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與社會理論 | 誠品線上

Technology and Social Theor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STS×社會理論，迸出哪些新滋味？ 眾多技術物案例，捕捉社會與「非人類」的交引纏繞 人類世時代必讀的科際研究入門書 「人性始於物。」──賽荷（Michel Serres） 「若是物質性、人造的世界不存在……我們這些解剖學意義的現代人類，幾乎不可能慮及社會。」──拉圖（Bruno Latour） 何謂技術？技術與社會的關係是什麼？是新技術的出現，無情地推動社會變革，抑或，技術僅僅是社會的工具，受到人類意圖的擺佈，正所謂：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上述兩種想法分別反映出技術決定論及社會決定論的觀點。前者對科技抱持「反人文主義」（anti-humanism）的立場，認為技術具有絕對的自主性，位於社會關係之外，技術帶給文化的後果則是線性的，像是「網路必能摧毀極權政府」之宣稱即屬於此觀點。反之，「人文主義」（humanism）則強調技術無非是社會的建構，儘管這點正確，然而此類推論一旦走向極端，物質性的現實將遭到忽略，彷彿自然或人造物本身的性質，在社會變遷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乎其微。 近期，在科學與技術研究（STS）的領域，逐漸浮現出一種更能兼顧物－社會複雜性的取徑，也就是「後人類主義」（post-humanism）。後人類主義不只認為技術具有能動性，還認為人或社會本身就是一種各種異質存在物交錯形成的網絡。這個觀點把技術與社會視為交互纏繞，而非互斥二分。從所有權、控制權、近用權、使用方式及非意圖後果這五大面向出發，有助於我們全方位分析技術物的效應，而非落入決定論的陷阱。 最後，本書具有豐富的實例，從橋樑、錄影帶、腳踏車到3C產品，這些人造物的發展史往往超乎大家想像；再者，相較於坊間的STS文本，本書更涉入了社會理論的領域，探討馬克思、涂爾幹、班雅明、阿多諾、傅柯、麥克魯漢、拉圖等人如何構思技術與物。在這個科技變革日新月異的時代，與公民權益切身相關的「技術與社會」議題早已成為顯學，而此書則期盼能提供讀者實用的概念工具。 佳句摘錄 ☆論技術與社會 解蔽（revealing）是技術的本質。據此，技術是一種認識的形式，其重要性是形上學式的，但此處的形上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義：否認真理即是揭露，以及，認為每次揭露也都伴隨著隱蔽（Heidegger, 1969）。令現代技術獨特的是它們牽涉的特殊解蔽形態。一切技術皆嘗試去挑戰自然，去解鎖、轉化和貯藏其能量。 技術是社會焦慮的主要來源：（1）現代技術是延展且開放紋理的，即使是專家也苦於掌握它們；（2）技術的意圖結果實際上可能無法實現；（3）技術是即時的實驗，具有報復作用，它們就是等著發生的意外。 對許多理論家，包括伍爾加（Woolgar, 1991, p. 46）而言，何謂技術，無法由設計來決定。相反，技術的意義總是要在使用中發現。他引述電話的例子，電話最初是設計作為大眾廣播技術，而非個人對個人的技術。 技術沒有本質，只有群體賦予它的意義。不同群體對於技術會有不同觀點；因此，技術具有詮釋彈性（interpretive flexibility）。最後，詮釋彈性會減少，許多種解讀會減少到一種。當技術達到了穩定化與封閉（closure）後，第二步就停止了。 如果一名單車騎士因為撞上石頭而摔車，社會科學家坦承，他們沒有什麼好說的……對STS（科學與技術研究）的實踐者而言，情況不是如此，他們認為單車本身的運轉機制、道路的鋪設、石頭的地質學、傷口的生理學等等，都在社會學上有意思，而且在經驗上可以分析，不需要將物質和社會之間的界線，當成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分工（Latour, 2000, p. 108）。 我們唯有在技術沒有依照預期而運作的情形下，才會注意到技術。 ☆論現代 決定性的轉變源自馬克思所謂由主觀到客觀的技術變遷：工人曾經掌控工具，如今卻是機器掌控工人。 從中世紀延伸到1900年的時期，藝術的發展超過了技術的發展。突然間，局勢逆轉了。技術主宰了藝術的步調。 如果規訓是奠基於訓練，並且著眼於個人的身體之微政治技術，那麼生命權力（biopower）就是安全的宏觀政治技術，其目標是全體人口。 ☆論後人類主義 馬克思傾向於認為技術是（人類）力量的延伸，而麥克魯漢認為是感官的延伸，特克爾（Sherry Turkle）認為電腦是心靈的延伸。 技術總是徹底擬人的：它們由人類製造和使用，它們會做原本由人類做的事，而且它們會進一步塑造何謂人類。 我們所不是的東西投射進入了物品。物體拜物教經常用來當成推進的工具。在這裡，物成為我們社會地位的指標。 哈洛威（Donna Haraway）清除了流行的說法，也就是「狗有主人，貓有員工」。她主張狗也會訓練我們，而且牠們的馴化是一種共同生產，而不是只有人類的努力。 我們已經與我們的技術共同演化了幾百萬年……它們是身為人類的必要部分，或許是我們最富人性的元素（McLuhan, 2005, p. 289）。聲稱我們總是後人類，說的就是這回事。我們從來沒有先存於或獨立於技術、同伴物種和環境，它們協助建構了我們。我們的聚光燈需要照亮這些領域。 本書特色 ◆詳實回顧技術社會學的重大典範轉移，不只清楚呈現SCOT（技術的社會建構）、ANT（行動者網絡理論）等各大學派的主張，亦對學派之間的異同進行了比較。 ◆在照顧STS傳統的同時，也是非典型的STS讀物，將眾多社會理論的「技術」面向納入考慮，甚至有大量篇幅與傳播學、物質文化、空間研究等領域對話。 ◆案例豐富多元，涵蓋機器、媒介、器具、資訊、交通、養殖動物、寵物等，幾乎無所不包，而在分析維度上亦面面俱到，每章末尾也列出並解說進階讀物，有助於讀者更加深入探索各種理論或實例。 專業推薦 本書爬梳了社會學取向的勞動過程論與跨學科取向的STS研究之間的系譜。──David Calnitsky（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超越學科畛域，開創更貼近周遭、有學有術、兼容並蓄的技術社會論述。──郭文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史提夫．馬修曼（Steve Matthewman）紐西蘭奧克蘭大學（University of Auckland）社會系的社會學高級講師。他在社會學領域有擔任作者和教師的資深經驗，特別關注科學與技術、社會理論、文化研究，以及現代性及其不滿等議題。王志弘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高郁婷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學者。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 將技術寫入社會，將社會納入技術的理論複習／郭文華 叢書序言 致謝 導論 本書組織│社會理論的要旨│關鍵主題 第一章 技術的理論化 何謂技術？│技術做了什麼？│技術如何被理論化？│技術、系統與社會利益│我們的時代：技術、複雜性與風險 第二章 馬克思、現代性與機器 物質轉向│機器製造的機器：現代工業│機器製造的人群：現代主體性│馬克思與技術決定論│馬克思的延伸I：批判理論與文化工業│馬克思的延伸II：諾布爾，《生產的力量》 第三章 建構現代：人造的世界 城市中的社會理論│《拱廊街計畫》│班雅明論漫遊者與技術│傅柯作為技術思想家│技術之眼│工具變遷：技術創新│《規訓與懲罰》：技術問題的技術解答│傅柯與權力機制：技術的中介角色│傅柯2.0：理論與技術升級│忘了傅柯？│附論：創造秩序I－愛里亞斯與建築物的政治 第四章 人造物的政治 技術作為陰影構成│社會工程：摩西切割布朗克斯並建造橋梁│對溫納的批評│技術戲劇│附論：創造秩序II－空間的政治 第五章 技術的社會建構 社會學重新發現了技術│有爭議的技術│固定意義：單車的黑箱化│對SCOT的批評 第六章 社會的社會技術建構：行動者網絡理論 與社會建構論決裂│社會學：有什麼好處？│轉譯社會學│異議的能動者│傅柯／ANT│對ANT的批評 第七章 留給我們自己的設備：主體機器 覺察變遷│第二自我：個人電腦│隨身聽的異議：文化產物的傳記│連上你的自我：私人世界與iPod│從我們的空間到我的空間：公共生活的私人化 第八章 客體生活：物與社會理論 社會生活的物│物的社會生活I：技術生命週期│物的社會生活II：技術生命週期與存有論交換│物的綠化：永不停歇的螺旋│準客體：後人類主義與同伴物種 結論：我們從來都是後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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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導讀 : 將技術寫入社會，將社會納入技術的理論複習
郭文華（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寫此文時台灣選戰方酣，手法也推陳出新：有用影像估算造勢人流的，有用假帳號操弄社群聲量的，有巧剪影片段延伸演繹的，有設計民調操作外宣的。還記得當年首開先例，用廣播節目調動遊行人群，顛覆傳播媒體的爭議。曾幾何時，這些技術都已成為標準配備，經由「小編」、「網紅」，或者是「意見領袖」的加工，帶動民意的風向。

　　其實，選舉只是技術社會，或者說技術社會集合體（collective）的縮影。台灣自1990年代起幾乎年年選舉，而且兩黨鬥法的態勢混淆它們的差異與目的，變相成為民主嘉年華或試金石，刺激相關技術的演進──有打形象的空戰，有掃街拜票的陸戰，更有玩弄民調與媒體節奏的資訊戰。相較於此，攸關未來的改革，如健保資料庫的釋憲後續，人工智慧（AI）的公共化、或者下修公民權年齡等，有些得到青睞，迎合時勢，成為成就「台灣第一」論述的註腳，但大部分則欠缺討論溝通，也沒技術加持，一推出就埋在空洞的政策與選舉語言中。

　　這是我們需要《技術與社會理論》，審視技術社會相關理論工具的起點。作為科技與社會研究（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udies, STS）的實踐者，我不低估技術，認為它只是奇技淫巧或雕蟲小技，也不會掉進創新迷思，認為技術是社會進步的主要推手。甚至近來台灣學界常用，技術與社會互動共製的說法，在STS研究中也已是老生常談。

　　但相較於將解釋技術社會當作STS研究的「專利」，我更關心在此之前學者怎樣看待引領風騷的技術，看它們如何帶動社會想像與思考未來。提幾個過往的技術創新：令人不安的火車、神秘神奇的電話、見人所未見的X射線。它們的社會影響用「交引纏繞」（entanglement）之類的術語交代過去並無不可，但在文明進程的大格局裡，這樣的解釋似乎少了點人們對新興事物的好奇、激動與猶豫，那些直指人性，喚起希望的魅力。是這些讓科技得以進入技術社會的多元實作，交錯構成現代世界。

　　對此，STS研究的理論家拉圖（Bruno Latour）早在2000年訪問台灣時，便以「人類文明長程演化的模型」（Progress or Entanglement? — Two Models for the Long Term Evolution of Human Civilisation）為題，點出以技術社會為動力與基底的文明觀。文明不是新概念，甚至是有點政治不正確，「過時」的說法。但從拉圖眼中，它是以技術社會的核心，透過技能（skill and competence）獲得與分配，奠基於人為延續性（artificial continuity）的長期積累。在這個發展模型中技術與社會的纏繞不只發生在兩者的交轉（cross-over）之中，它們更把以技術統合的社會（technology are what makes the social realm hold together in the first place）兜轉前行，演化為今日所見的複雜社會（social complexity）。物（thing）一直都在，也不必然要汰舊方能換新。它們是新事物，科技研發的產物，但也是公共議題，社會論辯的主角。對拉圖而言，社會學者思考「社會如何看待技術」，或者STS研究者提問「技術裡有沒有社會」，都欠缺更高位、統整性的視點。唯有拋棄技術與社會對立的進步史觀，方可跳脫科學與宗教、全球化與地方的論證困局，精確掌握資本主義的社會表象（representation）。

　　以上文明觀看似復古，但對慣於追逐主流理論但疏於消化反省，長於學科課題但鮮少跨域對話的台灣學界來說，它直指將技術寫入社會，將社會納入技術的關鍵，凸顯出版《技術與社會理論》中文版的重要性。本書原屬Palgrave出版社「社會理論主題」（themes in social theory）」書系，作者是任教紐西蘭奧克蘭大學的Steve Matthewman。Matthewman的專長偏STS研究，課題包括災難與能源基礎建設，但他協同主持該校跨領域的「未來社會學群」（Social Futures Research Hub），關注社會學理論的發展，特別是傅柯與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network-theory, ANT）。《技術與社會理論》是他以技術串接社會學與STS研究，精要的理論複習，以下略記閱讀所見與大家分享。

　　《技術與社會理論》以技術的理論化（theorizing technology）為背景，大致以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以及戰後以降到1980年代的思想為軸心，開展技術社會的理論地景。前三章中社會學背景的讀者看到熟悉的馬克思、班雅明或愛里亞斯（Norbert Elias），但順著作者導引，也會遭遇法蘭克福學派學者，或者跨越到戰後，看到傅柯與質疑技術生產的諾布爾（David Noble）等。第四章到第六章集中於STS研究者對技術的觀點，部分該領域的開拓者，如溫納（Langdon Winner）、休斯（Thomas Hughes）、比克（Wiebe Bijker）與平奇（Trevor Pinch）等對台灣學界並不陌生。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沒有全然用STS學科史的方式，透過孔恩或莫頓（Robert Merton），甚或用科學知識的社會學（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SSK）來介紹技術研究。相反地，這幾章中作者活用涂爾幹、愛里亞斯或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等學者，將技術研究納入社會學。雖然這幾章不見得能納入細微的STS理論轉折，比方說相對主義經驗綱領（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但讀者一方面能瞭解STS研究者的理論爭議，一方面也透過人造物的政治（artifact，第四章主題）追索STS研究的發展，特別是ANT與傅柯對權力的看法與技術的道德向度等，讓它與社會學的理論轉向相互呼應。

　　第七與第八章作者透過社會學的事物轉向（thingly turn），將STS研究延伸進入帕深思（Talcott Parsons）提倡的群己關係（social relations）、文化研究，以至於後人類時代中的「社會賽伯格」（sociocyborg）。這裡有任教麻省理工學院STS博士課程，在心理學與社會學界都影響深遠的特克爾（Sherry Turkle）與她的人機研究，但更多的是社會學家所熟悉的思想家與文化研究學者，例如早期的涂爾幹與牟斯（Marcel Mauss），戰後的賽荷（Michel Serres）、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巴岱耶（Georges Bataille）、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賴許（Scott Lash）或哈洛威（Donna Haraway）等等。這裡作者雖然沒有特別標舉女性主義，但透過案例討論（如隨身聽與女性受眾的反應）與研究（如女性與高科技工作的探討），都呼應技術研究中不可忽視的性別因素（如技術史家卡溫［Ruth Schwartz Cowan］的經典案例）。基進點說，人機交融的「賽伯格」與多物種相伴的世界是現況描述，也是論述轉機。由資本主義推動，鎖定個人來研發的技術與裝置固然動搖公與私的界線，但它們也具有培力（empowerment）的可能，端看使用者的想法與實作。如書中引用哈洛威的洞見：「技術為了某些目的而重新安排這個世界，但是超越了功能與目的而邁向某些開放的東西，某些尚未存在的東西」。

　　這個看似不很社會學的「後人類宣示」點出STS研究對社會學的可能貢獻：如果社會解釋是與社會現實相關，但又非如實呈現的論述存在，那STS研究顯然透過技術，示現這個論述的力道與改變可能。如作者所言：「我們運用技術來解構我們的世界，我們以技術來操演我們的現實。接著，技術操演了我們。它們是社會變遷和社會穩定的能動者，協助生產了自我和社會。據此，它們是秩序的形式與生活的形式」。這是本書結論套用拉圖名著《我們從未現代過》（余曉嵐、林文源、許全義翻譯，群學，2012再版）的書名句型，但若翻轉為「我們從來都是後人類」（we have always been posthuman）的巧思，也是社會學與STS研究理論可以相互融通，探索未來的邀請。

　　作為導論性讀本，《技術與社會理論》拿捏社會學大論述與零散分歧的STS研究之間的平衡，尊重人文社會科學的思想源流並兼顧新興議題的概念銜接，論述清晰，內容充實。特別是後半部作者以具體研究來演繹概念，各章附有進階讀物，幫助讀者瞭解理論的進展與爭議，是其優點。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以英語世界讀者為對象，但作為立基紐澳的學者，作者不僅放入STS研究的知名理論家，如拉圖或羅（John Law），也用相當篇幅挑選介紹較少為社會學界所知的研究者，如韋恩（Brian Wynne）與賽茲涅瓦（Olga Sezneva），或較少被視為理論家的運動者，如戴維斯（Mike Davis），顯示其獨特品味。

　　對台灣讀者來說，《技術與社會理論》涵蓋不少學者與理論，但畢竟有取捨的難處，比方說提出網路社會與流動空間，頗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柯斯特（Manuel Castells），或《老科技的全球史》（The Shock of the Old: Technology and global history since 1900）的作者，亦即提出技術使用觀點的技術史家艾傑頓（David Edgerton）等，書中僅點到為止。此外，對於筆者關注醫療與社會中的技術，STS研究者有不少創見，但或許顧及論述架構，或因為受限於出版年份（原書出版於2011年），也遭割愛。比方說，學界近年廣為引用，《照護的邏輯》（The Logic of Care: Health and the Problem of Patient Choice）的作者莫爾（Annemarie Mol），書中僅討論她的早期著作，而與生醫技術相關的社會人文學者，比方說，提出後基因體時代生命意義與生命政治的拉比諾（Paul Rabinow）或羅斯（Nikolas Rose），也付之闕如。在翻譯方面，領銜的王志弘是此間知名的理論研究者與引介者，兼具STS研究訓練，在內容理解上沒有問題。唯本書橫跨相當領域，牽涉諸多學者，不免部分人名與概念未及參照台灣慣例，讀者或可留意。

　　最後藉此機會談談在21世紀閱讀理論的意義。我們不會認為理論無用，但究竟《技術與社會理論》只能用在社會學專論課程，作為大學部的進階讀物，還是作為STS研究的外延讀物，用在研究所呢？對此，我希望用「理論的時代意義」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本書中引用米爾斯（C. Wright Mills）和傅柯的「當下的歷史」說法，提醒理論研究者技術之於當今社會的關鍵性意義。但換個角度想，當社會學理論正典化，逐漸脫離所處的發想情境與學術脈絡時，技術也提供讓它們「重生」的機會，讓這一代讀者透過研究問題與案例，再次體會它們在方法論上的立場、解釋力與限制。

　　雖然STS研究不是社會學主流，但拉圖確實因為這個新興領域的刺激，創造出影響20世紀後半以至於21世紀思潮的分析框架。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天不假年的理論家，也盼望台灣讀者透過《技術與社會理論》超越學科畛域，開創更貼近周遭、有學有術、兼容並蓄的技術社會論述。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八章　客體生活：物與社會理論

和先前的其他人（Baudrillard、Serres）一樣，米勒（Miller）總結道，我們會在我們的物體中找到自己。米勒和涂爾幹與牟斯的差別，在於米勒是在經驗上通過田野研究才得到這個結論。涂爾幹、牟斯和米勒探討了團結如何以物質形式構成，以及我們如何通過物來定位自己和他人。即使如此，米勒想要跟涂爾幹派的社會科學保持距離，而且不只是在方法論上區分。涂爾幹的研究忠於世俗啟蒙思想的精神。他主張我們可以創造神，以便創造秩序。失去了宗教信仰，就需要以信奉某種其他的超越性物體來彌補。對涂爾幹而言，這個物體就是社會。漸增的個人主義和消費主義，導致了社會可能會碎裂崩毀的恐懼。米勒發現，像是社區與社會這類大型物體，對於他所探討的倫敦人而言，無關緊要。宗教或社會都不是主要的關切，它們也不是過著有秩序生活的先決條件。米勒相信「這形同拒絕了大部分的涂爾幹論點，以及社會科學的最初前提」。
物的社會生活I：技術生命週期
前一節的最主要論點是，技術給予我們穩定性，但我們的技術有多穩定？布朗（Bill Brown）指出，很明顯的，「無論物體在物質上看起來有多麼穩定，它們……在不同場合是不同的東西」。其實，我們在第一章已經說了很多，我們還以奶瓶為例來說明。檢視過物在社會生活中的位置，我們現在來考察物的社會生活。
史特林（Bruce Sterling）針對電話檢視了技術生命週期。他說，技術經歷了四個階段，從最初的「問號」到最後的死亡。第一個技術階段稱為「黃金霧體」（Golden Vaporware）階段。在這個階段，技術只是觀念上的。它只不過是一個想法、夢想或慾望，是發明者想像的虛構。史特林認為這位原型的發明者是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貝爾發明了許多奇幻設備，包括利用取自屍體的一隻耳朵的聲波記振儀（phonautograph）。這個人類機器混合體可以在煙燻玻璃上記錄聲波圖像。我們很少人聽過聲波記振儀。它的生命，就像大部分技術一樣，中斷了。大部分技術都始於且結束於黃金霧體。
如果技術確實設法進展到第二個階段，它們就成了崛起之星。史特林稱呼這是「滑稽的原型」（Goofy Prototype）階段。貝爾最偉大的精巧裝置，電話，在1876年3月10日達到了這個地位。貝爾在這一天創造歷史，率先將人類聲音通過電子方式傳輸。在這個階段，技術依然是不固定且不可靠的，它們的真正潛力還有待實現，它們的意義還有待固著。沒有人可以肯定它們的真正價值。如果這項技術要能夠從滑稽原型邁向更穩定的某種東西，還需要正面宣傳和財務投資。這令追加的研究和開發成為可能。在貝爾的案例中，電話在各處商展上吹捧，並在通俗刊物上廣受報導。貝爾的助理會在另一個房間演奏樂器，最後是在另一個城市演奏。觀眾可以清楚聽到曲調，雖然衝擊不總是正面的。沒有身軀的機械聲音，聽起來可能很怪異。
貝爾設想電話成為大眾媒介。音樂、佈道和演說將會傳播給位於網絡中的人。這對於潛在顧客而言頗為合理，雖然這種作法實現的唯一地方是在布達佩斯（Budapest）。他們的先驅（Hirmondó）系統經營了數十年，播放新聞、小說、戲劇和音樂會。從我們的觀點看，先驅看起來比較不像是電話的先鋒，反而比較像是今日電腦佈告欄的先祖。
貝爾的系統要勝出，就必須成功對付已經建立且十分勝任的電報系統。在許多方面，電報產業在競爭上領先：電報訊息可以留下恆久的痕跡，而且可以在接受者空閒的時候回應，它能夠比電話涵蓋更遠的距離，而且整個系統都已經建立完善。1858年，有一條電纜連結了美國與歐洲，到了1861年，電報線橫越了美國（McLuhan, 2001, p. 272）。史特林指出，1876年美國有214,000英哩的電報線，涵蓋了8,500個電報辦公室。相較於此，貝爾的設備看起來像個玩具，只會引起短暫興趣、有點意思的新鮮東西。
史特林稱第三個階段為金牛（Cash Cow）。在這個階段，技術成年了，新奇找到了效用，它將自身鑲嵌進入世界。貝爾的勝利來自於成功的重新命名。電話可以是一種私密技術，是人與人溝通的工具。這個機器不會主導，將相同的訊息傳送給大眾，而是由使用者來控制。他們會決定這項技術如何使用。沿著這些線索來行銷電話，對於它的成功非常重要。隨著使用者的數量增加、更大的涵蓋範圍，以及運用攻擊性的法律訴訟來牽制競爭者（總共600個案件，百分之百勝訴），電話達到了成熟。
成熟之後是死亡，技術的最後階段。迄今為止，這還不是電話的命運。在地球的許多地方，固網現在可能正讓位給行動電話，但是「全球電話系統是世界最大且最複雜的機器」。即使如此，有很多媒體已經走上了這條路，包括布達佩斯的電話先驅（Telefon Hirmondó）、費納奇鏡（phenakistocscopes）、立體感幻燈機（stereopticons）、西洋鏡（zoetropes）、八軌帶（8-track tapes）和磁片。事實上，由於數量眾多，史特林（Sterling）還發表了一份死亡媒介宣言（Dead Media Manifesto）。後來的一次訪談中，他解釋他的死亡媒介計劃（Dead Media Project）設計，是要彌補我們只聚焦於當前成功技術的扭曲圖像。比較新的技術不見得更好，唯一確定的是你必須付費升級（而且你很可能就停留在這個升級的跑步機上）。哎呀，這個計劃似乎終結了，它的連結也都失效了。史特林在班雅明那邊找到了旅伴，後者深信要通過篩查我們物質文化的廢棄物才能夠理解它。誠如賴許（Scott Lash）所說的，「班雅明在他的後期著作中，開始將現代性理解為一個死物的世界」（參見第三章）。
死掉的技術會發生什麼事？史特林認為它們就是從我們的記憶中淡出。然而，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邊緣物體可能作為古物而復活。在此，它們在室內設計的社會學中扮演要角，牽涉了特殊的文化氣氛，是材料、形式和空間演出的一部分。它們不再具有任何直接工具性意義的功能，但依然從事有價值的象徵工作：承擔見證、定錨記憶、調整心境。對布希亞（Baudrillard）而言，古物最重要的一點在於表意（signify）了時間。在物體的系統中，古物在心理上占有優位。人們尋找先前時代的人造物，因此也就是尋找他們自己文化脈絡以外的物品。這與對於真實性（authenticity）的索求緊密相關。（觀光也是一種時間旅行，具有相同性質。）「古物所回應的要求，乃是對於明確或完整實現的存有的要求」。獲取古物時，擁有者試圖經歷時間，甚至超越時間。古物將我們定錨於起源神話，它們中介了過往。古物擁有雙重功能，既連結到對起源的渴求，也固著於真實性。古物帶領我們回到什麼？傳統、原初智慧、神……以及真實性？這是連結上對確定性的需求。古物屬於某個富裕、知名或有權勢的人？若是如此，就會賦予它額外的價值。在這裡，我們有兩種互為對比的傾向。來自過往的古物，意味了時間的空洞性。它將我們錨定於它，藉此回溯時間，意味了存有的空洞性。這裡有某種逃避主義在運作。存有總是「在他方」，古物容許有限度的逃離我們的時代，脫離日常生活。這是它們神話性質的必要部分。
布希亞在西方人對於過往歲月物件的追尋，以及低度開發地區對於西方現代性技術產品的渴求之間，發現了類比之處。船貨崇拜可能令西方人感到可笑，但是布希亞發現對古物的愛好也是類似現象。在兩種情況中，我們談論的都是具有最低功能與最高意義的技術。「在兩種情況中，在物體形式下獲取的東西都是一種『好處』；『野蠻人』獲得現代技術，『文明』人獲取祖傳的意義」。兩者都展現了拜物教，前者為了權力，後者為了物體。我們所不是的東西投射進入了物品。物體拜物教經常用來當成推進的工具。在這裡，物成為我們社會地位的指標。現代社會愈來愈是這種情況，因為舊有的地位標誌如出身、血緣和家庭逐漸衰弱，雖然物可以用來鞏固這些鏈結。布迪厄寫道：
嚴格來說，每個物質傳承也都是文化傳承。家傳寶物不僅銘記了世系的年代和連續性，也神聖化了其社會身分，而這無法與歷經歲月的恆久性分離；它們也以特殊方式裨益於世系的精神再生產，也就是傳遞作為資產階級王朝之合法成員基礎的價值、美德和能力。在與古代物體的日常接觸時，像是經常拜訪古物經銷商和藝廊，或者更簡單的在一個「就在那兒」的熟悉、親密的，如同里爾克（Rilke）所說的，「誠實、良好、簡單、確定的」物體世界裡走動，得到的是某種「品味」，而這不是別的，就是與品味之物的緊密熟稔關係……這是一種緊密的依附，位於習癖的最深層次，依附於愛好與厭惡、同情與反感、想望與懼怕，而這比起公開的意見，更能塑造某個階級的無意識統一性。
準客體：後人類主義與同伴物種
史諾（C.P. Snow）主張有兩種文化區隔了現代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關注的是沒有人的物質世界，人文則聚焦於沒有物質性的人類世界。這有助於解釋社會理論為何不願意處理物體。後人類主義者發覺這兩種取徑都令人不滿意；他們嘗試理論化「物質和人類於同一個知識架構中」。如前所述，這涉及了令人類離開他們作為原動力（primum mobile）的優越位置。這類研究的一個早期例子是拉圖（Latour, 1988b）的《法蘭西的巴斯德化》（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按：台灣版譯為《巴斯德的實驗室》），凸顯微生物作為社會行動者。他將其中一部分命名為，「我們比我們料想的還要多」（There Are More of Us Than We Thought）。這似乎是後人類主義的合適箴言，引進了眾多的非人類他者，像是拉圖（Latour）的微生物、減速丘和旅館鑰匙（參見第六章）、哈洛威（Haraway）的靈長目和狗，以及富蘭克林（Adrian Franklin, 2006）的桉樹。於是，很顯然，後人類主義者拒絕了將自然、生物與物件割讓給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工。對他們而言，人類無法孤立於非人類世界之外。必須對物質性的問題寄予嚴肅關注。如富蘭克林（Franklin, 2007）指出的，這伴隨著某些取徑，它們「比較不關心物件（對於人類來說）意味了什麼，而是物件做了什麼」。如此一來，這就標示了與社會學傳統的斷裂，也就是從韋伯（Max Weber）（現象學取徑、社會建構論、芝加哥學派、俗民方法論）到關注物件對人類而言有何意義的取徑。意向性（intentionality）是根本議題。在針對標準社會理論提出重大挑戰時，拉圖和其他人宣稱，這並非人類的專屬領域。
後人類主義者傾向於主張所有物體都有能動性，因為它們在物質上會影響其他物質。物體包含了其他積極的物體。羅斯（Dan Rose,）說，也許我們應該拋棄本質的觀念。也許本質並不存在。比較好的想法是會變動的存有和多重的能動性。巴拉德（Karen Barad）也同意：「物質是內在積極流變的實體──不是物，而是……能動性的凝結」。因此，後人類主義者拒絕信守文化與物質的標準二元區分。他們斷然拒絕文化是積極且歷史性的，而物質是消極且不會變化的這種論斷。將人類對比於物質說不通，因為人類是由物質構成的，而且人類的生活完全鑲嵌於物質中。（關於這一點的早期「前－後人類主義」表述，參見Merlau-Ponty, 1968, p. 138）。巴黎不是只有人，無論是巴黎人、訪客或觀光客。拉圖與赫爾曼（Hermant）引述城市街道家具委員會（Commission municipale du mobilier urbain）的街道家具名錄。他們堅稱城市的成員也包括：「700個廣告柱、400個報攤、2個劇院櫃台、700個廣告牌、2000個資訊櫃台、400間公共廁所、1800個公車亭、9000個停車收費器、10000個交通號誌、2300個郵筒、2500個電話亭、20000個垃圾桶，以及9000張長椅」。它們被納入不只是因為它們和巴黎的人類共居者占有同一空間，而是因為它們參與且協助塑造了人類的行為：「這些不起眼物體的每一個……都帶來特殊的秩序，獨特的歸因，某種權威或禁制，承諾或允許」。
巴拉德（Barad）也解釋後人類主義是嘗試從世界的再現式理解，轉移到操演式理解，從現實如何描述轉移到現實如何達成。有時候，這會以另一種來自技術研究的說法來掌握：存有論政治，亦即「世界上有什麼東西的政治」。存有論政治由莫爾（Annemarie Mol）引入理論詞彙。它的知識起源要歸功於ANT，後者展示了社會的實際建構，亦即現實如何經由操演而存在，遂啟發了這類研究。於是，政治和現實是共同塑造的。其中一方是另一方促成的。從這些揭示學得的教訓是，現實存在於多重狀態。這意味了我們有選擇。要操演哪一種？它可以在哪裡操演？誰來選擇？就像技術開發一樣，有選項，事情可以改變，可以有不同的情況。存有論政治既呼籲要承認多樣性，也要尊重多樣性。
現實必須在實作中，於時間面、文化面和物質面建造而成。在STS，實驗室被視為是這麼做的主要場所。肽（TRF(H)）、電腦、電話，或基因改造實驗鼠（OncoMouse™），從那裡釋放到世界上，或者沒有。這些物體運送了各種新現實與新存有論。這裡對於多元性（plurality）的強調，也解釋了為何像「建構」這類舊字眼失去了力道。在建構論者的說明裡，多元性總是過往的事物。由於相關社會群體帶來的封閉機制，現在是單一性占了上風。相對於此，存有論政治的支持者主張，現實經歷著各種類型工具的持續操縱。「這裡它被一把手術刀切進去；在那裡它被超音波轟炸；還有其他地方，再往下一點，它被放在天平上秤重」。
［…］對於操演性的強調標誌了脫離單純的字詞，邁向字詞、物件、動物、自然，實際上是廣大的物質性。這也標示了對於狀態的不滿，以及偏愛過程、論述實作和時間迸現。後人類主義的語言偏好動詞勝過名詞，而「做」和「變成」位列頂端。於是，比起物質化（materialization），物質（matter）沒那麼重要。在這種混攪（mangling）中，有個傾向是混合原來以破折號和斜線區分開來的東西，像是社會－技術變成社會技術（sociotechnical），自然／文化變成了「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s），自然的與社會的變成「自然社會的」（naturalsocial）。這是表示貶抑舊的存有論區分的另一種方式。就此而論，哈洛威（Haraway）的〈賽伯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格外重要，質疑了人與動物、人與機器，以及實體與非實體的區分。跟賽伯格──也就是軍事－科學－工業複合體的冷戰鬥士率先夢想的模控有機體──相同，同伴物種（companion species）也以新穎而無法預期的方式，匯集了文化與自然、人類與非人，以及有機與技術。
哈洛威對於分類向來很感興趣，關注類別如何建構和出現，以及它們如何協助操作我們。她對於物化這些界線或巡視它們，則毫無興趣。在許多方面，她的事業是由她對於跨越自然／文化區分的那些事物的興趣來定義的：賽伯格、郊狼，基改實驗鼠，以及女男人。狗很有趣，因為牠們跨越了許多圖式：寵物、朋友、食物來源、放牧者、獵者、害物、疾病攜帶者、研究對象、武器、保護者、救援者、追蹤者。換言之，牠們「是眾多類型的實體……〔具有〕各種類型的關係性」。這裡的關係性論點非常關鍵。如哈洛威所說的，「主體、客體、類型、種族、物種和性別，都是它們關聯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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