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文脈在近代: 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 | 誠品線上

漢文脈の近代: 清末=明治の文学圏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從漢字文化圈的一員，到獨立的民族國家， 日本的現代化進程與文化國族建構一體兩面，息息相關。 文化國族的建構，脫離不了如何定位文學， 或毋寧說：核心就是文學 從十九世紀末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在東亞，正好是「清末」，也是「明治」。彼時日本開始現代化，但其核心並非器物，而是文學。日本文人進行了一連串討論與轉型運動，界定了新一代日本人文化與認同基底，發揮了深遠流長的效果，甚至影響了中國的梁啟超。齋藤希史以「漢文脈」與「écriture（書寫）」兩大概念切入，涵括了當時紛亂未定的「文學」狀態，並以之為對象進行詳實考察，展示了日本現代化與文化國族建構的過程。 齋藤的研究詳實貼近文本，並且更深刻理解到：考察écriture的世界，絕不可只關注單一的線性發展，而該將視線投向在各式各樣潮流互相合流、衝突的文學場景。在日本國族性確立中，梁啟超意外扮演重要角色。齋藤貼近文本的研究之手，悉心點選各文本──報章雜誌連載小說、章回小說、翻譯小說。「小說」文類會成為主軸，正在於此載體可以吸納涵蓋所有關於國族與文化的討論。思想家探尋如何透過連載小說吸引大眾進而達到普世教育之效，而翻譯小說，更挑戰了日語範疇的邊界與定義。 作者繼而以細膩俯瞰東亞的視線，涵納到技術場域，探討銅版印刷如何助長了新日文的傳播。如果沒有銅版印刷，新型態之日文也不可能快速傳達至民間以及學校體系中。本書展現了一個國家之民族性乃是集體事業，實端賴各方各業群體群力。 最後，再從西洋人費諾羅沙看待日文的視線，來理解西洋人投射的對東亞的想像。費諾羅沙在漢文以及日文中尋找到的象徵主義意義，恰好回返與西方結合，然而東方並非僅只是召喚西方的橋樑，而乃是大一統文明進展的一部分。齋藤透過費諾羅沙，又更將漢文脈的變革，接合上了世界精神的一體性之中。 本書為齋藤希史以「漢文脈」為主題之論文集結，各篇章自有其脈絡，集結一同則呈現出完整且具啟發性的光譜，齋藤希史為我們譜繪出日本面對漢文脈時的經驗，當可為我們所用，回頭省視臺灣的文學性乃至於國族性。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齋藤希史齋藤希史，一九六三年生，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中國文學）。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手、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助教授、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文獻資料部助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等。其主要研究領域為六朝至唐宋的詩賦與文學理論，以及現代東亞整體的語言與文學，一方面關注中國古典文學之肇始，另一方面則是關注現代化之後，中國古典文學在東亞各地的流變與傳播。近年其關心更在於現代之後，在這樣重層的文字世界當中，閱讀、書寫主體之型態與精神樣貌。曾獲ＳＵＮＴＯＲＹ學藝賞、樋口一葉紀念山梨文學賞等。著有《「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漢文脈與近代日本》、《漢文風格》、《漢詩之扉》、《漢字世界的地平：對我們而言文字是什麼？》、《詩的ＴＯＰＯＳ：連結人與空間的漢詩之力》等。盛浩偉盛浩偉，一九八八年生，臺灣大學日文系、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曾以交換學生身分赴日本東北大學國文學研究室、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研究室。關心臺灣當代創作情形與文學史課題，研究領域為在臺日人漢文學，碩士論文為《多重文脈下的在臺日人漢文學：關口隆正及其書寫與時代》。現為出版社編輯、作家。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譯者導讀◎盛浩偉 序 第Ｉ部 「支那」與「日本」 第１章 文學史的近代──從和漢到東亞 一 「文學史」的開始 二 「和漢」與「支那」 三 「日本」的確立 四 朝向「東亞」 第２章 「支那」再論 一 做為稱呼的「支那」 二 「和漢」的解體與「支那」 三 梁啟超的「支那」 第Ⅱ部 梁啟超與近代文學 第３章 新國民的新小說──近代文學觀念形成期的梁啟超 一 為了通俗的小說 二 為了國民的小說 三 文學雜誌的誕生 四 進化的文學 第４章 「小說叢話」的傳統與近代 一 中外的比較 二 進化的核心 第５章 官話與和文──梁啟超的語言意識 一 母語 二 粵語與廣東 三 漢民族意識、文言，及官話 四 日語 第Ⅲ部 清末＝明治的漢文脈 第６章 小說的冒險──圍繞政治小說與其華譯 一 《佳人之奇遇》的華譯 二 「小說」的文體 三 《經國美談》的樣式 四 「正史」與「小說」 五 「小說」的「近代」 第７章 《浮城物語》的近代 一 報紙的小說 二 從「報知叢刊」到「報知異聞」 三 注音與插圖 四 自敘體 第８章 明治的遊記──漢文脈的所在 一 《木屑錄》 二 作文的範文 三 景、史、志 四 《航西日記》 五 漢文脈的去向 第９章 越境的文體──森田思軒論 一 歐文直譯體 二 意趣與風調 三 漢文脈的核心 第Ⅳ部 今體文的媒介 第１０章《記事論說文例》──銅版作文書的誕生 一 《記事論說文例》 二 銅版印刷 三 作文書的系譜 四 模仿與普及 第１１章 寫作的少年們──《穎才新誌》創刊時 一 《學庭拾芳錄》 二 《穎才新誌》 三 作文的虛實 終章 做為象徵的漢字──費諾羅沙與東洋 一 與日本美術的邂逅 二 費諾羅沙的文學觀 三 做為詩之媒體的漢字考 後記 索引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自序 : 關於書名（直譯）《漢文脈的近代》，似乎需要加以註釋。通常，講「漢文脈」，是相對於「和文脈」而言；而其「脈」之發源處，即為相對於「和文」的「漢文」。但是，本書所念茲在茲的「漢文」，並非單純只考慮在日本所閱讀、書寫的漢字文言文而已。在此，我暫且將「漢文」理解為：近代之前，以中國為起點而流通於全東亞的漢字文言文；並且，將「漢文脈」理解為：以上述漢字文言文為原點，所展開的 écriture（書寫）圈域。

　　之所以說暫且，是因為「漢文」也可以稱為「中國古典文」，過去也曾有過「支那文」這種稱呼。我確實擔心，一旦言及「漢文」，是否會無意間傳達其做為日文、並以訓讀為前提的意涵；而我也瞭解，可能有人會認為「漢文」是徹底以中文寫就，所以應該稱為「中國古典文」。然而，「漢文」這種 écriture 的可能性，就在於它超越了東亞地域的諸語言而廣泛流通；去議論那究竟是日文還是中文，甚至會讓書寫語言做為書寫語言自身所帶有的可能性，被統一的國家音聲所扼殺。從而，比起「中國古典文」這種單純表示中華世界基礎的稱呼，我勉強選擇「漢文」，是因為這種稱呼流通於中華世界的邊境。這絕非所謂做為日文的漢文。相反地，我把重心放在它的越境性質。

　　本書的主題，是從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日本與中國的 écriture 之演變，且在此演變過程中雙方相互交流、影響的程度，是前所未見的。我的考察對象，同時是書寫語言個別的變化，也是其結構的變化，甚至是對書寫語言之認識的變化。在這個時期，中國大陸東部與日本列島，不管是論述或是出版品的流通空間，都能看見雙方非常緊密的結合。由這樣的結合所構成的歷史時空，本書則稱之為清末＝明治（期）。如此稱之，是想藉由連接個別國家所使用的歷史區分之稱呼，來開拓一條路徑，邁向新的視野。此外，在意識到「écriture的演變如何表現的」這個問題後，為了描述書寫者與閱讀者之間交互作用的場域，我準備了「文學圈」─為使近代以前的「文學」與近代以後的「文學」產生關連─這個詞。而本書也是一本關於「文學」的書，這是因為，我認為談論文學應該盡可能地切合書寫與閱讀的狀況。

　　本書共分為四個部分，以下就各部分加以敘述。

　　第Ｉ部是「『支那』與『日本』」。本部欲闡明日本國民國家意識之確立，以及將「支那」析出至外部的文學史文本之成立，這兩者有著密切關係；更甚，「支那」這個稱呼的出現本身，就預告了這一件事。同時，藉由分析「écriture史」的論述，我也嘗試追溯其被加上國籍的過程。今日，談論漢字、漢語、漢文的論述，源源不絕地在市場上供給著，其中「『漢文』是日文還是中文？」這樣的問題反覆可見，彷彿是個必然的提問，而這絕不稀奇。這顯示著我們做為歷史性的存在，不管願不願意，都處在民族國家的框架當中。既然本書的視角是要將「漢文」相對化，以發現新的可能性，那麼追溯其被加上國籍的過程，就是必要的。

　　雖說如此，也必須避免再生產出粗糙且陳套的民族國家論。舉出清末＝明治期所寫的文本、並指出其中的民族國家意識，這本身並非難事。而所謂傳統的發現、古典的創造等概念，對我們來說也有些厭膩了。

　　盡可能切合文本，而不讓結論封閉。看清細部向量的多樣性，並對其中一個向量逐漸取得特權的該機制進行敘述。文本不該以單一角度理解，而是要放在複數的文本當中來理解。在第一章裡，我並非將三上參次、高津鍬三郎《日本文學史》當作起點，而是當作節點來討論，就是遵循上述幾個注意要點。在這樣的意義上，第Ｉ部也有為全書整體議論進行預備動作的面向。

　　第Ⅱ部「梁啟超與近代文學」，是以梁啟超這位代表清末的知識分子的小說論為中心來展開討論。或者，也可以說是從他的小說論，來討論梁啟超何以能夠是代表清末的知識分子。在近代的範疇裡，詩文和小說都屬於「文學」，但是在傳統中國，詩文與小說並不屬於同一範疇；即便金聖嘆將之相提並論，那也始終是將相異次元之物並列的一記巧手妙著。如同經常被人誤解的，並非詩文位在中心、而小說位在邊緣。成對的中心與邊緣，暗示了這兩者是在可以交換的同一象限中；而詩文與小說，其象限實是相異的。梁啟超接受傳統中國的教育，說起來是以詩文的地平為立足點的知識分子，但在因戊戌變法失敗而無奈亡命日本時，他以日本的政治小說為契機而提倡新小說；由此，他在小說的地平上樹立了新的秩序，並企圖重組「文學」的概念。他導入「國民」與「進化」的概念當作軸心，而雜誌這種媒介（media）則是其基礎。以該媒介為舞台，梁啟超成為了代表清末的知識分子。在那舞台上，日本的政治小說被翻譯成中文，而梁啟超自身也開始執筆創作、評論小說。

　　這個問題，用「明治期文學思想對梁啟超的影響」、「以梁啟超為媒介的中國對近代文學思想的接受」等論題來敘述，大概也是可以的，但是本書並不採取那種影響或接受的掌握方式。梁啟超之所以能夠參照明治日本的論述，並構築新小說論，是因為讓這件事情成為可能的脈絡，早已存在；而本書認為此處才是應該關注的焦點。用影響或接受這種事先就預設了以被動立場為前提的掌握方式，很難凝視那個脈絡。主動與被動的二元關係之所以成立，還是在於它們之間的關係性。若梁啟超是這兩者間的媒介，那就是因為他的登場，才開始令這兩者得以做為二元來呈現；換句話說，是藉由這位媒介，日本才開始處於發信者的位置。況且，梁啟超還是位極擅長扮演媒介的知識分子。藉此，我將在第四章裡，探討他與他周圍的知識分子對傳統小說再評價的論述，而在第五章，則分析他語言意識的重層性；透過以上兩章的分析，應該會更清楚瞭解這點。

　　第Ｉ部與第Ⅱ部，主要是說明有關「建立écriture秩序」的論述；相對於此，從第六章到第九章為止的第Ⅲ部「清末＝明治的漢文脈」，則進入各個écriture個案的分析。這也是本書的核心部分。

　　《佳人之奇遇》與《經國美談》這兩部政治小說，被梁啟超等清末知識分子所翻譯，雖然因此獲得了可譯性，不只停留在日本的國家框架中，但它們的核心卻未必因為這樣而變得明確。政治小說，是將中國傳統詩文和白話小說的措辭、構成等重新編組而成立的，而梁啟超等人的翻譯，則又再次將之重新編組，使之流通於清末的表現空間裡；第六章的目標，即是想就兩者各自的語詞進行追溯，來發現政治小說如何做為近代漢文脈的一種可能。第七章承接此看法，針對《浮城物語》這部做為《經國美談》嫡子的小說進行討論。起先《浮城物語》以新聞小說之姿出現，它有著強烈的意圖，要讓自身適合報紙這種媒介，並欲與讀者共享話語；與坪內逍遙等人所追求的「純粹的文學性小說」不同，它想開拓的是一個新的領域。但是，當它離開報紙紙面、附上序跋，以單行本形式出版之後，其「非文學性」便受到譴責，掀起了論戰。結果，雖然《浮城物語》與政治小說一樣，都不被當作是近代文學史的主流，但這也顯示了「純粹的文學性小說」是藉由排除小說的通俗性與啟蒙性，才逐漸成立的。

　　在第八章，為了進一步探求漢文脈的所在，我將討論明治的遊記。遊記，亦即紀行文，在漢文脈裡雖是一種傳統的文類，但進入明治期後，其因航渡海外而擴大了題材，展現了種種多樣性，有大量的遊記被寫下。在學校作文中，遊記也是最適合拿來當成寫作完整文章的教材。以往écriture的基礎，到近世以前，是藉由寫書信文來習得的；但近代以降，紀行文卻漸漸威脅到其地位，而人們也開始摸索過去未曾有過的書寫表現。換言之，遊記的興盛，可說是明治文學的特徵之一，但不知是否因為太容易就會直接連結到傳統文學的世界，所以很少被當成近代文學的一種文類來關注。當然，在個別的作家論中，遊記被當成作家經驗的背書、作家固有視線的證明等等並不稀奇，但那終歸只是將遊記這種文類所具有的可能性割裂、套回至所謂的「作家」身上；如此，能從其中看見的東西自然有限。如果對近代漢文脈的摸索，著眼於這一文類中出現的特徵，那麼對遊記的分析，毋寧會浮現成為核心課題。

　　第九章，則是討論「翻譯」─明治文學中漢文脈的另一核心課題─並透過森田思軒來討論。思軒的翻譯，一般都被理解為「漢文調歐文直譯體」或是「周密文體」，然而實際的內容，則還有檢討的餘地。其實，思軒的翻譯，是與不可譯性之困境的奮鬥，在譯文中各處均可看見其奮鬥痕跡。那種困難，是自覺到西洋與東洋之距離，所造成的困難；也是將漢文視為從中國帶來的東西，所造成的困難。到明治二十五年左右為止的翻譯，仍無法好好安處於自身語言之中，其帶來的緊張感則制約了全體。藉由肯定賴山陽不介意和習而以漢文寫成《日本外史》之舉，思軒試圖以此來跨越那些困難。而那一瞬間，就是思軒即將自行開拓新的漢文脈之瞬間。很可惜地，未幾思軒驟逝，我們無法看到他的努力有更充分的進展，不過在明治二十九年以後的翻譯當中，則顯示了他所指出的可能性。

　　第Ⅳ部「今體文的媒介（media）」由第十章與第十一章組成，將討論明治期廣為流通的漢文訓讀體文章，以及作文教育。那既是漢文脈的大眾化也是近代化。首先，在第十章裡，將針對明治十年代起大量出現的、訓讀體漢字假名混用文的作文書進行說明。這種文體在當時也被稱為普通文、今體文等，並做為公眾場合的文體，被廣泛運用於報紙、法律、公文書、教科書等處。而如同第八章所舉出的，在學校的作文課中，這種文體也取代了先前的候文、漢文，成為學習的重心。人們學習定型規格，使用常套句，藉由以主題做分類的範例文集來習得作文能力。到近世為止，文體是隨著文章的主題自然而然地變化，但是明治今文體基本上不限文類，是一種能夠表現森羅萬象的萬能文體。而作文書，就是學習該文體的媒介（media）；其書籍樣貌，則是洋溢著明治期新穎味兒的「銅版印刷」。這種頻繁使用注音假名（振り仮名）的漢文脈文體，與銅版印刷是極為相稱的。

　　進一步地，在第十一章裡，則針對當時的作文雜誌《學庭拾芳錄》、《穎才新誌》以及其所刊載的文章進行說明。這兩份雜誌，一開始都是從刊載學校命題作文中選出的優秀之作，但《穎才新誌》刺激了人們對追求個人名譽的欲望，擁有壓倒性的強勢，而《學庭拾芳錄》不過是轉載了不同學校的考試答案，不久就廢刊了。在《穎才新誌》裡，作文以外的投稿也十分活潑，有不少揭發作文剽竊或批判雜誌及投稿者之作。在如此構成的雜誌版面上，對使用定型規格的漢文脈之同化與反彈，伴隨著少年們對名與實的欲望而出現；這正暗示了漢文脈在下一個世代的命運。

　　而終章，則稍異於第Ｉ部到第Ⅳ部的內容，將討論一位西洋人、也就是費諾羅沙（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眼中的漢字。那是欲完成西洋與東洋之結合的西洋人視線，也是將漢字視為東洋之象徵、而欲獲得其靈魂的西洋人視線。而那樣的視線，不久也被帶進了東洋內部；在那時候，漢文脈也將展現出新的樣貌吧。之所以將本章置於終章，是由於我想打開通往那一問題之道路，藉此替本書作結。

　　以上，我依照本書的編排大致敘述了各部分的內容。除了新寫的第九章以外，其他各個章節並非原先就按照這樣的編排而寫成的，而是以一時的關心及成書篇幅之便為優先。當要輯成一冊書籍時，不只是要統一體裁，也得進行必要的修改與訂正；雖然有些章節更改較多，但我並未變動各篇文章的論旨與重點。我認為與其將之排除，毋寧說該歡迎這種細微相異意向的並存。
　
　　提到文章寫作的順序，第六章「小說的冒險」是最早的，也可謂本書的正中心。以此為起點，往梁啟超那裡開展的便是第Ⅱ部，再來是第I部；而從政治小說往明治期漢文脈開展的則是第Ⅲ部，然後是第Ⅳ部。關於表記方式，則照以下的原則。

　　・本文、引用文都使用通行的漢字字體，但藝、餘、辨等則為例外。又，為尊重首次發表時的形態，只有第六章並未更改引用文的字體。

　　・引用者所做的注記，以〔〕表示，中略則以〔……〕表示。只有必要的時候，前略、後略以同樣的方法表示。

　　・引用無句讀點，或者是句點、逗點兩者並無區別的漢文（中文）之時，將因應需求施加通行的句讀點。

　　・要將附有訓點與送假名（送り仮名）的漢文改寫成帶假名的日文（書き下し）時，若要添補原文所沒有的送假名，將以〔〕表示 。

　　藉由「漢文脈」這個概念，來俯瞰本書所敘述的問題群，恐怕是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嘗試吧。成功與否，我只能交由各位讀者的判斷，但若能讓各位共享本書所關心的問題，哪怕只有一點也好，對身為著者的我而言就是無上的喜悅了。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三章　新國民的新小說─近代文學觀念形成期的梁啟超

「小說界革命」由梁啟超倡導並展開，而以此為首的一連串文學革新運動，給中國傳統的écriture世界帶來了巨大的變動。本來這無法歸功於梁啟超這單一個人，但是梁啟超之於這個變動，幾乎是所有局面的主導者以及媒介者，是故他的存在實在是過於巨大。
眾所周知，使他具體發起文學革新運動的契機，是在戊戌政變後亡命日本，而強烈影響他的，則是明治日本的文學狀況。以往，評論界大多都以《佳人之奇遇》與《經國美談》等政治小說的翻譯，以及《新中國未來記》等創作的面向為中心，來討論這層影響關係，但同時，卻也很難抹去以下這種論調：梁啟超亡命時期的政治小說在日本已經是過時之物，他不過是接受了明治文學之唾餘；或者會說：他不過是將之適用於處在「遲到」階段的中國，云云。若我們認定梁啟超是一個中間的媒介者，並且只將目光放在他如何攝取政治小說並加以適用的這個單一方向，那麼確實看起來會像是那樣。然而，在梁啟超這個媒介裝置身上，攝取與適用這兩者經常是交互作用著，而且這交互作用，也成為這個媒介裝置本身演變的契機。是故，有必要更加拓展我們的觀點。
若我們試著著眼於「文學」概念的重組，則梁啟超的革新運動就不是追趕著日本的文學狀況，毋寧必須承認，這個革新運動成就了同時代的交互反應。如果我們的前提是把近代日本文學史當成一條直線的「文學史」來講述，並且認為各種文學的近代化都是為了抵達某條單一的路線，那麼確實梁啟超的文學運動是在後面追趕。但是，在écriture的世界裡，只關注單一線性發展的視線本身才是最虛妄的；更甚，在各式各樣潮流互相合流、衝突的明治文學裡，與梁啟超的革新運動相結合的要素，更經常是以反覆起伏跌宕的形式存在的。然後更重要的是，梁啟超的運動，暴露了中國文學與日本文學都想各自成為單一國家文學史的欲望，且一邊加速著這一潮流，卻同時，又一邊立足在文學無法成立於單一國家之處。
本章將會以「國民」、「媒介」、「進化」這個三關鍵概念為主軸進行分析，討論梁啟超以當時傳統的文學觀為出發點，是如何形成了新時代的文學觀，並闡明其與日本的近代文學觀念之成立有何關聯。

一　為了通俗的小說

現在，不管詩文與小說，不問東洋西洋，我們全都總括稱為「文學」，但是在近代以前的中國，小說要與詩文形成同一個範疇，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當然，到了明末，有李贄與金聖嘆這樣的士大夫登場，他們一個是替《水滸傳》與《西廂記》作注釋、給予俗文學高度評價，一個是認為《水滸傳》能與《史記》、杜甫詩等相提並論，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他們終其一生，都徹底被當作異端。小說與詩文能夠安然同居於「文學」的名下，這是到了近代之後的事了。
但是，要把近代所產生的這個演變概括為「小說的地位提升，躋身文學的行列」，這又有點不正確。因為那是文學這個概念本身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其典範轉移是關乎於écriture的整體配置。現在我們所稱之為「小說」的這個文類自身，就是在這配置整編的過程裡才終於成立的；所以並不是說，在那之前就存在著小說這樣一個確切穩固（雖然地位低下）的文類，或是這個文類的地位提升而成為文學的一部份。在那之前，文言筆記小說與白話章回小說即便曾經作為不足取之小道而被一同當成文學，但是，卻沒有任何人認為，那是一種具備獨有特質的文類。所以，問題就必須是去探尋近代以後，「文學」如何以重新被命名為「小說」的這種文類為中心，被重新整編的過程及其意義。
梁啟超的小說論，在這層意義上，正是打開了整編文學的破口，然而，為了要確認其歷史意義，我們有必要稍微一瞥在近代以前，小說是如何被賦予價值的。大致上有兩種流程。
其一，小說記錄了正史上所未載之瑣事逸聞，故能夠當成史料補足正史。就如同小說被稱呼為稗史野乘一樣，這種看法源自《漢書．藝文志》，甚至可說是極為一般的共識；其主要是將重點放在筆記、隨筆等文言短篇上，才形成這種看法。
另一種，則是認為小說乃提供一時娛樂之物，其能賦予讀者一雙想像的翅膀，將人帶往新天地。這是比較新的觀念，是隨著白話章回小說的興盛而誕生的看法。如果考慮到章回小說本就出自說書這種娛樂文藝，那麼會出現這種觀念也並非不可思議。而在此重要的是，於此前，小說本來只被賦予「史」之附屬品的地位，但此後，則重新被發掘出娛樂性這項獨立的價值。從「史」中獨立出來的這個契機，成為了日後小說論的關鍵。
例如，以下這段議論，乍看之下是貶低小說的地位，卻其實認可了其具有獨立的價值，這一點─特別是再考慮到這段話是《三國演義》這本最與歷史緊緊相連的小說之續作的序─具有不小的意義。
夫小說者，乃坊間通俗之說，固非國史正綱，無過消遣于長夜永晝，或解悶於煩劇憂愁，以豁一時之情懷耳。
從「史」中解放，這確實讓人預感到「小說」即將作為文類而成立，但是，想要只取娛樂性當作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會面對太強大的傳統力量。於是強調娛樂性的同時，還必須強調其在教化上也有作用；這樣的主張，很快就出現了。乍看這種主張是在提高小說的價值，卻其實只是再次確認了小說這種文類的從屬性。既有趣又有益處，為了「通俗」而生的小說。要教化不能辨別善惡的婦女童蒙，比起讓他們死板地閱讀經書與史書，不如讓小說這種具有高度娛樂性的文本在不知不覺中引導他們走上正道。這樣的觀念隨著時代進展，成為更普遍的看法，甚至跨越海洋到了我國，成為曲亭馬琴的勸善懲惡小說論。從這種小說觀來看，沒有益處的小說，再怎麼有趣，都只是誨淫誨盜之書。
這種將娛樂與教化貼合在一起的小說觀，讓在清末傳入的歐陸小說更容易被接受。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翻譯出版的小說《昕夕閒談》，附上了譯者蠡勺居士（蔣子襄？）的〈小敘〉，在那裡頭所呈現的小說觀，並非因為著眼於西洋小說而新獲得的觀念，而是在傳統小說觀的延長線上的觀念。
且夫聖經賢傳，諸子百家之書，國史古鑑之紀載，其為訓於后世，固深切著名矣，而中材則聞之而輒思臥，或併不欲聞。〔……〕若夫小說〔……〕使人注目視之，傾耳聽之，而不覺其津津有味，孳孳然而不厭也，則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
經書與史書的教訓固然很好，但是一般人讀了不免想睡；若是小說，則能讓人在不知不覺中被引領，浸染於教誨之中。正是如此，蠡勺居士在這段話的右邊還繼續寫下「誰謂小說為小道」，更甚，他還主張，其書《昕夕閒談》中所譯的小說，乃成於「西國名士」之手，是故和過往「尋常之平話，無益之小說」不可同日而語。替小說賦予價值的手法本身，在中國這個文化圈中已經預先形成了。
不過，需稍加留意的是，在過往，教訓性的作用可謂是娛樂性的贖罪券─只要具有教訓性，娛樂性就可以被允許─相對於此，在這裡，則是強調正因為「通俗」所以並非「小道」，換言之，是積極地歌謳著其伴隨娛樂性。正是這種對「通俗」性的強調，導向了之後梁啟超的小說論。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為齋藤希史以「漢文脈」為主題之論文集結，各篇章自有其脈絡，集結一同則呈現出完整且具啟發性的光譜，齋藤希史為我們譜繪出日本面對漢文脈時的經驗，當可為我們所用，回頭省視臺灣的文學性乃至於國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