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箱: 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 | 誠品線上

Black Box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受同業前輩性侵，身為記者的受害者伊藤詩織，承受巨大精神壓力的同時，仍直搗問題核心；意圖向大眾傳達強暴受害者在權力傲慢的壓迫下，還得面對法律及社會體制的不足──也就是黑箱──的殘酷真相。 一起不可饒恕的性侵案，就此變成了密室事件，尋求正義的過程，面對的是一個個開啟不了的黑箱，真相就此被封閉。 以權職作為惡行的藉口，有多少加害人仍在大眾的默許下逍遙法外？又有多少受害者發聲捍衛自己，換來的卻是大眾的控訴？ 2013年，伊藤詩織遠赴紐約攻讀學位，期間結識了TBS電視台華盛頓分局局長山口敬之，並在對方的承諾下期待能得到新聞業的工作機會。 恰逢雙方都回到日本時，兩人相約居酒屋，原以為主要是討論提供工作機會，沒想到山口只是不斷吹噓自己與總理等政商界有權人士的人脈。席間伊藤開始察覺身體的不適感，意識也逐漸模糊，平日酒量相當好的她幾乎可以確定自己被下藥了。 兩人一同搭上計程車後，雖然伊藤要求在車站下車，山口卻以工作機會的名義為由強留下她。從車上到飯店的這個過程，伊藤近乎沒有記憶，等到她再次恢復意識，她已是全裸的躺在飯店床上，山口正跨坐在她身上。 飯店的攝影機證實，當晚伊藤是被抱進房間的，然而山口的證詞完全否定了自己的惡行：「妳從廁所出來之後，還很正常地說喝太多了，就自己爬上我的床。」 2015年伊藤向警視廳諮詢，高輪警察署在月底以準強姦嫌疑受理了告訴狀，開始搜查。6月初雖然發行了逮捕狀，但當時的警視廳刑事部長卻在準備於成田機場逮捕山口前際，下達了停止命令。之後再經過1年4個月左右的調查之後，東京地檢署以嫌疑不充足為由判決不起訴。 2017伊藤向審查會提出了再審要求，並以「詩織」這名字出席召開了記者會。而山口則於自己的臉書社群上反駁「自己從未觸法」。 即便再次審理，檢查審查會仍決議不起訴。 兩次刑事訴訟皆不起訴，2017年9月，以非自願性行為而承受精神上的壓力與痛苦，伊藤向山口提起民事訴訟，求償1100萬。同年12月，舉行第一次民事訴訟第一次口頭辯論。 為喚醒社會大眾對於性暴力的意識，更為控訴日本社會在處理性暴力的冷漠應對，伊藤以本名出版了這本事件紀錄。 身為記者，她有著強烈找出真相的決心，回首痛苦記憶將只有當事人知曉的密室對話，及她在提出強姦被害與起訴狀後所遇到的司法及媒體高牆，全都記述在本書中。 每個地方都有Black Box，強暴受害者勇敢道出自己的經歷，只為停止這種最沉默的傷害。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各界人士 打破沉默推薦（按筆畫排列） 寶瓶文化社長兼總編輯 朱亞君 空姐 我是莎拉 作家／心靈工作者 柚子甜 吾思傳媒 女人迷總編輯 柯采岑 勵馨基金會執行長 紀惠容 國際新聞記者 翁琬柔 科普心理作家 愛情心理學家 海苔熊 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 范國勇 作家 番紅花 演員 温貞菱 東華大學通識中心講師╱粉絲頁「單親媽媽和她的小孩」作者 律師 賴芳玉 《不再沈默》作者 陳潔晧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伊藤詩織伊藤詩織（いとう しおり）1989年出生，獨立記者。目前主要在《經濟學人》、半島電視台以及路透社等外國媒體發佈影像新聞和紀錄片。高秋雅高秋雅實踐大學服裝設計學系畢業。現從事翻譯工作，譯有《整理瘦身收納法》等書。信箱：choyakao@gmail.com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 你恐懼的不是他，而是整個父權社會 亞洲#MeToo運動的現在進行式 在她身上，見證「勇者」形象 被忽視的社會潛規則 性侵黑箱是社會全體的共業 前言 第1章 直到那一天 第2章 那一天，我死了一次 第3章 混亂與衝擊 第4章 攻防 第5章 不起訴 第6章 準強姦罪」 第7章 挑戰 第8章 傳達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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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
你恐懼的不是他，而是整個父權社會
柚子甜‧作家／心靈工作者

　　我一直以為自己是個女權主義者。
　　也許是因為從小的成長環境，恰好都比較尊重女性，甚至女性更有主導權，所以一直以為自己不受父權社會控制，可以很有自信地跟男性平起平坐。
　　但顯然是我太天真了。
　　第一次發現自己也會恐懼父權，是在出社會之後。職場中，我能夠很自然地跟女性應對，甚至對女性上級直言反抗。但遇到男性，卻會下意識地繃緊神經，一旦交付事情，我就要做到完美得無可挑剔；男性隨口出言奚落，會讓我陷入低潮與自責；甚至有一次遇到言語上的性騷擾，我雖然極為不舒服，第一時間竟然是安撫自己「沒關係，他不是故意的，大家都是好同事」。

　　後來我才知道，這就是一種隱性的「討好」，而討好源自於「恐懼」，但我恐懼什麼呢？恐懼男性背後代表的「父權社會」對我的評價。
　　連一個在女權環境成長的人都這樣了，一般人活在明目張膽的父權社會下，又該怎麼辦？

　　在戀愛中遇到約會強暴，女學生被視為權威的教練性侵，或是像《黑箱》裡被位高權重的長官下藥，許多女性當下都無法積極反抗，為什麼？除了過度驚嚇導致「解離」以外，另一個就是出於對父權社會的恐懼──男性是權威不可侵犯的，男性對我的價值有決定性，因此理智上知道這是錯的，我卻不敢說「不」。
不要怪自己，我們得先知道自己恐懼的不是這個人，而是整個父權社會時，才有勇氣跨出保護自己的第一步。

　　清楚地告訴自己：其實我並沒有真的這麼怕他，也沒有這麼害怕男同事、男朋友、男性上司，我害怕的只是整個父權社會，從小到大給我的陰影。

　　你當然還是害怕他批評你，但只要開口說一次「不」，就是在清除一次內心的父權遺毒；你當然還是害怕他毀了你前程，但只要膽敢反抗一次，就是一次對父權社會的反擊；你當然還是害怕破壞彼此的感情，但只要敢嚴厲、堅定地說出自己的立場，就是喝止父權遺毒在關係裡蔓延。
　　你不只是為了安全才這麼做，也是為了戰勝內心的恐懼──從敢說「不」的那一刻起，我們就能從父權社會裡跨出來，成為獨立而堅強的女性。


亞洲 #MeToo 運動的現在進行式
吾思傳媒 女人迷總編輯 柯采岑

　　「之前明明看起來很精明的樣子，現在倒像是個困惑的孩子一樣，真可愛。」這是我被山口的發眼嚇得全身脫力倒坐在地時，他對我說的話。我要求他把貼身衣物還給我，結果他要我把內褲送給他當紀念。——《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

　　一五年，伊藤對山口提出刑事訴訟，當時日本幾無媒體聞問報導；一七年五月，伊藤詩織具名露臉指控山口敬之對她性侵，一七年底，曾揭露哈維・韋恩斯坦犯行的紐約時報大篇幅報導，談伊藤詩織如何打破日本對性侵議題的沈默，She Broke Japan's Silence On Rape。
　　打破沉默之後呢？為了追討正義，伊藤難以繼續在日本新聞界工作，在自己生長的故鄉，感受到巨大的不信任，日本主流媒體對她咎責，懷疑她居心叵測，得了便宜還賣乖。我經常想，#MeToo 運動該當是複數的、異質的、跨海的，伊藤詩織在媒體前的再現，卻經常是獨自一人。

　　初見伊藤詩織，在一八年的亞太性別暴力防治高峰論壇現場，女人迷受邀分享，她亦同台，我見她一頭短髮，聲音朗朗，說著自己的故事。我們約了專訪，促膝長談，兩個小時，幾度想哭，看過報導，知道這條路肯定辛苦，真不知道這麼艱難。那次對話我印象很深刻，作為一個性別暴力的倖存者，在日本要面對的是從一九○七年就未曾修改的法律；現身指控的巨大代價是對一個人全盤的否定；即便出面指控，她亦要思考自己的說服策略，更要擔心，大家會不會接受我的故事是真的。

　　「時常有人問我，你復原了嗎？我總是笑著回答，不，我每一天都在嘗試著努力生存下來。」伊藤詩織這樣告訴我們。

　　專訪當時，伊藤詩織問起台灣環境，我提到女人迷在二○一四年推動正視性侵留言板服務，就是察覺性侵倖存者說出口有其艱難，於是搭建線上空間，倖存者書寫自己的經驗，面向傷口，療癒過往創傷，留下超過五百篇讓人心碎的留言。我們引入基金會的專業支援系統，協助其踏上復原之路。伊藤靜靜點點頭，說這服務應該要日文化的，好需要。
　　我們也討論，不是亞洲沒有 #MeToo 運動，而是這些性別經驗，常被噤聲，真要被聽見，要花好多力氣，耗時年歲，可能自己也傷痕累累。
　　「請以活下來為優先考量，你能夠以你的方式生存下來，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須相信你的真實，你必須相信你自己。」伊藤詩織說。
　　於是當這本《黑箱》的繁體中文版送到我手中時，我惦了惦書的重量，想著這實則是超過四年以上的長年抗爭，心頭激動。起初是一人獨自踏上的，慢慢走著，開始有人同行，接著原來真有比想像中更大的一群人，都歷經近似處境。閱讀字裡行間細節，同感強烈的情緒波動，有憤怒，有難受，而有更多的，也是女人迷必須持續推動改變的念頭——面向性別惡況，我們能選擇說出真實，建構更友善的性別環境。
　　一個值得對亞洲更有信心的數字——二○一六年，女人迷首度推動#CodeforGender，這是亞洲最大型以性別為主題核心的駭客松，當年度，我們吸引全臺逾十四縣市，累積超過五百人報名參加，年齡橫跨十七～四十五歲，男女比為一比一。這樣的經驗，讓我們相信，改變正在捲動，而我們能選擇，挽起袖子，成為其中的一份子。
　　或許，我們未曾察覺，其實我們已經正在亞洲 #MeToo 運動的現在進行式。


在她身上，見證「勇者」形象
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 范國勇

二○一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台灣防暴聯盟在台北，舉辦第二屆亞太性別暴力高峰論壇時，首遇伊藤詩織小姐，她在會中做了一場專題演講，會後她也來參訪現代婦女基金會，了解基金會三十一年來在防治性別暴力議題上，所做的努力與貢獻，所以對她並不陌生。尤其伊藤願意以一個性侵害被害人，勇敢站出來去衝撞保守的日本社會，希望翻轉警政、衛政、司法與輿論的思維，喚醒社會大眾能正視性別暴力與性別正義的問題。
現代婦女基金會長期服務與協助性侵害的受害人，不論從陌生人強暴、約會強暴、乘機強暴、權勢強暴、兩小無猜甚至家內亂倫等案件，我們看見很多的被害人都無法走出「受暴」的陰影，往往抱持著自責、羞愧和憤怒的情緒。如果我們的社會對這些被害人沒有建立一個友善和包容的環境，他們不僅無法得到療癒，而且造成「制度上的二度強暴」，對被害人而言，簡直落井下石。
伊藤小姐跟一般時下年輕女孩一樣，都有個夢，她立志成為一名記者。為了要圓這個夢，她自力更生，甚至離鄉背井，來到美國紐約深造新聞學，在經濟壓力下，她又輾轉到英國、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半工半讀，繼續完成她的學業。然而老天還真會作弄人，居然讓她在紐約遇見「冤家」－山口敬之，山口利用伊藤對他的信任與尊敬，卻做出令人髮指的行徑，在約會時，下藥迷姦她，簡直是衣冠禽獸。伊藤和一般性侵害被害人一樣，事發後羞愧和混亂占據了她的思緒，然而令人敬佩的，伊藤小姐沒有被擊倒，相反地，她願意挺身而出，揭發日本社會對性侵害被害人的不友善「黑箱」，在她身上，見證「勇者」形象。
本書出版，正如伊藤所說，並不是去敘說「已經發生的事」，而是關於未來的行動，如何才能避免發生？若不幸發生，該怎麼做才能得到幫助？這是一本值得推薦好書。



被忽視的社會潛規則
國際新聞記者　翁琬柔

　　日本，對於觀光客來說是個乾淨好玩的旅遊天堂，但是對於稍稍有點自我意識的女性來說，要定居在那裡，簡直就是心靈地獄。

　　我在日本留學時，實習的協會結合了日本各大品牌行銷部門的人，開會時清一色都是穿著西裝的男性，會議結束後，茶杯就直接放在女性員工的座位前面，即使職等一樣，女性倒茶、洗杯子，天經地義。工作結束後的晚餐，幾杯黃湯下肚後，「如果能跟妳過一晚春宵，那我死而無憾」、「身材真好，有男朋友嗎？真羨慕你男友呢」類似這樣口頭上的的性騷擾，對日本女性來說根本就是家常便飯。

　　畢業在即，我常常穿著套裝去面試後就直接前往實習的地方，某天有個在科技品牌上班的大叔對我說：「畢業後的工作我幫妳搞定，就職活動就不用那麼辛苦了。」緊接而來的一句話是「明晚要跟我吃頓飯嗎？」當時我一心想進入新聞業，對科技業一點興趣都沒有，沒出過社會的我對於建立人脈、應酬的理解也不深，直接不留情面地回絕了那位大叔，不過，在閱讀完伊藤詩織的《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之後，我不禁想著，即使我是單純地想要獲得一份工作，但我如果真的赴約了，對方是否會認為我為了工作什麼都願意付出？如果真的發生什麼事，我是否會為了想留在日本、想在業界立足，而不敢吭聲？

　　回台灣跑新聞之後，曾多次到日本採訪，日本的新聞業跟台灣不一樣的地方就是男性比例高到嚇人，許多記者會現場女性記者寥寥可數，身為少數的女性，被陣仗如此龐大的男性包圍，的確會感到有點不自在。為什麼日本女記者那麼少呢？因為在日本社會當中，女人擔任記者這種機動性強的工作根本無法照顧家庭，另外，當記者必須堅毅而勇敢，跟日本女人就是得「可愛、小鳥依人」的文化也是背道而馳。因此，我能深刻理解為什麼在伊藤詩織遭受到性侵後，整個新聞業界、甚至整個日本社會對她採取這樣冷漠而不理睬的態度。

　　在日本這樣的父權社會當中，女性無論是在電車上遇到癡漢，還是在工作場合遇到性騷擾，都不像在西方社會的文化一樣能夠勇於大聲反抗。在亞洲，發生性侵害事件後，總會有輿論檢討被害人，如同日本社會有輿論認為伊藤詩織赴約等於同意發生性行為，甚至認為她在記者會上的扣子開太低。然而看著加害者山口敬之依然在工作崗位上，甚至還上節目大放厥詞，男性主持人更是配合地以訕笑的態度回應伊藤詩織的指控，還是不禁想著，日本女性的地位如果想要提昇，可能還有得等了。不過，看著伊藤詩織勇敢出面，為日本的#MeToo行動開了第一槍，堅定的態度讓我衷心感到佩服，也樂見日本有像她一樣堅毅的女性願意開始，為自己發聲。


性侵黑箱是社會全體的共業
東華大學通識中心講師╱粉絲頁「單親媽媽和她的小孩」作者

　　二○○六到二○一五年間，台灣性侵案件定罪率每年均以四%～十%不等的差距，低於其他一般案件。法務部曾委託交大林志潔等多位教授之研究團隊進行研究，發現無罪定讞的性侵害案件大致有證詞是否前後一致、是否有其他事證、有無外傷、有無逃跑或抵抗、體型差異、兩造平日互動關係、處女膜是否破裂、有無第一時間報警或驗傷等二十二項固定無罪因子。研究團隊之一的金孟華教授認為，這些都很容易陷入「完美受害人」的建構，反映出在法院審理的過程中，仍存在大量性別刻板印象。

　　即使處於台日兩個不同的社會、法律、文化系統，本書作者伊藤詩織女士在訴諸法律、追求正義的過程中，不論在驗傷、報案、偵察、採證各方面的遭遇，都與上述的研究發現有驚人的相似度：在事發當下因為極大的骯髒噁心感只想抹去刻在身體上的印記而錯失採證時機；在警政、司法等單位碰壁後選擇將事件公諸於世後大眾及媒體的冷淡或質疑反應，與其說性侵案件的司法歷程充滿性別刻板印象，受害者面對的嚴苛現實是：這種性別刻板印象是一種普遍性的存在，比起其他類型的犯罪受害者，他們往往必須花費更大力氣證明自己受害經驗的「不可歸責性」，在這樣的過程中，整個社會對受害者批評、謾罵、譴責、質疑所產生的傷害，有時甚至比事件本身更加殘酷。

　　閱讀《黑箱》是一個相當沈重的經驗，就事件本身而言，擁有極大權勢的加害者究竟在整個犯罪調查中獲得多少體系正式或非正式的保護，以致於所有不利加害者的證據或證詞到最後都沒有獲得採信，伊藤女士同時做為受害者與調查者，就算窮究所有方法也難以窺得全貌。另一方面，她在挺身而出後所面臨輿論排山倒海的指責，正反映了「女人應自我保護」的主流性侵害防治的內在矛盾：在性　　　侵害事件發生前，女人不能「太單純」，她必須在各方面有敏銳的洞察力與精準的行動，能提前察覺對方所有複雜的惡意及計謀並一一破除；但若她真的被強暴了，她又必須「很單純」，她所有對人生目標的渴望與追求、釐清犯罪事實的策略，全都可以被詮釋為心機與誣陷。我們問了太多「受害者為何無法避免自己被強暴」，卻看不到這些對受害者的歸責是如何地彼此矛盾，而當受害者試圖質問加害者「你為什麼強暴我？」時，整個司法、社會、甚至包括走「要懂得自我保護」路線的性侵害防治教育，幾乎都給不出除了「趁人之危的個別壞人」以外的答案，然後又鬼打牆似地回到「所以不要讓自己陷入危險的狀態中」的無效原則。

　　伊藤女士在書中提到了「Only yes means yes」，正與近年來台灣婦女團體倡議的積極同意權不謀而合，但這種徹底翻轉決定權主體的論述（從「必須明確拒絕」到「由我自己決定」）直接挑戰了傳統對性別角色的定義，在司法或個別人際關係的操作上需要開展更細緻的討論。伊藤女士用自身的受害經驗撬開了兩個黑箱，她無法揭露全貌，但讓我們看到了整個體系對有權者的寬容。身為讀者的我們，是否有可能看到除非整個社會一起改變，否則這樣的黑箱永遠難以撼動？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2章　那一天，我死了一次
再次聯繫

畢業近在眼前，我開始認真地尋找實習工作機會。我傳送訊息給位於紐約當地的媒體相關人士，其中也包括了山口。
「TBS現在沒有開缺，不過日本電視台似乎一直都有在募集人手，要不要和我認識的紐約分局長聯絡看看？」

時隔一年的聯繫，山口介紹了日本電視台紐約分局長的聯繫方式給我。我仔細確認日本電視台的徵人說明，參加了面試及測驗。同一年的九月，我開始以實習的身分在日本電視台工作。當月有一場聯合國大會，各分局記者將聚集紐約，我也是其中一員。日本媒體共同租用飯店的大型會議室，從同個現場發佈新聞。當山口知道我也同樣在現場時，邀請我參加聯合國大使及知名公眾人物的聚會。那時，我的朋友正巧來到紐約，我為了擔任嚮導而無法赴約。聽山口的敘述，連我在日本電視台的同事也有出席，聚會現場想必是觥籌交錯，熱鬧非凡。

那個時候，連在大型會議室裡碰個面都沒有辦法。我在紐約與山口的會面就只有兩次，第一次是在酒吧，再來就是介紹我與TBS紐約分局長見面的那回。兩個人單獨碰面的機會，一次都沒有過。
山口對我而言，是眾多相識的其中之一，一位親切地為我介紹同業前輩的成功記者。就只是這樣而已。

歸國後於路透社就職

實習和剩下的學業佔據了我大部分的時間，已經沒有多的空檔能去打工了。再加上搬離了和交往對象同住的公寓，雖然找到了能多人合租的雅房，但在紐約的一人生活，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要所費不貲。至今以來我都是靠自己想辦法維持學業與生活，但事態如此，不得已只好請父母匯款給我。自己的窘迫也在此時被父母知曉。他
們對我的境況感到震驚，命令我馬上回國。
別無他法，我只好先回到日本，再試著努力尋找出路。

隔年二月，我開始在路透社的日本分公司Thomson Reuters Japan實習。從工作和同事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但因為是全天的無薪實習，仍必須兼職副業。在路透社的電視新聞部中，新聞播放時段是三分鐘。不論你發現了多麼吸引人的題材，取得再有趣的評論，能發佈的就只有三分鐘。

那時我以孤獨死為採訪題材。這不僅是高齡化社會的問題，也是溝通問題。關於這些與他人失去連結的人，孤獨地離開這個世界的現實，我有很多事情想傳達給社會。要將這些訊息統整在三分鐘以內，實在令我紋盡腦汁。結果，實際發佈的影片只停留在關於孤獨死現場的簡單介紹。
也許，乾脆獨立出來會比較好也說不定。當我開始這麼想的時候，也結束了全天實習，與路透社位於新加坡的亞洲總部，簽下能現領日薪的工作契約。今後，我要從事自己認可的工作，開拓未來的道路。我下定決心要成為專職自由記者，之後便久違地回到老家。
在家裡等待著我的是，父母的極力反對。光靠實習無法維持生活，我同時做些翻譯和即時口譯之類的打工。雖然多少有了基本的日常收入，但仍然捉襟見肘，不繼續兼差不行。看到女兒為了工作犧牲睡眠時間，父母很是擔心。

「至少先在公司做滿兩年。將來要獨立的話，在那之後也還來得及。」

再加上我的父母知道我已多次拒絕外資企業的工作邀約，他們越來越希望我去應徵正職工作。父母前所未有的強烈勸說使我動搖。我明明身為長女，卻一直不顧周遭，只順著自己的意願行事。早已踏出社會的我，不但無法幫忙補貼家用，就連在紐約最後的生活和父母借來的錢，也還未能償還。我感到很愧疚。
父母說的話，也許有幾分道理。
話雖如此，我從沒想過要在違背自己意願的企業就職。加上求職活動是條佈滿荊棘的長路，困難重重。

該怎麼做才能儘快讓父母安心，並找到適合自己的舞台呢？

在我苦心思索的時候，突然想起之前有一位大學女同學，畢業後被日本電視台紐約分局錄用。我就想若是直接向分局應徵，也許能有出路。日本電視台的當地職缺，在那個同學被錄取的當下就額滿了。而我聽說TBS紐約分局也沒有在徵人。這時，我腦海中浮現山口曾說過的話。

「TBS華盛頓分局的話，隨時都能來實習喔！」

我決定要再一次以實習的身分工作，並試著從那裡得到正式錄用的機會。履歷表和簽證
二○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自上一次聯繫以來已經過了半年，我發送訊息給山口。

山口先生，好久不見了，您過的好嗎？感謝您去年介紹日本電視台的實習機會給我。在畢業前的最後衝刺，透過這份工作，我得到了許多寶貴的經驗。
我目前在東京的路透社電視新聞部以實習的身分工作。另外也從CNN東京那裡得到了實習邀約，在紐約分局的經歷真的幫了我大忙。真的非常謝謝您，感激不盡。
以前，您曾經跟我說隨時都能去華盛頓分局實習，不知道這句話還有效嗎？（笑）
我現在正拚命找工作，要是目前有職位空缺的話，希望您能告訴我。

詩織（＝以下簡稱S）

很快地，在當天之內就收到山口的回覆。
實習的話馬上就能錄取喔。如果詩織真的要來應徵，製作人（有支薪）的職位也會正式納入考慮。請務必來信！

山口（＝以下簡稱Y）　2015-03-25 19:25

所謂的製作人，就是要自己尋找新聞題材，向記者和攝影師發佈指示，在一定的時段內錄製新聞的工作。對打算從實習開始的我來說，製作人的職缺，根本是求之不得的機會。在我回覆說絕對要應徵後，馬上就收到了回信。

看來是認真的呢。這樣的話，我們這邊也會開始安排。請製作一份日語履歷表，寄PDF檔或是傳真過來。還有，現在手上有簽證嗎？如果要招募新進製作人，在錄取或是待遇方面，還是得遵照TBS總局的判斷。
這會花費不少時間。或者可以先用接案的方式簽約，暫時工作一段時間後再轉成正式員工，這是另外一個方法。用這個方法的話，我可以做決定。至於哪個方式比較好，我再想一下。Y　2015-03-2522:17


我把履歷表寄出後，沒多久就收到山口的回信。
我收到履歷表了，謝謝。最大的門檻就是簽證呢。TBS這邊也是可以幫忙申請，我考慮看看。另外，我下週會回一趟日本處理公事，妳會在東京嗎？Y　2015-3-28 17:31

我查了一下，之前有為了雇用分局員工幫忙申請工作簽證的紀錄。下週後半，有哪一天晚上有空嗎？　Y　2015-3-29 14:26

最後，我們約了下週五的晚上七點在惠比壽碰面。「這一期的週刊文春有我的文章，請先看看。」山口這麼寫道。

四月三日星期五

簽證有很多種類。要當製作人的話，正式的工作簽證是必要的。星期五那天，是四月三日。那一天的我，從早上八點就為了奉納相撲的取材出發至靖國神社。取材直到傍晚六點四十分才結束，我先回位於赤.的路透社放置器材後，才前往惠比壽。

由於工作的推遲，結果比約定的時間晚了一小時才到達車站。也許是說明路線有些麻煩，山口直接到車站來接我。在前往店家的路上，我問道：「您這次是為了什麼回日本的呢？」，山口回答「這我晚一點再談。」
但是，後來也沒有聽到他說起這件事。
只有在之後去的店裡稍微提到，是為了《週刊文春》上刊載的文章回國一趟。
山口說：「雖然我已經先開喝了，但今天的目的不在那間店，是下一家我預約的壽司店。」接著他提到他在這附近出生長大，每次一回來，都要去很多店裡露個臉，打聲招呼。「這是我爸爸第一次帶我來的店，不好意思讓妳稍微陪一下。不過，因為壽司店才是今晚的目的地，在這家店就先不要吃太多。」

我們去的是一間老闆娘相當親切的家庭式串烤店。從過去的模式和今天的目的來看，我以為至少還會有其他一到兩名TBS的員工。加上山口說的「已經開喝」，應該是有幾個人在吃飯了才對。然而，位子上一個人都沒有，就只有我和山口兩個人，我感到很驚訝。

雖說在這家店只是稍作寒暄，也不可能什麼東西都不點，我吃了五串串烤，其他還有豬肉雜煮及涼拌小黃瓜、兩杯啤酒，也喝了一到兩杯的葡萄酒。因為都是小的酒杯，加上我酒量本來就好，倒也沒有什麼醉意。
席間，山口談到華盛頓分局隸屬政治部，問我對政治部是否有興趣。我老實地說：「我對社會部有興趣，政治部的話，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得來。政治部的工作內容是怎麼樣的呢？」
「社會部是追逐已經發生的事件，政治部要說的話，因為與世界連結，所以是持續積累的工作。雖然也是要看適性與否，不過我覺得妳的調性與社會部或政治部都吻合，加上妳又擅長面對人群，不是挺適合政治部的嗎？」山口這麼回答。

雖然還是對政治部不感興趣，但是想到隔年就要舉行美國總統大選，想必可以在華盛頓學到很多東西，於是我靜靜地聽著。
若有人碰巧坐在鄰座時，山口會與他們交談，並看似熟稔地與店家談天說笑。
感覺實在不像是能夠好好討論簽證的氣氛。在那間店待了約一小時半，九點四十分左右，我們出發去走路五分鐘就能到達的壽司店。我才剛踏出店門，就想起自己忘了拿大衣，馬上折返。那時由於外頭溫暖，大衣又掛在離座位有點遠的地方，一時不小心就忘了。

在前往壽司店的路上，山口有指著路旁的店家說，「這間店之前
○○先生和△△先生有來過。」言行之間提到許多著名政治家和歷代總理大臣的名字。讓人更加強烈地感受到，他是一位身處權力中心的記者。
我覺得在壽司店，一定能具體地討論簽證和待遇方面的事情。我們在靠裡邊的吧檯坐下，點了一瓶日本酒，配上一些下酒菜喝了兩合左右（一合＝一百八十毫升），不知為何卻完全沒看到壽司。
結果還是沒有提到簽證的事。不過那一天，山口轉述了他從日本電視台分局長那裡聽到的話，說分局長對我的評價很好。聽他這麼說，我以為自己在工作上確實有了一些成績。

當中店長向山口搭話，「我看過文春的文章囉！」看起來很是熟識。
剛上市的「週刊文春」四月二日號，刊載了山口撰寫的文章。文章內容提到，根據美國官方文件顯示，越戰時期，韓國軍人曾強迫越南女子做慰安婦。
喝完第二合之前，我去了一趟廁所。回到位子後，又點了第三合的日本酒，但我不記得自己是否有喝下。就在那個時候，突然覺得身體不對勁，再一次起身去廁所。
一進到廁所，我就感到腦袋一陣天旋地轉，接著直接倒坐在未掀蓋子的馬桶上，將頭倚在給水箱。而我沒有在那之後的記憶了。

從劇痛中清醒

劇烈的疼痛使我恢復意識。在一個拉上輕薄窗簾的房間，我被某個沉重的東西壓在床上。即使頭腦一片茫然，我卻沒有像宿醉那樣令人沮喪的鬱悶感。撕裂般的疼痛從下腹部傳來，加上映入眼前的光景，我明白了自己身處的情況。
當時意識到的事，我連回想都不願去想。剛睜開眼，沒有記憶，又無法判斷自己處境的那一瞬間。
難以置信，我無法容忍對方做出這種事。
床頭燈加上電視旁的燈控面板，除了靠窗的區域，朦朧的燈光幾乎照亮了整個房間。也許玄關的燈也開著。
筆記型電腦被不自然地放在架子上，電源開著，螢幕散發出亮光。那個架子不是拿來用作辦公的地方，也沒有放置椅子。從螢幕朝向這裡的角度來看，我直覺地意識到自己正在被拍攝。

「好痛、好痛！」
即使知道我恢復意識，也聽見我的哀號，他仍然無動於衷。事情到底是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儘管思緒一片混亂，我仍清楚感受到我只想著要從這裡逃出去。不逃出去不行。

「會痛嗎？」我不斷地叫痛，山口才停下動作。

然而，他並不打算起身。即使我試圖移動身體，但在被壓制住的狀態下，根本動彈不得。我拚了命地想把他推開，終究力氣不敵。
當我說「想去廁所」時，山口總算起身。沒戴保險套的陰莖，就在那時映入眼中。
我衝進浴室將門鎖上，恐慌使我的腦袋一片混亂。乾淨的浴室裡有一面大鏡子，鏡中的我一絲不掛。身體的某些部位泛紅，有些還滲著血跡。刮鬍刀之類的男性洗漱用品，過於整齊地排列在一條散開的白色小毛巾上。我意識到，這裡是山口住宿的飯店。

以為要被殺掉的瞬間

不管怎樣，我必須離開房間。我做好了覺悟。一打開門，山口早已站在那裡，就這樣抓住我的肩膀，把我再次拖回床上。
我的頭和身體被難以抵抗的蠻力壓在床上，即將再次被山口侵犯。
當我緊閉雙腿並彎曲身體時，山口將臉湊近索吻，我絕望地別過臉，而因為這樣臉被緊緊壓在床上。在頭和身體都被壓制住的狀態，我漸漸無法呼吸，在即將窒息的瞬間，我以為自己會被殺。要是以裸體的模樣被發現的話，父母想必會很悲傷。
混亂之中，我的腦海裡浮現了母親哭泣的面容，以及自己被晨間新聞報導的畫面。我絕對不要讓這種事情發生。
我把身體蜷縮成一團，夾緊雙腿死命地持續抵抗。等到山口的手不再緊壓著我的頭，我總算能夠重新呼吸。

「好痛。請住手」

「會痛嗎？」山口一邊說著諸如此類的話，一邊緊抓我的膝蓋，硬是要掰開我的腿，劇烈的疼痛從膝關節處傳來。就這樣拉鋸了數分鐘，我繃緊全身，竭盡抵抗。
山口終於停下動作。我奄奄一息地背著身體躺臥在床，並思索痛罵的詞彙。儘管我重複說了那麼多次的「請住手」，但光是這樣太過微不足道。於是我不禁用英文說道：

「What a fuck are you doing!」
若要將這句話翻譯成日語，大概是「你這是在做什麼！」，但實際上是更潑辣的咒罵字眼。

「Why the fuck do you do this to me？」（你為什麼要做這種事）
「I thought we will be working together and now after what you did to me, how do you think
we can work together？」（對將來會一起工作的人做出這種事，你有何居心？）

事後回想起來，對於將來會是自己上司的人，我從頭到尾都使用敬語向山口問話。女性對身分較高的男性使用的對等抗議字眼，無法自然地從我的口中說出。也許日語裡本來就不存在這種詞彙。
在國外被半開玩笑地問日語有沒有什麼髒話時，我都會回答日語裡沒有這種詞彙，還為此感到自豪。
直到這一刻。

「至少內褲留給我當紀念吧！」

山口以安哄般的語氣，用日語回答我。
「我真的喜歡上妳了。我想早點帶妳去華盛頓。妳合格了喔！」
「既然那樣，那為什麼要對將來會一起工作的人做這種事？又沒有避孕，要是懷孕了怎麼辦？染病的話怎麼辦？」我再一次地用英語說。
「對不起啦！」山口只說了這句道歉。
「待會一或兩小時後我就得去機場，到那邊之前會有一間大藥局，我幫妳買避孕藥。先一起沖澡再去吧！」他繼續說道。
在日本的藥局，沒有處方箋不能購買避孕藥。再者我根本不想和他同行，當務之急是先從這裡逃出去，我用一句「不用了」拒絕了他。
終於能從床上下來的我，腦袋一片空白地在房間四處撿起衣服，一件件地拿回身邊。但是卻遍尋不著內褲。儘管叫山口還給我，他仍無動於衷。之後總算在山口攤開來的旅行箱上面找到胸罩，但還是完全找不到我的內褲。此時，山口說：「至少內褲留給我當紀念吧！」
聽到這句話的我，全身無力地倒坐在地。

我沒有力氣起身，將身體倚靠在眼前的另一張床，躲避山口的視線。
這個房間是有兩張床的雙人房，另一張床仍是鋪著床尾巾的狀態，並沒有使用過的痕跡，我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
「之前明明看起來很精明的樣子，現在倒像是個困惑的孩子一樣，真可愛。」山口又開了口。

必須盡快離開這個房間才行，刻不容緩。我終於拿回內褲，匆忙地將衣服穿回身上。
窗外的天色漸漸亮了。找了半天的上衣，不知為何是濕透的。我問山口原因，他只遞給我一件T恤叫我穿上。
沒有其他能遮蔽身體的東西，我反射性地穿上那件T恤。
我帶著所有東西迅速離開，直到進入大廳，才知道這裡是東京喜來登都飯店。我在事情發生的幾年前有在這間飯店住宿過。現在的處境，與上一次住宿的美好回憶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羞恥和混亂佔據了我的思緒。
在自己成為被害者之前，我一直沒意識到性犯罪是何等地暴力。就算我以為自己知道，也不明白那將會是多麼具有破壞性的行為。
某個事物被猛烈地摧毀了。
穿著和昨天同樣衣服的我，從旁人眼中來看也許沒有什麼差別。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已經不是從前的那個自己。
我快步通過氣派的飯店大廳。感覺自己很髒，不想被任何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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