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 劉進慶思想評傳 | 誠品線上

戰後台灣經濟的左翼分析: 劉進慶思想評傳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劉進慶是戰後台灣經濟研究的先行者，也是戰後台灣左翼運動和民主化運動的親歷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抵抗」與「學問」是其人生的兩大線索。他的抵抗源自戰中戰後均未能避免的政治壓迫，他的學問則來自東京大學多元傳承的左翼經濟學說。儘管這樣的學問必然在台灣噤啞，他卻以此為基礎，迎戰壓迫、展開抵抗，終於在1970年代完成博士論文《戰後台灣經濟分析》。這是第一本分析戰後台灣經濟本質的著作，影響學術界至深。 作為思想傳記，本書將介紹劉進慶在台日兩地經歷的抵抗人生、東大經濟學科的學問傳統、《分析》的形成和改寫過程、《分析》因拒絕美化戰後台灣經濟而產生的論點和難題，以及劉進慶為解決難題而在後半生做出的各種理論嘗試。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邱士杰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博士班畢業．文學博士。曾任愛知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員研究員，現為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助理教授、《王亞南全集》編輯部成員。研究方向是二十世紀中國經濟思想史與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論文散見於《中國經濟史研究》、《讀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思想》、《歷史批評》（韓國）等期刊。專著：《1924年以前台灣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2009）。編著：《我的抵抗與學問：劉進慶文選》（2015）。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代序：東方馬克思主義的未竟志業／盧荻 目次 圖表目次 凡例 序章：劉進慶的書房 第一章：抵抗的人生──民眾集體抵抗史中的個人軌跡 引言：最終講義 第一節：「原體驗」的形成 第二節：台大時代前後 第三節：東大生活與社會運動 第四節：認同歷程――分歧、深化，與沉澱 結語：抵抗與學問之間的張力 第二章：學問的傳承──1960年代東京大學的馬克思經濟學 引言：Ｌ同學的煩惱 第一節：馬克思主義古典作家的理論遺產 第二節：山田盛太郎與《日本資本主義分析》 第三節：宇野弘藏與大塚久雄 第四節：大內力和隅谷三喜男 結語：劉進慶的α 第三章：分析的誕生──戰後台灣經濟本質之探尋 引言：漫長的「三十歲代」 第一節：資本分類的理論傳統 第二節：適用於戰後台灣的資本分類 第三節：從資本分類展開的戰後台灣經濟分析 第四節：戰後台灣經濟分析之分析 結語：本質與表現之間的張力 第四章：消失的史論──《原戰後台灣經濟分析》的台灣史敘述 引言：回溯至清代台灣史的筆記 第一節：近世的半封建性――亞細亞生產方式及其內部變遷 第二節：近世的殖民地性――移民與反共同體性 第三節：近代的殖民地性與半封建性 第四節：日本殖民統治與資本分類的展開 結語：對於戰後台灣而言的台灣歷史 第五章：論爭的季節──後進國經濟發展討論中的晚年劉進慶 引言：作為日本學者的兩岸旅行 第一節：對依附論和NIEs論的接納與批評 第二節：重新確認戰後二十年的台灣經濟本質 第三節：從民間資本到中小企業，再到商人資本性格論 第四節：劉進慶理論與近期研究和相關研究的比較 最終節：在新世紀開端的告別 後記 附錄一：劉進慶年表 附錄二：劉進慶著作年譜 徵引書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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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代序：東方馬克思主義的未竟志業

盧荻（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學系教授）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馬克思這句箴言對服膺於馬克思主義的學者來說，是執著的信念，也是知識的源泉。相對於西方，在西方之外的廣大的欠發達或後進社會中，馬克思主義所面對的歷史環境更為嚴酷，所面對的知識挑戰更為艱巨，箴言的意義更為深遠。就其志業及知識導向而言，台灣旅日學者劉進慶無疑是位列這個「東方馬克思主義」傳統，這是他的平生論著所清晰表露出來；本書作為其思想傳記，對此則有既生動且深刻的論述。

劉進慶的傳世之作《戰後台灣經濟分析》，被已故作家及思想家陳映真譽為「第一部台灣戰後資本主義發展史，也是第一部戰後台灣社會生產方式性質理論著作」。這部著作及隨後一系列相關論著、筆記，作為社會實踐，被作者概括為「抵抗與學問」，關鍵是這兩者密不可分，用劉進慶原文來說：「我往復於對抗專制政治的民主化運動的感性，和研究專制政治的下層構造的經濟的理性認識之間，這使台灣政治經濟的全貌和本質更加明確地浮現出來。」那麼，這個「全貌和本質」指的是什麼？將其揭示出來又有什麼意義？

「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劉進慶的解答，其蘊含兩層意思。一是經濟，殖民地無論新與舊，均意味本地經濟剩餘攫取者的買辦性；封建無論是否完全意味著寄生性，兩者都是經濟發展的對立面。二是政治，與寄生性和買辦性相聯繫的，必然是統治階級的掠奪導向，也就是經濟和社會的再生產內在地具有催生、依靠專制政治的傾向。這種政治經濟特性，根本地背離於經典意義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即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的歷史經驗），更與追求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目標背道而馳。東方馬克思主義的使命，恰恰是在面對這種背離或落後於經典資本主義的現實中，追求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目標。這個過渡所需的物質條件，必然同時包括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也都是對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徹底否定。

劉進慶這個解答的理論淵源複雜多樣，終究在東方馬克思主義的傳統內，都強調西方之外的社會要走上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艱難無比，也就是遠離於「正統馬克思主義」所執著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普世性—後者認為資本主義具有內在動力，要摧毀一切非資本主義因素。理論淵源的主線是日本馬克思主義，尤其是講座派的「不過渡」論，從可觀察到的普遍存在（尤其是集中於農業領域的半封建生產關係），推演出半封建性主導整個社會形態的結論，無論僅有的資本積累深度和廣度如何，始終也只能依託於這個半封建性。理論淵源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資本類型理論，尤其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官僚資本」及其相近理論，所強調的正是占據社會主導地位的官僚資本寄生性、買辦性、掠奪性，阻礙甚至扼殺經典意義的資本主義現代化。

這裡有個意義深遠而卻有待解決的問題：什麼是促成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決定力量？對此，劉進慶應該沒有提出普遍理論層面的解答，只有僅限於針對特定歷史經驗的論述。仿照講座派對戰前日本社會形態的分析，劉進慶判斷，戰後二十年（或上溯至日本殖民地時期）台灣的社會形態，其決定力量是封建收編資本，是欠缺資產階級革命的結果。與講座派的論斷相對立，勞農派及其後續者對戰前日本社會形態的判斷，是資本主義已成主導並逐漸清除封建殘餘因素，這個論斷接近「正統馬克思主義」。就其所隱含的普遍理論而言，講座派和勞農派的歷史論述都是將資本主義視為一種普世模式，呈現出「一國資本主義」觀念。作為對照，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理論，明確地將這個社會形態的決定力量歸結到世界資本主義；由此作普遍化推論，特定的非西方社會的社會形態，取決於該社會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位置，這也正是發源自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的普遍結論。

上述問題及其解決之所以意義深遠，首先因為劉進慶對台灣社會形態的論斷面臨現實的挑戰，即他所概括的「本質」與現實上的「表象」兩者之間存在張力。這個張力的表現，不僅是戰後二十年的實際經濟和社會發展對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提出詰難，更根本是此後這個詰難愈益強化，社會形態的特性也顯得愈益背離這個立論。面對這個挑戰，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的內涵必須再澄清、發展。──歸根究底，問題在於如何理解資本主義、如何解說歷史存在的資本主義，這是劉進慶的理論框架所必須解決的，也是整體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解決的。

實際發展表現，無論是從本地歷史還是從世界範圍的橫向比較看，戰後二十年（1945-1965）台灣的經濟和社會都可說有長足發展，此後近三十年更是高速增長，再之後直至今日也可說是持續平穩向前。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實際發展表現背離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論的預期？是什麼力量，使得社會形態的特性逐漸偏離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又抑或是需要重塑論述，重新界定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理論內涵？

或許可以判斷，劉進慶對這個現實挑戰的回應，是既有回避，也有重塑論述的努力。回避，首先是心理因素使然，體現為這樣的自我審視：「我基於抵抗專制政治的立場和信念，並不想去論述好像有肯定獨裁政權味道的台灣經濟發展論，且有意在避開它。」回避同時也是政治關注使然，就是聚焦於解開台灣社會的生產關係和階級關係，揭示推動社會變革、顛覆專制政治的力量和路徑；對論述發展表現的重視程度則是遠遠放在後面。

回避之餘，尤其是《戰後台灣經濟分析》1975年出版之後，劉進慶始終還是做出重塑論述的努力，主要表現在下列兩個論題上。一是訴諸馬克思的原始積累論，以此概括台灣戰後二十年的發展歷程，並作為隨後經濟高速增長的基礎。在社會形態層面，以原始積累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先導，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論斷，同時也正如邱士杰在本書所指出的，再次確認對戰後二十年的社會定性：「這表示他眼中的1980年代台灣資本主義正在突破和超越封建時代最末期並形塑屬於自己的時代，也顯示他重新鞏固了戰後二十年台灣經濟本質為半封建性的既有看法。」（頁279）只是，原始積累與資本主義發展畢竟具有斷裂性，兩者之間始終需要靠社會革命隔開。在戰後的日本馬克思主義學界，講座派對於日本的社會形態多大程度上出現斷裂沒有定論，但在認可斷裂的限度內至少將之歸因於美國占領當局（GHQ）主導下的改革（尤其是農地改革）；而劉進慶的台灣分析這邊，一方面認可斷裂，另一方面關於構成斷裂的改革及推動改革的政治力量問題，卻好像是被擱置不作探討了。

劉進慶重塑論述的另一個表現，是訴諸歷史唯物主義的勞動創造價值論，認定經濟增長是廣大勞動大眾的辛勤努力的結果，以此解釋台灣戰後二十年以及隨後的經濟增長。這個判斷很有政治吸引力，以他的話來說就是：「〔經濟成長〕如果說是歸功於當代統治政權的本領，那麼，日據期之成長應歸功於日本帝國主義之殖民地統治，清末期之成長應歸功於滿清腐敗政權或者英帝國主義之支配。站在民眾立場，這是說不通的。」最根本層面上，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在千千萬萬勞動者的辛勤努力下，經濟增長本來就應該是人類社會的常態，任何對這個常態的偏離只是反映歷史存在的社會形態對生產力的束縛。然而，即使這個論斷成立，從現實看始終還有一個程度變動問題：按照前述經濟增長的縱向和橫向比較，戰後台灣的社會形態對生產力的束縛畢竟還是顯著放鬆了，也就是生產力得到一定程度釋放，這個變化應該得到充分解釋。

就發展表現而言，包括台灣在內分屬資本主義世界的東亞地區，應該是戰後七十多年世界資本主義發展中，人均收入水平能夠向發達國家趨同的唯一地區。正是由於這個號稱「東亞奇蹟」的表現，東亞地區在後進發展研究文獻中占有特殊位置，被各種理論系統爭相解說，視為各自理論的現實範例，尤其所謂全球化年代世界範圍後進發展危機的背景中更加如是。其中占據主導的是「市場中心論」，將東亞的經濟發展歸結為市場（尤其是世界市場）調節的結果，同時斷言奇蹟的實現有賴市場調節克服東亞內部制度對市場的背離和扭曲。對此提出異議的是「駕馭市場論」，強調東亞經濟對市場原則的遵守、與世界市場的融合是策略性的，而非毫無保留地接受後者的調節，體現在經濟結構演變過程中同時發展符合市場原則的產業和違背市場原則（但有利於整體經濟發展）的產業；而推動、規範這種策略性融合的，是東亞模式的發展導向的政治經濟體制。

以上兩種論述有一個共同之處，都是傾向以普世理論來解釋東亞經驗，也就是假定「市場中心論」或「駕馭市場論」不僅適用東亞，而且適用所有欠發達或後進社會。從世界發展的實際經驗看，戰後三十多年東亞之外的欠發達資本主義世界的收入水準相對西方發達國家，是增長滯後而非趨於同化，這種分化趨勢至隨後四十多年的全球化年代更形嚴重。顯然，普世性論述不能解釋東亞經驗，必須考慮到特殊性現實，即世界資本主義和東亞地區的特定歷史條件。

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在戰後的特殊性，是與戰前的「舊國際分工」──意指發達國家壟斷製造業而殖民地專注初級產業──大不相同的「新國際分工」邏輯。以福特主義等技術條件為基礎，來自發達國家的資本在不發達世界追逐廉價勞工，使得勞動密集產業向部分不發達地區大規模轉移，形成一群「新興工業化經濟體」。這個世界範圍的趨勢大約自1950年代起始，與發達國家在所謂「黃金時代」的經濟持續增長和國際貿易快速膨脹並行；再自1980年代起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因為經濟愈趨金融投機化而加速產業外移，這個趨勢也就更為加速。

東亞資本主義地區能在不發達世界中脫穎而出，在黃金時代承接並改進從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產業，進而逐步將工業化推進至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產業，有賴該地區在兩方面的特定歷史條件。一方面是美國的技術轉移和市場開放等優惠政策，這種優惠並非世界市場自然而然的產物，而是來自東西方冷戰：東亞地區是冷戰前線，該地區的資本主義政權群體又在不同程度上扮演美國的冷戰小夥伴角色，因此，美國優惠其實是冷戰戰略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東亞各個社會內部存在合適條件，能抓住機會承接並改進從發達國家轉移出來的產業，這些條件在結構上包括原先已有相當規模（本地或自外地帶來）的資本積累，包括資產、技術、組織能力等，加上一定程度上起到發展主義職責的制度，使得千千萬萬勞動者能被捲入工業化進程。其中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作為制度中樞的國家（state），在東亞各個社會中，國家與社會各階級階層的關係及其管治社會的方式複雜多樣。但是，在它們具有發展主義特性的限度內，其構成因素中最重要的始終是東西方冷戰，是冷戰中的生存壓力和需要。

在全球化年代，東亞地區的工業化進程繼續，至二十一世紀初演化成在全球範圍舉足輕重的工業核心地帶。促成這個進程的主要因素，一方面是發達國家的經濟金融化導致產業轉移加速，另一方面是東亞地區在之前的資本積累配合其仍具發展主義特性的制度，構成了經濟發展深化的基礎。與此同時，冷戰形勢的轉變使得美國無心也無力繼續維持優惠政策，而中國大陸的對外開放，更使得東亞發展模式在遠為宏大的規模上得以複製。由此形成一個涵蓋東亞全區的資本積累體系，其中的領先者日本、香港、新加坡、台灣、南韓成為資本輸出經濟體，將更多區域內，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勞動者捲入這個工業化進程，同時以此作為它們自身推動產業升級的憑藉。

以上對東亞戰後發展經驗的概括，如果有其根據和道理，那在什麼地方以及多大程度上，可以有助於劉進慶的台灣論述的重塑，以及透過論述重塑促進東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

國家問題或許是最尖銳最需要理論發展的。在劉進慶的台灣論述中，與專制政治相關的掠奪性國家擴及整個政治經濟制度，可說是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核心；所謂家產制、官商資本、公業壟斷等，固然是對國民黨政權的政治控訴，更重要是對它在經濟上的寄生性和買辦性的剖析。然則，上文對東亞發展經驗的概括無法排除具有發展主義特性的國家的作用，而相關研究中也確實存在一個強大著重於發展主義國家的文獻，意味著至少遷台之後國民黨政權的特性難以完全歸結到官僚資本主義。上文的概括提出一個替代假說，即特定國家的特性一定程度上取決於其在國際系統（inter-state system）的位置，具體而言就是在冷戰前線的國家或政權之間的競爭、鬥爭，而不僅是內部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這個假說顯然也有其局限，畢竟，在東亞地區的發展經驗中，面對相同冷戰環境的資本主義右翼政治群體，裡面既有帶著發展導向的台灣蔣介石政權和南韓朴正熙政權，卻也有官商資本色彩濃厚的印尼蘇哈托政權和菲律賓馬科斯政權，這意味著內部的國家與社會關係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如何闡釋資本主義現代化過程中國家的性質和功能，澄清其演變邏輯和動力，這確實是東方馬克思主義必須面對、有待解決的課題。

如果重塑劉進慶的論述能有效解釋台灣以至於東亞發展經驗，那麼，在什麼意義上，這個論述仍是馬克思主義？有必要重申上文提及他所引用的歷史唯物主義論題，即，經濟發展或生產力進步的源泉只能是勞動，特定社會形態的功能只是體現為對生產力的束縛或釋放。用政治經濟學術語講，就是體現在對勞動剩餘的榨取和利用。封建性意味著剩餘浪費，殖民性意味著剩餘外流，資本主義現代化意味著剩餘的生產性利用，但都不離對勞動者的榨取，因此，即使是經典模式的資本主義也必須被超越，更不用說落後於這個模式的封建性和殖民性。

上文對東亞經驗的概括中提及，戰後東亞的發展有賴於世界範圍的歷史條件與東亞內部歷史條件的結合，這就必須將新殖民地問題推到論述的前台，探討經濟剩餘向發達資本主義轉移以及技術和市場依附於後者的嚴重性，由此還引申出發達資本主義有意願維持東亞地區封建性因素的可能性。劉進慶提出新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支撐台灣的原始積累，並以此為基礎構成隨後的資本主義發展；相對於此，陳映真將這個「隨後」定性為依附性資本主義，林書揚則將之定性為邊陲資本主義，都是強調殖民性作為台灣社會形態的主導，這或許可以與劉進慶的論述互為補充。

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示，資本主義的問題並不只在於對勞動者的榨取，更具現實震蕩性的是它的危機傾向。而震蕩程度對於發達國家與依附或邊陲經濟體並非對等，後者往往是首當其衝或超比例地承受震蕩，上世紀末的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以後的全球大衰退，就是顯著例證。危機之外，長遠而言，具有殖民地特性的經濟體真的能否複製經典模式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其實也還是未知數，不僅是西方之外的廣大不發達世界在整個全球化年代歷經發展失落，即使是作為發展成功範例的東亞，其建樹也有賴於特殊歷史條件，在黃金時代是美國優惠政策，在全球化時代是中國大陸融入世界市場、廣大中國勞動者被捲入全球化進程所提供的空間，這些條件的存在不能被視為世界資本主義的常態。

以台灣的情況，自1990年代進入現代化資本主義以來，基本上是扮演環球生產價值鏈的中間環節角色，其經濟增長和產業升級的支撐力量很大程度上是來自投資外地（尤其是中國大陸）的利潤，也就是分潤外地的勞動者所創造之價值。然而，隨著近年來新冷戰的降臨，因為其政權要擔當美國的小夥伴和急先鋒，冷戰的負擔加重，冷戰的紅利，即以前那種美國優惠卻不再有；冷戰沉寂的紅利，即利用大陸對外開放的空間也趨於消亡。在這種局勢下，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道路能否和怎樣走下去實成疑問。

如此，劉進慶及其後繼者的台灣論述，其意義並沒有隨著台灣以至東亞地區、整體的西方之外的不發達世界的戰後發展歷程而消失，毋寧是警醒人們認識到後進社會要走上現代化的不易，同時受制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和不發展。在政治和知識雙重意義上，指向東方馬克思主義尚未完成的志業。

試閱文字

導讀 : 第一章：抵抗的人生——民眾集體抵抗史中的個人軌跡（摘錄）

第一節：「原體驗」的形成

劉進慶誕生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前兩天的台灣雲林斗六。從事碾米、肥料以及木炭生意的父親是地方上的大地主和富商。「人生有所謂的『命運』，有人說『運』可以變，那麼『命』就不可能變了。說到自己誕生的時代和地方，那是二十世紀30年代『戰亂的星空』下一個叫做『台灣』的殖民地社會，我是作為一個殖民地人而出生。這個人生被賦予的條件的確是要變也無法變，這也是作為『被支配者』的我的『命』。但是，以個人來說，我是生長在一個富裕的家庭，一點也沒有『被支配者』的陰影」。此外，「我家是三代同堂的大家族，我是有八男五女的十三個兄弟姊妹的第六個男孩。母親是作為四個異母兄弟的繼母，一生在盡力維持多達三、四十人的龐大家族的和氣，是一個有大氣度且心地善良的女性。我們兄弟個個都有高學歷，是一個極為圓滿的家庭」。

在殖民地條件下，「如果不能很好地掌握支配語言，就不能有豐裕的生活」。但劉家的狀況剛好相反。雖然上學時必須使用日語而形成雙語狀態，但「我的家庭內部使用中國的閩南語」。雖然醫生和教師之類家庭往往為了子女的求學而使用日語，劉進慶的家庭卻因為不能說日語的母親而完全使用民族語言，母親成為民族立場的原點。然而殖民地的語言環境終究不允許劉進慶在單一語言的環境中成長。直到1960年代初期赴日求學，他才首次意識到什麼是「用單一語言會話」。

家庭的富裕讓劉進慶一定程度上克服殖民地下「被支配者的陰影」，但終究無法克服殖民地對被殖民者的歧視。比方劉家住在斗六的市街中心，即郡役所附近，周邊環境優美，有河、有橋、有公園，同時也有一間自日本殖民之初就搬來台灣的第二代日本人所開和服店。雖然兩家在日本戰敗為止的五十年間都是鄰居，卻毫無往來，沒有說過一句話，日本孩子念的也是不接受台灣人子弟的小學校。「和服店老闆有根深蒂固的支配者意識，經常以高姿態對待鄰居，十分討厭自己的孩子和當地人家的孩子一同玩耍，如果當地人小孩在他店前玩耍的話，經常會遭他大聲怒罵。而當時感受性十分強的我也在其中，大人的凶暴深深刺傷了小孩的心」。又比如，劉進慶的兄長們不管成績如何優秀也進不了中學，因此父親只能無可奈何地將他們送往日本念書，前前後後竟也送去十多名族親子弟。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也有師長勸劉進慶的父親盡早送他赴日念書，否則船運可能在進入戰爭後斷航，但劉進慶當時年紀太小，還是被留在父親身邊。

劉進慶在1938至1944年間進入專收台灣人子弟的公學校學習。皇民化運動讓他不知不覺被教育成「軍國少年」。六年級某日，級任老師宣布劉進慶被推薦進入「少年飛行兵學校」，而且是兩百名同級學生中的三名入選者之一。劉進慶得意洋洋將推薦狀帶回家，卻遭到父親的痛斥：「傻瓜！我們跟他們不一樣！」他的「軍國少年」美夢一舉覺醒。這件事情前後，他的父親也向他說明劉家的祖籍地是廣東省饒平縣嶺腳鄉，劉進慶逐漸明確感受到殖民統治下「二重社會」的矛盾。一方面，家中完全是「中國閩南系的傳統生活」，另一方面卻「在表面上前往神社參拜」，「父親雖然在日本的統治者集團中工作，但內心卻有著中國人的意識」，「民族之心並非那麼簡單就能被抓住」。比起父親對於自己的痛斥，皇民化運動時代衝擊劉進慶最深的事件還是父親流下的眼淚：「我記得敦厚的父親最激動悲憤的事，就是在戰爭末期，全鎮的媽祖像被集中在公園一角焚毀的時候，父親眼中含著淚水。那是我正開始懂事的時候，這些事就成了觸發我民族感情的原點。」

隱然的民族抵抗與無奈的現實屈從拉鋸著彼此。1940年開始的改姓名風潮終於在1944年吹到劉家，但全家只有當時擔任公務的長男改了姓名，次男以下悉未改變。由於劉備曾擔任中山國王，所以劉進慶的父親決定以中山二字代劉，成為1984年劉進慶入籍日本時使用「中山」為姓氏的典故。他把父親刻印的「中山」印鑑作為紀念物保留下來，以著非常複雜的心情。

「1945年的8月15日中午，從所謂『玉音放送』知道日本戰敗的消息時，內心覺得無比暢快，臉上露出幸好沒戰死的歡喜表情」。由日本戰敗到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一年半時間，是他記憶中最自由、治安最好的時期。屬於自己的時代彷彿終於來臨。然而，這樣令人難忘的時光卻在二二八事件爆發的瞬間忽然消失：「戰後台灣復歸中國。我打從內心高興台灣脫離了日本的殖民統治，但是，這也只是短暫的一年多的時間。1947年2月，發生震撼全島的二二八事件，由於新政權的腐敗和惡政，把台灣民眾從希望的高峰推落到絕望的深淵所引起的怒火爆發了出來。其結果是軍隊在各地對民眾進行鎮壓和殺害。在車站前的廣場，被處刑後的許多地方領導者的遺體，曝屍示眾好幾天的情景，真是十分悽慘」。當時就讀於嘉義中學的劉進慶和其他同學一起把女學生們做好的飯糰送到戰鬥前線。另一些同學則拿起槍桿抓人，但又保護中國大陸來的老師。劉進慶的兩名同班同學在事件中犧牲，他推測犧牲的同學不是死於戰鬥，而是死於被捕。雖然晚年的劉進慶已較能冷靜地回憶此事，但也曾經歷過想試著說出來卻因為悲憤慷慨的情緒而說不下去的人生階段。

運動的高潮後，「我逃到鄉下親戚家各處躲避危機。那是初中二年級的春天。對國民黨軍事獨裁政權的恐怖和厭惡的感情，這十幾歲的原體驗的陰影，一生在我內心底燃燒。從殖民地解放出來的戰後台灣社會，再度出現了壓抑和被壓抑，支配和再支配的構造，我再度被迫處於被壓抑的處境，這個原體驗正是貫穿我抵抗的一生的原點」。

二二八事件為止積累起來的「原體驗（げんたいけん）」是劉進慶回顧人生的關鍵詞，不禁讓人想起馬克思經濟學家宇野弘藏（1897-1977）提出的「原理論（げんりろん）」。宇野認為，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有自我純化的傾向，而純化表現為資本主義自身邏輯的愈發抽象、自洽，以及異質因素的排除。但實際上的歷史發展不會真正實現全面的純化，而是在全面純化之前的某個節點向不純化的方向逆轉，再次納入異質因素。因此，所謂「原理論」就是依據最接近純化階段的資本主義運作邏輯—宇野認為是十九世紀的英國資本主義—而再行總結的理論體系。宇野認為，儘管原理論不能直接解釋充滿著異質因素和偶然性的不同歷史階段（他為此主張「階段論」之必要）以及眼前的現實（他為此主張「現狀分析」之必要），卻是提出解釋的唯一基礎，也是貫穿資本主義發展史全過程的金線。宇野理論是劉進慶日後入學東京大學之後直接繼承的學術傳統之一（參見本書第二章），他很可能從原理論獲得原體驗的靈感，並以此理解自己一路走來的人生。

晚年劉進慶沒有停留在自身原體驗的總結。他確認自己的原體驗為同世代人所普遍共有，因此更想分析同樣的原體驗為何產生不同類型的人生道路。從東京經濟大學退休後，劉進慶曾多次邀請活躍於各行各業的同世代前往他所組織的「兩岸關係研究中心」演講自己的人生（如物理學家林清凉），或直接針對特定人物口述其生平（如資深左翼統一運動者陳明忠、前獨立運動者吳新雄），或作傳（如李登輝、旅日僑界領袖陳焜旺）。這些人物都是經歷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與戰後二二八事件的同世代台灣人，在劉進慶看來，儘管同世代人都共有「被割讓、被殖民、被抑壓的『悲情』」，但懷抱著「同根共底的情操」的人們並沒有形成一致的認同道路，反而走向對立（如分別支持統一與獨立的吳澍培與吳澧培兄弟），他稱為「同根異果論」假說。雖然劉進慶沒能在過世前進一步完善「同根異果論」，但也沒有將自身獲得原體驗以後的人生經歷視為唯一典型。他對於認同相異者的共感同情以及自身寬闊的胸襟，無疑是理解其學問和抵抗道路的重要提示。

第二節：台大時代前後

「在中學時代，經常與友人認真地談論自己的理想和抱負，但一點也沒有談過將來要如何飛黃騰達的事；只有像要如何使黑暗社會變好這樣的改革社會的志向一直是我們談論的中心，這也是我人生最早的志向。另一方面，我也經常沉思在『我是誰』、『人生到底是什麼』這樣的自問自答中，因此也勉強算是一個『哲學』少年。高中時代，我夢想當一個物理學家，我喜歡數學和物理，這兩科目我特別強；我經常仰望晴夜星空，識讀星座，大膽地想像著宇宙彼岸的世界」。另一方面，北京大學來的年輕歷史老師介紹的中國歷史和文化也讓劉進慶產生憧憬。

劉進慶眼中的戰後延續殖民地時代的政治壓迫，但他認為壓迫並未在教育上連續。因此，對於像他這種從中學二年級才開始學國語的人來說（他自己覺得學得還可以），能在國語不夠好的情況下考上國立台灣大學（1952年），這種「與殖民地時代的不同讓人感覺不錯」，然而無法預期的狀況發生了。土地改革造成劉家的家道中落，父親事業中止，因此劉進慶自覺選擇容易求職的工學院。但因入學健康檢查發現先天色盲，校方命令轉院，劉進慶便轉入最接近數理的經濟學系，學號413377，成為「台大朦朧派經濟學系的學生」。與劉進慶同時入學的名人還包括後來擔任台大第七任校長的孫震（1934-），以及從事海外台灣人政治運動的黃昭堂（1932-2011，又名黃有仁）與吳澧培（1934-）等人。他們同屬1956年7月畢業的經濟系第十屆學生。

國立台灣大學的前身是台北帝國大學。台北帝大時代雖有文政學部的經濟學講座，但日籍師生於日本戰敗後悉數離台，只剩經濟學圖書，因此戰後設置的法學院經濟學系既有帝大淵源，亦是全新機構。此外，台大在國共迅速進入內戰的時代從帝大的講座制轉換為美式的系學分制，並從帝大提倡的研究主導轉型為教學主導，這些制度變革也影響台大經濟系的日後發展。劉進慶就學經濟系期間（1952-1956），正趕上黃紹恆所稱戰後「台大經濟學系第一代教師」的陣容，第一代與1960年代中期第二代的差別，在於第二代深受美國影響，但第一代教師由曾經求學各國的學者所構成，因此「有較多元的背景」。當然，這種多元背景也反映出戰亂流離和學術傳承斷裂與混雜的過渡性特質。劉進慶在學期間曾任教經濟學系的師長分別有：王師復（廈門大學法學士）、全漢昇（北京大學史學系學士）、李超英（倫敦大學經濟學博士）、林一新（莫斯科中山大學）、林葭蕃（明治大學法學修士）、林霖（俄亥俄州立大学經濟學博士）、施建生（南京中央大學學士、哈佛大學碩士）、張果為（柏林大學哲學經濟學博士）、張漢裕（東京大學經濟學博士）、趙蘭坪（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學士）、鄭學稼（南京東南大學農學院），以上教授；黃錫和（福建協和大學農業經濟系）、劉純白（京都帝國大學）、蕭其來（台灣總督府台南師範學校），以上副教授；王祥（南京中央大學）、林文猷（待考證）、華嚴（南京中央大學），以上講師。

上述教學陣容下度過四年台大時光的劉進慶，以嚴厲語氣說：

當時，台大數理經濟學愚蠢到連教凱因斯經濟學的老師也沒有，講授薩謬爾遜經濟學已經是最先進的了，然而，這種經濟學理論與當時台灣大多是公營企業而市場經濟仍然弱小的現實有很大的落差。我對於無法說明現實問題的經濟學沒有什麼興趣，因而耽讀哲學和思想方面的書，反而經濟學方面的書少讀了，因為本來就沒有一本值得一讀的經濟學。

劉進慶在學期間的台大經濟系課表有1954年可考，但課表其實記有「凱因斯理論」的選修課，而且與劉進慶同級的孫震與黃昭堂曾分別向王師復及施建生學習凱因斯理論。此外，「凱因斯理論」的選修課直到1986年為止均由劉進慶在學時已在台大任教的王師復教授主講。消失在劉進慶記憶中的「凱因斯理論」課程反襯出他確實對經濟系缺乏積極的印象。相較之下，劉進慶對哲學的興趣持續保持到他入學東京大學之後。根據他保留下來的借書單，他曾先後借閱黑格爾的《邏輯學》與《歷史哲學》（1963年10月7日借閱）。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將介紹劉進慶在台日兩地經歷的抵抗人生、東大經濟學科的學問傳統、《分析》的形成和改寫過程、《分析》因拒絕美化戰後台灣經濟而產生的論點和難題，以及劉進慶為解決難題而在後半生做出的各種理論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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