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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ng Xiaoping: The Man who Made Modern China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鄧小平是二十世紀下半葉全球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一般認為他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幕後推手，一九七○年代晚期，在他的推動下，中國經濟史無前例地蓬勃發展。鄧小平提倡「四個現代化」，主要訴求為改革農業、工業、國防與科學技術。時至今日，一般認為這些改革政策是當代中國歷史的轉捩點，喚醒中國沈睡已久的潛能，使它一躍而為全球經濟強權。鄧小平締造此一非凡成就，短短十年後，由於血腥鎮壓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他的名聲在國內外均遭受重挫。 「經濟走改革開放路線，政治採保守傳統主義」 為了闡明鄧小平這種看似矛盾的做法，麥克‧狄倫運用最新釋出的中文資料，詳盡描述鄧小平從四川省平凡小村落誕生，少年時期到法國勤工儉學，最後異軍突起，一躍而為中國共產黨高層的種種經歷。本書生動描繪其跌宕起伏的一生及政治生涯的起承轉合，在狄倫的生花妙筆下，鄧小平既是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一年大躍進時期的忠貞愛國黨員，也是短短十年後於文革期間激怒毛澤東而遭到下放，但最終獲得平反的落難人物。 本書著眼於鄧小平運籌帷幄的政治手腕與充分運用高層優勢的精明幹練，分析其用人唯才的獨到本領，而非單單著重他為後世津津樂道的改革開放政策。 每一位關心中國崛起於世界舞臺的讀者，都不能錯過這本中國改革開放幕後推手的傳記。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麥克‧狄倫Michael Dillon麥克‧狄倫（Michael Dillon）是英國杜倫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當代中國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的創辦人暨主任，並於校內教授現代中國史。他也是皇家歷史學會（Royal Historical Society）及皇家亞洲學會（Royal Asiatic Society）會員，曾於二○○九年在北京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著有《中國近代史》（China: A Modern History）（I.B.塔利斯出版）。蔡心語蔡心語喜歡文學、歷史與旅遊，從事出版業多年，譯作多達數十部。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謝詞 序 鄧小平生平新資料來源 第一章 四川的驕子：成長於牌坊村（一九○四～一九二○） 第二章 追憶鄧小平的年華：一次大戰後中國共產主義在法國扎根（一九二○～一九二六） 第三章 莫斯科與中國革命（一九二六～一九三一） 第四章 軍人與共產黨員：突破逆境後在江西獲勝（一九三一～一九三四） 第五章 革命與反抗：長征、延安與太行山（一九三四～一九四五） 第六章 內戰與新中國（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第七章 解放四川與入主重慶（一九四九～一九五二） 第八章 北京與中南海（一九五二～一九五六） 第九章 反右派與知識分子（一九五六～一九五七） 第十章 大躍進、廬山衝突與中蘇決裂（一九五八～一九六一） 第十一章 經濟再造（一九六二～一九六五） 第十二章 二號走資派（一九六六～一九七三） 第十三章 從牛棚回來（一九七三～一九七五） 第十四章 治理中國（一九七五年一月） 第十五章 掌權（一九七六～一九七八） 第十六章 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一九七八～一九七九） 第十七章 以退為進：從四人幫到民主運動（一九八○～一九九二） 第十八章 南巡與遺贈（一九九二～一九九七） 全書注釋 附錄 鄧小平生平大事紀 參考文獻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著眼於鄧小平運籌帷幄的政治手腕與充分運用高層優勢的精明幹練，分析其用人唯才的獨到本領，而非單單著重他為後世津津樂道的改革開放政策。

試閱文字

自序 : 「鄧小平的中國」從未如一九六○和七○年代「毛澤東的中國」那般普遍為人民所接受，但有一點毋庸置疑，若非鄧小平親自坐鎮指揮，一九八○年代的中國不可能開啟經濟復甦榮景。「毛澤東的中國」並非由毛澤東獨挑大樑，而在他一九七六年死後陸續出現的改革政策，也並非鄧小平一人所為。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無論建國前或建國後，多年來鄧小平始終是毛澤東最忠實的擁護者，儘管兩人有許多共通點，但說到名垂後世，鄧小平仍比毛澤東略勝一籌。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掀起一波波改革，鄧小平絕對不是這些改革政策的「唯一發起人」，其他中共高層如周恩來、陳雲和朱鎔基等人，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唯有鄧小平鞏固了共產黨的政治支持，少了這個基礎，也不可能實現經濟改革。鄧小平曾積極推動經濟改革開放政策，而且締造空前成功，但他頑強阻擋任何有意義的政治改革。若要探究他在經濟上為何成功，狹隘的政治觀又為中國帶來何種衝擊，就必須仔細查考他的生平和功業。
鄧小平的性格與政治觀形成於革命與內戰風起雲湧的年代，如今這個時代或許已經終結，但是自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結束與毛澤東逝世後，鄧小平開始對全中國發揮強大影響力，至今不輟。四川省位於中國西南方，地處偏遠，人口稠密，鄧小平漫長而起伏的一生始於一九○四年清末的四川鄉間，最後他進入北京，躋身領導階層，為祖國的經濟和社會帶來歷史性轉變。事實上，即使並非以中共與國家領導人的名義發動改革，當時的中國也正經歷一連串變化，使它後來順利邁入二十一世紀。鄧小平在黨與政壇的地位始終不明確，外國觀察家於是以中國「最高領導人」來稱呼他。中國政府與共產黨沒有這個頭銜，鄧小平也並未接下毛澤東的主席大位，但「最高領導人」這個稱呼等於承認他統領中國的事實。儘管鄧小平被認定是地位最高的政治人物，但他始終未能全權執行政策，一九九二年，他以八十八歲高齡踏上南巡旅程，便是為了貫徹改革開放政策。
一九八九年秋天，鄧小平正式告別政壇，此後大多數時間都在打橋牌，這是他畢生愛好的活動之一。他唯一堅持保有的正式頭銜便是中國橋牌協會榮譽主席，這是他擁有的少數主席頭銜之一。事實上，身為備受尊崇的資深政治家，他依然是政壇諮詢的對象，而且直到一九九七年於北京逝世前，他在臺面下仍能發揮某種影響力，儘管影響程度有待商榷。
本書著重描寫鄧小平一生中最重要的幾個階段與生涯轉折：從革命者到政治鬥士，再到數度大起大落的政治家。此外，本書也著眼於那些塑造鄧小平性格、態度與信念的人生經歷，以及他對當代中國影響最為深遠的數個時期。本書以鄧小平起伏的一生中幾個主要階段做為劃分依據：在清末民初四川的客家人家庭中長大並受教育；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他做出重大決定，於一九二○年代初期遠渡重洋，在法國北部展開半工半讀的留學生涯，就在這個時期，他開始接觸歐洲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他以軍人身分參與長征，後於二次大戰爆發前數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成為新興的政治勢力；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間國共內戰；一九四九年後，他開始累積政壇實務經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階層佔有一席之地；一九五○年代，他在毛澤東手下擔任總書記；一九六○年代，文革期間他受到內部排擠與放逐；一九七○年代，他重新掌權，決心把握良機改變中國歷史，最後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七年過世這將近二十年間，成功推行改革開放。
本書是政治人物的傳記，除了著眼於鄧小平的政治生涯，對其生平也多所著墨。雖然他的一生可以說幾乎離不開政治，但是有一點至關重大，當我們試圖了解此人，必須將他視為引領中國政壇變革的完整個體，不能僅止於一窺他在官方文獻中的刻板形象。對於撰寫政治人物傳記，尤其是像鄧小平這樣的重量級人物，若說有任何必要，那就是絕對避免將其神化或妖魔化（不論中外，只要提及中共領導人，往往會流於二者之一）。還是那句老話：魔鬼就藏在細節裡。
鄧小平本人遠比當代中國人刻板印象中的鄧小平複雜得多。他在一九八○年代改造中國，少了他，這個國家不可能享受今日經濟與外交的甜美果實。就經濟發展和外交關係來看，毛澤東採取封閉與孤立主義，鄧小平則更為開放，這種比較很恰當，而且精準。然而，鄧小平在幾次重要關頭阻擋進一步的開放與民主政治，這是他為人詬病之處，支持者卻往往避而不談。
中國知識份子嚴厲批判毛澤東推動大躍進帶來的弊端與腐敗，尤其是那些浮誇而毫無意義的政策。一九五六至五七年，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默許一項全國性政治運動，好讓這群知識份子乖乖閉嘴。這場「反右運動」牽連甚廣，許多作家、學者、記者、各界菁英及其家人均受害，有些人甚至性命不保。事隔多年後，鄧小平終於勉強承認，這次運動過於激進，而且牽連過多知識份子，使得他們被打為「右派份子」，即使如此，他依然認為有必要及早展開這項運動。不過，不可否認，鄧小平為自己辯白時，有一點說對了，多虧他於一九七○年代重新掌權後便撤銷這群人「右派份子」的罪名，否則他們一輩子也撕不掉這張標籤。
一九五○年代早期，中國社會至少還能容許有限的反對運動，但反右運動興起後，從此任何形態的反對運動便銷聲匿跡。鄧小平不容許死灰復燃，儘管他替「右派份子」平反，但一九七八至七九年間，西單街民主牆上陸續出現對黨的批評，他無法容忍。在這場被稱為北京之春的運動中，大眾齊聲要求「第五個現代化」──民主，最後為首的魏京生與大批抗議份子均遭到關押。
一九八九年六月，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遭到武力鎮壓，手無寸鐵的中國公民傷亡慘重，死亡人數沒有數千也有數百。除了北京之春，這次的武裝鎮壓也讓鄧小平飽受批評，輿論認為他在一定程度上難辭其咎。當時的鄧小平已經正式退休，儘管仍是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但職權有限，沒有人知道他的影響力是否足以阻止這場血腥鎮壓，這一點必須再深入調查。
如果說，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應歸功於鄧小平，那麼政治上未能改革開放，他也應該負部分責任。以西方標準來看，他絕對稱不上自由派，但他也不是粗魯野蠻的史達林派。此人性格複雜，總是能靈活運用現有資源及組織（不管是他主動或被動加入）。宦海浮沉多年後，他成為政黨領袖與政治家，但一個人再怎麼天縱英才仍有缺陷。比如和中共其他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相較之下，鄧小平可以接受更大程度的內部討論和反對聲浪，然而，一旦他發現任何人危及中共政權，便無法容忍異己。或許不同領導人看重的事物不盡相同，但這不代表他（就當時的中國而言，幾乎沒有機會以「她」來稱呼領導人）經濟上採取改革開放政策，政治上也會推行民主制度。即便到了二○一二年秋與二○一三年春，習近平和李克強接班成為中國第五代領導人，這道難題依舊無解。
方勵之（一九三六～二○一二）自一九八○年代中期便是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與民主鬥士，他曾指出多位傳記作者沒有探討鄧小平對人權的看法，而在傅高義（Ezra Vogel）撰寫的皇皇巨著《鄧小平改變中國》（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1】當中，「人權」一詞甚至沒有編入索引。二十一世紀的人權觀念並沒有出現在鄧小平的政治考量中，他仍是守舊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在史達林時期接受訓練，始終認為革命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終極手段。鄧小平晚年致力於推動經濟改革開放政策，深信經濟發展將為中國提供一切所需。他不明白中國需要解決人權問題，他自己則需要解決畢生因打壓人權而備受批評的問題。許多中國民主主義者都曾批評他，但並沒有每次都公開，當中有些人甚至曾經追隨他【2】。
一九二○和三○年代，鄧小平公開追隨馬克思主義，此後他是否還有可能走上另一條路？在一九四六至四九年的長征與國共內戰中，仕途上他節節高升，軍事上他則是建軍元老，小至自身大至國家都在黨的帶領下漸趨強大，他除了成為忠貞堅毅的資深幹部，一肩挑起殲滅共黨大敵的重任，他是否還有可能成為另一種人？然而，既身為決策核心的資深幹部，又是什麼因素促使他於一九六○年代洞悉中國已陷入僵局，進而堅決踏上與毛澤東對立的險路，不惜遭受昔日同志的強烈反對，甚至被迫害？究竟是其性格或背景當中的哪個部分，使他認清中國不僅需要改變路線，而且深知共黨組織和共黨政府有機會實現經濟改革？既然他已認清經濟上中國非變不可，但就同等重要的政治來看，又是什麼原因使他決定不採行政治改革與更宏大的民主制度？今日的中國可以說是他一手打造而成。
中共於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在共產黨高層中，就屬鄧小平與周恩來最積極尋求與國際接軌及經濟改革，這當中有個令人嘖嘖稱奇的巧合，兩人年輕時都曾旅居法國，這段生涯對他們造成深刻影響。相較之下，毛澤東始終堅持中國應該走自己的路，避免與外界接觸。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不曾離開中國，後來僅在史達林統治時期造訪莫斯科兩次，艱困的旅程不僅毫無收穫，而且時間太短，他沒能對外界留下客觀而積極的印象。當然，單憑旅居海外不可能就讓鄧小平和周恩來形成開放的政治觀，但是鄧小平於一九二○年代在法國北部的旅居經驗確實對他的世界觀有重大影響。

【1】 傅高義，《鄧小平改變中國》，美國麻州（Massachusetts）劍橋市（Cambridge）：哈佛大學出版社（Belknap Press），二○一一年。
【2】 方勵之，〈鄧小平的真面目〉（The Real Deng）（評論《鄧小平改變中國》一書），《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二○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四川的驕子：成長於牌坊村（一九○四～一九二○）

我一生問心無愧，讓歷史去評價吧【1】。

四川是中國西南方內陸省分，以麻辣美食聞名於世。在當地的平價餐廳裡，餐桌中央擺著一盆鋪滿紅辣椒的沸油，裡面烹著薄肉片。四川辣椒的麻辣程度就連中國其他地區的觀光客也難以承受（可能只有湖南旅客例外，湖南省與四川東邊接壤，也是毛澤東的故鄉），更別提外國人。四川在整個中國來看特別與眾不同，考古遺跡證實此地曾出現獨立的史前文化，使得當地人對自身特有文化更為自豪。

地處偏遠的四川省
四川位於中國西半部，與廣東、福建、江蘇和浙江等沿海經濟重鎮相隔上千公里。一九七八年，經過一番激烈辯論後，中央委員會終於採納鄧小平的意見，認為中國應該改變路線，朝「改革開放」前進，幾個沿海省分便是第一批受惠的對象。四川向來是中國人口最多的省分，直到一九九七年政府將重慶劃分出去為止。在中國人心目中，不管從哪個層面來看，四川都不算是貧困地區，但它仍與幾個省分共同被列入西部大開發政策，這項計畫於一九九九年開始執行，目的是解決中國西部地區貧困和發展落後等問題。四川與中國西部地區都有許多窮鄉僻壤，特別是在與鄰省交界的山區，山上的居民多半是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然而，整體來看，四川的發展並沒有鄰近的甘肅、貴州和西藏那般落後，這一點可以說部分歸功於趙紫陽。一九七五年，趙紫陽接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引進市場改革政策，比國家推行的改革開放還要早。他在四川的改革大獲成功，為鄧小平增添強大助力，得以說服中共高層的反對派揚棄一九六○與一九七○年代過度中央集權經濟形態。因此，四川省有充足的理由榮登中國經濟現代化先鋒的寶座。
四川地處偏遠，當地人和大多數中國人一樣，都認為自己是漢族的一分子，但他們和中國其他地區的漢人大不相同。從四川人的居住地放眼望去，四周群山環繞，他們說著一口西南版中國國語，外人很難聽懂。四川人或許都會說普通話，但就和鄧小平一樣口音很重。
四川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兩個古王國，也就是巴國和蜀國。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巴國和蜀國在此之前便已孕育出與北方平原和長江谷地不同的文明。有些考古學家認為，四川盆地是中國文明另一個搖籃。歷經數世紀的移民與發展，尤其是在戰火綿延的一九四○年代，大批官員、軍人和難民從中國各地湧入蔣中正設立的陪都重慶，使得四川不再與眾不同，但當地人依然對本地文化相當自豪。還有一件事令他們更加自豪，那就是他們的老鄉鄧小平因打造中國現代經濟奇蹟而聞名於世。鄧小平為了從軍和從政，年紀輕輕便離開故鄉，遠渡重洋前往法國，回國後參與長征，一路登上中南海的權力核心。在如此漫長的歲月裡，他不僅保有四川口音，在四川中部農村養成的堅毅與獨立個性也未曾改變。
成都是四川省會，也是解放軍成都軍區總部。成都軍區是軍事重鎮，負責指揮派駐西藏的軍隊。儘管貴為省會，成都卻因重慶而黯然失色。重慶是中國二十一世紀迅速發展的大都會之一，與勁敵上海競爭中國第一大都會的頭銜。二次大戰期間，日軍節節逼進，蔣中正被迫撤離南京，以重慶作為國民政府的臨時首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重慶發生國民政府屠殺共黨囚犯事件。為了紀念戰時重慶共黨地下組織的諸多事蹟與屠殺事件，當地成立一座博物館，展出內容令人印象深刻，吸引許多人前來參觀。此外，小說《紅岩》也描述了當時的情景，本書於一九六一年出版，共青團出版部近年重新發行，在博物館的販賣部列為重點展示品【2】。
重慶在改革開放初期便迅速擴張，一九九七年升格為直轄市，直接受中央政府管轄，地位等同於省。中國只有四個直轄市，另外三個是北京、天津與上海。儘管如此，由於和東邊繁華的大都會相隔遙遠，一般人依然多少把重慶視為窮鄉僻壤，直到二○一一年，重慶一躍而為全國目光焦點。當時市委書記薄熙來欲藉唱紅打黑運動（恢復文革時期的「紅色文化」及剷除惡勢力）拉抬政治聲望，卻落得臭名遠播，因為他和妻子谷開來捲入英商海伍德（Neil Heywood）謀殺事件。谷開來因殺害海伍德而被判處死刑，緩刑兩年，後改為無期徒刑。二○一三年九月，薄熙來因貪汙、收賄與濫用職權等罪名，遭判無期徒刑。自從新市委書記上任後，重慶重新聚焦於商業活動，繼續吸引無數觀光客遊覽長江三峽。

【1】 趙曉光與劉杰，《鄧小平的三落三起》，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二○一一年，第三頁。
【2】 羅廣斌與楊益言，《紅岩》，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二○一一／一九六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