測繪日治台灣的輪廓: 台灣堡圖到鳥瞰圖, 重新看待歷史課本缺漏的那幾頁 (第2版) | 誠品線上

測繪日治台灣的輪廓: 台灣堡圖到鳥瞰圖, 重新看待歷史課本缺漏的那幾頁 (第2版)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關於台灣的歷史，我們都還在補修學分過去課本只有連橫《台灣通史》，不見伊能嘉矩《台灣踏查日記》馬關條約快轉到台灣光復之間除了八年抗戰，還有許多學校不教老師不談的事件脈絡本書收錄世界罕見的「台灣堡圖」、「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太魯閣交通鳥瞰圖」、「台灣鐵道線路圖」…等90餘幅古地圖讓我們仿擬全知者角度俯瞰圖紙上的太陽帝國，缺了頁的日本時代由生於這片土地的人們一起來共同詮釋 如果文字無法客觀，我們還能倚憑什麼來詮釋過去的歷史？台灣史中的日本時代是最具爭議的一段，大部分的字面資料，多半因為敘事者的意識形態而有過度褒貶。為了更靠近那段歷史，除了交叉比對文獻、口述資料與老照片，地圖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線索。繪製精美的地圖是日本民族追求精緻工藝的表現之一。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之後，基於統治與發展產業的需求，日本人繪製地圖的「癖好」得到大肆發揮的機會，測繪了都市計畫、鐵公路、軍需產業、水利設施、族群人口…等各式各樣的台灣主題地圖。 曾任「大地地理雜誌」總編輯、《被誤解的台灣老地名》作者陸傳傑，深入解讀日本人留下的地圖遺產，並援引參照大量的田野調查與古籍文獻，抽絲剝繭，追溯日本在台灣進行的統治進程與生產建設等各方面的情形。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陸傳傑曾任大地地理雜誌總編輯，著有《裨海紀遊新注》（榮獲2002年圖書綜合類金鼎獎、小太陽獎）、《南管賞析入門》（榮獲1995年有聲出版類金鼎獎）、榮獲金鼎獎雜誌編輯獎（1992年）、《圖說台灣地名故事》（榮獲2013年好書大家讀年度好書獎）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1.追尋日本時代台灣老地圖的起點2.靖台篇：紀錄台灣農村原始布局的日清戰爭地圖3.理番篇：地圖上的賽德克巴萊4.行政區畫篇：氣勢恢宏的〈大日本帝國台灣島豫察地形圖〉5.都市計畫篇：意識形態主導下的都市計畫6.市街篇：西門町的「後街人生」7.海運篇：日本海運雙霸競爭下的台日命令航路8.築港篇：從紅樹林遍生的潟湖到南進基地的大本營9.鐵路篇：縱貫線把漳、泉、閩、客全變成台灣人10.公路篇：台灣人雙手開出來的縱貫公路11.水利篇：是幸福的農民？還是幸福的地主？12.樟腦篇：台灣樟腦：Price of camphor is blood13.蔗糖篇：日本時代的台灣糖業地圖為什麼一成不變？14.族群篇：台灣的客家人到底占多少？15.移民篇：花蓮；日本農業移民的大本營16.中國篇：日本時代國民政府出版過台灣全圖嗎？17.鳥瞰篇：鳥瞰圖到底是畫？還是地圖？18.空襲篇：疲勞轟炸下的台灣19.光復篇：陳儀是哈日族？20.太陽帝國的最後一塊拼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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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意識形態主導下的都市計畫
我收藏的第一張老地圖是民國四○年出版的〈台北市都市計畫圖〉。後來我才知道這個都市計畫根本就是昭和七年(一九三二)三月公布的「大台北都市計畫」〈台北市區計畫街圖及公園圖〉的翻版，這份都市計畫預計在一九五五年之前可以容納六○萬人口，所以民國四○年台北市政當局繼續延用了這份二十年前的都市計畫。
〈台北市區計畫街圖及公園圖〉有一個特別之處，就是整個城市是向東面擴張。都市規劃方面的學者或許會說，台北市的西面是淡水河，發展受到限制，東面未開發的空間還很大，向東發展是極為自然的。這個說法自然是難有辯駁之處。
但我參考了日本時代其他台灣城市的地圖，發覺日本時代台灣城市的布局，有兩個有趣的共同現象，和都市的規劃或許有一定的關連。這是不是可以視為都市規劃中的意識形態作用？關於都市規劃中的意識形態作用，我在已故的區域規劃學者陳志梧的著作中受到了不少啟發。
《空間之歷史社會變遷：以宜蘭為個案》是陳志梧的代表作，他研究的切入點是闡述政治、經濟、意識形態在空間、地景的歷史變遷中所發揮的作用。陳志梧看待空間、地景的歷史變遷，有著寬闊的視野，為吾人所望塵莫及。但他在書的一開頭，引用卻是K. M.的一句名言：「假如事物的表象與本質直接吻合，那麼所有科學都將是多餘的。」
這個開頭引言不正是馬克斯對意識形態作用的敘述？當時剛解嚴，陳志梧大概還「不好意思」大辣辣的引用馬克思的名言，只用K.M.(Karl Marx)兩個縮寫代替馬克思。
政治立場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無庸置疑，都市計畫也會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嗎？政治學中意識形態的作用學者談得很多，但都市計畫的學者對意識形態的作用卻很少觸及，有些都市規劃師認為都市計畫要考慮的方方面面太多了，都市計畫是純粹理性的科學，哪裡容得下意識形態「興風作浪」？
如果這個說法屬實，那麼該如何解釋中國數千年來的城池大多是以中軸線為左右對稱部局的方形結構？而歐洲卻多為圓形或同心圓的佈局？而近現代流行的巴洛克式城市佈局真的比古代城市更適合人居？不同的城市佈局思維真的出於城市機能的實際需求，沒有參雜一絲意識形態的作用。
二十多前我應邀撰寫過一篇關於台北捷運路線對都市發展影響的報導。當時台北捷運路線剛公布公布，部分都計學者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認為這套規畫路線根本無法解決台北都市發展的問題，只會加速人口的集中。而且捷運重複建在原先的主要交通幹道上，也只會使得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當時一位捷運局的處長私底下還像我坦白，依據他們的估算當時大台北地區的人口大概是五百萬人，二十年後大台北地區人口會增加到七百萬人，而完成後捷運的承載量是兩百萬人，正好是二十年後增加的人口。另外他們也估計二十年後，大台北的私家汽車會再增加一倍，所以二十年後台北的路面交通不會更好，捷運只是提供另一種交通工具選擇。
當時我不懂為什麼要花費數以百億計的預算，去填補一個無可救藥的無底洞，難到沒有其他解決之道？譬如營建新市鎮？事實證明，原先看好的新市鎮，後來都不算成功。反而「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預言，似乎成了現實社會的寫照。可是現在台北捷運已經成了台北市民極少數「引以為傲」的「城市名片」，卻很少人注意到「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預言和捷運的關聯性。
之後，我開始注意台北城市的發展過程。我發覺兩百多年來，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政權，對台北的城市規畫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其中牽涉到自然條件、地形地貌、區域地位、生產力、財政實力、地方勢力，還有各自的傳統意識形態。
關於意識形態的作用，我又從法國左翼學者阿杜塞的《意識形態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一書獲益甚多。因為阿杜塞的啟發，我對都市計畫中意識形態所發揮的作用，產生了莫大的興趣。
日本時代台灣城市的布局，有兩個有趣的共同現象，首先，當時幾乎每個台灣城市的日本神社，是官幣大社，不是一般的小神社，都位在城市北方或東北方的小丘上。例如位於圓山飯店現址的台灣神社，高雄壽山上的高雄神社都是很明顯的例子。其他像桃園、台中、彰化、嘉義、花蓮、台東也有相同的情況。
當然也有例外的，像是位於台南市羨仔林的台南神社、新竹市客雅山的新竹神社就不是位於城市北方的小丘上，當然新竹市、台南市區的北邊都沒有高地。羨仔林在台南孔廟旁，是台南市的核心地帶。
台南神社之所以建在羨仔林，我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城市的北邊都沒有高地，但日本官方的說詞是，神社之所以選擇在羨仔林，是因為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親王進駐台南時，以羨仔林吳宅為官邸，後來殞命於此，為了紀念他才在原處興建神社。日本人選擇在新竹市南面的客雅山建神社，也是以北白川宮親王的「御跡」為考慮，我認為這也是為新竹市北面也沒有高地而「開脫」的說詞，。
此外，各城市的主要官衙，基本上是面向東面或東北面的。當時算是台灣最大，甚至是亞洲最大的單一建築體，台灣總督府就是座西面東。其他，台中州廳、台南州廳也是如此。
我認為這兩個共同點並非偶然現象，應該是日本官方有意為之。日本位於台灣的東北方，所以官幣大社自然也要坐落在東北方的高地向下俯視整個城市，作為統治的象徵。
另外，太陽是日本的國徽，也是日本的象徵，日本自古號稱「日出處之國」，官衙坐西朝東，迎向朝日，就是「心向祖國」的意思。所以東、北兩個方向是日本時代都市計畫當局首先要考慮的，但這和台灣原本的城市格局產生了嚴重的悖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