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大思考: 四大課題九堂課 | 誠品線上

財富大思考: 四大課題九堂課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為現代人而寫的，實踐財富倫理的九堂課 從「大歷史」到「大思考」。對於財富倫理，作者曾經從縱剖面，宏觀地探索了歷史中的三條主要路線。如今他將其精華和成果，針對現時現地，從橫剖面展開了最完整而系統化的思考。 本書的綱要，首分為「四大核心課題」：財富的追求動機、財富的牟取之道、財富該如何使用，以及財富的分配正義。又進一步為貼近大眾的日常生活，而細分為可以更引發閱讀和思考興趣的「九堂課」。 它們分別是：為什麼我該積極致富？為什麼我該淡泊輕看？在商言商，有何不可？利益極大化，有錯嗎？儉樸節約是為了什麼？錢該花在哪裡最值得？雖然眼紅，卻很羨慕？可以既公平又繁榮嗎？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全書呈現出一種宏觀式的思考，幾乎觸及了財富倫理的每一個面向。同時將焦點由經典級大師們的宏偉之論，轉由作者「再建構」適合於現代情境的財富倫理。大師們的精彩以及智慧的結晶，經由作者的消化、融會和濃縮後，仍活生生地躍然在本書的字裡行間。而在大師的肩膀上，更增添作者吹奏跳舞般地詮釋和轉化。 過去大師們的思索和歷史積累，對於當下這個世代和處境，可以呈現出什麼意義和價值？又有怎樣的引申應用、啟發省思和方案倡議？本書可說是作者在整個財富倫理的浩大工程，邁向完成、劃下句點之作。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葉仁昌1957年出生於台灣澎湖。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退休教授，仍兼授中國政治思想史、財富與社會等課程。著有《大師眼中的金錢：財富的倫理》（立緒，2018）、《儒家與韋伯的五個對話》（聯經，2015）、《獨唱的男人：隨想手札》（橄欖，2005）、《儒家的階層秩序論：先秦原型的探討》（瑞興，1996）、《邁向台灣神學的建構》（校園，1992），《五四以後的反對基督教運動：中國政教關係的解析》（久大文化，1992），並曾於1990年獲得「中國政治學會」傑出博士論文獎。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前言 第一章 財富的追求動機 第１堂課 為什麼我該積極致富？ Ａ、階層、職務和身分上的需要 Ｂ、排除支配、擁有選擇的自由 Ｃ、實踐超越性價值的使命召喚 小結：合宜的動機對致富的重要 第２堂課 為什麼我該淡泊輕看 Ａ、降低道德人格上的墮落風險 Ｂ、減少真實自我的扭曲和迷失 Ｃ、陶冶性靈並磨練出剛毅勤奮 小結：淡泊輕看財富的雙重啟示 第二章 財富的牟取之道 第３堂課 在商言商，有何不可？ Ａ、價格手段的邪惡：重利盤剝 Ｂ、大轉折：對商業牟利的肯定 Ｃ、效益主義：對背德者的辯護 Ｄ、自利心的極大化：唯一之途 第４堂課 利益極大化，有錯嗎？ Ａ、最大效益？道德根本拿不掉 Ｂ、最大效益？互利共生的啟示 Ｃ、最大效益？帕雷托最優原則 Ｄ、最大效益？承認我們的無知 小結：自利心必須被規約和修正 第三章 財富該如何使用 第５堂課 儉樸節約是為了什麼？ Ａ、為了回歸真我和自由而節省 Ｂ、為了清心寡慾的快樂而節省 Ｃ、為了更多施捨和捐助而節省 第６堂課 錢該花在哪裡最值得？ Ａ、為了角色扮演的必要而花錢 Ｂ、為了邁向自我完善化而花錢 Ｃ、為了實踐超越性價值而花錢 小結：讓錢財的使用被賦予意義 第四章 財富的分配正義 第７堂課 雖然眼紅、卻很羨慕？ Ａ、均平：相對剝奪感下的訴求 Ｂ、都變窮了！均平主義的悲劇 Ｃ、皮凱提的真相：海耶克觀點 Ｄ、差異：相對優越感下的訴求 Ｅ、差異化下的驕傲女神：美國 Ｆ、賺多少？分配的比例更重要 第８堂課 可以既公平又繁榮嗎？ Ａ、原則一：理性而專業的分工 Ｂ、原則二：差異化的報酬分配 Ｃ、原則三：對上層社會的節制 Ｄ、原則四：對社會底層的照顧 第９堂課 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Ａ、從愛的分享使命到分配正義 Ｂ、資源用在刀口上：只救窮人 Ｃ、左派之路：福利國家的歧途 Ｄ、向市場化妥協？窮人是例外 Ｅ、誰救的窮人最多？右派之路 Ｆ、經濟成長不是窮人的萬靈丹 小結：中庸式、有節制的不平等 尾聲 參考書目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扎根於大師的經典，「再建構」現時此地的財富倫理：
從「大歷史」到「大思考」。
對於財富倫理，作者曾經從縱剖面，宏觀地探索了歷史中的三條主要路線。
如今他將其精華和成果，針對現時此地，從橫剖面展開了最完整而系統化的思考：
財富的追求動機、財富的牟取之道、財富該如何使用、財富的分配正義。

試閱文字

自序 : 【自序】
前言

二○一八年秋，筆者曾浩浩蕩蕩以三十萬字的規模，就三十位以上大師的財富觀，出版了《大師眼中的金錢：財富的倫理》一書（台北，立緒文化，共四八八頁）。出乎意料地，那樣一本頗為厚重又有濃濃的哲學味、而且作者還不是老外的作品，竟然書友們的反應不錯。當年底，筆者還入圍了「誠品職人大賞：二○一八年度最期待的作家」名單。二○一九年一月下旬，知名的評論家楊照，更在他所主持的廣播節目《楊照談書》裡，以兩集的時間特別予以推介。

不過回顧起來，那本書僅是奠基之作，還未完整體現筆者的寫作構想。它簡單的初心，只是想讓自己對財富倫理的探討，扎根在大師們的經典上，而拒絕表現為心靈雞湯式的隨筆小品。畢竟，後者的情況在市面上已經太氾濫了。至於在整本書的論述鋪陳上，當時，筆者先是詳盡探索了歷史中財富倫理的三條路線，接著，在扼要歸結出財富倫理的四大核心課題後，全書就收筆結尾了。

然而進一步地，那三條路線以及四大核心課題，它們在現代社會中的意義和價值是什麼呢？對於當今的人們，又可以有怎樣的引申應用、啟發省思或是方案倡議呢？很遺憾，如此重要又是筆者心繫已久的大哉問，在該書裡只有輕描淡寫的零星論述。因為一來，高達三十萬字的篇幅在出版上已達於極限；二來，其性質和主軸也有所不同。故而，當時就決定了要分開來處理，另行撰寫如今呈現在各位讀者面前的這一部著作。
歷經了將近兩年的撰寫，改了又改，現在終於出來見人了。

為了凸顯本書的主旨和定位，在此，請容許筆者覆述，在舊作中已經揭露的三大建構工程構想，也就是從一開始的整個寫作規劃。筆者的企圖心，首先著眼的是「歷史脈絡的大探索」，即對於財富倫理在歷史中的發展，予以爬梳歸類、並區分辨別出不同的路線。其次則是「對論述的思辨分析」，即對於其中各家的觀點和論證，呈現出清晰明瞭的哲學性解剖。

而就在這兩重寫作工程的基礎上，最後一部曲，當然是得回到「現時此地」（here & now）。試問，過去大師們的思索和歷史積累，對於當下這個世代和處境，可以呈現出什麼意義和價值？又有怎樣的引申應用、啟發省思和方案倡議？對筆者來說，如此的寫作發展，不僅是再自然不過了，更重要地，這樣才終於讓整個財富倫理的浩大工程，邁向完成、劃下句點。

明顯地，在此一終末的樂章、即本新作中，焦點不再是那些經典級大師們的宏偉之論了，而是換由筆者粉墨登場，來「再建構」適合於現代情境的財富倫理。

當然，大師們的精彩以及智慧的結晶，在經由筆者的消化、融會和濃縮後，仍活生生地躍然在本書的字裡行間。只不過在他們的肩膀上，會更多看到筆者吹奏跳舞般地加以詮釋和轉化。有時是穿針引線、有時則是借題發揮。說句玩笑話，在前一本書中與那些大師朝夕相處、對話綿綿後，他們對筆者已經像是陰魂不散了。

上述所析論的，正就是本書的主旨和定位。那接下來，具體的撰寫綱要呢？筆者必須提醒，這可不能依憑撰述者的偏好而天馬行空、任意構思的。它得有所「本」。

就有如房屋的骨架，必須是地基的連結延伸。同樣地，本書的大綱，也是以舊作為地基的連結延伸。具體來說，筆者在舊作裡，從三條路線的探索所歸結出的四大核心課題，正鋪陳出了這本新書的架構。以此而言，舊作中整個對大師們的論證，已經為此一架構的適切性，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其中：
—— 財富的追求動機，這構成了本書的第一章。它指的是吾人在動機上，對於致富是該淡泊輕看呢？抑或是積極進取？是看財富如浮雲、甚至追求放空的清貧極簡呢？還是該抱持著對致富的渴望、某種使命和雄心？
—— 財富的牟取之道，這構成了本書的第二章。它指的當然並非致富的方法或技巧問題，而是吾人在賺錢的手段和方式上，黑不黑心、正不正義的倫理爭議。尤其，在自利性經濟行為被高度肯定的今天，合宜的原則為何呢？
—— 財富該如何使用，這構成了本書的第三章。它指的是在倫理意涵上，吾人該以財富去換取什麼樣的其他價值，人生才更有價值？而所抱持的原則，是該儉樸節約呢？抑或是慷慨大方？其中的理由又是什麼？
—— 財富的分配正義，這構成了本書的第四章。它指的是各種所得和賦稅，在不同的角色、付出和成果之間，該依據什麼標準來分配，才符合公平或合理？而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又該如何取捨或折衝呢？

回顧筆者的舊作，這四大核心課題原本是以不同的成分、比例和樣貌，散見在不同大師的論述裡。但由於它們再三地交錯重疊，突出為醒目的匯集點，筆者才會在結論的篇章中做出上述的歸納。無疑地，財富倫理長久以來最引致爭議的癥結，幾乎都在這四大核心課題了。也因此，它們非常適合用來作為本書的探討架構。

進一步地，既然本書以應用和落實於「現時此地」為主旨，而為了能貼近社會大眾的日常生活，於是，筆者又將上述的四大核心課題加以細分，結構成了可以更引發閱讀和思考興趣的所謂「九堂課」。

首先，針對財富的追求動機，筆者細分出了第一、二堂課。即「為什麼我該積極致富？」以及「為什麼我該淡泊輕看？」明顯地，這兩個似乎背道而馳的子題，都是屬於動機層次的提問，它們呈現出在追求財富上兩種基本的差異。

經由前者，筆者要探索的是，發財慾經常有如性飢渴，而它只是出於經濟衝動、完全不需要理由嗎？試問，一種真正的財富熱情，應該有哪些合宜的動機？至於後者則是申言，在積極致富之外，吾人其實可以有一種超越，認知貪婪和財富的風險，以及匱乏所具有的正面意義；從而去追求某種程度的放空、或極簡地擁有。

其次，針對財富的牟取之道，則可以細分出第三、四堂課。即「在商言商，有何不可？」以及「利益極大化，有錯嗎？」很清楚地，這兩個子題所凸顯的，正是人們在追逐財富之際，手段上賴以合理化的兩種典型辯護。

透過前者，筆者企圖說明，對於商業牟利及其慣常的追逐和鑽營手法，何以竟從傳統上的鄙視排斥，發展到對「背德者」的辯護呢？到底這一頁歷史是怎麼走過來的？至於後者，筆者則針對資本主義最核心的牟利立場——利益的極大化，提出一種「既肯定又否定」的修正式批判。

再來，財富該如何使用呢？對此，筆者進一步細分出了第五、六堂課。即「儉樸節約是為了什麼？」以及「錢該花在哪裡最值得？」前者討論的是節省的哲學。經常，儉樸節約只是出於一種捨不得花錢的性格習慣、或缺乏安全感下的儲蓄衝動，而試問，倘若其在倫理上要有可資辯護的真正理由，則應該為何呢？

至於後者，表述的則是花錢的哲學。在此一篇章裡，筆者力言，花錢不應只定位在經濟上需不需要、買不買得起。它毋寧是自我意義的賦予和表達。花錢因而該有其合宜的目標，並且在花錢的背後，歷經一番價值哲學的思辨和選擇過程。

最後，關於財富的分配正義，筆者則細分出了三堂課。其一，是「雖然眼紅，卻很羨慕？」這樣的弔詭，正指出了一個關鍵原因，何以分配問題總擺不平。簡單來說，就是社會普遍存在著兩種互相矛盾的心理：我們嫉妒肥貓，卻從不反對自己成為肥貓。人性的本質總呈現為既深怕矮人一截、又渴望高人一等。
那面對這兩股「必然而又衝突」的人性力量，該怎麼辦呢？

此即第八堂課所要探討的課題，也就是「可以既公平又繁榮嗎？」無疑地，這是兼容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理想目標。但它能夠實現嗎？為此，筆者建構了一個內含四大原則的芻議方案，企圖揉和前述兩種互相矛盾的心理，同時又能緩解各自所帶來的弊病，以實踐一種能夠邁向進步富裕的分配。

至於結尾的一堂課，則回歸到一個最基本的挑戰，即「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筆者在此篇章中指出，照顧窮人和弱勢者，為財富分配最不可或缺、最前提性的使命。分配問題不能淪為只是在追求公平，而窮人和弱勢者卻悲慘依舊。進一步地，在左派之路與右派之路的爭論中，到底該訂立出哪些基本的方向和原則，才可以真正改善窮人和弱勢者的命運呢？

臚列起來，這九堂課分別是：

第一堂課：為什麼我該積極致富？
第二堂課：為什麼我該淡泊輕看？
第三堂課：在商言商，有何不可？
第四堂課：利益極大化，有錯嗎？
第五堂課：儉樸節約是為了什麼？
第六堂課：錢該花在哪裡最值得？
第七堂課：雖然眼紅，卻很羨慕？
第八堂課：可以既公平又繁榮嗎？
第九堂課：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上述所勾勒出來的整個寫作工程，明顯地，呈現出了一種宏觀式的系統化思考。它們很完整，幾乎觸及了財富倫理的每一個面向；包括有追求動機的取捨和思辨、牟利手段的爭議和規範，財富在使用上的價值哲學，乃至於分配正義的解析和實踐。而這就是為什麼本書會取名為「財富大思考」。

反觀坊間大部分的相關著作，則往往只有片面的主題，甚至呈現為零散式的個人感想。其中最常見的是，強調有錢人的思維、理財的技巧和習慣，還有就是老生常談地告訴你一些有關財富的格言和警語。概括來說，既缺乏哲學深度的論證，對於財富倫理的建構，也無系統化和完整可言。

緣此，筆者可以大膽地說，倘若能按照本書的整個工程藍圖，來對財富倫理提出一種在「現時此地」下的引申應用、啟發省思或方案倡議，其所收穫的寫作成果，對於現代人的啟迪，應該是最扎實、深刻和全面的。

當然，無論是舊作抑或本書，筆者一貫不變的提問還是那番老調，即質問為什麼要有錢？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面對金錢，除了發財夢之外，吾人該有怎樣的價值思辨和選擇、該有怎樣的倫理？

只是在這一部新作裡，老調新唱了。之前的舊作所探索的標靶，是歷史中經典級的大師們，預設的讀者群為喜好深思的社會菁英。如今，則是由筆者在消化、融會和濃縮大師們的論述之後，提出現代情境下可以日常實用的個人見解，預設的讀者群很自然地改為社會大眾。

為此，筆者在寫作心境上走入了更大的通俗化壓力，深怕預設的讀者群對本書的論述食不下嚥。因而，除了多加引用現代學者的看法外，在寫作風格上沒選擇餘地，只能淺顯、再淺顯，並儘可能多舉一些例證和小故事予以生活化。

但儘管在新舊作之間有上述的差異，筆者仍必須強調，在它們彼此之間，是既獨立分離、又互相連結呼應的。期待這兩本書的結合，能為整個財富倫理的探索，帶出一次「立足過去、而看向遠處」（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的跳躍。

毫無疑問地，大師們的經典一直是筆者的最愛，但心中更希冀的，毋寧是有如拉起姻緣紅線那樣，將財富倫理的歷史脈絡和思辨分析加以延伸，搭起一座通往現代社會的橋樑。它一方面企圖為大師們的古老論述，賦予現代的實用意涵；另一方面，也指望現代人在面對財富的若干核心課題時，能夠有歷史智慧的傳承和光耀，而不是日愈深陷庸俗化的窠臼。

整個來說，舊作呈現的是縱剖面的「大歷史」，它藉由對大師們的思辨分析，宏觀地探索了兩千多年來財富倫理的三條主要路線。而新作呢？則是將其中的精華和成果，針對現時此地，從橫剖面展開了一種系統化而完整的「大思考」。從「大歷史」走到「大思考」，這既表現了本書的延續性，更也是本書與眾不同的特色所在。以下，就讓我們開始這樣一個有價值的工程吧！

試閱文字

內文 : 【內文試閱】
第９堂課
貧窮問題該如何解決？

首先，筆者要強調，照顧窮人和弱勢者，是財富分配的基本使命。事實上，在人類歷史中，財富分配之所以會浮上檯面、形成議題，主要就是為了他們。而如今，倘若談論財富的分配，照顧窮人和弱勢者卻不是最優先、最核心的課題，反而聚焦在如何剝削有錢人、追求均平或全民福利政策，這其實已經發生偏差。
很遺憾，這就是今天的普遍情形。很多人更熱中於宣洩自己的忌妒和平均化欲望，遠遠超過對窮人和弱勢者的關切。他們要打肥貓、要反全球化、要佔領華爾街，卻沒有幾個人真正費心去瞭解和推動貧窮問題的解決。
許多人其實很害怕，或許哪一天自己也會淪為窮人和弱勢者。而很自然地，這樣一種排拒心理，導致窮人和弱勢者通常不會出現在他們的視線框架裡。也就是說，對陷入貧窮的恐懼，反而讓他們對與貧窮有關的人事物，都避而遠之。
然而筆者要在此呼籲，所有訴求財富的重分配、以及滿口公平正義的人們，請好好來關心並投入貧窮問題的解決。甚至，如果不優先聚焦於照顧窮人和弱勢者，則談論財富的分配課題，毋寧是十足虛偽和自私的。
回顧財富倫理的歷史，許多大師最為關心、也再三指陳的，正就是屢見不鮮、揮之不去的貧窮問題。主張共產和均平的是如此，肯定私產和小康的也同樣是如此，而即使是若干倡言邁向資本主義無限利潤心者，也將貧窮當作是必須面對的重大課題。
箇中的原因，或許是巷弄街坊中總充斥著貧窮的景象、甚至有不少乞食者向他們伸手。而對於此一最實際、又近在眼前的問題，大師們自然得去面對。只是此一課題該怎麼去解決，反思過去的歷史經驗，答案並不單純。
首先，它從最初的「愛的分享使命」，轉變為由國家執行的「分配正義」；接著，隨民主化而扭曲失焦，擴大發展為追求全民受惠的福利國家。此外，它還牽涉到許多難決的爭議，譬如，濟貧是否會導致勞動怠惰？又是否會破壞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
而最值得探究的是，對於解決貧窮問題，追求經濟成長的右派之路貢獻比較大呢？或者，更直接而有效的，是訴求公平正義和福利國家的左派之路？在以下的篇幅，也就是本書的最後一堂課中，筆者將一一予以陳述說明。

Ａ、從愛的分享使命到分配正義

無庸置疑地，英國濟貧稅的出現是一個里程碑。原本在十七世紀之前，對於窮人的救助，幾乎唯一之途就是富人自願的施捨分享。特別是在基督教的文化傳統裡，當他們談到該如何使用財富時，少有例外地，都強烈指向對窮人的照顧；甚至，控訴那些拒絕施捨分享者為偷竊。這一點我們已經在第五堂課中討論過，無需再贅述。
然而，當來到一六○一年，英國伊麗莎白女王（Elizabeth I）頒布了第一部濟貧法，開始出現重要的轉折。在此之前，對於窮人的救助，主要由教會、修道院以及諸多信徒們，秉持著「愛的分享使命」來予以實踐。此後，它則開始成為國家的一項職責，並為此而開徵了濟貧稅。
從財富倫理的角度來看，其中所具有的意義是劃時代的。
簡單來說，救助窮人不再依賴自願性質的愛心分享了。如今，不管你在情感上有沒有愛心、或願不願意分享，反正你都得繳交這樣一筆象徵著互助責任、甚至意涵著正義的稅捐，由國家官吏或代理者以「不涉情感地」（impersonal）超然態度，來「重分配」給窮人和弱勢者。
爾後，這樣的改變愈演愈烈。來到了十九、乃至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陣營，此一分配正義的呼聲和正當性，已經響徹雲霄、如日中天，徹底凌駕在基督教那種「愛的分享使命」之上。
當然，這兩者的差異非常大。從社會主義陣營來看，窮人所獲得的補貼或福利，不再是富人出於愛心的慷慨和善意，而是富人該從剝削中吐出來、並還給窮人的正義。換言之，它與憐憫和同情無關，唯獨關乎公平和生存權利。
對此，社會的回應是正反兩面都有。譬如，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普魯東，就基於對自由的絕對信念，抨擊英國的濟貧稅為一種暴政。因為，

當宗教告誡我們要幫助我們的弟兄時，它規定的是一種慈善的戒律，而不是一個立法的原則。

而既然只是一種道德義務，即使是為了窮人的飢餓，都不允許「成為一種可以強加於我的政治負擔」。（Proudhon 著，1982: 74）
但從相反的角度來看，這種由國家來執行的強制性重分配，對於嘉惠窮人或減少貧窮，顯然比起過去有更好的效果。畢竟富人的慷慨和善意，是時有時無的，並不穩定。樂善好施的富人也往往只是少數，所捐獻出來的總體金額更可能不夠多。而國家機器以其龐大的支配力，普遍地課以一定比例的稅捐，所積累的濟貧基金和可能成效，都遠非富人的愛心分享可比擬。
可笑的是，美國前總統小布希（Bush Junior, George Walker Bush）和不少支持新自由主義的人士，竟然都曾極力主張，對於窮人和弱勢者的濟助，應從國家手中改由宗教或慈善團體來承擔。這真是看不見歷史的教訓、大開歷史的倒車。宗教或慈善團體所能募得的款項，對於照顧窮人和弱勢者，不僅很不穩定，還恐怕是杯水車薪。

史賓漢蘭制下的勞動怠惰以及扭曲

不過，吾人倒也必須承認，課徵濟貧稅之舉，隨著成效和規模的擴大，問題也跟著滋生。常見的批評是，廣泛的徵收和龐大的資金管理，能否廉潔而有效率？並且，即使其廉潔和效率達於一定水準，濟貧法本身的不同設計，也往往會導致不同的副作用，這一點毋寧更飽受爭議。
譬如在一六六二年，英國查理二世（Charles II）對濟貧法的修改，確認了貧民的認定方式，就遭致亞當斯密的批評，說它「妨礙勞動的自由移動」，使得貧民無法遷移到缺工地區，以賺取較高的工資。而這等於是宣告了他們永遠無法改善生活水平，只能繼續忍受本地的微薄工資（Smith 著，2009：107-109）。
一七九五年，英國逐步實施的「史賓漢蘭」（Speenhamland）制，則引發了更大的爭議。它根據麵包價格的漲跌以及妻小的人數，來決定每個人每週可享有多少最低所得。不管你有無工作、又已有多少收入，只要未達此一最低所得，就由教區給予補足。
這是巨大的轉變，開創了前所未見的先河。
原本，自伊麗莎白版本的濟貧法以來，只有無工作者才可以得到救濟；其餘的貧民則強制勞動，無論你的工資有多少。這高度體現了當時的禁慾主義新教倫理。他們要求將一切光陰都全力投入各個人的世俗職業，並為此辛勤劬勞；同時，還將勞動推崇為一種特別有效的禁慾途徑。
他們更由此而反過來認定，貧窮正就是懶惰的結果；或者說，是缺乏禁慾主義的品性所致，有了錢就會亂花。以此而言，窮人其實是咎由自取。並且，救濟窮人的最好方法，是強制地送去習藝訓練所，培養工作能力，絕非直接給他們錢財和食物。
但如今在「史賓漢蘭」制下，只要既有的收入低於補貼標準，即使已經有了工作，仍可以獲得救濟。這隱含了一個很糟糕的問題，即對那些下層階級而言，無論工作或不工作，反正經過補貼之後，最終所得都是一樣的。因為在鄉間，工資一向很少高於補貼標準。
難怪馬爾薩斯和李嘉圖要大肆批評，聲稱濟貧法鼓勵了勞動怠惰、讓窮人喪失了自食其力的動機。持平而論，這樣的批評是有道理的，因為在「史賓漢蘭」制下，情況確實是如此。
雖然人道主義者稱讚此一慈善措施，說它既肯定了每個人的生存權利，又挽救了當時的社會危機。但就長遠而言，其後果是可怕的。因為濟貧的基金是一個無底洞；而原本不是貧民的，也由於勞動怠惰逐漸變為貧民。
並且，不只是勞動怠惰，僱主也因而可以用極低的工資，就能雇得工人。對此，工人自己並不在乎，即使大不了辭職也無所謂；反正教區會補貼不足的金額。換言之，整個勞動市場的價格機制，已經被扭曲破壞。
史學家博蘭尼（Karl Polanyi）因而指出，「史賓漢蘭」制將資本主義所依賴的、那一套帶有市場機能的工資制度，幾乎徹底摧毀。直到一八三四年被廢除為止，它阻礙了勞動市場化將近四十年（Polanyi 著，1989: 160-161）。
歸結而言，對於嘉惠弱勢者或減少貧窮，從「愛的分享使命」發展到改由國家來執行的「分配正義」，固然有其可肯定的一面。因為，國家機器以其龐大的稽徵和支配力，所可積累的濟貧基金、以及對工資和勞動的保障成效，都遠非富人的愛心分享可比擬。
但另一方面，不可忽略的是，隨著其成效和規模的擴大，卻往往同時帶來勞動怠惰，也阻礙了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此外，它當然更引致了一個狀況，即國家財政的龐大壓力，以及人民在稅負上的沉重負擔。
這些負面的情形和狀況，對於透過經濟成長來改善貧窮，可想而知地，會帶來極端不利的影響。而由此也引申了一個重大課題，即福利濟助以及工資和勞動的保障，該如何與經濟成長之間維持平衡，才能真正嘉惠弱勢者或減少貧窮呢？

阵 濟貧法是一個里程碑，它其實與憐憫和同情無關，唯獨關乎公平和生存權利。
阵 即使是為了窮人的飢餓，都不允許成為一種強加於我的政治負擔。
阵 救濟窮人的最好方法，是強制送去習藝訓練所，而不是給他們錢財和食物。
阵 濟貧法鼓勵了勞動怠惰，也阻礙了工資和勞動條件的市場化。


Ｂ、資源用在刀口上：只救窮人

對於上述所謂的「重大課題」，學者相關的討論和答案當然不少。但在此，筆者要極力強調的一點是，國家必須限縮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保障的規模，將所提供的濟助，僅僅侷限在對窮人和弱勢者的必要措施上。
很遺憾，譬如在歐洲許多福利國家的發展，由於講求普遍公平的權利意識高漲，政客更為選票而頻頻「牛肉」大放送，以致福利政策及工資和勞動保障，幾乎變成了全民共享的樂事。偶爾，會在某些政策上加一個裝飾門面的排富條款，但仍無礙於龐大的中產階級也成為政策的受惠者。
這些國家經常搞到一個地步，不只免費的教育、醫療和照顧，完善的工資和勞動保障、失業救助，甚至有些國家，當你新搬遷到一個城市時，地方政府因考量你人生地不熟，會給付你一個月的計程車費。母親照顧小孩累了，國家可以提供免費的保母，讓你去休閒度假。還有，強制僱主讓員工每天午休三小時。時下，還在熱騰騰地推動實驗「無條件基本收入」（UBI）制。諸如此類的福利措施和各式各樣的保障太多了，各國有所不同，不勝枚舉。
它們固然體現了一種「人權」，但即使加上排富條款，仍都沒有將有限的資源用在刀口上，並帶來許多副作用。
儘管一九八○年代以後，要求縮減福利開支的新自由主義也在歐洲不斷擴張，但相對於美國和新興市場，歐洲仍是左派均平主義論述以及社會主義實踐的聖土。一種視為基本人權、由全民共享的福利國家理想，在這裡依舊根深柢固。
然而，這些國家都忽略了一個重大原則，即沈恩所指陳的，在私有制下的市場經濟裡，「社會保障，是對於市場交換和生產過程的補充。」（Sen 著，2001b: 12）它的主要對象，應該就只是針對窮人和弱勢者。
在這裡，社會保障既然被定位只是「補充」，怎麼可以將市場機制破壞殆盡、並擴張為社會的一個大主軸或由全民受惠樂享呢？隨著歐洲許多國家的經濟衰退，以及人口紅利長期性的萎縮，其福利政策的龐大支出，已經愈來愈難以支撐。
筆者記得兩次在旅遊義大利時，導遊曾講了一個笑話，說假如有五個義大利工人，其中會有一個請假、一個罷工、一個在聊天、只有兩個在工作。這雖然是個帶有誇張性的笑話，但多少傳達了一些社會觀感。而西班牙、希臘、葡萄牙、甚至法國，在此一方面其實也不遑多讓。整個社會的氛圍，就是經常性的罷工，閒散、緩慢、沒效率，追求享受和長時間的休假。
直到二○一○年的歐債風暴才向全世界揭露出，原來這許多國家如此悠閒美好的人生，在愛琴海旁邊看夕陽、喝咖啡，在卡布里島度假、休閒，在巴黎品酒、美食，是以鉅額的外債、年輕人的高失業率，以及停滯的經濟競爭力為代價的。
長久以來，這些國家就一直深陷泥沼，沉痾難起。最嚴重的當然是希臘。根據官方於二○一五年八月公布的資料，即使在國際貨幣基金（IMF）和歐盟的大力紓困下，全國失業率仍高達百分之二十三‧五；而十五至二十四歲的青年失業率更是驚人，來到百分之五十‧三。至於極端貧窮人口，則從風暴前的百分之二點二飆升到百分之十五。另有一個獨立的研究機構估計，二○一八年時，希臘生活在貧窮線以下的人口達到十六萬人。除了希臘，西班牙則勇奪后座，長期以來，全國失業率達百分之二十，青年失業率同樣來到百分之五十。義大利的青年失業率將近百分之四十，但國債卻居歐盟之冠，達到GDP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六。法國的全國失業率在百分之十以上，至於青年失業率，則在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三十之間。
近來，隨著全球景氣復甦，這些國家的情況稍有好轉。但問題是，結構性的病灶並沒有被妥善治療。當景氣循環再度向下反轉時，恐怕還要再次受到摧殘。

歐洲青年失業率所具有的指標意義

在所有的相關數據中，青年失業率非常具有指標意義。它高度反映了企業對未來的信心、經濟榮枯的最新景況，以及勞動法規的社會效應。而在這些國家裡，青年失業率高到如此近乎恐怖的狀態，大概有三個原因：
其一，從根本上來說，是許多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或因歐洲經常性的罷工、勞動怠惰，以及嚇死人的福利負擔和高工資而導致外移。這一切當然帶來經濟衰退，產業和員額編制同時也不斷萎縮。結果是既無需要、也無能力增聘年輕人成為企業新血。
其二，既然如此，那淘汰掉老員工來換取年輕的新血，如何？很遺憾地，在強大工會的壓力以及職業保障法下，要解雇員工是困難重重。此外，最低工資法以及必須繳納的社會保險金，則促使了企業極端不願意聘雇新員工，因為聘雇的成本很高。而如果非聘雇不可，也總優先進用那些有經驗和較高生產效率的中壯年人。至於菜鳥年輕人，則通常是第一個被拒絕的求職者。
其三，優厚的社會福利，其實也降低了積極就業的勞動意願。尤其是年輕人，他們通常沒有家累、也無房貸壓力。所以工作慢慢找，不滿意也毋須遷就，反正日子可以過，人生還很長。對於這一切的惡果，固然不能都歸咎於過度擴張的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的過度保障。事實上，也並非所有這樣做的國家，都會淪落到如此地步。譬如德國、瑞士、荷蘭、奧地利，以及北歐國家，由於具有濃厚的新教工作倫理和儉樸禁慾的傳統，情況就好很多。
然而，即使會受到許多其他因素的影響，筆者還是必須指出，如果將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保障，僅僅侷限於對窮人和弱勢者的必要救助，情況絕對會大幅改善。
在這一點上，羅爾斯也曾同樣指出，對於分配的正義，若追求以「最低限度社會保障」為目標，會來得比用「最低工資標準」之類的方法更有效。這真是一個具有突破性的見解。
社會主義的那一套，在歐洲的問題是過於強勢。許多專職工人的待遇其實不錯，但工會仍鍥而不捨地抗爭，要求持續性地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加大勞動保障。而國家在此一過程中，則通常為了選票，站在人數廣大的勞方這一邊。
奇怪的是，面臨這麼多困境，歐洲人醒悟的並不多。不僅繼續熱中於那一套全民樂享的福利政策、以及工資和勞動的高標保障，甚至，還將青年失業率歸咎於新自由主義下的經濟不公，進而要求國家更多的救濟和保障。
反正一切都是資本家、肥貓、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錯！
羅爾斯的看法則與此背道而馳。他要求一切的社會保障必須回歸到最低標準。他非常經典地指出，正義原則是否得到滿足，

取決於社會地位最低的人的總收入……是否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他們的長遠期望。（Rawls著，2003: 256）

這就是說，只要窮人和弱勢者獲得了最大而長遠的好處，所謂的正義原則，在某種程度上就已經得到了滿足。很遺憾，經濟上的左派大軍，老是要搞那一套全民樂享的社會保障，而且，非如此就好像不公不義，這其實是走過頭了。

阵 對窮人和弱勢者的照顧已變相擴張，扭曲為由全民共享的福利國家理想。
阵 社會保障只是對市場交換和生產過程的「補充」。
阵 與其追求「最低工資標準」，不如追求「最低限度社會保障」。
阵 只要窮人和弱勢者獲得最大而長遠的好處，正義原則就已經得到了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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