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明亮的人, 如何能理解黑暗? 罪行德國律師的思索 | 誠品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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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48則揉合寂寞與幸福、悲傷與救贖的書寫， 冷硬的文字，敘述的是現實的荒謬與命運的無常， 寫的是人性的殘酷與美好， 寫的是我們，與這個活生生的世界。 國外媒體盛讚： 「當今德國最重要的作家！」 《罪行》《罪咎》與《懲罰》三部曲之後 德國知名律師作家費迪南．馮．席拉赫最貼近真實自我之作 多年以後，我明白了人類是善還是惡這個問題完全沒有意義。 人類無所不能，他可以譜出《費加洛婚禮》，建造出西斯汀教堂，發明盤尼西林， 也可以發動戰爭，姦淫擄掠和殺人。 這始終是同樣的人類，這個光芒四射、絕望、飽受折磨的人類。 ──費迪南．馮．席拉赫 一向重視隱私，慣於述說旁人故事的德國知名律師費迪南．馮．席拉赫，透過手術刀般的筆鋒，以48篇只有編號、沒有標題卻發人深省的短文，呈現他獨特的思考脈絡；更難得地揭露了他的私密往事，既滿足讀者對他的好奇，也有助於對其作品的理解。 本書對人性、寂寞、對幸福的追求與挫敗、文明的進步與退步、歷史的教訓與重演、人權與法治、失控的民粹議題等，都有所抒發與著墨。作家回顧過往的人生，試圖從他眼中這世界的美好與荒謬，釐清自己何以成為如今的這個「我」。 透過馮．席拉赫看待人間百態的思緒，這部形式與閱讀感獨具一格的著作，帶我們釐清理解世界時的盲點，並且看見在絕對的黑白之外，那片灰色地帶裡，我們不忍直視卻不能停止思考的事。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蔡慶樺（作家） 神奇海獅（作家） 黃瑞明（司法院大法官） 尤美女（律師） 邱顯智（立法委員） 林立青（作家） 吳曉樂（作家） 馬 欣（作家） ──感心推薦 ◎好評迴響 世界持續動盪，仇恨依然存在。黑暗，儘管深沉，但馮．席拉赫看到了黑暗，不忘點燃燭火，讓我們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力量。 ──黃瑞明（司法院大法官）、尤美女（律師） 馮．席拉赫真是一個特別的律師作家。 他筆下的法律，在面對真實人生時總顯得蒼白與無力，這種書寫讓人跟著作者自省，並且深深地認知到身而為人的複雜。 他讓我們看見，律師應該如何書寫法律。 他讓我們看見，在法律無法解決的問題背後，潛藏著的是什麼樣的人性。 ──林立青（作家） 我所見過最會化艱澀為情節的作家！ ──吳曉樂（作家） 閱畢馮．席拉赫的新書，令人覺得哀傷，也發人省思。 律師的當事人形形色色，特別是刑事律師，遇到的總是許多令人悲傷的故事。馮．席拉赫精采的文字，卻可以在悲傷之外，呈現許多峰迴路轉的演變。 在他的筆下，故事中的人物不只是當事人，不只是被告、罪犯，他們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真實存在的人。書中對於人性的深刻同理心，更讓我們看到未來的希望。 ──邱顯智（立法委員） ◎國外讀者絕讚好評 ★48篇完全不同的文字，彼此之間沒有任何關聯，但是每一篇都傳達了其他作家需要寫成長篇小說才能傳遞的訊息。故事之簡潔，文句之精練，似乎每個單字都經過仔細地衡量與巧妙地斟酌，才使馮．席拉赫的書如此獨特，如此令人著迷，如此值得一讀。 ★令人震驚的筆法！用半個句子，就能捕捉整個場景；僅需一句話，就可以講述整個人生故事。馮．席拉赫只講述事實，不試著操縱讀者，而是讓讀者有足夠的空間，決定如何擺放自己的位置，以及從中汲取什麼。 ★這居然是我第一本馮．席拉赫的著作？我之前的人生到底都在做些什麼！ ★雖然幾分鐘內就可以讀畢書中任一則故事，但我總是需要更長的時間反思，以形成自己的看法或準確地重新思考，使我認識了自己和過往的經歷，這正是本書如此不同、如此特別也如此奇妙的原因。這是一部最好的文學作品。 ★這是部非常個人化的書，呈現了作者一生的思想和經歷。文字清晰，幾乎不帶任何情感，但是簡單的話語仍然使人感動不已。 ★本書令人震撼！既充滿詩意，又滿載戲劇性和悲傷，而且在文字深處總埋有希望。 ★在第一則故事中，作者失敗的嘗試，對我們來說是多麼幸運的事。要是沒有這位出色的作家，我們的世界該有多麼無聊！絕對推薦！ ★可能沒有當代作家像馮．席拉赫一樣，突然在文學界嶄露頭角，並自那以後就超越了所有人！ ◎德國媒體讚譽 德國文學的偉大之聲！ ──德國第二電視台《午間雜誌》（Mittagsmagazin） 費迪南．馮．席拉赫以簡單明瞭、不加文飾的詞句，使這個世界稍微更容易理解一點。 ──《紐倫堡新聞報》 當今德國最重要的作家！ ──德國phoenix persönlich節目 揉合了救贖與悲傷，馮．席拉赫的洞察力每每令人著迷不已。 ──德國西南廣播公司 作者以巧妙的嘲諷、含蓄的幽默以及淡淡的絕望，呈現出哪些事物令他絕望，哪些事物又拯救了他。 ──北德廣播電台 簡潔平淡的文字風格、對另一個世界的觀察，以及令人拍案叫絕的故事，將會長留在讀者的記憶中。 ──《漢諾威廣訊報》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費迪南．馮．席拉赫1964年生於慕尼黑，自1994年起擔任執業律師，專司刑事案件。他的委託人包括前東德中央政治局委員、前聯邦情報局特務、工業鉅子、達官顯貴、中下階層人士及常民百姓。2009年出版的處女作《罪行》引起廣大迴響，德國讀者及媒體好評不斷，售出三十多國版權。2010年獲《慕尼黑晚報》選為年度文學之星，同年獲頒德國文壇重要獎項克萊斯特文學獎。2010年第二本書《罪咎》出版，立即登上德國《明鏡週刊》暢銷書榜冠軍。《明鏡週刊》稱馮．席拉赫為「偉大的故事作家」，美國《紐約時報》讚美他的文字「風格獨具」，英國《獨立報》把他與卡夫卡和克萊斯特相提並論，《每日電訊報》則說他名列「歐洲文壇風格最鮮明的作家」。2018年《懲罰》出版，完成他短篇小說三部曲的最後一塊拼圖。《罪行》及《罪咎》獲得全球百萬書迷擁戴，電影版權皆由《香水》的出品者康士坦丁電影公司買下。《罪行》改編而成的電影《罪愛妳》由國際知名導演多莉絲．朵利執導，2012年上映後，不僅奪下巴伐利亞國際影展最佳導演獎，更在柏林影展上大放異彩；改編電視迷你影集則由德國第二電視台（ZDF）製作，2013年在德國播出後也廣受歡迎。《罪咎》電視影集2015年播映後，隨即在巴伐利亞電視節獲獎，目前製播至第三季；改編電影《惡棍成長記》由德勒夫．巴克執導，2018年慕尼黑電影節首映，廣受好評。《罪行》中文版在台灣亦大獲讀者喜愛，除了「誠品選書」推薦之外，甫上市即登上博客來文學類、誠品人文類、金石堂文學類等暢銷書榜榜首，久踞不退，推薦之聲絡繹不絕，並榮獲金石堂2011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2019年台北國際書展期間受邀訪台，舉辦《懲罰》中文版新書座談會，並於主題廣場以「公平抑或是冤屈？」為題發表演說，台下座無虛席。除了《罪行》《罪咎》與《懲罰》三部短篇故事集外，馮．席拉赫還著有長篇小說《誰無罪》與《犯了戒》、散文集《可侵犯的尊嚴》、劇作《恐怖行動：一齣劇本》，以及對話集《發自肺腑的理性》等。本書是他的第十部著作。姬健梅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畢，德國科隆大學德語文學碩士，輔仁大學翻譯研究所中英文組。從事翻譯多年，文學類譯作包括：馮．席拉赫《懲罰》《可侵犯的尊嚴》、杜倫馬特《拋錨》、卡夫卡《變形記》《審判》《城堡》《失蹤者》、托瑪斯．曼《魂斷威尼斯》、徐四金《夏先生的故事》《鴿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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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在黑暗的盡頭，是否終能看見光亮？

蔡慶樺

法蘭克福大學有個傳統，該校之創立來自市民捐款，因此也將自己定位為不只是高等教研機構，還是屬於全體市民的大學。多年來該校與市政府合辦「市民大學」系列講座，邀請多位學者及作家對全民演講。我參加過幾年主題為「我們如何成為我們所是」（Wie wir wurden, wer wir sind）的系列講座，講者介紹影響德國社會及文化的重要人物之生平與思想，如何影響德國人成為今日的樣子，包括抗議歌手、參與「德國之秋」的左翼恐怖分子、學運領袖、文學家、電影導演、藝術家、學者、服裝設計師，甚至情趣用品商店創辦者等。
讀這本德國知名律師馮．席拉赫的文集時，我一直想到曾經參加過的那些講座，那些在歷史中留下足跡，並左右其同代人的自我認同或者政治信念的人們；那些「陰暗與明亮」的人們，自身也決定了其國家與民族的陰暗與明亮。我不記得我參加過的講座裡有法律人，也許未來可以把馮．席拉赫放到這個主題中，從他的作品裡探討德國人如何成為今日之所是。馮．席拉赫的重要性不在其法律見解或文筆（但無可否認，其優美簡練、節奏鮮明的德文寫作方式確顯其寫作才能），而是他在本書中寫下的這個問題：「我年輕時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是『惡』？」
什麼是惡？德國思想史一直試著為這問題找到答案，例如康德在〈論人性中的根本惡〉論文中，便點出人類天性中的「為惡的傾向」；一九四五年後，這更已不是德國人可以擱下的問題，後世德國人之認同形成過程，有義務思考納粹與大屠殺歷史，也包括探問惡的現象與本質。而我讀過的馮．席拉赫所有作品，都在試圖定義惡，以及人在脆弱與死亡中如何面對惡。這本書，看似隨筆，卻是在散文的文體中同樣承擔起這樣的義務，問了所有德國人都應該問的問題。
例如寫其祖父，一位曾行不義（與不法）的納粹高官；例如寫那些為赤軍團左翼恐怖分子辯護，甚至參與其中的法律人；例如寫聯邦共和國成立前、《基本法》廢除死刑前最後一件判死的犯行；例如寫倖存於大屠殺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因惹．卡爾特斯，十六歲時便認為「我已經活過了這一生的所有瞬間。人生已經結束了，而我還在」；他也書寫自己的憂鬱與年少時自殺的欲望……。這本書從對他人可能是不起眼的小事來討論善與惡，以及許多難以抉擇及面對的生命困境。他寫的是自己的歷史，但也是一整代人的故事，有時帶著憤怒、有時帶著羞愧、有時是懷疑，但也時有神來一筆的幽默。
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刻，德國哈瑙（Hanau）發生了極右派激進分子持槍射殺多名無辜者的事件，這不是單一事件，這些年來世界的黑暗似有逐漸壓過光明之勢。如何面對黑暗，護存明亮？我沒有完美的答案，但也許本書的一個故事，是一個線索。馮．席拉赫少年時期就讀的寄宿學校中，教授他拉丁文與希臘文的神父，在面對因無知而殘殺動物、既疲倦又羞愧的少年時說：「一個人只需要三種品德：勇敢、堅強和溫柔──勇敢地動手去做，堅強地忍受失敗，並且溫柔地對待別人。」一個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或者，如何避免走入黑暗？我們需要更勇敢、更堅強、也更溫柔，這本書正是起點。
（本文作者為作家，著有《爭論中的德國》和《美茵河畔思索德國》等）


每個人都值得被凝視

神奇海獅

一聽到是馮．席拉赫的新書，我毫不猶豫就點頭答應寫了推薦文。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在看他的作品《可侵犯的尊嚴》時，所引發的真實生理反應──呼吸紊亂、頭暈目眩。我至今難忘裡面有一個關於作者本身的真實故事，原來他小時候就讀一間寄宿制的耶穌會學校，那時有一位慈祥的教士在某些機緣巧合下摸了摸他的頭。幾年後他長大了，聽到那名教士性侵男幼童的新聞。
從此以後，他的記憶就再也不一樣了。

很難想像作者經歷的那種認知震撼：突然間只發生了一件事，就讓他的記憶整個崩塌。記憶是相同的、景物是相同的，但是意義卻變得完全不一樣了。也許就是因為如此，作者一直很避談自己的私人生活。身為全德國最知名的作家之一，馮．席拉赫的生活卻神祕得不成比例：只知道他是執業律師、爺爺是知名的納粹黨政人士、他喜歡散步和城市迷走。不過根據德國媒體宣傳，這本《一個明亮的人，如何能理解黑暗？》（德文書名直譯是《咖啡與菸》）就是作者所寫過，最觸及自身的一本書。
事實上，這本書的德文原名取為《咖啡與菸》是有原因的。這起源於二○○三年導演吉姆．賈木許（Jim Jarmusch）拍攝過的一系列同名迷你影集，在這十一集裡，各角色一邊享用著咖啡與菸，一邊天南地北地聊著天。聊天內容從醫學知識、健康飲食、對生活的迷戀、快樂，與對生活的沉迷，應有盡有。整部影集的主題就在於兩個背景天差地別的人，卻可以進行深入且發人深省的交談。所以在看這本書時你會有種感覺，就好像馮．席拉赫本人坐在你的對面，一邊享用著美好的咖啡與抽著菸，接著他就會告訴你關於他自己，或是他見過的，許許多多人的故事──

在十五歲時，他曾經試圖自殺過。
在本書四十八個小故事裡，開篇講的就是童年創傷，作者用自己一貫、如律師陳述案情般的極簡筆調來描述這段過往。文章中很少描述角色的心境，也沒有大聲嘶吼，但卻用細緻的景物描述，來替代角色自己的內心轉折──他被帶離了充滿中國藝品、絲綢壁紙的家中，司機開著車一路駛過村莊和空曠的野地，一路往下深入黑森林，來到了一所由耶穌會教士所辦的寄宿學校。「校地位在一處幽暗窄仄的黑森林山谷，冬天長達六個月，距離附近較大的市鎮很遙遠。」
而那年，他未滿十歲。
寄宿學校起初禁止家長前來探望，只有在寒暑假時才能回家，每個星期也只准打電話給爸媽一次。直到學生十三歲時才終於放寬規定，允許每隔三週回家一次。十五歲時他接到父親過世的消息，而他卻發現自己根本不認識父親──父母早在他還小時就已經離異，旁人口中父親的一生、棺木旁的相片，對他都像是一個陌生人。
幾個月後，他不得不用克萊斯特（德國著名文學家）的文章與威士忌麻痺自己，最後他帶著霰彈槍走到父親種的那棵榆樹下，將槍管伸進口中扣下板機──不過最後他沒有死，因為他實在太醉，忘了在槍裡放子彈。

就因為這樣的故事背景實在跟作者太像，像是耶穌會寄宿制學校、慕尼黑的家，以至於德國的媒體發出了這樣的疑問：這篇故事講的究竟是不是作者本人？但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也不重要，因為在這四十八個小故事裡，都凝聚著作者自身幸福、悲痛、孤寂的短暫瞬間，每個人都會從某些地方拼湊出自己。像我，在十二歲時也被送到北部的寄宿中學去，雖然不至於像故事的主角一樣那麼絕望，但第一次躺在宿舍堅硬的木板床上，我也是整整哭了一整個夜晚。
但作者畢竟是個溫柔的人，故事裡總還有些光明值得我們去期待。他談到古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在三千年前就宣稱人有選擇宗教信仰的自由，儘管出身不同，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同等的對待，這是人類歷史的頭一遭；他也談到《德國基本法》第一條的「人之尊嚴」，這是啟蒙時期的偉大理念，能夠化解仇恨和愚蠢；他也提到透過法律與文明，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隨著文明與社會意識發展，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我們不會走上原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

我們為自己制訂了法律，建立不偏好強者，而是保護弱者的道德規範。
這就是使我們身而為人的最高意涵：對他人的尊重。

（本文作者為作家，著有《海獅說歐洲趣史》和《我是留德華》）

試閱文字

內文 : 18
我們在柏林市中心的波茨坦廣場碰面。索尼中心的屋頂是依照富士山的意象而建，那是日本的聖山，眾神住在那裡，據說會保護我們。我們喝了一杯咖啡，廣場上有幾百個人，你可以購買手機、首飾、報紙和紀念品，或是為眼睛做個雷射手術。
從這裡到基輔不到一千四百公里，飛行時間只要兩小時，那裡是個全然不同的世界。這位律師三十多歲，是個瘦削的女子，穿著單薄的洋裝，顯得柔弱。但是她槓上了所有人—槓上了所謂的頓內次克人民共和國和盧干斯克人民共和國，槓上了非正規軍隊，槓上了俄羅斯聯邦和普丁本人。她說起她國家的酷刑—在各地有超過七十五間地窖，男男女女在那裡受到折磨、殺害，或是被強行帶走，像動物一樣被關起來。為了壓制反抗，那些強暴、刑求、謀殺都是有計畫地在進行。那些人想讓東烏克蘭成為俄國的一省。這位女律師說：「基本人權在我們的國家並不存在，就連單純的法律都不再適用。」她說她的組織能做的就只是記錄這些罪行。她曾看見地窖牆上的血跡被洗去、遇害者的名單被銷毀，以及死刑判決書被燒掉。那些施暴者也知道違反人性的罪行沒有法定追訴期。總有一天會需要證據來了解過去。
一個騎著滑板車的小孩撞上了鄰桌，一個疊了三層的冰淇淋掉在一名男子懷裡，他罵了一聲。我們忍不住笑了，在那一刻，這位女律師看起來就像是過著完全正常的生活。「為什麼不能永遠這樣呢？」她說。
我們談起彼此家族的過去。她的猶太裔祖父母被納粹逐出維也納，後來被納粹殺害。她的母親得以逃走，去投靠遠方的親戚，對方是烏克蘭的農民。這位女律師在基輔長大。她說她家族的命運是推動她的力量，所以她才能堅持下來。
我的祖父巴度爾．馮．席拉赫當時是納粹維也納大區的長官。一九四二年，他在一次演講時說：「每一個在歐洲活動的猶太人都對歐洲文化構成危險。」他負責將猶太人從維也納運走，所以也要對這位女律師家人的命運負責。他說那是「對歐洲文化的積極貢獻」。也許我之所以成為今天的我，也是因為對他這種言行感到憤怒和羞恥。
我問她：這些罪行從何而來？為什麼會有這些罪行？她的目光越過桌面望向空無，沉默不語，一會兒之後才說：「源自於仇恨。」她說：「即使發生在我國的謀殺行為不能和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並論，但事情永遠是源自於愚蠢的仇恨。」
她的手機響起，她站起來，說她得走了。她的眼神很疲倦。我們向彼此道別。
我再度坐下，再點了一杯咖啡。這是柏林夏末一個溫和悠長的下午。技術人員此刻正把巨大的螢幕掛上索尼中心，據說明天將有一部賣座全球的鉅片要上映，好萊塢巨星將會出席。
在幾公尺之外是人民法院，羅朗．弗萊斯勒（Roland Freisler）自一九四二年起擔任院長。他做出了兩千五百個死刑判決，由他主持的審判是被國家合法化的謀殺。他主持審理的過程有許多被拍攝下來。在一段影片中可以看見馮．維茨勒本元帥。他在被拘留期間消瘦了，有人拿走了他的長褲背帶和腰帶，他必須抓住他的長褲，免得褲子滑落。弗萊斯勒對著他大吼：「幹麼老是去抓褲子，你這個骯髒的老頭。」
一九四五年二月三日，柏林一片積雪，天空明亮清澈。同盟國聯軍在這一天進行了一場空襲。弗萊斯勒跑向防空洞，在法院的院子裡被炸彈碎片擊中，當場死亡。在他的公事包裡放著起訴法比安．馮．施拉布倫多夫的文件，那是位參與暗殺希特勒行動的年輕軍官。弗萊斯勒肯定也會將他判處死刑，一如在他之前的所有其他人。
戰後，施拉布倫多夫成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法官，參與了許多重大裁決。當時，聯邦憲法法院發展出「人之尊嚴」這個法律概念。「人之尊嚴」擺在《德國憲法》的開頭並非偶然，「人之尊嚴不可侵犯」是這部《憲法》最重要的一句話。《基本法》的這第一條具有「永久保障」，只要《基本法》還適用，就不能更改。「人之尊嚴」是啟蒙時期的偉大理念，能夠化解仇恨和愚蠢，這個理念對生命是友善的，因為它知道我們的有限，透過這個理念，我們才在深刻而真實的意義上成為人類。可是「人之尊嚴」並不像一條手臂或一條腿一樣是人體的一部分，而只是個理念，它是脆弱的，我們必須加以保護。
來自基輔的這位律師說得對。根據柏林反猶太主義監察組織的資料，二○一七年在德國首都記錄有案的反猶事件共有九百四十七件，比前一年增長了六成。以仇恨的態度來面對世界是最可怕、最幼稚，也是最危險的。情況愈來愈糟，而且這些犯罪行為早已不再是邊緣現象。
埃里希．凱斯特納寫道：「過去必須說話，而我們必須聆聽。在那之前，我們和過去都不得安寧。」這話說得沒錯。我們必須理解我們如何成為今日的我們，也必須理解我們可能再度失去什麼。當我們發展出意識，並沒有什麼理由顯示，有朝一日我們的行事原則會與我們的猿人祖先有所不同。假如按照大自然的法則，我們就也會把自己所增長的能力用來殺死弱者。但是我們做了不同的事。我們為自己制訂了法律，建立不偏好強者，而是保護弱者的道德規範。這就是使我們身而為人的最高意涵：對他人的尊重。古波斯帝國的居魯士大帝在三千年前解放了奴隸，他宣稱人人都有選擇宗教信仰的自由，儘管出身不同，每個人都應該受到同等的對待，這在人類史上是頭一遭。居魯士大帝的律令就寫在《世界人權宣言》的前四條裡。今天如果我們不保護少數—不管他們是猶太人、移民、難民、同性戀者還是其他少數族群，我們就會重新陷入蒙昧之中。英國《大憲章》、美國《人權法案》、法國《人權宣言》，以及如今自由世界各國的《憲法》，這些都是我們的勝利，讓我們超越了自然，也超越了自己。就算我們極端厭惡去碰觸今日的暴行，也別無選擇。只有我們能夠去對抗這種野蠻、厥詞和猖狂。
我問過這位律師，問她為什麼承擔這一切。她說：「不然該由誰來承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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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某個時候我們就不再有榜樣，因為我們知道得太多。對自己知道得太多，對別人也知道得太多。麥可．漢內克在我眼中是唯一的例外。藝術不是民主過程，也不是社會過程，正好相反，藝術必須毫不妥協，而我沒見過比他更不妥協的藝術家。他的作品精準、不流於濫情、毫無陳腔濫調──這一切經常在我想要放棄時使我振作起來。

亞由美來自京都，在柏林的藝術學院修習音樂。有三年的時間，她幾乎每天都坐在一間小小的練習室裡彈鋼琴。夏季裡她把窗戶打開，因為室內太悶。我的事務所就在藝術學院附近，有時我從她的窗下經過，就會停下腳步，用抽一根菸的時間聽她彈琴。偶爾我們會在一家咖啡館碰面，她喜歡西洋梨蛋糕。我們聊起她的練習、她的老師，聊起俳句這種日本短詩。她說俳句就像音樂一樣直接，人人都能立刻理解。她特別喜歡僧人良寬圓寂之前口授的一首俳句，由一位尼姑聽寫下來。亞由美在一張餐巾紙上用德文和日文寫下這首詩，分別用這兩種語言朗誦給我聽：

有時露出背面，
有時露出正面，
一片飄落的楓葉。

在我第四次或第五次跟她見面時，發生了一件怪事：她在一句話說到一半時忽然住口，看出窗外，一動也不動。過了幾秒鐘之後她才繼續說話，彷彿什麼事也不曾發生。幾個星期之後，這種停頓的時間變長了，我終於問了她這是怎麼回事。
「喔，」她說，「我掉出了時間之外。」最先消失的是語言，然後是咖啡館、樹木、人行道，最後是她自己。在這種時刻一片寂靜，日常所受的傷害煙消雲散，黑暗和沉重也煙消雲散。她說這至少是個開始，說時露出微笑。當時我以為我懂得她的意思。我錯了。
她在畢業演奏會上昏厥，癱倒在地上，頭部撞到鋼琴。一輛救護車把她送到醫院，照了X光，醫生發現了一顆腦瘤，有乒乓球那麼大。
她的父母從日本趕來。她父親身材矮小，戴著厚重的牛角框眼鏡，她母親穿著一件黑色洋裝。他們向醫生鞠躬，非常安靜。當我最後一次見到亞由美，她已經無法言語，嘴脣就跟皮膚一樣蒼白，看起來彷彿沒了嘴巴。幾天後她就死了。
她的父母希望把她葬在家鄉。我協助他們處理相關文件，我能做的就只有這麼多。我們看著那個木箱被推進飛機的貨艙。那是個普通木箱，平常用來運送衝浪板、落地燈或是鋁合金型材。但是在那個木箱裡有一具棺木，棺木裡有一個焊死的鋅槽，裡面裝著木屑、泥炭和穿著白色洋裝的亞由美。
那架飛機起飛了，就像當日的其他每一架飛機。我仍然坐在機場大廳裡，等待著某件事將會發生。眾人看著他們的手機，點了食物和飲料，討論足球比賽的結果。就只有這樣。我搭了計程車回家。

這一天晚上我第一次觀看漢內克執導的《隱藏攝影機》。那時我擔任刑事辯護律師已經超過十年，但是直到那晚在戲院裡我才頭一次明白究竟什麼是罪過。心理學家和精神科醫師說沒有罪過這回事，他們以為這種話會有幫助，而或許也的確有幫助。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每一天都在犯下罪過。在漢內克執導的《完美結局》裡，人們殺人、傷人、欺騙、隱瞞。他們沒法不這樣做。他們站在彼此旁邊，不碰觸彼此，不注意彼此，或是覺得彼此惹人厭煩而令人尷尬。每個人都寂寞，而人人都對彼此感到陌生。當他們自以為相愛，就在電腦螢幕的藍光裡寫下關於性愛和毀滅的文字。有一次，十三歲的伊娃對她父親說：「我知道你不愛任何人。你沒有愛過媽媽，你不愛安妮絲，不愛克萊兒，也不愛我。這也無所謂。」
漢內克的每一部電影都令我不安。我分了四次才把《大劊人心》看完。我再也沒有看過一部把暴力描繪得如此真實的電影。片中的謀殺不像在昆汀．塔倫提諾的電影中是惹笑的流行文化演出。觀看《白色緞帶》是我唯一一次在一間客滿的戲院裡體驗到全然的寂靜。沒有人吃爆米花，沒有人咳嗽，沒有人說話。《愛．慕》讓我想起因惹．卡爾特斯的《最後的自省》。《完美結局》裡的喬治說起他妻子的死亡：「受了三年沒有意義、令人嫌惡的折磨，最後我把她悶死了。」當時我想到蘇格拉底：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他請朋友向醫神獻祭一隻雄雞──死亡療癒了生命。
總之，對我來說，漢內克的電影就像俳句。它們準確地說出了它們想說的，別無其他。片中有祕密和影射，故事從來沒有完全解開，但是沒有隱喻，一如生活中沒有隱喻。一首俳句的畫面立刻呈現，單純而且完美。在學校裡我們所學的則正好相反。文學、戲劇和美術在只有少數人能理解時才有地位。馬丁．海德格寫道：「讓別人理解自己，這是哲學的自殺。」別人告訴我們，複雜的事物才有價值，但這是一派胡言。事實上，最簡單的東西才最難。漢內克的電影令人信服，因為這些電影質疑了我們自身，表明了這些質疑沒有答案。這也許是我們唯一的真相，我花了很久的時間才明白這一點。

我年輕時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什麼是「惡」？那時我剛成為執業律師，而我經手的第一個重大案件是一個殺嬰的年輕母親。我去監獄裡探望她，滿腦子都是那些大哲學家的學說，我讀了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康德、尼采、羅爾斯和波普。但現在一切卻忽然不同了。牢房的牆壁漆成綠色，據說這能使人冷靜。那個年輕女子坐在一張小桌旁邊哭泣。她哭泣是因為她的孩子死了，她被監禁，而她的男友不在了。就在這一刻，我明白了我一直都問錯了問題。重點從來都不在於理論和制度。生命只有短短一刻，幾年之後我們全都會死。我們有限、脆弱、易受傷害，而且我們從來都無法完全理解我們的人生，就算我們偶爾自以為能夠理解。歌德在兩百多年前寫道：「人類一生下來就處於一種受限的狀態；他能領會簡單、明確、近在眼前的目的〔……〕；可是一旦他走得遠了，他就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這句話中肯之處在於它的樸素。至少對我來說，「善」「惡」「道德」「真相」這些概念如今變得太大、太廣。有二十年的時間我替謀殺犯和殺人犯辯護，見過鮮血淋漓的房間，見過被割下的頭顱、被扯下的性器、被切碎的身體。我和身處深淵邊緣的人談過話，他們赤裸、崩壞、迷惑，對自己感到震驚。而在這麼多年以後，我明白了人類是善還是惡這個問題完全沒有意義。人類無所不能，他可以譜出《費加洛婚禮》，建造出西斯汀教堂，發明盤尼西林，也可以發動戰爭，奸淫擄掠和殺人。這始終是同樣的人類，這個光芒四射、絕望、飽受折磨的人類。

「軟弱而徹底地被交付給一種完全陌生、帶有威脅的東西：生活，大自然；被交付給一種對人類、對生命懷有敵意的存在，被交付給蒙昧、沉默和瘋狂。」──這是漢內克年輕時替托馬斯．伯恩哈德的小說《毀滅》（Auslöschung）所寫的書評。如今我覺得這是他電影作品的綱領。我們當然想要替這一切找到解釋，這種想望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剛開始理解生物學上的生命如何形成，我們就快要理解宇宙的起源。但是我們將無法回答那個根本的問題，那個為什麼。我們無法超越於我們的語言之上，永遠只能用我們的理智來理解我們的生活，永遠只能用我們的概念來描述，我們沒有別的概念可用。但是這些概念對大自然來說沒有意義，對生命、對宇宙來說沒有意義。重力波無所謂善惡，光合作用沒有良知，我們也不能贊成或反對地心引力。這一切就只是單純存在著。到最後，就像出自哲學家巴斯卡《沉思錄》的那句名言：「無限空間的永恆沉默使我戰慄。」托馬斯．伯恩哈德把這句話放在他那本小說《精神錯亂》（Verstörung）的扉頁。
而這意味著什麼呢？難道人生果真沒有法官在上？要是有呢？有沒有可能是我們弄錯了呢？這我們不知道。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接受說生命有意義就跟說生命沒有意義一樣傻。這正是漢內克向我們提出的問題。但這並非冷漠的虛無主義，並非玩世不恭的世界觀，並非迴避，也不是放棄。正好相反。我們惴惴不安地離開戲院，明白我們必須要針對自己再三思考。在《完美結局》的末尾，喬治對伊娃說：「這就是我想告訴妳的整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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