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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文化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余秋雨：這是我一生散文寫作中的自珍篋藏 走過《文化苦旅》後的20年心跡 對文化的重新探索，對生命的振聾發聵 集文史學者、戲劇家、大散文家於一身的余秋雨，激發了台灣社會新一波的閱讀熱情、人文省思與文學探索。他從容又自在地點燃了那埋藏在大家心底已久的中華文化的火種與本性。 「從《文化苦旅》到《何謂文化》，我們都變成了余先生詮釋大空間、大時間、大文明下的忠實讀者與聽眾。」 ──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 在非理性的年代，這一支華文世界最溫暖飽學的筆，發出最誠懇的心靈叩問：「何謂文化？文化的最終目標是什麼？」 從「學理的回答」、「生命的回答」、「大地的回答」、到「古典的回答」，余秋雨先生回顧中華文化的經典文本，並且細數巴金、余光中、白先勇、林懷民等大師身影，從這些人與那些事，為我們開展中國文化的深層奧秘。 過去，每個人身上的文化只有文化界裡邊才會關注，現在，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關注了。這樣的情況，可能是宋代以來第一遭吧？因為明清兩代的朝廷不斷實行文化恐怖主義，文為禍源，避之唯恐不及；近代和現代，則以軍事和政治的交雜為主調，有限的那一點文化一直在蓬頭垢面地顛沛流離。其他難逃者看到幾副厚厚的眼鏡也許會投來幾分憐憫，卻怎麼也構不成嚮往。 但是，現在，當大家都在嚮往文化的時候，怎麼來處置落到自己身上的文化，也就變成了一個問題。 而且，這個問題變得愈來愈迫切，愈來愈重要。 近年來，先是學生們問我這個問題，後來，不同領域的一些重要人物也都來問了。其實我自己也在為這個問題苦惱、思考、觀察、比較。終於能作一些回答了，供大家參考。 我認為，一個人身上要擁有真正的文化，必須先「祛病」，再「進補」，這就體現為兩個「不再」，兩個「必要」—— • 不再扮演； • 不再黏著； • 必要貯存； • 必要風範。 在我看來，中華文化的復興，不在於出了幾部名作，得了幾個大獎，而在於由「身外」返回「身上」，看人格，看風範。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在中國大陸的文革災難時期，以戲劇為起點，針對當時的文化極端主義，建立了《世界戲劇學》的宏大構架，于文革後出版，至今三十餘年仍是這一領域唯一的權威教材，獲中國大陸「全國優秀教材一等獎」。同時，又以文化人類學的高度完成《中國戲劇史》，以美學的高度完成了中國首部《觀眾心理學》，並創建了自成體系的《藝術創造學》，皆獲學術界的高度評價。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被推舉為當時中國大陸最年輕的高校校長，並出任上海市中文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兼藝術專業教授評審組組長。曾獲「國家級突出貢獻專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國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榮譽稱號。二十多年前毅然辭去一切行政職務，孤身一人尋訪中華文明被埋沒的重要遺址，之後冒著生命危險貼地穿越數萬公里考察了巴比倫文明、埃及文明、克裡特文明、希伯來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遺跡，是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現場抵達的人文學者。在考察過程中寫出的《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千年一歎》、《行者無疆》、《尋覓中華》、《摩挲大地》、《行走十五年》等書籍，開創「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風，獲得兩岸三地諸多文學大獎，並長期位居全球華文書籍暢銷排行榜前列。近十年來，他憑藉著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資源，投入對中國文脈、中國美學、中國人格的系統著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北京大學、《中華英才》雜誌等機構讚譽不斷，表彰他「把深入研究、親臨考察、有效傳播三方面合於一體」，是「文采、學問、哲思、演講皆臻高位的當代巨匠」。自二○○二年起，赴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華盛頓國會圖書館、聯合國中國書會講授「中華宏觀文化史」、「世界座標下的中國文化」等課題，每次都掀起極大反響。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員會頒授成立「余秋雨大師工作室」。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秋雨書院」院長、香港鳳凰衛視首席文化顧問、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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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台灣版自序－文化究竟是什麼 學理的回答 何謂文化 利瑪竇說 世界報告 身上的文化 向市長建言 生命的回答 謝家門孔 Let them say 巴金百年 四十年前 尋石之路 欠君三拜 仰望雲門 大地的回答 炎帝之碑 法門寺碑 採石磯碑 鐘山之碑 大聖塔碑 金鐘樓碑 秦長城博物館 雲岡石窟 都江堰 謝晉墓碑 古典的回答 《心經》今譯 《離騷》今譯 《逍遙遊》今譯 《赤壁賦》今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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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給台灣讀者的話

　　這本書的書名，看上去有點突兀。

　　「何謂文化」——這樣的問題，是不是有點不尊重讀者的基本常識？既然是讀者，當然早已親近文化，怎麼還要他們回到起點？

　　其實，一切起點都非常艱深。人們往往活了幾十年，還無法面對「何謂生命」、「何謂自我」這樣的詢問。同樣，要從根子上來說說文化，難度也很大。我只能拼將自己一生對古今中外的研習和考察，來勉強回答。

　　臺灣讀者如果讀到過天下文化版的《中華文化——從北大到台大》那本書，就會知道我在回答當代大學生提出的各種社會難題時口氣非常輕鬆、簡捷。將兩本書一比較就可以看出，我對文化的態度是多麼虔誠、恭敬。我以「學理的回答」、「生命的回答」、「大地的回答」、「古典的回答」四個方面，來漸漸靠近文化。這四個方面中，「生命的回答」我最看重，也最牽動感情。但是，恰恰這一部分的絕大多數內容，是臺灣讀者非常陌生的。因此，這本書從開筆到截稿，我從來沒有想到要出臺灣版。

　　但是，高希均教授還是在第一時間見到了這本書的大陸版，並立即表示出巨大的出版熱情。我問，如果推辭不了，能不能刪去臺灣讀者過於陌生的內容？答覆是：不用刪。與此同時，香港一家著名出版社也要為這本書來簽約。
這讓我進一步領悟，「讓文化回歸文化」的課題，已是目前很多地方的共同困惑。那麼，這本書也算是抛磚引玉吧。

　　近三十年來，世界上的幾個主要華語圈，都急速地把文化推上了意識形態化、口水互貶化、低級娛樂化的軌道。與世界上其他幾個大語種相比，這種態勢最為嚴重。例如，我對一件事情很驚訝：幾個昔日香港文友，本來還是能夠談談文化和文學的，但幾年不見，完全換了一個人，滿口都是政治語言，還把這種政治語言當作文化語言的「升級版」。其實，他們的很多觀點我並不反對，只是覺得他們畢竟是文人，憑著想像、形容、驚歎來談社會問題，雖然因為文筆流暢而吸引了不少年輕人，但是只要稍稍推敲就紕漏百出，連做個認真的反對派都缺少力度。更何況，他們的立場又不斷轉變，從一個極端轉向另一個極端，讓人很難捉摸。

　　臺灣的情況就好得多。讀者從這本書裡看到，我曾在＜仰望雲門＞等文章中鼓勵大陸文化向臺灣學習。我說：「從文化氣氛、文化底線、文化守護、文化品行等方面來看，臺灣至少在目前，明顯優於大陸。」「我一直主張，大陸在這方面不妨謙虛一點，先到臺灣仔細看看，再比比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

　　說這些話是誠懇的，而且我回憶了白先勇、余光中、林懷民這些老朋友的某些感性細節，很讓大陸讀者信服。此書在大陸出版至今，讀者都對我的這一個觀點高度認同。但是，在今天這個臺灣版的序言中我必須附加一個說明，我的這些回憶，也約略表達了對臺灣當下文化的某種遺憾。我是個開通的人，一點兒也不反對新興文化方式的出現，至今還是臺灣電視的熱心觀眾。我只是表明，在被不少優秀主播、名嘴、藝人們調理得耳聰目明、能言善辯、喜樂連連的千萬觀眾之中，還需要靠一些巨匠大師的努力，構建起更值得天天仰望和終身皈依的精神高地和美學高地。

　　臺灣的文化根基比香港深厚得多，因此至今還沒有讓政治評論完全吞噬文化本義。但是，臺灣讀者比較天真，容易相信外來的種種說法，自己在民主化的進程中也大大提高了政治敏感，結果，不少臺灣文化人已經把政治移位到了文化之前，貶損了自己的專業。記得我在回答臺灣大學學生提問的時候，聽到大量的政治問題，有不少信任我的臺灣學生還希望我直接參與政治，這是我與北京大學學生對話時沒有遇到過的。我對臺灣大學的學生說，這些問題我也能回答，也不怕別的，只怕誤導了他人。這就像，每個人都有權利對健康問題談談經驗和意見，但萬不可掛牌冒充醫生。現在世界各地，這種本應是文化人的「假郎中」太多。

　　八年前在美國召開的一次國際會議上，南美洲的兩位學者痛切論述自己國家依傍著世界經濟大國不知利用，自己卻依然貧困的原因，找了很多條，最後都集中到了一條：寫社會評論的文化人太多。這些文化人的評論，觀念來自傳統，歷來以「公平」來反對市場化，以「主權」來反對國際化。他們的文筆牽動輿論，輿論又牽動國策，結果，幾十年下來，越來越落後。這也就是我所說的文化人扮「假郎中」的壞處。

　　表面上看，現在大陸的文化仍然很政治，其實那是表像。大陸幅員廣闊，文化隨地生根，誰也沒有興趣去傾聽那些政治評論，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過去也聽多了，早就膩煩。大家越來越明白，政治與文化，並不存在直接的因果關係。中國歷史上那些傳之千古的優秀文化，至多只有十分之一產生於所謂「政通人和」的「盛世」。而十分之九，卻與災難相伴隨。蘇東坡畢生遭受最大的災難而流放黃州時，回顧一生，最後悔的，是以前老是在寫那些慷慨激昂的「策論」，其實自己哪裡懂得政治。他決定不再做「假郎中」，於是一下筆就寫出了《水調歌頭·赤壁懷古》和前後《赤壁賦》。我在這本書裡把前後《赤壁賦》翻譯並書寫了，讓大家看看一個不願再做「假郎中」的文化人能創造出何等輝煌的文學成果。如果又是「策論」，誰會去看？

　　目前大陸文化的最大問題，不在內容，而在體制上的官位化。真正的文化創造本不需要多少人來「管理」的，卻上上下下設置了龐大的「文化官員」系統，幸好他們基本不懂文化，主要是為了謀一個待遇，擺一個樣子。為了擺樣子，挑選一些文化人當「代表」、「委員」，又設置了官方機構「作協」、「文聯」。我不可能做「代表」、「委員」，但似乎應該進「作協」、「文聯」，然而我還是沒有進。倒不是對這些機構有什麼反感，我文學界的朋友如賈平凹、莫言、余華、張煒等等都在裡邊，但他們是創造者，我卻同時要保持一個文化觀察者的冷靜，也就止步了。這在中國大陸的寫作人中，少而又少。

　　不僅如此，我還養成了一種荒唐的「潔癖」，儘量避免與任何高官交往。倒也不是把他們全都劃入了權貴利益集團，而是怕他們也是我的讀者，萬一建立友誼後影響我思考的冷靜。北京大學的學生曾經當面問我一個有趣的問題：「有報導說，您在二十多年前辭去上海一所高校的校長職務之後，居然從來沒有見到過上海的任何一位書記，甚至連在集體場合也沒有，整整二十多年都是如此，真是不可思議。這是真的嗎？」

　　很抱歉，這是真的。不僅如此，我還告訴北大學生：「如果原來的哪位老朋友突然被提升為正部級以上的高官，我一般也不交往了。」這當然沒有什麼道理，就像我和妻子都不吃牛肉一樣，是由一種自創的禁忌，變成了習慣，不想改了。

　　可能臺灣讀者會問：既然你與官場絕緣，為什麼能成為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的唯一中國演講者，又成為聯合國發佈第一個文化世界報告時與教科文組織總幹事的唯一對話者？

　　我的回答是：文化與官位無關，是國際共識。國際機構否定了別的很多人而選中我，原因之一就是我沒有官位。

　　可能讀者又會問：除了國際組織，為什麼在國內，又有那麼多重要的文化古跡選你書寫碑文？對此，我在本書《自序》中已有回答，是各地民眾的選擇。按照歷來官場邏輯，大碑須由大官寫，但民眾並不這麼看。而目前風波疊起的官場，也怕上級起落難料。

　　當然，這中間還存在一個生硬的技術性原因，我也不必迴避。那就是：我的書法，確實比當代多數官員更中看一點。他們忙於公務，沒有那麼多時間來鋪紙揮毫。我想用這些筆墨回答「何謂文化」的最後一個問題，答案是，一種貫串古今的內心寧靜。

試閱文字

內文 : 仰望雲門（節錄）
一
　　近年來，我經常向大陸學生介紹臺灣文化。

　　當然，從文化人才的絕對數量來說，大陸肯定要多得多，優秀作品也會層出不窮。但是，從文化氣氛、文化底線、文化守護、文化品行等方面來看，臺灣至少在目前，明顯優於大陸。由於同是華人，對比相當直接；由於同是華人，學習又比較方便。我一直主張，大陸在這方面不妨謙虛一點，先到臺灣仔細看看，再比比自己到底失去了什麼。

　　我想從舞蹈家林懷民說起。

　　當今國際上最敬重哪幾個東方藝術家？在最前面的幾個名字中，一定有來自臺灣的林懷民。

　　真正的國際接受，不是一時轟動於哪個劇場，不是重金租演了哪個大廳，不是幾度獲得了哪些獎狀，而是一種長久信任的建立，一種殷切思念的延綿。

　　林懷民和他的「雲門舞集」，已經做到這樣。雲門早就成為全世界各大城市邀約最多的亞洲藝術團體，而且每場演出都讓觀眾愛得痴迷。雲門很少在宣傳中為自己陶醉，但亞洲、美洲、歐洲的很多地方，卻一直被它陶醉著。在它走後，還陶醉。

　　其實，雲門如此轟動，卻並不通俗。甚至可說，它很艱深。即使是國際間已經把它當作自己精神生活一部分的廣大觀眾，也必須從啟蒙開始，一種有關東方美學的啟蒙。對西方人是如此，對東方人也是如此。

　　我覺得更深刻的是對東方人，因為有關自己的啟蒙，在諸種啟蒙中最為驚心動魄。

　　但是，林懷民並不是啟蒙者。他每次都會被自己的創作所驚嚇：怎麼會這樣！他發現當舞者們憑著天性迸發出一系列動作和節奏的時候，一切都遠遠超越事先設計。他自己能做的，只是劃定一個等級，來開啟這種創造的可能。

　　雲門的話題關及人類生存的根本，不可能具體。要給，也只給一個路標，雲門帶著觀眾走一條條雲水縹緲的大道。林懷民拒絕任何琳琅滿目的暗道小路。

　　舞者們超塵脫俗，赤誠袒露，成了一群完全洗去了尋常「文藝腔調」的苦行僧。他們在海灘上匍匐，在礁石間打坐，在紙墨間靜悟。潛修千日，彈跳一朝，一旦收身，形同草民。

　　只不過，這些草民剛剛與陶淵明種了花，跟鳩摩羅什誦了經，又隨王維看了山。

三
　　雲門使我對臺灣的文化氣氛，倍加敬重。

　　因為這麼一座安靜的藝術峰巔，幾乎整個社會都仰望著、護佑著、傳說著、靜等著，遠遠超出了文化界。

　　在臺灣，政治辯論激烈，八卦新聞也多，卻很少聽到有什麼傑出的藝術家受到了同行的傾軋、傳媒的圍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同行和傳媒不會這麼愚蠢，去傷害全民的精神坐標。林懷民和雲門，就是千家萬戶的「命根子」，誰都寶貝著。

　　林懷民在美國學舞蹈，師從葛蘭姆，再往上推，就是世界現代舞之母鄧肯。但是，在去美國之前，他在臺灣還有一個重要學歷。他的母校，培養過大量在臺灣非常顯赫的官員、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但在幾年前一次校慶中，由全體校友和社會各界評選該校歷史上的「最傑出校友」，林懷民得票第一。

　　這不僅僅是他的驕傲。在我看來，首先是投票者的驕傲。因為這個投票結果表明，大家都懂輕重，知厚薄，明高低。

　　在文化和藝術面前，只能委屈校友中那些官員、企業家和各行各業的領袖了。其實他們一點兒也沒有感到委屈，全都抽筆寫下了同一個名字。對此，我感慨萬千。熙熙攘攘的臺北街市，吵吵鬧鬧的臺灣電視，乍一看並沒有發現多少含量，但只要林懷民和別的大藝術家一出來，大家剎時安靜，讓人們立即認知這個社會的品質。

　　記得美國一位早期政治家J亞當斯（John Adams,1735-1826）曾經說過：

　　我們這一代不得不從事軍事和政治，為的是讓我們兒子一代能從事科學和哲學，讓我們孫子一代能從事音樂和舞蹈。

　　作為一個政治家的亞當斯我不太喜歡，但我喜歡他的這段話。

　　我想，林懷民在臺灣受尊敬的程度，似乎也與這段話有關。

四
　　同樣讓我想起亞當斯這段話的，還有臺灣的另一位文化巨匠白先勇。

　　白先勇先生是國民黨名將白崇禧的愛子，照常理，很難完全不理會這個重大政治背景。如果他自己不理會，別人也會用各種方式牽絲攀藤。

　　但是，他對政治背景的不在意程度，已經到了連別人都不好意思提及。他後來也寫過一本書《父親和民國》，筆調是那麼平靜，絲毫沒有我們常見的那種「貴胄之氣」。

　　二十幾年前海峽兩岸還處於極為嚴峻的對峙狀態，但白先勇先生卻超前來了。不是為了尋親，不是為了紀念，也不是為了投資，而是只為文化。他的＜遊園驚夢＞在大陸排演，由俞振飛先生擔任昆曲顧問，由我擔任文學顧問。這一來，讓他不小心讀到了我的文章。後來多少年所發生的事情，讓我現在一回想起來就深感歉疚。

　　他把我的文章，一篇篇推薦給臺灣報刊。臺灣報刊就把一筆筆稿酬寄給他，讓他轉給我。但他當時還在美國西海岸的聖塔芭芭拉教書，而那時美國到中國的匯款還相當不便。他只能一次次到郵局領款，把不整齊的款項湊成一個整數，然後再到郵局去寄給我。

　　我至今還保留著他寄來的一大堆信封，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收匯人和寄匯人的複雜地址，且以中文和英文對照。須知，這可是現代世界最優秀的華人作家的親筆啊，居然寄得那麼多，多麼勤，多麼密。兩岸的政治對立，他自己的政治背景，全被文學穿越，全被那些用重筆寫出的地址所穿越。

　　我二十多年前第一次去臺灣，就是白先勇先生花費巨大努力邀請的。他看到了我寫昆曲的一篇文章，我在那篇文章中不用誇張的語言，只從明代觀眾中痴迷的人數、程度和時間，來論證世界範圍內曾經最深入社會肌膚的戲劇範型是昆曲。他極為讚賞，讓我到臺灣發表演講。這也算是大陸學者的「第一次」吧，一時十分轟動又十分防範，連《中國時報》要採訪我都困難重重。一天晚上，聽說《中國時報》派了一名不能拒絕的重要記者來了。我一看，這名「記者」不是別人，而正是白先勇先生。那個晚上，他真像記者一樣問了我很多問題，絲毫沒有露出他既是文學大家、又是昆曲大家的表情。第二天，報紙上刊登他採訪我的身分，竟然是「特約記者」，這真讓我感動莫名。

　　對於地位高低，他毫不在乎；對於藝術得失，他絕不讓步。

　　對於我的辭職，他聽了等於沒聽；但有一次他不知道從哪兒聽來傳言，說我有可能要「擱筆」了，便立即遠道趕到上海，在我家裡長時間坐著，希望不是這樣。

　　那夜他坐在我家窗口，月亮照著他儒雅卻已有點蒼老的臉龐。我一時走神，在心中自問：眼前這個人，似乎什麼也不在乎，卻那麼在乎文學，在乎藝術。他，難道就是那位著名將軍的後代嗎？

　　但是我又想，白崇禧將軍如果九天有知，也會為他的後代高興，因為這符合了那位美國將軍亞當斯的構思。

五
　　從林懷民先生在旅館裡天天布置的鮮花，到白先勇先生以記者的身分對我的採訪，我突然明白，文化的魅力，就在於擺脫實用，擺脫功利，走向儀式。

　　只有儀式，才能讓人拔離世俗，上升到千山肅穆、萬籟俱靜的高臺。

　　有人問我：「你說了臺灣文化的很多亮點，那麼，最重要又最難以摹仿的亮點是什麼？」

　　我回答：「儀式。那種溶解在生活處處的自發文化儀式。」

　　從四年前開始，臺灣最著名的《遠見》雜誌作出一個決定，他們雜誌定期評出一個「五星級市長」，作為對這個市長的獎勵，可以安排我到那個城市作一個演講。可見，他們心中的最高獎勵，還是文化。這樣的事情已經實行了很多次，每當我抵達前兩天，那個城市滿街都掛上了我的巨幅布幔照片，在每個燈柱、電線杆上飄飄忽忽，像是我要競選高位。我想，至少在那兩天，這座城市進入了一個文化儀式。直到我講演完，全城的清潔工人一起動手，把我的巨幅布幔照片一一拉下、捲起，扔進垃圾堆。

　　我在臺灣獲得過很多文學大獎，卻一直沒有機會參加頒獎儀式。原因是，從評獎到領獎，時間很短，我的簽證手續趕不上。但終於，二○一一年，我趕上了一次。

　　先有電話打來，通知我榮獲「桂冠文學家」稱號。光這麼一個消息我並不在意，但再聽下去就認真了。原來，這是臺灣對全球華語文學的一種隆重選拔，因此這次的評委主任是原新加坡作家協會主席、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主任王潤華教授。設獎至今幾十年，只評出過四名「桂冠文學家」，我是第五名。前面四名中，兩位我認識，那就是白先勇先生和高行健先生，其他兩位已經去世。

　　頒獎儀式在元智大學，要我作長篇演講。然後，離開會場，我領到一棵真正出自南美洲的桂冠樹，由兩名工人推著，慢慢步行到栽植處。這條路不短，兩邊排滿了熱情的觀眾。到了栽植處，我看到一個美麗的亭子，亭子前面的園林中，確實已種了四棵樹，每棵樹下有一方自然形態的花崗石，上面刻著獲獎者的簽名。白先勇先生的簽名我熟悉，而他那棵樹，則長得鬱鬱蔥蔥。我和幾個朋友一起鏟土、挖坑、栽樹、平整。做完，再抬頭看看樹冠，低頭看看簽名石，與圍觀者一一握手，然後輕步離開。

　　我想，這幾棵桂冠樹一定會長得很好。白先勇先生當年給我寫了那麼多橫穿地球的信，想把華語文學拉在一起，最後，居然是相依相傍。

　　於是，頒獎儀式也就成了生命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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