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宗教到政治: 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 | 誠品線上

從宗教到政治: 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

作者 蔡榮芳
出版社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從宗教到政治: 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從宗教的愛心出發,黃彰輝關注世俗人類社會之公平正義。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戒嚴統治台灣的「反共抗俄」時代,他關心台灣人民的困境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從宗教的愛心出發,黃彰輝關注世俗人類社會之公平正義。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戒嚴統治台灣的「反共抗俄」時代,他關心台灣人民的困境,於1953年在日內瓦WCC委員會議上,最早說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這句名言,為台灣人民自決權發言。十一年後的1964年,他的後輩友人及同志彭明敏教授跟進,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他一生從事宗教、社會、政治與教育活動,重建、強化台南神學院,提倡母語文化,參與創立台灣第一所基督教(東海)大學,倡導「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主持普世教會協會「神學教育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動神學教育。他走過的人生路,就是二十世紀台灣民主發展歷史的一片縮影。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本書作者蔡榮芳教授長年來對歷史科學有渾厚深邃之研究,又對基督教史學、基督教宗教神學、東西方哲學思想,乃至一般政治、社會科學;尤其是對台灣四百年外來統治之歷史,都有其獨特精深之研究;迺能將之整體適切地融入本書章節,縱剖橫切、層次明晰地析理論述;從宗教到政治,將黃彰輝的思想與時代,撰著出來;終使此書成為閱讀平易而學術內涵豐富之難得佳作。 ——台灣大學法律學院名譽教授 李鴻禧 蔡教授不是基督徒,他也自謙對神學的理解不夠深入,然而,我必須說,他以一位「局外人」(outsider)撰寫台灣神學家黃彰輝的思想史,不但證明他是可以深入歷史現場的大師,更具體以黃彰輝的傳記「做神學」,可說已登入神學的殿堂,讓我們這些神學人既感佩又愧疚。在此僅恭賀並感謝榮芳兄為「彰輝仙」寫新傳,這是我讀過台灣人的傳記裡,最深刻也最精彩的一本,誠摯地推薦給所有的讀者! ——台灣神學院教會歷史學教授 鄭仰恩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蔡榮芳蔡榮芳東海大學第一屆畢業校友(1959)。美國馬里蘭州立大學碩士。加州大學(UCLA)博士。南卡州查爾斯頓學院歷史系名譽教授。曾任國立台灣大學及香港大學客座教授。主要學術著作:Hong Kong in Chinese History: Community and Social Unrest in the British Colony, 1842-1913(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香港人之香港史1841-1945》(牛津大學出版社,2001)。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1 平易而學術內涵豐富的傳記史學佳作 李鴻禧 推薦序2 為「彰輝仙」寫新傳 鄭仰恩 作者序 1 緒言:西歐基督教社會之政教關係,從保守勢力到自由主義 中世紀歐洲基督教會是社會保守勢力的大本營 中世紀西歐基督教社會的政教競合,種下自由主義幼苗 近代西歐政教關係的歷史經驗:自由主義終勝獨裁專制 關懷公共社會的入世宗教傳統 2 蘇格蘭啟蒙思潮,傳統台灣人家庭,與日本文化教育 「啟蒙運動」思潮 蘇格蘭「教育式啟蒙運動」 西洋傳教士帶來福音、「現代化」啟蒙知識、「本土化」價值觀 兩代牧師家庭 福音與在地文化 台灣人的傳統家庭倫理 厄運連連,宗教心靈的覺醒 長老教會中學與東京青山學院附屬中學 台北高等學校 3 東京帝國大學期間(1934-1937)讀哲學:東、西洋學者之影響 主修哲學 蘇格蘭啟蒙哲學家大衛.休姆引起他的興趣 東、西洋宗教哲學之印證:佛教與基督教 「仁」與「博愛」之融合 三木清的影響 住宿「基督教青年會學寮」(YMCA) 尼采的先見之明 〈不安的倫理性〉: 奧古斯丁、巴斯卡、海德格 矢內原忠雄的影響 「用母語禱告,上帝比較會細心聆聽!」 賀川豐彥之影響 父親黃俟命牧師來訪 「嘸甘願」事件 4 劍橋與倫敦大學時期(1937-1947):危機神學 初次感受自由開放的英國政治文化(1937) 劍橋西敏斯德學院(1938-1941) 基督教存在主義之父:齊克果 俗世存在主義者:沙特 危機神學家:巴特與布魯納 黃彰輝對歐洲時事與神學發展的反應 劍橋神學教授約翰.歐曼:「宗教即是世俗」 日本國籍的困擾 「先生」跟「生徒們」亦師亦友 異族通婚遭到歧視與壓力 關注日本殖民統治者對台灣基督教會之壓迫 返回台灣接受挑戰 5 台南神學院院長任內(1949-1965),海內外宗教活動表達政治理念 回到被蹂躪摧殘的台灣 任教母校長榮中學(1947-1948) 台南神學院復校 經濟社會恐慌、政治恐怖的時代 幾萬受難家族中的一例:林茂生博士的遺族 主持台南神學院 開明的台灣省主席吳國楨 家庭與神學院遭受困擾 黃彰輝首倡「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 重返「第二故鄉」英國 初訪美國的印象 雷茵霍.尼布爾:教徒與教會是社會的良心 黃彰輝與尼布爾晤談 宗教與世俗的關係之辯論 在美國伊凡斯敦市 6 參與創立東海大學:宗教、政治,與自由人文主義教育 李伯來台跟黃彰輝商討創立基督教大學 芳威廉、黃武東、葛蘭翰的籌備工作 理想:崇尚自由及基督教人文主義精神的大學 東海大學董事會的成立 黃彰輝、范杜蓀及芳威廉的會談 董事會保守派與自由派的角力 曾約農校長的貢獻與願景 亞洲基金會的白克文老師 「反攻大陸」對照「認同台灣是故鄉」的智慧 曾約農校長與芳威廉博士意見相左 從曾校長辭職事件看1950-1960年代台灣政治社會情況 東海大學成為大陸人與外籍人士主導的大學 吳德耀校長:世界公民,自由主義的國際觀 在東海大學第一屆畢業典禮以台灣母語祝福 7 倍加運動,彭明敏事件前後及宣教百年大慶 「倍加運動」(1954-1965) 在紐約協和神學院講學、研究(1959-1960) 返回台灣繼續工作 「倍加運動」促進教會對台灣鄉土社會的體認與關懷 黃彰輝與彭明敏先後提出台灣人自決主張 麥堅泰牧師挺蔣,對抗WCC與長老教會 長老教會宣教百年大慶 辭去台南神學院院長 8 「基督教對世界的政治責任」,宗教對話與「處境化神學」 主持普世「神學教育基金會」 「政治中立是不可能的事」 基督教的政治責任 存在主義神學家田立克引起共鳴 對巴特「超自然」啟示神學之質疑與批評 從基督教、佛教與儒家倫理觀點思考人生問題 尋求「身分認同」,提出「處境化神學」 「處境化神學」 宗教與母語文化 9 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 長老教會的〈國是聲明〉 海外台灣基督徒的響應 「台灣人民自決運動」 伍伯塔—巴門「今日台灣人民的拯救」協議會 沈劍虹勸誘自決運動領導者回台未果 黃彰輝呼應《紐約時報》社論〈台灣的前途〉 長老教會第二次聲明:〈我們的呼籲〉 長老教會第三次聲明:〈人權宣言〉 《美麗島》事件 備受敬重的遊說大老 解嚴後回台訪問 與國民黨秘書長李煥談話 與李登輝副總統晤談 晚年的黃彰輝牧師 「他有英國紳士派頭,日本禪師氣質,又有台灣人的率直」 「歷史即是當代」 壯志未酬身先死 10 結論:過去與現在的對話,台灣建國及文藝復興之道 「處境化神學」與公平正義之文化價值 從「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英國人」,到台灣人的「世界公民」 檢視「黨國文化」遺緒與「兩岸文化交流」(以東海大學為例) 台灣建國及文藝復興之道 「處境化神學」催生台灣鄉土神學 「處境化神學」之實踐:參與「太陽花」學運 黃彰輝的思想與活動之當代歷史意義及啟示 總結本書論述 附錄(首屆校友回憶:東海大學創校董事黃彰輝自由人文主義思想之實踐) (A)東海大學曾經是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重鎮 (B)通才教育、人文心靈價值與影視藝術 致謝

商品規格

書名 / 從宗教到政治: 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
作者 / 蔡榮芳
簡介 / 從宗教到政治: 黃彰輝牧師普世神學的實踐:從宗教的愛心出發,黃彰輝關注世俗人類社會之公平正義。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戒嚴統治台灣的「反共抗俄」時代,他關心台灣人民的困境
出版社 / 玉山社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 9789862942505
ISBN10 / 9862942509
EAN / 9789862942505
誠品26碼 / 2681853931000
頁數 / 448
注音版 /
裝訂 / P:平裝
語言 / 1:中文 繁體
尺寸 / 21X14.8X1CM
級別 / N:無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台灣人權運動的先鋒、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的導師、
自由人文主義的世界公民,也是台灣母語文化的捍衛者。

試閱文字

內文 : 黃彰輝首倡「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
1953年8月,黃彰輝應邀成為「普世教會協會」(WCC)年會籌備委員,前往瑞士日內瓦博西(Bossey)參與籌備會議,討論1954年將在美國伊凡斯敦(Evanston)舉行的年會細節。
在博西的會場,黃彰輝再次會見范杜蓀博士(Dr. Henry Pitney Van Dusen),並且經由他介紹結識多位重要的教會人士,包括斯里蘭卡(錫蘭)出身的亞洲教會領袖尼爾斯(Dr. D. T. Niles, 1908-1970),大家都以敬愛的語氣叫他“D.T.”。在籌備會議中,「中國問題」成為大家特別關心的議題。曾經在第二次大戰期間被宣傳為英明的基督教元帥蔣介石,與崇信基督教的蔣夫人,居然在1949年被中國共產黨擊敗,失掉整個中國。這對西方宣教人士造成極大震撼,因為無法再到中國宣教。
 黃彰輝個人也極度關注「中國問題」。他說有兩個因素:一、神學上,「它深深關係到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二、政治上,「它深深關係到我作為一個台灣人」。這雙重因素不能切割。宗教與政治,息息相關。
 政治上,中國在20世紀是一個「巨大的實體」與「潛在的超級強權」。將中國孤立於聯合國組織之外,不僅與現實不合,也有危險性。韓戰強化了美國支持蔣介石統治台灣的決心,以防止中國共產黨「持槍掃射進入聯合國」。美國的政策獲得多數西方國家支持,雖然英國已經承認共產黨政權是中國合法的政府。在此情況下,黃彰輝首次聽到一位美國與會者提出「兩個中國」議題。大家熱烈辯論這爭議性的問題,直到每個人都情緒高昂。黃彰輝仔細聆聽大家的辯論。
 接著尼爾斯問黃彰輝:「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基督徒」,對這個問題有什麼想法?黃彰輝回答的大意如下:
我曾經一度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這是六年前我從英國返回台灣的原因之一。但是這些年來,生活在蔣介石政權的軍事戒嚴統治下,我開始思考我到底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因為中國人的統治跟以前日本人的〔殖民〕統治,其實甚少區別:台灣人仍然是受到二等國民對待。“Chinese”是一個籠統的名詞:叫一個人“Chinese”,就好像叫一個人為「歐洲人(European)」或「盎格魯薩克森人(Anglo-Saxon)。其實我沒有去過中國,所以沒有資格像“D.T.”所說,代表中國人發言。台灣有中國人;我們叫那些戰後來台的中國人「阿山仔」(大陸人),而叫我們自己為「番薯仔」(因台灣島嶼地形像番薯)。……
住在台灣這六年來,當我親眼看到中國國民黨軍隊毫無紀律,各級官員貪污腐敗,就能瞭解為什麼國民黨在戰爭中被共產黨打垮。我也覺得迷惑,為什麼基督教的宣教竟然遇到這麼大的阻礙;不過,相信這也是上帝宣教上的攝理。……作為一個台灣人基督徒,我想起有一次紅丘〔Redhill〕的牧師講道說,「祂(上帝)在左邊(以左手)行事,我卻不能看見。(約伯記23:9)」……
讓我覺得驚異的是:那麼多言論都在討論國民黨的中國與共產黨的中國,但卻沒有任何言論在討論台灣人民對他們的將來是什麼期望,以及他們的家鄉台灣的將來該如何。我的質問是:「兩個中國的政策是否為真實的選項?」我知道在台灣的國民黨不會接受,雖然我不知道共產黨會如何反應。……
從宗教的愛心出發,關懷台灣人民的困境與對將來的期望,黃彰輝說到這裡,突然靈機一動,脫口而出:
「為什麼不這樣:一個中國,一個福爾摩沙,就像一個印度和一個錫蘭?這樣比兩個中國更實際,反正這就是目前實際的情況。」
在座的人都對這個脫口而出的提議感到驚訝。會後,“D.T.”來找黃彰輝,說那是「好的演說,好的提議」。幾年後,黃彰輝在尼爾斯的一本著作中,看到「一中一台」的建議,以及上述引用〈約伯記〉的那一句話。(註46)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這是非常明確新穎、周全(thoughtful)的政治主張。黃彰輝是在國際場合中提出這個主張的第一人,十一年後的1964年,彭明敏教授才撰寫了〈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在上面一段話裡,黃彰輝還指出另外一個重點:英文“Chinese”一字非常籠統,常被翻譯成「中國人、中國話」,也被翻譯成「華人、華語」。但是,兩者並不相同。「華人」不一定是「中國人」。絕大多數在台灣、新加坡,與海外各地出生或歸化各國國籍的「華人」,並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可是,當今中國政府卻硬要把世界各地的「華人」認定是「炎黃子孫」的「中國人」。這種狹窄的「種族民族主義」觀念,極易混淆視聽,製造混亂。
重返「第二故鄉」英國
 在日內瓦博西開會,並與新舊朋友歡樂相聚大約一個星期之後,黃彰輝抱著興奮期待的心情,重返闊別六年、他所認同的「第二故鄉」英國。十六年前,他在此「首次嘗到自由的滋味」,並留下來居住十年—那自由的滋味,是在日本人與中國人統治下的台灣所享用不到的「禁果」(forbidden fruit)。
戰後的英國還在緩慢地恢復重建,倫敦到處看得到戰時德國對英猛烈空襲後所留下的殘跡。英格蘭長老會海宣會會所在戰時被V2導彈摧毀,尚未重建。一些食物的配給供應持續進行,人民節衣縮食,生活困苦,但是自由氣息依然,溫馨社會依舊。黃彰輝回顧:
大戰使英國失去〔海外的〕帝國,但讓它獲得一個新願景與決心來建立一個更公平、更關懷的社會與國家—「福利的」國家,替代資本主義以及共產主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無疑的是全國以及國際的首位領袖。〔他領導英國及同盟國取得戰爭勝利〕。當每一個人心目中還存著活生生戰爭記憶的時候,他〔的保守黨〕選舉卻遭到失敗。除了不列顛之外,全世界必定都為這件事感到驚訝。這是〔人民〕不知感恩呢,或是一個新願景?或就是對民主的某種批判性考驗(critical testing)?我不知道。可是,雖然我也跟許多人一樣感到驚訝,但我喜歡這樣〔的選舉結果與新願景〕。(註47)
確實如此,1945年大戰結束後,戰時內閣必須解散。接下來的大選當中,邱吉爾雖然當選議員,但他所領導的保守黨(Conservative Party)卻大敗。工黨(Labour Party)大勝,得以組閣。工黨領袖艾德禮(Clement Attlee, 1883-1967)當選首相,邱吉爾正式卸下首相職位。工黨選舉大勝的主要原因是,它提出建設「福利國家」的政見,得到戰後英國貧困社會大眾的認同。
領導英國人民取得戰爭勝利的邱吉爾被拋棄了!英國人民認為戰時的領袖不一定適合擔任戰後重建國家的領袖。國家的政策與方向由人民作決定。邱吉爾後來引用古代希臘作家普魯塔克(Plutarch)的話說:「對他們的偉大人物忘恩負義,是偉大民族的標誌。」這句話,跟黃彰輝所說,該次選舉是「對民主的批判性考驗」,有異曲同工之妙。黃彰輝是有周全批判性(critical and thoughtful)的牧師,而邱吉爾不愧是熟練自信的政治家,1951-1955年英國人民決定,再度請他出任首相。民主政治就是政黨政治,政黨輪替執政,由人民用選票來決定。
 工黨領袖艾德禮與保守黨領袖邱吉爾,兩人的外表與行事風格形成強烈的對比。身高五呎九、身材消瘦、說話聲音微小、平時行事低調到不行的艾德禮,「是一隻小老鼠」(一位工黨同僚的日記這麼形容)。而五呎七、體壯、自信、善於自我炫耀的邱吉爾,則像是一隻餵食過度、強壯的鬥牛狗。兩人相比,艾德禮就像是雄獅形影下的小老鼠。
 但,事實並非如此,不能以貌取人。艾德禮首相(1945-1951)堅信社會主義政治理念,行事執著。他積極推動社會福利改革,包括全民健保、年金保險、貧困補助救濟,以及煤炭、瓦斯、電氣、鐵道、鋼鐵、英國銀行等企業的國家化,建造不列顛為現代化國家。今日,有許多學者認為艾德禮是20世紀英國最偉大的首相,他的重要性超越邱吉爾。(註48)
 黃彰輝對戰後英國歷史的回顧,明顯流露他的政治思想與對英國社會的關懷。他的政治理想是「更公平、更關懷」的「社會福利國家」,而不是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
 記得黃彰輝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求學的時候,他最仰慕的人物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與活動者: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矢內原忠雄教授,以及反對戰爭、主張社會公義、拯救無數流浪貧民的賀川豐彥牧師。而黃彰輝在英國進修與工作的十年間(1937-1947),則受到英國的基督教社會主義文化影響。
長久以來,英國有宗教連接社會運動的傳統:基督教徒秉持宗教信仰與愛心,關懷社會政治問題。查理.衛斯理(Charles Wesley, d.1788)和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 d.1791)從事福音傳道主義運動,拯救城市平民的心靈。卜威廉(William Booth)創立「基督教復興協會」(Christian Revival Association. 1859),救濟倫敦貧民;它後來演變成「救世軍」(1870)。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Frederick D. Maurice, d.1872)和查爾斯.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 d.1875)提倡「基督教社會主義」,關注工人福利與社會公義,推動平民教育、公共衛生,支持勞工工會。他們強調:社會主義的平等、人道原則,本質上反映基督教義。〈詩篇〉82.3箴言:「為困苦和貧乏的人施公義……,救他們脫離惡人的手。」基督教社會意識激勵希德尼.韋伯(Sidney Webb)和比阿特麗斯.韋伯(Beatrice Webb)夫婦,創立社會主義「費邊社」(Fabian Society, 1884),又進而跟格雷厄姆.華萊士(Graham Wallas)和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創立倫敦政經學院(1895),從事社會主義研究與教育工作。基督教社會主義催生了英國工黨(Labour Party, 1900)的創立。工黨領袖拉姆齊.麥唐納(Ramsay MacDonald)是虔誠的蘇格蘭長老會教徒,擔任英國首相多年(1924;1929-1935)。
所謂「社會主義」,有許多種類,但都認定「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意識形態下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laissez-faire capitalism)有個大瑕疵,那就是獨厚資本家,縱任他們剝削勞工階級。但各類社會主義所追求的目標與使用的手段,則各有不同。極左的馬克思社會主義以革命與階級鬥爭為手段,其終極目標是共產主義。但是,由「費邊社」、基督教社會主義,與工會聯盟演變而成的英國工黨,則堅持以漸進、和平、議會、民主的方式,來達到社會主義的目的,強調社會福利:一個公平的社會必須保障每一個人的衣食、居住、教育,與醫療方面的「基本需求」,這樣才符合基督教「博愛」與「公平公義」的精神。
 大體上這就是黃彰輝牧師的政治理想。他晚年住在英國寫《回憶與反思》時(1988),還在擔憂福利社會是否會被保守的資本主義取代;蓋1980年代,美、英兩國分別在雷根(Ronald Reagan)與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的強勢主政下,是保守主義橫行的時代:
 〔保守黨領袖〕柴契爾夫人正在歡欣慶祝她破紀錄長期間服務當首相。1988年1月4日我在書寫的這個時刻,不禁思考:福利的國家是否即將被「民粹資本主義」所取代?(註49)
1953年8月,黃彰輝在英國停留大約一個星期。英格蘭長老會海宣會幹事芬恩博士(Dr. R. E. Fenn)在倫敦幫他安排了一個聚會,召來一些關心台灣的人士,討論台灣的現況,以及教會和神學院的發展情形。他很高興看到先輩老朋友們:前彰化基督教醫院醫師蘭大衛(Dr. David Landsborough)夫婦、前長榮中學校長萬榮華(Rev. Edward Band)夫婦、英格蘭長老會總幹事希利(Mr. F. G. Healey)夫婦……。更讓他驚喜的是,兩位昔日劍橋西敏斯德學院的同學肯.斯萊克(Ken Slack)和艾倫.普萊斯(Alan Price)也來見面。他們兩人在後來的兩年內,陸續寄來總共三十個茶箱,裡面裝的不是茶葉,而是兩千本書,贈送給台南神學院的圖書館。
為了加強台南神學院的師資,黃彰輝經由芬恩博士安排,拜會了幾所神學院的院長與教授。他帶著興奮的心情回到劍橋母校,拜會埃爾姆斯利(W. Elmslie)院長與懷特霍恩(R. E. Whitehorn)教授,希望推薦南神畢業生張德香到西敏斯德學院進修。其次,黃彰輝到愛丁堡新學院(New College),跟波蒂厄斯(Porteous)教授談得很融洽,欲推薦台大哲學系即將畢業、「相當傑出」的學生宋泉盛來就讀。談好之後,他趕快去探訪住在愛丁堡的老友麥唐諾(MacDonald)夫婦。接著,又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的三一神學院(Trinity College)會見約翰.福斯特(John Foster)教授,建立良好關係,以備將來推選南神畢業生前來進修。南神的創辦者巴克禮牧師(Dr. Thomas Barclay)就是三一學院畢業的傑出校友。
之後黃彰輝從格拉斯哥趕回倫敦,在一間教會進行一場演講,西敏斯德學院的艾姆斯利(Elmslie)院長專程前來當主持人,介紹演講者。不料,當黃彰輝站起來要講話時,卻突然昏倒;原來他在日內瓦時已患感冒,一星期的緊密行程讓他身體透支。等他清醒過來時,聽眾已走掉大半,演講只能取消了。對於這件「丟臉」的事,他耿耿於懷,一直到晚年都還把它記載於《回憶與反思》中。(註50)
從英國回台後,黃彰輝即刻找長老教會總幹事黃武東,討論隔年(1954)將在美國召開「普世教會協會」(WCC)年會與「世界長老會聯盟」(WPA)會議,須提出台灣教會報告。長老教會乃於1954年2月在台南神學院召開六天的研究會。會中黃武東提出他所擬定的、近百頁的〈台灣宣教〉報告書,規劃今後的傳教方針,而它也將成為嗣後十年間「倍加運動」的藍圖。(註51)
 1953年,黃彰輝就任台南神學院院長滿四年,也是1949年入學的十二位學生畢業的一年,畢業生包括張德香(畢業後出國留學,後來當南神院長)和高俊明(後來當玉山神學院長,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幹事)。舉行畢業典禮時,由黃院長講道,題目是「耶穌的人道」(the Humanity of Jesus),取自〈馬可福音〉(3:5)。

試閱文字

自序 : 【作者序】

「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黃彰輝(1953年在日内瓦,為台灣人民自決權發言)
「懷念自決大師黃彰輝博士。」—李登輝前總統
「有他(黃彰輝牧師)這一位上司兼好友,我感到無上光榮。他是位偉人。」—圖屠大主教(Rev. Desmond Tutu,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掌控過去的人,掌控未來;掌控現在的人,掌控過去。」 —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龔自珍(1792-1841),《古史鉤沉論》

許多年輕的台灣人,不知道台灣出了一位國際上鼎鼎大名的神學家與教育家黃彰輝(1914-1988)牧師。他出生於日治時代的彰化,年輕時留學日本東京及英國劍橋,回國後擔任台南神學院院長十六年(1949-1965),培育許多教會及社會人才。隨後,他應邀前往倫敦主持「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 WCC)神學教育基金會(Theological Education Fund, TEF)十多年(1965-1979)。擔任主任的他,帶領四位副主任〔包括南非的圖屠(Rev. Desmond Tutu)〕,共同在世界各地推動基督教神學教育,對國際神學教育作出重大貢獻。
從宗教的愛心出發,黃彰輝關注世俗人類社會之公平正義。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戒嚴統治台灣的「反共抗俄」時代,他關心台灣人民的困境,於1953年在日內瓦WCC委員會議上,最早說出「『一個中國,一個台灣』,和平共存」這句名言,為台灣人民自決權發言。十一年後的1964年,他的後輩友人及同志彭明敏教授跟進,發表〈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黃彰輝是台灣人權運動的先鋒。誠如張瑞雄牧師所言,他是「台灣人的先覺」,許多本土人士敬仰他。宋泉盛博士尊稱他是「台灣人民自決運動的導師」。而筆者則強調:黃彰輝是「自由人文主義的世界公民」,也是「台灣母語文化的捍衛者」。
今日大多數年輕的台灣人,只會說外來的北京話當「國語」,不會說台灣人的母語,包括福佬、客家,以及原住民的各種語言。這是很可惜的事。他╱她們對自己的母語文化很生疏,也因此對台灣本土的某些重要歷史人物與事物不熟悉。
這樣怪異的現象是誰造成?如何造成?為什麼母語那麼重要?
人用語言來思考,來表達思想與感情。每一種語言都有它獨特的文法、音韻,與智慧;都有它獨特的詞語,含有獨特細膩的情感、思維、價值,與世界觀,不是其他語言所能取代。翻譯成其他語言不可能完全精準。許多細膩的情感只能用音韻(cadence) 來意會,不能用文字來傳達,這就是每一種語言之所以獨特奧妙之所在。譬如:台灣本土的台灣福佬話「布袋戲」(Po te hi)或「歌仔戲」(Kua a hi),假如用「國語」來演,那麼就變了調,完全失去了本土的情調!不懂母語的年輕人,就無法分享爸爸媽媽、阿公阿嬤的心思、感覺,與樂趣。 這是世代之間感情疏離隔閡,以及文化智慧傳承斷裂的一例。
目前世界上僅存的六千種語言,是人類共同的、寶貴的文化遺產,必須珍惜保護。語言不僅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工具,而且含有思想與情感,而思想與情感來自同一族群共同的生活經驗。每一族群以其母語來傳承其歷史文化。母語的消失,即是該族群歷史文化記憶之消逝。失去記憶的族群就是失去了靈魂,該族群就名存實亡。
總之,黃彰輝認為,「母語是每一個人所以生存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說母語跟呼吸一樣,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容被侵犯。說母語是每個人不可被剝奪的基本人權。全世界每一個族群的母語都必須被尊重與珍惜。
可是,近一百多年間,台灣的外來殖民統治者打壓本土台灣人各族群的母語(包括閩南福佬話、客語、原住民各族語言),以期控制人民的思想、操控人民的文化與政治認同。殖民政權獨尊外來統治者的語言當作「國語」,以便掌控歷史的解釋權––掌權者獨斷決定是非、善惡標準,以自我合理化其統治的正當性(legitimacy);成者王侯,敗者賊。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寫道:「掌控過去的人,掌控未來;掌控現在的人,掌控過去。」(“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殖民統治者壟斷「真理」,意圖掌控過去、現在,與未來。
在台灣歷史上諸多外來的統治政權當中,來自日本與中國的殖民統治政權造成最大的文化衝擊。在五十年的日本統治時代(1895-1945),統治者獨尊日語作「國語」(kokugo),打壓台灣人的母語。黃彰輝(1914-1988)在當時出生、成長、受教育。他就讀頂尖的東京帝國大學,精通日語當「國語」,但他對殖民統治者歧視台灣人、打壓台灣母語,深惡痛絕。小時候他跟日本小孩打架;成長以後,大學剛畢業,他跟中學將畢業的弟弟說台語,被日本教官聽到,致使弟弟被怒罵與罰跪,這羞辱令他畢生難忘。所幸,1945年日本人戰敗離台時,台灣母語文化不但沒被消滅,還吸取許多日本文化的新養分。
然而,自從1945年中國國民黨來到台灣之後,它比日本統治者更嚴厲。它執政長達六十三年(1945-2000;2008-2016),掌控台灣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在三十八年的戒嚴時代(1949-1987)以及之後的執政時期,國民黨掌控龐大的國家機器與資源,強制推行「黨國思想教育」的中國史觀,獨尊中國的北京話作「國語」,歧視打壓台灣人的母語。導致今日台灣人各族群的母語文化傳統、奄奄一息,急待搶救。這就是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的「傑作」!
「欲滅其國,必先去其史」,清末中國學者龔自珍(1792-1841)的這句話,是對歷史與時勢尖銳的觀察。中國國民黨打壓台灣人的母語,以及中國共產黨打壓圖博人和維吾爾人的母語,都企圖殲滅各族群的獨特歷史文化、強迫他們臣服於中國黨國極權統治之下。
外來的殖民統治者,最忌諱人民用自己的語言來獨立思考、來表達認同本土的感情;統治者最忌諱有自由思想的人民、有批判性的社會、政治意識,足以判斷是非、真偽。哈佛大學神學教授 貝爾納.洛內甘(Bernard Lonergan, 1904-1984)有一句名言:「當一隻動物沒事做,牠就睡覺;當一個人沒事做,他可能就提出問題來質問。」這乃是人跟其他動物不同之所在。
黃彰輝的一生,橫跨兩個外來的殖民統治時代,見證日本人以及中國人統治下台灣重大的歷史變遷與延續。
本書旨在探討三個面相:
第一、黃彰輝的宗教與政治思想如何形成?這可從他的家庭背景、成長過程、接受教育、留學東京與劍橋,以及生活經驗中,加以探討。在他的人生經驗中,有許多事件與海內外人物、學者、神學家,影響他對人生、宗教、政治與世界的看法。
第二、黃彰輝如何以行動表現他的思想與理念?他從事宗教、社會、政治與教育活動,重建、強化台南神學院,提倡母語文化,參與創立台灣第一所基督教(東海)大學,倡導「台灣人民自決運動」,主持普世教會協會「神學教育基金會」,在世界各地推動神學教育。回顧黃彰輝一生走過的道路,有助於我們瞭解二十世紀台灣歷史的演變。
第三、緬懷黃彰輝的貢獻。他提出神學的「在地化」(indigenization )與「處境化」(contextualization,或譯為「情境化」、「實況化」),對世界各地基督教神學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他的神學思想催生台灣鄉土神學的發展,在國民黨政權獨尊「國語」、打壓台灣母語的時代,黃院長主持下的台南神學院,堅持以台語與英語教學,而成為台灣母語文化的堡壘,一直保持到今日。這在母語快速流失的台灣,是非常寶貴的貢獻。
眾所皆知,1970年代,黃彰輝在海外號召同志發起「台灣人民自決運動」,而響應他的學生及後輩在台灣發動的人權運動,對台灣的自由民主化作出重大的貢獻。
黃彰輝雖然在1988年去世,但他的思想持續影響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以及一般社會,包括台灣各神學院師生踴躍參與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催促政治社會的轉型正義。
李登輝前總統在〈懷念自決大師黃彰輝博士〉一文裡寫道:「我們懷念黃彰輝博士,因為他提醒我們深切反省神賦予世人自決權的原始目的,……包括了要求我們去作一個友愛、有道德使命,並愛護真理的人。」
總之,自決大師黃彰輝在台灣史上扮演多方面重要的領導角色,但是卻有許多台灣的年輕人不清楚。台灣的教會歷史研究者跟本土歷史學界,甚少對話。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雖然是少數宗教團體,但它對於引進現代醫學、教育、科學知識,推動本土文化,以及政治自由民主化,都作出極大的貢獻;而且教會歷史的研究,也有相當可觀的成果。但是,問題在於沒把它融入一般台灣史的故事裡,好像教會史與台灣史互不相關。
黃彰輝生前多次強調基督教會要摒棄「自我隔離的心態」(ghetto mentality)、要融入本地社會。早在半個世紀之前(1965年),他就尖銳地指出台灣神學教育之缺失即是「太內向」(too introverted),至今竟猶然。我們祈望諸位教會歷史學者要趕快跟台灣歷史學家進行對話與合作,將基督教會歷史融入台灣通史的教科書裡,讓台灣的年輕人認識台灣的歷史—沒有被外來統治者扭曲的「台灣人的台灣史」。
筆者不是基督徒,只是一個關心人類社會文化的歷史工作者,試圖從世俗的觀點來論述一位傑出的台灣人神學家、教育家黃彰輝的故事。有別於張瑞雄牧師的傳記佳作《台灣人的先覺—黃彰輝》,拙著嘗試以非教徒的俗世視角切入,著重探討黃彰輝的思想與活動,以及其時代的政治社會情景。
台灣是一個有多元族群、母語文化、宗教信仰,自由開放的海島國家。不論何時從何地來台,凡是認同台灣為家鄉、為唯一最優先的祖國的人,都是台灣人。願大家共同來關懷台灣的土地與人民,共同書寫「台灣人的台灣史」—藉以促進「台灣公民國家意識」(Taiwanese civic national consciousness)以及「多元母語文化之本土意識」。台灣歷史不是孤立發展,而是一直與世界各地相連接。台灣歷史教育的「轉型正義」之道,在於以台灣為主體,推行教育「本土化」(indigenization)以及「全球化」(globalization):定根本土,放眼全世界,擁抱自由、民主、人權與和平的「普世價值」。這也是畢生從事神學與教育工作的黃彰輝博士對台灣的祈望。
許多學術著作,喜歡用艱難的術語(jargon)和數據 ,來表示「科學、客觀、中立」,試圖掩蓋作者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但筆者認為嚴肅的論述著作,可用白話直說,誠實地表示作者的立場,也可引用相關的軼事(anecdotes)細節,以例證論述重點。拙著試圖盡量避免學術術語,但仍須兼顧學術性與通俗可讀性—輕鬆地用白話俗語直說,但力求每句話都有憑據。所以,筆者必須謹慎推敲每一個字句。這麼說,也可當作思索遲鈍、略遜文采、寫四年多才完稿的藉口吧。相信書中仍有許多缺失,就等待明眼的讀者來指正了。
「本土化」與「全球化」(或稱「世界化」、「普世化」)相輔相成。這是一個重要的觀念,也是本書的一個主題。下面例舉美國「本土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 1835-1910)的一則小故事來說明:
馬克.吐溫小時候,家裡雇用一個名叫山迪(Sandy)的黑奴小男孩。山迪來自馬里蘭州(Maryland)東海岸。他從小就被強行帶離家人與親朋好友,被賣到半個美洲之遙的中南部地方。他是一個活潑、無辜、善良,但無比吵鬧的小孩。「他整天都不斷地在唱歌、吹口哨、呼叫、吶喊、大笑……令人聽來生氣、潰敗、受不了!」終於,有一天,小馬克.吐溫忍不住生氣了,憤憤地跑去告訴母親說:「山迪已經持續唱歌唱了整整一個小時,我再也不能忍受了,可否請母親去叫他閉嘴?」
這時候,只看到母親紅了眼,兩行淚水直流,雙唇發抖地說:「這可憐的小孩,當他唱歌時,就是他不在記憶的時候;這令我放心。但當他安靜時,我怕他會思考,這令我難過。他永遠無法再見到他的媽媽了!假如他能唱歌,我不能阻止他,只能心存感激。如果你年紀大些,就會懂得我的意思。那麼,這個失親小孩的聲音,就會讓你感到愉快了。」
小馬克.吐溫瞭解了。從此以後,山迪的聲音不再令他厭煩。
馬克.吐溫敘述這令人感動的小故事,是最「本土的」,也是最「普世的」。無論讀者是什麼人種、國籍,或宗教信仰,都會感動流淚!
馬克.吐溫的名著《頑童歷險記》(Huckleberry Finn, 1884)對19世紀中葉、美國南部奴隸社會之生活紀實,是最「本土的」;而他對人性的細膩觀察、真切描述,也是最「普世的」,因為不同地方、族群、國籍、宗教的人,都有共同的人性 、人道(common humanity)。馬克.吐溫屬於美國,也屬於全世界。
本書的主人翁黃彰輝是捍衛「本土母語文化」的台灣人,也是自由人文主義的「世界公民」。他屬於台灣,也屬於全世界。台灣、日本、加拿大的學術機構都頒授給他榮譽神學博士學位(Honorary Doctor of Divinity)。

蔡榮芳 於紐約
2019年10月11日

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