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帝國主義 (2023年版) | 誠品線上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隱沒於小說、詩篇閒暇情趣下的帝國主義 從十九世紀以迄二十世紀初，西方列強建立了從澳大利亞直抵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帝國，在此同時，西方文藝大師也創造了從《曼斯斐爾公園》以至《黑暗之心》和《阿依達》等傑作。然而，大部分的文化批評家仍視其為兩個互相分離的現象。 薩依德繼《東方主義》之後所寫的這本里程碑式的鉅作，精心構築了西方帝國之野心與其文化之間戲劇性的關聯，兩者相互輝映、相互增強。他以十九、二十世紀的小說敘事為分析對象，從艾略特、康拉德開始，一一檢視了葉慈、阿契比、魯西迪等作家的作品，以顯示被支配的臣民如何產生屬於他們自己的反對與抗拒之充滿盎然生機的文化。同時，薩依德也論及音樂（如《阿依達》）、藝術與美學表達（如現代主義）等其他領域。 薩依德的重點是要將「帝國主義」的威權及其餘緒加以鋪陳，顯出帝國主義作為普遍的文化領域，充斥著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社會力道。因此，隱沒於浪漫小說、詩篇的閒暇情趣之下的奴役及殖民體制，也就在比較文學的研究方法及其歷史脈絡中重現意涵。 如此寬廣的視域與令人驚異的博學，《文化與帝國主義》再度開啟了文學與其時代生命的對話。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真知灼見的……至始至終都是如此引人入勝……薩依德對個別小說的評價展現出淵博的學識和對文學真誠的熱情……。這部作品以緊湊逼人的寫作方式提出對此一領域的更迫切需要之綜合，其他批評家無人能及，薩依德使他自己卓然特出。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文化與帝國主義》具有其他文學批評著作中罕見的雄辯式與迫人之主題風格……他的學養具全球性的視野……挑戰並激發了我們對所有知性領域的新思維。他是一位具有深刻情感和倫理想像的人。 ——卡蜜兒．帕格里奧（Camille Paglia），《華盛頓郵報書香世界》（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文化與帝國主義》對其主題提供一個深刻、綜合、敏銳而詳細的說明。假如人們必須仰賴有關帝國文化的任何單本之材料書的話，當然就是這本百科全書式的研究作品，它極實際地觸及歐洲現代史的每件重大的帝國冒險行動，並且以史無前例的細膩性集中探討十九世紀法國和英國殖民系統的精心謀略，橫跨從小說、詩歌、歌劇至當代大眾媒體的文化生產之領域……一部巧思、大膽和迫切需要的作品。 ——《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 在《文化與帝國主義》中，薩依德持續其獨特與極為重要的批判作品。有時當文學批評逐漸變成一種奧祕的遊戲之際，薩依德強調它和今日世界整體所面臨的巨大問題息息相關，且以萬鈞之力討論探索誠實的知識份子所需要的態度上之根本轉變。 ——法蘭克．凱默德（Frank Kermode）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愛德華．薩依德當代最具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評論大師、後殖民思潮先驅、也是一位特立獨行的集大成人物。薩依德1935年出生於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1950年代赴美國，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英國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所，這位知名的巴裔美籍學者，也公認為是巴勒斯坦獨立運動在西方最雄辯的代言人。2003年9月25日薩依德因白血病逝世。薩依德著作等身，尤以「中東三部曲」：《東方主義》（Orientalism）、《巴勒斯坦問題》（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遮蔽的伊斯蘭》（Covering Islam）開啟「東方學論述」場域，影響了整個西方對東方研究的思考與研究的方向。薩依德尚著有《世界、文本與批評者》（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薩依德的流亡者之書》（After the Last Sky）、《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以及他的回憶錄《鄉關何處》（Out of Place）等書。蔡源林美國天普大學宗教學博士、南華大學比較宗教研究所助理教授、政治大學宗教所副教授。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英文版相關評論 〈導讀〉對抗西方霸權 廖炳惠 〈譯序〉流亡、認同與永恆的他者 ◎蔡源林 導論 I重疊的領土、交織的歷史 1帝國、地理與文化 2過去之純淨和不純淨的形象 3《黑暗之心》的兩個觀點 4差異的經驗 5串聯帝國與世俗的詮釋 II鞏固的觀點 1敘事和社會空間 2珍．奧斯汀與帝國 3帝國的文化嚴整性 4運作中的帝國：威爾第的《阿依達》 5帝國主義的享樂 6掌控下的土著 7卡繆和法國的帝國經驗 8對現代主義的註腳 III抗拒與反對 1事理之兩面 2反抗文化的主題 3葉慈和去殖民化 4心路歷程與反對勢力的出現 5勾結、獨立與解放 Ⅳ脫離宰制、邁向自由的未來 1美國勢力之勃興：公共領域的論戰 2挑戰正統與權威 3運動與移民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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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內文試閱】
導論
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於一九七八年出版的五年後，我便開始整理一些在我寫作該書時，已經逐漸醞釀的有關文化與帝國一般關係之理念。初步成果乃是我在一九八五和一九八六兩年間，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各大學所發表之系列演講。這些演講組成現在這本書的核心議題，從那時起它們即已充塞我心，揮之不去。許多人類學、歷史、與區域研究的學術成果已經將我在《東方主義》一書所開展出來，但僅限於中東地區的議題，做了更進一步的發揮。因此，我也打算在本書擴大前書的論證，以便陳述現代西方宗主國地區與其海外疆域間關係之更為一般性的型態。
本書將採用哪些非中東地區的文獻材料呢？包括歐洲人有關非洲、印度、部分遠東地區、澳洲和加勒比海地區的寫作；如同某些人所言，這些非洲學和印度學的論述，乃是一般歐洲人企圖統治遠方的土地與民族之事業的一部分，因此和對伊斯蘭世界的東方主義式敘事，以及和歐洲對加勒比海諸島、愛爾蘭和遠東之特殊的再現方式有關係。在這些論述中最令人訝異的是，讀者將在「神祕的東方」以及「非洲人的（或印度人的、愛爾蘭人的、牙買加人的、中國人的）心靈」等刻版印象的描述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逢某種修辭上的樣版，諸如：將文明帶給幼稚或野蠻民族的想法；當他們行為不當或反叛時，必須以鞭撻或死刑等嚴厲懲罰來制止的令人困擾而熟悉的觀點，因為「他們」很清楚武力與暴力是最佳方案；「他們」和「我們」不一樣。因此「他們」應該被好好地治理。
然而，幾乎在非歐洲世界的每一個地方，白人的來臨經常引發某種反抗。我在《東方主義》所略而不談的是對西方支配的回應，且終於導致了遍及第三世界的大規模去殖民化運動。與十九世紀四處遍布的武裝反抗，舉凡阿爾及利亞、愛爾蘭和印尼等地均有發生，同時出現的是幾乎每個地方也都致力於相當可觀的文化抗拒、民族主義認同之肯定，以及在政治領域上以自決和民族獨立為共同目標的志願組織和政黨的締造，帝國的遭遇絕不是積極的西方入侵者對付因循苟且和怠情散漫的非西方土著的戲碼，總是有某種形式的積極反抗，且基於反抗者在大部分的情況佔絕大多數，最後反抗終得勝利。
這兩大要素——帝國文化泛世界的普遍型態和反抗帝國的歷史經驗——以許多方式宣示了本書的主題，這使它不只是《東方主義》的續集，也包含了其他企圖。在這兩本書中，我都強調以一個相當普遍的方式來陳述我所謂的「文化」。當我使用「文化」一詞，乃特別意指著兩件事情。首先，文化意指所有這些實踐方式：諸如描述、溝通和再現的藝術，有其獨立於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的相對自主性，且經常以美學的形式存在，而其主要的目的之一便是享樂。當然這包括有關世界遙遠地域的大衆化之風土民情知識和在民族誌、史地學、語言學、社會學和文學史等學科的可運用之專業知識。既然在此我的焦點特別放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現代西方帝國，我格外關注像小說這樣的文化形式，我相信它在帝國的態度、指涉和經驗的形成中特別重要。我不是認為只有小說重要，但我認為它是此種美學對象，與英國和法國正在擴張的社會發生聯繫，研究此種聯繫是特別有趣的。現代寫實主義小說的原型是《魯賓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當然絕非偶然地，這是一本描寫一個歐洲人在一片遙遠的非歐洲土地上，開創一個屬於自己領地的故事。

最近，許多文學批評集中探討敘事小說，但卻極少注意到它在帝國世界與歷史的地位。本書的讀者很快就會發現到敘事對於我這裡的論證是根本的，我的基本論點是故事處於探險家和小說家所述及的世界陌生地區之核心；它們也變成被殖民的人們用來肯定自己的認同和自己的歷史之存有的方法。當然，帝國主義的主要戰鬥乃是爭取土地，但當涉及誰擁有土地、誰有權利定居其上、工作於其上、誰繼續保有它、誰將之爭取回來、誰現在可以計劃其未來——這些議題在敘事中被反省、被論爭，甚至有時在其中被決定了。正如某一位批評家所提到的，民族自己本身就是敘事。敘事的權力，或者是阻礙其他敘事之形成發展，對文化和帝國主義都是非常重要的，也構成了兩者之間主要關聯的其中之一。最重要的是，解放和啓蒙的偉大敘事在殖民世界動員人民起義以便揚棄對帝國之臣服，在此一過程中，許多歐洲人和美洲人也被這些故事和它們的主角所激勵，他們也努力爭取有關平等和人類社群的新敘事。
其次，幾乎不能被察覺到的一個事項乃是：文化是包含一個細緻化和提升性要素的概念，正如馬修．安諾德（Matthew Arnold）在一八六○年代所提到的，文化是每一個社會所知與所思及的最佳事物之寶庫。安諾德相信文化能緩和現代充滿攻擊性、商業氣息和殘暴的都市生活存在的仇恨，縱然它未能完全將這些情況加以中性化。你閱讀但丁和莎士比亞以便能趕上所知及所思及的最佳事物，並且以最佳的見解來看你自己、你的人民、社會和傳統。其間，文化經常攻擊性地和民族與國家結合在一起，這使「我們」和「他們」區別開來，幾乎總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偏執狂式的排外心態。在這個意義下，文化是認同的泉源，且以相當戰鬥性的方式為之，正如最近我們所看到的一些對文化和傳統之「回歸」。這些「回歸」結合嚴格的知性和道德行為的典則，對容許與諸如多元文化主義和雜種性（hybridity）這類相對地自由派的哲學相結合的主張持反對的立場。在先前殖民化的世界，這些「回歸」產生紛然雜陳的宗教和民族主義的基本教義派主張。
在這第二層意義上，文化是一種劇場，許多政治和意識型態主張在其上彼此互相交涉。文化一點也不似阿波羅式優雅的靜謐領域，可能甚至是各種主張攤開在陽光之下，彼此競爭的一個戰場，並使下列事實成為顯而易見者：比方說，美國、法國或印度的學生，在閱讀其他作品之前，就被教導去讀他們的民族古典作品，並被期待能鑑賞、且經常是毫不批判地效忠於他們的民族和傳統，同時詆毀或與其他民族的傳統戰鬥。

目前，此一文化的理念所帶來的困擾是它不只包含對本身文化的尊崇，也是視其為超越性的，因而就某些方面可以脫離日常生活世界的方式來思考之。結果，大部分專業人本主義者無能在一方面是諸如：奴隸制度、殖民主義和種族的壓迫、帝國的臣服等持續實行其卑鄙的殘暴行為，和另一方面是進行這些實踐之社會的詩歌、小說和哲學。這兩者之間找出其關聯。在處理這本書時，我發現令人困窘的眞相之一是，在我所讚賞的英國和法國藝術家中，極少人有探討到「臣服」（subject）或「劣等」（inferior）種族的觀念，儘管在那些實行上述理念以便理所當然地統治印度或阿爾及利亞的殖民官員之間，這種觀念是非常普遍的。它們都是廣被接受的觀念，且有助於點燃整個十九世紀在非洲的帝國疆域之掠奪。想到卡萊爾（Carlyle）或羅斯金（Ruskin），或甚至狄更斯（Dickens）和薩克萊（Thackeray），我相信批評家會將這些作家有關殖民擴張、劣等種族或「黑鬼」（nig-gers）的觀念貶謫到一個與文化非常不同的部門，而文化則是這些作家「真正」所屬的且從事他們的「眞實」重要創作活動之昇華的領域。
文化以這種方式被認知的話，就可能變成一個受保護的封地：在你進入之前先在門口檢查你的政治觀點，若某人終其專業生涯都在教授文學作品，且成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殖民世界，我發現要這種人不去以這種方式來看文化——也就是消毒式地從其世間的牽扯中隔離出來——且將文化視為充滿著企圖和努力之極為多樣化的場域，著實是一項挑戰。我在這裡之所以分析這些我納入考量的小說和其他作品乃因為，首先，我發覺它們是藝術上和學術上可加以評估和讚許的作品，我和許多其他讀者得以樂在其中，並從中獲益。其次，這項挑戰不只是將它們和樂趣與利益聯結在一起，也和它們顯然而毫不隱瞞地成為帝國進程之一部分發生關聯；既不是去譴責，也不是無視於它們在其社會參與其中的無可置疑之現實情況，反之，我認為我們所能從這個迄今被忽視的層面所學習到的，實際上眞的可以增長我們閱讀這些作品之理解。

這裡讓我使用兩本著名且非常偉大的小說，稍微說明一下我心裡所想到的。狄更斯的《大希望》（Great Expectations, 1861）主要是一本有關自我妄想的小說，關於皮普想要成為一位紳士名流的終歸徒然之企圖，但他既不努力工作，也沒有扮演這種角色所需要的貴族般所得之來源。在他早年生活中幫助過的一位被判刑的囚犯，阿貝爾．馬格維奇，在被轉送到澳大利亞之後，馬格維奇以一大筆錢報答他的年輕恩人；因為受委託的律師在交付這筆錢時，什麼也沒說，皮普就說服自己相信一位年長的貴婦，哈維珊小姐，才是他的資助人。然後，當馬格維奇非法地再度現身於倫敦時，因為他身上的每件事情都散發著罪行和令人不悅的氣息，皮普並不歡迎他。然而結局的時候，皮普和馬格維奇、也和他自己的現實處境達成和解：最後，他認這位被四處搜尋、逮捕且生病垂危的馬格維奇為他的義父。雖然，馬格維奇事實上無法令人接受，他正從澳大利亞這個流放殖民地回來，該地是被設計做為英國罪犯徙置而不再遣返的新生地。皮普並不否定或拒絕他。
大部分的讀者，如果不是所有的，欣賞這部引人入勝的作品時，都將之置放在英國小說的宗主國歷史情境來看，而我則相信它應屬於比這種詮釋所容許的更具包容性且更有動態性的歷史之中。這個歷史已被放入比狄更斯更晚近的兩本小說——羅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的權威之作《致命的海岸》（The Fatal Shore）和保羅．卡特（Paul Carter）充滿炫人之冥想的《通往園藝灣之路》（The Road to Botany Bay）——揭發了有關於冥想與體驗澳洲的巨大歷史，這是一個像愛爾蘭一樣的「白人」殖民地，我們可以將馬格維奇和狄更斯置於那裡，不只是把他們當作在這部歷史中偶然湊巧提到的人而已，而是經由這部小說和經由更為古老的、更廣泛的英國和其海外疆域接觸的經驗，成為歷史的參與者。
澳洲在十八世紀末期主要是被建立為一個流放殖民地，如此英國可以將一批無可救藥、沒人想管的過剩之重刑犯，轉送到這片原來是由科克船長（Captain Cook）所探勘的地方，這也可以作為取代已失去之美洲的殖民地。追求利潤、建立帝國，以及休斯所稱的社會性之種族隔離政策（apartheid）整個加起來產生了現代澳洲，狄更斯首次對它發生興趣的時間是在一八四○年代（在《塊肉餘生錄》〔David Copperfield〕中，維金斯．米考伯快樂地移民到那裡），直到那個時代澳洲已頗有發展，算是有利可圖且形成某種「自由系統」，假如條件許可的話，勞工在那裡可自力更生，過著不錯的生活。然而，在馬格維奇的身上——

狄更斯在他轉運到終點時，湊合了幾條線索指出英國人對澳洲囚犯的看法。他們可能成功，但在真實的意義上，他們幾乎不可能回來了。他們可就技術上及法律上免除掉他們的罪名，但他們在那裡所受的痛苦將使他們被扭曲為永遠的外來者。然而，只要他們還居留於澳洲，他們還是可能獲得救贖的。

卡特探索他所謂的澳洲空間史供給我們此一相同經驗的另一版本。在此，探險家、囚犯、民族誌學家、投機客、士兵劃分了這片廣大和相對空曠的大陸，每一群人置身於一個論述之中，並排擠、取代或兼併其他論述。因此，《園藝灣》首先是一個有關旅行和發現的啓蒙論述，然後是一組旅行中的敘述者（包括科克），他們的言談、航海圖和意向累積成這些陌生的疆域，逐漸將之轉變成他們的「家園」。在邊沁式的空間組織（產生了墨爾本這個城市）和澳洲灌木林的顯然失序狀態之間的緊鄰在一起，正如卡特所顯示的，已變成社會空間之樂觀式的轉換，在一八四○年代產生了紳士們的極樂世界（Elysium）和勞動者的伊甸園。狄更斯為皮普所開創的，即成為了像馬格維奇這樣的「倫敦紳士」，大致等同於英國的仁政為澳洲所開創的展望，好像某一社會空間認可了另 一個一般。
但《大希望》並不像休斯或卡特一樣，在其寫作中有關注到本土澳洲人的觀點，它也未預設或預告了澳洲寫作的傳統，事實上也就是稍後包括了大衛．馬勞夫（David Malouf）、彼得．卡雷（Peter Carey）和派屈克．懷特（Patrick White）等人的文學作品。禁止馬格維奇返鄉不只是刑罰，也充滿了帝國的意味；臣民們可以被遣送到像澳洲這種地方，但他們不被允許「返回」宗主國的空間，正如所有狄更斯小說所證實的，這個空間細密地被宗主國政要所組成的階層制度所劃分、所宣示支持並加以設定。因此，一方面，像休斯和卡特這樣的詮釋者，在十九世紀英國寫作中，澳洲相對地薄弱的呈現之基礎上逐漸擴張，在二十世紀表現出獨立於英國的澳洲歷史之完滿性，並爭取到其嚴整性；然而，另一方面，對《大希望》正確的解讀必須注意到在馬格維奇的罪行可說是被赦免之後，也就是在皮普救贖式地承認他對這位年老、艱苦地振奮起來、充滿仇恨的囚犯負有債務之後，皮普自己崩潰了，而且以兩種顯然積極的方式重新振作起來。一位新皮普出 現了，不像舊皮普那樣滿載著過去的枷鎖，他以孩子的模樣被投以驚鴻一瞥，仍被稱作皮普；舊皮普現在和它童年的朋友赫伯特．帕契著手一項新的事業生涯，這次他不是一位懶散的紳士，而是成為在東方世界賣力工作的貿易商，這裡有英國其他殖民地提供了澳洲所不可能提供的某種常態性。
因此，甚至當狄更斯解決了澳洲的困境之際，另一個態度和指涉的結構出現且暗示英國透過貿易和旅行，和東方從事帝國式的交往。在他的做為殖民商人的新生涯中，皮普幾乎不算是特例的人物，既然幾乎所有狄更斯筆下的商人、剛愎自用的相關人士和令人恐懼的外來者，都有和帝國相當正常和穩定的關係。但只有在最近幾年，這些關係才被認為具詮釋上的重要性。一個新生代的學者和批評家——在某些情況下，他們是去殖民化之子，是其故鄉推展自由化的受益人（像性別、宗教和族群的弱勢群體）——在如此偉大的西方文學之文本中，看到了過去被認為是更次等的世界，住滿著次等的有色民族，被描繪成是張開雙手等著由許多魯賓遜式的人物來加以干涉模樣的地區和人民，對其有著持續的興趣。
直到十九世紀結束的時候，帝國不再只是在暗影下的形象，或僅只是以一位不受歡迎的逃犯之模樣體現出來而已，在像康拉德（Connd）、吉卜齡（Kipling）、紀德（Gide）和羅逖（Loti）這些作家的作品中是一關注的核心領域。康拉德的《諾斯托洛摩》（Nostromo, 1904）——我的第二個例子——場景位於一個中美洲共和國，獨立（不像他早期小說中的非洲和東亞殖民地的背景）但同時又因為其巨大的銀礦，仍被外來利益所支配。對一個當代的美洲人而言，這部作品最震撼人心的面向是康拉德的先見之明：他預告了拉丁美洲共和國的難以止息的動亂和「不當統治」的狀況（他引用玻利維亞的例子說：統治他們像艱苦地穿越海洋一樣），他以一種決斷性但又幾乎難以辨識的方式點出了北美洲對當地情況之特殊的影響模式。霍洛伊德這位舊金山的金融家力挺查理士．高爾德這位聖湯米礦場的所有人，前者警告他的被保護人說：做為投資者，「我們將不被捲入任何重大的困擾」。然而，

我們可以坐觀其變。當然，終有一天我們會進場，我們必得如此。但不要太匆忙。時間本身也必須要伺候於屬於上帝的整個宇宙中最偉大的國度之旁。我們將為每一件事情命名——工業、貿易、法律、新聞、藝術、政治和宗教，從合恩角（Cape Hom）橫掃到蘇利絲海峽（Surith's Sound），甚至超越之，假如有任何事物值得佔有的話。甚至北極我們也要抵達。然後，我們將有空暇可以奪下地球上邊緣之島嶼和大陸。不論這個世界喜歡與否，我們都要經營全球的事業。這個世界不得不如此——我猜想，我們也不得不如此。

自從冷戰結束後，美國政府所宣布的「新世界秩序」的許多修辭用語——具有強烈自誇自詡的味道、毫不掩飾的勝利姿態、對其重責大任之宣示——已經被記錄在康拉德筆下的霍洛伊德了：我們是世界第一、我們必得領導世界、我們代表自由與秩序等等。沒有美國人能免疫於此種感情的結構，但包含在康拉德的霍洛伊德和高爾德的畫像之中所蘊含的警告很少被反省到，既然權力的修辭被配置在一個帝國的場景時，一切就會輕易地產生一種仁慈的幻覺。然而，這種修辭法最可詛咒的特質是它過去不止一次地被使用（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接著在現代史時期以震耳欲聾般地被英國人、法國人、比利時人、日本人、俄羅斯人，和現在的美國人所經常不斷地反覆著。
然而，只是將康拉德的偉大作品解讀為是我們在二十世纪的拉丁美洲所看到的，包括：聯合水果公司、上校，解放武力和英國所資助的傭兵相互串聯的情景之一個早先的預言，則是不夠完整的。康拉德是西方人對第三世界觀點的先聲，我們仍可在一些差異性很大的小說家之作品，諸如：格拉翰．格林（Graham Greene）、奈波爾（V. S. Naipaul）和羅伯特．史東（Robert Stone）；在帝國主義理論家的著作。如：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以及專門提供非歐洲世界的材料给歐洲和北美的讀者去分析和判斷，或滿足其異國情調的品味之旅行作家、電影製片家和政策辯護專家的作品中，看到這種觀點。因為，假如康拉德確實反諷地看到了聖湯米銀礦場的英國和美國之所有人的帝國主義，將被自己的虛偽和不可能實現的野心導向毀滅，則下列事實也是真確的：康拉德本人寫作時，對非西方世界的西方式觀點是如此根深柢固，以致無視於其他民族的歷史、文化和靈感之啟發。康拉德所能看到的一切是全然由大西洋的西方世界所支配的一個世界，在其中對西方的每一次反對只不過肯定了西方邪惡的勢力。康拉德所不能看到的是對這個殘酷的套套邏輯之替代方案。他既不能了解印度、非洲和南美洲仍充滿生命力和文化，有其嚴整性。並非完全被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和改革者所控制，也不允許自己相信反帝國主義的獨立運動不全都是墮落腐敗，且由倫敦和華府的傀儡大師們所支付費用的。
這些在觀點上根本的局限和其角色與情節。同樣都是《諾斯托洛摩》的一部分。康拉德的小說體現相同之帝國主義家長式的傲慢。誠然他以高爾德和霍洛伊德的角色來嘲弄之。康拉德似乎說：「我們西方人將決定誰是一位好或壞的土著，因為所有的土著乃因我們的承認而具備充分的存在。我們創造他們，我們教他們說話和思考，當他們反叛時，只是肯定了我們將他們視為被他們的某些西方主宰所欺瞞的愚蠢小孩此一觀點。」這事實上是美國人對他們南方都居的感覺：獨立只是就我們所同意之獨立方式的範圍內，才可望給予他們。任何其他事情均不可接受，更壞的是，不必加以考慮的。
因而，一點也不弔詭，康拉德同時是反帝國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當無懼地且悲觀地提到海外支配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妄想的腐化時，他是先進的；當承認非洲或南美洲可能會有其獨立的歷史和文化，雖被帝國主義者激烈地擾亂，但最後他們終究是會被其歷史和文化所打敗時，他卻又深切地反動。然而，恐怕我們以支持的態度來思考康拉德，並視他為其時代產物的同時，我們會更加注意到最近華府和大部分西方決策者和知識份子的態度顯示並未比他的觀點進步多少。康拉德慮及隱藏在帝國主義之内心深處的慈善心腸實乃一無可取之處——他們的意圖包括這種想法：「使世界安定以支持民主政體」——而當美國政府試圖要遍及全球，特別在中東地區遂行其慾望時，它仍無能體認到康拉德的此一觀點。至少，康拉德有勇氣看到如此的計畫從未成功過——因為它們使計畫者陷於更多全能和誤導式的自滿之幻想當中（正如越南的情形），且因為這些計畫的極端本質，它們否決了證據。
假如閱讀《諾斯托洛摩》時留意到其驚人的強度和先天的局限，所有這些論點值得牢記在心。蘇拉寇的新興獨立國家在小說的結尾出現，它只是其所分離出來且在財富和重要性上被它取而代之的更大國家的一個較小、更緊密被控制和更不容忍異己的翻版而已。康拉德允許讀者視帝國主義為一個體系。生活在一個臣屬的經驗領域，乃是被支配者領域的虛構和愚行所銘印著。但反之也是眞的，正如在支配者社會中的經驗，乃是依賴於毫不批判地認定自己必須施予文明之使命（ la mission civilisatrice）的土著及其疆域。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當代文學評論經典
薩依德繼《東方主義》之後代表力作
殖民與被殖民，統治與隸屬，侵略與抵抗，西方帝國文化與反殖民文化，
虛構文學與真實世界之間的深層對話。
橫跨從小說、詩歌、歌劇至當代大眾媒體的文化生產之領域，
顯出帝國主義作為普遍的文化領域，充斥著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經濟、社會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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