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倚晴窗笑此生: 南宋僧淮海元肇的詩禪世界 | 誠品線上

靜倚晴窗笑此生: 南宋僧淮海元肇的詩禪世界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靜倚晴窗笑此生」一語，出自南宋禪僧淮海元肇的〈春日書懷〉一詩，其下句為「出遊歸隱兩無成」。元肇之詩以此二句為首，表達他在寺院歸隱與朝市優遊兩者間意欲兼顧而難作抉擇的無奈；倚窗之笑，是自嘲兩者兼顧而致兩事之皆無所成。儘管如此，這位以「肇淮海」之號知名於南宋叢林的文學僧之生涯，富有「出遊」與「歸隱」之情趣，蘊含出世與入世意識之激盪與整合，也塑造了「山林」與「朝市」相呼應而不相對立的詩禪世界。這個詩禪世界，展現於其詩集《淮海拏音》及其文集《淮海外集》中。本書作者檢視詩集中之三百五十餘首詩，及文集裡一百五十餘篇文，闡述元肇所扮演文學僧之角色，及他對南宋文學禪之成立所發生的作用。說明肇淮海之文學禪，上繼曇橘洲與簡敬叟，下開珍藏叟、觀物初與璨無文，不容佛教史家所輕忽。 本書是筆者研究南宋禪文化的成果之一，書中對南宋文學僧淮海元肇(或稱原肇)的詩文作了一番詳細的析論，說明元肇的詩文有助於南宋禪文化之走向文學禪。與筆者近著《無文印的迷思與解讀》及《文學僧藏叟善珍與南宋末世的禪文化》兩書一樣，本書也是為探討南宋個別禪僧詩文集而作，此類個別詩文集之存在，足以體現文學禪之形成與發展。合觀三書，可以對南宋若干禪僧「文字不離禪」之共識獲得更具體之印象。也可以對他們「隱心不隱跡」、「朝市亦山林」的認知有更深的理解。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黃啟江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歷史研究所碩士，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歷史博士。曾任美國麻州Mt. Holyoke學院亞洲研究系助理教授、兼麻州Amherst 學院亞洲系客座助理教授，美國紐約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學院助理教授、副教授。現任紐約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學院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曾獲蔣經國基金會北美教授研究獎(2004)、北美學者獎(2010)，亞洲學會東北亞研究獎(2009)等等。中文著作有《北宋佛教史論稿》、《一味禪與江湖詩─南宋文學僧與禪文化的蛻變》、《無文印的迷思與解讀─南宋僧無文道璨的文學禪》、《因果、淨土與往生─透視中國佛教史上的幾個面相》、《泗州大聖與松雪道人─宋元社會菁英的佛教信仰與佛教文化》等書。其他中英文論文多篇散見於國內外各大學術期刊。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自序第一部分：南宋僧淮海元肇的詩禪世界一、緒論二、傳略與著作三、觀物以言志四、交游多儒冠五、生活類文士六、耆宿兼師友七、林下有深情八、結語九、附錄一：〈大夫去作棟梁材〉之作者與史彌遠伐松辨十、附錄二：癡絕道沖與南宋的禪文化第二部分：一、《淮海挐音》點校二、《淮海外集》點校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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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一、緒論：隱心不隱跡

本書是南宋一位禪僧的生活史，探討的是南宋傑出文學僧淮海元肇(1189-1265)的寺院生活(monastic life)與世俗生活(secular life)，記錄他出世與入世生活的詳情；也就是從入世與出世的兩種角度觀察他的生平、經歷和事跡。這種同時關注禪僧寺院與世俗生活，或者出世與入世生活之做法，似乎顯得矛盾、弔詭，其實相當在理，因為僧徒必須出世修行，入世行化；不管從政治、社會、宗教、家庭、人際關係等種種層面來觀察，他們既要寄身山林，又須驅馳朝市；既欲出家求道，又期涉世救贖，欲斬斷世緣俗情，是戛戛其難的。更有甚者，他們不獨要言性理，而且要談世道人情，超離寺院裏嚴肅而千篇一律的生活共相，而創造一己在寺院外春花秋月、詩情畫意的個性。 北宋名僧覺範惠洪(1071-1128)曾以「寓世當循緣而行，奚必山林終勝朝市」之說，勸請大慧宗杲(1089-1163)住開封天寧寺。 惠洪是位「遍游朝市卻山林」的禪僧， 視「山林朝市皆相似」， 而主張「循緣而行」是很自然之事。他勸宗杲來主天寧，雖然在意義上還是住在「山林」，但此「山林」畢竟是在府城，欲「忘機林鳥下」而不與奔逐市朝間的仕宦公卿、紅塵俗客、商賈信士周旋，又談何容易？ 惠洪與宗杲所交往之人物，三教九流，包含社會各種階層之僧俗，應該就是唐僧皎然 (720-805)所謂「隱心不隱跡，卻欲住人寰」的一種表現吧。
淮海元肇不過是南宋許多寄跡方外，游心朝市的僧人之一，但以他為中心，來顯現他的禪僧生活史，可以與筆者介紹過的其他文學僧的生平與事跡合觀，來對南宋禪文化的發展與變遷獲得一個較全面的印象與了解。本書即是要以淮海元肇的禪僧生涯為例，考釋他在寺院內外與僧俗之間的交游、酬酢和各種不同層面的互動。這些互動中，他與官僚、士人之互動是本書的重心之一。因為這種互動亦關係文士生活，足以顯現文士之耽於法喜、與方外交者，實遠多於吾人之想像。唐以前，名稱於蓮社者多人，固不待言；唐宋二朝，爵列三品，位居公卿，而身游方外者更不在少數。而高才俊逸，沈伏下僚，棄官閒居，遊戲叢林者則寖寖多矣。以下稍做一簡單之回顧。
自唐以來，「觝排異端，攘斥佛老」如韓愈之儒士固不乏其人，嘲侮或貶抑僧緇黃為「六民」中之不事生產者如范仲淹之文士亦所在多有， 但僧徒之德行高潔、佛理精深，或善於詩文翰墨者，也往往受到文士儒者之敬重，而與之交往，甚至建立深厚之友誼。就唐代文士之尊禮僧徒而言，可以韓愈(768-824)之於潮州大顛(732-824)，裴休(781-846)之於黃檗希運 (?-850)，顏真卿(709-785)之於皎然，劉禹錫 (772-842)之於廣宣，韋丹之於靈澈 (?-816)為例。韓愈於潮州遇大顛，喜其「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與之來往十餘日。及去袁州，留衣而別，表現了他通達人情，禮敬僧徒之一面。 裴休有〈贈黃檗山僧希運詩〉曰：「自從大士傳心印，額上圓珠七尺身。挂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華結勝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 詩作於江西洪州，詩中表示他追隨黃檗希運為其弟子之願望。後於鍾陵(亦在洪州)及宛陵(安徽宣州)為官，延希運住龍興寺及開元寺，朝夕相隨問道，先後完成《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及《黃檗斷際禪師宛陵錄》，留下了黃檗禪學重要之典籍。 顏真卿在湖州時，於皎然駐錫之妙喜寺三葵亭召集文士修《韻海》，皎然亦參與其役。顏真卿常偕皎然出遊，屢有唱和，其交情可以想見。 劉禹錫在會昌間與詩名正盛的廣宣上人最善。廣宣奔走於公卿之門，韓愈厭其人，作〈廣宣上人頻見過〉一詩諷之。 而劉禹錫則深慕之，於答廣宣〈在蜀與韋令公唱和詩〉大贊其詩云：「碧雲佳句久傳芳，曾向都城住草堂。振錫常過長者宅，批文猶帶令公香。一時風景添詩思，八部人天入道場。若許相期同結舍，吾家本自近柴桑。」 竟有欲與廣宣為鄰之意。顏真卿的外孫韋丹與東林僧靈澈為忘形之契，他嘗為思歸絕句寄靈澈云：「王事紛紛無暇日，浮生冉冉只如雲。已為平子歸休計，五老嵓前必共聞。」 詩中表達他有學東漢學者張衡(78-139)歸隱田園、結卯廬山之計，可以預見他在五老峰之巖前與靈澈相見之期。靈澈雖視之為「以棄官歸隱為高，而謂軒冕榮貴為外物」，卻不能踐其言之例， 僅能揶揄其語，於答詩中埋怨他未踐其言而說：「年老身閑無外事，麻衣草坐亦容身。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
多數唐代文士之與僧徒相游，結為至交，除了有意習佛之外，實多因其人擅長詩作之故。也因為彼此詩趣相似，常互相酬唱，引為知音。以晚唐五代為例，羅隱(833-909)之〈和禪月大師見贈〉一詩有云：「高僧惠我七言詩，頓豁塵心展白眉。秀似谷中花媚日，清如潭底月圓時。應觀法界蓮千葉，肯折人間桂一枝。漂蕩秦吳十餘載，因循猶恨識師遲。」表示於貫休(823-912)有「相識恨晚」之憾。 吳融 (889年進士)〈寄貫休上人〉云：「別來如夢亦如雲，八字微言不復聞。世上浮沈應念我，筆端浮動只降君。幾同江步吟秋霽，更憶山房語夜分。見擬沃洲尋舊約，且教丹頂許為鄰。」 表現了時時想念貫休而欲與他唱和之心曲，回憶他與貫休步吟江上，山房夜語之情景；甚至希望身如瘦鶴的貫休能夠答應與他為鄰居。他在為貫休所寫的〈《西岳集》序〉中還說：「余謫官南行，因造其室，每談論未嘗不了於理性。自是而往，日入忘歸，邈然浩然，使我不知放逐之感。此外，商榷二雅，酬唱往還，越三日不相往來，恨疏矣！」 三日不見，即有疏離之感，這種親密之關係，真非一般交情可比。又如，荊南孫光憲(900-968)與貫休之法友齊己(863-933)有「周旋十年」之誼， 兩人唱和之作不下十首，惜其詩皆佚，無法知其究竟。孫光憲之友荊南梁震(生卒年不詳)，亦與齊己友善，兩人酬唱甚密，梁震曾貽詩曰：「陳琳筆硯甘前席，甪里煙霞憶共眠。」 竟有同席共眠之經驗。或曰此是齊己〈寄梁先輩〉中詩句，但以該詩之末兩句「愛惜麻衣好顏色，未教朱紫汙天然」看來， 應是梁震致齊己詩之詩句，旨在提醒齊己能夠身著麻衣為僧，存其天真自然，不會像他被官場上之朱紫所汚。唐僖宗朝名詩人鄭谷(894-911) 接見齊己後，讀其〈早梅〉詩，有「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之句，勸齊己改「數枝」為「一枝」，齊己尊之，士林遂以鄭谷為齊己「一字師」。 他在袁州時，亦勸來訪的齊己改其獻詩中之一字，齊己依其言，改其詩之「別下着僧床」為「別掃着僧床」，遂與鄭谷為詩交。 鄭谷又與詩僧文秀常相過從，時有詩唱和。其〈寄題詩僧秀公〉云：「靈一心傳清塞心，可公吟後楚公吟。近來雅道相親少，惟仰吾師所得深。好句未停無暇日，就山歸老有東林。吟曹孤宦甘寥落，多謝攜筇數訪尋。」 詩中提到的靈一、清塞、可公(無可)、楚公(懷楚)都是與鄭谷交往的詩僧，而文秀不但屢有贈詩，而且屢次攜筇來訪，可見鄭谷與他交情之深。凡此皆是唐代士人與詩僧交游之例，而這些詩僧也有詩集傳世，為後世所知。鄭谷說他「愛僧不愛紫衣僧」，又說「詩無僧字格還卑」， 或許是因為他與詩僧特別有緣之故，若是用宋太宗朝士人安鴻漸(生卒年不詳) 之語，譏僧侶都是「鄭都官不愛之徒」，就是有意誇大其實，而厚誣古人了。
詩僧雖然代不乏人，但因唐代詩歌鼎盛，僧徒用心於詩者亦較前朝為多。至於晚唐、五代、宋及以後各朝，詩僧人數不斷增加，多酷愛韻律，苦吟不輟，與許多文人騷客一樣，視作詩為人生一件大事。唐代之詩僧皎然、賈島、貫休、齊己等人，雅善詩歌，耽於吟詠，獻身詩業，幾至詩佛交融、詩禪合一了。 以迄宋代，此類詩僧有增無減，他們與文士交游唱和，蔚為風氣，而文士亦樂與結交，常引為直諒多聞之友。
唐代詩僧亦有能文者，如韓愈之僧友令縱，在韓愈眼中，是「釋氏之秀者，又善為文」，而其歌頌文武豪士之文，多「典而不諛，麗而不淫」，韓愈認為是「有中古之遺風」，對他評價甚高，至於忘其為釋氏之子。 大曆、貞元間詩僧靈一，被認為是齊梁以來，僧徒為文者中之少數入其流者，「能刻意精妙，與士大夫更唱遞和，不其偉歟？」 靈澈「一心好篇章」，自從聲名上揚，如雲得風，遂以「文章接才子」，以「禪理說高人」。 劉禹錫之師皎然，宋人嚴羽(生卒年不詳)以為其詩「在唐諸僧之上」 ，理宗景定朝太学生范晞文(生卒年不詳)以為是與靈澈等二、三詩僧最可取者。 石林居士葉夢得(1077-1148)認為是唐詩僧中之最傑出者。他也能為文，雖四庫館臣以為非其所長，但著有《詩式》一卷，頗受好評。 雖然如此，以上諸僧，除皎然有幾篇雜文流傳之外，都僅有詩集傳世，而其詩集如今尚存者，亦僅皎然、貫休、齊己等人，其他僧人之詩都星散於後人所編之詩僧合集中。
唐代詩僧雖多，能文者畢竟只有少數。宋代詩文之風大熾，宋初九僧之詩，名盛一時。秘演、惠廑、惠思、惠勤、曇穎(989-1060)、元淨(1011-1191)、常總(1025-1091)、佛印(1032-1098)、參寥、維琳、清順、祖心(1025-1100)、晤新(1044-1115)、惟清(?-1117)之輩，亦北宋詩僧一時之選，分別為歐陽修(1007-1072)、梅堯臣(1002-1060)、蘇軾(1037-1101)、黃庭堅(1045-1105) 等文士之友。許多僧徒不僅能詩，而且頗知文史，除能寫各體詩文之外，還有餘力撰寫僧傳、僧史、隨筆、書札、掌故等等，既擅古文，又兼長四六，使儒林文士，名公巨卿，亦不得不另眼相看。譬如，歐陽修(1007-1072)雖反佛，但對與他同庚的明教契嵩(1007-1072)卻相當尊禮，認為僧中居然有此善為古文之人物。契嵩除寫詩撰文之外，還著書輔教、作論非韓，力主禪門傳法正宗，留下了不少慎思明辯之文，為後世僧徒所深慕，是其友楊蟠(約1017-1106)所謂：「曽著文章原大道，獨推性命濟羣生」之傑出禪僧， 也是典型的「文學僧」。契嵩之後，又有惠洪，也擅長詩文。他與契嵩一樣，詩文之外，又有僧傳、隨筆、論疏，皆可見其博通內、外之學，游心文字與禪，往來於山林與朝市間，也是個典型的「文學僧」，為後世僧徒所仿效。苕溪漁隱胡仔(1110-1170)說他「其才性嶷爽，見於言語文字間；若於禪門本分，則無之也。」才性嶷爽之說，當為質實之語；禪門本分則無之議，恐是就其曠放形象而言。
宋代文士與詩僧、文學僧交游，於唐人有過之而無不及。蘇軾與多位僧人游，且交情都很深厚，其中參寥與他相交二十餘年，經常形影相隨，情同莫逆，時相唱和，真是肝膽相照，無話不說。蘇軾曾有〈八聲甘州〉詞一闋寄參寥子，其詞之下片云：「記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處，空翠煙霏。算詩人相得，如我與君稀。約他年，更還海道，願謝公雅志莫相違。西州路，不應回首，為我沾衣。」 此詞是元祐六年(1091)蘇軾於離杭州赴京為翰林學士時作，也是他少數對僧人毫無掩飾的剖心析膽之作。回顧他與道潛之相知相得，確是前無古人。他似乎在宣誓自己一定會依兩人之約定，實踐謝安(320-385)東山之志，與參寥退隱林下，而參寥也不用如謝安的外甥羊曇(生卒年不詳)一樣，「行不由西州路」，為他難過而回首沾衣涕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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