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us N'Avons Jamais Ete Modernes: Essai D'Anthropologie Symetrique
作者 | Bruno Lato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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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商品描述 | 我們從未現代過:本書展現宏大的企圖心,以科學為切入點,進而企求全面檢討「現代性」這個核心問題拉圖重新審視現代性論述中一系列的「大分裂」(自然vs.文化、主體vs.客體 |
作者 | Bruno Latou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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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商品描述 | 我們從未現代過:本書展現宏大的企圖心,以科學為切入點,進而企求全面檢討「現代性」這個核心問題拉圖重新審視現代性論述中一系列的「大分裂」(自然vs.文化、主體vs.客體 |
內容簡介 本書展現宏大的企圖心,以科學為切入點,進而企求全面檢討「現代性」這個核心問題拉圖重新審視現代性論述中一系列的「大分裂」(自然 vs. 文化、主體 vs. 客體、事實 vs. 價值、現代的我們 vs. 傳統的他者),從而得出「我們從未現代過」這個聳人聽聞,卻又全然不同於後現代主義的重要結論。在孔恩的鉅作《科學革命的結構》出版五十週年的今天,閱讀拉圖的《我們從未現代過》,更可以深切感受到「科技研究」(STS)所走過一段漫長而引人入勝的思想旅程。《我們從未現代過》的重要性,在於提出理解自然與社會存在關係的新本體論架構,這提供了人們另一種理解歷史與世界的方法。本書法文版自1991年問世以來,迄今已被譯為二十多國語言,在二十年後終於來到中文世界。所謂的經典,是能讓不同世代的人在閱讀後都得到激盪與啟發,而《我們從未現代過》就是這樣一部遲來的經典。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布魯諾.拉圖1947年出生於法國知名酒鄉伯恩(Beaune)。拉圖最初接受的學術訓練為哲學,後於非洲服役期間對人類學產生濃厚興趣,並曾在象牙海岸從事田野工作。1975-1977年間,他在加州的沙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進行參與觀察,充分運用民族誌方法。1979年,與社會學家伍爾加(Steve Woolgar)合著《實驗室的生活》(Laboratory Life),乃上述調查的具體成果,也是新興學術領域「科技研究」(STS)的奠基之作。此後,拉圖成為該領域深具影響力的理論健將,以及行動者網絡理論(ANT)的主要建構者之一。1982-2006年間,他任教於巴黎高等礦業學校的社會創新中心。2007年起,轉任巴黎政治大學。拉圖 著有作品十餘冊,包括已被譯為二十多國語言的《我們從未現代過》。這些作品既開啟研究的全新可能性,也拓展了讀者的思考與視野,充分體現出他具原創性且飽受爭議的精彩學術旅程。
書名 / | 我們從未現代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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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 Bruno Latour |
簡介 / | 我們從未現代過:本書展現宏大的企圖心,以科學為切入點,進而企求全面檢討「現代性」這個核心問題拉圖重新審視現代性論述中一系列的「大分裂」(自然vs.文化、主體vs.客體 |
出版社 / |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
ISBN13 / | 9789866525605 |
ISBN10 / | 9866525600 |
EAN / | 9789866525605 |
誠品26碼 / | 2680721456003 |
頁數 / | 336 |
開數 / | 25K |
注音版 / | 否 |
裝訂 / | P:平裝 |
語言 / | 1:中文 繁體 |
尺寸 / | 21X15CM |
級別 / | N:無 |
內文 : 1.1 混種物的增生
從日報第四版,我得知今年南極上空的測量結果不太理想:臭氧層破洞正不祥地逐漸擴大。繼續往下讀,我從大氣化學家轉到了原化公司(Atochem)和蒙桑托公司(Monsanto)的執行長,這兩家公司正在修改生產線,為了替換無辜的氟氯碳化合物—人們指控它們破壞了生物圈。幾個段落後,我碰見主要工業化國家的首腦,他們扯上了化學、冰箱、噴霧劑和鈍氣。但到了這篇文章結尾,我發現氣象學家不同意化學家。怎麼說呢?氣象學家正在討論和人類活動無關的氣候循環波動。所以,工業國家現在不知如何是好,國家首腦們也裹足不前—我們該等等嗎?還是已經太晚了?到了這版底端,第三世界國家與生態學家又對此表示懷疑,並且談論國際條約、延期償付外債、下一代的權利和發展的權利。 同樣一篇文章混合了化學反應與政治反應。單單一條線串連了奧妙難解的科學和最卑劣的政治;串連了最遙遠的天空與某些里昂郊區的工廠;串連了全球規模的危機與迫近的地方選舉或下次委員會會議。其中的範圍、利害關係、時間架構、行動者,通通都互不相稱,但它們就是在那兒,被捲入同一則故事裡。 在第六版,我得知巴黎愛滋病毒污染了蓋羅(Gallo)教授實驗室裡的培養基;然而我得知席哈克與雷根先生已嚴正宣誓不會重演愛滋病毒發現時的歷史。我得知強硬病友組織迫切需要的藥物,化學業銷售起來卻不夠積極迅速;我得知這種傳染病正在靠近撒哈拉的非洲蔓延。再一次,國家首腦、生物學家、迫切需要治療的病人與實業家發現,他們捲入了一場混雜著生物學與社會的混沌未明的故事。 在第八版,有一個受日本人控制的電腦與晶片的故事。在第九版,有保存冷凍胚胎權利的故事。第十版報導森林大火的煙霧使某些生物學家亟欲保存的稀有物種喪命;在第十一版有佩戴項圈的鯨魚,牠們的項圈上附載著無線電追蹤器;第十一版也報導了法國北部有個礦渣堆(某種剝削勞工的象徵)因為滋養著稀有植物群,剛剛被列為生態保護對象!在第十二版,教宗、法國主教、蒙桑托公司、輸卵管、德州的基本教義支持者為了單一避孕措施而結為怪異同盟。在第十四版,高清晰度電視的訊號線數目把德羅先生(Mr. Delors)、湯姆笙公司、歐洲經濟共同體、標準化委員會、日本人(又來了)還有電視製作人集合起來。只把螢幕標準改動了幾條線,接著幾億法朗、幾千萬台電視機、數千小時的影片、數百位工程師與成打的執行長就化為烏有。 幸好這報紙包括幾個使人放輕鬆的版面;它們純粹處理政治(激進黨的會議),還有文藝副刊,其中小說家們在津津樂道一些自戀自我的冒險經歷(我愛你……你不愛我)。若少了這些撫慰人心的專欄,我們恐怕要頭暈眼花了。因為這些混種文章正在增加,勾勒出科技、政治、經濟、法律、宗教、技術、小說的糾葛。如果說閱讀日報是現代人祈禱的形式,那麼今天要是有人一邊祈禱,一邊閱讀這些混亂的事務,這人的確相當怪異。所有文化的事務和自然的事務,天天都攪和在一起。 但沒人發現這件事令人困擾。像經濟、政治、科學、書介、文學、宗教、地方新聞等標題依舊各安其位,彷彿沒有任何異狀發生。最小的愛滋病毒帶你從性到無意識,然後到非洲、到組織培養、到DNA與舊金山。但分析家、思想家、記者與決策者為你把病毒走過的網絡,切成了微小的隔間。你將會發現這些小隔間裡,或者只有科學,或者只有經濟,或者只有社會現象、地方新聞、情緒、性。按下最無辜的噴霧劑噴頭,你將會出發到南極,並且從這裡到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到里昂山脈、到鈍氣的化學作用,然後或許到聯合國。但串連這些的線絲會柔腸寸斷,其數如純粹學科之多。不管如何,他們似乎都在說:不要把知識、利益、正義與權力混為一談。千萬別把天與地、全球與地方、人與非人混為一談。你可能會說:「但這些糾葛把事情混在一起,把我們的世界編織在一起!」分析家則回應:「就當這些糾葛不存在吧!」他們已經用仔細磨過的劍斬斷了「高爾蒂安結」(Gordian Knot)。「高爾蒂安結」的軸心應聲斷裂:分析家在左邊放上關於事物的知識,在右邊則放上權力與政治。 1.2 重打高爾蒂安結 二十多年來,我的朋友與我一直在研究這怪異的情況。而這情況是我們所處的知識文化不曉得如何歸類的。因為欠缺更好的術語,我們自稱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經濟學家、政治學家、哲學家或人類學家。但在這些可敬的學科標籤之後,我們總會加上一個修飾語:科技的。「科技研究」(science studies),如美國人所稱,或者「科學、技術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不論我們使用哪個名稱,我們總是試著重新打上高爾蒂安結,辦法是頻繁地(如我們所必須的那樣)跨越分隔精密知識與權力行使的分水嶺—或者說自然與文化。我們自己就是混種,彆扭地在科學機構裡供職,算是半工程師半哲學家。我們是不求名分的第三類學子(Serres, 1991)。我們已經選擇跟隨糾葛,不論它帶我們到何方。我們仰賴轉換(translation)或網絡觀念往返穿梭。「網絡」這概念比「系統」更靈活;比「結構」更有歷史感;比「複雜性」(complexity)更依據經驗。網絡這個概念便是阿麗雅德妮之線(Ariadne's thread),幫助我們逃脫這個盤根錯節的故事。但人們依舊無法理解我們的工作,因為這些工作被分為三個部分,這三部分分別對應到我們的批評者習慣的分類,成為自然、政治與論述。 在唐納.麥肯錫(Donald Mackenzie)描述洲際飛彈的慣性系統時(MacKenzie, 1990),在米歇.卡龍(Michel Callon)描述燃料電池電極時(Callon, 1989),在湯瑪士.休斯(Thomas Hughes)描述愛迪生白熾燈絲極時(Hughes, 1983),在我描述由巴斯德改變的炭疽菌(Latour, 1988b)或描述羅傑.居力民(Roger Guillemin)的腦縮氨酸時(Latour and Woolgar, [1979] 1986),這些批評者想像我們在討論的是科學和技術。因為這些是邊緣課題,充其量就是純工具或計算思維的顯現,對政治或精神感興趣的人不注意我們的研究似乎理所當然。但這些研究處理的並不是自然或知識,並不是「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這些研究處理的是這些事物如何與我們的各個集體與主體產生關連。我們談的不是工具性思想,我們談的是各個社會的內容本身。麥肯錫動員美國海軍、甚至國會來討論他的慣性系統;卡龍動員法國國營電力公司(French electric utility, EDF)和雷諾公司,以及許多法國能源政策,來和實驗室裡電極尖端的離子變化搏鬥;休斯圍繞著愛迪生的白熾燈絲極,重建了整個美國。如果人們拉著巴斯德的細菌,整個法國社會將映入眼簾;若沒有把腦縮氨酸和科學社群、儀器、實作,還有一切看起來不像方法規則、理論與神經元的配件連成一串,就不可能了解腦縮氨酸。 「但你們肯定在討論政治吧?你們只是讓科學真理變成政治利益,讓技術效能變成謀略吧?」這是對科技研究的第二個誤解。我們的崇拜儀式為科技的事實保留了既處於邊緣又很神聖的位置。如果科技的事實沒有佔據這樣的位置,那麼這些事實就會立刻被化約成純粹而局部的機緣,化約成彆腳的陰謀。但科技研究不是在討論社會脈絡與權力利益,科技研究討論的是社會脈絡和權力利益如何與集體和物(object)牽連在一起。海軍組織拜其下各部門與飛彈的聯盟之賜,產生了深遠改變;法國國營電力公司和雷諾公司逐漸產生不同風貌,端視它們是否投資在燃料電池或內燃引擎上;電燈發明之前和之後的美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地方;十九世紀的社會改變了,端視它是由可憐的靈魂或受微生物感染的人們組成;至於躺在分析家臥榻上的無意識主體,我們的不同解釋也各有所本,端視他們的乾腦子分泌了神經傳導素,或他們的溼腦子裡分泌了荷爾蒙。我們的研究全都無法沿用社會學家、心理學家或經濟學家對社會脈絡或主體的種種說法,以便將其應用到硬科學上。這就是為何我用「集體」(collective)一詞描述人與非人的關連,而當我用「社會」(society)一詞時,指的只是社群中的一部分,只是社會科學發明出來的分裂。人們本來就一直在重新定義技術的內容與脈絡。正如認識論者再也不能在我們提供給他們的集體化事物裡,認出他們幼年時學到的觀念、概念或理論,我們也無法期待人文科學,會在集體(其中布滿我們列出的各種事物)裡,認出他們在好鬥的青春期所玩的權力遊戲。我們藉阿麗雅德妮的纖纖小手追蹤出的細緻網絡,依舊比蜘蛛網還要更難察覺。 「但你們若不是在討論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或人群自身(humans-among-themselves),那就是在討論論述、再現、語言、文本、修辭嘍?」這是對科技研究的第三個誤解。那些不考慮符號外部所指(事物本質)還有說話者(語用或社會脈絡)的傢伙,確實可以只談意義效果(meaning effect)和語言遊戲(language game)。然而麥肯錫在檢驗慣性導引系統的演進時,他可是在討論殺死我們大家的武器部署;卡龍在追蹤科學文章中展示的路徑時,他可是同時討論著工業政策和修辭;休斯分析愛迪生的筆記本時,美隆園區(Menlo Park)的內在世界正要變成全美國的外在世界;我在討論巴斯德馴化微生物時,可是動員了十九世紀的法國社會,而不只是在對一位偉人的文本做符號學研究;我在談論腦縮氨酸的發現∕發明時,是認真地在談腦縮氨酸本身,而不只談它在居力民教授實驗室裡的再現。修辭、文本策略、書寫、演出、符號學,這些種種確實也很重要,但它們以一種新形式存在,這個新形式對事物本質和社會脈絡同時造成衝擊,儘管不能將之簡化成這個或另一個。 我們的智識生活亂了章法。要是認識論、社會科學、文本科學仍各自為政,那麼這些學科還各擅勝場。若我們正在追逐的創造物跨越了這三個空間,人們就再也不了解我們。一旦我們向既有的學科出示某個細緻的社會—技術網絡,出示一些可愛的轉換過程,第一群專家就會提取我們的概念,並且拔掉所有可能將這些概念連接到社會或修辭的根源;第二群專家會抹煞網絡具有的社會與政治面向,並清掉網絡裡所有的物;最後,第三群專家會保留我們的論述與修辭,但去除我們的作品裡任何對(難以啟齒的)實在或權力遊戲的不當執著。在我們的批評者眼中,我們頭上的臭氧破洞、我們心中的道德律、自主的文本,每一個課題都很有趣,但只有個別來討論時才會有趣。一個精巧的梭子應該要將天堂、工業、文本、靈魂和道德律編織在一起,只是這件事目前仍舊看來詭異、無法想像,也不合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