說了算。
企業決策
法律上來說，大企業的決策應該都能找到特定的最終負責人，執行長、董事長之類的。然而這些人不管如何大權在握，當他們替企業做決策時，其背後思考還是跟個人為自己做決定很不一樣。企業決策是怎麼來的呢？
企業決策的最根本，是股東。標準說法，說股東「擁有」公司，做為簡單描述當然沒錯，嚴格說卻不是真的。股東其實只擁有股份，或股票，因此對公司經營有一些投票權。股東對公司之擁有，與我對我的電腦、我的筷子之擁有，完全是兩回事。而且，股份還有兩種：優先股與普通股。下文把兩種差別解釋清楚後，讀者就會更清楚股權是怎麼回事。
優先股的股東享有分配股息的優先權。所謂股息，就是利潤分給股東，而不是留在公司帳上當作保留盈餘。但優先股股東雖享有配息優先權，代價卻是必須交出重大決策的投票權，這裡的重大決策，包括高階經理人的任命與敘薪，還有公司該不該與別家合併，可不可去併購別家，或者被併購。
有投票權的股份叫普通股。這些股東就決策權而言一點都不普通，他們的決策是集體決策。投票的計算方式，通常是一股一票，但在某些國家，某些股份可享有較大投票權。在瑞典，有些股份是一股等於一千票。
誰是股東？
今日已不像十九世紀，絕少單一資本家可掌控一家大企業的多數股權了。保時捷˙皮區家族(Porsche-Piech)控有保持捷福斯集團股權逾一半，是知名例外(編按：保時捷創辦人有一子一女，女兒嫁給皮區，因此第三代之後有的姓保時捷，有的姓皮區，目前家族成員有80人上下)。
有些大企業，單一股東的股數多到可以決定企業未來的地步。控權股數(controlling stake)的門檻因企業而異，通常要佔有總投票股數的20%以上。
祖克柏擁有臉書28%的股份，便是控權股東(dominant shareholder)。瑞典的瓦倫堡(Wallenberg)家族則擁有紳寶汽車(Saab)40%、伊萊克斯家電(Electrolux)30%、易利信電信(Ericsson)20%的股份，是這些大企業的控權股東。
多數大企業並沒有單一控權股東。它們股權分散，沒有單一股東能掌控決策。例如截至2012年3月，豐田汽車的第一大股東日本信託服務銀行手上的豐田股份也只有10%多一點而已。第二、三大股東則各擁有6%左右。即使一致行動，三大股東也掌握不到四分之一的票數。
兩權分離
股權分散，代表專業經理人即使沒有股權，仍是世界上多數大企業的實際掌控者。這就是兩權分離，也就是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這樣就有了委託代理問題，也就是代理人（專業經理人）在經營企業時可能只為自己著想，而不是為委託人（股東）。專業經理人可能只追求銷售極大化，而非利潤極大化。也可能設立一些沒必要的部門，雇一堆冗員，因為企業的營業額越大，員工越多，經營者名聲就越響亮。邁克˙道格拉斯主演的1987年電影《華爾街》，男主角戈頓˙蓋柯是私募基金經理人，有一幕他就狠批他正要收購的公司有副總裁33位，根本不知成天都在幹嘛。
有些相信市場力量的學者主張，委託代理問題就算無法根除也可以縮小，方法是把經理人利益拉到股東利益這邊。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邁可˙贊臣(Michael Jensen)與2013年諾貝爾奬得主尤金˙法馬(Eugene Fama)。他們提出兩種方式：一是把企業購併變容易，這樣金融市場就會冒出更多像戈頓˙蓋柯那樣的企業掠奪者，股東對經理人不滿意，就必須換人做看看。二是用股票選擇權來支付經理人薪資，這樣他們較有可能眼光跟股東一致，更努力於提升公司的獲利能力。這方式又名股東價值極大化(shareholder value maximization)，是1981年傑克˙威爾許新接奇異集團主席兼執行長時造的詞，馬上在英美企業界流行開來，後來在其他地區也廣被採納。
勞工與政府
勞工與政府也可影響企業決策，只是在美、英較不常見。
在歐洲某些國家，如德國、瑞典，勞工除了可以組工會，也可以派代表參與公司董事會，進而影響公司決策。德國實施共決制(co-determination system)，大企業的董事會有兩層，一是理事會(managerial board)，一是監事會(supervisor board)。理事會就好比其他國家的董事會，做出的最大決定如合併及關廠，必須得到監事會批准。監事會主席雖是經理人推派，而且能投下決定一票，監事半數卻是勞工推派。
在許多國家，政府都能以股東身份，介入大企業的管理決策。政府在民間企業持股，其數量之大可能超乎民眾想像。全球最大紙廠斯道拉恩索(Stora Enso)就有25%的股份在芬蘭政府手上。德國第二大銀行德國商業銀行(Commerzbank)也有25%股份在德國政府手上。這種例子超多。
勞工與政府要的東西和股東不一樣，和專業經理人也不一樣。勞工要的是避免失業，增加工作安全，改善工作條件。政府必須考量企業以外眾多團體的利益：供應商、當地社區、環保組織。到頭來，有勞方與政府參與經營的企業，其作風當然不同於股東與專業經理人主導的企業。
福斯公司的例子
要看現代企業的決策複雜度，德國汽車名廠福斯是一例。大股東是保時捷˙皮區家族，法律上說，這家公司的事，是保時捷˙皮區家族說了算。但今天的福斯卻不是如此運作。跟其他德國大企業一樣，福斯亦有兩層式董事會，勞方代表權很強大。而且，福斯有20%股份屬於政府，也就是下薩克斯邦(Niedersachsen)政府。到頭來，福斯的決策過程變得很複雜，需要多方討價還價，不只股東、勞方、職業經理人可以發聲，一般民眾亦可透過政府持股表達意見。
福斯的例子很極端，卻正好顯示企業決策真的與個人決定相差十萬八千里。如果對這種決策之複雜沒有粗淺了解，就沒辦法理解現代經濟之皮毛。
合作社企業
有些大企業是合作社，是員工或消費者、存款人、獨立小商家共同擁有。
消費者共同擁有的合作社企業，一例是瑞士Coop超市，在瑞士是零售業第二大。英國也有Coop，是英國第五大連鎖超市。這種零售業者匯聚消費者的購買力，與供應商談成較佳折扣，降低商品售價。當然，沃爾瑪與酷朋(Groupon團購網站)也匯聚消費者購買力，去砍供應商折扣，差別是合作社不必給股東分紅，折扣只需要跟消費者共享。
存款人合作社就是信用合作社。全球有近兩億人是信用合作社社員。世界上某些大銀行如荷蘭合作銀行(Rabobank)、法國農業信貸銀行(Credit Agricole)，都是信用合作社，二者一開始都是農人合組的儲蓄信貸機構。
生產者合作社有兩種：一是員工共有，一是上游供應商共有。
西班牙蒙德拉貢集團(Mondragon)是全世界第一大合作社企業，它是員工共有，旗下有七萬名員工兼合夥人，分屬一百多個事業單位，年營收在2010年有190億美元左右。其銷售額與員工數在西班牙是第七大。英國的約翰路易斯集團(John Lewis)也是知名的員工合作社，旗下除了約翰路易斯百貨公司，還有全英國第六大的維特羅斯連鎖超市（Waitrose）。它有八萬左右員工是合夥人，2011年營業額約140億美元，規模近似蒙德拉貢。
獨立生產者組成的合作社最常見是乳品企業，社員是擁有乳牛的酪農，大家合辦一個把生乳加工成罐裝奶、奶油、起士銷售出去的事業。例如「愛兒樂」(Arla)就是瑞典、丹麥酪農共同組成的企業，Lurpak是它旗下的奶油品牌，Lactofree則是它旗下的無乳醣乳品加工品牌。類似的酪農合作事業在美國有明尼蘇達州的「藍多湖」(Land O’Lakes)，在印度則有「阿牟爾」(Amul)。
合作社決策
合作社是社員制，決策是社員一人一票，不像合股企業是股權大小決定投票權大小。這樣的決策當然跟合股公司相差十萬八千里。
蒙德拉貢集團的敘薪制很有名，每一事業單位的最高階經理人，其薪酬只能是最前線、最低薪基層員工的三到九倍。確切的薪資差，是每一事業單位全體社員投票決定。相形之下，美國大企業執行長的薪資，至少都是員工平均薪資（不是最低薪資喔）的三四百倍。如果算進很難估值的股票選擇權，搞不好是一千多倍。有些合作社事業還會輪調工作，讓所有員工都能有高低階職務的經驗。
組織二：工會
在現代經濟體，有些勞工已不再以個人身份做經濟決策了。他們加入工會，不再是彼此競爭的個人，而是團結以來，以集體身份跟資方談判，爭取調薪，改善工作條件。
有些國家認為工會只會打壓生產力，是科技進步與組織進化的擋路石。有些國家卻把工會當作產業的天生夥伴。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瑞典車廠富豪(Volvo)買下南韓三星的重機部門，新資方就要求員工組成工會，因為瑞典經理人如果缺一個工會做為磋商對象，就不知怎麼管理公司。三星卻至今奉行惡名昭彰的「零工會」策略。
工會跟合作社一樣，也是會員制，決策是會員一人一票。個別的企業工會聯合起來，組成全國性的總工會，例如南非的COSATU、英國的TUC(Trades Union Congress)。許多國家，全國性的總工會還不只一個，依政治取向或宗教信仰劃分不同的總工會。例如南韓有兩個總工會，法國則多達五個。
在某些國家，企業工會一起共組產業工會。德國IG Metall就是金屬產業工會，美國UAW(United Auto Workers)則是汽車產業工會。在德國，IG Metall影響力已不限金屬相關產業(包括工具、電機、汽車、太陽能板)，它是全歐所有工會龍頭，一言一行往往會帶領風向。
工會的政治參與
歐洲有些國家如瑞典、芬蘭、挪威、冰島、奧地利、德國、愛爾蘭、荷蘭，工會是可以參與國家政策制定的。在這些國家，工會參與的政策並不限於明顯的勞動相關領域如工資、職訓、工作條件。即連福利政策、通膨控制、產業重組，政府也都必須聽聽工會的意見。
會有這種制度，有些國家是因為勞方有很高比例加入工會。像冰島、芬蘭及瑞典，有七成左右的就業人口加入工會。相較之下，美國只有11%。然而，加入工會的就業人口比率（工會密度）並無法完全解釋工會的參政權大小。舉例來說，義大利與英國就業人口加入工會的比率都比德國、荷蘭高，義大利約35%，英國約25%，德國、荷蘭則都不到20%，義、英工會對政策的影響力卻完全不如德、荷工會。因此，體制與文化也很重要。政黨與工會關係親疏是體制，政治革新是靠共識還是衝突對峙就是文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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