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 普林斯頓高研院大師群像 (第3版) | 誠品線上

Who Got Einstein's Office? Eccentricity and Genius at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曾經是諾貝爾獎得主雲集的高研院，有可能培育出下一個愛因斯坦嗎？獲《紐約時報書評》推選為年度重要科學書愛因斯坦用相對論，為人類敲開另一扇認識世界的窗。這位物理大師告別人世時，除了留下無限惆悵，也遺下曾經充滿他睿智哲思的辦公室。這不禁令人好奇，究竟愛因斯坦的辦公室，傳給了誰？而繼承愛因斯坦辦公室的幸運兒，能否再掀起二十一世紀的知識革命？這間傳奇辦公室，位於普林斯頓鄉間的高研院。這座研究院曾讓數論大師哥德爾、電腦之父馮諾伊曼、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等人，聚集在此鑽研新知、窮究宇宙。沒有高研院群雄，人類知識的疆域不知得退幾里路。作者瑞吉斯親訪高研院，記錄大師群像，讓活生生的歷史躍然紙上。他也開啟了想像：究竟高研院的新一代人才，能否展現大師的光芒？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實在讓我讚不絕口，瑞吉斯能擠身一流科學作家之列，絕對當之無愧。－－《科學美國人》數學專欄作家／葛登能真摯的啟發人心，完美的愉悅體驗。－－《洛杉磯時報》碎形、格狀自動機、複雜系統、宇宙泡泡、超弦理論等難解的奧祕，讓瑞吉斯的妙筆一揮，在書中顯得活靈活現。－－《紐約時報書評》瑞吉斯總是有辦法把最艱澀的科學，轉成最愉悅的閱讀經驗，讓讀者透過字裡行間，一聞柏拉圖夢土的耳語。－－《華爾街日報》《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是高研院生動的歷史，記述科學天才如何群聚高等研究院，把人類思想推至極致。－－《出版人週刊》瑞吉斯寫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由萌芽到茁壯的歷程，著眼於院內大師如何發展絕妙的點子，又如何連繫更大的科學社群；書中科學原理言簡意賅，人情描述引人入勝！－－《圖書館雜誌》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瑞吉斯 (Ed Regis)美國著名暢銷作家，紐約大學哲學博士，曾任霍華德大學哲學副教授。瑞吉斯擅長描寫人類與科技碰撞後產生的火花，主題包含了科學哲學、人工智慧、生物倫理、奈米科技與科學史，他用獨特的哲學思維重新思考人類科技的演進。《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是瑞吉斯初試啼聲之作，他親自造訪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發掘史料、訪談研究員，記錄了院內在二十世紀的輝煌歷史，畫下了這座諾貝爾獎殿堂的動人面貌。瑞吉斯的作品散見於各大報章雜誌，如《科學美國人》、《紐約時報》、《哈潑雜誌》（Harper's Magazine）、《連線》（Wired）。最新著作為《巨獸：興登堡號的殞落與病態科技的崛起》（Monsters: The Hindenburg Disaster and the Birth of Pathological Technology）。■譯者簡介邱顯正成功大學電機系畢業、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美國密西根大學超高速雷射光學實驗室研究。曾任國防部統一通信指揮部工程官、大華技術學院講師、中研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助理。1997年自中華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畢業後，任教會傳道，2000年起加入中華威克理夫翻譯會，從事少數民族聖經翻譯、識字教育、醫療服務及社區營造等工程。另譯有《宇宙波瀾》。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 榆樹後的智慧巨岩／黃宇廷 作者序 記錄偉大心智之旅 緣起第1章 科學夢土 宇宙的祭司第2章 物理教宗－－愛因斯坦 第3章 謎樣人物－－哥德爾 第4章 碎形之美 卓爾不群第5章 奇才異士－－馮諾伊曼 第6章 傲世才情－－歐本海默 優游於天地之間第7章 放眼宇宙－－天文幫 第8章 薪火相傳 第9章 狂狷不馴 終極第10章 生命遊戲－－渥富仁 第11章 「理型」的真相－－超弦 歸宿第12章 智慧樂園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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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導讀】榆樹後的智慧巨岩／黃宇廷
第一次造訪高研院，是在2008年的一個夏夜。我那時還是研究生，獨自一人從紐約長島搭著火車，輾轉了三條線，要去參加高能理論暑期學校。五個多小時的旅途，最後一段是要搭只有兩節車廂的「Dinky」老火車，它一百多年來忠實的載著外地學子進普林斯頓鎮。
由於小時候看過《柏拉圖的天空》（本書改版前的書名），在火車上我腦海裡浮出兒時的想像：一位穿西裝打領帶的年輕人，疲憊的斜靠在車廂的窗邊，手中的鋼筆靜靜的落在膝上的筆記本上；他凝視窗外，無視手底下正在擴散的災難。或許他希冀這片段的呆滯能帶來新的啟發，抑或是在一片空白的未來前，他不知如何下筆。
一聲如釋重負的歎氣把我從夢遊中驚醒，我慌張的張羅行李，然後隨著一陣騷動來到了深夜的月台上。月台旁有間叫「WaWa」的不起眼便利商店，窗上貼滿了各種廣告，好像宣告這是鎮上唯一可以交換資訊的地方。讀者若看過 2015年在台灣上映的紀錄片「粒子狂熱」（Particle Fever），或許會對這家小便利店有些印象。那時隨意的瞄了一眼，我就迫不及待的向店後的黑夜走去，殊不知這家小便利店對許多高研院人而言，是深夜裡靈魂的休憩站。
雖然火車站已經位在普林斯頓大學裡，但離高等研究院還是有約四十分鐘步行的距離。只知道大約方向的我，原本打算沿途問路，但從校園裡遇到的學生身上，只能得到了模稜兩可的指引。於是我只好根據出發前下載在印象裡的 Google Map 摸索前進，先沿著一座高爾夫球場的邊際緩緩向上爬，不久就走到普林斯頓大學的研究生宿舍。在黑夜裡的這座哥德式建築，看似燈火通明的城堡，唯獨角落上的巨塔倔強的披著黑衣，在星空下用沉默來標示普林斯頓校園的邊境。
初見高研院
高等研究院就在黑塔旁一排榆樹的後面了。我還記得那時行李下的滾輪嘎嘎作響，催促著我心裡的焦躁，一方面擔心太晚我會拿不到宿舍的鑰匙，另一方面擔心這噪音會擾醒一間間躲在樹林裡的老木屋。就在心中該跑快點或走慢點的爭論瀕臨臨界點時，眼前豁然開朗，一片巨大的草原向天邊展開。草原中間有兩排楓樹，之間點綴著一隻隻好像想要分散你惺忪視線的螢火蟲，以防你注意到靜靜座落在遠端的福德大樓。就在那入口處的警衛室裡，有一件等待我的小信封。
福德大樓是高等研究院創始時的主要建築，也是附近樹林裡唯一晚上不眠的燈火。它的樓上是一座很老的圖書館，沿用著老式填書卡借書的系統。很多時候在這些書卡上，你可以找到一些大師的借書紀錄，看到他們也曾和你一樣生澀的查閱基本教科書，有時候你會不禁猜想，他們借這本書時是被什麼問題困擾，好奇他是否就在這些平凡無奇的字句與公式間，看出下一個問題的雛形。傳統的延續，即是給我們機會參與某一種傳承，我一直覺得高研院的借書卡，是這種論調的最佳範例。
往後的幾年間，我以訪客或成員的身分前前後後待了三年，中間歷經了許多自己在研究上，以及人生上的轉變；但不變的是，每一次看到晚上燈火通明的福德大樓，心裡就會升起泰然的安心，知道不論是什麼時候或什麼狀況，裡面總有某一樣東西靜靜等著自己。
今天的高研院在某些方面，和書裡的描述有不少落差。最鮮明的差異就是年輕人在高研院裡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自然科學院裡，每年都大約會有四十名的博士後研究人員任職，分屬天文物理、高能物理以及系統生物三個領域。這些多半二十來歲，在各自領域已經頗有名聲的學者，他們的辦公室面對面的緊密座落在只有兩層樓的彭博大樓（Bloomberg Hall）內。
在高研院的一天，通常約上午十到十一點開始，這裡所謂的開始，是開始討論。事實上在自然科學院裡，白天的活動除了午餐和研討會外，大部分的活動就是一群一群的人，聚集在不同角落的黑板前討論。黑板在自然科學院裡基本上和牆壁是同義詞，除了每間辦公室外，所有公共區域只要有足夠的空間，黑板漆就會毫不猶豫的由地面延伸到天花板將它占滿。下午三點是下午茶時間，這些討論就會移師到已備好咖啡、茶以及各式餅乾水果的福德大樓。準備
要在辦公室待到晚上的人，就會趁這個時間搜刮儲糧，所以從每個人手中抓了多少餅乾，你就可約略猜到他今天晚上會待到多晚。
如果是在溫暖的春天，人們會自動聚向福德大樓前的湖邊。但即便是澈寒的冬天，也是會有幾位不耐室內暖氣的靈魂，向湖後的森林走去，重溯當年狄拉克用斧頭闢出來的林道。
人才交織的樂曲
約略在晚上六點，研究院裡的氣氛開始慵懶的轉向。這時候熱絡的討論聲開始漸漸歇息，老教授抱著他們晚上的作業回去，而已經和大家成為老朋友的清潔人員，也準備開始他們的第二份工作。這個時候，就輪到高研院裡的年輕人開始正式上工了，把白天討論出的臆測，用紙筆或程式去測試，將黑板上還沒擦掉的論述，用解析的式子建構出嚴謹的論證。晚上的高研院是一種奇妙的生態，走廊上的聲音是由不同人的工作習性所交織出的小調。我還記得有一年，每天晚上走廊上可聽到謝丹（現任職於哈佛大學）播放的美式足球轉播，山崎雅人（現任職於東京大學）用力敲寫黑板，拉馬林金（Loganayagam Ramalingam，現任職於ICTS）徘徊於走廊上清唱家鄉老歌，以及何頌（現任職於中國科學院理論所）在辦公室裡與人朗聲討論。
能夠吸引、並且聘用這些博士後人員，事實上是高等研究院很重要的資產。不論是美國或是世界各地的研究機構，由於經費來源主要是政府單位，以致於招聘人才時，都是以既定的研究方向或題目做為考量。高等研究院由於經費來源有大約百分之七十是私人基金，因此招聘人才的時候，反而沒有既定的研究題目，只以他是否已經（或是有能力）在自己的領域裡開拓新方向做為考量。因此在研究院工作時，遇到任何困難往往只需踏出自己的辦公室，你所需要的指引就在走廊上的某一扇門後。
相反的，高研院成員唯一的責任就是要找到自己的方向。高等研究院一路傳承下來的精神，或許就是深信人類有能力享有絕對的學術自由，並且承擔自由所帶來的責任。這也反映在很多時候我在高研院聽到的研究成果，是當事人不打算發表的；因為一方面他並不覺得有非發表不可的重要性，但更重要的是，發表文章並不是他做研究的目的。因此我常跟人說，物理學家的能力是跟他有多少未發表的成果成正比的。
我在高研院的日子裡，有幸遇見各式各樣的頂尖學者。他們的研究習性可以說是南轅北轍，有的朝九晚五，桌上擺著整整齊齊的論文以及計算紙；有的偶爾睡辦公室、偶爾長期消失，桌上除了一排排的可樂罐什麼都沒有，但他們的共通點是無可言喻的誠懇。或許當你每天追尋的是知識上的真相時，誠實就成為你唯一流暢的語言。
在我成為院內成員那一年的迎新晚宴上，現任高研院院長戴克拉夫（Robbert Dijkgraaf），說了一個老先生帶小女孩在林子裡找到千年智慧巨石的故事。細節我不是記得很清楚，但最後那老先生從石頭上敲下了一塊小石子，給了那小女生要她帶回去。戴克拉夫以此勉勵我們，希望我們最後都能把高等研究院的精神，像這小石子般帶回我們各自的家鄉。我不是很確定是否有帶回來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我親眼看過那顆巨石，而它就在那排榆樹後等你。
（本文作者為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專任助理教授）
【作者序】
記錄偉大心智之旅
83年秋，我為了製作雜誌的專題報導，第一次踏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在抵達校園之前，僅對高研院的聲譽略有耳聞，知道愛因斯坦以及大數學家哥德爾（Kurt Gödel），在此地為科學奉獻了大半生的心血。就和其他對科學有興趣的門外漢一樣，以愛因斯坦舊辦公室為場景，於愛氏死後不久的1955年4月拍攝完成的那些照片，在我年輕歲月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它們在各種傳記文學中出現過，也在以二十世紀科學為題材的書上露過臉，都為世人所熟知。其中一張，正中央掛著寫滿了方程式的黑板，旁邊有一張轉向一側的空椅子，可能是愛氏最後一次起身離座時的準確位置。書架上隨意排列著書冊。尤其看到愛氏凌亂的桌面，更令人難以忘懷，紙張、期刊、草稿、墨水、菸斗、菸盒子⋯⋯散發出一股宇宙大業未竟全功的遺憾。我很好奇，在一片凌亂的背後，隱藏的是怎樣不為人知的宇宙奧祕。
記憶中還有另外一位科學家的照片，是在院內的數學圖書館拍攝的，照片上面是一位骨瘦如柴的人，幾乎全白的頭髮上斜掛著一綹黑髮；乍看之下，還以為是摩和克族（Mohawk）印第安人；而他臉上的表情，更加強了這種戲劇效果：怒目圓睜的瞪著照相機，好像在對攝影師說：「滾回你的老巢！」。他就是哥德爾。
記錄大師的事蹟
對我而言，愛因斯坦和哥德爾是當代科學界數一數二的天才，而兩個人竟然同一時間，在同一地點—紐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共事，實在是有點玄。到底他們二人是如何因緣際會，同時來到高等研究院的？當時這間研究院是何等光景？兩位科學巨擘在此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愛因斯坦和哥德爾過世以後，此地又發生了什麼變化呢？
不過，無論如何，我倒是未曾懷疑高等研究院的了不起。事實俱在，幾乎所有二十世紀物理界和數學界赫赫有名的大師，或早或晚均造訪過此地，包括十四位諾貝爾獎得主，像波耳（N. Bohr）、狄拉克（P. A. M. Dirac）、包立（W. Pauli）、拉比（I. I. Rabi ）、葛爾曼（M. Gell-Mann）、楊振寧以及李政道。1980年，高研院出版了一本書，稱為《學者名錄》（A Community of Scholars），書中記載了該院成立最初十五年間，到訪及從事各項研究的專家事蹟。這部巨著厚達五百餘頁，二十世紀頂尖科學家的名字，幾乎無一遺漏。
人文學家也在受邀之列，但是數目遠遜於科學家，名氣也較不響亮，其中唯一的例外是詩人艾略特（T. S. Eliot）。艾略特以降，高研院就沒有再支持過文學或文學評論方面的研究，轉而集中於社會科學和歷史方面。但是這方面的成果有限，高研院成立迄今達五十多年，文史方面的進展顯然無法與科學方面的成就相比。能夠進入高等研究院的科學家，均是在物理界有革命性貢獻的一時之選，他們的努力已使人類智識趨近或許是最完整的理論階段，從量子力學的一線曙光，進到大一統理論的邊緣—萬有理論（Theory of Everything）。其中花費的時間，恰好約是人一生的光陰。高等研究院的歷史，就是這群科學家的故事，也就是本書所要介紹的內容。
偉大心智
全部算起來，高研院的科學家為數還真不少，這相當可以理解。畢竟，他們的目標是任何群體所能建立的目標中，最大、最難的一個。他們差不多是想⋯⋯大小通吃，要明白並解釋一切的自然現象。他們要知道宇宙本體為何是現在的面貌，為什麼這樣運行。高研院的存在，似乎正是要誇耀人類偉大的心智，而此目標需要的是一群桀驁不馴、自信能有所貢獻的人。本書則是筆者小小的嘗試，帶你一窺學術堂奧，以及其中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上的雪泥鴻爪。
——瑞吉斯 1986年12月5日於馬里蘭州長老堡

【試閱】「你正在寫一本有關本院的書？好，那或許你可以告訴我⋯⋯」塔布斯（Rob Tubbs）說道。塔布斯是高研院的短期訪問學者，是超越數論（transcendental number theory）領域的青年數學家。結束訪談後，他隨手把辦公室的門帶上並上鎖，與我一起步出辦公室。
「我們很多人皆對此傳聞耳熟能詳，就是愛氏辭世以後，他們就將其辦公室原封不動的保存著，一直到現在，是⋯⋯是真的嗎？」
嗯！這是個好問題。每個人第一次踏入高研院，都會很自然的做此假設。愛因斯坦就是在這兒渡過了二十幾個寒暑⋯⋯愛因斯坦，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科學家，唯一一位老少皆知，家喻戶曉的科學家，任誰都能脫口說出他的大名；這樣的人，他的辦公室難道不值得保存嗎？⋯⋯就連他的腦子都一樣，此刻正懸浮在一罐甲醛溶液中，置於密蘇里州威斯頓市哈維（Thomas Harvey）醫生的辦公室內。當然他們應該把愛氏的辦公室關閉，甚至原封不動的永久保存下來，就像一個凍結時間的膠囊，否則的話，簡直就是對他的人格、成就的一種⋯⋯褻瀆、冒犯、汙辱。畢竟，有誰夠資格在那兒工作？誰能套上他的鞋子（像灰姑娘的鞋子）？誰又敢坐在同一間辦公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假如他知道這間辦公室就是愛因斯坦以前工作的聖地？
「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究竟在哪裡呢？」塔布斯疑惑的問道。
曠世奇才
愛因斯坦未進高等研究院前，早已經是風靡全球的人物了。1919年，當天文學家證實了他的預測，光線會受太陽的重力偏折時，舉世為他如痴如狂。新生兒命名、香菸品牌都用上愛氏的名字。倫敦智慧女神（London Palladium）劇場邀請他去參與演出三週，酬勞隨便他開。兩位德國教授合作拍製了「相對論影片」在大西洋兩岸同時放映。愛氏拜訪英國生物學家霍登（J. B. S. Haldane），並於他家中過夜時，霍登的女兒才看了此人一眼，即暈死過去。新聞界更將愛氏的理論，捧為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成就，而愛氏本人則為有史以來最傑出、最優秀的人。
畢竟，他真是新秩序的發言人。光有重量、空間是彎的、宇宙有四維空間。人們愛死他了，雖然對他講的東西毫無概念，可是又有什麼關係？他是這些理論的創始者，真正懂得的人，是眾人的英雄，新的彌賽亞，第一位真正的飽學之士，是廣闊無邊物理宇宙的最高元帥。
愛氏備受尊崇，然而他本人卻極謙虛、和藹，不懂人家為何要大驚小怪。至少他待人很民主，一視同仁，愛氏說：「我和每個人的說話方式都一樣。不論對方是清潔工還是大學校長。」當然，如果要吹毛吹疵的話，還是可以發現一些例外⋯⋯比方有次他寄了一篇論文給《物理評論》（Physical Review）審核，編輯竟敢退回論文要求重寫。哇！這下可好了！那位可憐的編輯只不過克盡本分，將文章送交審稿委員評閱而已，但這卻不見容於愛因斯坦，並終身視《物理評論》為拒絕往來戶。這說明了什麼呢？這位曠世物理奇才，終究自我中心：如果某項見解是高研院首席科學巨星肯定的，那就是健全而完整的點子，絕不容許別人有絲毫質疑。
在凡人眼中，愛氏可能是謙卑的天才，只是從來不穿襪子（至少還穿了鞋子）。但是在那柏拉圖的天空，可又另當別論了。這個人絕對的高傲自信，令人咋舌；他自認可以徹底了解整個宇宙的奧祕—沒有漏網之魚，大至最龐大的星系，小至最微小的夸克；他認為自己無所不通，而且可以找出一組簡單原則，即是跨越兩個極端，涵蓋大、小宇宙的統一場論（unified field theory）。他怎麼做呢？純靠推理，完全符合了柏拉圖天空的優良傳統。當那些迴旋加速器（cyclotron）工程師使勁撞擊他們的王國，天文學家架出碩大的高倍望遠鏡，朝著億萬光年外的浩瀚、冰冷星際瞭望的時候，愛因斯坦則將自己關在斗室裡，放下窗簾，然後，以他特有的口吻說：「我要想一下。」他寫下幾行潦潦草草的方程式，做做頭腦體操，仔細瞧瞧！他很快的就把一切搞定了。只靠冥想⋯⋯沒有機器，沒有儀器設備。
曾經有人問這位偉大的物理學家，他的實驗室設在哪裡？愛氏微微一笑，從胸前的口袋中摸出一枝鋼筆，說：「在這裡！」
三顧茅廬
1932年冬，傅列克斯納遠赴加州尋找新研究院的合適成員。名叫摩根的加州理工學院教授，建議傅氏去和愛因斯坦碰個面，愛氏正巧在那兒客座。相談之下，愛氏很喜歡高等研究院的構想，頗有相見恨晚的感慨，當時愛氏仍是柏林大學的教授，但在德國的處境每況愈下。
1920年時，蹦出了一個反愛因斯坦的聯盟，自稱是「日耳曼自然哲學家研究小組」，出錢資助任何肯出面反對「猶太物理」，特別是什麼「相對論」那檔子事的人。1920年8月24日，這個愛氏稱之為「反相對論有限公司」的組織，贊助了一場在柏林愛樂廳舉行的會議。愛氏本人也參加了那場會議，卻當場哭笑不得，因為對方的攻訐實在是荒謬絕倫。
這些亞利安物理學家煞有介事的恣意攻訐，而愛氏則人在屋簷下，忍受了他們十年的無理取鬧。1931年前夕，「反相對論公司」出版了一本書《一百位作家反愛因斯坦》（100 Authors Against Einstein）後，他就決意離開德國，永不再回來，因此對傅氏所言側耳傾聽。兩人沿著加州理工教職員俱樂部的長廊來來回回走了數趟，討論行將在普林斯頓成立的新研究中心。愛氏要求與傅氏擇期再敘，兩人便約定在1932年的春季班開始時再見面，屆時他們二人都會在英國的牛津。
5月一個美麗的週六早晨，晴空萬里，小鳥輕啼，傅氏和愛氏二人穿越基督教堂前的草坪，緩步微吟，宛如兩個體面的牛津教授。傅氏開門見山，直陳來意：「愛因斯坦教授，在下不揣冒昧，願在新研究院內提供您一個職缺，倘若閣下經過深思熟慮，覺得本院有幸能提供您珍視的機會，本院將竭誠期待您的大駕光臨。」
愛因斯坦有點心動，但一如往常，不願倉促行事。畢竟，全世界如耶路撒冷、馬德里、巴黎、萊登和牛津等地的知名大學，都爭相虛位以待，提供教授、研究員和各式各樣榮譽職位給他—只要他肯大駕光臨，能使學校蓬蓽生輝，幾乎是任何要求都行。早在1927年，他已經回絕過普林斯頓一次，不過事過境遷，或許該是拜訪新大陸的時候了。
「你今年夏天會在德國嗎？」愛氏問道。
翌月，傅氏飛抵德國卡普特（Caputh），在下午三點於寒風細雨中邁步進入愛氏的鄉居，直到深夜十一點才離去。此行他獲得了夢寐以求的答案，因為愛氏的回答是：「我心如火焰，熱切期待這一刻來臨！」就在1932年6月4日，愛因斯坦成為了高等研究院第一位教授。一夕之間，傅氏夢中的研究院，有了全新的意義和展望，就像上帝親自臨幸傅氏在普林斯頓的新家一樣。
當然還有一些問題待解決：愛因斯坦的薪水、再加上愛氏同僚梅爾（Walther Mayer）的去留問題。愛氏要求年薪三千美元。他問傅氏：「數目再少些，可以應付生活所需嗎？」傅氏回答：「不行，那樣不夠！」
最後「薪事」以年薪一萬美元定案，愛氏也欣然同意；至於梅爾的聘約則延期再議。愛氏通常都避免與其他人共事—他以前常這麼說：「我是一匹只披單轡的馬」。不過事實上，他曾和奧地利數學家梅爾合寫過幾篇論文，而且兩人亦有共同的夢想，要完成統一場論。此外，愛氏考慮到，如果分派一些較為例行的計算工作給助手，自己就可專注於較為抽象而創新的推理。綜合這些原因，他肯定梅爾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傅氏原則上同意延請梅爾入院，但不是以他的名義，給他獨立的聘約，只同意他擔任愛氏的助理。梅爾畢竟並不真正符合該院人才延攬的標準；他曾出過一本有關非歐幾何方面的書，但也是他唯一的成名作，不管愛氏如何器重他，為他冠上教授頭銜，對研究院的聲望並沒有實質的幫助。可是，愛氏卻很堅持，並於1933年春寫信給傅氏說，除非院方聘請梅爾，否則全部協議一筆勾銷。愛氏寫道：「不瞞您說，我會深感遺憾，如果梅爾寶貴的合作權遭剝奪，沒有他在院中鼎力相助，甚至會妨礙了我的工作推展。」因此，傅氏終於聘請了梅爾。
摘自《愛因斯坦的辦公室給了誰？》〈物理教宗──愛因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