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政改: 恭親王奕訢與自強運動 | 誠品線上

帝國政改: 恭親王奕訢與自強運動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中國清代改革的擘劃與推動者其實是恭親王奕訢。後人稱頌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中興名臣的背後,其實站著一個低調的恭親王為他們保駕護航,帶領大清前行。 ◎作者雪珥用平易近人的用字、生動的描述、詼諧的口吻帶你看晚清帝國官場面貌。 ◎大量史料補充分析,讓你換一個角度看晚清帝國近代化路程以及大清巨龍陰影下低調的運籌帷幄者——恭親王。 一座恭王府，半部清代史 當中國的首都被英法聯軍佔領，一位二十七歲的年輕人臨危受命被指派必須在敵人的刀槍威脅下談妥合約，給帝國的生命爭取到時間，同時又必須顧及皇帝與那班抱殘守缺依然視中土為天朝的士大夫的面子。隔年，這位年輕人參與了宮廷政變((辛酉政變)，這次的對手是八位顧命大臣，其中主要的政敵是四十五歲的肅順。這位年輕人便是恭親王奕訢， 一位即將主導大清朝三十年政治革新的掌舵者！ 座落於北京西城區的恭王府，曾經有一位大名鼎鼎富可敵國的主人—乾隆寵臣的和珅，到了咸豐一朝被奕詝賞給了六弟奕訢做為府邸。恭王府的主人—奕訢生於一八三三年的道光十三年，病逝於一八九八年的光緒二十四年。其一生經歷了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四朝，正是清朝內憂外患步步進逼的時代，太平天國在一八五三年攻陷南京城、荼毒了半壁江山；一八三九年的鴉片戰爭、一八六0年英法聯軍咸豐北狩熱河。這些都讓身為愛新覺羅宗室的奕訢忿忿不平，但是貴為親王的他要直到辛酉政變成功後，才真正進入決策圈子、出任領班軍機大臣。 此後奕訢便成為清朝改革的擘劃者，推行了洋務運動，也給予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漢大臣支持與保護，使得清末一度出現中興氣象。只可惜，親王終究不敵皇太后，奕訢還是敗在慈禧手下、在中法戰爭時被除去一切差事，在家休養。後來雖然一度又回到軍機處，但是政局已是唯慈禧之命是從了，開啟大清政改的奕訢只能落寞以終。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雪珥澳大利亞華人學者，職業商人，非職業歷史拾荒者，中國改革史窺探者。現兼任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CEFC）、京華財經智庫、同明德國學館等機構顧問，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約研究員、海南海洋安全與合作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經營報》專欄作家。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代序 難以複製的大清王爺自序 欄杆猛拍春夢驚 第一章 叔嫂共和 風嘯天安門 叔嫂共和 一國兩制 總理的勞碌相 第二章 皇家無親"窩囊"王爺錦裡針 偉大領袖六合彩 王爺藍籌股 第三章 風中蘆葦 風中蘆葦 "謀殺"同治帝 中南海的臍帶 紫禁城的平衡木 周公之死 第四章 老大帝國 英國議會:大清穩定壓倒一切 槍桿子裡出政權 洋幹部下崗 誰家的走狗 【資料】刺破大清的泡沫——赫德《局外旁觀論》原文 第五章 美國兄弟 華盛頓的訂情信物 黃龍旗下的美國喪禮 美利堅雪中送炭 誰可托福 鳥巢鳥感覺 北京歡迎你4【延伸閱讀】鷹龍之戀:大清國與美國戰略對話 1908: 中美德同盟流產 1868: 中美同志加兄弟 1870: 太平洋帝國崛起 1896: 美利堅獅子王 第六章 西域狂沙東海浪 批著羊皮的熊 東海餓狼 抗俄還是抗日天山風雨日本趁火打劫 為保新疆失琉球 【資料】琉球嶼浩瀚 第七章 改革旗手 蝴蝶飛飛曾國藩春意盎然李鴻章 第八章 中央"一抬"號令不出中南海改革的陰謀 第九章 裸泳的年代 貓兒鬧大清 華商不愛黃龍旗 李鴻章吹起大泡泡 誰動了恭親王的奶牛 盛宣懷打"野雞"裸泳的奴家 第十章 帝國的出軌 騎著毛驢上北京 大清"地鐵" 拆遷讓誰更美好 東方慢車謀殺案 李鴻章下英國象棋 大清鐵軌不平行 【附錄】恭親王:絕版之外——雪珥答《中國經營報》記者問全文 【延伸閱讀】被誤導的晚清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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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叔嫂共和
風嘯天安門

天很冷了,北京城卻很熱鬧。
安定門上,大英帝國的米字旗獵獵飄揚。從安定門到天安門東側的禮部大院,長達3英里的街道兩側,身穿紅色制服、頭頂白色頭盔的英軍士兵,沿街排開,足有3000多人。
軍樂聲中,在兩個軍樂隊的前導下,英軍隊伍分成數個方陣,浩浩蕩蕩地進入安定門。首先是100名砲兵組成的方陣,隨即是幾個步兵方陣、100名軍官代表方陣,在這些方陣後面,是英軍司令部參謀們的隊伍。英軍司令格蘭特准將(James Hope Grant)則在其衛隊和助理們的簇擁下,騎著高頭大馬。他身後30碼,是一盛大轎,裝飾著朱紅色,16名中國轎夫身著嶄新的號衣,抬得四平八穩。轎子中,正是英國全權使節、在華的最高長官額爾金勛爵(Earl of Elgin),穿著鮮豔的禮服,正襟危坐。他的坐騎也滿身披掛,跟隨在轎子後面。幾個步兵方陣在他的後方,邁著整騎的步伐行進。
這可是北京城從未出現過的西洋景,北京市民們幾乎傾巢而出,擁擠在街道兩旁,希望能一瞥轎子裡那位"偉大的鬼子"(Great Barbarian,《紐約時報》用語) 。記者們的現場報導和當事人的事後回憶錄,都清晰地記載到:儘管街頭破舊,人群擁擠,但圍觀的中國人幾乎鴉雀無聲。在刺刀和強權底下,散漫慣了的大清人民,終於表現出了很好的文明素質。
這是1860年10月24日,一個寒冷的深秋時日。在經歷了多年斷斷續續的戰爭後,中英兩國將在天安門旁簽署和平條約。

城內之盟

對於大清國來說,這是一次城下之盟——不,是城內之盟,北京實際上已經在英法聯軍的占領下:11天前,英法聯軍從安定門入城時,沿街站崗的清軍士兵向這些"洋鬼子"們行跪迎大禮,北京市民則"觀者如堵",這座千年古都再度習慣性地展現了對戰勝者的順從,一如200年前跪迎清朝的辮子兵入城一般。半個世紀前,莫斯科為對抗拿破崙大軍而實行的焦土抗戰,在北京人看來,或許是太愚蠢了。
佔領軍確定了禮部衙門作為簽約會場,莫非是要給"不知禮"的"韃靼人"上一堂生動的國際禮儀課?
禮部門前的廣場及四周街道,同樣擠滿了來看熱鬧的北京市民。中英兩軍士兵在兩側站崗警戒。英軍的遊行隊伍足足行進了一個小時才到達禮部,已是下午3點,大大晚於兩國確定好的午時,這對於守時的英國紳士而言,是不可思議的怠慢。
額爾金的大轎直接抬進了禮部大門,穿過前院落轎,口令聲起,兩國衛兵向他 行軍禮,英軍軍樂隊高奏國歌《上帝保佑女王》。大清國代表團團長、咸丰皇帝的弟弟、恭親王奕訢在此恭候多時,迎上前去,拱手致意、英軍司令格蘭特准將回憶道:對於恭親王的致意,額爾金答以"驕傲而輕蔑的一瞥"(a proud contemptuous look),只是略略一躬身作圍還禮, "這一定令可憐的恭親王怒火中燒"。
《紐約時報》的記者責觀察到,恭親王的行禮顯得十分猶豫和焦慮,而額爾金勛爵更是十分冷淡。法國人記載說,當恭親王上前致意時,額爾金居然佯裝沒有看見,甚至連頭也沒有回一下。額爾金勛爵要求恭親王走在他的前面, "恭親王只得這樣做了,不過臉上卻帶著一種厭惡的情緒"。
恭親王此時年方27周歲(不少文獻為28歲,當為虛歲),卻肩負著大清帝國最為沉重的擔子之一。一個月前,在聯軍的隆隆砲聲中,咸丰皇帝倉皇出逃,才匆匆起用了這位被自己足足排擠了5年的兄弟。再就業後的恭親王,成了風箱禮的老鼠,一邊是聯軍的刺刀威脅,另一邊則是死要面子強撐的流亡皇帝,經過艱難的折衝與折騰,雙方終於達成了協議。
在這樣不得不"賣國"的"城內之盟"上簽字,當然是件吃力不討好的差事,但髒活累活總得有人做,恭親王並沒有選擇的機會。為了顯示自己的誠意,恭親王本已帶了400名精兵組成的衛隊出席簽約儀式,但他還是將衛隊留在了正陽門(前門)外,只帶著20名親隨入內城。結果,沒想到英國人卻遲到了,令他們在這裡苦候多時。
禮部大堂中間,放了三張桌子,中間一張擺著待簽字的條約文本,兩側分別是給兩國全權使節簽字所用。觀禮的100名英軍軍官站在左側,這些軍官都是挑選出來的"好幹部",儘管英法聯軍在京郊大肆劫掠,但在北京城內卻執行了嚴格的軍紀,除了占領安定門外,英軍官兵除非特批,一律不得擅自進入北京城,因此,能見證並參與簽約儀式,是莫大的榮耀。另一側,則是觀禮的中國官員。
額爾金勛爵入內後,直奔左側簽約桌坐下,然後示意恭親王作在右邊。英國人留下的所有記載都承認,這是因為中國習俗"左"大於右,細節決定成敗,英國在這上面也要壓中國一頭。而根據法國人的記載,雙方在誰先入座的問題上又發生了爭執,經過"相當長時間談判,結果決定親王和大使同時入座"。總之,對於雙方而言氣氛似乎都十分尷尬,《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題目乾脆就是《侮辱恭親王》(Humiliation of Prince Kung) 。
典禮在恭親王的開場白中開始,額爾金的顧問、日後著名的漢學家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 "威妥瑪拼音"的發明者)擔任翻譯。

照相機驚魂

簽約儀式按部就班地開始了,在場的英軍攝影師費里斯•華陀(Felice Beato)卻差點引起了一場大風波。
英軍司令格蘭特准將回憶道: "在整場簽約儀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攝影師華陀,急於為條約簽訂拍攝一張好照片,就把他的照相設備搬了進來,把它放在大門正中,用巨大的鏡頭對準了憂鬱的恭親王的胸口。這位皇弟驚恐地抬起頭來,面如死灰,朝額爾金勛爵看看,又向我看看,他似乎擔心對面得這門樣式怪異的大砲會隨時把它的頭給轟掉——那架相機的模樣確實有點像一門上了膛的迫擊砲,準備將其砲彈射入他可憐的身體。人們急忙向他解釋這並沒有什麼惡意,當他明白這是在給他拍肖像照時,臉上驚恐的表情頓時轉陰為晴。"
而根據法國人的記載,在攝影的時候,額爾金勛爵一點也不考慮到中國親王的在場,竟下令全體肅立不動。他的話突然一出口, "把那些不懂其意的中國人都嚇得半死,在英國攝影師的機頭轉動下他們連動都不敢一動"。
由於當時是內的光線不好,這次攝影並不成功。直到一周後,在恭親王與額爾金的再次會晤中,華陀才拍出了那幅後來聞名世界的恭親王肖像照。
簽約並互換文本後,恭親王和額爾金相繼致辭。雙方共同表示,這一條約將有力地推動中英兩國政府和人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永久友誼。額爾金隨即告辭,恭親王起身相送,送了幾步後停住,額爾金便也停下來。這時,恭親王身邊一位主要官員,急忙上前耳語幾句,恭親王猶豫了片刻,還是將額爾金送到了臺階邊。

……

第三章 風中蘆葦
平衡木上騎毛驢

恭親王在中法戰爭中表現出來的無奈、無力和無能,並不是第一次。與他相熟的丁韪良就說: "總理衙門這台機器是根據側微螺旋的原理製造的,將震動最小化,但並不促進問題的解決。"這並非"機器"本身的質量問題,而是定位問題。中國數千年的歷史早已證明,一個執政者,尤其是改革者,如果沒有足夠的權威資源做保障,他的改革是難以推進的,而恭親王所能掌握的權威資源,並非完全自主,在很大程度上還必須取決於他和慈禧太后之間的權力平衡。大權旁落,除了作為減震器外,還能做什麼呢?
在整個大清國的權力架構中,隨著恭親王地位的不斷下降,他也日益成為一個大管家而已,平衡著上、下,平衡著左、右,平衡著"抓革命"與"促生產"。另一個近距離觀察紫禁城政治得美國傳教士學者明恩溥(Arthur H. Smith),就將恭親王形容為"朝廷統治機器的重要的平衡輪"。這種"平衡輪"的重要作用,總是要在失去後才體現出來。當1898年恭親王去世後,大清國果然失去了平衡,先是向右急轉彎(戊戌變法),期間令那位被恭親王稱為"廣東小人"的康有為暴得大名,然後是向左急轉彎(戊戌政變和義和團),國家元氣被折騰殆盡。
對於大清改革的艱難,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看得很清楚。恭親王去世3年之後,在八國聯軍占領下的北京,他為英國《雙週評論》(Fortnightly Review)的著名論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不厭其煩地講述了一個毛驢的寓言:
老人和男孩牽著毛驢去趕集,路上碰到一個主張改革的經濟學家,教導他們說讓驢跟著走而不利用實在是一種浪費,於是老人騎上了驢。令一個鼓吹兒童權益的改革者,卻斥責老人怎麼忍心讓孩子在一邊跟著毛驢跑,於是,換了孩子騎驢。第三個改革者責怪健康的孩子,豈能讓患有風濕病的爺爺踉蹌步行,於是一老一小同時騎驢。動物保護協會的人就不答應了,大聲斥責他們,告訴他們最適當的方式就是牽著驢走。最後,老人、孩子和毛驢都掉到深溝裡,而各位出主意的改革者們,只能站在溝邊束手無策。
赫德的結論是,不要對中國的改革橫加指責, "人們最熟悉的可能僅僅是自己所在的那個領域"而已。
而恭親王的艱難之處,不僅在於很多人對是否騎毛驢、如何騎毛驢七嘴八舌,而且,日漸喪失權力的他,還只能在狹窄的平衡木上騎毛驢。體操中的平衡木沒有男子選手,原因據說很簡單,如果摔落後正好跨作其上,會導致生命危險。政治體操中的平衡木也如此, "欲練神功,必先自宮",才能杜絕"雞飛蛋打"的危險,除非你不玩。因此,包括恭親王在內,作為全力排行榜上的"老二",中國歷史上的總理們,總是不得不告別陽剛、走向陰柔,只關心問題、不關心主義(或假裝不關心),只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或假裝不抬頭),並且在任何必須向老大低頭的場合,主動、深刻地檢討自責,從而即使在暴政、庸政氾濫的年代,也能離奇地建立起自己在民眾心目中的操勞、親切、忍耐、值得無限回憶的好管家形象。
中國的宰相,其職責就是"調和鼎鼐",做好政治大廚。所謂"治大國如烹小鮮",當所有的烹飪用油都已經是被深度汙染後"漂白"的"地溝油"時,大廚所能做的,也就只能是盡量可口些,當毒性發作時,口舌至少還能享受到致命的快感……

周公之死

1898年5月29日,農曆四月初十。
大清中央向全國幹部群眾沉重宣布: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大清王朝戰士,努爾哈赤、皇太極等的優秀兒子,大清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和重要旗手,長期擔任大清"總理"並受封為世襲罔替恭親王爵位的愛新覺羅•奕訢,因病醫治無效,已於本日與世長辭,享年65歲(虛齡67歲) 。
在恭親王病重其間,慈禧太后、光緒皇帝都親自到恭王府探望病情,並以其他各種方式表達對恭親王健康的關注。

“平衡輪”停擺了

國際社會也對恭親王之死表示了高度的關注。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國在激變中》(China in a Convulsion)認為,恭親王的逝世,令中國這架"錯綜複雜的政府機器失去了一個重要的平衡輪"。大清國的洋幹部、美國人馬士(H.B Morse)在他那本著名的《中華的國外交史》中認為: "一般人認為如果恭親王不死,可能會挽救國家很多的不幸"。 《泰晤士報》駐華記者濮蘭德(J.O.P.Bland)認為"恭親王的死是一件嚴重的事……如果他還活著,或許不會有義和團亂事",這是1900年義和團—八國聯軍動亂後,西方人的普遍觀感。
對於恭親王的地位,美國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曾在恭親王最後一次復出時(1894年),有個精彩的論述。河天爵認為,只有恭親王才能"為帝國政策帶來改觀和進步" 。他認為,恭親王是精通東方外交藝術的老手。他總是將外交對手放在假定的情境中去認真研究,而不是放在具體的問題上。他既高傲又謙和,既粗魯又文雅,坦率而有節制,有時半是迅速有時拖拉摩蹭,顯得既有耐心又脾氣暴躁——所有這些特點都根據他的需要,按照角色的變化隨時轉換使用。他成功的最大秘訣在於他能夠事先判斷出需要妥協的時機,他不斷轉換面具並不說明他是個優柔寡斷之徒,隱藏在眾多面具之後的恭親王在認真琢磨著對手,判斷對方的意圖政策,再決定自己的對策。在最後時刻來臨之前他絲毫沒有妥協投降的跡象,顯得積極對付,毫不屈服。正當他的對手集中全力要發動最後一擊的時候,對手會發現恭親王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個滿臉微笑的謙卑的夥伴。作為所謂的"防禦外交政策"——中國迄今為止只有這一政策——的領導者,恭親王顯得出類拔萃。帝國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明白帝國可能的未來和帝國自身的弱點。帝國活著的人中還沒有人像恭親王那樣富有經驗,擔當重任……實際上,在他整個政治生涯中,恭親王政府政策制定的主心骨,也是執行這些政策的政治家與外交家。

“反動”遺言

在恭親王病重其間,慈禧太后、光緒皇帝以各種方式向他表示了慰問,並且就恭親王身後的國家大事,進行了廣泛而坦率的探討
一個廣為傳說,但顯然無法從正史上得到確證的故事,是說恭親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告誡光緒皇帝: "聞有廣東舉人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 (《戊戌履霜錄》)高層密談,自然是部可能洩漏給位卑言輕的史家的。而人們更願意假定此一政治遺言為真,並將其廣泛解讀為恭親王"反動"的證據。康有為、梁啟超師徒也在各種場合,強化了恭親王反改革的形象。從各種可靠及不可靠的史料來看,恭親王"反改革"似乎是真的。但是,那只是反康梁的所謂"改革"而已。
有關戊戌變法的真相,近年來已經被越來越多地揭示出來,康梁在變法過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們自己後來的精心宣傳所拔高。在他們倉皇出逃的時候,給予他們掩護的日本和英國的外交官,無人認為他們是大清改革的所謂先行者,是能為理想而獻身的勇士,相反,在發往各自政府的報告中,外交官們對康有為的評價十分糟糕,之所以伸出援手,一是出於所謂的"人道",二則是考慮到各自國家的在華利益,手上握住了康有為,就多了一個與中國政府討價還價的籌碼。
戊戌變法的實質,與其說是一場改革,莫如說是一群急於獲得政治地位的理想主義者(如康有為等),與一部分不諳世事的理想主義者(如譚嗣同等),聯合推出的一場政治大躍進。盲目而操切的"變法",自發動之初,就貿然地將重點放在了打破中央國家機關公務員們的鐵飯碗上,一夜之間就裁撤了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太樸寺、鴻臚寺、大理寺6個中央部委;裁撤了湖北、廣東、雲南3省巡撫,因為他們與總督同在一地;裁撤了全國那些沒有運輸業務的糧道和沒有鹽場的鹽道……這種組織人事上的"休克"療法,令全國公務員,尤其是省部級以上高級幹部們,人人自危,將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無論是改革者還是保守者,都推到了這場所謂"改革"的對立面。
而這些,正是改革經驗豐富、政治嗅覺靈敏的恭親王治死反對如此"改革"的原因。其實,恭親王之外,幾乎所有的改革實踐者們,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與這場以濫發紅頭文件為主要方式的"改革"保持了相當的距離。而後是比較公認的看法是,如果恭親王不死,這一以文字上的虛幻快感取代應有審慎的兒戲"改革",將可能無法推行,而這究竟是因為恭親王的"反動",還是因為他的明智加睿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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