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 | 誠品線上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作者 Michael J. Sandel
出版社 叩應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桑德爾:思考「正義」,才能促使我們思考最好的生活方式。◎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經典巨作◎引燃全球公共辯論火苗,跨世代熱烈品讀經典◎哈佛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桑德爾:思考「正義」,才能促使我們思考最好的生活方式。◎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 經典巨作◎引燃全球公共辯論火苗,跨世代熱烈品讀經典◎哈佛大學最受歡迎、最具影響力的一門課◎美國電視史上第一次向公眾播放的大學課程「博大精深、文筆流暢又深富人文關懷,這是一本能夠真正對人造成改變的讀物。」--《出版者週刊》◎關注當代最容易被忽略的議題、最切身相關的困境社會和政治讓人充滿挫折感,究竟出了什麼問題?有沒有第三種可能?如果我們希望過好自己的人生,扮演良好的公民角色,就無法迴避這些問題。本書作者桑德爾為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被譽為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其蘇格拉底式的對話互動式教學為人津津樂道,亦實踐了學術平民化的精神。「正義」課程至今已累積超過一萬五千名修課人次,使得哈佛大學首次決定將一門課製作成電視節目在美國公共電視播出,也是美國電視史上第一次向公眾播放大學課程。這十二個小時的課程被瘋狂轉寄,日本NHK和英國BBC也接連播出,全世界各地掀起「桑德爾熱潮」,無數人透過網路或電視收看這門課(www.JusticeHarvard.org),是哈佛大學迄今最受歡迎,也是最具影響力的一門課。《正義》囊括桑德爾在課堂上與學生討論的各種深度議題,帶領大家踏上思辨之旅,例如該如何處理財富不平等的問題?說謊一定是錯的?十人的命比一人的命珍貴?安樂死應該得到許可?個人自由應受限制?殺人有可能具有正當性?他以淺白清楚的方式詮釋亞里斯多德、邊沁、康德、諾齊克、羅爾斯等諸多哲學大家的觀念,探討各種衝突爭議的概念,邀請大眾持續對我們在生活中面對的兩難困境,進行自我檢視和深度思考。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聯合推薦沃草公民學院主編/朱家安作家/幸佳慧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苑舉正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嘉銘高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黃益中作家/綠 角臺灣大學法律系教授/顏厥安中華文化總會副秘書長/張鐵志北一女中校長/楊世瑞惠文高中教師兼圖書館主任/蔡淇華依照姓氏筆畫排列「世界上現存的哲學家當中,最切合當代需求的一位。」--《新聞週刊》「桑德爾以他的政治哲學處理我們廣泛存在的不安感受。」--《泰晤士報》「桑德爾對於正義理論的解說…清楚明白又具有即時性。《正義》以我們所有人都能夠理解的方式,令我們面對那些潛藏在衝突之下卻經常沒有得到承認的概念。」--《紐約時報》「耳目一新,桑德爾藉著將道德哲學置於公民辯論的核心而轉變了道德哲學。」--《新政治家》「身為全世界最受喜愛的一名教師,桑德爾質疑現代公共生活的首要假設,亦即道德與宗教概念是私人事務,應該排除於公共政治辯論之外。」--《觀察家報》「政治人物與評論者通常會針對政策提出兩項問題:這項政策會不會讓選民的生活過得更好,又會不會影響他們的自由?桑德爾正確指出了這種辯論的膚淺性,並且加上第三個標準:這項政策對於共善會造成什麼影響?」--《衛報》「桑德爾這部廣泛探究各種熱門議題,以及永恆不墜的哲學問題的著作令人讚嘆不已…博大精深、文筆流暢且深富人文關懷,這是能夠真正改變人的讀物。」--《出版者週刊》「桑德爾實踐了最優秀的學術平民主義,以簡單易懂的方式呈現彌爾與羅爾斯的思想,卻沒有加以簡化…他釐清了一項基本的政治鴻溝--不是介於左派與右派之間,而是介於另外的兩個陣營之間,一方認為沒有比個人權利與選擇更重要的東西,另一方則是宣稱植基於道德信仰的「共善政治」不能被忽略。」--《華盛頓郵報》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邁可‧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牛津大學博士,哈佛大學政治哲學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1980年起在哈佛大學任教,以《自由主義與正義的侷限》一書奠定其學術地位,其後陸續出版《錢買不到的東西》《正義》《訂製完美》《為什麼我們需要公共哲學》等,其著作曾被翻譯成27種語言,並曾獲得哈佛大學教學卓越獎。桑德爾開設的「正義」課程以互動式教學為人津津樂道,思辨式的討論為學生帶來更多啟發,哈佛大學將其製作成電視節目,向大眾公開。桑德爾亦將課程撰寫成《正義:一場思辨之旅》一書,在全球造成轟動。桑德爾的講學足跡遍及歐洲、中國、印度、澳洲與北美,也是巴黎索邦大學的客座教授,曾為《大西洋月刊》、《新共和》與《紐約時報》撰稿。二○○九年在BBC廣播電台擔任里斯講座主講人。桑德爾教授曾經兩度來到台灣,在演講現場帶領台灣聽眾實踐如同公開課中的「公共辯論」,探討當下最熱門的議題:人工智慧科技的道德影響;隱私在大數據時代是否仍然重要?如何處理退休人士與年輕一輩之間的世代正義問題?桑德爾向聽眾證明了深奧的哲學也能夠普及到一般民眾的生活,理性的公共辯論也能夠在台灣實現。■譯者簡介陳信宏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畢業,曾獲全國大專翻譯比賽文史組首獎、梁實秋文學獎及文建會文學翻譯獎等翻譯獎項,並以《好思辯的印度人》(先覺出版)入圍第33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 譯作包括《令人著迷的生與死:耶魯大學最受歡迎的哲學課》、英國作家狄波頓系列作《我愛身分地位》《幸福建築》《宗教的慰藉》《新聞的騷動》(先覺出版)、《藝術的慰藉》,狄更斯散文集《非商業旅人》,以及藍燈書屋重現莎翁經典《亞瑟的悲劇》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 閱讀《正義》,就是充實道德理論的最佳工具 苑舉正 推薦序 透過提升道德思辨能力來改變想法,避免被偏見所左右 顏厥安 推薦序 啟蒙的開端,讓我們對討論困難的社會議題無所畏懼 陳嘉銘 推薦序 一本思索怎麼做才對與自由的快樂的好書 綠角 推薦序 脫離「無法討論政治」的困境 朱家安 推薦序 讓道德與政治問題重回台灣公共辯論的對話平台 黃益中 推薦序 思辨正義,照見更高的內涵與高度 幸佳慧 台灣版獨家作者序 思考「正義」,才能促使我們思考最好的生活方式 桑德爾 ◎1. 為所當為 問一個社會是否公正,就是在問這個社會如何分配我們重視的事物--收入與財富、義務與權利、權力與機會、職位與榮譽。一個公正的社會懂得以正確的方式分配這些財貨,讓每個人得到自己所應得。困難之處在於每個人究竟應得什麼,以及他們為什麼應得那些東西? ◎ 2. 最大幸福原則/功利主義 我們經常面臨許多兩難,本章將探究道德與政治哲學當中的幾個重大問題:道德只是計算人命以及衡量成本與效益而已嗎?或者有某些道德義務與人權具有極為根本的地位,而超越於這種計算之上? ◎ 3. 我們對自己是否擁有所有權?/自由放任主義 正義代表幸福的最大化?假設我們從比爾‧蓋茲手上拿走一百萬美元,分給一百名窮人每人一萬美元。如此一來,整體的幸福很可能會增加。少了這筆錢對於蓋茲而言不痛不癢,受贈者卻會從那一萬美元的意外之財中獲得極大的快樂?不過,這是否剝奪了每個人都擁有的權利─可以任意運用自己擁有的物品的權利? ◎ 4. 購買服務/市場與道德 在諸多關於正義的辯論中,最激烈的都涉及市場扮演的角色自由市場是否公平?有些商品是否花錢也買不到,或者不該用錢買得到?如果是這樣,那麼這種商品是什麼東西,買賣這類東西又有什麼不對? ◎ 5. 重點在於動機/康德 康德為義務與權利提出了一項不同的論述,其強大的力量與影響,跟任何一位哲學家提出的任何論述相比都毫不遜色。此項論述仰賴這個觀念--我們是理性的個體,應當獲得尊嚴與尊重。 ◎ 6. 平等的論據/羅爾斯 美國政治哲學家羅爾斯主張,思考正義的方式就是詢問我們在初始平等狀態中,會同意接受哪些原則。想像我們在一道「無知之幕」後面進行選擇,這道帷幕讓我們對自己究竟是何種階級或性別、種族或族裔、優勢與劣勢等一切條件一無所知。由於沒有人擁有較高的談判地位,因此相互同意的原則就會是公正的。 ◎ 7. 爭論平權措施 在雇用員工或者大學招生的程序中,納入對於種族與族裔因素的考量,是否為不公正的做法?若要回答這個問題,先來看看平權措施支持者對於為何應該將種族與族裔因素納入考量提出的三個理由:矯正標準化測驗當中的偏見、彌補過往的錯誤,以及促進多元化。 ◎ 8. 誰應得什麼?/亞里斯多德 現代的正義理論試圖把公平與權利的問題從關於榮譽、德行與道德應得的爭論當中區分開來。亞里斯多德不認為正義能夠具有這樣的中立性,他認為有關正義的辯論無可避免地必須涉及榮譽、德行,以及美好人生的本質。在他眼中,正義就是給予人們應該擁有的東西,讓每個人得所應得。可是,一個人究竟應得什麼?功績或應得的相關基礎是什麼? ◎ 9. 我們對彼此有什麼義務?/忠誠的兩難 國家應該為歷史上的錯誤道歉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針對集體責任以及社群的要求來思考一些棘手的問題。 ◎ 10. 正義與共善 如果公正的社會涉及共同推理美好人生,我們也必須再問,何種政治論述能夠將我們帶往這個方向? 致謝 注釋

商品規格

書名 / 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
作者 / Michael J. Sandel
簡介 / 正義: 一場思辨之旅:桑德爾:思考「正義」,才能促使我們思考最好的生活方式。◎全世界最有影響力的政治哲學家經典巨作◎引燃全球公共辯論火苗,跨世代熱烈品讀經典◎哈佛
出版社 / 叩應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 9789861343280
ISBN10 / 9861343288
EAN / 9789861343280
誠品26碼 / 2681623857004
頁數 / 464
開數 / 25K
注音版 /
裝訂 / S:軟精裝
語言 / 1:中文 繁體
級別 / N:無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



閱讀《正義》,就是充實道德理論的最佳工具



苑舉正  《正義》這本書,是一個哲學的傳奇。本書的作者桑德爾教授任教於哈佛大學,教授正義理論二十多年,受惠的學生超過一萬五千人,並且成為哈佛大學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本課程於二○○五年錄影後上網公布,成為哈佛大學第一個免費觀賞的網路課程。二○○七年本課程在哈佛大學的修課人數創下紀錄,高達一千一百一十五人。二○○九年,桑德爾將本課程寫成書,取名《正義》,一出版立即被翻譯多國語言,中文譯本於二○一一年三月問世,立即造成轟動。





在所有的哲學科目中,倫理學是最特殊的。倫理學包含了如下三項特點:第一,倫理學處理道德的議題,但並不需要專家,因為人人都知道應該接受道德規範。第二,倫理學有形式與實際的衝突;如果道德徒具形式,就沒有應用的可能,而如果道德只顧實際,就缺乏了規範的意義。第三,倫理學的內容,從兩千五百年前開始,到今天的科技社會,一直討論著固定的議題,卻沒有提供確切的答案。



《正義》所強調的內容,正是把倫理學的特性,納入所有考量當中。作者以我們的直覺,讓我們衡量面對道德的選擇。我們作選擇時,都會出現如下感覺,就是當我們做出判斷時,再轉念一想,會發覺原有的判斷其實是不正確的。判斷出錯的原因或許是,我們過於感情用事,或是過於依附原則,導致我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出現衝突。作者非常懂得如何運用這些衝突,並佐以現實案例說明,讓我們赫然覺得,道德的選擇要達到正義的訴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本書章節的安排,剛好是違反時間序列的。作者先談十九世紀盛行的功利主義,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原則。然後,他再談十八世紀盛行的康德倫理學,以尊重人性尊嚴為主。最後本書把討論拉回了兩千五百年前的亞里斯多德,並且以提倡德性做為訴求。對於一般的進步論者而言,本書的內容,似乎說明了哲學思想在倫理道德的議題上,並不是處於進步的狀態,而這一點正好是本書最重要的地方。



所有道德的討論當中,兩難是亙古不變的道理。任何道德的原則,都只能適用於部分的情況。然而這些原則一旦運用在所有情況的時候,就會出現極端的狀態,反而讓人覺得原則的應用違背了道德的訴求。然而,若是沒有原則的應用,道德判斷反而成為依據個人感覺而提出的想法。





邊沁的功利主義,是最強調原則的道德哲學。他認為,無論是個人還是社會,所有的判斷都必須為最多數人爭取最大效用。為了貫徹這個原則,邊沁認為,社會中所有的價值都必須轉換為同一套效用。這種道德哲學的好處是簡單明瞭,但壞處是,忽略了人生的複雜性。





彌爾反對功利主義的量化思維,提出質的修正。彌爾認為,追求最大效用是對的,可是追求必須以自由選擇為基礎,不能夠完全以眼前的利害為主。相信感覺足以做出利害區分的人,其實相信的是產生感覺的習慣、傳統、文化與成長背景,但這些因為外在因素而塑造的感覺,卻極有可能壓制我們人在長期間對於效用的認知。時間會使得某些效用逐漸凸顯它們的價值,但若沒有給予足夠的時間,這些價值可能遭到感覺立即的否定。

康德的道德哲學,則是以反對任何形式的功利主義為出發點。康德認為,道德判斷的基礎,不是外在的感覺,而是內在的理性。理性給予我們做道德判斷的唯一基礎,讓我們必須從形式的立場上,理解任何道德判斷,都不能夠依附在做某件事情的結果之上;我們做道德行為時,必須不考慮後果。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在康德的道德哲學中,人的尊嚴特別重要,因為這個做判斷的人,就是一切道德動機的來源。



康德的道德哲學,具有形式上的優點,但卻因為過度強調個人尊嚴的關係,以致於他未能針對社會整體的需求,提出有效的看法。羅爾斯的正義論,就是在應用康德哲學下所提出的。對於羅爾斯而言,康德的道德哲學的優勢,就是道德判斷在人所追求的理想中可以達到共識。這些共識甚至是不需要當事人的實際同意,就可以成為有效的論證基礎。羅爾斯論證,所有人能夠接受的正義理論,必須是在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優勢與劣勢的情況下完成。「無知之幕」下的結果,讓康德的理論被賦予了政治上的意義,也為了現代福利國家提供了最重要的藍圖。



不過,對於社群主義者桑德爾而言,羅爾斯的正義理論,出現了一項不足之處:理論中的人是假設的,還是具體的?桑德爾非常明確的表示,這個問題只有亞里斯多德倫理學中的目的論可以回答。目的論強調,人除了理解生存所需之外,還需要知道做這些判斷的目的為何。這個目的論的觀點,使得個人與群體能夠結合在一起,因為個人以實現群體的目的為主,而群體則讓個人發展人生。每一個人在社群中受教,目的就是促成社群的和諧:只有在和諧的社群中,每一個人才能夠達到美好的人生。





在現代社會中,亞里斯多德的倫理學遭到了壓制個人權利的批判。這個批判認為,每一個人單憑自己就足以做出判斷,並不需要社群幫他決定甚麼是存在的目的。這個觀點引發麥金塔爾對於現代權利觀的批判。他認為,其實每一個人都是生活在具體政治環境中的人,而環境的內容主要是靠我們說出來的。所以,麥金塔爾認為,人必須要擁有說故事的能力,說出自己與外在環境的關連,以及自己對於社會認同的歸屬感。





從以上所述的內容中,桑德爾介紹了三種主要的倫理學理論,指出它們的限制,又提供了後人修正它們的結果。他在立場的選擇上,偏好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因為它強調政治的生命,以及這個生命對於個人所賦予的目的。作者認為,這是一個很接近實際人生的想法,可以把日常生活中的案例,直接納入群體與個人的討論當中。讀者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會逐漸發現這些案例本身,就是充實道德理論的最佳工具。





本書來自於課堂,因此有兩方面的內容,是需要讀者自己加強的。首先,這是哈佛大學的課程,所以為了要讓修課學生了解,理論和實例之間的互動,本書絕大多數內容訴求美國的日常生活。我建議讀者花點時間,了解美國的案例。其次,這堂課程中最有名的地方,不是教學的內容,而是教學的方法。桑德爾在教學中,採取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方法,全場互動激烈,絕無冷場,而學生針對道德的兩難,暢所欲言,不斷地激發智慧的火花。我希望本書的讀者都能夠配合網路的教學內容,設身處地參與這一場哲學的饗宴。





本書的作者非常貼心地為台灣讀者寫一個十週年版序言。桑德爾曾經分別於二○一二年與二○一七年兩度造訪台灣。他曾經在台大體育館,面對六千五百名的聽眾的時候,提出各式各樣的新興議題,檢驗正義理論的價值。面對這麼一位重要且細心的大師,我能夠為本書作序,真可以說是與有榮焉。
我必須誠摯的向國人推薦此書,但在閱讀本書的過程中,我要提醒讀者三件事:第一,雖然本書充滿了案例,但內容卻是深入的,需要慢慢地品味。第二,本書是活的,所有的案例,其實不必然以美國的情況為主;在台灣發生的情況也是很好的案例。第三,請大家特別注意,在哲學的討論中,我們需要的不是答案的追求,而是理解的過程。  (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推薦序 透過提升道德思辨能力來改變想法,避免被偏見所左右





顏厥安   羅爾斯(John Rawls)在一九七一年出版《正義論》之後,不但重振了政治哲學的研究,讓「正義」成為一個熱門議題,他在該書第一章一開始,就提出一段非常重要的陳述:「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多麼精緻和簡潔,只要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斥或修正;同樣的,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不符合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和廢除。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於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會整體福祉之名也不能逾越。」





與羅爾斯的平等自由主義不同,桑德爾比較常被歸類為社群主義,在學理論辯上,他也以批判羅爾斯的正義理論揚名。但是與羅爾斯一樣,桑德爾也認為正義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與議題,在個人的道德與倫理生活以及在公共領域的思考論辯裡(以下統稱道德思辨,moral deliberation),正義都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但是正義到底是什麼?標準為何?為何正義在道德思辨裡這麼重要?在各種具體個案的爭議中,又要如何運用正義準則,來進行客觀合理的分析思考呢?這些都是相當困難複雜的問題,即使好好研讀了羅爾斯的《正義論》,也不一定能獲得清楚的答案。





也許閱讀桑德爾的《正義》是相當好的起點。很多人認為此書只是一本教材,是課程演講的集錦,適合大學生上課參考,但並非嚴謹的學術之作。這個看法當然是合理的,但是只要我們想一想柏拉圖的《對話錄》,就可以發現,西方的哲學也正是誕生於一場又一場,對於具體問題的熱情思辨與對話。如果不能開始思考,投入思辨,正義也永遠只會是教條或口號。





桑德爾的這本著作,運用了許多高爭議的個案與政策議題,一方面引導讀者了解思考正義問題的途徑,也在這個過程中說明介紹了幾個最主要的理論典範。如果能認真閱讀思考,對於提昇道德思辨能力有很大幫助。大約七、八年前,台灣就翻譯引進了這本書,公共電視也發行了桑德爾哈佛「正義」課程的DVD。現在在YouTube上也很容易可以收看。然而經過了這幾年,台灣社會道德思辨以及對公共議題討論水準與嚴謹,是否有所改進呢?





也許根本不該有這樣的提問。畢竟台灣或任何一個社會的公共討論狀況,不可能受到一本書多大的影響。而且桑德爾自身所在的美國,這些年來也陷入了嚴重的黨派對立與民粹危機。其實民主社會本就無法避免在公共議題上的對立,這是公共領域的基本性質。在一九六○年代,美國社會因為越戰與民權議題陷入嚴重分裂的時候,羅爾斯仍舊提醒我們,公民最重要的責任之一就是持續支持與促進正義的體制。桑德爾則指出,雖然現實社會對於正義與權利的公共辯論往往像是一堆武斷的聲明,各方意識形態的拋擲,公民仍可透過道德思辨能力的提升來改變想法,避免被偏見所左右。





這當然不是一個輕鬆簡單的工作,桑德爾透過本書建議的起點,就是面對真實或假想的道德困境議題,而讓自己自然展開道德省思。《正義》提供了許多有趣的案例,讀者可以自行閱讀。除了這些國外經驗外,台灣也有許多題材,例如核電、死刑、同性婚姻、每週工作時數等等,都是充滿爭議的道德思辨挑戰。



值此書出版十周年之際,我有幾個想法。第一,此書只是個起點。不論針對議題還是理論,都要開始進行更細緻深入的分析探討,這也意味著,除了桑德爾,還要閱讀其他許多的著作;對議題也需要掌握更多經驗資訊。第二,可以嘗試調整開發不一樣的思考視角,例如同婚議題,也許與真愛或幸福都無關。反對死刑重要論據,也許不僅在生命權,也涉及施加給受刑人極為強烈的痛苦。第三,可以考慮在高中引進更多的「公共議題思辨」課程,在大學的博雅教育中,也可鼓勵更普遍開設類似桑德爾在哈佛大學開設的「正義」課程。 

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曾說,民主社會的健康可以由私人公民履行職能的狀態來衡量。我認為他講的職能就包括了公民的道德思辨與公共討論。台灣的民主發展前途,也不取決於政治人物,而是由我們大家共同來塑造。  (本文作者為臺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推薦序



啟蒙的開端,讓我們對討論困難的社會議題無所畏懼



陳嘉銘   《正義:一場思辨之旅》是一場晚近十年的全球知識傳奇。《正義》在短短幾年內就有了二十七種語言譯本,作者邁可.桑德爾因為本書在許多國家受到搖滾巨星般的歡迎。《正義》不是一本流行話題書,它也不是只圖滿足讀者好奇心的哲普書,它是一本勇於挑戰最困難的社會議題的哲學著作。作者用大量的例子闡述他的觀點,迎擊了轉型正義、同婚、代理孕母、大學入學資格、徵兵制、愛國主義、原住民以及分配正義等等這些臺灣與各國共有的極具爭議性和迫切性的當代議題。





本書之所以傳奇在於桑德爾採取了大學生(甚至中學生)就能懂的語言、以及講述各家哲學理論基礎的方法,從事哲學寫作,卻獲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不只是說銷售的成功。這本書不僅展示了最好的哲學分析技藝,也提供了讀者獨立哲學思辨需要的最佳素材(我幾乎忍不住要說所有素材)。





西方國家在二戰後確立了民主自由、資本主義和社會福利的政治經濟體制,六○年代社福體系持續擴張,在這個背景下,三個當代主流正義論述在七○年代的美國成形,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羅伯特.諾齊克的《無政府主義、國家和烏托邦》以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肯尼斯.阿羅的《普遍經濟平衡》相繼出版,這三個著作分別確立了三種思考正義的觀點,中間偏左的自由主義以羅爾斯為代表(本書第六章)、自由放任主義(第三章)和福利經濟學(第四章)。福利經濟學主張只要允許人們用金錢購買各種服務和權利,市場就能夠促進所有人的效益。後兩者正義觀點都支持自由市場、減少政府干預,只有羅爾斯主張擴大社會福利。





六○和七○年代的美國也是反戰、黑人民權、女性主義運動的年代,受到運動洗禮的年輕教授和學生們在八○年代對上述三種正義觀點展開兩個相反路線的批判。第一、批判他們無能解決種族、性別等群體遭受的歧視和壓迫,這個路線在八○年代末匯集為關注各種弱勢群體差異的主張。第二、批判他們忽略社會團結和共善,無能解決像墮胎、同婚、愛國主義等道德和宗教問題。桑德爾屬於第二個陣營,我們通常稱為社群主義。





為了理解社群主義,我們需要瞭解「善」(good)和「權利」(right)在當代政治哲學的意涵。這兩個概念分屬兩組不同的社會道德觀點。「善」是我們渴望的美好事物,它們帶來快樂、具有吸引力、構成了我們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善」包括了健康、金錢、也包括親情、卓越的能力、帶來內在快樂的活動和高尚的品德(德性)等等。亞里斯多德是闡述追求「善」的倫理生活最好的哲學家(第八章)。「權利」是我們正當的自由領域和應該獲得的公平對待。不管人們是否追求「善」或美好人生,每個人都有義務尊重每個人的平等權利,因為我們有義務把每個人當作自由與平等的個人對待。這種義務不是我們追求的「善」,因為不管這些義務能不能帶來快樂、有沒有吸引力或者構成美好人生,每個人都必須無條件遵守這些義務。康德是「權利」觀點的現代哲學創建者(第五章)。



一般來說,在我們的道德和社會生活,每個人都在追求「善」與美好人生,可是我們也充分意識到我們有義務尊重他人的「權利」。關鍵問題是哪個思維在政治生活優先。社群主義者認為追求「善」應該是主導的社會道德思維,批評七○年代成形的三種正義觀因為把尊重「權利」當作主導思維,無能處理許多社會道德問題。相對而言,強調「權利優先於善」的哲學家則主張,在當代多元社會,每個人對「善」和美好生活都有不同看法,我們應該讓個人去決定他們要追求的「善」和美好生活,國家應該保持中立,在公共領域只要尊重每個人的自由與平等(也就是「權利」)就足夠了。





這兩種社會道德觀戰得難分難解,從墮胎、公娼、同婚到安樂死等等議題都看到這兩種道德觀的身影。本書最精采之處是闡述了同性婚姻議題的社群主義觀點。「權利」(優先於善)觀點表面上似乎能輕易推論出婚姻是同志平等的「權利」,可是它也最無法說服反對者。反對者帶著他們對家庭和婚姻的整套美好生活的信仰而來,他們無法理解,為何對他們來說倫理上錯誤的事要受到法律積極保障?而且如果目的只是要保障平等,最一致性的結論應該是國家最好不要立法設立婚姻建制,應該讓所有異性和同性婚姻簽一般民事契約就可以了。可是婚姻是現代國家特別認可和保護的主要社會建制,社群主義者批評,如果我們不討論婚姻和美好生活的關係,我們就無從了解國家為何要怎麼做,也無法面對反對者堅信的美好生活的挑戰。桑德爾分析美國麻州最高法院馬歇爾法官的意見書是社群主義的回應:「婚姻不只是對另一個人深層的個人承諾,而且是國家對下述理想高度公開的慶賀(認可和贊同),相互性、陪伴、親密、忠誠和家庭。」這些理想不需要預設生理生育小孩的能力,同志婚姻一樣做得好和值得尊敬。正是因為國家判定婚姻的美好生活是榮譽的,所以國家特別保護婚姻的建制。「權利」論者主張國家應該在不同美好生活觀保持中立,因此無法理解婚姻這個制度。同婚議題展現了社群主義最無法令人忽視的潛力。

本書的前三分之二篇幅針對七○年代形成的三種正義觀點背後的哲學思維,做了系統、扼要和關鍵的解說和分析(第一到第七章)。作者在剩下的三分之一篇幅則闡述了他和一群被稱為社群主義者的正義觀點(第八到第十章)。不僅如此,桑德爾同時解說了福利經濟學的源頭—邊沁的功利主義,功利主義的內部變奏—約翰.彌爾,羅爾斯理論的源頭—康德,以及善、美好生活與德性論的源頭—亞里斯多德。





要在這麼短的篇幅講述彌爾、康德和亞里斯多德會嚇壞多數作者,桑德爾卻睿智地了解他必須這麼做,這是這本書是最關鍵的選擇,也是讓這本書成為傳奇的主因。不僅因為這些哲學家深邃的核心論點還能持續激發我們未來的哲學思辨,而且透過他們的思想,四種正義觀點不僅更完整、更有魅力,而且提供了我們讀者自己批判和修正這些觀點的思索基礎。光是選材,桑德爾就是偉大的哲學教育家。更不用說,我還沒讀過能像他能在這麼短的篇幅內相對到位地解說這些哲學家的著作(儘管我不完全同意他的詮釋)。打個比方來說,如果要解說一個哲學家的思想可以談十個重點,平凡的哲學教育者可能不清不楚地講了六到七個重點,可是桑德爾卻只挑出兩三個重點,講到清澈見底,卻讓我們對這些哲學家一目瞭然。學習知識的樂趣莫過於此。



 

業哲學家可能會認為這本書不過是中學生、大學生的哲學入門教材。雖然這本書確實是當代目前最好的政治哲學入門教材,但是這仍然是誤解。本書的寫作是真正的哲學。如果蘇格拉底定義了哲學是什麼、哲學家在做什麼,桑德爾做的正是蘇格拉底的工作:以最清澈的語言和非哲學專業的人們討論道德和政治生活的難題。



任何深奧難懂的文字都是有缺陷的哲學,它們使我們對自己、對理性失去信心。只有清澈才能引起理性的興趣,而不是虛榮心的興趣。我們常因為虛榮被深奧的哲學吸引。清澈是我們的知識累積愈來愈深的前提,而且只有清澈才能讓每個人有勇氣挑戰大師和權威的觀點,因為只有清澈的語言才能被檢驗。康德說啟蒙就是勇氣。《正義》這本書讓我們對困難的社會議題討論無懼。這是哲學真正的工作:教育勇氣,或者我們該說啟蒙。  (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推薦序



一本思索怎麼做才對與自由的快樂的好書



 綠角   在打開《正義》這本書前,我預期它會是本不錯的書,但沒想到會這麼好看。
我們常以為身處現代文明世界,自己已經是一個自由人。但實情恐非如此。
正義是一本討論哲學的書籍,要怎麼做才對,就是哲學思考的核心。書中舉例,海豹部隊在阿富汗抓到牧羊人,必須在要殺要放間做出抉擇。殺了,他們行蹤就不會敗露;不殺,牧羊人可能會向塔利班通風報信。只不過這個牧羊人可能是無辜的。



是否可以犧牲一部分人的性命,換取其他人的性命?是否可用功利算計的角度來決定殺或不殺?或者,人命是不可侵犯的基本人權。怎樣才是對的?



在這樣困難的問題中,反覆思量,找尋支持與反對的原因,然後做出選擇,就是這本書的核心論點。由於全書不做空泛討論,以大量實際例子來佐證,所以讀者可完全擺脫「哲學」二字給人的刻板印象,沉浸在許多正反面的精采論述中。



《正義》書中,對「自由」二字有相當深入的解析。





譬如書中第四章提到:只有在沒有不當壓力,而且又對替代方案有足夠知情的狀況下,自由的選擇才是可能的。
我們回頭看投資大眾做出投資選擇時的狀況。



首先,投資大眾身處在一個具有相當壓力的狀況下。這個壓力常以財經媒體或金融機構的文宣為傳導媒介,加諸投資人身上。最常見的說法,就是「理財要趁早」。早幾年投資,比晚投資會多賺很多(但前提是,要有賺。在下跌的市場,早幾年投資是提早賠錢)。





其他壓力源包括,不斷的報導某些靠投資大賺一筆的個案(很有趣的是,為什麼從來不提因為投資賠到傾家蕩產的人)。



一旦投資人開始接觸投資,就會有一種「哇,我再不行動就落後太多了!」「大家都在賺,我怎可袖手旁觀」等感覺。





然後投資人一開始研究投資,最可能的狀況是,喜歡研究個股的投資人就會接觸到主動投資的論點(對於被動投資的優點及主動投資的不樂觀結果一無所知),喜歡投資基金的投資人就會接觸到有佣基金,與高額內扣費用的主動型基金(對於免佣基金,與低總開銷基金一無所知)。





很湊巧的,喜歡主動選股進出的投資人,就是券商收入的主要來源,買進有佣基金滋養了基金銷售管道,高額內扣費用基金則是基金公司的金雞母。



給你壓力,迫使你做出行動。然後故意只呈現幾種選擇,看你要選哪個。
在這種狀況下做出投資決定,可以叫自由嗎?





這種情形下的投資人,就像後面有牧羊犬,前面只有一個柵欄開口的羊群。這群羊會怎麼行動,這些投資人會做出怎樣的選擇,早已完全受制於人。



羊隻或許還會感到壓迫,但這個體系最高明的地方在於投資人會樂在其中,以為掌握了自己的財務命運,或是邁向賺錢之途。讓不自由的人以為自己很自由,就是操控的精義所在(這也是《駭客任務》這部電影中母體控制人類的手法)。



在壓力下,我們在財務知識不足的狀況下倉促決定。在資訊不對等的狀況下,我們只考慮有限的選項。結果,我們這些投資人做出了有利金融業者,而非有利自己的決定。





我親身體會過。在開始接觸投資時,我就選定基金為主要投資工具,並透過國內銀行買主動型基金,這是我投資至今最懊悔的決定。有多少投資人要和我走過一樣的路,才會知道原來還有指數型基金可以選。有多少投資人,終其一生都不會聽聞這些福音。



在投資世界,原來我們的選擇從不自由。投資人的選擇,是許多金融機構與傳媒亟欲操弄的目標。
有多少人曾經想過,自己的欲望是不是自己的自由選擇?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財富自由」。在追尋這四個字的過程中失去自由的人,恐怕遠超過得到自由的人。





對於財富的欲望,真的是你的選擇嗎?還是你只是順從當代社會崇拜金錢的觀點呢?當你心中認定人就是要有錢才算有成就,有錢才算有真自由,你只是鞏固了目前已經擁有這些東西的人的地位。
誰規定人一定要有錢才算真自由?人類這麼一個理性動物,為什麼一定要用身外之物,也就是「錢」來定義自己?



推崇財富自由的觀點,讓社會上的財富既得者,可以地位穩固、受到眾人豔羨。也讓所有推銷追求財富的方法、工具與管道的相關業者,更容易去賺取財富。而這一切,用一個順耳的口號:財富自由,就能達成。





找尋自己心中真正的想望,然後將其當成人生目標,是大多數人應該做,但又太少人敢這麼做的事。
揮汗奔跑後,你會感到通體舒暢。同樣的,在努力運作心智之後,你也會有做出判斷、做出選擇後的快感。這個感覺,這個能在各種選項間做出抉擇的感覺,其實就是自由的快樂。



自由的人,才能自己替自己選擇。我們獨特的全人智能,為的就是讓我們能做出選擇,為的就是能讓我們獲得自由的快樂。





在主動與指數化投資間做出選擇,在高成本與低成本投資方法間做出選擇,在擇時進出與資產配置間做出選擇,在良好與惡意的投資論述間做出選擇。



在這一路選擇的過程中。你的思緒與努力,終將引領你走向自由之路。
 (本文作者為知名財經作家,「綠角財經筆記」部落格格主)   推薦序 脫離「無法討論政治」的困境 朱家安  長久以來,「政治」在台灣被當作是不好的事,小時候學校讓你覺得政治太髒了,不能進校園。你第一次和政治接觸是選舉時的衛生紙贈品或在喜宴上跟議員敬酒。你對「談論政治」的典型印象,是政論節目上攻擊特定政黨的名嘴,你上次看到他,是他在隔壁節目信誓旦旦表示,如果女人墮胎,孩子會變成痛苦的嬰靈。





身為民主社會公民,我們有權參與政治,但通常要不興趣缺缺,要不義憤填膺、堅持己見、沒有改變意見的可能。這些態度都讓民主溝通更不容易進展。政治管轄我們的全部生活,我們卻陷入「無法討論政治」的困境。



覺得沒必要討論政治、覺得自己不可能被說服改變立場,這些態度截然不同,但可能出於類似誤會。有些人認為價值主觀而無所謂對錯,討論只是白花時間,這種看法把政治立場看得太簡單,使人無法利用價值思維的精細之處為衝突找到出路。





舉個例子。假設你反對同性婚姻,因為你認為穩定的關係才是長久之道,而同性戀太過「淫亂」,所以沒資格結婚,那麼,你最好不要勸身邊遊戲人間的異性戀朋友早點結婚「定下來」,因為這會構成判斷上的衝突:你支持穩定關係,也支持異性戀藉由婚姻建立穩定關係,但不支持同性戀這樣做。



不管你對同性婚姻的看法如何,都會認為當事人必須提出夠好的說明,才能說明上述衝突合理,如果他提不出說法,可能必須承認自己的立場有矛盾,或者修改立場。不管你喜不喜歡,實務上很多時候我們是透過向別人說明自己信守的原則和理由來溝通價值。這是為什麼「雙重標準」是嚴重的壞事。政治和價值並非無法討論,只是要建立實在的討論,我們必須真的面對自身原則和理由的瑕疵,並且反省和修正。





這也是為什麼,在這時候一本政治哲學的書是必要的。經過兩千五百年的努力,倫理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們或許還沒找到道德的客觀標準答案,但至少已經把市面上常見的道德立場整理得差不多了。透過這些整理,你可以快速了解自己的想法該歸於哪些立場,以及那些立場的特性和要回應的問題:



你支持同性婚姻,因為你認為人有選擇自己要怎麼過活的權利。那麼你很可能是某種自由主義者。你支持自由開放的政府,但可能必須容忍人民做出對他們說非常不明智的生活選擇。



若你支持古文必修,因為你認為我們應該對自己的文化有所了解。那麼你很可能是某種社群主義者。你認為人對自己所屬社群有特殊的義務,在一些議題上,你可能會被迫在這種義務和人權之間權衡。



◎若你支持原住民在大考加分,這是出於彌補不平等的理由,還是出於讓大學生組成更多元的理由?你可以想像,這兩種理由各有吸引人之處和疑義。





在《正義》裡,哈佛大學哲學家桑德爾把常見的政治立場背後的「哲學基礎」整理好,讓你理解它們各自重視些什麼,會在哪些議題上做出哪些判斷。桑德爾是有學術創見的知名學者,也善於向一般人清晰說明抽象概念。這本書行文順暢,用各種具體案例來區分立場與立場之間的細緻不同,並且敏銳提醒讀者各種說法和案例的適用範圍。





首先,你可以把這本書當成「政治立場心理測驗」。讀過一則則案例並把自己的直覺判斷記下,你應該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偏向書裡介紹的某個哲學立場。在這個階段,你知道自己是誰,也知道自己的對手是誰。 

再來,你可以進一步精鍊自己的立場。假設透過上個步驟,你認為自己是自由主義者,這代表你在多數案例上的判斷跟自由主義相當接近,但不保證你們在所有案例上的判斷都相同(畢竟自由主義內部也有不同陣營)。在這個時候,你可以找出那些讓你和典型自由主義者意見最相左的案例,反思自己的理由,想想你可以對這些「異議同溫層」說些什麼。





如果想要更進一步,你可以試著挑戰對手。假設你認為正義和自由有重要聯繫,那麼你在各種案例上,將與效益主義者和社群主義者有重大衝突。自由主義者不是笨蛋,而效益主義者和社群主義者也不是。他們的想法在你看來可能令人髮指,但若你因此認為那些言論背後沒有什麼值得思考和探討之處,就很難指望討論有進展。當然,要說服立場距離非常遙遠的人,永遠都很困難。但至少《正義》裡清楚的理論整理可以幫助你理解對方,增加溝通的可能性。



走到這一步,代表你體會了對價值問題進行哲學思索的一些好處。對內,哲學讓你更了解自己,對外,哲學讓你更了解自己的想法如何鑲嵌於人群、和其他人的立場有何關聯。當然,理解和說服都無法一蹴可及,不過當我們開始嘗試,才真正開始有機會脫離「無法談論政治」的困境。  (本文作者為沃草公民學院主編)





推薦序



◎讓道德與政治問題重回台灣公共辯論的對話平台



黃益中   這些年來,因為出書關係,有時候會接一些演講,我發現特別是在面對老師或學生聽眾時,Q&A時間總會有人問我:「黃老師你能不能推薦一兩本書給我們閱讀?」或者問:「有沒有哪一本是影響你最深的書?」





一般來說我的制式回答都是,我實在很難立馬推薦哪一本書,我總覺得每本書都有其獨特性,不需要特別限定在哪一類,社會科學有它的思考性,歷史人文也有它的啟發性,就連旅遊書你認真看也許收穫還更多。但如果換個方式問我,有沒有哪一本書是我一看再看,雖然不知何時會再去翻,但一定放在書架絕對捨不得借人,有的,就是桑德爾教授這本《正義》。





這本書風行全世界,二○一一出版時也是台灣暢銷書常勝軍,我當時已是高中公民教師,原本也只是躬逢其盛買一本跟著趕熱潮,結果一翻欲罷不能,內容好看自不在話下,它對我職涯最大的改變是翻轉我上課的教室,把我從一個單純傳道授業的教書匠,轉變成能與學生雙向回饋的提問者吸收者。
我在YouTube收看哈佛開放式課程「正義」(Justice)時,我看到的不只是桑德爾個人知識涵養的呈現,更重要的是,他讓台下數百位學生也成了思辨的主角,他用循序漸進、有層次的拋問式教學,引導學生進入道德兩難的情境,然後用哲學底蘊的理性對答,清楚呈現每個人對議題的論述。原本應該是艱澀枯燥的哲學課程,透過鏡頭竟然可以像知識性節目般引人入勝,你除了讚嘆桑德爾個人的主持/授課魅力,倒不如反思是怎樣的一條思辨途徑,讓這些人類社會長年歷久的道德議題,在聽眾/學生的反饋裡,有了新的詮釋方式。





一個我們從小到大最簡單的命題「少數服從多數」,在民主社會被視為理所當然,可是如果少數永遠都是同一群弱勢者,又或者如果你就是那個少數,你還會拿著邊沁的功利主義,去理性計算這合乎最大多數人幸福的公共利益嗎?而在尊重市場機制震天價響的現今社會,自由至上主義似乎無往不利,桑德爾提醒讀者,你情我願的人吃人金錢交易也是一種自由權,然後比爾蓋茲與麥可喬丹的超高收入,是不是也不該被政府課大筆所得稅去救濟所謂的窮人?





《正義》書中這些啟發性的對答,我也試著帶入高中的公民與社會課程,甚至在二○一五年寫成代表作《思辨:熱血教師的十堂公民課》。我再也不直接教理論給答案,尤其在提到社會時事議題時,由於高中生絕大多數沒有親身經歷,如何把弱勢的聲音傳遞給學生,將同情心轉化成同理心,一直是我面臨的極大挑戰。桑德爾教授帶領我們用羅爾斯的思路來思考正義:想像大家在「無知之幕」之後做選擇,大家在幕後暫時不知自己是誰,在這種平等的初始狀況下,這樣講好的原則就會符合正義。



 



為了更加簡化,我自己在課堂上會再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夫妻離婚時要分財產,雙方財產包括存款、房子、車子等。請各位同學想想:怎麼樣分最公平?」最常聽到的回答大概都是:「把房子車子都賣掉換得現金,再把所有現金加起來除以二。」這鐵定不會是最佳答案,經過一整輪熱烈的討論後,如果都沒猜中,我才會出來說明:「其實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像切蛋糕一樣,只要指定夫妻其中一方將所有財產分成兩部分,但是卻由另一方優先選擇一部分,這樣分出來的財產絕對是最公平的!」
這就是「無知之幕」要告訴我們的事,沒有人會害到自己,「如果我是那個要被犧牲掉的少數呢?」有趣吧!複雜的哲學問題,用桑德爾式的提問,真如醍醐灌頂一語點醒夢中人。





好書值得推薦,經典更值得一讀再讀。很高興先覺出版社今年推出新譯本,除了前述正義原則的思考,書中還帶入直到今日在台灣仍受到高度關注的道德議題:諸如同性婚姻是否應該合法化?該不該引進代理孕母制度?募兵制與徵兵制的取捨?亦或者日本、德國,以及澳洲政府是否該對過去不公不義的罪行道歉。



當前台灣社會雖關心公民議題,然而網路訊息紊亂片斷、虛假、輕率等情況比比皆是,沒有思辨的對話脈絡,容易流於民粹理盲,這對公民社會的成長是一大損傷。期待《正義》的重新出版,能讓這些道德與政治問題,回歸公共辯論的對話平台,也把台灣民主欠缺的理性政治文化一併找回來!  (本文作者為高中公民教師、《思辨》作者)





推薦序 思辨正義,照見更高的內涵與高度 幸佳慧  新聞或網路論壇裡充斥著「公理」與「正義」這些字眼,彷彿任何團體或個體透過不同事件都在這類字詞定義,但這些凜然聲明的訴求卻時常彼此衝突。難道,「正義」也淪為自由時代的附屬產物?不過是發聲者的各取所需而已?
沒這麼悲觀。跟著西方哲學思想家們照見人類獨有的「理性」做思辨,你會發現「正義」有更高的內涵,而「人性」也該有它的高度。桑德爾引領我們進行的辯證,並非是遙不可及的形而上思想,它們落在我們周遭大小事務的細微處,遍及我們所關心的、所控訴的、所伸張的事務,與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倘若我們已來到人人都該以「公民」自許的時代,那麼這本書有如駕照,通過這場思辨的驗證,新手上路便能保有更多的信心。  (本文作者為作家)  台灣版獨家作者序





思考「正義」,才能促使我們思考最好的生活方式   《正義》這本書探討了哲學當中歷久不衰的問題:正義代表的是追求效用最大化,或是尊重人性尊嚴,還是提倡德行?如果一個公正的社會應該允許任何不平等的存在,那麼應該是哪些種類的不平等?我們對自己的同胞是否比起對陌生人負有更多的義務?寬容是否要求法律必須對美好人生的不同概念保持中立,或是法律應該確立特定的道德理想?身為公民的我們對彼此負有哪些義務?
過去的偉大哲學家都辯論過這些問題,但這些問題仍然持續存在。哲學不會產生決定性的答案。但儘管如此,每當我們試圖思考如何過自己的人生,或是扮演良好的公民角色,
所有人—不只是哲學家—就都不免要面對這些問題。 

《正義》面世至今已將近十年,我很高興台灣的讀者現在可以看到這部新譯本。《正義》當中討論的若干道德與政治問題,直到今天仍在公共辯論當中居於最重要的地位:一個公正的社會該如何處理收入與財富不平等的問題?社會財貨與機會,諸如醫療與教育,該怎麼分配社會財貨與機會才算公平?是否應該允許同性婚姻?社會是否應該致力於培養公民的德行?如果應該的話,那麼該培養哪些德行?  另外有些當今人們正在辯論的問題,則是在《正義》出版之後才開始獲致重要地位。其中有些問題所包括的主題,是我在二○一二與二○一七年兩度造訪台灣所舉行的講座中,與年輕人以及其他民眾討論過的:像人工智慧這樣的新科技,會造成什麼樣的道德影響?社群媒體會促進或削弱公共論述中的禮儀?隱私是否仍然重要,或者隱私在大數據的時代已經成了過時的東西?在醫療與教育領域中,有沒有可能避免市場價值觀腐蝕非市場價值觀?面對生育率降低與平均壽命日益延長的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在過去向退休人士做出的承諾以及支持幼托與教育的需求之間做出調和?我們是否需要在不同的世代之間訂立一份新的社會契約?





那兩趟台灣之行為我帶來了深刻啟發,而講座參與者在那些問題上展現出來的深入思考與熱情也令我難以忘懷。我將會一直記得六千五百人在台灣大學體育館和我一起熱烈辯論正義問題與當代議題的關係。能夠數度與台灣的知名教授與學者進行對談,也令我深感榮幸。
希望這部《正義》新譯本的出版,能夠促使眾人持續對我們在公眾生活中面對的兩難困境進行道德省思,並且重新搭起我與台灣對話交流的橋樑。



邁可.桑德爾謹織於美國麻州劍橋





1.為所當為



二○○四年夏,颶風查理由墨西哥灣呼嘯而出,一路橫掃佛羅里達州直抵大西洋。這場風暴導致二十二人喪生以及一百一十億美元的損失,而且也帶來了一場關於哄抬物價的辯論。



 



 奧蘭多的一座加油站以十美元的價格販售原價只要兩美元的袋裝冰塊,在八月天因為停電而無法使用冰箱或冷氣機的情況下,許多人別無選擇,只能乖乖掏錢。因為樹木被颶風吹倒,造成鏈鋸和屋頂維修的需求激增。一名屋主的屋頂上倒著兩棵樹木,包商開出的清理價格為兩萬三千美元。小型家用發電機的售價從平日的兩百五十美元變成兩千美元。一名七十歲的婦人帶著她年邁的丈夫與殘障的女兒逃離颶風,卻發現平常一夜四十美元的汽車旅館房間,現在竟然要價一百六十美元。許多佛州居民都對價格飆漲的現象氣憤不已。《今日美國報》一則報導的標題指出「風暴過後,禿鷹隨之而來」。一個被傾倒樹木砸中屋頂的居民聽到開價一萬五千美元的清理費用之後,指稱「利用別人的困境與悲慘遭遇來牟利」是不對的事情。佛州的州檢察長克瑞斯特(Charlie Crist)表示同意:「有些人竟然樂於在颶風過後利用別人的痛苦謀取好處,這種人的靈魂中必定帶有的貪婪程度實在令我深感震驚。」





佛羅里達州訂有禁止哄抬物價的法律。在颶風過後,州檢察長辦公室收到了超過兩千則投訴,其中有些官司也被判定商家有罪。西棕櫚灘的戴斯飯店因為對顧客超額收費,而必須支付七萬美元的罰款與賠償金。





 不過,就在克瑞斯特忙著執行物價哄抬法律之時,有些經濟學家卻主張這項法律以及大眾的憤慨,其實是錯了。在中世紀時期,哲學家與神學家認為商品的交易應該受到「公道價格」支配,而所謂的公道價格則是由傳統或物品的內在價值所決定。但那些經濟學家指出,在市場社會裡,價格乃是由需求與供給決定,所以沒有所謂的「公道價格」。





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 Sowell)把哄抬物價稱為一種「情感上極為強烈但經濟上毫無意義的用語,大多數的經濟學家都不予理會,因為這種用語的概念顯得太過混亂,不值一顧」。索維爾在《坦帕論壇報》撰文,試圖說明「『哄抬物價』如何幫助佛州居民」。他寫道,「價格一旦大幅高於一般人習慣的程度」,就會出現哄抬物價的指控,但是「你恰好習以為常的價格水準」不具有道德神聖性。比起各種市場狀況可能造成的價格,其中包括由一場颶風引起的市場狀況,你習慣的那些價格並沒有什麼「特殊或者『公平』之處」。





索維爾指出,提高冰塊、瓶裝水、屋頂維修、發電機以及汽車旅館房間的價格有其好處,包括限制消費者使用這些事物,以及提高誘因,促使遠地的供應商提供颶風過後最有需要的商品與服務。佛州居民在八月的炎熱天氣中面臨停電的狀況下,如果一袋冰塊可以賣到十美元,那麼冰塊製造商就會願意生產以及運送更多的冰塊到佛州來。索維爾說明指出,這些價格沒有任何不公正之處,只是單純反映了買賣雙方為他們交易的事物所賦予的價值而已。





支持市場的評論家雅各比(Jeff Jacoby),也在《波士頓環球報》以類似的理由反對物價哄抬法律:「開出市場願意承受的價格不算哄抬。這種行為不算貪婪,也不是恬不知恥,只是商品與服務在自由社會裡的分配方式而已」。雅各比承認「價格飆漲確實極為惱人,對於生活剛因為一場致命風暴而陷入混亂的人士而言更是如此」。不過,公眾的憤怒不是干涉自由市場的正當理由。看似過高的價格能夠為供應商提供生產更多所需商品的誘因,因此「造成的好處遠大於壞處」。他的結論是:「把商家妖魔化不會加快佛羅里達州的復原速度,讓他們如常運作才會」。





州檢察長克瑞斯特(他是共和黨員,後來當選為佛州州長)在坦帕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特稿,為物價哄抬法律辯護:「在緊急時刻,人民逃難求生或是在颶風過後為自己的家人尋求基本商品,卻遭到收取不道德的價格,政府絕不能袖手旁觀。」克瑞斯特不認為那些「不道德」的價格反映了真正的自由交易:  在正常的自由市場狀況中,有意願的買家自由選擇進入市場中,與有意願的賣家相會,然後依據供給與需求對價格達成合意;但當前的情形不是正常的自由市場。在緊急狀況中,遭受壓力的買家沒有自由。他們購買必需品的行為,例如尋求安全的住處,是遭到強迫的結果。
   在颶風查理過後出現的物價哄抬辯論,引起了關於道德與法律的艱深問題:商品與服務的販賣者利用自然災害而開出市場願意承受的價格,是錯誤的行為嗎?如果是的話,那麼法律該怎麼加以因應?佛州政府應該禁止哄抬物價嗎?就算這麼做不免干預買家與賣家依據自身選擇而從事交易的自由?





◎福利、自由,與德行



這些問題不只涉及個人該怎麼互相對待,也涉及法律應該有什麼樣的內容,以及社會該採取什麼樣的組織安排。這些問題涉及正義。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必須探究正義的意義。實際上,我們已經開始這麼做了。你只要仔細檢視物價哄抬的辯論,就會注意到其中的支持與反對論點都圍繞著三個觀念:追求福利最大化、尊重自由,以及提倡德行。這三個觀念都各自指向思考正義的不同方式。



支持市場放任的標準論點以兩項主張為基礎:一項主張是關於福利,另一項關於自由。首先,市場提供誘因,促使人致力供給別人想要的商品,而藉此促進社會的整體福利(以常見的用語來說,我們經常把福利等同於經濟繁榮,但福利是一種比較廣泛的概念,其中也可以包含社會福祉的非經濟面向)。第二,市場尊重個人自由;與其將特定價值強加於商品與服務上,市場會讓人自行選擇要為他們交易的物品賦予多少價值。





不意外,物價哄抬法的反對者即是訴諸自由市場的這兩項常見論點。物價哄抬法的辯護者怎麼回應呢?第一,他們主張在艱困時期對商品與服務收取過高的價格其實無益於社會整體福利。就算高價確實能夠造成商品供給增加,這項利益也必須和負面的影響互相權衡,也就是高價對於最沒有能力負擔這些價格的人口所造成的沉重壓力。對於富裕人口而言,在風暴期間為一加侖的汽油或者一間汽車旅館房間支付高於尋常的價格也許是一件惱人的事情;但對於財力薄弱者而言,這樣的價格卻會造成真正的困難,可能會導致他們選擇待在危險中,而不是逃往安全的處所。物價哄抬法的支持者指出,對於整體福利的估計,絕對必須包含那些在緊急狀態中因為價格飆升而負擔不起日常必需品的人口所遭受的苦難。





第二,物價哄抬法的辯護者認為,自由市場在特定狀況下其實不自由,如同克瑞斯特指出:「遭受壓力的買家沒有自由。他們購買必需品的行為,例如尋求安全的住處,就是遭到強迫的結果。」你如果必須帶著家人逃離颶風,那麼你為了汽油或棲身處而支付的過高價格其實不是自願交易的結果,而比較像是勒索。所以,要決定物價哄抬法究竟是否具有正當性,就必須評估這些福利與自由的對立陳述。
不過,我們也必須考慮另一項論點。物價哄抬法獲得的大眾支持主要來自一種比福利或自由更直覺的感受。一般人都對於利用別人的迫切需求牟利的「禿鷹」深感憤慨,因此希望他們受到懲罰,而不是獲得意外之財的獎賞。這類感受經常被摒斥為原始的情緒,不該對公共政策或法律造成影響,如同雅各比所寫的:「把商家妖魔化不會加快佛羅里達州的復原速度。」





不過,對於哄抬物價者感到的憤慨不只是缺乏理性的憤怒,而是指向了一項值得認真看待的道德論點。憤慨是一種特殊的憤怒情緒,你如果認為人遭受其不該受到的待遇,就會產生這種感覺。這種憤慨是對於不正義所感到的憤怒。



克瑞斯特提及「有些人竟然樂於在颶風過後利用別人的痛苦謀取好處」,並且描述了「這種人的靈魂中必定帶有的貪婪程度」,此即觸及了憤慨的道德源頭。他沒有把這段評論明確連結於物價哄抬法,但其中隱含了下列這項論點,我們也許可以稱之為德行論點。





貪婪是一種惡行,一種不良的行為方式,尤其是貪婪令人無視於他人的苦難。貪婪不只是個人的惡行,而且違背了公民德行。在困苦時期,良好的社會懂得團結合作。與其追求最大的利益,這種社會的成員會互相照顧。一個社會裡的成員如果會在危機時刻剝削鄰人以獲取自己的財務利益,這就不是一個良好的社會。因此,過度的貪婪是一個良好社會應當盡力抑制的惡行。雖然物價哄抬法無法消除貪婪,但至少能夠遏制貪婪最明目張膽的表現,並且傳達社會反對這種行為。藉著懲罰而不是獎賞貪婪行為,社會即是確認了自我犧牲以促進公共利益的公民德行。





承認德行論點的道德力量,並不是堅持這項論點隨時必須凌駕於其他考量之上。在某些例子裡,你也許會認為一座遭到颶風襲擊的社區應該從事魔鬼的交易,容許哄抬物價以吸引各地的屋頂工人與裝修包商前來,即便因此必須付出認可貪婪的道德代價也在所不惜。修理屋頂是當務之急,事後再修補社會組織就好。不過,必須注意的是,關於物價哄抬法的辯論不純粹只是關於福利與自由,而也是關於德行—關於培養一個良好社會必須仰賴的態度與傾向,以及人格特質。





有些人,包括物價哄抬法的許多支持者,認為德行論點令人感到不安,原因是和訴諸福利與自由的論點比較起來,德行論點似乎比較帶有評判意味。探究一項政策是不是會加速經濟復甦或者刺激經濟成長,並不涉及評判人的偏好。這樣的探究假設所有人對於收入的偏好都是寧多勿少,但不會評判他們怎麼花用自己的錢。同樣的,探究人在壓力下是否擁有選擇自由,也不需要評估他們的選擇。問題的重點在於人是否擁有不受強制的自由,或者擁有多少程度的自由。

相對之下,德行論點則是奠基於這麼一項評判:貪婪是國家應該抑制的一種惡行。但是,誰能夠評斷什麼是德行,什麼又是惡行?多元社會的成員不是會對這種事情懷有不同意見嗎?而且,透過法律把對於德行的評斷強加於人民身上不是很危險嗎?面對這類擔憂,許多人因此主張政府在德行與惡行的事務上應該保持中立,不該試圖培養良好的態度或者抑制不良的態度。





 因此,我們一旦探究自己面對物價哄抬的反應,就會發現自己受到兩股力量的拉扯:人如果遭受他們不該受到的待遇,我們就會感到憤慨;我們認為利用人類苦難牟利的貪婪應該受到懲罰而不是獎賞。另一方面,關於德行的評斷一旦制定為法律,我們又不禁感到擔憂。





此一兩難指出了政治哲學的一個重大問題:一個正義的社會是不是會致力於促進公民的德行?或者法律對於相互競爭的德行概念應該保持中立,好讓公民能夠自由選擇對於自己而言最好的生活方式?
根據典型的教科書論述,這個問題即是古代與現代政治思想的主要分野。在一個重要面向上,教科書的這種說法確實沒錯。亞里斯多德主張正義就是給予人們應有的待遇。而要決定誰值得獲得什麼樣的待遇,我們就必須決定哪些德行值得受到表彰與獎賞。亞里斯多德堅認我們必須先思索出最受人渴求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得知公正的政治制度是什麼模樣。在他看來,法律對於美好人生的問題不可能保持中立。





相對之下,現代政治哲學家,從十八世紀的康德乃至二十世紀的羅爾斯,則是主張界定我們權利的正義原則不該立基在任何特定的德行概念上,或是任何特定的最佳生活方式。相反的,正義的社會尊重人的選擇自由,因此每個人都可以選擇自己認同的美好生活概念。





所以,你也許可以說古代的正義理論始於德行,現代的理論則是始於自由。在後續的章節裡,我們將探究這兩者的優缺點。不過,值得在一開始就指出的是,這項對比有可能造成誤導。





如果我們把目光轉向當代政治所奠基其上的那些正義論點—不是哲學家提出的論點,而是一般人抱持的論點,就會發現情形其實複雜得多。我們大多數的論點確實都把重點放在促進繁榮以及尊重個人自由,至少表面上是如此,可是在這些論點背後,我們經常可以瞥見另一套信念:關於哪些德行值得受到表彰與獎賞,以及良好的社會應該倡導什麼樣的生活方式,而且這套信念有時也不免與那些論點形成互相競爭的狀態。我們雖然深深注重繁榮與自由,卻擺脫不了正義的評判面向。認定正義不僅涉及選擇,也涉及德行,是一項根深柢固的信念。思考正義似乎無可避免地會促使我們思考最好的生活方式

◎阿富汗牧羊人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一項實際上的道德兩難,在某些面向上和失控電車的想像故事類似,但因為無法確定事情會如何發展而變得更加複雜:



二○○五年六月,士官盧崔(Marcus Luttrell)與另外三名美國海豹部隊成員組成一支特種部隊,展開一項祕密偵察任務,地點在阿富汗接近巴基斯坦邊界處,目標是要找出一名與賓拉登關係密切的塔利班領導人。根據情報報告,他們的目標手下有一百四十至一百五十名全副武裝的戰士,並且藏匿在險惡山區的一座村莊裡。





這支特種部隊在俯瞰那座村莊的一處山脊上就定位之後,兩名帶著一百頭山羊的阿富汗牧人無意間撞見了他們。那兩名牧人身邊還跟著一個年約十四歲的男孩。那三名阿富汗人沒有武裝。美國士兵以步槍槍口對著他們,示意他們在地上坐下來,然後爭論著該怎麼處理他們。一方面,那幾個牧羊人看起來像是沒有武裝的平民;另一方面,放他們走也是一大風險,因為他們可能會向塔利班通風報信。
就在這四名士兵思考著他們的選項時,他們意識到自己沒有繩子,無法把那些阿富汗人綁起來以便爭取時間找尋新的躲藏地點。他們只能殺了那些牧羊人,不然就是放走他們。





盧崔的一名同袍主張殺了那些牧羊人:「高階指揮官派遣我們在敵後執行任務,有權採取一切作為保全自己的性命。我們面對的軍事決策明顯可見,放走他們是錯誤的選擇。」盧崔左右為難。「在我的靈魂深處,我知道他說得沒錯,」他在事後寫道:「我們不可能放走牧羊人,我的問題在於我還有另一個靈魂,也就是信奉基督教的靈魂盤據著我的心頭。我的腦子裡有個聲音不斷對我說,冷血處決這些手無寸鐵的人會是錯誤的行為。」盧崔沒有說他所謂的信奉基督教的靈魂是什麼意思,但他的良心終究不允許他殺害那些牧羊人,他投下了放走他們的關鍵票(三名同袍當中有一人棄權)。這個決定後來令他深感後悔。





放走那些牧羊人後過了大約一個半小時,這四名士兵即遭到八十至一百名持有AK-47步槍與火箭筒的塔利班戰士包圍。在接下來的激烈交火當中,盧崔的三名同袍都不幸戰死。塔利班戰士還擊落了一架想要救援這支海豹部隊的美軍直升機,機上的十六名士兵無一倖免。

身受重傷的盧崔藉著滾落山坡,並且爬行七英里抵達一個普什圖人的村莊而保住一命。村莊的居民保護他不被塔利班發現,直到他獲救為止。



事後回顧起來,盧崔痛斥自己當初不該投票選擇不殺那幾個牧羊人。「那是我這輩子做過最蠢、最白痴、最沒有頭腦的決定,」他在一本講述那段經歷的著作裡寫道:「我當時一定是瘋了,明明知道投下那一票等於是宣判我們的死刑,卻還是投了下去。⋯⋯至少,我現在回顧那個時候是這麼認為。⋯⋯決定性的一票是我投下的,而這個決定將會永遠縈繞在我的心頭上,直到我被埋進東德州墓園為止。」





 這群士兵面對的兩難困境之所以令人如此難以抉擇,原因是他們無法確知放走那些阿富汗人會造成什麼後果。他們會單純離開,或是通報塔利班?不過,假設盧崔知道放走牧羊人將會導致一場損失慘重的戰役,造成他的同袍以及其他十六名美國士兵陣亡,他自己身受重傷,任務也將因此失敗,他是不是會做出不同的決定?





在盧崔眼中,事後回顧起來的答案顯而易見:他應該殺了那些牧羊人。從後續發生的慘劇來看,我們很難反對這項結論。從人數的觀點而言,盧崔的選擇與電車案例類似。殺死三名阿富汗人將可讓他的三名同袍與那十六名試圖救援他的美國士兵保住性命。可是,這個狀況比較類似於電車案例的哪個版本?殺死那些牧羊人會比較像是把電車轉向,還是把人推下橋?盧崔雖然預見了自己可能面對的危險,卻還是無法冷血槍殺那幾個手無寸鐵的平民,顯示這個狀況可能比較接近於推人下橋的案例。





然而,殺死牧羊人的理由看起來還是比推人下橋來得充分,也許是因為事情的結果令我們懷疑這幾人並不是無辜的旁觀者,而是塔利班的支持者。想想這項類比:我們如果有理由認定橋上的那個人因為想要害死軌道上的工人而破壞了電車的煞車(假設他們是他的敵人),把他推下橋的道德主張就會顯得理由比較充分。我們還是需要知道他的敵人究竟是誰,以及他為什麼想要害死他們。我們如果得知軌道上的工人是法國反抗組織的成員,橋上的胖子則是納粹黨員,想要藉著破壞電車而害死他們,推他下橋以保全工人的性命就會有深具道德說服力的理由。





當然,其實那些阿富汗牧羊人有可能不是塔利班的支持者,而是這場衝突中的中立人士,或甚至是塔利班的反對者,卻遭到塔利班逼迫揭露美國部隊的所在地點。假設盧崔和他的同袍確知那三個牧羊人無意傷害他們,但是會遭到塔利班刑求逼迫透露其地點。在這種情況下,這群美國士兵也許會殺了牧羊人以保護自己的性命以及任務的成功。不過,這項決定將會比他們在知道牧羊人是塔利班間諜的情況下更令人痛苦(也更有道德上的疑慮)。





◎道德兩難 我們極少會像山上的那群士兵,或是失控電車的目擊者那樣面臨影響如此重大的選擇。不過,思考他們的兩難困境有助於我們理解道德論述能夠採取什麼樣的進展方式,包括在個人生活以及公共領域裡。





民主社會中的生活充滿了對於是與非、正義與不正義的歧見。有些人支持墮胎權,有些人則認為墮胎等於謀殺。有些人認為,要達到公平就必須對富人課稅而幫助窮人,有些人則認為,藉由課稅剝奪人憑著自己努力而賺得的錢財是不公平的事情。有些人為大專入學制度的平權措施辯護,認為這是補救過往錯誤的手段;有些人則認為這是一種不公平的反向歧視,導致憑著自身條件進入大學就讀的學生遭受權益損失。有些人反對刑求恐怖行動嫌疑犯,認為這是一種在道德上令人深惡痛絕的行為,不該發生在自由社會裡;有些人則加以辯護,認為這是預防恐怖攻擊的最後手段。





選舉的輸贏經常奠基在這類歧見上,所謂的文化戰爭也是因為這類歧見而起。就大家辯論公共生活中的道德問題所展現的熱切與激動情緒看來,人們也許會以為每個人的道德信念都受到成長背景或宗教信仰的形塑而固定不變,超出理性的影響範圍之外。





如果真是如此,道德勸說就會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而且我們視為對於正義與權利的公共辯論也只會是一堆武斷的聲明,雙方各自拋擲意識形態而已。



在最糟的狀況下,我們的政治確實頗為接近這種情形。不過,事情不需要是這個樣子,有時候一項論述可以改變人們的想法。



既然如此,我們如何在正義與不正義、平等與不平等、個人權利與共善(common good)這些充滿爭議的領域當中進行推理?本書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起步的方法,就是注意我們如何因為面對一個困難的道德問題而自然展開道德省思。





我們一開始會先對何謂正確的選擇產生意見或者信念:「把電車轉彎駛上側線軌道。」接著,我們再思索此一信念的理由,並且找出奠基其上的原則:「犧牲一條性命以避免多人死亡是比較好的選擇。」然後,面對一個無法簡單套用這項原則的情境,我們就不免陷入困惑:「我原本以為盡可能挽救愈多性命一定是正確的選擇,可是把人推下橋(或者槍殺手無寸鐵的牧羊人)看起來卻像是錯誤的行為。」感受到這種困惑的力量以及加以釐清的壓力,就是驅使我們思考哲學的動力。





面對這種緊張關係,我們可能會修正自己先前對於何謂正確選擇所做的判斷,或者重新思考原本支持的原則。隨著遭遇新情境,我們就會在自己的判斷與原則之間往復來回,不斷因為其中一者的改變而修正另一項。把心思從行動領域轉向理由領域,然後再轉回來,就是道德省思的活動。



這種構思道德論述的方式,也就是在我們對於特定情境的判斷,以及經過省思而確認的原則之間來回辯證,具有一項長遠的傳統。這種做法可以追溯到蘇格拉底的對話以及亞里斯多德的道德哲學。不過,這種做法雖然源遠流長,卻不免受到下述的挑戰:



如果道德省思就是在我們做出的判斷以及確認的原則之間找出吻合之處,這種省思如何引導我們達到正義或者道德真理的目標?就算我們在這輩子裡成功讓自己的道德直覺與遵循的原則相符,又如何確定此一結果不會只是自我一致的偏見而已?





答案是,道德省思不是個人單獨的追求,而是一種公眾的努力。道德省思需要有對話者,不論是一位朋友、鄰居、同志,還是一國的同胞。有時候,這麼一名對話者可以是想像而非真實的對象,就像我們有時候會和自己爭辯一樣。不過,我們無法單純藉由內省而發現正義的意義或者最好的生活方式。





在柏拉圖的《理想國》裡,蘇格拉底把一般百姓比擬為一群被關在一座洞穴裡的囚犯,唯一能夠看見的就是牆上的影子,由他們永遠無法理解的物體投射而來。在這段陳述裡,只有哲學家才能夠爬出洞穴,來到明亮的日光下,看見各種物品真正的樣貌。蘇格拉底指出,只有瞥見過太陽的哲學家才有資格統治洞穴裡的居民,前提是他們必須要能夠勸誘他回到陰暗洞穴裡。





柏拉圖的重點是,要理解正義的意義以及美好人生的本質,我們就必須超越日常生活中的偏見與慣例。我認為他說得沒錯,但只對了一部分而已。洞穴居民的主張也必須受到應有的重視。如果道德省思是辯證性的,如果道德省思是在我們判斷具體情境以及形塑那些判斷的原則之間來回往復,就需要意見與信念,如同土地和穀物那樣相互不可或缺,不論那些意見與信念有多麼偏頗無知。不受牆上陰影影響的哲學,只會產生一座貧瘠的烏托邦。





一旦道德省思趨向政治化,一旦問及人們的集體生活應該受到什麼樣的法律規範,就必須接觸城市中的喧鬧混亂,接觸那些攪動大眾心智的論述與事件。針對紓困與物價哄抬、所得不平等與平權措施、兵役與同性婚姻等議題所進行的辯論,都是政治哲學的內容。這些辯論促使我們表達以及辯護自己的道德與政治信念,不只是在家人與朋友之間,也在我們要求嚴苛的同胞面前。



要求更加嚴苛的,則是從古到今的政治哲學家,他們深入思索了驅動公民生活的各種觀念,諸如正義與權利、義務與同意、榮譽與德行、道德與法律,而且有時採取的思考方式極為激進又出人意料。
亞里斯多德、康德、彌爾與羅爾斯都會出現在本書中,但次序不是依據時間上的先後。本書不是介紹觀念的歷史,而是帶領讀者踏上一場道德與政治省思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