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港粉碎: 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 | 誠品線上

成田とは何か: 戦後日本の悲劇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直面戰後日本的最大悲劇︰畸形成田機場的誕生！日本的國門「東京成田機場」是世界規模最大的機場之一，然而，自1978年啟用以來，成田機場一直維持著畸形缺陷的狀態，二十幾年來只有一條正式跑道，直至2002年第二條跑道才增修完工，且比原定長度縮短了將近一半。機場外觀也宛如一座要塞，四周布滿一層層鐵絲網與監控塔台，所有出入口都戒備森嚴，長期有高達數千人的常駐機動隊在嚴格盤查周邊居民與出入者，全面性的安檢關卡直至2015年3月才廢止。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事實上，由於羽田機場已不堪負荷，日本內閣早在1962年便決定修建新的東京國際機場，並於1966年決議選址在成田市的三里塚和芝山地區。此後，便在未經任何專業調查，也未獲當地居民同意的情況下，強行推動機場工程。成田地區的農民大部分都曾被迫參與戰爭，戰後又為了解決糧荒，在政府號召下前往成田地區開拓，好不容易將荒地開墾為沃土，取得安身立命之地，國家又突然說要蓋機場，逼迫他們搬遷。三里塚和芝山地區的農民組成反對同盟發起各式抗爭，各地的聲援者也湧入當地支援，日本政府則動用機動隊壓制，雙方屢次爆發激烈衝突。1971年的「東峰十字路事件」甚至造成三名警察死亡、反對同盟一百多人負傷，青年行動隊的三之宮文男先生也因而自殺身亡。成田抗爭持續了二十幾年，期間各式衝突不斷，釀成許多悲劇。直到1991年，包括本書作者宇澤弘文在內的幾位知識分子（包含經濟學家、環境專家、新聞記者及前航空局局長等）組成「隅谷調查團」，協助政府和反對同盟進行對話，召開了數次公開座談會與圓桌會議，最終才促成反對同盟中的最大派別熱田派與政府達成和解，結束了二十餘年的武力對抗。宇澤弘文是日本理論經濟學大家，他在本書中運用「社會成本」的概念，分析政府與機場開發的各方受惠者，如何將所謂「公共建設」產生的社會成本，透過國家的強制力轉嫁給社會弱勢者，不但輕視農業價值，也漠視成田當地居民的基本人權。同時，他也努力釐清成田抗爭的本質，試圖讓社會大眾理解，反對同盟與其支援者，為何要賭上自身性命，一路戰鬥至今。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樂生抗爭今年邁入第十一年，三里塚則已跨越五十年的長河。什麼原因，讓垂垂老矣的一群人堅忍不拔？1992年，曾參與1991年三里塚抗爭協調的經濟學者宇澤弘文，出版《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梳理成田機場這一公共政策決策、推進的荒謬與殘忍。宇澤弘文在參與抗爭期間曾思考如何『平和』解決，以及各退一步的談判可能，卻在捲入之後赫然醒覺：惡因無可能結出善果，除非當權者有心徹悟。那群平凡無比的農民之所以不願妥協，是守著抗爭裡死去的人的意志。是以不屈撓，盼望尊嚴來臨的一天。也因如此，儘管宇澤弘文的語句平鋪直述，卻讀來悚然——直至公共冊所出版社引進出版的2017年，那樣橫霸的開發思維，仍在台灣這座島嶼的天空盤繞。」－－記者／胡慕情「當初日本政府把這個地方規劃為成田機場時，根本是黑箱作業，完全沒有告知當地的農民，更遑論諮詢他們的意見，內閣私自決定之後，就硬幹下去，後來縱使農民發起許多激烈抗爭，日本政府仍然一意孤行，造成許多無法挽回的悲劇。宇澤弘文教授認為，『成田機場事件，正是以反對同盟成員為主的國民，在面對這樣的國家權力施行明確侵犯了市民基本權利時，展開激烈的批判與反抗運動。』這樣的論述可謂是相當的精闢，三里塚事件顯示的就是國家暴政，人民起義。」－－政治大學地政學系教授／徐世榮「宇澤弘文在疏理成田抗爭的歷史軌跡、記錄隅谷調查團的活動過程時，都將『成田機場問題』視為戰後日本為追求發展而犧牲社會正義所造成的悲劇。而這場悲劇最後是透過一個知識分子團體的介入，經由各方的重新對話而得到了初步解決。隅谷調查團的成員，不僅在調查、調停過程中，將學術專長應用於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也不斷將『成田機場問題』，由對公共政策的討論，提升至對思想層次、社會體制與結構性問題的探討。宇澤弘文的這本著作，就是其中一項行動與思考的紀錄總結，或許可以作為台灣著手化解一連串土地正義問題的重要參考。」－－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內容力有限公司營運企劃長／陳思宇「《空港粉碎》是一本全面分析日本成田機場抗爭事件的書籍，作者宇澤弘文長期追蹤事件發展，透過大量訪談，以及文獻的蒐集，重塑抗爭事件之原貌。此外，他也分析了事件發生的社會背景，並探討該如何以符合土地正義的方式解決問題，這是一部有著寬廣視野的作品。」－－環境部落客munch（漂浪島嶼）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宇澤弘文（1928-2014）日本理論經濟學大家，國際計量經濟學會終身會員。1928年出生於鳥取縣，1951年從東京大學理學部數學系畢業。曾任職於統計數學研究所、壽險公司，後論文得到美國史丹佛大學教授Kenneth J. Arrow（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認可，赴美擔任其研究助手，並先後就任於史丹佛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1964年成為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當時年僅36歲。1968年返日，任教於東京大學經濟學部，1989年退休。1983獲選為文化功勞者，1989年被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1995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1997年獲得文化勳章。2014年，因肺炎在東京家中逝世。宇澤弘文在數理經濟學領域有許多開創性貢獻，因提出關於經濟增長機制的「兩部門成長模型」而享譽世界。同時他也相當關注環境議題與成田機場問題，曾參與調查水俁症等公害問題，並於1991年加入隅谷調查團，協助調停成田機場問題。他在1974年出版的《汽車的社會成本》（自動車の社会的費用）一書中，首次將各種建設及發展計畫的社會成本問題，引入日本公眾的討論視野。其重要著作有《汽車的社會成本》、《近代經濟學的重新檢討》（近代経済学の再検討）、《經濟學的思考方式》（経済学の考え方）、《思考地球暖化》（地球温暖化を考える）、《思考日本的教育》（日本の教育を考える）、《社會共通資本》（社会的共通資本）、《宇澤弘文著作集——追求新的經濟學》（宇沢弘文著作集—新しい経済学を求めて，全12卷）、《讓人喜歡上的數學入門》（好きになる数学入門，全6卷）、《經濟學與人心》（経済学と人間の心）等。■譯者簡介陳柏傑台北人。日本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國際社會科學專攻碩士，現就讀於同系所博士班，並擔任內容力有限公司特約譯者。研究領域為台灣外交與國際組織、東亞區域整合。譯作涵蓋自然科普、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譯有礪波護等著《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過去與現在》等書。顏雪雪／校訂社會學、文學專業，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碩士，留學慶應。熱愛翻譯，現為專職譯者。興趣為電玩與花道，專長是日語教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 在時間裡抵抗（胡慕情）推薦序 國家暴政，人民起義（徐世榮）推薦序 重造拼圖的空港粉碎（munch）校訂者序 在那以後的成田機場（顏雪雪）導讀 成田抗爭的歷史軌跡（陳思宇）前言序第一章 機場的社會成本成田機場問題的重量與深度邁向解決之路的前提條件成田機場的社會缺陷何謂機場？社會與文化環境的破壞該討論哪些問題？對國民的責任第二章 成田抗爭的軌跡（一）徵求參加「公開座談會」第二期工程的完工壓力「郊遊之歌」地域振興連絡協議會的問題「隅谷調查團」運輸大臣聲明第三章 成田抗爭的軌跡（二）成田機場的某處為何變成是成田？一九六六年七月四日，內閣決議反對同盟的動向建設大臣發布的「公共事業認定」公告第一次代履行第四章 成田抗爭的軌跡（三）第二次代履行三里塚東峰十字路判決三之宮文男先生之死成田機場的啟用「島寬征．加藤紘一備忘錄」事件「島寬征．加藤紘一備忘錄」路線為何失敗？第五章 成田抗爭的軌跡（四）小川嘉吉的戰鬥小川嘉吉提出的兩個重要問題橫堀墓地判決基本人權的侵害青年行動隊的現在「ONE PACK小組」佐山忠先生為了守護人性尊嚴第六章 成田抗爭的軌跡（五）給Ｑ先生的信邁向公開座談會成田抗爭的本質第七章 「德政精神，開創革新」後記成田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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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在時間裡抵抗
胡慕情（記者）
遠方的山坡。房舍前的菜園。湮沒的歷史。隔離的記憶。樑柱與大樹上的亡靈。為保護這些被漠視的所有，居所上各式零件被移來堆疊，因為意志，高聳入天。木塔台。破爛空床。陽春堡壘。鐵鍊。火把。但痲瘋病患被驅離住所，哭聲滿溢。怪手。鎮暴警察。電鋸。鐵剪。木棍。鎮壓、鎮壓，鎮壓手無寸鐵的人。天光，只剩殘破。
不忍卒睹的畫面，在二〇一四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重現。開幕片是已逝導演大津幸四郎與導演代島治彥的共同作品《活在三里塚》。坐在暗黑影廳，淚流滿面——想起樂生療養院抵抗捷運開發的那些守衛，原來是移植三里塚的鬥爭方法。遙遠兩地，一農民，一痲瘋病人，但其抗爭核心並無二致。而時至今日，殘破的兩處家園，皆仍有人佇立。
樂生抗爭今年邁入第十一年，三里塚則已跨越五十年的長河。什麼原因，讓垂垂老矣的一群人堅忍不拔？一九九二年，曾參與一九九一年三里塚抗爭協調的經濟學者宇澤弘文，出版《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梳理成田機場這一公共政策決策、推進的荒謬與殘忍。宇澤弘文在參與抗爭期間曾思考如何「平和」解決，以及各退一步的談判可能，卻在捲入之後赫然醒覺：惡因無可能結出善果，除非當權者有心徹悟。那群平凡無比的農民之所以不願妥協，是守著抗爭裡死去的人的意志。是以不屈撓，盼望尊嚴來臨的一天。也因如此，儘管宇澤弘文的語句平鋪直述，卻讀來悚然——直至公共冊所出版社引進出版的二〇一七年，那樣橫霸的開發思維，仍在台灣這座島嶼的天空盤繞。
《空港粉碎：日本農民的怒吼與成田機場悲劇》緊抓的問題意識，是「成田抗爭的軌跡」。宇澤弘文透過疑問與參與，一層一層剖析，揭露成田抗爭因何成為戰後日本的最大悲劇——
「北總台地，以堆積數十萬年火山灰而成的關東沃土層為基盤，不單創造出美麗的自然景觀，還孕育出豐饒的可耕土壤，自古以來便是農民生活的依靠，也給予人們榮耀與希望。」序章開篇，有這樣簡短的，對成田機場興建地的描述。這段話看似平凡，卻顯露開發評估忽略了區位不宜的最基礎原則。開發帶來的影響從不只是「創造」，在創造之前，須先進行大規模的剝奪，農地的填覆坑殺了生物多樣性與人的倚靠，這是所謂社會經濟的影響，一直以來，卻總被忽略。
忽略的背景，與戰後經濟發展的扭曲與國際政經角力扣連。如同台灣，日本雖在戰後迎接了「經濟起飛」的年代，這金錢榮景，卻是建立在一種極不安定的形態上而擴大。宇澤弘文指出，儘管邁入了近代化社會，當時日本的決策過程，國家權力依舊是以一種非民主主義、有時甚至是專制主義的形式被使用。這使得政府在處理「社會共同資本」，也就是管理與經營全體國民「重要的」公有財產時，未能遵照憲法規定的內容，在國民的「委託」與「信任」基礎上進行。
所有開發，都欠缺不了土地這項元素。土地是有限資源，且具不可恢復的特性。理想的發展應建立在對土地的面積、特性有深刻理解之上，才能避免適宜性的欠缺、周邊資源短失，從而讓開發得以有最大效益，並有合理分配的可能。但往往，政經強權會獨厚某些資本，挪用「公有財」予其累積，並箝制制度的變革。宇澤弘文將其稱為「一九五五年體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自民黨與大企業們結成堅固的勾結同盟與利益共同體。行政官員、特別是國家，作為觸媒般的存在，一直扮演著強化上述「勾結」關係的角色。「一九五五年體制」從戰後的重工業開始蔓延，擴張至土木、建設、金融、不動產，藉由各種形式，利用行政干預或者政府補助，透過與執政黨的相互依存關係來追求利潤。
「一九五五年體制」的描繪，對熟悉台灣土地與環境運動抗爭者應不陌生。台灣戰後以來，國、民兩黨對自然資本的錯誤濫用與偏厚，使得土地成為最後的搜刮對象。二〇〇八年，台灣一連爆發了多起與土地徵收相關的抗爭。但二〇〇八年並不是土地徵收爭議第一次發生。往回追溯，從日殖時期的軍事所需、戰後「國有」的台糖經營，乃至一九六〇年，以振興工業為名，政府開發了六堵工業區，開啟了制度化掠奪私人土地之濫觴。當時農地徵收價格是每坪三十元，六堵工業區一共徵收超過五十四公頃的農地，花費五年才徵收完成。部分無意賣地的小農戶，在土地徵收過程中被迫失去生產工具與工作。但這樣侵害相對弱勢者權益的「發展」概念，卻從未修正，反而在一九八〇年代變本加厲，配合國際熱錢湧入的炒作背景，地方派系與中央聯手制訂更細緻化土地徵收的工具，以短暫的房地產熱蒙蔽人民之眼關注發展要素「土地」的快速流失，並使我們忽略土地的多元價值，進而恣意掃蕩居住其上的人。
樂生的抗爭始於二〇〇五年。它的衝突基因，即是土地炒作。土地炒作在島上透過各式開發名目變形，除了捷運，還有工業園區、都市計畫、鐵路立體化等交通建設。二〇〇八年，是惡果正式腐朽的一年：怪手駛入大埔農地鏟田、農婦朱馮敏飲藥自盡，那之後，還有張森文跳水身亡明志。他們無土可守，精確地說，是台灣人民幾近無土可守，抗爭於是輪迴，無窮無盡。宇澤弘文說，透過「成田」事件，戰後日本政治的不成熟本質可謂原形畢露，同樣的，二〇〇八年以來迄今未休的各地徵收抗爭，也在戳刺著台灣愈加腐敗的政治本質。
在書中，宇澤弘文有一段深刻自省，描繪自己在聆聽運輸大臣回覆同盟成員的發言後意識到，政府經常為了平息反對運動，視場合再決定說話內容，但其實內心還是把使用強制公權力當作是最後手段。這樣的場景，也在台灣土徵條例修法的過程中，彰顯無遺。
二〇一一年底，土地徵收條例修法，在國民黨甲動、民進黨以選舉為名出席慘淡的背景下，通過了荒唐的修正版本；後續爆發前苗栗縣長劉政鴻行使「天賜良機」蠻橫拆屋，這可憎的暴力誘發極大的素樸情感動員，化為二〇一六年的選戰動能，但在張森文靈堂前承諾再次修正土地徵收條例的總統蔡英文並未兌現承諾，目前內政部雖有修法草案，卻比國民黨的版本更惡。
過往民間團體主張廢除區段徵收，新法版本並未同意。草案內雖新增「必須取得九成協議價購同意」才可申請區段徵收，但卻把過往補償方案中的配地挪移進來，這將使得不同意者只剩領徵收補償一途，根本換湯不換藥。此外，依法規定，徵收核准後才可配地，如今新法版本等於未核准徵收即配地，是違法的預標售行為。不僅如此，公益性跟必要性評估也被拆開個別評估。而這篇書序寫就當日，高雄市長陳菊倣效劉政鴻的天賜良機，抬離了絕食孱弱的居民，接著快速剷除高雄果菜市場，那些抵抗者住居一世的家。
若凝視抗爭，必對「死亡」感到質疑與駭怕。國家暴力的毫不妥協，總使人化為殺戮機器，三里塚抗爭中，機動隊狂暴攻擊農民招致了汽油彈的回報，雙方皆有死人，和解成為永恆的懸念。無解且巨大的壓力，使青年隊的領導者三之宮選擇自殺。他的死亡改變抗爭運動， 三之宮死後，運動潰散。不見得是害怕，而是絕望。絕望再多的犧牲也無法換來傾聽。但三之宮的遺書寫著「粉碎空港」。於是，仍有人繼承他的遺志。儘管，那更貼近一道詛咒。
確實是詛咒。無論離開或留下，都要被其糾纏。我想起抵抗後龍科技園區的灣寶農民洪箱。抗爭期間，許多人因土地徵收死亡，灣寶幸而度過劫難，摯愛張木村卻在自己家鄉抗爭成功後因病辭世。她曾沮喪，曾說「沒有我先生，我什麼也不會做」。但她終歸回來抗爭的路。只因灣寶抗爭成功那日，他們許下「希望以後每個農村都能像我們一樣保有土地」的心願。
幾次夜裡和洪箱同寢，她會絮絮說著過世的愛人與抗爭。在她身旁聽她重複記憶而睏去，往往揪心。有時候這麼想：灣寶的成功，某程度對居民來說，也是詛咒。他們的成功與社會的介入有關。那樣龐大的人情無以償還，續與許多許多死去的魂靈結合，成為固定他們的釘樁。
抗爭如此疲憊。它索取魂靈、鮮血、肉身、意志、信仰，卻從未保證成功。
是以《活在三里塚》選擇以三之宮之死作為觀看與翻轉的支點。因為觀看，彼此得以理解而相互寬宥，甚至，因著傾吐省視自己如何被機場改變一生。導演召喚抗爭者的苦痛與孤獨，在國家暴力的本質從未改變的此刻，要未曾經歷那樣歷史時刻的人，直視死亡如何出現，而我們該攫取的，是復仇以外的意義。
那一刻，才理解導演為何在片頭打上《約翰福音》的這段話：「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生者與死者從不二分對立，他們的命運彼此繫縛，詛咒也好，繼承也罷，唯尊嚴獲得恢復，才不愧為人。這是理解跨越漫長時間抗爭的意義：人們得以窺見一個超越勝負、一個和「破壞者們」所居住的國度截然不同的世界，從而反省自身欠缺，進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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