壓迫與自由 | 誠品線上

Oppression et Liberté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我羨慕她有一顆為全世界跳動的心。」－－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二十世紀最偉大的靈性作家。」－－安德烈‧紀德（ André Gide）西蒙．韋伊全球中文版首次上市！唯一能夠讓卡繆折服，並為她編輯作品的偉大作家。卡繆讚譽：「我們時代唯一偉大的靈魂……歐洲的重生如果沒有韋伊的思想，將是不可想像的。」◎與漢娜‧鄂蘭齊名並列「黑暗時代的女思想家」◎備受卡繆、西蒙‧波娃、蘇珊‧桑塔格、阿岡本高度讚譽◎韋伊遺稿，經卡繆編輯整理，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思想作品之一◎重要哲學讀本，首度於中文世界出現《壓迫與自由》是卡繆所整理出版第六部韋伊的遺稿，出版於1955年。她早年即為出名的馬克思主義運動家，在法國高中教學與組織工會，並曾親身前往德國（1932年），見證過德國工人運動與納粹黨運動，之後韋伊寫下了許多報導、短文、論文，其中最有名的，是作為本書主體的一文〈反思自由與社會壓迫的起因〉（1934年）。卡繆將這篇重要論述與其他相關主題的文章集結成本書。在這一系列文章中，韋伊對照歐洲與蘇聯共產主義當時的現況，反思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革命指導思想背後的問題。一方面，壓迫者的解放事業轉型為新型態壓迫的未來，已被她所預見；另一方面，由於她對個人精神解放的條件所做的研究，也對馬克思主義教條提出更尖銳的批判。書中涵蓋她經歷神秘體驗前後對政治的反思，在此期間，她也持續到工廠和農場當女工，並投入救援德國共產黨員、參與西班牙內戰，乃至到英國加入自由法蘭西反抗軍。這本書可說是韋伊走出教條馬克思主義、全面展開結合實踐、精神與反思的寫作方式的標記。她有著獨特的時代靈魂，也在乎著人類的靈魂……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韋伊是法蘭西給當今世界的一份珍貴的禮物……她在現代世界占有獨一無二的位置，這歸因於她思想上完美無缺的延續性。……她的一生，是堅決而瘋狂的一生。在我看來，在人類的共同弱點這個視角上，韋伊的重要意義必須得到重估。」－－Czesław Miłosz，波蘭詩人，諾貝爾獎得主／切斯拉夫‧米沃什「韋伊和她的理念之間有種令人感到痛苦的同一性，作為精神之現代苦役最不妥協而令人不安的見證人，她當之無愧。」－－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作為一個思考政治的人，一如在任何其他方面一樣，西蒙‧韋伊都是無法歸類的。她的同情所具有的悖論性，是促成其均衡的原因。一方面，她熱情地擁護平民，特別是受壓迫者－－被人的邪惡與自私所壓迫的人，以及被現代社會的無名力量所壓迫的人。……另一方面，她在本質上就是個離群索居的人，以及個人主義者，深深恐懼著她所謂的集體－－現代集權主義所創造的怪獸。她在乎的是人的靈魂。她對人類權力與人類責任的研究，揭露了某些陳腔濫調當中的謬誤，這些陳腔濫調現在依然流行，而在戰爭期間則被當成道德興奮劑。」－－T. S. 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你是救世軍嗎？」－－托洛斯基（Лев Давидович Троцкий [Leon Trotsky]）「她的才智、苦修主義、奉獻精神與決然勇氣，我都十分佩服，只是我不能把她看成我的同道人。」－－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我從《神聖人》（Homo sacer）之後便一直沒有放棄的對法律的批判，正是根植於韋伊。」－－喬治‧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我們相信音樂帶給我們的情緒，可以讓我們在事後體驗到西蒙娜‧韋伊所謂的『絕對的安靜』－－電影中最偉大的音樂。」－－Zbigniew Preisner，奇士勞斯基《紅白藍三部曲》、《十誡》編曲家／澤貝紐‧普萊斯納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西蒙‧韋伊（Simone Weil, 1909-1943）猶太裔法國哲學家、和平主義者、神祕主義思想家。生於1909年，1928年入法國高等師範學院，她是西蒙娜波娃的同窗，師從阿蘭，關注工人處境，被稱為「紅色貞女」（la vierge rouge）。畢業後任高中哲學教師，投身工人運動，並在納粹崛起其間參與過營救德國左派成員，接待過流亡巴黎的托洛斯基，但終身未加入共產黨。後來她又親自參與工廠勞動，留下筆記《工人的處境》，被卡繆引為必讀之作。西班牙內戰時，她短暫參與過反法西斯陣營的國際縱隊，同陣營的還有歐威爾、海明威、聶魯達、卡繆、畢卡索等。1937至1938年間，她經歷了重要的神祕體驗，深入基督教神祕主義思想，並開始以大量的筆記整理、反思過去與當下的公共活動。二戰爆發後，她先領著父母取道卡薩布蘭卡前往紐約，然後又潛回英國倫敦，加入自由法蘭西反抗軍。1943年8月，在完成了戴高樂臨時政府要求她撰寫的「國是建言」後，因拒絕接受比法國占領區人民每日配給還更多的食物，導致過度虛弱，病逝於療養院。戰後，卡繆編輯了一系列她的遺稿，使韋伊得到廣泛的關注，蘇珊‧桑塔格、艾略特、米沃什都曾盛讚過韋伊著作中的精神力量。卡繆（Albert Camus, 1913-1960）生於北非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勞工家庭，父親在他出生未久便因戰爭亡故。中學後開始半工半讀，大學畢業之後擔任記者，報導許多阿爾及利亞中下勞動階層及穆斯林的疾苦，同時參與政治運動，組織劇團表達觀點。二戰爆發後因在阿爾及利亞服務的報紙被查封，前往巴黎的新聞媒體任職。文學作品眾多，1957年獲諾貝爾文學獎，著有小說《異鄉人》、《鼠疫》等。1960年於法國因車禍過世。■譯者簡介楊依陵法國國際影音創作暨導演學院（École international de creation audiovisuelle et de réalisation）畢業，自由譯者。梁家瑜英國艾賽克斯大學電影暨文學碩士，法國高等電影研究院助理導演二級專業文憑。自由譯者、專欄作家、攝影師。譯有《邊境國》、《再見非洲》、《論特權》、《法國高中生哲學讀本（二）》，著有《起初，是黑夜》。服務於台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 尋找革命的靈魂 梁家瑜法文版序（一九五五年）前景：我們是否正朝著無產階級革命邁進？對技術官僚、國家社會主義、蘇聯及其他問題的思索論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反思自由與社會壓迫的起因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八年斷簡對革命與進步等理念的批判性研究對服從與自由的沉思論馬克思主義的矛盾一九四三年倫敦斷簡馬克思主義學說存在嗎？附錄：與托洛斯基的對話（對話後的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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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前景：我們是否正朝著無產階級革命邁進？


（收錄在《無產階級革命》，158期，1933年8月25日）





為了空洞的盼望而頭腦發熱的凡人


我對他們只有鄙視


——索福克勒斯





許久之前早已預見的時刻到了，資本主義正要看著自己的發展，被無法跨越的極限給打斷。無論我們如何詮釋[資本]積累的現象，顯然資本主義根本上指的就是經濟擴張，而資本主義式擴張，距離迎頭撞上地表極限的時刻已然不遠。然而社會主義卻未曾顯現一絲即將到來的跡象。我們正處於轉型的時期；但轉型成什麼？沒有人有一丁點概念。更驚人的是這種毫無自覺的安全感，讓我們在這轉型過程中彷彿處於某種確定的狀態中，以至於幾乎在任何地方，對於體制危機的評論，都成了老生常談。當然，我們永遠都可以相信，社會主義終將在明天之後到來，並讓這種信仰變成某種責任或是德性；只要我們日復一日地將明天之後理解為眼前這天的後天，我們就能確保自己永遠不會失望；但這樣的精神狀態，和那些勇敢地相信——好比說——末日審判的人，幾乎沒有區別。如果我們想要像個男人一樣地通過這個幽黯的時代，我們就得像索福克勒斯筆下的埃阿斯一樣，必須要克制自己，不要為了空洞的盼望而腦袋發熱。


在整個歷史上，為了解放被壓迫者，人類一直在鬥爭、受難、死去。他們的努力儘管並未淪為徒勞，但除了以某個壓迫性政權取代另一個之外，從沒獲得別的成果。馬克思曾經注意到這點，他相信能夠以科學的方式證實：我們的時代已然不同，被壓迫者的鬥爭，現在將獲得某種真實的解放，而非某種新的壓迫。正是這個宛如某種信經一般持續存在於我們當中的觀念，必須加以重新檢視，除非我們打算執拗的閉眼不看過去二十年來的事件。讓我們免於那些人 的幻滅，他們在為自由、平等、博愛戰鬥過後，在一個美好的日子裡發現：他們所獲得的，如馬克思所說，是步兵隊、騎兵隊、與砲兵隊。他們原本還能從歷史的驚嚇中得到某種教訓；更悲慘的是那些在1792或1793年殞歿的人，他們在大路旁或是邊境上，相信自己為人類的自由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如果我們終將在未來的戰役中逝去，那就讓我們盡力為自身的消逝做好準備，以澄明的目光，看清這個我們將要拋下的世界。


巴黎公社已經給了我們一個範例，不單是工人群眾在運動中的創造性能力的範例，同時也是在反抗有組織的壓制時，自發性運動在根本上的無力的範例。1914年8月標誌了無產階級大眾組織在體制框架中的失敗，不論是在政壇或是工會的領域裡。從那時起，就應該徹底地放棄對這種組織模式所寄予的盼望，曾經抱著這種盼望的不只是改良主義者，還有恩格斯。相反地，1917年10月將會開啟全新而燦爛的展望。我們終於找到方法，能將合法行動與不合法的行動相連結，將有紀律的運動者的系統工作與大眾自發的激憤相連結。應該在世界各地建立共產黨，以傳達布爾什維克黨的知識；共產黨應該取代社會民主黨，早在1914年8月，羅莎‧盧森堡就說社民黨「臭如腐屍」，很快就會消失在歷史的舞台上；共產黨應該會在短時間內掌握權力。在1871年的巴黎之後，緊接著是1905年工人在聖彼得堡自發創造的政權，應會穩固地在俄羅斯矗立，並將很快地覆蓋整個文明世界的表面。確實，外國粗暴的帝國主義介入，可能會碾碎俄羅斯的革命，使這些美好的展望歸於虛無；但除非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不然，列寧和托洛斯基肯定已經在歷史中，準確地導入這一系列的轉化，而非別的轉變。


十五年就這樣流過了，俄羅斯革命並未被碾碎。而它外在與內在的敵人也都被擊潰了。然而，在地球表面上的任何地方，包括在俄羅斯境內，都沒有什麼蘇維埃 ；在地球表面上的任何地方，包括在俄羅斯境內，都沒有什麼貨真價實的共產黨。「臭如腐屍」的社會民主黨十五年來持續敗壞政治氣氛，而這完全不是屍體會做的事；若說它最後終於大體上被掃除乾淨了，那完成這工作的也是法西斯主義，而不是革命。誕生於十月的政權 ，原本若非擴張就是消亡，而十五年來，這個政權在自己國境之內，已經很好地適應了環境；而現在它在國境之外所扮演的角色，正如在德國的事件所清楚顯示的，是要掐死無產階級的革命性鬥爭。反動的資產階級終於體認到自己正要失去一切擴張的力量，並自問：為了未來的戰爭，此刻是否不能和蘇俄政權建立攻守同盟，以利用這個政權（參見5月27日的《德意志匯報》）。說真的，這個政權非常像是列寧以為自己建立了的那個政權，就它幾乎徹底排除了資本主義所有制而言；但在其他所有方面，卻都恰好是其對立面。實質的言論自由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不論是以印刷、打字、手稿，甚至是單純地以言說的形式，都不可能表達某項自由的判斷，而不冒著被關到集中營的危險；在蘇維埃體制的框架底下，政黨的自由競爭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黨掌權，他黨下監」；原本共產黨注定要為了自由的合作，將那些最忠誠、最有意識、最具有文化與批判精神的人集結起來，但這樣的共產黨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單純的行政機器，書記處手上一件被動的工具，照托洛斯基自己的話說，不過是徒具黨的名字罷了；以民主方式運作來領導經濟與政治生活的蘇維埃、工會與合作社都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那些機構，雖然頂著相同的名稱、卻已被削減為單純的行政機器；為了確保能獨力抵禦外侮與守護境內秩序而組織起來的武裝民兵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常備軍和警察，他們非但不受控制，武裝還遠勝沙皇的部隊百倍；最後也最重要的是，在等待「每個廚師都能學會如何治理國家 」的那刻到來前，原本應該要確保政府運作、經由選舉產生、持續受到監督、並可免職的公務員，業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常設的、無法究責的、自行遴選成員的官僚體制，這個體制藉由將一切經濟與政治權力集中到自己手上，掌握了歷史上前所未見的巨大權勢。


像這樣的一個政權是全新的，這使它變得難以分析。托洛斯基堅持聲稱這是「無產階級專政」，是一個「工人國家」，儘管有某些「官僚主義的扭曲」，而對這樣一個政權而言，就其擴張或消亡的必然性而言，他和列寧所搞錯的就只是期限而已。但當量的錯誤達到了某種規模，我們就能相信這是某種質的錯誤，換句話說，錯的是這個我們想要定義其存在條件的政權的性質本身。另一方面，稱一個國家為「工人國家」，但卻又解釋說：在經濟與政治上，這個國家的每個工人，都完全任憑一個官僚種姓擺佈，這似乎是個惡劣的笑話。至於他所謂的「扭曲」，這個字眼在一個所有特徵都與一個工人國家理論上的特徵徹底相反的國家裡，這個字眼特別格格不入，彷彿是在暗示：這個史達林式的政權，是某種俄羅斯革命的異常或是病態。但病態與常態之間的區別沒有什麼理論價值。笛卡兒說過，一個出了問題的鐘，並不是鐘錶原理的例外，而是某種不同的機器，它服從於自身的原理 ；同樣地，這個史達林式的政權，也不應被視為一個出了問題的工人國家，而應視之為某種截然不同的社會機器，由構成這個機器的各種機關所界定，其運作方式則符合這些機關的本性。這些機關在一個工人國家裡，應該是由工人階級民主地組成的組織，而史達林政權裡的機關，則清一色是集中化行政底下的部門，而整個國家的經濟、政治與精神生活，則都得仰賴這些機關。對於這樣一個政權而言，「擴張或是消亡」的困境非但不再真實，甚且不再具有意義；史達林的政權，作為一個行使壓迫的政權，和法蘭西帝國對其鄰國一樣具有傳染性。認為史達林的政權只不過是個過渡階段的觀點，不論是過渡到社會主義，還是過渡到資本主義，看來都是同樣武斷的觀點。對工人的壓迫，並不是邁向社會主義的一個不證自明的階段。在馬克思看來，「官僚的、軍事般的機器」，對於透過簡單地累積成功的改革，持續向著社會主義邁出步伐的可能性而言，是種貨真價實的障礙；毫無疑問，這架機器並未失去這種特性，因為和預期相反，它在資本主義經濟中活了下來。至於資本主義的復辟，這只能產生自某種殖民活動，這種復辟完全是可能的，理由是所有帝國主義所共有的貪婪特質，以及蘇聯在經濟與軍事上的衰弱；然而，至今為止，各個帝國主義勢力之間的競爭，使得各方力量之間的比例未能壓倒俄羅斯。無論如何，蘇維埃官僚體系絲毫沒有轉向屈服的樣子，因此，在任何意義上，「過渡」這個字眼都是不恰當的。沒有什麼能讓我們斷言：俄羅斯國家的官僚體制在自己的統治之外，會為別種統治鋪路，不論是無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的統治。事實上，布爾什維克主義所訓練的戰士們一直藉由各種尷尬的解釋，試著讓自己避免承認1917年10月所提出的展望當中的根本錯誤，而這些解釋則和這些展望一樣建立在偏見之上，這偏見就是下面這句被當成教義的斷言，認為當前只會有兩種類型的國家，即資本主義國家與工人國家。對此教義而言，誕生自十月革命的這個政權的後續發展，帶來了最慘重的失望。至於工人國家，它從來沒在於地表上存在過，除了在1871年的巴黎還曾經存在過幾個星期，以及或許在1917和1918年的俄羅斯存在過幾個月。相反地，十五年來，這個統治了六分之一個地球的國家，卻和任何其他國家一樣具有壓迫性，而它既不是資本主義國家，也不是工人國家。馬克思肯定沒有預料到過任何與之相似的東西。但對我們而言，馬克思並不如真理來得珍貴。


我們時代的另一個致命的現象——我指的是法西斯主義——也不比俄羅斯國家更容易套進古典馬克思主義的綱領之中。當然，在這個主題上，也有些陳腔濫調的說法，專用於讓人免除艱難的反思義務。正如同蘇聯是個多少被「扭曲」了的「工人國家」，法西斯主義則是個建立在譁眾取寵之上的小資產階級群眾運動，是「資產階級在革命勝利之前的最後一張牌 。」因為工人運動的墮落，讓理論家們將階級鬥爭描述為一場決鬥，或是一場有意識的對手之間的遊戲，而每一樁社會或政治事件，則都被描繪為對手的某種詭計；這種想像和唯物主義之間的關係，並不會比和希臘神話的關係更多。少數的巨富、大工業、和反動派政治人物，有意識地捍衛他們所認為的資本主義寡頭統治集團的政治利益；但他們完全無法像法西斯主義一樣，挑起或是避免挑起這樣一場群眾運動，甚至連操縱一場運動都做不到。事實上，對於法西斯主義，他們有時給予協助，有時與之鬥爭；他們徒勞地試圖將它馴化為溫順的工具，最終自己卻在它面前屈膝下跪。確實，正是因為一個被激怒的無產階級的存在，讓他們覺得這種屈服是兩權相害取其輕。然而法西斯主義絕不只是一張他們手上的牌。就此而言，希特勒把胡根堡像個傭人般辭退，並且還不顧克虜伯的抗議，其作法之粗暴意味深長。同樣不應忘記的是，法西斯主義徹底終結了誕生於資產階級政權的政黨競爭，任何資產階級專政政權，就算是在戰時，也還未曾廢除過這種競爭；為了取代政黨競爭，法西斯主義建立了某種結構多少相似於俄羅斯政權的政體，就像托姆斯基所說的定義：「一黨掌權，他黨下監」。我們還可補充的是，黨對領導人機械般的順從，在這兩個例子上是一樣的，在這兩個例子上也都是透過警察機構得以確保的。但若沒有經濟上的絕對權力，政治上的絕對權力就一無所是；同樣地，法西斯主義試圖讓自己在經濟領域上接近俄羅斯的政權，方法是將經濟與政治上的權力，集中到國家領袖的手中。但在這個領域裡，法西斯主義迎頭撞上了它所不願摧毀的資本主義所有權。這裡有個我們難以預見其後果的矛盾。然而，正如同俄羅斯國家的機器（mécanisme）不能以單純的「扭曲」加以解釋，法西斯主義這個根本的矛盾也不能以單純的譁眾取寵加以解釋。我們能確定的是，如果義大利法西斯主義只有在經過多年漫長的努力、耗盡了自身的衝動之後，才獲得了集中的政治權力，那相反地，國家社會主義 在不到六個月的時間裡，就取得了相同的成果，並保留了巨大的能量，試圖走得更遠。尤其是，正如某間匿名的德國大公司在報告中所指出的——《人道報》在引述時並未意識到其中的重要性——面對國家支配的威脅，資產階級深感憂慮。希特勒還確實設立了某些擁有至高權力的機關，可以判決工人或老闆十年的強迫勞動，並將企業充公。(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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