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的人類世: 生命的展演政治 | 誠品線上

後殖民的人類世: 生命的展演政治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後殖民系列」第三部 以界線問題和分子轉向為核心命題 探討跨領域的生態纏繞和展演能動力 身處全球疫情時代，我們進入了什麼樣的新紀元？ 到了這個世紀，或許我們正面對一個「病毒的行星」 某種意義上，現處的時代可以說是人類世和病毒世的後殖民內爆 大氣化學家克魯岑（Paul J. Crutzen）和生物學家斯托默（Eugene F. Stoermer）在本世紀開端指出，人類在地表上的活動已造成深遠影響，我們已進入「人類世」。「人類世」一詞的騷動是跨學科的，從地質學力量的重構到批判理論的重新想像未來，呈現出多尺度的分子地景。我們必須轉向跨物類的共同演化場域，重新反思人文和自然的對立關係。 在我們的時代，傳播、感染和免疫成為三大關鍵詞。透過全球資本主義，從病毒、基因、分子、資訊、能量、人類、非人類等個體和集體，都在不斷加速移動，參與行星尺度的跨界組構。恰如病毒跨越物種屏障的能力，我們的生存所體現和見證的乃是多尺度的界線動態及政治，以及複雜歷史意識的動態化成。在此，病毒扮演非常關鍵的角色，在各種意義相同或差異的生命類屬，橫跨時空物質的動態界線，進行多重意義的傳遞，同時展演著共生和鬥爭的生死活動。 本書呈顯出從分子轉向延伸到跨物種化成的旅程，通往更多異質的探索。每一章的勾畫都是這趟旅途的路線。第一章從新冠疫情切入，彰顯後殖民分子塗鴉的方法，畫出全書的概念地景。第二章思考我們做為生態化成的意義，追索社會新陳代謝的路徑。第三章探討「殖」的多重時空意義，描繪跨物種共構的政治圖像。第四章探問蓋婭的情動政治，刻畫反饋迴圈的行星情動圈。第五章在病毒世中重新想像生命，勾畫無所不在的延伸介面和物質記號動態。 讀者不妨把本書各章視為書寫者／實踐者仍在旅行中，分子繪製的航圖，彼此分立但又相連，在島嶼上，在島嶼之間，穿梭在可見與不可見的世界裡。 持續推擠著邊界，在碎裂中重新組織異質的複合體，是島嶼生存的基本實踐。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張君玫（Chun-Mei Chuang）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領域包括女性主義理論、社會學理論、後殖民論述、科學技術研究，以及生態與動物研究。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張君玫的多重宇宙，或她的思想繞射塗鴉 李鴻瓊 女巫般的社會學家，帶你航向顛覆尺度的跨物種深時空 彭保羅 致謝 第一章 在人類世，繪製分子航圖 一、病毒的跨界寓意 二、生命的界線迷境 三、生命直觀的突變 四、分子化的塗鴉 第二章 在生態世，越界化成政治 一、延伸交織性 二、人類世的分子化意識地景 三、地景結構和代謝取向 四、生態化成的政治 第三章 在殖民世，勾畫複數時空 一、差異即關係的存有論 二、「殖」的多重意涵與軌跡 三、人文尺度的偏誤 四、從物種思維到跨物種共構 五、複數時空性的多重意義 第四章 在蓋婭中，行星情動軌跡 一、生命的尺度 二、非縮放性的故事 三、尺間載體的動向 四、蓋婭的情動政治 第五章 在病毒世，想像生命未來 一、現身的意義：歡迎來到病毒世 二、Go viral：超越善與惡 三、噬菌體的行星技術 四、延伸介面的物質記號動態 五、「病毒細胞」的曖昧政治 後記 在行星上，書寫的旅程 徵引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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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序

張君玫的多重宇宙，或她的思想繞射塗鴉（節錄）
臺大外文系　副教授／李鴻瓊

　　（……）閱讀張君玫教授這本新書《後殖民的人類世：生命的展演政治》如同吃了《駭客任務》裡的紅藥丸，掉出去「真實的沙漠」（desert of the real），但這沙漠並非被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的擬像取代後的荒蕪真實，而是無數分子的宇宙塵沙，如同一張無盡層疊的織毯，層層摺疊出立體的三千大千世界，或用張君玫自己的視覺比喻，如同一張宇宙的、後殖民的「分子塗鴉」。在書裡，張君玫涵蓋的知識與學科包括物理、化學、生物、醫學、地質、生態、資訊、社會、考古、人類學、歷史、哲學、批判理論等，她所分析的對象從量子、鈾礦、地層、病毒、細胞、電子顯微鏡、免疫系統、基因、代謝、寄生蟲、螞蟻、真菌、森林、鯨鯊、人類、心智、農業、礦業、殖民、資本主義、大氣、蓋婭、行星、韋伯望遠鏡、深空等。這些從分子或次分子層次到微生物、多細胞生物、複雜物種、生態整體、行星乃至星系與宇宙，構成多尺度層層交疊、纏繞的立體織毯。

　　相對於阿多諾，張君玫的哲學或思想因此是接上了散文或無限綿延摺疊的分子網，因此不再是空白與否定的，而帶有肯定的真實內容：借用第五章卷頭Pixies的“Where Is My Mind?”歌詞，張君玫如同身體倒轉，把頭（思想）沉入地裡因而沒入流動的網裡。在這裡，或至少在分子的存在底層背景裡，事物無論在內或外，無論是往上更大尺度或往下更小尺度都與其他事物相互交織、纏繞、參與、迴入、共生。任何生命或存在物都是一個叢集，也加入在其他叢集中，則內外上下之間的界線都不再固定，而變得難定、模糊。

　　這是塗鴉網裡宇宙分子化的一面，是流動、穿透於一切界線與存在物的微細物質、資訊與能量底層。張君玫在書中一再強調，是當代科學與科技的分子化發展，才讓我們「看到」這個發生在一切尺度與介面底層以及之間的分子交換、穿透與交纏作用，是這個科學與科技的「下層結構」讓我們產生感官或「直觀的突變」，理解到這個層層互滲、交織的立體演化網。換句話說，是分子解放了世界，這分析哲學的一面讓張君玫得以重拾幾十年來解構思潮所批判的「自然」，還它一個流動立體的繁複結構，不再以對立的方式面對它，因為它是一切交織生命的分子底層，於是她可以這麼說：「在二十一世紀，經歷技術科學的分子轉向，我們不得不承認，真正的自由乃是根植於必然的循環裡，社會乃是動態與辯證地鑲嵌在更大的生命網絡當中。」也可以說，這個宇宙分子的面向帶有一種本體平等與開放性，因為有著細微分子在一切事物之中以及之間流動、穿越，而事物也因為總是彼此感染、滲透、穿織、鑲嵌，因此界線似乎變得不存在了。

　　然而，張君玫的讀者深知，這並不是她的立場，她自有她的批判與倫理關懷，並不單向採用科學或分析哲學對本體或客觀世界的解釋，她的分子觀與滲透纏繞觀並不就走向一種扁平的平等觀，而仍是建立在立體的差異世界以及對不同尺度與界線，亦即不同「體現」（embodied）者的關懷上：宇宙織毯並不就是拉平的，而是無限層疊的，因而界線消失也可能來自對特定存在和肉身所產生的剝削、宰制、破壞與暴力。因此她說：「如果有生命，界線就是生命。如果有責任，界線就是責任。如果有愛，界線就是愛。」這倫理與愛可說是張君玫思想塗鴉的後殖民一端，與宇宙、本體或分子一端相互拉扯、協商、疊加，而這後殖民也如她所言，已隨著我們關照的世界與尺度的複數化和立體化，不只限於人類的宰制，也延伸到不同物種與存有，不同尺度上的生命能動者。這特別可見於張君玫在第三章中對「殖」此字或現象上的差別、繞射（diffraction）視角。在生物界，殖的含意可以是指移生或棲生，不少也會產生互利共生關係，如同人類腸道中的菌叢，甚至是寄生也在生態系統中具有一定功能與普遍性。因此，殖一方面突顯了分子化的穿透與相互依存關係。但另一方面，移生與共生關係也可能帶有暴力、傷害、剝削與宰制，如同殖民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對其他族群、物種與生態的殖民：這類的跨界與穿透（不只在於人的世界）帶來的是「生命個體的瓦解與潰敗」。

　　對跨界浪漫化的批判以及對跨界倫理的關懷是張君玫思想的一個重點，提醒了界線與尺度的消失可能就是生命或個物的消亡，因而對界線的思考與重劃必須一方面理解到萬物相互纏繞滲透的分子或本體關連，另一方面適度照顧到暴力的問題與界線的維持。這模糊了一切界線的分子化，以及這關照差異界線的後殖民，這兩端構成了張君玫的「後殖民分子塗鴉」，也是她結合分析與批判，本體與倫理的解法。這樣的思想方式應也呼應了拉圖（Bruno Latour）所說當代所需的跨學科知識實踐，亦即結合「事物」（thing）此字的兩個面向：「集聚」（gathering）與「關懷」（concern）。也就是說，重點並非簡單放棄批判而回歸接受單純的事實，而是一方面需要肯認事物都是連結、網絡式的集合存在，一種關連本體論，但同時必須回到倫理的關懷，進入個別事物運作的差異狀況，尋找對治與照顧的方法——關連論與個物論不是非此即彼二擇一，紅藥丸與藍藥丸也必須兼服。後批判不是再把批判排除出去，純化本體論，而是讓批判與本體產生纏繞的繞射關係。（……）

女巫般的社會學家，帶你航向顛覆尺度的跨物種深時空（節錄）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彭保羅

　　我所認識的張君玫是一個怪怪的社會學家。她有時說自己是「反社會的社會學家」，但我不這麼認為，儘管她總一身哥德式黑衣裝扮，可能有人誤以爲她很兇，其實她待人友善，不只參與研討會、讀書會等學術活動，且不排除從事陪伴朋友喝酒等social活動。可以肯定的是，她確實是一位奇詭社會學家，因為她不太管什麼田野調查和統計分析，反而花很多時間在關注一般社會學家並不在乎的各種奇怪有機體。就算是科學社會學家，也通常專注在特定的研究類型；但她提出的是一個穿越不同知識領域的跨界探討。

　　援引唐娜．哈洛威（Donna Haraway）與我們太早過世的朋友－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等重要思想家的作品，張君玫探討了一些根本問題：「我們是誰？什麼是生命？」在既有人類世的討論中，文獻中反覆出現「我們」是什麼的爭論，而相關的辯論時常帶著對原住民族和動物的虧欠感。然而，這類討論終究難以擺脫「人類世」中的「人類」不過是西方資本主義男性化身的窠臼。的確，此處存在著不可忽視的殘酷剝削的沉重遺緒，這也是為什麼人類世的討論既是殖民的，也是後殖民的。但倘若人類世的討論繼續縮限在人類為中心的「我們」，則所謂的「非人」將永遠只能以他者的被動位置被收編在世界的思考中。於是，儘管分兩階段在中國和加拿大舉行的第15屆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會（COP15）看似完滿閉幕，大會不僅沒有能夠阻擋持續蔓延中的大規模氣候危機，也任由第六次物種大滅絕悄然地發生。（……）

　　而張君玫的書寫帶我們走得更遠一些，有如法國數學、哲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所揭示的，「在無限大和無限小之間」來往穿梭，她檢視、分析的對象小至基因，大至生物圈。這本書同時談論極「大」，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極深的向度——「深空」（deep space）和「深時」（deep time）——也觸及肉眼幾乎看不見的「暗物質」（dark matter）。

　　在這些無限大或無限小的事物中，她肯定偏愛「小」的，或者說位處「微觀細胞」和「次原子」的層次。除非您是演化發展生物學方面的專家，否則面對有如雪崩而至的複雜概念，比如內共生、賽伯格共生、真核生物發源、表觀互動等，可能會像我略感迷失。進入她聚集了噬菌體、古菌、真核生物和原核生物、厭氧微生物、粒線體和地殼生物的微觀動物園，您可能會困惑。不必害怕！我建議讀者可在這些詞下畫線，或許也不妨瞄一眼維基百科之類的解釋，對這些概念有個印象，但也別花太多時間膠著，跟隨書頁與作者同行，只要在心中記著她邀請讀者深思的基本問題。

　　因為，她的書主要是關於重新劃界（reterritorialization），在性別和物種、人和非人之間（順帶一提，關於後者，她建議超越「非人」這個糟糕的範疇，不應用否定的方式來定義我們活生生的夥伴）。她甚至質疑生與死的界線，或至少重新考量「生命」（life）與「活著」（the living, or being alive）之間的幽微差異。（……）

　　身為一名社會學家，她不僅對病毒及所有微觀和鉅觀的有機體充滿興趣，她也非常關注這些生命的觀察者，比如巴斯德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或韋伯太空望遠鏡（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等相關場域的研究人員。但她邀請我們更深入思考，什麼叫做「觀察這些有機體／現象」。研究者是如何看見它們的？在什麼時間點上？（比如，在數光年之後）。以及，他們究竟看到了什麼？究竟是我們「看見」病毒，抑或是病毒「顯露」其自身？（頁107）這是一個經典的知識論問題，如今，望遠鏡或顯微鏡等觀察儀器是否真的能夠揭露事物的真相，已經受到質疑。此外，除了生物圈，生態及分子演化的科學研究也必須關注認知圈（cognisphere）。

　　若科學社會學家認為只需追蹤實驗室中的科學行動和科學爭論就已足夠，而沒有深入理解是哪些大敘事驅動了這些研究，以及是哪些問題「殖民了」研究人員的心智，那麼，也就很難有新的創見。在這個階段，人類世依然還不是後殖民的。君玫努力進行的，正是讓人類世的思考進一步解殖的反思。

　　望進鏡子裡的深空，她提供了一張令人驚奇的「自拍」，照見了身處滿溢生命的宇宙當中的貧窮人類。更訝異的是，這些有機體都被賦予了獨特的觀察能力。人類曾經相信自己是唯一可以觀察他者的物種，而今，科學家們意識到他們自己正在被觀察，不僅是狼、熊和海豚，還有細菌和病毒！

　　這些微生物不僅在生物圈中無可取代，對認知圈也有所貢獻。它們不僅具有某種形式的能動性，科學家還發現它們甚至具有某種形式的記憶和「社會性」。

　　「等一下，小子，你說什麼？病毒有社會性！？哦，得了吧，真是胡鬧！」聽到這裡，一些社會科學家可能會調侃張君玫宛如後現代的女巫，要是被扔進社會生物學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淵藪，也是剛好而已。我希望，他們至少能同意她，不同物種的兩個有機體可以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體，並啟動一種發展的整合（頁103）。因為，正是在這層意義上，人類世才真正是後殖民的：病毒和分子殖民了活生生的存在，不僅造成所謂的危害，也帶來了益處。在此，君玫帶我們回到了尼采（Nietzsche）所說的「超越善與惡」的境界，得以重新思考物種和生命的範疇。
　　
　　本書作者擁抱著一個如此越界穿梭的計畫。如同她課堂的黑板，這本書畫出了一張有著複雜及神秘連結的地景，或一大幅「分子塗鴉」。無需力求一眼看懂這幅畫。您只需跟隨作者這位嚮導，讓自己沈浸在這個神秘的風景中。我祝您跟我一樣，有個愉快的旅程。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在人類世，繪製分子航圖

We would go on as though nothing was wrong
Hide from these days, we remained all alone
Staying in the same place, just staying out the time
Touching from a distance, further all the time
— Joy Division, Transmission

在我書寫這些文字時，Covid-19的全球疫情已然在第三年，除了構成健康緊急事件，採取社會安全距離和國境管制等大規模措施，乃至於各領域中的危機處理，也加速了相關的科學研究和文化思想。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困局。二十一世紀是在暫緩中加速的追逐，是在蔓延中退縮的封鎖。在我們所身處的全球疫情時代，不斷見證的是微觀尺度的力量變異度（variance）以各種方式在生態上持續勾連到更大多重尺度的力量組構（composition）中。

一、病毒的跨界寓意

在這次疫情中，科學家和藥廠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速度推出各種疫苗。2019年底，科學家指認出病原體「2019年新冠病毒」（2019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後改稱「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冠狀病毒 2」（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到2020年十二月，美國FDA發給輝瑞–生物科技（Pfizer–BioNTech）研發的疫苗得以緊急使用的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一週之後，莫德納（Moderna）的mRNA-1273疫苗也得到EUA，接著是更多的疫苗推出。台灣本土的高端（Medigen）疫苗則在2021年8月正式開始施打。我們擔心的不再是疫苗不足，而是免疫力消退，以及其中涉及的複雜動態。疫情之初常被討論的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如今由於病毒展現高度的變異性以及優勢變異株的免疫逃避力，幾乎已是不可能達成的任務。隨著疫情中累積的臨床經驗，包括重複感染、突破性感染和漫長Covid等病例，形成了一個獨特而鮮活的論述能量場域，讓科學家和思想家共同參與在我們時代的跨界勾畫中。
關於免疫力，現在更多研究在探討如何有效結合多劑量的疫苗免疫力（immunity conferred by vaccination）和染疫後的自然免疫力（natural immunity），亦即一種有著多樣化空間的混合免疫力（hybrid immunity）。但即便是經歷感染、痊癒、再接種疫苗後所產生的「超級免疫力」（super-immunity）也證明並非無堅不摧，同樣會消退（Pilz et al. 2022; Goldberg et al. 2022）。Covid-19 疫情所呈顯出的豐富免疫地景提醒我們，無論是自然、人為或混合免疫力都無法制式化，因此在設計免疫策略時，應該儘量考慮到地區、群體和個人相關的多重因素（Suryawanshi and Ott 2022）。
疫苗是關於內外界線的動態重構。所有的疫苗都是透過直接或間接的方式來製造去除毒性的SARS-Cov-2棘蛋白，亦即病原體中的關鍵部分，藉以刺激人體的抗原呈現細胞（antigen presenting cell），啟動一連串的免疫反應，製造抗體和啟動殺手細胞，最後生產出特異的記憶B細胞（memory B cells）和記憶T細胞（memory T cells）（Corum and Zimmer 2021）。我們以某種協商中的親密，調控必須面對的潛在衝突。免疫力的消退，宛如一份無法維持的關係，被磨滅的記憶卻早已銘寫在跨物種的行星生命記憶中。免疫和記憶的內在關係，不僅關乎疫情中個體化肉身的健康與存續，也具有深刻的行星分子意義（張君玫 2022）。
此外，疫苗的分配正義遠比疫苗的研發更加困難。疫苗民族主義（vaccine nationalism）成為民族國家體制在全球命運共同體中造成的另一症狀。同時，人們正以更快速而開放的方式分享一切關於病毒的消息，無論是科學的、正確的，抑或錯誤的、荒唐的，堅信者持續堅信自己的魔神，散播無從證實的、病毒般碎片的訊息。緊緊握著的信仰，夾帶科學或玄學，其散播的運動未曾停歇。在各種訊息元素的散播中，各種界線也持續在運作與重構，從民族國家的國際框架，到生命的物種屏障（species barrier）（Nova 2021），再到病毒的小分子訊息胜肽（signal peptides）（Mougari et al. 2019）。簡言之，我們的生存所體現和見證的乃是多尺度（multiscale）的界線動態及政治。
傳播（transmission）成為我們時代的關鍵詞，無論是消息的散播，抑或是病毒的傳染，動物傳給人，人傳給動物，人傳給人；不僅於此，更穿越、橫切並連結了肉眼可見及不可見的（visible and invisible），人類和非人類動物（human and nonhuman animals）的界線尺度。當2019-nCoV成為SARS CoV-2，意味著它不再僅是動物間相通（「人畜共通」）的病毒（zoonotic virus），也正式成為「人類病毒」（human virus），亦即克服了物種屏障，在人類之間傳播。SARS-CoV-2成為第七個已知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human coronaviruses, HCoVs）。這個事件並不是理所當然的。物種屏障，如同特定有機體的型態，凝結了複數生命形式的共同演化歷史。當特定病毒從非人類動物跳躍到人類身上，並造成症狀，不一定總是能夠順利成為具有「人傳人」（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能力的病毒，儘管病毒、細胞和其他微生物確實具有較高度的越界能力。病毒在特定物質環境中持續演化，維持並調整其傳染途徑。而人，終究是動物，是會受到感染的有機體。感染（infection）是另一個關鍵詞。生命的歷程與演化，無非正是彼此感染，以及碎片的相互傳播。無論標示為善或惡，一切都在擴散，於特定奇點（singularity）上爆炸之後，就再也停不下來的膨脹。在訊息序列持續擴散、旋轉、重組的無盡迴圈中，生命從未明確的定義變得更加曖昧不清。最後，免疫（immunity）當然也是不可忽略的關鍵詞。有感染，就會出現免疫機制的演化。不僅所有生命形式都有其特定的病毒，任何特定的一種細菌必須防備其噬菌體（bacteriophage）或細菌病毒（bacterial virus），就連病毒也必須直面其噬病毒體（virophage）。
到了2021年底，SARS-CoV-2的變異株已經演變到備受關注的Omicron。在2022年中，疫情聚焦在Omicron BA.4和BA.5的興起。但其影響力取決於各國不同的疫情和感染歷史，亦即其人口免疫力（population immunity）（Callaway 2022）。關於病毒的突變（mutation）如何影響其感染力和逃避宿主免疫的能力，始終是一個核心議題，無論就防疫而言，或是就免疫哲學的理論意義來說。「抗原漂變」（antigenic drift）和「抗原移變」（antigenic shift）都是持續在發生的現象。量變產生質變，牽涉到多重意義的界線重構，包括實在的界定以及概念的釐清。而這也是Omicron變異株令人擔憂的地方（Viana et al. 2022）。
從行星生命的共生動態，以及免疫的文化意涵來說，要充分理解這些微分的病毒演化，必須將其連結到多尺度的延伸網絡中；從微生物的尺度，纏繞到多細胞生物的尺度，以及多重交疊的生態圈，乃至於行星生命的尺度。幾乎所有的病毒學家和流行病學家都指出，SARS-CoV-2和很多病毒一樣，很難根絕，而會走向季節性的流感化，或較輕微的感冒化；換言之，從泛區域的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蛻變成地方流行病（endemic），而兩者的界線是流動不明的，端視我們如何去釐清界定的標準。值得注意的是，病毒的演化並不是線性的，突變的隨機發生並不確保傳染力（transmissibility）或感染力（infectivity）的增高或減低。有時候，演化出可以逃避免疫反應的能力，可能也會造成某些重要代價。比如，SARS-CoV-2刺突蛋白（spike protein）中一項可以避開抗體的突變也可能降低了病毒辨識和結合宿主細胞的能力。這牽涉到病毒的結構和功能問題，由於負責和宿主細胞受體進行結合的刺突區域非常小，在依然必須進行其主要任務的前提下，所能允許的改變空間也很有限（Callaway 2021b: 206-207）。
生命形式的結構、功能、演化和變遷，無論在往往不被視為生命的病毒身上，或常被強調不應化約到生物組織的社會體身上，都是當代文化思想中最核心的議題。畢竟，我們不僅如其所是地活著，也在複雜共生動態中思考並實踐著，如何創造更合理的生活樣態。在概念和經驗，或抽象和具體，乃至於理論和實踐，貌似難以彌合的二元鴻溝之間，早已存在著許多肉眼不可見，但持續以各種方式、媒介和路徑在交織纏繞的動態要素。上述三個時代關鍵詞，傳播、感染和免疫，都是關於運作在多尺度界線介面上的穿越、轉化、連結和改變，涉及生命相關的物質、能量及訊息的交換。

二、生命的界線迷境

生命是一個如此鮮明卻又模糊的字眼，鮮明的是我們身為生命物的直觀（intuition）和感知（perception），模糊的是難以言喻或表述的複雜處境。誠如法國生物學家莫諾德（Jacques Monod）所言，

活生生的造物是奇怪的客體。在過去的所有時代中，人們肯定或多或少模糊地意識到這點。自然科學從十七世紀開始發展，並在十九世紀茁壯，不僅未能消除此一印象，反而使其更加尖銳。（Monod 1971: 17-18）

生命確實依然奇怪。即使經歷了分子生物學（molecular biology）爆炸的二十世紀，進入總體基因體學（metagenomics）和基因體監控（genomic surveillance）的二十一世紀，生命還是非常奇怪。事實上，我們看見更深，發現更廣，知道更多，就覺得更奇怪。隨著分子層次，乃至次分子（submolecular）或更小尺度的現象浮現，亦即在人類延伸的感官裝置中成像或被探測到，並加以觀察、記錄、測量和詮釋，一切定義所涉及的界線並沒有變得更清楚或穩固。反之，物質和訊息在近乎液態的流動樣貌中，持續重新刻畫出生命的樣貌與界線。我進入了一個獨特的時代，關於一切界線的重估。而當我們發現，界線的複雜不僅是價值的重估，也不僅是知識論上的矛盾，更涉及深層的存有論糾纏時，我們知道，界線正是我們的生命之所繫，而界線的複雜意味著生命本身的複雜。我們處於一個歷史性的界線困局（predicament of boundaries）。
終極問題在於，生命是什麼？沒有人對此有絕對的答案。但這並不表示生命無跡可循或沒有明確界線，更不表示生命的定位和視角不重要。剛好相反，正因為生命現象的複雜、糾纏、交織和環環相扣，特定生命視角的展露或隱約，不同立足點的碰撞、拉扯、競爭和協作，更加需要繪製其中拓樸學的動態。事實上，界線問題（boundary problem）並非生命現象所特有，而是物質（matter）、成物（mattering），以及各種時空物質性的呈顯，也就是我們一般所說的，過程（processes）。做為物質的呈顯及過程，界線的形構和流變，同時也是物質樣態和內容的化成，包括我們直觀理解為生或死的物質型態，亦即有界體（bounded bodies），我們平常所言的「身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生命的奇怪有部分在於其可以維持特定界線，並在世代繁衍的演化過程中維持不變和產生變異的能力。
對我們來說，生命似乎總是隱約朝向某種方向前進，這樣的感知，當結合神學、啟蒙或進步等優勢價值時，就可能形成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如同當代生物哲學的重要奠基者邁爾（Ernst Mayr）所言，目的論（teleology）成為對生物學最具影響力的思考模式，在生命的演化中，確實充滿了目標導向的過程（teleomatic processes），但這必須有別於容易陷入泛意志論的目的論思維（Mayr 1974, 1992）。如何思考目標，乃至於意志、認知、意識等，始終是一個穿越科學和哲學邊界的題旨。或者，更精確來說，所謂的科學論述從來就無法完全避開基本的哲學議題，包括實在、概念、隱喻和價值等。
生命體是獨特的有界體，各種有界體包含了許多資訊。物質即是資訊。時、空、物質、資訊、能量，穿梭在「生」和「死」的複雜界線之間，無論是人類、非人類或其他力量在何處畫下界線。界線和環節，交織和纏繞。而在一切環環相扣的同時，我們卻總是在尋找失落的環節。就我們已知的生命現象來說，生命需要一組具有多樣功能的化學物質，包括胺基酸（amino acids）、糖（sugars）、含氮鹼基（nitrogenous bases）、羥基（hydroxyl）、酮酸（keto acids）和脂質（lipids）等。這些元素、原子和分子結構，都關係到特定的生物功能，動態組構出從微觀到鉅觀尺度的連結。必須注意的是，此處所謂的微觀（micro-）和鉅觀（macro-），有別於傳統社會學思維中仍然以人類個體為基本單位的思考。一端不僅是個體的，而是次個體的，甚至是次有機體，乃至於次分子的；另一端也不僅是群體的或社會的，而是地方生態的，乃至於行星生態，甚至宇宙生滅的尺度。更重要的是，這兩端之間乃是無數的光譜和迴圈，分子纏繞的生態演化，在綿延的物質動態中持續顛覆人類慣性的二元對立架構；而這一切，我們透過微型視覺化技術，終究得以或不得不見證。
當次原子（subatomic）的動態綿延纏繞在各種物質之間並重構多重尺度的界線，人類做為生命（顯然並不是唯一但確實是優勢）認知者所建立起來的學科界線也開始受到了空前的挑戰。或許，我們必須重新定位學科分界的加速重構，將其視為行星生命多重尺度的界線動態中的一環。次分子和次原子尺度的研究在本質上是跨學科的，尤其在生物、化學、和物理學之間。研究指出，在DNA的點突變（point mutation）中，確實存在著量子力學（quantum mechanics）的運作（Slocombe, Al Khalilib and Sacchi 2021）。量子生物學（quantum biology）的相關研究也早在1920年代隨著量子力學而同步浮現。
2021年12月25日，在如今已成全球商品假日的基督宗教耶誕節，我和這座行星上很多相對幸運的許多人共同見證了一個當代次原子高科技的鉅觀事件：美國太空總署（NASA）主導，並和歐洲太空總署（ESA）和加拿大太空總署（CSA）合作，耗時三十年斥資100億美金的「韋伯太空望遠鏡」（James Webb Space Telescope, JWST）終於順利升高。預計一個月後抵達目標點，距離地球約150萬公里處的L2點，亦即日地系統（Sun-Earth system）中的五個拉格朗日點（Lagrangian point）當中位於外側的一個。在這些點上，兩個大質量物體的引力剛好抵銷小物體的離心力，因此是耗能最低的觀測站，探測儀可以在此和兩個大物體維持固定模式共同運行。而L2剛好在地球與太陽的另一側，JWST透過其敏銳的光學物件來遮擋陽光，朝向外太空的黑暗區域望去。在啟動觀測前，JWST必須依照設定，循序打開遮陽板、鏡子，以及其他較小的系統，並且冷卻、調整與校正。巨大的鏡面包含18個鍍金的六邊形鈹（beryllium）鏡，各為直徑1.32公尺，組起來約有6.5公尺寬。JWST是一隻攝氏零下266度的紅外線眼睛，包括四個高科技儀器，可以「看見」135億年前宇宙誕生不久後第一批形成的星系。隨著宇宙的持續膨脹，這些遙遠時空物質的光線經過漫長的延展與拉伸，如今已成為紅外線光（infrared light）（Witze 2021）。
加入太陽系運轉的JWST乃是我們行星生命中人類物種演化出來的巨大感官裝置，是人類過去數百年來多重視覺化延伸的最新成果，凝結了地球技術圈（technosphere）和認知圈（cognisphere）的巨大物質及精神能量，體現了有意識存在追索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和起源的衝動。JWST於2022年1月24日順利推進到環繞L2的「光暈軌道」（halo orbit）（Fisher 2022）。光暈軌道所環繞的，是上述日地系統的的L2，而並非任何實體物件。等待執行探測宇宙任務的JWST幾乎可以說是人類技術出芽生殖的小行星，迂迴地，隨同地球一起繞行我們星系的母星，透過光子跨越時空物質的採集、繪製、解讀，進而再度化為宇宙（becoming cosmic）。抵達只是開始。環繞中還有環繞。軌道中也還有軌道。當我們望向深度空間（deep space），或所謂深空，我們也望向了深度時間（deep time），從而探索深度物質（deep matter）的形構。2022年7月12日，NASA正式公佈了來自JWST的第一批影像，捕捉／重現／重組宇宙最初的絢爛光采。
在此之前，NASA在2022年2月11日發布了JWST以其內建的近紅外線相機所捕捉的第一個星光，十八個鏡面部分所照射的十八個光點，以及其內部特殊裝置所拍攝的「自拍」，這些是工程師持續校準望遠鏡的重要資料。當我們以JWST的黃金之眼望向深度時空物質，我們也正望向自身，不得不在其中思索著「我」的多重尺度意涵。在我們所身處並見證的二十一世紀脈絡中，所謂的「深度時間」早已不再僅是地球這座行星的地質學時間（geological time），而必然連結到交互星系（interstellar）及宇宙尺度的（cosmic scale）深度時間，乃至於深度時空物質（deep spacetimematter）。「時空物質／spacetimematter」是當代美國新物質女性主義者巴芮德（Karen Barad）的常用語，把時、空、物質連結成一個字，建立在當代量子物理學（quantum physics）所揭示的現象：時間、空間和物質乃是不可分割的纏繞或共同化成（Barad 2007: 179, 234; 張君玫 2021c: 156-157）。當JWST的「自拍」，及其望向深度時空物質的凝視成像，透過全球電子社交媒體向世人發送時，可以說是二十一世紀太空人類世（Space Anthropocene）生命展演系列的片段。
關於「看見／seeing」或「視覺化／visualizing」的曖昧視域，充分顯露了感官事件的多層次意義。哈洛威（Donna Haraway）在1988年出版的〈處境知識：女性主義中的科學問題，以及部分觀點的特權〉（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中呼籲女性主義者重拾視覺的隱喻。正如哈洛威所強調，所有的視覺都早已具有體現性質（embodied nature）（Haraway 1991: 188）。時至二十一世紀，在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強調的是，視覺的隱喻從來不僅是隱喻，也不僅是關於視覺。對特定的體現感知者來說，所有的感官都交織在分子層次的物質、訊息及能量系統中。視覺從不比其他感官來得抽象，也從未抽離於其他感官之外，而早已涉入多樣化的異質感官網絡（network
of heterogeneous senses），共同進行著對所謂現實的組構（composition of reality）。視覺及所有感官之間的相互為用，以及感官資料的翻譯與修編，無不牽涉到分子組構政治（politics of molecular composition）的相關議題。（……）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後殖民系列」第三部
以界線問題和分子轉向為核心命題
探討跨領域的生態纏繞和展演能動力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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