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溫與哪吒城: 北京建城的傳說 (修訂2版) | 誠品線上

劉伯溫與哪吒城: 北京建城的傳說 (修訂2版)

作者 陳學霖
出版社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商品描述 劉伯溫與哪吒城: 北京建城的傳說 (修訂2版):,皇朝都城的歷史,如何穿鑿英雄、賢相的傳奇生平?民間耳語的故事,如何附會一座城市的興建始末?從北京建城傳說,認識傳統中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皇朝都城的歷史,如何穿鑿英雄、賢相的傳奇生平? 民間耳語的故事,如何附會一座城市的興建始末? 從北京建城傳說,認識傳統中國社會樣貌與百姓心理 北京城,一座千年建置的古老都城,同時也是明清以來的帝王之都,自建城以來便開始流傳著各種離奇荒誕的故事,像是有人說北京城的設計,與明初神機妙算的軍師劉伯溫有關?哪吒大神還曾經降落凡間,指示劉伯溫建城時可「照著我畫」? 這些看似詭奇的情節,透過作者的史料驗證,為您一步步抽絲剝繭,不僅釐清傳說的來龍去脈,還能從中剖悉政治與社會的互相影響,及人們的思維方式與生活樣貌。 本書結合民間故事與可信史料,既為歷史與民俗研究另闢蹊徑,亦提供大眾一部奇趣的通俗歷史讀物,附錄更有許多一手的民間傳說故事以及珍貴圖片,帶您一探北京城鮮為人知的奇幻祕密!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陳學霖-著陳學霖(1938~2011)出生於香港。香港大學文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專攻宋金元明史。曾任紐西蘭奧克蘭大學歷史系高級講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明代名人傳」編纂研究員、澳洲國立大學遠東史系研究員、臺灣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美國華盛頓大學傑克遜國際研究學院及歷史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學講座教授。著有《宋史論集》、《宋明史論叢》、《金宋史論叢》和《明初的人物、史事與傳說》等專著。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二版說明 柳 序 緣起──自序 補 記 前 言 北京城建置的沿革 一、 從薊城到幽州城 二、 遼金的燕京城 三、 元代的大都城 四、 明代的北京城 五、 清代的北京城 元代大都城建造的傳說 一、 劉秉忠建大都城的傳說 二、 「那吒城」傳說溯源 三、 那吒傳說對北京城的影響 明代北京城建造的傳說 一、 「哪吒城」傳說的源流 二、 劉伯溫的勳業與傳說 三、 「哪吒城」傳說的剖析 餘 論 附錄:資料篇

商品規格

書名 / 劉伯溫與哪吒城: 北京建城的傳說 (修訂2版)
作者 / 陳學霖
簡介 / 劉伯溫與哪吒城: 北京建城的傳說 (修訂2版):,皇朝都城的歷史,如何穿鑿英雄、賢相的傳奇生平?民間耳語的故事,如何附會一座城市的興建始末?從北京建城傳說,認識傳統中
出版社 /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ISBN13 / 9789571933412
ISBN10 / 9571933414
EAN / 9789571933412
誠品26碼 / 2682337459003
頁數 / 352
注音版 /
裝訂 / P:平裝
語言 / 1:中文 繁體
尺寸 / 21X15X1.9CM
級別 / N:無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從北京建城傳說,認識傳統中國社會樣貌與百姓心理

本書結合民間故事與可信史料,既為歷史與民俗研究另闢蹊徑,亦提供大眾一部奇趣的通俗歷史讀物,附錄更有許多一手的民間傳說故事以及珍貴圖片,帶您一探北京城鮮為人知的奇幻祕密!

試閱文字

導讀 : 二版說明
本書作者陳學霖教授為知名美籍華裔歷史學家,對宋、金、元、明史事均有所論,學術成就備受中外學者推崇。陳教授撰寫《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一書,動機源起於民初以來北京人流傳著一個神怪荒誕的故事:據說北京城是劉伯溫與姚廣孝競賽,依照哪吒太子的模樣畫圖建造的!為了解開這個謎團,陳教授長期投入對北京城建置的研究,並輔以實地踏查,期望能釐清這個故事的來龍去脈。
全書以學術專著的規格詳細論證,用字遣詞樸實流暢,不時穿插徵引民間傳說故事,使通篇內容精采生動,實為一本兼具故事性、趣味性及知識性的通俗作品,也為歷史與民俗研究另闢蹊徑。
此次再版,編輯部除校正內容務求精確外,並重新繪製圖表、設計版面,且於書末附錄附上作者蒐羅引用的傳說故事,希冀能提供讀者更舒適的閱讀體驗,誠摯期盼此作品繼續流傳,以饗讀者。
編輯部謹識

試閱文字

自序 : 緣起──自序 (摘錄)
今日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內裡的嘉賓餐廳,大堂的盡頭粉飾著一幅偌大長方形的壁畫,描述一個玄怪的神話故事,七彩繽紛,豔麗照人,很容易吸引往來穿梭的旅客。這幅畫以北京城作背景,上端有一座雄偉的五牌坊,底下左右角桓著一座不同形狀的雲山,每邊的天空各有一個赤著身、只在肚腹上圍著紅綾的小孩兒駕御著一條在騰躍的飛龍,其下左右各有三座彩色的旌旗,屹立在洶湧的波濤上飄揚。中央是一個鑲著紅光的大圓圈,內裡有一個從滴溜溜、圓轉如輪的五彩肉球走出來同一模相的孩兒。他頭上梳著兩個小抓髻,面如傅粉,唇似塗硃,金光射目,肚腹上圍著一塊紅綾,露腿赤足,左手挽著一個金環,右手扣著一條紅綢,每邊足踝都套著一個金鐲,圍繞前後呼擁的又是幾條騰躍的飛龍。
這幅壁畫標題「哪吒鬧海」,繪者是北京名畫家張仃。稍知掌故的,都曉得哪吒便是小說傳聞上「托塔天王」李靖的第三太子,俗稱紅孩兒,據說北京城是仿照這孩子的身軀畫圖樣建造的。所以,這幅畫的主題,就是北京家喻戶曉的、大明軍師劉伯溫製造「八臂哪吒城」的故事。然而,這個故事是否出自談天說地的齊東野語,編織虛構,或是別有來歷,另有典故,可以從史籍文獻探賾索隱?這個在現代北京膾炙人口的故事,雖然經過許多媒介傳播遐邇,有幾種參差的版本,但到目前為止,仍未有專書或論文考究它的來龍去脈。這本小書,就是為要打開這個謎團而作。
凡是寫一篇文章、專書,去鑽研某個問題,總有一點動機,而動機的誕生,不免有些因緣湊合。我寫這本書,倒不是由於看到這幅「哪吒鬧海」的畫觸動靈感,因為故事極端錯綜複雜,千頭萬緒,若果沒有特殊機遇,就算百折不撓去追索探究,周咨博訪,亦未必能尋獲軌跡,辨析原委。我寫這本書,從孕育、構思,到找資料,以至斷斷續續的著筆,經過悠長的二十多個寒暑,是因為有一段因緣際會,現在趁殺青之日作一交代,並聊述個人研讀國史的心路歷程。
我原籍廣東新會,生長於香港,中學及大學都在洋學堂度過,後來赴美國負笈研究院,畢業後執教彼邦,至一九八○年,已到不惑之年始有機會躬履北京故都。在這樣的情況下,實在很難會沾上這一個題目,沈迷其間二十多載探幽尋祕,終於寫成這本理應是寓居燕都,深諳京華掌故的學者或文化界人士所寫的書。我有此機緣,是因為在普林斯頓大學深造史學,選擇博士論文題目時,決定以明太祖的輔弼劉基對象,特別是探討他在小說稗聞和民間信仰的神化過程。由於要研究劉基的形象的演變──如何從一位勳名蓋世的明太祖佐命功臣,輾轉蛻變為通曉天文曆數、逆知未來,撰作《燒餅歌》預言書的神秘人物──就要探索他的各種傳說,因此,務須解決這個劉伯溫製造北京城的故事的來歷。
在孩提時代,我已從長輩及鄰里聽到中國古代有位大名鼎鼎,神祕莫測的預言家劉伯溫,但對這位叱啶風雲的超凡人物的事蹟,卻茫無所知。直至一九五八年進入香港大學,上故羅師元一教授的中國通史課,才曉得他就是大明皇帝太祖朱元璋的帷幄謀臣、神算軍師劉基,浙江青田人士,伯溫是他的字,但在民間社會裡,一向以劉伯溫之名傳世。後來選讀《明史》,對劉基的勳業有更多的認識,但對他為何演變成神化的傳奇人物卻大惑不解。不過,當日年少旁騖,不屑侷於一史,對於魏晉六朝、宋金元以至近代史都感興趣,撰作過關於《金史》的纂修及史源,和中國首名留美學生容閎的年譜等論文,並未有投入鑽研劉伯溫的問題。大學畢業後,進入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之一的崇基書院當歷史助教,兼在港大攻讀項士學位,最初預備隨饒宗頤教授研究金朝元好問的文史之學,但後來為了配合教學需要改選北朝史為論文的範圍,暫時擱置其他的研究。
一九六三年秋,我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研究院獎學金,到該校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但意想不到同時與劉伯溫結下不解之緣。第一學年,除卻修讀幾門外國史和社會政治學理論,選了牟復禮教授的「中國近代革命史」和「中國文化史專題」。牟師早歲遊學華夏,取得金陵大學文學士,學術湛深,識見淵博,是一位知名的漢學家。他曾師淑明史大師王崇武,因此在獲悉我對劉基有認識,便鼓勵我深造明史。上學期過後,牟師了解我的程度,不需上課,著我專注寫一篇學術報告。當時便跟從他的建議,去探討元朝忽必烈的漢人輔佐、釋道兼資的劉秉忠的功業,作為研究劉基進階之門。這個建議洞濁精微,因為二者不但事業相埒,而且彼此都是風雲人物,兩者的傳說有些夾纏一起,互相影響,沉且研究明初歷史需有元史的基礎。學年結束,寫成報告,辱承牟師嘉許,推薦到在荷蘭萊頓出版的盛名漢學學報《通報》發表,結果在一九六七年刊出。這篇論文不但誘導我繼續鑽研蒙元史,而且對日後的劉伯溫研究很有啟示,因為由此發現劉伯溫傳說發展的兩個關鍵,都來自劉秉忠,例如傳說稱劉伯溫是劉秉忠的孫兒,而北京「哪吒城」故事又濫觴於劉秉忠建造大都城的異聞。前者我在草創論文時已從閱讀《英烈傳》發現,但是後者卻要等待十年,到遠赴澳洲坎培拉,參加由澳洲國立大學遠東史系羅依果博士主持的「元人傳記計畫」,撰寫劉秉忠傳,重新檢讀資料時始知曉。
在普林斯頓的第二學年,由於牟師休假他往,我便修讀博士學位必須的其他外國史課目,和旁聽劉子健教授的「中國政制史」及「宋史專題」,使我拓展視野並獲得良師指導。同時,在學系的鼓勵和資助下,我每週乘車往紐約市哥倫比亞大學,參加由該校東亞研究系的明代思想史專家,狄別瑞教授所主持的「明代研究討論會」。這是每週一次的研究生集會,每次約三小時,題目包括政治制度、社會經濟、思想宗教、文學藝術等等,分別由哥大的中國研究教授和特約的國內外訪問學者主講。學員除卻哥大的本科生,還有數名就讀於毗鄰大學的研究生,濟濟一堂,談學論道,到會者深受其益。由此關係,我認識了哥大的名教授如狄別瑞、夏志清、蔣彝、唐德剛,及當時在該校主持「明人傳記計畫」的富路特教授,和他的同事名學者房兆楹、杜聯吉吉夫婦,也結識了日本的明代思想專家岡田武夫、酒井忠夫;還有,邂逅從前在香港見過面,但未有機會請益的澳洲國立大學中文系柳存仁教授。以上諸位鴻儒,特別是富教授、房氏伉儷、及柳教授對我的研究都很感興趣,熱情鼓勵和支持。富教授隨約我撰寫劉基傳,數年後且邀請參加編纂工作,使我有好幾年的機會潛心明史,至於柳教授對我的劉伯溫研究更黽勉有加,這從他允肯為拙書作序見到。
六五年春間,我通過博士學位初試,於是集中精力,全神貫注撰寫論文,題目是:《劉基:一個中國皇帝的謀士的雙重形象》。主旨是探討劉基在朝廷文書及士紳著作所表露的「官方形象」,及如何蛻變成一個出現於小說碑聞、與前者迥異的「民間形象」,而貫串二者是考究正史的劉基如何神化為傳說中的劉伯溫。普大擁有國際聞名的葛思德東方書庫,庋藏漢籍善本及珍貴手稿甚多,內裡恰巧有十來種署名劉基撰著的天文地理、曆算術數的書,而且明清文集、筆記小說也佔相當數量。此外,哥大的東亞圖書館亦藏有不少明清子集和近代漢學研究期刊,因此檢讀資料極為方便,左右逢源,如魚得水。由於先前對明初史事已有粗略認識,論文架構早在胸臆,所以一旦搜集到基本資料便動筆。一年下來,我已擬好論文初稿,共五章,其中第四章考究劉基傳說的演進佔篇幅最多,亦有若干新意,忝獲牟劉二教授的好評,認為對研究中國人物及明代史事都有創見。
簡言之,這篇論文鉤劃出劉基神化過程的階段。最初是當世文人洪托誇大他的才智事業──始作俑者是為他撰述行狀的青田同鄉,成為傳說的基礎。到萬曆中葉,演開國事蹟的《英烈傳》面世,將他塑造成小說化的傳奇人物;在這裡,劉基被虛構為劉秉忠的孫子,又變成《三國演義》裡的諸葛亮──一位能呼風喚雨的道士和神算軍師。跟著坊間流傳不少嫁名於他的天文地理、曆算術數猥書,把他變得更神奇。到最後,由於反清復明的革命分子的煽動宣傳,劉伯溫進一步被神化為大預言家──遺下《燒餅歌》推測未來天下國家的命運。以上所言《英烈傳》對劉基神化的關鍵性,和剖析《燒餅歌》的來源──特別是它之脫胎於明初方外鐵冠道人張中的傳說,和最初的書名是《蒸餅歌》,都是新發現,使我感到興奮不已。但是對另一更玄異的傳說──劉伯溫製造北京城故事的來龍去脈,因為找不到線索,一籌莫展,無法交代。……
一九六七、六八這兩年,我在奧克蘭大學講授中國通史及中國近代史專題,由於這些新設課程學生不多,教務輕鬆,亦無行政負荷,所以作息多暇。最初一年,便致力將論文部分改寫成兩篇單獨的文章,一篇論〈劉基的雙重形象所反映的歷史人物塑型〉,另一篇談〈劉基在「英烈傳」中的小說化過程〉,分別刊於德國的《極東學誌》,和澳洲的《澳洲東方學會學報》。我沒有繼續修改論文成專書,主因是環境迥異,奧克蘭的漢文藏書貧乏,無法作深入的研究。所以第二年便改弦易轍,回復金史的探討,草成一本史學史論集,書名《金朝史學研究三. 種》。這本書稿隨送到德國明興大學的傅海波教授審閱,承他雅意,列為「明興東方學叢書」第四種,於七○年出版。接著,傅教授邀我合作譯注《金史》,計畫編寫一本大型的《金代社會史》,因此二十年來大部分的精力都消耗於這方面,影響了劉伯溫研究,久久未有進展。
在奧克蘭期間,雖然學無恆侶,藏書簡陋,難有開拓,但是由於地域之便,我常有機會訪問在塔斯文海峽彼岸的澳大利亞,向澳國大的柳存仁教授、及其他先進如王賡武教授和羅依果博士請教,對於日後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啟迪。六八年初,富路特教授邀我回去哥大參加編纂《明代名人傳》,於是辭退奧克蘭教席。是年底,與內人返港省親,然後重返紐約,投身於明史研究工作。在香港度假時,適逢港大中文系歡送羅香林師榮休,集稿出版紀念論文集,徵文於門生故舊,於是將行篋攜帶的資料,勒成〈讀劉伯溫「燒餅歌」〉呈獻,這是我首篇以中文撰述關於劉伯溫的文章。前幾年,香港珠海書院文史研究所籌印元一師逝世十週年紀念論文集,又續寫〈「燒餅歌」新考〉致意,增補了若干新資料。
從一九六九年春天至七二年夏季,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明人傳記計畫」充任研究員,進入另一階段學術生涯。這個附設於東亞語文系的研究中心,係由美國亞洲學會倡議,由福特基金會提供經費;此外,亞洲基金會,及美國七、八所設有重點中國研究的名大學亦撥款支持。主要任務是編纂一部猶如在四十年代,由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典藏部主任恆慕義博士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的傳記辭典,藉以推動明史去拓展中國近世史的研究。富路特教授為執行長及總編輯,副手是房兆楹與杜聯吉吉夫婦。房氏伉儷為《清代名人傳》的主要作者,此刻合作編纂《明代名人傳》,正是相得益彰,為漢學界一盛事。我在普大寫博士論文時,經常往哥大向他們請教,並在暑假時為該計畫工作,撰寫劉基傳,因此留下印象,而這時剛好房夫人準備退休,需要一位較年輕的助手接班,富教授便給我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參與這一國際性的學術重任,真是意想不到。
此後三年半裡,我全時致力於明史研究。我的職務是審閱外界的特約稿件,和挑選明代人物撰寫傳記,因此竟日檢讀明朝的原手資料,包括《實錄》、政書、碑傳、文集、方志、筆記、小說等等,大開眼界,對日後的明史研究有無限裨益。在這期間,由於全神貫注在明人傳記,和經常參加有關明史或明朝以外的學術研討會,需要撰作論文,並無餘閒回到劉伯溫研究,只有隨時摘錄資料以備他日之用。不過,所撰的論文,有一篇是與劉伯溫直接有關,那便是鐵冠道人張中的預言傳說的起源和演變。這篇論文取材於為《名人傳》撰作的張中傳,它補充了我的《燒餅歌》初稿,指出這本預言書濫觴於張中的《蒸餅歌》,為劉伯溫研究打下更堅固的基礎。論文隨送到德國的《極東學誌》,於七三年刊出。這幾年來,總共完成了八十篇明人短傳,俱收入由富路特、房兆楹主編的《明代名人傳》,於一九七六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刊行。是書上下兩冊,共1644頁,我執筆的傳記佔了篇幅六分之一強,總算為明史研究作出點成績。
上面提到在撰寫博士論文時,因為茫無頭緒,對於劉伯溫製造北京城的傳說無法剖析,只好闕如,等候機會再作道理。這個機會,終於在我結束《明代名人傳》的工作,準備返港省親、然後前往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的時候來臨。一九七二年春,蒙古史專家司律義司鐸在美國蒙古學會所編輯,慶祝拉鐵摩爾教授七十誕辰的紀念論文集,發表一篇極重要的論文。題目是:《蒙文鈔本關於永樂皇帝的祖先為蒙古汗的傳說》,主要的資料是一份於一九○七年抄錄,題名〈大明永樂皇帝如何建造北京城〉的蒙古民間傳說故事。故事以蒙古相傳永樂為元順帝擴廓帖木兒的遺子為背景,說當洪武皇帝懷疑這個王子不是自己的骨肉,把他誦戍到北平朔漠,責成在其地營建一座城市之時,王子得到生母碩妃的錦囊,懇求派遣謀士劉伯溫隨行襄助,結果得請,後來在當地遇到一位黑臉的黑衣黑騎異人,獲他指授,請伯溫依計行事,這座城市不久便在今日的北京建造起來。司司鐸把蒙文鈔本作拉丁音寫並翻譯為英文,又附一簡短序引,但沒有鉤稽明人史籍作深入分析。不過,這個資料給我打開劉伯溫建造北京城傳說的迷宮的鑰匙,因為它解答了為何永樂、劉伯溫雖然年代不相屬,傳說卻將他們結合一起,而把伯溫與北京建城套上關係。這篇論文並沒有解答所有的疑難,尤其它並無涉及「哪叱城」故事,但是它提示一面新的研究方向,使我領悟到要徹底解決這個謎案,需要從蒙古傳說著手。因此,待我安頓下來計畫寫這本書時,便先投入研究這個北京建城的蒙古傳說。這項工作,卻要再擱延好幾年才能實現,因為在完成《明代名人傳》初稿不久,便準備遷居到西北岸,一時無法投入這件複雜的研究。
七二年初秋,我與內人及三歲的女兒以真來到西雅圖,在華盛頓大學重執教鞭,晃眼間已過了二十年。華大是美國西部中國研究的重鎮,自從五十年代戴德華教授創立遠東及俄國研究所,延攬各方名儒如蕭公權、李方桂、施友忠、梅谷、衛德明、包普等任教,陣容鼎盛,課程充實,經費豐裕,一直為海內外莘莘學子所嚮慕,歷年造就人才甚眾,聲譽昭著,國際馳名。我能有機會入華大執教,是出於衛德明教授的引薦、牟復禮教授的玉成。這時華大這些碩彥多已退休,在校的華裔教授只有施友忠、徐道鄰、馬逢華與張桂生;我的職位原是蕭教授所據,他退休後由牟師來接任,但未幾牟師重返普大,是職再度出缺。由於華大中國史的課程廣泛,研究生眾多,我的教學與研究範圍因此逐漸擴大,包攬從宋至明的數朝歷史,並且兼顧蒙古、女真等外民族,對個人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自此之後,我的研究與寫作都集中在金史,亦兼及元史和宋史,主因是與傅海波教授有約,合作譯注《金史》,仿照曩昔魏特夫與馮家昇撰述《遼代社會史》之例,並得到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資助經費。不久,我開始撰寫一本專書,探討金朝章宗與宣宗之集議「德運」,推定金為「土德」上承宋之「火德」為正統王朝的政治與文化意義,作為《金史》研究的一環。這本書在八○年脫稿,題名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 Chin Dynasty, 1115~1234,為研究中國歷代政權合法化的首創,但遲至八四年始由華大出版。七六年初,我接到王賡武教授與羅依果博士的邀請,出任澳國大太平洋研究院遠東史系的研究員,專司撰作元人傳記,於是向華大請假一年,秋間舉家前往坎培拉履新。一年間完成了七、八篇傳記,俱收入與羅博士及蕭啟慶合編的《大汗之侍從:蒙元前期名人傳記集》,此書已在九三年底由德國的Harrassowitz書店出版。在坎培拉時,因為參加研討會,對明末思想家李贄的史料發生興趣,閒來把新發現的李氏先人墓碑及有關傳記資料譯注,並附加他的著作及近人論述目錄,彙編成一專書。這書未幾完成,題名《近代中國史學上之李贄》,蒙牟復禮師寵賜序文,又得到李又寧教授的協助,於八○年由紐約的M. E. Sharpe書店出版。因此,這一年的工作有相當收穫,只是沒有機會賡續劉伯溫研究。
七七年秋天返回西雅圖後,因為積稿亟待整理,加上要開新的教學科目,又以接受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聘請為該會中國文化研究小組的委員,並與哥大狄別瑞教授籌辦探討蒙元統治下之思想與宗教的研討會,工作極為繁忙勞碌。這個研討會於七九年冬在西雅圖近郊的綺莎華市舉行,出席的中外學者有二十多人,論文甚多創見,討論亦頗熱烈,洵為一成功聚會,事後並編輯論文集出版。這個會議過後,新的工作又降臨。事緣年前牟復禮師應《劍橋中國史》的總編輯崔德澤教授邀請,主編《明代史》,分上下兩冊,上冊述政治,下冊論制度,得到美國聯邦政府的國家人文學科基金撥款支持,因此約我參加工作。由於機會難逢,於是答允,又向華大請假一年,舉家回到普林斯頓,埋首撰述建文、永樂、洪熙、宣德四朝史事。上冊蹉跎好幾年,到八八年始出版,下冊已經定稿,希望不日付梓問世。
一九七九年歲暮,我在普林斯頓工作方酣,卻得一個意外的機會履足神交已久的北京,那是以美國學術團體聯合會中國文化研究小組委員的身份,參加專團,應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訪華從事學術交流。全程一共三週,於聖誕後一日出發,訪問北京、成都、上海、南京、廣州等城市,到翌年元月中旬才返美國。這次旅行最興奮的是有機會親履舊京,雖然時間短促,行程緊湊,我卻能偷閒踱步天安門、故宮、景山、北海公園,也遠足十三陵、頤和園和八達嶺長城。此行不但瀏覽燕都名勝古蹟,而且把多年在紙堆裡打轉的冥想與現實聯結一起,加強我研究北京城的決心。此後有幾次赴華參加學術會議,在首都作短暫停留時,也儘量撥冗到舊城內外徘徊瞻仰。這次初訪神州,無疑是在普林斯頓工作一段最有意義的插曲,可是《劍橋史》的稿約限時完成,未有餘晷從事其他的研究。
八○年秋天,我返回華大授課,以後兩三年間都為清理積壓勞形,不但要修訂《劍橋史》明代篇的稿子,與狄別端教授合作編輯蒙元之思想與宗教研討會的論文集,還需校對前此已完成的金代「德運」論議專書的排印稿。這兩本書終於在八二和八四年分別由哥大與華大出版社刊行,了結多年的心頭大事。在這時候,仍有一項未完成的工作,那就是元人傳記的編纂事宜。於是,八三年夏天,再應羅依果博士的邀約,回去坎培拉澳國大十星期。在這期間除卻修訂元人傳記,又接受當時任太平洋研究院院長王賡武教授的雅囑,擔任該年度的莫禮遜紀念講座,以「中國對出版事業管制之今昔」為題,在該院作一學術演講,轉瞬間三個月就此過去。
然而,沒想到這個夏天卻是我下決心去鑽研北京建城的傳說,解決這一謎案,動筆撰寫這本小書的開始。主因不是工作時間表出現空檔,可以重理舊業,而是在修訂元人傳記之時,意外發現足以破解一個多年令我困惑苦惱的問題的線索。這個線索來自劉秉忠的傳記。事緣在增捕這篇舊傳時,檢讀剛出版的陳高華所著《元大都》,發現兩則冷僻的史料,修訂了我對劉伯溫製造哪吒城故事的緣起的推斷。是書敘述劉秉忠設計營建大都城,曾產生「那吒城」的傳說。這個故事首見張昱的〈輦下曲〉其中一首詩:「大都周遭十一門,草苫土築那吒城,讖言若以磚石裡,長似天王衣甲兵。」隨後署名長谷真逸撰的《農田餘話》申釋:「燕城係劉太保定制,凡十一門,作那吒神三頭六臂兩足」,再把故事渲染誇張。這裡道出「那吒城」的傳說,始於好事者穿鑿附會,曲解劉秉忠之在大都開闢十一座城門,是為要象徵那吒神的身軀模樣。那吒作為托塔天王的第三太子,據說具備守護城垣和降龍治水的法力,所以劉秉忠在設計大都城時要崇祀神靈以求庇護。這兩則史料提供我多年冀望不得的答案,正好填補了拼圖缺失的片塊,使我恍然大悟,原來劉伯溫製造哪吒城的故事濫觴於元代營建大都城!我這本書的論證因此有了初步的架構和解釋,那就是劉秉忠設計大都城為始作俑者,而明人訛傳劉伯溫為秉忠的孫兒,所以大都「那吒城」的傳說,便移花接木似的栽植到他身上。至於劉伯溫何以跟北京建城沾上關係,那就是從蒙古流傳永樂皇帝獲得黑臉異人的翊助,指授劉伯溫興建城市的傳說演變而來。
這個發現使我極感興奮,而不久又幸運地有一個機會把這題目整理頭緒,爬梳記載,先行供諸同好商榷以便修正。這一機會是我的同窗、當時任教香港大學中文系的趙令揚教授提供的。是年底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為紀念創館五十週年,得到馮氏哲嗣秉芬爵士、秉華博士等資助,舉辦學術講座以誌慶典。講座由趙教授主持,共邀海內外學者作一連串演講,出席者有王賡武、席文、瞿同祖、馬幼垣,趙教授聯同本人共六人。我於是趁此機會以「北京的歷史與傳說」為題,用粵語將劉伯溫製造哪吒城的傳說的源流作一介紹,引起聽眾的興趣,發問頗眾,可惜時間有限,未能隨意發揮。會後,講座同寅建議集稿編印論文集,因此便將講稿改寫,可是下筆不能自休,一年未過累積三萬字,依然未入正題。本來預備濃縮,但是其他講者俱未交卷,人皆拖延,結果出版計畫流產,不過,我已決心撰寫專書交代。
此後幾年,在教學與行政百忙之際,仍儘量抽暇撰寫劉伯溫製造北京城的傳說故事。寫作時斷時續,無大進展,因為從八十年代開始,海峽兩岸學術活動頻繁,多次得臺灣、大陸,和香港的學術界邀請參加研討會,需要提供論文,消耗時間及精力不少。這些會議包括宋、金、元和明史,使我有機會與神州各地的學者切磋琢磨,開拓眼界,收穫良多。為了維持劉伯溫研究不輟,儘量利用北京城傳說的資料撰寫赴會的報告。因此,當八六年我參加在南京召開的國際元史會議,提供的論文是〈元大都城建造傳說探源〉,而翌年出席在呼和浩特舉行之國際蒙古學會議時,亦以英文撰作〈蒙古流行關於永樂帝建造北京城的傳說〉宣讀。這兩篇文章隨後又相繼在臺北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的學術座談會上作過討論,跟著修改發表,前者刊在臺北的《漢學研究》,後者見於Asia Major, Third Ser. 3. 2, 1990,為今日這本小書奠下重要基礎。
八八年春季,我應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邀請,出任客座教授一學期,課餘埋首撰寫北京城傳說的稿子,到年底回西雅圖時已經盈帙,頗有規模,私心竊喜。就在這時候,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歷史系友人譚汝謙博士及李弘祺博士,盛情推薦我為該院之「龔氏訪問學人」,時間訂在九○年三月中旬。是年春抵達新亞後,便用北京城傳說的初稿作學術報告,題目是「北京城建造傳說之歷史考察」,分兩次以國語講述,先講元大都,繼講明北京,聽眾踴躍,不少提出問題質疑,使我受益不少。由於這次演講,我更下決心完成此稿,可是此後兩三年間,有幾種舊作亟需清理,包括兩篇金史論文和一本關於蒙古滅金的小書要準備出版,而且又因出席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和在德國柏林舉行的常設國際阿爾泰學會議年會,俱要繳交論文。數項工作同時進行,北京城傳說的撰作便緩慢下來,到九二年秋天,應高錕校長盛意邀請返港出任中大歷史系主任,兩年間勉力賡續,至最近始完成芻稿。想不到從一動念到開花結果,晃眼間就過了二十多年。
本書的誕生,因此是極其曲折和戲劇性的,從構思到搜集資料以至著筆,都走過迂迴反復,柳暗花明的道路,並非經過殫思竭慮、破釜沈舟而獲得結論,而是由於因緣湊合,水到渠成始有收穫。遺憾的是個人未嘗寓居燕都,孤陋寡聞,所論皆多依據文字記錄推理分析,並未與當地嫻熟掌故之耆老印證,跡近閉門造車。管中窺豹,必有偏失,尚祈博洽君子包涵指正。
在寫作期間,我欣幸得到多位師長、先進及學侶的誘導、獎掖、和給予種種襄助,謹此鳴謝致意。首先,要感謝普大業師牟復禮教授,若非他建議我選擇劉伯溫作博士論文,我的學術研究方向便會轉變,不會寫出這本書來。已故的劉子健師和哥大的富路特、房兆楹教授,對我早年的史學研究,特別是明史方面,都有很大的啟迪和幫助。柳存仁教授對我向來熱誠支持和鼓勵,他早年寓居京華,對「哪吒城」傳說素感興趣,承他檢讀拙稿一遍,提出寶貴意見,又荷寵賜序文,黽勉有加,隆情可感。在搜集資料方面,東京的李獻璋博士和臺北的曹仕邦博士,曾熱心地提示那吒神在民俗與佛教的資料,益我良多。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王春瑜、杜婉言、陳高華、黃振華諸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教授,以及北京大學地理系的歷史地理耆宿侯仁之教授、法律史研究所饒鑫賢教授,北京社會科學院北京史研究室的蘇天鈞教授,和前遼寧省民族研究所所長金啟孮教授,亦多次分別寄贈有關北京史地的書籍和論文,充實拙稿內容,尤為銘感。此外,還要向香港大學的趙令揚教授,並前中大歷史系譚汝謙博士、李弘祺博士致敬意,沒有他們的邀請作學術演講,這本書便失去催生的機會,也許到現在仍未殺青。
最後,必須感謝賢內助健梅的真摯愛護與操持家務,撫育兒女,使我能長期專心教學和寫作。多年來她知道我沈迷研究劉伯溫,曾聽我縷述《燒餅歌》和「哪吒城」的軼聞,興趣盎然。今日目睹這本書稿完成,而且最近有機會舉家漫遊北京舊都,把故事與景物印證,相信她一定會把這份分享的喜悅珍藏起來。是為序。

一九九四年七月,陳學霖書於美國華州西雅圖

試閱文字

內文 : 一、從薊城到幽州城
遠古至燕國的薊城
首先,應將北京城建置的沿革,從遠古至明清作一簡述。現在的北京位於河北省西北角,通稱北京小平原之上,西、北和東北三面群山圍繞北依燕山山脈,西方有太行山,狀似圍屏,只有正南一面向廣闊的華北大平原展開,形成一半封閉的海灣,有「北京灣」之稱。小平原背後,因為崇山峻嶺橫亙,自古以來就是南北交通一極大障礙,幸而有兩個峽谷:東北角的古北口,西北角的南口,形成了南來北往孔道。古代之時,小平原的東南一帶水網稠密,淀泊和沼澤星羅棋布,因此又構成通往南北的天然障礙。在這樣的地理環境下,古代從大平原北上或是從小平原南下,都必須通過橫亙中央的主要河流,今日稱為永定河(古名㶟水、桑乾、盧溝河等)的渡口,然後取道往南北各地。本來,這裡應是最適宜產生城市聚落的地點,但因為夏季河水汎濫無常,影響交通居住,故此旅客商販便遷移到較北離渡口最近,不受洪水威脅的一帶聚市。這個便是後來建置都城,為北京作為首都奠下基礎的地區。
從歷史記載所見,這個地區在傳疑的三代屬於幽都或幽州,到公元前1000 年的周朝時隸屬燕國;及武王分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召公奭於北燕,既而燕盛併薊,便遷都其地,故城就在今日的北京範圍內。春秋戰國時諸侯爭霸,燕是七雄之一,薊因此成為重要都邑,城牆遺址大約在今日北京廣安門附近。戰國時代的薊,除是燕之都邑外,又是北方的交通貿易樞紐,儼為當世「富冠天下」一名城。近人考定薊城是在公元前1057 年成為燕國的都城,以此上推,北京建都便可說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統一天下,廢封建為郡縣,燕被分作六郡,薊遂變為廣陽郡治所,成為鎮守北邊抵抗遊牧民族入侵一重鎮。從此時至唐朝末年的一千餘年間,薊城的任務都沒多大變化。每逢中原漢族統治者勢力強大,要向北方開拓疆土,薊便是經略東北的基地;反之,當這些統治者勢力衰弱,遊牧民族乘機覬覦,它就變成漢族王朝軍事防守的堡壘。到了鎮防瓦解,邊區被異民族佔據,薊城由於地處華北大平原北方的門戶,遂成兵家必爭之地,甚至成為入侵者進一步南下的據點。
秦漢的薊城
從秦到唐這一千年間,薊城的地位雖無基本改變,但是它的發展卻經過幾段重要歷程。首先在秦朝統一之後,始皇帝為要鞏固中央集權,曾以首都咸陽為中心在全國修築馳道,其中一支便通達遠在東北的薊城,不僅用以加強對地方控制,而且又有重要軍事意義。還有,為要抵禦匈奴等遊牧民族入侵,始皇帝驅使役夫近百萬,自西北臨朓(甘肅岷縣)起點,沿著戰國秦、趙、燕所建的舊邊牆至東北的遼東,建築長城萬餘里。這一來,薊城便為長城以南一軍事要地。
漢朝代興,始初重建燕為封藩,繼而廢藩國置幽州刺史領廣陽郡,皆以薊為治所,隨後歷經魏晉、南北朝,除一二例外,都是如此。從兩漢至魏晉,薊城不單是邊防戰略重鎮,又是北方經濟都會,溝通四方的商業中心。《史記‧貨殖列傳》嘗言:「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在這幾個朝代裡,薊城因為華北平原氣候乾燥,雨量失調,常遭水旱災害,地方郡守為要發展農田水利,解決民生問題,曾在城郊進行大規模的灌溉工程。最早的就是在公元250 年曹魏時代,由征北將軍劉靖主持修建的戾陵遏和車箱渠。戾陵遏是一座攔水壩,建築在現今石景山(古梁山)南麓的永定河上。(另有學者認為應係建於石景山北麓與黑頭山之間。)車箱渠則是一條引水渠,鑿通後把由戾陵遏分出的河水,順地形導疏注入薊城西北高梁河之上源,然後沿河兩岸再開支流,灌溉土地凡兩千頃。至262 年,郡守又重修戾陵遏,將豐沛的河水注入高梁河,並在河之上游自西而東,增闢一水道東趨今日的(潮)白河(古潞水)。這一水利建設,不但增加農田灌溉面積,而且溝通薊城東西、相去四十公里的兩大天然水系,對後代北京城的水源開發有很大的作用。到了南北分裂的北朝,薊城由遊牧民族統治,由於軍事形勢關係,變為幾個政權的都城,直至隋代統一為止。例如從公元350~370 年間,薊城是鮮卑慕容部所建立之前燕的政治中心,而此後半世紀,它除卻處於氐族前秦統治下的十餘年外,一直是慕容部的故都龍城(今遼寧朝陽)與新都鄴城(河南安陽)之間的交通樞紐。慕容嶲曾在城內修建太廟和宮殿,又在今日東掖門下鑄銅馬一座,足見當日統治者對薊城之重視。
隋唐的幽州城
從隋唐時代開始,由於政治軍事和經濟的轉變,薊城有顯著不同的發展,對後代統治者建都有很大的影響。隋文帝統一中國後,更定疆域,仍設幽州(583),未幾煬帝廢置改立涿郡,亦以薊為郡邑。在隋朝統治下,這一地區再次成為北方邊防的重鎮。煬帝向東北擴張勢力,先後三次遠征高麗,都以薊城為兵馬糧餉集中地。此外,這座古城在隋代亦有重要經濟意義。煬帝於大業元年(605) 開鑿通濟渠,利用古邗溝與淮水把長江和黃河溝通;其後四年,又開鑿永濟渠,利用沁水(在河南西北)南通黃河,北達薊城。故此,在用兵高麗時,四方舟楫都是經行水道,攜備糧餉,直到薊城然後分發出征。唐朝肇創後,復涿郡舊名幽州,薊仍為治所,所以又稱幽州城,此後有盛大的發展。一方面它依然是北方軍事重鎮,如太宗貞觀十八年(644) 討伐高麗,便在薊城聚兵誓師;但另一方面,其地區變為農業生產和手工業中心。唐代幽州城南北九里,東西七里,城牆高峻,開十門,城內劃分為若干坊,四周築有圍牆,出入口又有坊門和樓門,成為中古之典型州城。由於經濟發展蓬勃,幽州城內各行業十分興旺,城區北部設有固定的商業和手工業區,稱「幽州市」。隨著州城的發展,幽州又成為北方佛教中心,不獨附近的山麓鑿有無數石窟,保存精心雕刻的石經,而且近郊也興建不少著名寺廟,許多這些唐代有名的古剎,千年來屢經翻修或重建,一直保存到現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