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與玫瑰: 中古至近代早期英法王權的發展 | 誠品線上

百合與玫瑰: 中古至近代早期英法王權的發展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這世界依然是個被施了魔法的大花園」－－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百合與玫瑰的討論，可凸顯英、法王權研究中三個面向：第一，英、法王室在花卉圖像上彼此的借用，反映了兩國綿密而複雜的政治關係；第二，兩國王室透過百合或玫瑰紋章，彰顯王權的神聖性與合法性；第三，作為兩國王室的統治符號，百合與玫瑰在圖像或語言上的表現都隨之政治化，其運用亦充滿政治意涵。本書收錄六篇論文，時代從中古早期延續到十七世紀，從封建王權的出現，至絕對王權或君主立憲體制建立的時代。各篇作者皆承繼西方學術界近年來對政治文化史以及「語言轉向」、「文化轉向」的重視，從社會關係、權力網絡、宗教禮儀、城市慶典、政治思想與語言等角度，重新探索並挖掘王權的豐富面向，進而得出具原創性的論點。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李若庸英國愛丁堡大學經濟社會史博士，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曾任臺北大學歷史系系主任。專長為英格蘭近古史與歐洲宗教改革，已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如〈英格蘭宗教改革後的服從論述〉（2005）、〈忠君或虔信？知識菁英與亨利八世的對抗及妥協〉（2010）、〈亨利八世佈道管控與輿論偵防〉（2017）等。林美香／主編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專長為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史、英格蘭史、女性統治及服飾文化史。著有專書《女人可以治國嗎？十六世紀不列顛女性統治之辯》（2007）、《「身體的身體」－－歐洲近代早期服飾觀念史》（2017）及多篇相關論文。秦曼儀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歷史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專長為近代早期歐洲社會文化史、法國書籍與書寫文化史、西方婦女史、當代歐美史學史與法國年鑑史學理論與方法。已發表論文包括〈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2008）、〈女性友誼通信小說的出版與閱讀：法國十八世紀女作家與讀者－友人的感性分享〉（2009）、〈絕對王權下貴族的書寫與出版－拉侯什傅科公爵的《道德箴言錄》與巴黎菁英讀者〉（2015）等。陳秀鳳法國巴黎索爾邦－萬神殿大學（巴黎第一大學）歷史學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曾任臺師大歷史系主任。專長為中世紀到近代初期法蘭西王權、中古晚期法蘭西儀式慶典、法國中古史、西洋中古史與五至十六世紀法蘭西王權史。已發表多篇學術論文，如〈法國社會對查理六世瘋狂病的反應及其引發的政治危機〉（2011）、〈十四至十五世紀法蘭西國王進城典禮〉（2014）、〈「王權劇場」－－1498年法蘭西王家喪禮儀式〉（2017）等。劉慧英國倫敦大學國王學院歷史學博士，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專長為十三世紀英格蘭政治、外交及社會史與十一到十三世紀不列顛群島及法蘭西史。已發表論文包括〈十三世紀中期的英國王權－1259～1260英王滯留法國的經過為例〉（2005）、〈土地與叛亂－－十三世紀中期英格蘭貴族改革運動的一個面向〉（2011）等。【推薦序及跋作者】楊肅献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專長為英國近代史、歐洲近代史、啟蒙運動史與法國大革命史。著有〈英格蘭有啟蒙運動嗎？－歷史家論十八世紀的英國與啟蒙思想〉（1998）、〈柏克思想與英格蘭啟蒙運動〉（2008）與〈從人文主義史學到哲學的歷史－吉朋歷史書寫的近世歐洲史學脈絡〉（2017）等數十篇論文。陳弱水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特聘教授，現亦為臺大講座教授，曾任臺大文學院院長。專長為中國中古史、中國思想史與比較思想史。曾出版專書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 773-819（1992）、《公共意識與中國文化》（2005）、《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2007）與《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2016）；論文則有〈唐代長安的宦官社群－特論其與軍人的關係〉（2009）、〈漢晉之際的名士思潮與玄學突破〉（2012）、〈中晚唐文人與經學〉（2013）等數十篇。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臺灣世界史研究的意義與使命／楊肅献謝辭作者簡介導言 王權的花園／林美香第一章 王權神聖化：法蘭克國王的祝聖典禮／陳秀鳳第二章 王權世俗化：中世紀晚期法學思想與法蘭西王權／陳秀鳳第三章 十三世紀中期的英格蘭王權：亨利三世時期的君主與貴族／劉慧第四章 編造王權：亨利八世政府對君王典故的新歷史解釋／李若庸第五章 女人的王權：十六世紀英格蘭女性統治的建立／林美香第六章 絕對王權下的宮廷與貴族：拉侯什傅科公爵的《道德箴言錄》與其讀者／秦曼儀跋 從東亞歷史經驗看英、法王權／陳弱水中古法蘭西與英格蘭地圖法蘭西與英格蘭王朝世系表／曾幸麒索 引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導讀 : 導言：王權的花園（摘錄）

林美香（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這世界依然是個被施了魔法的大花園（The world remained a great enchanted garden）。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

一、百合與玫瑰

這是一部關於中古早期至十七世紀，法蘭西與英格蘭兩地王權發展的主題性專書，但本書想先邀請讀者走進一座王權的花園，園中一半的區域，盛開著金色如鳶尾的百合（fleu-de-lis），另一半則長滿紅、白雙層相疊的玫瑰（double roses）。百合與玫瑰，正是法國與英國王室最具代表性的花卉紋章，數百年來，用以象徵兩國王權的神聖性與統治合法性。本文作為全書的導言，將介紹在這座花園中為王權而爭豔的兩種花卉，以及在其中耕耘的園丁；越過這個花園之後，讀者將可看到六篇分別以英、法王權為主題的論文，從八、九世紀法蘭西神聖王權（sacral kingship）的建立談起，跨越十三至十六世紀英格蘭王權的危機與再造，最後以十七世紀「絕對王權」（absolute kingship）的探討作結。

百合與玫瑰，這兩種花卉早在《舊約聖經》中提及，〈雅歌〉（Song of Songs）中所羅門的新娘唱道：「我是沙崙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因此，歐洲從中古早期開始，一般圖像或詩歌中提及百合與玫瑰時，都具有基督信仰的意涵。又因百合與玫瑰可用以歌頌女子之貞潔及無私的愛，在十二世紀聖母崇拜（the cult of the Virgin Mary）興起後，成為代表聖母的符號。根據法國學者帕斯圖羅（Michel Pastoureau）的研究，百合先於玫瑰，在十二、十三世紀成為聖母的象徵，彰顯瑪利亞的貞潔；玫瑰則在中古晚期，以其愛與奉獻的意涵，取代百合在聖母崇拜中的地位。

百合與玫瑰相繼成為法、英國王室的紋章，似乎也與其在宗教裝飾上的興盛期相呼應。法蘭西王室在卡佩王朝（the Capetian Dynasty, 987-1328）的路易七世（Louis VII, r. 1137-1180）時代，受到聖母崇拜的影響，開始以百合為徽，藉著與聖母共享的圖像，法王宣揚與聖母相近的角色，作為天上與地下之間的中介者、溝通者，並分享上帝的榮耀。腓力二世（Philippe II, Auguste, r. 1180-1223）之後，百合作為王室的紋章，更加流行，並被賦予神聖的傳說，將百合的出現上溯至法蘭克王國第一位國王克洛維（Clovis, r. c. 481-511），指在他受洗之日，聖母瑪麗亞在天上賜下百合及洗禮所用的聖油。法國王室所用的百合圖像，至十四世紀時形式更加固定，以金色三瓣的百合為主體，矗立於藍色圖底上，但其花形與一般常見的百合不同，較接近鳶尾花（iris）或荊豆花（gorse），又像是三叉戟或箭鏃的形狀。此形式普遍出現於查理六世（Charles VI, r. 1380-1422）之後國王的王冠、帳幕、權杖、衣袍和刀劍上，象徵著「三位一體」（Trinity），也代表法國王室聖潔與純淨的特質。

法國王室的百合紋章，從十二世紀的卡佩王朝，沿用至華洛瓦王朝（the Valois Dynasty, 1328-1589）、波旁王朝（the Bourbon Dynasty, 1589-1848），直到法國「舊制度」（ancient régime）時期結束。而玫瑰成為英格蘭王室的紋章，時間較晚，大約從十五世紀開始，但直到今日依然出現在溫莎王室（the House of Windsor, 1917-）各樣裝飾上。根據安格魯（Sydney Anglo）的研究，玫瑰與英格蘭王權的連結，始於約克家族（the House of York）的愛德華四世（Edward IV, r. 1461-1470; 1471-1483），他將白玫瑰——「陽光閃爍的玫瑰」（rose-en-soleil），用於印璽和錢幣上，作為統治的標記。白玫瑰紋章在愛德華五世（Edward V, r. 1483）及理查三世（Richard III, r. 1483-1485）兩朝，繼續沿用，成為約克王室明確的統治符號。但此時期，紅玫瑰與蘭卡斯特家族（the House of Lancaster）的聯繫，還相當薄弱，一直到亨利．都鐸（Henry Tudor，即亨利七世〔Henry VII, r. 1485-1509〕）贏得內戰，建立都鐸王朝（the Tudor Dynasty, 1485-1603）開始，才將紅玫瑰作為蘭卡斯特勝利的標記。更重要的是，亨利於1486年迎娶約克家族的伊莉莎白（Elizabeth of York, 1466-1503，愛德華四世之女）後，將紅白相疊的雙色玫瑰作為王室的圖像，它也被稱為「聯合玫瑰」（the union rose），象徵兩家族合婚所締造的和平，以及亨利承襲兩家族世系所建立的合法統治權。隨著亨利七世及其子嗣，將紅白玫瑰廣泛用於政治及宗教宣傳圖像上，此玫瑰也象徵著都鐸君王捍衛基督信仰的形象，以及王權至高之神聖性。

在歷史長流中，法蘭西的百合與英格蘭的玫瑰，皆已取得王室正統標記的身分，在法、英王室所用的宮殿、教堂、書籍、傢俱、錢幣、服飾與其他各類圖像上，皆可見到它們與王朝權力的連結。然而，不論是前者的金色三瓣百合，或後者的紅白多瓣交疊玫瑰，皆不存在於真實的自然世界，並非我們常見的百合與玫瑰。它們被刻意形塑的形貌，乃存活於政治的世界，是人造的權力標記，同時也是政治的語言，可以訴說英、法兩地王權的建立與發展，以及兩地之間彼此糾葛的政治關係。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歷史劇《亨利六世上篇》（Henry VI, Part 1）中，即為我們展示了「花語」如何可成為政治的語言。在此劇第二幕第四景，詩人想像了一個饒富趣味的花園場景：欲奪取亨利六世（Henry VI, r. 1422-1461; 1470-1471）王位的約克公爵理查．普蘭塔其納（Richard Plantagenet, Duke of York, 1411-1460），與支持蘭卡斯特家族的薩默塞特伯爵（John Beaufort, Earl of Somerset and first Duke of Somerset, 1403-1444），及一干貴族與律師等，走進了一座花園，園中有紅、白兩色的玫瑰。他們依序開口：

普蘭塔其納：「誰要是真正出身望族名門，又願意維護自己的榮耀出身，如果認為我提出的合乎真理，就請摘下一朵白玫瑰以示支持。」

薩默塞特：「誰要不是懦夫或諂媚之徒，而是敢於與有理的一方為伍，就請摘下一朵紅玫瑰以示擁護。」

兩人說完這番話，眾人各自摘取白玫瑰（代表約克家族）或紅玫瑰（代表蘭卡斯特家族）表態，由此揭開歷史上的「玫瑰戰爭」（the Wars of the Roses, 1455-1485）。這場英格蘭貴族間的內戰，直到亨利．都鐸擊敗理查三世才結束。莎士比亞在另一齣歷史劇《理查三世》（Richard III）中，也讓亨利七世以玫瑰為喻，他誓言：「這就要把白玫瑰與紅玫瑰結合為一體。」於是娶了約克家族的伊莉莎白，「願天公為和好的聯姻而展顏歡笑吧！」

事實上，如前所述，蘭卡斯特家族與紅玫瑰的連結，在都鐸王朝之前並不清楚；「玫瑰戰爭」一詞，在十五、十六世紀也還未出現。莎士比亞的說法，主要是參考了霍爾（Edward Hall, 1497-1547）《蘭卡斯特與約克兩尊貴家族的聯合》（The V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elies of Lancastre and Yorke, 1548）。此書於1550年再版時的扉頁，以兩株玫瑰樹的藤蔓，由底部兩側向上攀沿，連結從英王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 r. 1327-1377）至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1547）的歷代諸王。左邊的一株，由愛德華三世之子蘭卡斯特公爵岡特（John of Gaunt, Duke of Lancaster, 1340-1399）發端；右邊一株由愛德華三世另一子、約克公爵朗格利（Edmund of Langley, Duke of York, 1341-1402）開始。至藤蔓末端，即頁面最頂端，紅、白兩玫瑰匯聚於亨利八世兩側，高舉他為兩家族正統繼承人。這類視覺敘述，如同莎士比亞的文字描繪，是以都鐸王朝的正統論述，回頭重現十五世紀英格蘭的政治史。事實上，在莎士比亞所書寫的「亨利六世」時代，紅玫瑰未曾現身於王室各類紋章行列中，當時代表英格蘭王權最重要的花卉其實是法國百合。

在目前留存的亨利六世時期王室系譜圖中，最生動而精緻的一幅，收錄於由舒茲伯利伯爵塔爾博（John Talbot, First Earl of Shrewsbury, c. 1384-1453）託人所製的《塔爾博．舒茲伯利之書》（Talbot Shrewsbury Book, 1444-1445）。此書由當時駐法英軍首領塔爾博，獻給與亨利六世訂親的法國王族之女瑪格麗特（Margaret of Anjou, 1430-1482）。此書開頭的獻文之後有一張世系圖，此圖本身以三瓣百合的形式開展，描繪由法王路易九世（Louis IX, Saint Louis r. 1226-1270）以來英、法的家族與王位傳承。此三瓣百合以藍色為底，中間與左邊的花瓣內部，綴以代表法國王室的金色三瓣百合；右邊的花瓣內，有代表英格蘭王室的紋章，上半部為紅底金色的獅子紋章，下半部轉變為獅子與百合各據一半的紋章。中、左兩花瓣之間有一內繪三朵百合的盾形徽章，代表法國王室；中、右兩片花瓣之間，有圓形藍色鑲金邊的吊襪帶（the Garter），內圈紅色聖喬治十字（St. George’s Cross），是英格蘭最高榮譽騎士團——「嘉德騎士團」（the Order of Garter）的徽章，也代表英格蘭王室。

此圖的主體是三瓣百合，中間的菱形花瓣，最上方為卡佩王朝的路易九世，依序而下為腓力三世（Philippe III, r. 1270-1285）、腓力四世（Philippe IV, r. 1285-1314），以及腓力四世的4位子女。其中最右邊的是伊莎貝拉（Isabelle of France, 1295-1358），若由她跨至右邊長形的百合花瓣，與她相接的，正是她的夫婿英王愛德華二世（Edward II, r. 1307-1327）。愛德華二世之上，是愛德華一世（Edward I, r. 1272-1307）。愛德華二世之下，是以其母之血緣傳承，而宣稱擁有法蘭西王位繼承權的英王愛德華三世，也因此他將代表法國王室的百合加到英格蘭的王室紋章上，與三頭獅子並列；並以正統繼承人之名，發動對法戰爭，此即「英法百年戰爭」（the 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的開始。

愛德華三世之下，依序有其子「黑王子」愛德華（Edward, the Black Prince, 1330-1376）及蘭卡斯特公爵岡特、理查二世（Richard II, r. 1377-1399）與亨利四世（Henry IV, r. 1399-1413）、亨利五世（Henry V, r. 1413-1422），代表蘭卡斯特王朝世系。若再從亨利五世跨越到左邊的百合花瓣，則到了法國華洛瓦王朝的世系。與亨利五世連結的是他的王后，法王查理六世之女凱薩琳（Catherine of Valois, 1401-1437）。凱薩琳的圖像往上則是查理六世、查理五世（Charles V, r. 1364-1380）、讓二世（Jean II, r. 1350-1364），接到華洛瓦王朝第一位君主腓力六世（Philippe VI, r. 1328-1350），及其父華洛瓦伯爵查理（Charles, Comte de Valois, 1270-1325）。此處設計之巧妙，在於讓凱薩琳直接承繼華洛瓦王朝的正統，並藉由婚姻移轉給英王亨利五世，而略去了查理六世之子，也是後來統治法國並打贏百年戰爭的查理七世（Charles VII, r. 1422-1461）。

在此百合世系圖譜的中央最下方，則是亨利六世，一方面他與正上方的法王路易九世遙遙相對，一頂天、一立地；另一方面，他匯聚了卡佩王朝（中瓣）、華洛瓦王朝（左瓣）、蘭卡斯特王朝（右瓣）三個世系的正統，象徵兼治英格蘭與法蘭西兩國的權力。百合圖像右邊由羚羊所舉的旗幟，旗竿上的捲軸寫著「我權天授」（Dieu est mon droit），正與此相呼應，表明亨利六世的雙元王權來自上帝直接授與。就整個世系圖譜而言，左邊花瓣中的凱薩琳，與中間那片花瓣中的伊莎貝拉，發揮了相同的功能與角色。她們與英王的聯姻，及由婚姻所產生的血緣、家族關係，讓英格蘭與法蘭西的王權緊密相連。而在此圖像中未出現，卻具有同樣關鍵性角色的，則是亨利六世將娶的王后瑪格麗特。以上三段英、法聯姻，既是百年戰爭發動的理由，也是戰爭中英格蘭所運用的政治工具，透過婚姻締結合約，也藉此宣示對法統治權。這幅完成於英法百年戰爭期間的圖譜，更顯示英方不僅透過武力與婚姻壓制法國王權，也透過挪用法國王室紋章，宣揚對法合法統治權。

此外，此系譜圖還有一項精心的設計，圖片左右兩側，以雙手扶持百合者，一位在左，是亨利六世的叔父——韓弗瑞（Humfrey, Duke of Gloucester, 1390-1447）；另一位在右，是前文曾提到的約克公爵理查。這兩位象徵著英格蘭王族不分黨派共同支持年輕的國王。這兩位貴族的內側，是各自使用的嘉德徽章，外側兩邊則是共有的英王室盾形徽章，其圖案區分為四塊，以百合和三頭獅子兩兩斜線相對。此盾形徽章沿用到都鐸王朝，又加入紅、白雙色玫瑰在旁襯托，使英王室徽章更添豐富的內容。百合與玫瑰的圖案，通常共同出現在都鐸君王的錢幣、印璽、肖像及其他與君王崇拜相關的圖像上。例如亨利七世設於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禮拜堂（King’s College Chapel, Cambridge）的徽章，中間是百合與三頭獅的盾形徽章，左側是上頂王冠的紅白玫瑰；右側則是上頂王冠的閘門（portcullis）。又如伊莉莎白一世（Elizabeth I, r. 1558-1603）的「鵜鶘肖像」（the Pelican Portrait, c. 1575），女王頭部兩側，各有頂著王冠的百合與玫瑰，而且王冠的邊環也刻有百合圖案。

百合與玫瑰之並陳，意味著英格蘭君主仍然主張法國王位繼承權，以及對法統治權，但這項宣稱，越來越不具備事實的基礎。英法百年戰爭結束後，英王在法蘭西境內的土地僅存卡萊（Calais）一地，而這一地又在都鐸王朝瑪麗女王（Mary I, r. 1553-1558）統治時期失去。然而其後的伊莉莎白女王，及斯圖亞特王朝（the Stuart Dynasty, 1603-1714）諸君，依然主張這項權力。相對而言，法國君王娶英格蘭王族之女的例子甚少，也少有機會宣稱對英格蘭的統治權，或挪用英格蘭王室紋章。但法王亨利二世（Henri II, r. 1547-1559）之時，因其王太子法蘭西斯（即後來的法蘭西斯二世〔François II, r. 1559-1560〕）娶蘇格蘭女王瑪麗（Mary, Queen of Scots, r. 1542-1567）為妻，而瑪麗女王之血緣可上溯英王亨利七世。英女王瑪麗一世於1558年底過世之後，法王亨利隨即主張信仰新教的伊莉莎白無權繼承，應由法王太子與蘇格蘭瑪麗女王共同繼承英王位，並於1559年初在瑪麗所用的帳幕、旗幟與徽章上，合併她原來的紋章與英格蘭的紋章。

蘇格蘭瑪麗女王在法國使用的新徽章，分為四區塊，左上為法王太子所用的「海豚」（在法文中與王太子〔dauphin〕一詞相同）及百合，右上與右下的圖案，則結合蘇格蘭的獅子（lion rampant）、英格蘭的三頭獅與百合；左下的結合蘇格蘭獅子與英格蘭三頭獅。整個盾形徽章象徵著瑪麗與夫婿未來可統治蘇格蘭、英格蘭、法蘭西三王國。不過，這個新徽章使用時間並不長，一則因法王深陷歐陸戰事中，無力堅持；再者，1560年蘇格蘭宗教改革成功後，蘇格蘭政府承認英女王伊莉莎白的合法統治權，並主張瑪麗女王放棄使用英格蘭紋章。即使如此，此事件依然反映出十六世紀下半葉英格蘭、法蘭西，以及蘇格蘭之間，政治上緊密的互動關係。而且，蘇格蘭瑪麗女王之子詹姆士六世（James VI, r. 1567-1625），在1603年繼任為英格蘭君主詹姆士一世（James I, r. 1603-1625）之後，在王室徽章上再度結合英、法、蘇三王國的紋章，又將代表愛爾蘭的豎琴，放入盾形徽章內。在盾形徽章外以嘉德徽章圍繞，下方右邊有代表蘇格蘭的紫色薊（thistle）；左邊有象徵英格蘭的紅白玫瑰，使三種（三國）花卉並陳於斯圖亞特王室的徽章上。詹姆士的頭銜則與此徽章相呼應，稱為：「大不列顛、法蘭西與愛爾蘭國王、信仰的捍衛者」（King of Great Britain, France, and Ireland, Defender of the Faith & c.）。

從詹姆士一世以來的歷任斯圖亞特君主，皆宣稱自己為整個不列顛群島（蘇格蘭、英格蘭、愛爾蘭）及法國的統治者，直到1801年漢諾威王朝（the Hanoverian Dynasty, 1714-1837）的英王喬治三世（George III, r. 1760-1820），才正式宣告放棄法國王位（當時的法國已無君王），王室徽章上的百合也自此消失。隨著十八世紀歐洲社會的世俗化，以及革命的發展，百合與玫瑰都不再擁有從前神聖的魅力，如同不列顛與法國王室一樣，或落入凡間，或歸於塵土。但回顧中古至十七世紀之間的歷史，百合與玫瑰（以及其他多種王室紋章）都曾作為王朝正統的符號，並隨著英、法的政治角力而被添加或拔除。而且，不論兩國君王事實上統治的疆域有多大，百合與玫瑰都是政治意識形態上重要的語言，或顯於圖像上，或隱於詩文之間，成為兩國政治文化的一部分。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收錄六篇論文，時代從中古早期延續到十七世紀，從封建王權的出現，至絕對王權或君主立憲體制建立的時代。各篇作者皆承繼西方學術界近年來對政治文化史以及「語言轉向」、「文化轉向」的重視，從社會關係、權力網絡、宗教禮儀、城市慶典、政治思想與語言等角度，重新探索並挖掘王權的豐富面向，進而得出具原創性的論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