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冒險: 華爾街的12個經典故事 | 誠品線上

Business Adventures: Twelve Classic Tales from the World of Wall Street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紐約時報》暢銷書Amazon.com商業類暢銷書Top1全球兩大商業巨頭比爾‧蓋茲與華倫‧巴菲特共同推薦「這本書是我讀過最棒的商業書。」──比爾‧蓋茲福特汽車公司因推出愛德索新車慘虧3.5億美元，全錄以驚人的速度驟然崛起，奇異與德州海灣硫磺公司鬧出令人難以置信的醜聞，但這些故事有什麼共同之處？它們每一個都是經典商業例證，說明一家標竿性公司可能因為特定一刻的榮光或惡名，帶給世人難以抹滅的印象。誠如這本睿智、有趣且發人深省的書所示，這些例子為我們帶來的商業教訓歷久彌新，直到今天仍然切身中肯。有關華爾街的故事，總是充滿戲劇轉折與冒險，突顯財經世界奇謀詭計與變化多端的特性。本書作者布魯克斯見解獨到的報導，不僅非常深刻、具有人性，對重要細節歷歷如繪的描述，也讓人覺得無論是1962年美國股市駭人聽聞的重挫、一家著名經紀公司的瓦解，或是美國銀行家為拯救英鎊而採取的大膽行動，歷史都是不斷地重演。在同樣迷人的主題上還有另外5個故事，成就了這本讀來令人興味無窮又獲益匪淺的故事集。長期為《紐約客》雜誌撰稿的布魯克斯，活潑、生動地說了12個永垂不朽的經典故事，從華爾街到各大城主街，美國企業與財經世界透過他的生花妙筆，栩栩如生地展現在我們眼前。《商業冒險》著實是最活潑、最有文采的真正財經新聞報導。布魯克斯被《紐約時報》譽為「他那個時代的麥可‧路易士（Michael Lewis）」，本書獲得全球兩大商業巨頭比爾‧蓋茲（Bill Gates）與華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一致推薦，並譽為商業書經典代表之作。蓋茲表示：「在巴菲特把它借給我看20多年之後，在這本書首次問世45年以後，《商業冒險》仍是我讀過最棒的一本商業書。」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本書作者布魯克斯真是說故事的行家……他的作品非常明確地提醒我們，經營一樁強盛事業與創造價值的規則仍然不變。舉例來說，每項商業行動背後都有人的存在，是不是有完美的產品、生產計劃與行銷手段都無關緊要，你還是需要合適的人來理解並執行這些計劃。……直到今天，布魯克斯對商業的深入見解，切題性仍然不減當年。」－－比爾．蓋茲，《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文氣逼人，閱讀布魯克斯的書是一場盛宴。他的寫作能將原本令人眼神呆滯的主題，例如電氣產業市場定價醜聞等，化為喧囂歡樂的故事。而且，他還非常有趣。……他的故事精彩動人，以商業世界的特定時刻為背景，描繪出各式各樣栩栩如生的人物。」－－《史雷特》（Slate）雜誌「布魯克斯是他那個時代的麥可‧路易士。」－－《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看這本書是一項超級享受……布魯克斯是麥可‧路易士在創作上的直系先祖。」－－英國《獨立報》（The Independent）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約翰‧布魯克斯( John Brooks)1920-1993獲獎作家，因以財經記者身分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撰稿而享譽。除了《商業冒險》，還著有十本非文學類財經商業書，其中幾本對華爾街與企業世界有極具批判性的檢驗。在他的著作中，人稱經典的有《葛康達往事》（Once in Golconda）、《繁華盛世》（The Go-Go Years）與《商業冒險》。儘管布魯克斯主要因為財經相關議題的著作而揚名，他也曾經發表三本小說，並曾為《哈潑雜誌》（Harper’s Magazine）與《紐約時報書評》（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撰寫書評。譚天（第1-7章）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曾任聯合報編譯主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等職。現旅居加拿大，專事譯作。譯有《戈巴契夫傳》、《新媒體消費革命》、《身先士卒》、《飛堡戰記》、《新工業國》、《探訪CEO》、《推動轉型的手》、《大事法則》與《當代最具影響力14位大師談創新》等約一百本書。許瑞宋（第8-12章）香港科技大學會計系畢業，曾任路透中文新聞部編譯、培訓編輯與責任編輯，亦曾從事審計與證券研究工作。2011年獲第一屆林語堂文學翻譯獎。譯有《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數位新分享時代》、《品格致勝》、《柏南克的四堂課》及《哈佛商學院最實用的創業課》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第1章 股市的波動 一九六二年的小崩盤 第2章 愛德索的命運 一個值得警惕的產品故事 第3章 聯邦所得稅 它的歷史與特性 第4章 合理的時間 德州海灣硫磺公司的內部人 第5章 全錄，全錄，全錄，全錄 第6章 讓客戶圓滿 一位總統之死 第7章 企業裡的哲學家 奇異的溝通問題 第8章 美股最後一次大囤積 一家叫做「小豬商店」的公司 第9章 華府高官的第二人生 商人大衛‧李蓮道 第10章 股東會季節 年會與企業權力 第11章 免責咬一口 一個人、他的知識與他的工作 第12章 英鎊捍衛戰 銀行家、英鎊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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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第5章 全錄，全錄，全錄，全錄

當世上第一部油印機（mimeograph machine）──第一部實用於辦公用途的機械式文件複寫機──於一八八七年問世時，推出這種機器的迪克公司（A. B. Dick Company）並沒有在美國引爆一場熱潮。事實上正好相反，在芝加哥創辦這家公司的迪克先生，碰上一個難以克服的行銷問題。原本經營伐木的迪克，由於每天用手抄寫報價、寫得厭煩透頂，本想自行發明一部油印機，最後他從油印機發明人湯瑪斯‧愛迪生（Thomas Alva Edison）手中取得製造權，開始生產油印機。他的孫子小馬修斯‧迪克（C. Matthews Dick, Jr.）說，當時「大家不想為辦公室文件複製許多拷貝。」迪克公司現在生產各式各樣辦公室影印與複印機，還包括滾筒油印機。目前在公司擔任副總的小馬修斯‧迪克說：「最先使用這項東西的，大體上是教會、學校與童子軍這類非商業組織。想招徠公司與專業人士，祖父與他的同事必須費盡周章。當年辦公室運作型態早有定規，要人用機器複製文件，是一種打破這種定規、讓人遲疑的新觀念。畢竟，在一八八七年，打字機上市不過剛滿十年，使用並不普遍，複寫紙的使用情況也一樣。一位商人或律師若需要拷貝五份文件，他會找書記用手抄寫。許多人會問祖父：『為什麼我要做一大堆拷貝，堆得到處都是？這麼做只會把辦公室搞得凌亂不堪，只會惹來一些偷窺，還浪費了好些紙張。』」

在另一個層面上，老迪克還面對了一個或許與名聲有關的問題。幾個世紀以來，文件圖表的拷貝，一直給人一種大致不佳的印象。英文裡當作名詞與動詞使用的「拷貝」（copy）這個單字，有許多負面意涵。《牛津英語字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明白指出，在過去幾百年間，「拷貝」這個單字帶有一種欺騙的氛圍。事實上，從十六世紀末直到二十世紀初維多利亞女王時代，「拷貝」與「偽造」（counterfeit）幾乎是同義詞。﹝古早以前，「拷貝」做名詞使用時，原本有一種「充分」（plenty）或「富足」（abundance）的正面意義，到了十七世紀中葉，這類用法已經逐漸式微，只有形容詞形式的「copious」（豐富、大量的），仍有這類正面意義。﹞

十七世紀法國箴言作家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於一六六五年在他的《箴言集》（Maxims）中寫道：「只有能將劣質原始文件的缺陷展現的拷貝，才是好拷貝。」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英國藝評家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也曾在一八五七年斬釘截鐵地說：「永遠都別買複製畫。」而且根據他這項警告，不買複製品不是因為這麼做等同欺騙，而是會自貶身價。再者，書面文件的拷貝也往往啟人疑慮。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約翰‧洛克（John Locke）在一六九○年寫道：「一項文件紀錄經過公證的拷貝，儘管可以視為有效證物，拷貝的拷貝卻永遠無法充分佐證……不能作為呈堂證供。」大約在同時間，印刷業崛起導致「foul copy」一詞的出現，意思是「充滿訂正修改的草稿」。維多利亞女王時代還流行一句話，說一個人或一件物，是他人或他物的「pale copy」，也就是「劣質拷貝」。

工業化造成大量複印需求

不斷工業化造成的實際需求，無疑是這類態度在二十世紀出現逆轉的主因。無論怎麼說，辦公室文件的複製需求，開始非常迅速地成長。（或許，似乎讓人感到矛盾的是，這項成長與電話的崛起同時出現，但也許這種現象並不矛盾。一切證據顯示，人與人之間的溝通，不論使用什麼溝通工具，都不會僅僅因為已經完成溝通目的而打住，它總是會讓人覺得更需要溝通。）一八九○年以後，打字機與複寫紙開始普及，滾筒油印也在一九○○年過後不久，成為辦公室的標準作業程序。迪克公司在一九○三年理直氣壯地表示：「沒有愛迪生油印機（Edison Mimeograph）的辦公室，不是設備齊全的辦公室。」美國的辦公室在這一年已經擁有約十五萬台油印機；這個數量到一九一○年可能突破二十萬，到一九四○年高達近五十萬。

一九三○與一九四○年代，膠印機（offset printing press）問世，由於複製的產品比滾筒油印機精美得多，遂成功取代了油印機，成為大多數大型辦公室的標準裝備。不過，就像油印機一樣，膠印機在展開複製工作以前，也必須先製作一張特定主版頁（master page），而主版頁的製作不僅成本較高、也比較費時。也因此，唯有在需要製作相當數量拷貝的情況下，使用膠印機才合算。套用辦公室裝備術語而言，膠印機與油印機是「複寫機」（duplicator）而不是「複印機」（copier），而所謂「複寫」與「複印」之間的界線，一般以十到二十份拷貝之間作為區分。有效又省錢的複印機，花了極長一段時間才姍姍來遲。無須製作主版頁的各式影印裝備，在一九一○年左右開始問世，其中最有名的是佛特斯泰（Photostat）影印機，直到今天情況仍然如此。不過，由於成本高昂、製作速度緩慢，而且操作不易，它們的用途大體上局限於建築、工程構圖與法律文件的複製。直到一九五○年過後，拷貝一封商業書信或一頁打字稿的唯一實用機器，仍然是一台滾筒上裝了複寫紙的打字機。

一九五○年代是辦公室機械化複印作業的草創期間。在短短一段時間，市面上突然出現一堆各式各樣、能夠複製大多數辦公室文件的裝置。這些裝置不需要使用主版頁，而且每製作一份拷貝頂多只需要一分鐘，成本也只有幾分美元。這些裝置運用的技術各不相同，比方說，明尼蘇達礦業製造公司（Minnesota Mining & Manufacturing）生產的熱感複印機（Thermo-Fax），於一九五○年問世，使用熱感應複寫紙；美國影印（American Photocopy）於一九五二年推出的岱爾美自動黑白複印機（Dial-A-Matic Autostat），以一般攝影術的改良版為基礎提供複印功能；伊士曼柯達（Eastman Kodak）於一九五三年推出的維利費（Verifax）三合一多功能複印機，使用一種稱為染料轉印法（dye transfer）的技術，諸如此類。但與迪克先生的油印機不同的是，這些產品幾乎立即都有了現成市場，一方面固然是因為市場確有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這些產品與它們的功能，能讓使用者產生一種強而有力的心理迷戀──現在看來，情況似乎果真如此。在社會學者永遠指為「廣眾」（mass）的社會，將一件獨一無二的東西複製成數量眾多的東西，總是一種令人難以抗拒的概念。

不過，這所有草創初期的複印機，都有嚴重得讓人卻步、揮之不去的缺陷。舉例來說，岱爾美與維利費難以操作，而且複印出的文件是濕的，需要晾乾；明尼蘇達礦業製造公司的熱感複印機若熱度過高，複印出來的文件會變黑；此外，這三種複印機都必須使用製造廠提供、經過特殊處理的紙張。要將「文件複印」這種難以抗拒的概念綻放為一種爭相效尤的狂潮，還需要一項科技突破，而這項科技突破於一九五○年代將結束時，隨著一種新機器的問世而出現了。這種新機器運用一種叫做「靜電複印」（xerography）的新原則，能夠使用一般紙張製作乾的、高品質的永久性複印文件，而且操作也簡便得多。

這種新機器一經推出，效果立即燎原。主要由於靜電複印技術的運用，據估全美境內每年製作的複印文件（不是複寫）的件數，從一九五○年代中期的約兩千萬份，爆漲到一九六四年的九十五億份，再到一九六六年的一百四十億份──這還不包括歐洲、亞洲與拉丁美洲境內數以億計的複印文件。不僅如此，教育人員對印製教材、商人對通訊文件的態度，也出現很大的改變。前衛思想家開始對靜電複印技術讚不絕口，說它是一項革命，重要性媲美車輪的發明。只要投幣就能操作的複印機，開始在賣糖果的小店與美容院出現。狂潮──沒有十七世紀突然爆發在荷蘭的鬱金香狂潮那麼狂，但影響力大概比鬱金香深遠得多──已經全面展開。

一九六○年代美國最輝煌的商業成功

造成這場大突破的公司，當然正是紐約州羅徹斯特市（Rochester）的全錄公司（Xerox Corporation）。這幾十億、幾百億複印文件使用的機器，大部分都是全錄的產品，因此全錄也成為一九六○年代最輝煌的商業成功。一九五九年，當時稱為哈洛伊德全錄（Haloid Xerox, Inc.）的這家公司，推出第一部自動靜電複印辦公室複印機，創下三千三百萬美元的銷售業績。一九六一年，它的銷售業績為六千六百萬美元，到一九六三年高達一億七千六百萬，到一九六六年超過五億美元。當時，該公司的執行長喬瑟夫‧威爾森（Joseph C. Wilson）指出，如果業績繼續這樣成長下去（也許，對每個人來說都幸運的是，這種事不大可能發生），二十年後全錄的業績將比美國的國內生產毛額還要大。

在《財星》（Fortune）雜誌一九六一年全美五百大企業還榜上無名的全錄，在一九六四年排名第二二七，在一九六七年攀升到第一二六名。《財星》雜誌的排名以年度銷售額為估算基礎，若以某些其他標準來算，全錄的排名遠比第一七一名高得多。舉例來說，在一九六六年初，以淨利而論，它排名全美約第六十三位，若根據銷售利潤比，它可能名列第九。若以股票市值而言，全錄這家新秀的排名約為全美第十五位，比美國鋼鐵、克萊斯勒、寶鹼（Procter & Gamble）與美國無線電公司（R.C.A.）這些老牌大廠還要高。投資大眾對全錄的熱情追捧，讓它成為一九六○年代股市的「葛康達」（Golconda），那是一座印度古都，曾以出產巨型鑽石而聞名。任何人若在一九五九年年底買進全錄股票抱著不放，直到一九六七年初再脫手，會發現自己的投資賺了六十六倍。任何人若能超級洞燭機先，能在一九五五年就買進哈洛伊德的股票，他的原始投資會幾近於奇蹟也似，成長一八○倍。全錄的成功，造就了一批所謂的「全錄百萬富翁」，自也不足為奇。這批富翁共有七百人，大多數住在羅徹斯特地區，或者來自這個地區。

就像哈洛伊德公司創辦人之一的老喬瑟夫‧威爾森，是前文所述那位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六八年間擔任全錄公司老闆的小喬瑟夫‧威爾森的祖父一樣，一九○六年在羅徹斯特成立的哈洛伊德公司，也是全錄公司的祖父級前身。哈洛伊德公司製造攝影感光紙，就像所有攝影業者一樣，尤其是那些位在羅徹斯特的公司，它生活在近鄰伊士曼柯達的巨型身影下。但即使是在這種陰影的壓制下，哈洛伊德仍能以還不錯的成績撐過大蕭條。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那幾年，競爭與勞工成本雙雙增加，迫使該公司搜尋新產品，該公司旗下的科學家當時發現，俄亥俄州哥倫布城（Columbus）非營利工業研究組織巴特爾紀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正在研究的一種複印程序似乎很有可為。

說到這裡，故事得拉回一九三八年，地點在紐約市皇后區艾斯特利亞（Astoria）一間酒吧樓上的廚房。當時三十二歲、名不見經傳的發明人契斯特‧卡爾森（Chester F. Carlson），就用這間廚房充做實驗室來進行研究。卡爾森的父親是祖籍瑞典的理髮師，卡爾森在從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物理系畢業以後，便進入P.R.馬洛里公司（P. R. Mallory & Co.）設在紐約的專利部門工作，馬洛里公司是印第安納波利斯（Indianapolis）一家電氣與電子零組件製造業者。為了追求名利與獨立，卡爾森將公餘之暇全力投入辦公室複印機的發明工作，還聘了一位名叫奧圖‧康奈（Otto Kornei）的德國難民物理學者做幫手。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在用了一堆笨重的裝備、造了陣陣煙霧與臭氣之後，他們的實驗有了成果，能夠將「10-22-38艾斯特利亞」這幾個不起眼的字，從一張紙傳到另一張紙上。

這項被卡爾森稱為「電子攝影」（electrophotography）的程序，有五個基本步驟：在紙張上充上靜電（例如用毛皮磨擦紙面），以增加紙面的感光度；將這個紙面置於一頁寫了字的文件前，形成一種靜電形象；在紙面撒上一種只會黏附在充電地區的粉，形成潛在形象；將這形象轉移到一種紙上；最後，加熱以固定形象。這些步驟的每一步本身，與其他技術都有相當關係，算不上新，但結合在一起卻產生前所未見的效果──事實上，正因為它過於新奇，當年那些商業鉅子與重量級人士，在隔了很久以後，才逐漸發現這套新技術的潛能。卡爾森利用他在紐約市區馬洛里公司專利部門學得的知識，立即建了一套複雜的專利網絡保護這項發明，並且展開兜售──康奈不久後便離開了、另有高就，就此永遠離開電子攝影這一行。之後五年間，卡爾森一面在馬洛里工作，一面透過一種新形式向國內各大辦公室裝備公司提供這項程序的專利權，以拓展他的第二產業，但每一次都被打了回票。最後，在一九四四年，卡爾森說服巴特爾紀念研究所針對他這項程序展開進一步研發，並且言定新程序一旦出售或以授權方式出讓，權利金的四分之三歸巴特爾研究所所有。

於是，靜電複印術就這樣問世。書歸正傳，到一九四六年，巴特爾研究所對卡爾森這項程序的研究，已經引起哈洛伊德公司好幾個人的注意，其中包括即將接掌公司的小喬瑟夫‧威爾森。威爾森與他新結交的一位友人索爾‧利諾維茲（Sol M. Linowitz）談起這件事。利諾維茲剛從海軍退役不久，是一位聰明、有活力、關心公共事務的青年律師。當時，他忙著在羅徹斯特籌備一家新電台，準備播放自由派觀點，與當地甘奈特（Gannett）報系的保守派言論打對台。哈洛伊德公司雖有自己的律師，但威爾森對利諾維茲的能力激賞不已，於是請利諾維茲替哈洛伊德「專案」負責巴特爾這個案子。利諾維茲後來說：「我們前往哥倫布城，看研究人員用貓皮磨擦一片金屬。」經過多次參訪，雙方達成協議，哈洛伊德同意與巴特爾一起進行研發、分攤研發成本，從而取得卡爾森這項程序的使用權，卡爾森與巴特爾則可以取得權利金。其他一切似乎都因這項協議應運而生。一九四八年，在為卡爾森這項程序尋找新名稱的過程中，一名巴特爾的研究人員找上俄亥俄州立大學（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一位古典文學教授，兩人將兩個古希臘文字結合在一起，造出「xerography」這個字，直譯為「乾的書寫」（dry writing）。

另一方面，巴特爾與哈洛伊德的小型科學家研究團隊，在這項程序的研發過程中，碰上一個又一個令人困惑、始料未及的技術難題。曾有一段時間，由於哈洛伊德的研究人員實在心灰意冷，想乾脆把靜電複印技術專利權賣給IBM。但這念頭最後取消了，研究工作繼續進行，成本也逐日升高，哈洛伊德對這項程序的承諾，也逐漸成為一種「不成功就成仁」的要務。一九五五年，新協議簽訂。根據這項新協議，哈洛伊德擁有卡爾森的全部專利，負擔研發計劃的全部成本。為了支付這些成本，哈洛伊德發行巨額股票給巴特爾，巴特爾則將其中一小部分交給卡爾森。這項計劃的研發成本極為驚人；在一九四七年與一九六○年間，哈洛伊德在靜電複印技術上花了大約七千五百萬美元，這個金額大約相當於它在同期間例行營業額的兩倍。為了補足差額，哈洛伊德一面舉債，一面發行普通股籌資，賣給那些好心人士、那些敢於冒險，或那些生成慧眼能夠預知未來的人。部分也因為不忍眼見本地公司陷於困境，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也買了哈洛伊德巨額籌資基金，這些股票的買進價格由於之後除權，約為每股○‧五美元。羅徹斯特大學一位官員還憂心忡忡地警告威爾森：「如果兩、三年以後，我們為了停損，不得不出脫手中的哈洛伊德股票，請不要生我們的氣。」威爾森向他保證，絕不生氣。

為了支持公司度過難關，威爾森與公司其他幾位主管，在領取薪酬時，除了小部分現金以外，大部分領的是公司股票。有幾位主管甚至拿出自己的積蓄，將房子抵押來支持公司。（在這些主管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利諾維茲。事實證明，他與哈洛伊德的合作一點也不是專案關係；他成為威爾森的左右手，負責公司至關緊要的專利事務，負責組織與指導公司的國際加盟業務，後來還做了一任公司董事長。）一九五八年，儘管使用靜電複印技術的重大產品還沒有上市，公司經過仔細考慮，改名為哈洛伊德全錄。公司使用的註冊商標，是哈洛伊德早幾年已經採用的「XeroX」──威爾森也承認，當年採用這個商標，完完全全就是模仿伊士曼柯達的商標「Kodak」。最後，「XeroX」商標中那個大寫字母「X」沒多久就降了一級，成為小寫的「x」，因為大家都懶得下工夫將最後那個字母改成大寫。不過，這個像「Kodak」一樣，幾乎是標準迴文（順著唸與倒著唸都一樣）的商標一直沒有變。威爾森說，公司許多顧問曾經極力反對「XeroX」或「Xerox」這個商標，他們擔心民眾不知道該怎麼唸這個字，也擔心民眾可能認為它代表一種防凍劑，更擔心這個商標會讓重視財務的人想到一個非常喪氣的字：「zero」（零）。

然後到一九六○年，大爆炸出現，突然一切事情完全反轉。過去擔心商標名字取得不好，現在公司擔心的是這名字太好了，因為無論在談話、在印刷文件中，「to xerox」（去複印）這個新動詞開始頻繁出現。頻繁的程度甚至已經威脅到公司的專利權益，迫使全錄展開一項精心策劃的行動，以制止這種濫用情事。﹝（一九六一年，哈洛伊德全錄公司索性把名字改為簡單的全錄公司（Xerox Corporation。）全錄的主管過去為自己與家人的前途擔心，現在他們擔心自己會被一些親友們罵得狗血淋頭，因為當公司前景堪虞、股票只值○‧二美元一股的時候，這些主管曾經力勸親友們「不要買」公司的股票。簡言之，只要擁有一堆全錄股票的人，包括那些領股票不領現金、為公司省錢的主管，也包括羅徹斯特大學與巴特爾紀念研究所那些好心人，都成了富翁，或者富上加富。與全錄訂了好幾次約、得到許多股票的卡爾森，在一九六八年擁有的全錄股票市值好幾百萬美元，並因此成為全美第六十六名最有錢的人（根據《財星》雜誌的排名）。

社會企業先驅

這就是全錄發跡的簡史，它有一種老式的、甚至是十九世紀的味道：發明家形單影隻地在簡陋的實驗室中奮鬥，小小的家庭式公司，草創初期的挫敗，對專利系統的依賴，用古典希臘文找商標名，最後高奏凱歌、彰顯自由企業系統。不過，全錄的故事還有另一層意義；它不僅重視身為一家企業對股東、員工與顧客的責任，還進一步強調對社會整體的責任。就這一層意義而言，它不僅與大多數十九世紀的公司大不相同，事實上還走在二十世紀公司風氣之先。威爾森曾說：「訂定崇高目標，擁有幾乎不可能達到的抱負，讓人充滿有志竟成的信心──這些事像損益表一樣重要，或許還更重要。」其他的全錄主管也經常極力強調所謂的「全錄精神」，說這不是一種達到目的的手段，而是人類為了謀求本身福祉而強調「人性價值」的事。大公司像這樣使用美麗詞藻、語出驚人的狀況所在多有，所以全錄的主管說這樣的話，當然也一樣啟人疑竇，而且有鑒於該公司獲利之豐，這些說法聽來甚至讓人刺耳。但有證據顯示，全錄這些話並不是說著好聽的。

在一九六五年，該公司捐了一百六十三萬兩千五百四十八美元給教育與慈善機構，一九六六年也捐了兩百二十四萬六千美元；在這兩年中，獲利最大的都是羅徹斯特大學與羅徹斯特社區福利基金（Rochester Community Chest），而且在這兩年，該公司的捐款還相當於稅前淨利約一‧五％。與大多數其他大公司投入慈善的經費相比，這個百分比要高得多。舉例來說，美國無線電公司與AT&T都以樂善好施著名，但美國無線電公司在一九六五年捐助的善款總額，只占同年稅前收益約○‧七％，而AT&T的捐助比重也比一％少得多。為了宣示它對社會公益的堅持，全錄並在一九六六年投入「一％計劃」，即一般所稱的「克利夫蘭計劃」（Cleveland Plan），這是成立於克利夫蘭的一項專案，參加專案的地方企業同意，除了其他慈善捐助以外，每年以稅前營收的一％捐助地方教育機構，也因此只要全錄的營收持續增加，羅徹斯特大學與當地其他教育機構，面對未來都能有所保障。

在其他問題上，全錄也願意為了與獲利無關的理由而冒險。威爾森在一九六四年一篇演說中表示：「公司不能拒絕在大眾關切的重大議題上採取立場。」這種說法在商場上簡直就是異端邪說，因為在公共議題上採取立場，幾乎等於是在自絕於反對這些立場的客戶與潛在客戶。當時全錄採取的主要公共立場就是支持聯合國，也因此開罪了反對聯合國的人。一九六四年初，全錄決定以一整年的廣告預算四百萬美元，為一系列探討聯合國的電視網節目背書，這些節目在播出時不帶廣告，也不播任何全錄公司的標誌，只在每一個節目的開始與結尾附上一段聲明，說明這是全錄付費的節目。

那一年七月與八月，在全錄宣布這項支持聯合國的決定之後約三個月，反對這系列節目的信件彷彿雪片飛來，要求全錄撒手。這些信件總計約達一萬五千封，有的以溫言好語相勸，有的口氣強硬，形同開罵。其中許多信說，聯合國是用來剝奪美國人憲法權益的工具，聯合國憲章部分是由美國共產黨草擬的。還有幾封來自公司負責人的信，更揚言除非取消這個系列節目，否則他們的辦公室將不使用全錄的機器。只有少數幾封信的發信人提到激進右派反共組織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而且沒有一個人表明自己是這個協會的一員。不過，相關證據顯示，這項信件攻勢是該協會精心策劃的行動，它不久前曾發表刊物，呼籲會員寫信給全錄，抗議這項聯合國系列節目，還說發動潮水一般的信件攻勢，曾使一家大型航空公司從飛機上除下聯合國標誌。

之後全錄展開調查，經過分析後發現，這一萬五千封信出自約四千人手筆，進一步證明這是一次有系統的行動。但無論怎麼說，全錄主管與董事並沒有被這些信件說服，也沒有被它們嚇到。聯合國系列節目於一九六五年出現在美國廣播公司（American Broadcasting Company, ABC）電視網，而且廣獲好評。威爾森後來說，這個節目與不理會抗議、堅持播出的決定，雖然為全錄樹立了一些敵人，但因此交到的友人要多得太多。許多觀察家認為，從威爾森就這件事發表的多項公開聲明判斷，威爾森不僅具有優異的商業判斷能力，還有一種甚為罕見的商業浪漫色彩。

市場漸趨飽和，開始多角化經營

一九六六年秋季，全錄開始遭到推出靜電複印技術以來的第一波背運。此時，辦公室複印機這一行有四十幾家業者，其中許多業者在全錄的授權下生產靜電複印裝置。﹝全錄唯一不肯授權的，是一種叫做硒鼓（selenium drum）的技術，它能讓全錄的複印機在一般紙張上進行複印。所有與全錄競爭的產品，都仍然必須使用經過處理的特殊紙張。﹞全錄一直享有搶先進入新市場的業者所享有的那種優勢，也就是能夠收取高價。財經周刊《巴倫》（Barron's）在八月間指出：「就像所有科技發展必須面對的宿命一樣，這項曾經風光一時的發明，可能很快就會成為一種不足為奇的司空見慣之事。」標榜低價的新業者成群湧進複印市場；一家公司在五月間一封致股東的信中預料，不久會有十美元或二十美元一台的「玩具」複印機上市（一九六八年真有這麼一種玩具複印機上市，售價約三十美元），甚至有人說，有一天，商家會為了促銷紙張而免費贈送複印機，就像業者為了促銷刀片而贈送刮鬍刀一樣。

全錄了解自己的這些專利壟斷總有一天要成為公共財，幾年來也不斷購併主要包括出版與教育等其他領域的公司，以拓展營運觸角。舉例來說，它在一九六二年收購大學微縮膠片公司（University Microfilms）、一座未發行手稿的微縮膠片圖書館、絕版書、博士論文、期刊與報紙。在一九六五年，它開始購進另外兩家公司：一是美國教育出版公司（American Education Publications），全美最大的中小學教育期刊出版公司；另一是基本系統（Basic Systems），一家教學器材製造業者。不過，這些行動未能扭轉市場對全錄的成見，全錄的股價開始重挫。在一九六六年六月底，它的股價還有二六七又四分之三美元，到十月初只剩下一三一又八分之五美元，公司市值腰斬還不止。從十月三日到十月七日單一交易週內，全錄跌了四二‧五點；特別是在十月六日這一天，紐約證交所不得不將全錄股票的交易暫停五小時，因為這一天有價值大約兩千五百萬美元的全錄股票求售，但一張買單也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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