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仰望: 20位名人心目中的民國人物 | 誠品線上

百年仰望: 20位名人心目中的民國人物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中華民國一百年了！在中國史的脈絡裡，一百年雖不算長，但置於近數千年的帝制統治史中，值得標記的是，百年來中國從所未有、翻天覆地的改革──從民國元年的民主開國肇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隨著西方文化的傳入，工業化與資訊化的進步，改變了人民的食衣住行育樂，也重建新生代的中國人。 回首一百年的軌跡，「時代人物」分立在不同的時間點上，他們的喜怒哀樂，妝點了時代的容顏；他們的專業智慧，開啟了現代中國的一頁。 要用什麼樣的情懷來理解我們身處的家國？我們邀請20位名人來描寫心目中的民國百年人物，透過對「時代人物」回憶與描摹，見證民國百年歷史，更能展望未來。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黃克武、林文月、蕭啟慶、王壽南、周質平、黃達夫、丁邦新、郭岱君、薛化元、邵玉銘、胡為真、張祖詒、黃天才、曾志朗、邱宏義、江才健、高希均、許倬雲、葉萬安、朱敬一黃克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林文月／台灣大學中文系名譽教授蕭啟慶／中央研究院院士、清華大學歷史所梅貽琦榮譽講座王壽南／政治大學歷史系名譽教授周質平／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黃達夫／和信治癌中心醫院董事兼院長丁邦新／中央研究院院士郭岱君／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院研究員薛化元／政治大學歷史系 台史所合聘教授邵玉銘／前公視、華視董事長胡為真／前國安會祕書長張祖詒／前總統府副祕書長黃天才／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社長曾志朗／中央研究院院士丘宏義／天文物理學家江才健／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兼任副教授高希均／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董事長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葉萬安／中華經濟研究院政策研究諮詢顧問朱敬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 讓歷史與記憶同步前進 張作錦、高希均、王力行 第一部 邁向現代 第一章 開民國西方之智、會通中西之慧──嚴復 文／黃克武 第二章 青山青史──連雅堂 文／林文月 第三章 史家與世變──陳垣史學的蛻變 文／蕭啟慶 第四章 出版文化的舵手──王雲五 文／王壽南 第五章 光焰不熄──胡適 文／周質平 第六章 百年新人物──傅斯年 文／黃達夫 第七章 一代語言學大師──李方桂 文／丁邦新 第二部 戮力民國 第八章 議論常公於身後：從蔣介石日記看蔣介石 文／郭岱君 第九章 憲政體制發展的關鍵──張君勱與中華民國憲法 文／薛化元 第十章 一位中國史學家與外交家之典範──蔣廷黻 文／邵玉銘 第十一章 仁恕存心、為國忘家的軍人魂──胡宗南 文／胡為真 第十二章 「經國之治」的時代意義──蔣經國 文／張祖詒 第三部 開創人文、科學、宗教 第十三章 自學成功 揚名國際──張大千 文／黃天才 第十四章 用理念為台灣農民發聲──簡吉 文／曾志朗 第十五章 從美國「史巴尼克震驚」說起──吳大猷在台灣科學教育的貢獻 文／丘宏義 第十六章 科學獨行者──楊振寧 文／江才健 第十七章 佛光山人間佛教的興起──星雲奇蹟 文／高希均 第四部 拓展台灣經濟與社會 第十八章 新貨殖列傳──向建立中國近代企業的人致敬 文／許倬雲 第十九章 台灣經濟奇蹟的推手──李國鼎 文／葉萬安 第二十章 「不住相」布施的政壇典範──孫運璿 文／朱敬一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民國百年，我們特別編輯《百年仰望－－20位名人心目中的民國人物》這本書，一方面向這些「時代人物」致敬，一方面也藉他們的言傳身教，給後人一些啟發與指引，讓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對未來的前路能看得更清楚，因而走得更穩健。

試閱文字

自序 : 序 願記憶與歷史同步前進
文／張作錦、高希均、王力行

　　十九世紀英國文壇巨擘托馬斯‧卡萊爾在一八四○年作了六次演講，他開宗明義說：

　　我在這裡談談偉人，有關他們在世界事務中出現時的風采，他們如何在世界歷史中塑造自己，人們對他們有何想法，以及他們做出何種功績。

　　這些演講後來集結成一本書《論英雄及英雄崇拜》，百餘年後仍是經典名著。

　　近世的美國作家羅伯‧唐斯與卡萊爾遙相呼應，他在《巨人及其思想》這本書中指出：

　　在每一個歷史時代，我們都可以找到證明偉大人物及其思想力量強大的證據，沒有他們就不可能有高度的現代文明和文化。

　　這些人物，這些議論，不僅在西方，中國同樣也有。梁啟超因「戊戌政變」事敗遠走海外十餘年，於一九一二年秋天返國。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閱《時報》，知梁任公歸國，京津人士都歡迎之，讀之深嘆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為吾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任公之賜。……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梁氏之筆，……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今年適逢辛亥革命一百年，我們重讀胡適對梁啟超的評價，尤覺意義深長，而且感慨殊多。

　　百年來的民國，飽嘗憂患，歷經艱險，失敗過，屈辱過；但是也曾有奮鬥的激情，有成功的喜悅。回頭細數這些印記，都一一刻在國人心底：
　　──辛亥革命，烈士們的頭顱與熱血，換來了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度過了建國初期的逆流與險灘，結束軍閥割據，國家完成初步統一；
　　──但日本不容中國站穩腳步，就發動了長達八年的侵略戰爭，中國人民生命傷亡之巨和財產損失之重，世界史上少見；
　　──抗日雖然勝利，內戰繼之而起，中華民國政府倉皇遷台，幾至覆亡；
　　──所幸朝野勵精圖治，不僅使台灣屹立不搖，且創造了經濟奇蹟，也完成民主轉型、政黨輪替，並充分發揮了文化創造力。

　　無庸諱言，慶祝百歲華誕的民國，在外交上仍有局限，在內部也有族群意識等問題，但大體上說，以台灣為基地的中華民國，安和樂利，欣欣向榮，無負於革命先烈和時賢的犧牲奮鬥，也正努力踐履他們當年對國民所作的承諾。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遺囑中叮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此處的「革命」，應不僅指推翻滿清、建立民國，而有「革故鼎新」之意，亦即要不斷追求國家的進步與富強。而此處的「同志」，亦非僅意在國民黨人，而是泛指信仰和支持民族、民權和民生主義之全體國人。是則，參與辛亥起義的黃興和宋教仁固然是「同志」，推動民主思想的蔡元培和胡適也是「同志」；在科學和藝術上成就卓著的吳大猷與張大千，以及在台灣戮力經濟建設以強國富民的孫運璿和李國鼎，一樣也都是「同志」。有了這些人的努力，中山先生「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的理想，才有逐步實現之可能。

　　民國百年，我們感念這些「同志」們，心中興起無限的景仰與感懷，特別編輯《百年仰望──二十位名人心目中的民國人物》這本書，一方面向他們致敬，一方面也藉他們的言傳身教，給後人一些啟發與指引，讓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對未來的前路能看得更清楚，因而走得更穩健。

　　百年來先烈時賢的英雄榜，別說二十位，就是兩百位、兩千位也不能盡數。我們這次邀請二十位學者專家，請他們分別寫一位他們心目中的民國人物，俾能各自彰顯這些人物的功業與代表性。這樣的一本書，自然有它的不足之處，第一、名額不夠充分；第二、領域不夠寬廣。但如前面所說，除非我們編輯數十巨冊《百年民國名人傳》，否則這類遺憾一定無法避免。

　　所以，我們雖僅標舉二十位先烈時賢，實則是向所有曾為民國戮力獻身的先行者致欽敬和感謝之意，他們的大名不一定要在本書中，甚至不必在任何一本書中。

　　最後我們還想說的是：今天，我們回憶先人為我們所做過的事；但我們留下了些什麼，供明天的人回憶我們？

　　願記憶與歷史同步前進。

試閱文字

內文 : 光焰不熄──胡適
文／周質平（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胡適在一九一七年回到中國，提倡白話文，批判舊傳統，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出版《中國古代哲學史》、《紅樓夢考證》等，為現代中國學術樹立了典範。對孝道、喪禮、婦女解放都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的影響從學術研究到日常生活，及於各個層面。真可以說是「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

　　一九○一年梁啟超在日本寫《南海康先生傳》，首論「時勢與人物」。他對「人物」一詞的界定是：

　　必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現之前，與既出現之後，而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若是者庶可謂之人物也已。（《飲冰室文集》之六，頁五十八。在《飲冰室合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

　　用這個標準來評量胡適的一生，胡適無疑是個「人物」。

從「應時之人物」到「先時之人物」
　　胡適在一九一七年回到中國，提倡白話文，批判舊傳統，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出版《中國古代哲學史》、《紅樓夢考證》等，為現代中國學術樹立了典範。對孝道、喪禮、婦女解放都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的影響從學術研究到日常生活，及於各個層面。真可以說是「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套句《象山學案》中的話：「天地間有個胡適之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是一點不誇張的。

　　梁啟超在《時勢與人物》中，將人物分為「應時之人物」與「先時之人物」兩類：
應時而生者，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洋溢。

　　若以這幾句話來描述胡適回國之後十年之間，在中國之際遇，大致是不錯的。論者往往以「暴得大名」四字來刻畫胡適初回國時驟享大名，披靡一時的情況。這和梁啟超所論述「應時之人物」，若合符節。對於「先時之人物」，梁啟超的說法是：

　　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

　　用這幾句話來說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三十年之間，胡適在中國大陸所受到的批判，誣衊，歪曲和侮辱真是再恰當不過了。「舉國欲殺，千夫唾駡」，不正是上世紀五○年代，胡適思想批判的寫照嗎？一九五五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八冊《胡適思想批判》，舉證歷歷，胡適成了「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的御用文人」，「中華民族的罪人」，連他的兒子思杜都登報指責，胡適是「人民的公敵」。一九五四年，周揚更為胡適思想批判定調，說胡適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 「企圖從根本上拆毀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胡適五十年代在紐約的那段日子可以用「窮愁潦倒」概括之，而他在國內的際遇則不出「奇險殊辱」。

　　而今我們回看一九五○年代共產黨對胡適思想的批判，無非只是一個政權集全國之力，對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份子，進行長達數十年的誣衊和歪曲。但有趣的是被批判的，不但不曾被打倒，反而浴火重生。胡適思想在上世紀八○年代和中國人重見的時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學、理性、溫和，再度成為中國思想界久旱之後的甘霖。共產黨費盡心機要打倒、剷除胡適的思想，結果卻把一個在五四時期「應時之人物」，一變而成了「改革開放」初期「先時之人物」了。
這一改變，絕不是因為胡適思想，在他晚年有了飛躍，有了進步。恰恰相反的是，胡適思想定型的很早，他不像梁啟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胡適四十歲之後，無論在學術上或政治上都少有新理論的提出。然而胡適由二十世紀初期「應時之人物」，到八○年代反而成了「先時之人物」，卻又實事俱在，究竟是什麼力量延續並光大了胡適思想？

　　一九四九年之後，胡適在中國苦心耕耘了三十年的自由與民主，在一夜之間，摧毀殆盡。五四以來，多少知識份子辛辛苦苦培養起來的一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新政權必欲剷除的對象。而胡適思想則成了抗暴消毒最後的堡壘，也是共產黨必欲去之的心頭大患。換言之，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的封閉與獨裁使胡適由五四時期「應時之人物」，一變而成了八○年代「先時之人物」了。由此推論，不是胡適思想進步了，而是中國社會倒退了。封閉與獨裁是滋生胡適思想最肥沃的土壤，也是胡適思想始終不過時最好的保證。

主張漸進式改良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經常往返於兩岸三地，有機會和美國、大陸、港台的學生談到胡適的思想。對美國學生來說，胡適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只是常識 （common sense），他們很難理解，這樣的「卑之無甚高論」，何以竟能震動一時，開啟一個新時代。對臺灣學生而言，胡適只是一個過氣的白話作家和政論家，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直言、敢言，衡之以今日的言論尺度，都不免失之「溫吞」，很難激動台灣少年人的心。至於五四時期胡適意氣風發的言論，對八○後、九○後的台灣青年來說，都已是遙遠的「中國上古史」。他們兩手一攤、肩膀一聳，來一句：「這和我們台灣人有什麼關係呢？」無論是美國學生也好，港台的學生也好，胡適，毫無疑問的已是個過去的人物。

　　但和中國大陸學生談胡適，他們還有許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鮮感。讀到胡適一九一九年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的這幾句話 ：

　　由於人類的愚昧，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的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

　　我相信，只要是經過「反右」和「文革」那一代的中國人，看到這樣的文字，不能不在心中引起深沉而恆久的震撼。「主義」和「革命」這兩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

　　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

　　今天回看這幾句話，依舊是光焰常新。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社論，一般都將此文視為改革開放的先聲。從此以後，「革命」這個在中國風光了幾十年的詞，漸漸地、悄悄地被「改革」取代了。中國人也終於從「主義」的迷幻中，走出了「革命」的夢魘。胡適畢生反對暴力革命，而主張一點一滴漸進式的改良，他提倡的「實驗主義」，其精義無非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三十年來對胡適思想的打壓、剷除，結果竟走回了胡適「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老路。而毛澤東與鄧小平之別，也無非只是「主義」與「問題」之爭。中國人在受了幾十年的蒙蔽之後，猛然醒悟到，原來，改革開放大設計師的思路竟和胡適思想有不謀而合的地方。

堅信理伸於天下萬世
　　和魯迅相比，胡適最幸運的是他始終不曾被偶像化過，始終不曾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毫無保留的讚揚。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三家」──「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褒揚，把魯迅扭曲成了一個為共產主義衝鋒陷陣的旗手。魯迅地下有知，也會哭笑不得的。魯迅自己寫過一篇題為〈罵殺與捧殺〉的短文，值得警惕的是被罵的未必被罵殺，但被捧的已被捧得鼻青臉腫，失了本來面目，成了 一個人神之間的怪物。

　　偶像和傀儡，表面上 看來，一個受人頂禮膜拜，而一個受人擺布戲弄，似是兩極。但實質上相去是極其有限的。所謂偶像化，無非就是要偶像來為一個目的服務，一旦有了服務的對象，偶像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成了傀儡了。魯迅在死前十年，即一九二六年，發表〈無花的薔薇〉，就已經指出：「待到偉大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不幸的是，他自己竟防止不了這個傀儡化的過程。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就說到：﹝魯迅﹞死後，隨人擺布，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真是一針見血。

　　胡適始終沒有被偶像化，這正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獨立自主最好的說明。北大紅樓前的五四紀念碑上，有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的浮雕，而獨缺主將胡適。多年來有人倡議在北大為胡適立像，但始終沒有得到當局的同意。這種種都說明，胡適至今是個「違礙」。胡適不但沒有被偶像化，甚至沒有得到過正式的「平反」。其實平反不平反，對死者來說，已毫無意義。平反胡適，既不能為他增添什麼，也不能為他減少什麼；但對當年判他「有罪」的當道來說，平反胡適這樣一個為中華民族的進步與尊榮，做出過劃時代貢獻的人物，是可以為當道統治的合法性，加上一個可觀的砝碼的。

　　胡適一生服膺呂坤《呻吟語》中「為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這句話。一個大有為的政府，竟不能為胡適這樣一個驚天的「冤假錯案」，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當道的道德勇氣又何在？

　　過去三十年來，是胡適思想在中國大陸，重見天日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讓我想起《呻吟語》中的另一段話：

　　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理則常伸于天下萬世。

　　用政權的力量來迫害知識份子，箝制言論自由，基本上是一種「理」與「勢」的鬥爭。表面上，短時期，「勢」往往居於上風，但「理」終將「伸于天下萬世」。掌管言論的當道，在禁令下達之前，不妨三復《呻吟語》中的這段話，就能知道「禁毀」的工作是如何的失人心，而又徒勞了。然而這個祖傳老法，卻依舊在網路的時代進行。

《胡適全集》的缺憾
　　二○○三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四十四卷（最後兩卷為著譯繫年）本的《胡適全集》，是目前胡適著作蒐羅最全的總集。除《胡適文存》及有關文史哲的著作外，兼收日記、書信及英文著作，約兩千萬字。

　　任何以《全集》名篇的著作，由於時空的轉移，人事的更迭，要想盡收一個作者的著作，有實際上的困難。更何況像胡適這樣一位著作宏富，寫作發表達五十五年的多產學者，不但交友遍天下，而且中英文同時發表，出版的地點及刊物，遍及中國，北美和歐洲，要想一無遺漏地盡收胡適的著作，有許多不易克服的困難。因此我們不但不在「求全」上責備編者，而且還要指出，《胡適全集》是多年來許多學者共同努力集大成的總合。標誌著胡適思想和「胡學」在大陸的再現，也是胡適研究界的一件盛事。

　　《胡適全集》不能盡收胡適作品，是意料中事，但有意的將違礙文字，剔除在外，而在序言中一字不提，這樣的做法，套用一句胡適的話，似有「誣古人，誤今人」之嫌。我在翻檢完《全集》之後，也不免「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了，怎麼依舊容不下溫和穩健，不涉極端的胡適對時局和政局的幾句老實話？

　　一九四九年以後，胡適在學術上和文化議題上往往是復述當年舊話，而缺乏創見。唯獨在反共這一點上是他晚年的新境界，而《全集》則對這一部分，作了刻意地刪削。如一九四七年發表的〈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一九四九年〈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民主與集權的衝突〉，一九五○年〈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等文，在《全集》中都不見蹤影。胡適的英文著作也同樣難逃「禁毀」的命運，譬如一九五○年，胡適發表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上極為重要的一篇文章，〈史達林雄圖下的中國〉（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一九五四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旅華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 的〈前言〉（Introduction）等等，都未入選。在這兩篇文章裡，胡適以一個歷史見證者的身分來說明一九四九年的這個變局，究竟是怎麼發生的。為「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了另一個角度和說明。這對認識歷史真相，無疑是有幫助的，然而，這畢竟還是觸犯了忌諱，而被摒於《全集》之外。

　　所有歷代的禁毀、批判、打倒，究其真正的原因，都是來自當道對知識人思想的恐懼，是槍桿子怕筆桿子。胡適的書至今不能以全貌示諸國人，這正是胡適思想在中國大陸不曾過時最好的證明。一種已經過時的言論是無需禁毀的；受到禁毀，正是表示與當前息息相關。《胡適全集》少了反共的文字，就像胡適在《自由主義》一文中所說：「長板坡裡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裡沒有諸葛亮。」

　　一九五四年胡適發表題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文章，將范仲淹九百多年前在〈靈烏賦〉中的這兩句話比作與十八世紀的亨利（Patrick Henry）所說「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有同等的意義，都是人類歷史上，爭取言論自由的名言。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一點言論自由，學術獨立，如果依舊要靠知識份子不怕死的脊梁來撐，那麼，近一千年來，中國人在言論自由上的進步又在哪裡？我們不能始終冒著生命的危險來「鳴」。范仲淹把「鳴」看成是「人臣」對「人主」的言責，所謂「死諫」是「寧鳴而死」的極致表現，這與其說是爭權利，不如說是盡職責。

　　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胡適在武昌對公教人員發表題為〈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演說，他痛切地指出：

　　中國歷代自由最大的失敗，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論學術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謂政治自由，就是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則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

　　這段話，在今天中國大陸十三、四億的人民看來，依舊是切中時弊的。沒有政治上的自由，不但「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甚至經濟上的富裕，也成了一定的虛幻，因為個人財產，是和言論自由一樣神聖而不可隨意剝奪的。若因為思想上的問題而可以失去人身的自由，那麼，經濟上的富裕，對這個失去了自由的人而言，又有什麼意義呢？而今，每個人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如果，為了說兩句話，表達一點不同的意見，依舊要用鮮血和頭顱來換取，那麼，過去三十年來，經濟上飛躍的進步就只能突顯出政治改革上驚人的滯後。

　　我們希望「寧鳴而死」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現在我們爭取的是「鳴而不死」。只要有一個人為「鳴」而死，就是中國之恥！

　　　　　　　　　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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