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故事 (第4版) | 誠品線上

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故事 (第4版)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1969迄今，凝結半世紀的智慧 從諾貝爾看經濟思潮，洞察世界正面臨的問題 ♦從開端到當今，論評1969～2019獲獎薈萃 「它的基本原理如此簡單，只要一張紙就可以寫完，而且任何人都可以了解，然而真正了解的人又何其稀少。」──弗利曼（Milton Friedman），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 1969年，無疑是經濟學界極為風光的一年，因為全球最高榮譽獎項──諾貝爾獎，新納入「經濟學獎」，輝煌的時代正式啟幕。然而，有光的地方就有陰影，學界對於權威性獎項的憂慮，也未曾間斷。 ♦貼近大師的腦內旅程 一代哲人的智識，往往能撼動世界。他們的思考邏輯為何？受誰、受何事所影響？意圖解決什麼？有何反對聲浪？翻開本書，進入經濟學家的廣闊思路，爬梳時代思潮的流變及脈絡，吸取最精華的哲思。 ♦導讀，讓每個人都能領略諾貝爾經濟學 透過經濟學家吳惠林的筆尖，將嚴謹繁複的研究，轉譯為淺顯流暢、條理分明的科普文，娓娓道出獲獎者的故事、成就與貢獻；解讀1969迄今，橫跨半世紀的世界經濟發展歷程。超越敘述，進一步論評，省思各派經濟學說，連結至臺灣，反顧經濟政策走向。鞭辟入裡，擲地有聲。 ♦關注「人」的科學，經濟學的見樹又見林 至2019年10月，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共頒發了51次，共有84人獲獎。回望這一群引領風騷的獲獎者，他們豐滿的思想與信念，深具無盡啟發。更重要的是，跟隨書中的理路，在認識經濟大師之餘，得以思考經濟學的本質，不盲從、信服權威，拓展「經濟即生活」的視野。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吳惠林吳惠林學歷臺灣大學經濟系博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訪問研究現職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世新大學兼任教授臺北科技大學技職所兼任教授經歷曾任經建會專員，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員、淡江大學、逢甲大學、輔仁大學、長庚大學、臺灣大學兼任副教授、教授。專長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經濟發展代表性著作《寇斯》、《亞當‧史密斯》、《弗利曼》、《海耶克》、《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故事》、《經濟的幸福力—新人生經濟學》、《生活中的經濟學》、《臺灣工資結構與經濟發展之關係》、《經濟學的天空》、《冷眼旁觀經濟風雲》、《臺灣經濟何處去》、《自由經濟的坎坷路》、《到經濟地獄之路》、《臺灣地區勞力短缺與外勞問題》、《基本工資調整的個體與總體經濟效果評估》、《掀開經濟學的蓋頭》、《公共政策停看聽》、《臺灣經濟的奇蹟、危機與轉機》、《人生經濟學》(增修版)、《自由經濟大師神髓錄》(增修版)、《民主、自由、市場》、《生活經濟世界凝視》、《自由經濟的本質》、《當代財經傑出經典人物》(增修版)、《市場與亂象的批判》、《閒話東西經濟學》、《臺灣經濟演義》、《臺灣政經思維》、《放權讓利》、《飛越黑板經濟學》(增修版)、《臺灣自由經濟之路》、《中國經濟改革的表象與真相》、《蔣碩傑傳》等，另有學術文章專論一百多種，時事評論散見各大報章雜誌。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1969 經濟計量學始祖──弗瑞希和丁伯根 1970 才華洋溢的薩繆爾遜 1971 國民所得之父顧志耐 1972 一般均衡理論的佼佼者──希克斯和亞羅 1973 I-O分析法的先驅者──梁鐵夫 1974 鮮明左派與強硬右派──繆爾達與海耶克 1975 規範經濟學理論的豪士──康脫羅維奇和庫普曼 1976 二十世紀唯一的一位經濟學家──弗利曼 1977 國際貿易理論與國際經濟政策的創始人──歐林和米德 1978 富有創新精神的通才──賽門 1979 一代學儒舒爾茲和黑人表率路易斯 1980 經濟預測的泰斗──克萊恩 1981 經濟學家中的經濟學家──托丙 1982 幽默的經濟學佈道家──史蒂格勒 1983 用詞精準的分析家──迪布魯 1984 國民會計之父──李察‧史東 1985 王冠上的寶石──莫迪葛良尼 1986 布坎南以及公共選擇學說 1987 葡萄園裏的智者──梭羅 1988 胸羅萬機的阿雷教授 1989 排拒諾貝爾獎的隱士──哈維默 1990 財務經濟學的翹楚──馬可維茲、夏普和米勒 1991 排斥「黑板經濟學」的學者──寇斯 1992 擴展經濟學應用領域的奇才──貝克 1993 新經濟史學家揚眉吐氣──傅戈和諾斯 1994 不合作賽局理論的拓荒者──內許、哈桑義和席爾頓 1995 理性預斯旋風來也──盧卡斯 1996 資訊不對稱的後繼──維克瑞和米爾利斯 1997 財務工程科技開創者──莫頓、修斯 1998 經濟學良心的肩負者──聖恩 1999 供給面學派的開山祖師──孟岱爾 2000 個體計量經濟的實踐者──黑克曼和麥法登 2001 資訊不對稱市場理論的奠基者──艾克羅夫、史賓斯和史蒂格里茲 2002 理性與自利的挑戰者──卡尼曼和史密斯 2003 與台灣學界淵源頗深的大師──恩格爾和葛蘭傑 2004 當代總體經濟學的巨擘──基德蘭和普瑞史考特 2005 不合作賽局理論的倡導者──奧曼和謝林 2006 現代總體濟關鍵人物──費爾普斯 2007 機制設計理論的舵手──赫維茲、馬斯金和邁爾森 2008 新凱因斯學派代表──克魯曼 2009 經濟治理的專家──歐斯壯和威廉森 2010 搜尋理論先驅者─戴蒙、摩坦森、皮薩瑞德 2011 理性預期再領風騷─沙金特和辛姆斯 2012 「合作賽局」的權威─羅斯和夏普利 2013 資產價格實證分析家－法瑪、韓森、席勒 2014 馴服大企業的學者—狄佛勒 2015 著力「脫貧」研究的學者—安格斯．迪頓 2016 契約理論泰斗—哈特和荷姆斯壯 2017 行為經濟學泰斗─塞勒 2018 永續成長模型創立者─威廉•諾德豪斯和保羅•羅默 2019 實驗法探究貧窮的學者─巴納吉、杜芙洛和克雷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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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1969迄今，凝結半世紀的智慧
從諾貝爾看經濟思潮，洞察世界正面臨的問題
♦從開端到當今，論評1969～2019獲獎薈萃

試閱文字

自序 : ♦諾貝爾經濟學獎大師群英譜　
對於臺灣民眾來說，十月曾經是「光輝燦爛」的，因為節日慶典特別多，充塞著喜氣洋洋的氣氛。對於全球人民而言，十月的共同盼望則是耀眼奪目的「諾貝爾獎」得主揭曉，這是自一九○一年以來就有的慣例，而諾貝爾獎則是依據阿佛烈．諾貝爾（Alfred Nobel, 1833-1896）的遺囑設定的獎項，由於金額龐大以及評審過程的嚴謹，此桂冠一直是最被世人看重、最崇高的榮譽。

♦諾貝爾獎的由來
諾貝爾為何要出資設立此獎？據丹尼爾．尤金（Daniel Yergin）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鉅著《石油世紀》（The Prize）中記載，諾貝爾家族是石油大亨，發明火藥的阿佛烈．諾貝爾在兄弟中排行老三，在化學和財務上都天賦異稟，利用硝化甘油在十九世紀建立了一個從巴黎操控全局的火藥帝國，沒想到卻被野心家用作殺人利器，而且火藥也使戰爭更為殘酷，死傷者更眾，因而發明火藥的諾貝爾備受譴責。

就在一八八八年，阿佛烈的二哥路德威（Ludwig Nobel, 1831-1888）在法國度假時，因心臟病突發逝世，有些歐洲報紙把諾貝爾兄弟搞混，誤將路德威當成阿佛烈，於是阿佛烈讀到自己的訃聞，也發現報紙把他稱作「火藥大王」，蓋棺論定他是憑發現新殺人方法以致富的「死亡販子」（或謂劊子手）。阿佛烈目睹此景頗感悲痛，也因而慚愧、省思，終於改寫遺囑，捐贈一大筆款項成立「諾貝爾獎」。

依諾貝爾遺囑所設立的獎項，原先只有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等五種，諾貝爾希望獎勵的是特殊「成就」，並非傑出的個人。因此，在自然科學方面，諾貝爾獎是針對重大「發現」（discovery）、「發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給獎。

♦經濟學獎的出現
經由簡單的敘述之後，我們已經知道諾貝爾獎的設立，是諾貝爾為了贖其發明火藥，以致成為可怕的殺人利器之罪而撥款成立，但獲頒諾貝爾獎者無疑被世人極度另眼相待，被尊崇、被羨慕稀鬆平常，而歷年來的得獎者也大都認為得獎是其一生至高榮譽。既然諾貝爾的遺囑裡只設物理、化學、醫學、文學以及和平獎，現今每年頒發的經濟學獎當然是後人新設的。

原來它是瑞典中央銀行為慶祝成立三百週年，在一九六八年出資創設的「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簡稱「諾貝爾經濟學獎」，於一九六九年開始頒發。此一新設的獎項，基本上給獎標準是比照原先的五種。依瑞典中央銀行的規定，該獎項每年頒發一位在經濟學上有傑出貢獻，且其重要性一如諾貝爾在遺囑中所言的人士。不過，有許多次，當年的得獎者不只一位，而儘管諾貝爾原先希望獎勵特殊的成就，而不是傑出的個人，但不可否認的是，成就是附著在人身上，終究似乎反客為主，世人反而較在乎得獎人。

雖然諾貝爾經濟學獎並非諾貝爾本人所設立，但其被世人重視的程度一如原始的五種獎項，尤其在經濟學界更被視為最高榮譽。可是自該獎誕生以來，「異聲」似乎未曾間斷，最大的反對聲浪是認為，經濟學獎不應與其他獎項一起頒發，因其非諾貝爾本意，意義顯然不同。這種反對意見並無實質內涵，只具「形式」意義而已。比較有力的反對意見，乃認為經濟學並非「科學」，連經濟學界都有人這麼主張。有趣的是，這種主張最具代表的人物卻是一九七四年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瑞典的左派經濟學家繆爾達（Gunnar Myrdal, 1898-1987）。

繆爾達在接受了諾貝爾獎之後，愈想愈不妥，於是撰寫一系列的文章譴責此一獎項，也對自己曾經受獎表示遺憾（只不知他是否將高額獎金退還給主辦單位）。他表示，經濟學並不是一門和物理學、化學或醫學有著相同意義的科學。關於這一點，相信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不同意的，其中，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被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 A.Samuelson, 1915-2009）稱為經濟學界鰻魚的弗利曼（Milton Friedman, 1912-2006）的反駁最具代表性。

♦經濟學是否為科學
弗利曼在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應美國德州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講述其走上經濟學術的心路歷程，在表明其懷疑「諾貝爾獎是否有什麼正面效果」時，特別就繆爾達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攻擊提出駁斥。弗利曼說經濟學家既是社會的一員，也是科學家，他們並沒有把百分之百的生命投注在純科學工作上，但物理學家或化學家也是一樣。

基本上，經濟學所具有的科學成分，和物理學、化學或其他自然科學的科學成分，在性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雖然物理學家可以在受到控制的實驗室操作，而經濟學家則不能，但是光憑這一點，仍不足以否認經濟學的科學性。舉例來說，大氣科學是一門公認的科學，但幾乎是不可能進行控制的實驗，在許多其他的科學領域也都有類似的限制。經濟學家固然不太可能執行控制的實驗（然而仍有些是可能的，也已經在作了），但是未控制的經驗，經常會產生近似控制實驗的資料。

弗利曼舉統一前的東、西德為例，比較不同的經濟制度，指出其係控制實驗的優良例子。這兩個國家以前是同一個國家，人民背景、文化、遺傳基因皆相同，但卻因為意外的戰爭而分裂為兩部分。在柏林圍牆的一邊，是相對自由的經濟體制，而另一邊則是集體主義的社會。類似這樣的控制實驗，也見諸於共產中國與臺灣，或回歸前的香港，以及南、北韓之間的對照。

弗利曼進一步認為，所謂的控制實驗，也並非可以百分之百控制。兩種不同的狀況之間，可能存在著無數的差異，想要將之完全掌握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相信在所謂的控制實驗與未控制實驗之間，原理上存有任何差異；同樣地，不論是在物理學或經濟學的領域，進行科學工作的可能性，也應該是不分軒輊的。我們有必要清楚區分一個人在科學研究領域所做的事，和他身為一個公民所做的事。這樣的觀念，在物理領域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經濟學。

弗利曼再以星戰計畫這個熱門的爭辯議題為例，指出有些物理學家聲明反對星戰計畫，但卻有另一批物理學家支持這項計畫。很明顯地，這些不同的聲明所反映的，不僅僅是已獲大家認同的科學知識，絕大部分反而是這些物理學家的個人價值觀，以及對政治事件的判斷等等。要評量他們在科學上的能力或貢獻，憑藉的不該是這些聲明，而應該是他們在科學上的工作。弗利曼強調，這種做法也適用於經濟學。

其實，弗利曼認定經濟學是一種「實證科學」，早在一九七四年左右，一篇〈芝加哥學派〉文章已強調，而且將之列為芝加哥經濟學派的第一種特色。弗利曼說，經濟學作為一種實證科學，是經由應用、檢定、改進這三個過程，不斷地循環而成，是典型的實證科學。弗利曼之所以強調這一個特點，尚有兩個重要理由：一是此係芝加哥學派與奧國學派的重大差別所在；第二個理由是因為經濟學能夠成為實證科學，乃使其在社會科學中享有后冠，也才使經濟學在一九六九年開始，被列為諾貝爾獎的頒授對象，因為唯有能夠實證，才可拿出證據來贊同或反對某些政策，也才使經濟學與現實生活有著密切關係。

講到這裡，我的腦海裡自然地浮現芝加哥學派的另一位二十世紀重要人物，他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去世的史蒂格勒（G. J. Stigler, 1911-1991）教授，他也是一九八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推手
如果說經濟學家被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所青睞，緣於經濟學是門實證科學的話，那麼，史蒂格勒教授在一九六四年第七十七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的會長演說詞──〈經濟學家和國家〉（The Economist and the State）就貢獻非凡了。

該篇演說對於經濟學家未能就政府的公共政策做有用的實證研究，極表不滿和不解。當時，史蒂格勒說：「兩百多年來，國家的經濟角色一直受到學者的注意，但卻未引起他們打破沙鍋問到底的決心。我相信，在歐陸和英美的文獻中，終年不斷的辯論總脫離不了抽象的談論範圍。經濟學家既不想棄問題於不顧，也不想真正加以探究。」接著，他提出數個疑問：「為什麼坊間有關如何評估資產的文獻汗牛充棟，卻沒人就管制團體對價格和費率的影響做出評估？為什麼指責侵犯個人自由的言論聲浪震天，卻沒人積極探討各項福利措施對所得分配之影響？為什麼我們一直甘於讓政策問題留白？」在提出這些疑問之後，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要求：「我們需要一套有關政府行動的正式理論，或是一系列關於政府和私人控制經濟活動之比較利益的實證研究。」

史蒂格勒特別重視政府的公共政策，乃因公共政策的影響層面最深、最廣，而想要政府能夠制定完善的公共政策，唯有以證據顯示公共政策的影響效果，在「拿出證據」之後才能大聲說話，也才可以避免受特權、利益團體的左右。因此，實證研究顯得特別重要，而在當時，許多數量分析的新技巧已經出現，史蒂格勒興奮地比喻說：「數量分析的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炮代替了傳統的弓箭。」他更進一步地指稱：「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所謂的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傑逢斯（W. S. Jevons, 1833-1882）或凱因斯（J. M. Keynes, 1883-1946）的理論革命，比起勢力愈來愈強大的數量化牽連之廣，只能算是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黃金時代的門檻，不！我們已經一腳踏進門內了。」由於有此體認，史蒂格勒在該演說的末了說：「我對於我們這一門學問的光明遠景感到無限欣慰。……過去半個世紀的經濟學，證明我們的數量研究，無論在影響力、在小心翼翼的程度，或在嘗試的勇氣上，都大大地增加了。日漸擴展的理論和實證研究，將無可避免地、無可抗拒地進入公共政策的領域，並且，我們將發展出一套制定明智政策所不可或缺的知識體系。之後，我相當確信，我們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和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

其實，在史蒂格勒此篇大力呼籲重視實證工作的重要著作之前，他便已經以身作則率先從事有關〈電力管制和證券市場管制〉的先鋒式實證研究，也由於親身體驗到「拿出證據來」的重要性，才有感而發地發表該篇大作。事隔五年之後的一九六九年，諾貝爾獎首次頒給經濟學家，而得獎的就是兩位著名的「經濟計量專家」─弗瑞希（R. Frisch, 1895-1973）和丁伯根（J.Tinbergen, 1903-1994）。由這個事實，也可印證實證經濟學是何等被看重了。即使到晚近，年輕一代的芝加哥學派健將、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黑克曼（J. Heckman, 1944-）更是堅信「將經濟學置於可供實證的基礎上……，如此一來，經濟學可能會有所進展」。

♦實證經濟學是爭論關鍵
因此，儘管芝加哥學派始祖奈特（F. Knight, 1885-1972）不認同將經濟學發展為一門實證科學，弗利曼卻將實證經濟學列為芝加哥學派的第一項特色，並特別強調它，其實是很有道理的。關於經濟學是不是科學的議題，已故的蔣碩傑（1918-1993）院士在《諾貝爾經濟獎論文集》的序文〈經濟學為人類智慧結晶〉中，也持非常肯定的看法，強調「經濟學究竟是一門歷史較短的科學，而且是非常難得實證的科學。」也提到自然科學家譏評經濟學不科學並不公允，他進一步認為，經濟學是人類智慧的高度結晶，值得最聰明的人去研究它。由蔣先生的字裡行間，依稀嗅出其對諾貝爾獎頒予經濟學以拉拔經濟學家的地位，持高度肯定。

由上文所提，中外諸大師的說詞，已可駁倒繆爾達等認為經濟學不是科學的論調，因而以經濟學非科學，並不夠格加入諾貝爾獎行列的說法不能服人，而且也不是關鍵所在。事實上，正因為經濟學在薩繆爾遜等人的帶動下，不斷引入自然科學的分析法，以及在凱因斯的帶領下，經濟學家成為影響國計民生公共政策的重要參與者，本來就已具相當重要性的經濟學家，再以如此崇高的諾貝爾獎桂冠加在頭上，是否會讓仍為凡人的經濟學家過分膨脹，以致提出錯誤的政策而荼害廣大民眾？就這一點應該才是思考諾貝爾經濟學獎價值的關鍵。說也真巧，與繆爾達同時獲得一九七四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海耶克（F. A. Hayek, 1899-1992），就曾針對此關鍵點發表振聾發聵的演說。

♦海耶克的傳世諍言
如上所言，原本是希望獎勵特殊成就的諾貝爾獎，已反客為主成為褒揚得獎「人」，因此，對於有幸獲獎者，其身價「暴增」，世人也往往認為他們高人一等，甚至是無所不能，這在經濟學這門社會科學的得獎者身上更是明顯。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容易理解海耶克在諾貝爾獎受獎宴席上會這樣說：
「諾貝爾經濟學獎既已設立，被選為聯合得獎者之一的人，當然會深深感激；經濟學家當然也對瑞典中央銀行如此重視他們的學科，以致授予這項最高榮譽，同樣感激。但是，我必須承認，如果當初被問到是否要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我會斷然反對。第一個理由，我怕這樣的獎會像某些龐大的科學基金活動一樣，勢將助長時髦的學風。這個憂慮，現在由於我這樣一個不合時潮的經濟學者居然被選為得獎人而消失。可是，我的第二個憂慮，仍無法同樣的釋然於懷。

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的這種權威，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講，誰也不應該享有。在自然科學部門，這沒有問題。自然科學家當中某一個人所發生的影響，主要是影響到他的同行專家；如果一個人的業績落伍了，同行的專家馬上就會輕視他。但是，經濟學家的影響之關係重大者，卻是一些外行人：政客、記者、公務員和一般大眾。

在經濟學方面有了一點特殊貢獻的人，沒有理由就成為全能者，而可以處理所有的社會問題。可是新聞界卻如此看待他，而他自己也終於自信是如此。甚至有人被捧昏了頭，居然對一些他素未專研的問題表示意見，而認為這是他的社會責任。
用這樣隆重的儀式以宣揚少數幾位經濟學家的成就，使舉世矚目，因而加強他的影響力，這樣做，我不相信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想建議，凡是獲得諾貝爾獎這項榮譽的人，必得做一謙遜的宣誓，誓不在自己的學力以外對於公共事務表示意見。

或者，授獎人在授獎時至少要受獎者謹記住我們經濟學的大師之一─馬夏爾（A.
Marshall, 1842-1924）的一句嚴正忠告：『社會科學者必須戒懼赫赫之名：當眾人大捧特捧之時，災禍亦將隨之。』」

在這段話中，海耶克的兩點憂慮，一是擔心諾貝爾獎將助長時髦學風；二是經濟學者影響層面甚廣，誰都不應有資格獲得「權威」的標籤，否則由於得獎之後所引發的膨脹，勢將有害於社會。海耶克本人因其在不合時潮時獲獎，故免去了第一點憂慮，但由歷年來得獎者的研究領域來看，卻仍然存在，尤其曾有幾年相繼密集地頒給熱門時髦的財務金融學者，更可證實海耶克的憂慮。當然，我們並非否定該學門的價值，只是質疑諾貝爾獎錦上添花，甚至推波助瀾的必要性。

至於第二點憂慮，一直以來都存在，因為絕大多數的得獎者都只是在各自專業領域內學有專精，較偏於「技術」和「工具」層面的專家，的確令人擔心由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存在，使經濟學脫離「人文」層面愈來愈遠。而且正如上文所提蔣碩傑院士所言，經濟學為人類智慧的結晶，是關係著國計民生極其重要的一門科學，但若誤用而導致實施錯誤經濟政策，則遺害將既深且遠，共產世界的慘痛經驗固不必談，就是自由世界裡也例證斑斑，最明顯的是，著重短期而賦予政府龐大「權力」的凱因斯理論。可是，為何迄今該理論仍然甚為風行？主因之一是，太多人早年身受其教，已在腦中根深柢固，縱使有心去除，當事人也已無力，再加上諾貝爾獎對經濟實證科學的肯定，更使對新一代的教育無法還原經濟學本質，甚至陷於如一九八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 Buchanan, 1919-2013）嚴厲批評的「現代經濟學缺乏一個紮紮實實的哲學基礎，因而無法使經濟理論與我們的人生發生適切關聯」。

♦真正的經濟學家
有趣的是，主張經濟學是實證科學者認為唯有抽離主觀因素，將實證知識資源由臆測中分離出來，才能免於流為空談或政治的偏誤，也才能與實際人生聯結。而持反對經濟學實證科學論點，主張回歸人文精神者也同樣強調經濟學應切合實際人生。為何目標相同，但觀點卻南轅北轍？由已故的自由經濟學前輩夏道平（1907-1995）先生對經濟學家的分類，可得知梗概。

夏先生依循海耶克的分法加上第三類，而將通常被稱為經濟學家的一群人，就其思想言論的底蘊分成三類：一是真正的經濟學家；二是經濟工程師；三是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他說這三種人都同樣在使用經濟學的一些名詞、術語，和某些模型，外行人看到他們發表的文章都討論經濟問題，很自然地把他們統稱為經濟學家，但實則有顯著區別。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顧名思義大多是受僱於某人或某一集團，而為某人或某一集團的經濟利益辯護，或者只是為捍衛他自身的利
益。

經濟工程師是怎樣的人？工程師而冠以「經濟」二字，我們可想到：他的專業是把公共經濟事務的處理當作一項工程。他無視於，至少輕視公共經濟事務是千千萬萬的行為人，形形種種的主觀意志表象。個人的主觀意志，畢竟不同於既定的、客觀的存在，而可以規格化的物料。工程師的專業是利用工程學的知識，就這些物料預先做成一個模型（或出於自己的創意或遵照業主的願望），然後按這個模型來建造一座壯觀的廟堂，或一套精密的機器，或一條高速公路。由於所建造的東西不同，而有建築工程師、機械工程師、土木工程師這些不同的稱謂。稱謂儘管不同，他們同樣地都是利用一些無生命、無意志的物料，製作預先設計好的東西，至於被冠以「經濟」二字的經濟工程師，則是搬弄一些經濟學名詞，而以工程師的心態、工程師的技巧，來處理人的行為所形成之公共經濟事務。

至於真正的經濟學家，起碼應有以下的認知：必須了解其所關心的「人」，與生物學或動物學家心目中的「人」不一樣。經濟學家雖也知道「人」具有一般動物的欲望、衝動、和本能的反應，但更重要的是，「人」還具有異於禽獸的意志、理念、和邏輯思考。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大特徵。人的欲望會自我繁殖不斷增多，而其滿足卻要受到外在種種限制。於是在要求滿足的過程中，他不得不有所選擇。選擇，是出於不得已；選擇什麼，則又力求自由。這就是說：人，並非生而自由的，但具有爭取自由的本能。

♦分工合作和諧互動
由於人性中有上述的特徵，所以在漫長的演進過程中，漸漸學習了爭取個人自由的適當方法。這個方法是要不妨害別人也能爭取，否則終會妨害到自己的自由。只有「人」才會在個別自覺的互動中，形成分工合作而日益擴大的社會，不同於出自本能的蜂蟻社會。人類社會的形成與擴大，是由於人的自覺行為之互動。「互動」之「互」字，顯示出主詞的「人」是指多數，而且多到說不出他們是誰；並非少許幾個人，更不是像孟軻所稱為「獨夫」那樣的一個人。其互動也是在其獨特的環境，各憑獨特的零碎知識而行為，而互動，絕不是靠一個人或少數人的設計、規劃、指揮、或命令而組織成的所謂「團隊」行為。

那麼，非團隊行為的行為，不正是有些人所說無政府的混亂狀態嗎？事實上完全相反。因為團隊行為受制於這個團隊主宰者個人的知識，即令他有所謂「智囊團」的幫助，也只是有限的少數人。至於分散在社會上無數個人的知識，個別看來是零碎的、瑣屑的，乃至微不足道的，當然不能與任何專家系統智識同日而語，但是，那些分散在社會的知識總和，卻不是任何一個人、或一個集團的知識所能攝取其萬一。即便在將來更高科技時代的電腦，也不能納入那些知識的總和。所以非團隊行為不僅未造成混亂，反而是分工合作的社會所賴以達成、擴大的基礎。如果引用亞當．史密斯（A. Smith, 1723-1790）的話，這是「無形之手」的作用；引用海耶克的話，則是「長成的社會秩序」。

重視「無形之手」，並不意味排斥「有形之手」；尊重「長成的社會秩序」，並不意含排斥「法制的社會秩序」。以「重視」、「尊重」這樣的字眼，是要強調有形之手不應牽制或阻礙「無形之手」的運作，只能為其除去障礙，使其運作順暢無阻；是要強調法制的社會秩序不應干擾或擾亂「長成的社會秩序」，只要提供一個有利於後者，得以保持活力而無僵化之虞的架構。

這些論點應用到經濟領域，便是自由市場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問題。自由市場是長成社會秩序的一部分，政府就是法制社會秩序之建立者。政府對於市場的運作只可維護或給予便利，不得有
所干擾或阻擾。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分類
在這三種分類下，夏道平先生曾就迄一九八八年二十六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評論說，並非全都是真正的經濟學家，甚至就他們的思路來說，有的只可稱為頂尖級經濟工程師，當然這些得主應不至於是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

個人認同夏道平先生的說法，也不否認這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是各專業領域
的佼佼者，只是覺得諾貝爾獎的性質應該是非常特殊的，在經濟學層面更宜朝「思想」上具原創性貢獻者給獎，也並非每年都非頒發不可，否則會拉低此獎的價值，甚至與其他一般獎項的地位相同，如此就相當可惜了。

話雖如此，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者在其從事的領域上都有突破性的貢獻，至少會有「成一家之言」的成就。這些得獎者為何會有如此高人一等的成就，是否與他們的家庭、天賦資質、成長環境有所關係？是否一般人也可以「有為者亦若是」？

約在一九八○年代中期，我對此課題就相當感興趣，於是嘗試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進行了解並為文介紹。先在報紙上發表，而後在中華經濟研究院的《經濟前瞻》季刊（現為雙月刊）上，每年十月按時介紹，迄二○一四年退休之前從未間斷。曾有學校老師和上班族朋友建議可以結集出書，二○○九年初有機會探詢出版社的意願，出版社催促我加緊腳步，於是上緊發條，將一九六九至八○年中十二屆的得獎者補上，這才發現並不輕鬆。雖然參考資料不少，但摘要濃縮
再加上論評的工程浩大，迄年底才大功告成。

其間我曾自問：市面上已有一些介紹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中文書籍，為何還要再出版這類的書？一來有的過於學術、僵硬；二來有的不完整；三來既有的都缺論評。所以，夾敘夾評、通俗化的本書應還有其價值。更重要的是，我希望讀者在認識經濟大師之餘，能正確思考經濟學的本質，而且能夠不盲從、信服權威，並試著領略「經濟即生活」。此外，就這數十位名家中，上文所提夏道平先生的三種經濟學家分類，讀者能否將這些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歸類、能否指出哪幾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哪幾位是經濟工程師？而是否有等而下之的特定經濟利益發言人呢？我希望讀者能在讀完本書之後，對這些問題形成個人批判性的看法。

二○一六年底，出版社通知存書不多，建議再將二○一四～二○一六年三年的獲獎人列入。由於三年來已沒寫了，乃提起精神蒐集資料趕工補齊，也趁機將以往得獎者的資料增補再重新出一版。在二○一七年十月出了第三版，迄今（二○二○年）又過了三年，又新增三屆得獎者。再把二○一七～二○一九年三年的獲獎者納入成為第四版。

本書最初在二○○九年底出版，三年之後，又新增三屆得奬者，再將這三屆得獎者入本書，於二○一三年三月出了第二版。本書文章參酌諸多前輩的文章和著作，在此表達衷心感謝。也感謝林全、謝宗林、張而平、李文昕、羅鈺珊和鄭睿合六篇文章合撰者，而廖皎伶、邱思嘉、黃惠雯、曾瓊儀、盧季薇等研究助理，以及好友李秀卿的幫忙，以及出版社願意出版和編輯同仁的辛勞，在此一併致謝。當然，更期盼海內外方家不吝批評指教。


吳惠林
謹識於中華經濟研究院
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初稿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一修
二○二○年二月十四日二修

試閱文字

內文 : 1970才華洋溢的薩繆爾遜
當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一九七○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教授薩繆爾遜（P. A. Samuelson）獲得時，相信全球經濟學界沒有一絲絲異聲，因為薩繆爾遜對當代經濟學的貢獻，以及將經濟學普及化的輝煌成績，實在令人讚嘆。
早在一九四七年，P. H. Douglas 在美國經濟學會年會晚宴上，以會長身分頒發第一屆克拉克獎章給薩繆爾遜時，在推崇薩繆爾遜以未滿四十歲就有卓越的學術成就之餘，就預言其前途未可限量。二十三年之後，薩繆爾遜榮獲第二屆諾貝爾經濟學獎，首開先例為美國獲此殊榮，也證明 Douglas 的確是慧眼識英雄。
天賦異稟的薩繆爾遜
薩繆爾遜在一九一五年五月十五日出生於美國印第安納州的蓋瑞（Gary）鎮；一九三五年得到芝加哥大學文學士（B. A.）學位；次年二十一歲時取得哈佛大學文學碩士（M. A.）；一九四一年二十六歲時又獲得哈佛大學哲學博士（Ph. D.）。一九六一至七○年，他總共獲頒八個榮譽博士；一九四一年獲得哈佛大學 David A. Wells 博士論文獎；一九四七年得到首屆克拉克獎章；一九七○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一九七一年又得愛因斯坦紀念獎；一九七○年再得 Illinois Evansville 大學榮譽獎章。
薩繆爾遜的學術研究生涯非常豐富，一九四○年任麻省理工學院經濟系助教授，一九四四年升任副教教，一九四七年又升為教授；一九六六年之後擔任麻省理工學院研究所教授。除了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之外，薩繆爾遜在一九四一至四三年任美國 National Resource Planning Board 顧問；一九四四至四五年任麻省理工學院輻射實驗室經濟研究員；一九四五年任美國 War Production Board 顧問；一九四五至五二年以及一九六一年之後任美國財政部顧問；一九四八至四九年擔任 Guggenheim 研究員；一九四九至七五年任 Rand 公司顧問；一九六○至六八年任經濟顧問委員會顧問；一九六○年任 Research Advisory Board Committee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顧問以及 Advisory Board to President Eisenhower’s Commission on National Goals 顧問；一九六○至六一年任 National Task Force on Economic Education 顧問；一九六五年之後長期擔任聯邦準備委員會顧問；一九六八年之後長期任職 Special Commission on Social Sciences of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薩繆爾遜是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以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經濟計量學報》編輯委員會委員；美國哲學學會榮譽會員，也是 British Academy 榮譽會員；一九五○至五一年擔任經濟計量學會副會長及會長；一九六一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一九六一年在倫敦擔任 Stamp Memorial 講座；一九六二年同時在斯德哥爾摩和底特律擔任 Wicksell 講座及 FrankIin 講座；一九六五至六八年榮任國際經濟學會會長，之後為終身榮譽會長。

無人不知、無所不在的薩繆爾遜
薩繆爾遜可說著作等身，其涉獵之廣，不僅使他成為全球經濟學界無人不知的人物，亦讓修習經濟學的後學有薩繆爾遜「無所不在」的感覺。在入門階段，所用的教科書極可能就是薩繆爾遜的作品，或至少引述了許多薩繆爾遜的說法；在研究所階段，薩繆爾遜《經濟分析的基礎》（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一書係修習個體經濟理論的必讀參考書。其實，在任何一門重要的經濟理論課程上，也都不難發現薩繆爾遜的作品被列為重要參考文獻，甚至其文章都標註了表示必須精讀的記號。
談到薩繆爾遜對經濟學的貢獻，可用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頌詞來作概括說明：「以科學方法發展出靜態與動態經濟理論，並對經濟科學的分析水準提升有顯著貢獻。」薩繆爾遜不僅以嚴謹的科學方法「改寫許多重要的經濟理論」，並「在古典經濟學定理的領域有些突破性的貢獻」。在頌詞中，瑞典皇家科學院所列舉薩繆爾遜的主要貢獻，包括：「以對應原理將靜態學與動態學作緊密結合」、「將乘數與加速原理結合而發展出景氣循環模型」、「以顯示性偏好理論將消費理論的基礎作一改革」、「發展並修正國際貿易理論上的一些重要定理，諸如要素價格均等定理」、「開創時際效率（intertemporal efficiency）的理論」、導出決定最大可能成長率的「大道定理」（turnpike theorem），以及「澄清共用財在資源最適配置理論上的地位」。
再據瑞典皇家科學院經濟科學委員會委員林伯克（Assar Lindbeck）的解說，薩繆爾遜雖然不像當代的其他名經濟學者為經濟研究開創嶄新的領域，但是薩繆爾遜發展了嚴謹的分析工具，並將之應用於主要經濟理論的重要問題上。薩繆爾遜不論在生產理論、消費行為、國際貿易、公共財政或是總體分析上，都以一貫的方法論與理論架構，透過求取一些限制式下的極大值或是極小值的方法，推導出一些重要的定理。經由薩繆爾遜的發揚，比較靜態學、動態學、部分均衡與一般均衡理論等，都逐漸成為普遍的分析方法，我們可以說薩繆爾遜對數理經濟學的發展，有極重大的貢獻。雖然薩繆爾遜所從事大都是理論探討，極少進行實證研究，但他對理論的實用性也極為注意，故對所發展出來的概念力求「實用」，也盡量導出可資驗證，或是可實地進行估計的定理。
關於薩繆爾遜對經濟學各種理論的貢獻，林伯克和一九七二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亞羅都曾作過綜合性的詳述。不過，薩繆爾遜對經濟理論的最主要貢獻為《經濟分析的基礎》一書，以下就對該名著作個扼要的介紹。

《經濟分析的基礎》簡介
該書被譽為數理經濟學的劃時代經典之作，通書都以古典數學求極值的方法，來推導或創設經濟理論或定理，並為經濟學引進一些物理學的分析技巧。
薩繆爾遜在書中寫道：「在理論物理學中，包括了二階微分方程的假定，此一微分方程足以決定在一定的位置及速度的初期條件之下，所有變數是經過時間上的移動。同樣的道理，在經濟學部門中，包括在不同時點的變數關係（例如：對時間的導數、加權積分、落後的變數、泛函數等等），被提出作為一群經濟變數經時間而起的移動。」這是把經濟的變數關係當作物理的變數關係來看。以「物理」解釋「人理」，以物理的機械現象來解釋經濟的意志現象，以機械的必然來代替意志的自由，這正是現代經濟學物理化的風格，有學者指出，這種做法徹底背叛了古典經濟學道德化的風格。
該書分為兩部分，共有十二章，另有兩個數學附錄。第一部分係根據薩繆爾遜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以數理方法重述消費理論、生產理論以及福利經濟學；第二部分則取材自發表於《經濟計量學報》以及《經濟統計評論》（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的三篇文章，旨在探討安定問題，並介紹一些動態理論的基礎概念。
第一部分包括八章。第一章是導論，指出經濟學有許多理論或定理，都可用共同的數理方法來推導；並強調經濟定理必須是「有意義的」，意即其正確與否必須是可以驗證的；最後說明使用數理方法的好處。第二章介紹均衡體系與比較靜態的觀念。第三章討論一些數學理論，包括：均衡的極大化條件、均衡與極值的位移、附帶限制式對均衡的影響、有限變化的分析等等。
第四章至第八章，薩繆爾遜應用前面章節介紹的數理分析方法，重述生產、消費與福利經濟學的理論。第四章重述成本與生產理論，以求取極值的方法導出追求成本最低，以及利潤最大所須滿足的一些重要條件。第五章為消費者行為純理論，首先介紹效用函數在概念上由基數（cardinal）效用到序數（ordinal）效用的演進，然後推導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數學條件、Slutsky 方程式，以及需求函數的特性等。薩繆爾遜在該章中首度揭示顯示性偏好理論，並據此印證與說明需求函數的一些特性。
第六章論轉換、複合商品及配給。在轉換方面，重點在討論函數、自變數、應變數，以及價格的轉換對極值及消費需求的影響。以一般轉換理論為基礎，薩繆爾遜討論一組商品的需求，以及複合或加總商品的一般問題，推導出「一組商品若其相對價格保持不變，則單一商品的各種需求理論皆可適用於此一組商品，故在需求分析上可將此組商品視同單一商品」的「複合商品定理」。接著，利用顯示性偏好理論，說明如何利用可觀察的價格及消費量所編成的指數，來判斷個人效用的增減，而發展出一套指數理論。該章最後介紹在點券配給制度下的選擇理論，導出最佳消費組合的數學條件，並證明在點券配給制度下，對消費的限制增多，將使商品的需求彈性下跌。
第七章討論消費者行為理論的一些特殊問題，包括：效用的基數衡量、效用獨立之假設、商品間的互補或替代關係、所得邊際效用之定常性，以及消費者剩餘概念的價值與衡量。第八章為福利經濟學，首先評述福利經濟學中的各家學說，然後承襲 Bergson 的社會福利函數，並加以發揚光大。Bergson 的社會福利函數，假設社會福利的序數水準為社會上每個人所達成的序數效用水準之函數，在設定上擺脫個人的效用水準是否可以比較的問題。薩繆爾遜利用此社會福利函數，導出使社會福利水準達到最大所需的生產面及消費面的條件。
該書的第二部分討論安定及動態理論，共三章。第九章介紹比較靜態的分析法與動態理論，討論均衡的安定性條件，並提出將比較靜態的分析與動態安定性之結論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對應原理」。第十章討論直線性與非直線性體系的均衡安定性問題，旨在闡揚上一章所提及的對應原理，說明靜態學與動態學兩者之間的關係。第十一章論動態理論的基礎，首先檢討各家對靜學與動學的看法，並提出作者個人的見解，然後以各種不同的模型為例說明。
薩繆爾遜名聞全球的兩大緣由
除了《經濟分析的基礎》這本劃時代經典著作之外，薩繆爾遜發表了數百篇論文，其對經濟理論各學門幾乎都有貢獻，舉凡消費理論、資本理論與時際效率、無替代定理、國際貿易理論、共用財與經濟效率、動態理論與安定性分析，以及乘數與加速原理的綜合等，可說包羅萬象。不過，薩繆爾遜之所以名聞全球，應該不是緣於這些學術成就，最可能的觸媒應有兩項：一是他長期在《新聞週刊》（Newsweek）上寫專欄，而且和一九七六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針對經濟政策問題長時間打筆戰，引起廣泛地注意；二是薩繆爾遜將經濟學普及化，這全都歸功於花費三年時間撰寫，在一九四八年面世的《經濟學》（Economics）一書。
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此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三者齊備，可謂時也、運也、命也。一來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畫」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學生們飢渴地盼望能有跟時勢密切連結的入門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足夠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通數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撰文，讓學習者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轟動全球的基本經濟學教本於焉誕生，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成為顯學，也奠定不久之後經濟學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由於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一九四七年出版的《經濟分析的基礎》，讓數量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以此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之後，經濟學數理化竟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在當時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而「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對政府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

值得商榷的「公共財」理論
薩繆爾遜聰明絕頂、思慮嚴謹，雖然著作等身卻能免於浮濫，不過，儘管如此，仍值得商榷，甚至是可能出錯的論點，以極為重要且現實世界時常應用的「公共財」來說，值得一談。
「公共財」是由 Public Goods 直譯過來，是薩繆爾遜在一九五三年以精湛文章所提出的。全球聞名的華裔產權學者張五常教授明指其錯誤，他用薩繆爾遜的原話解釋說：「在燈塔的例子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燈塔的經營者不能向得益的船隻收取費用，這使燈塔宜於被作為一種 Public Goods（張教授指出此名詞誤導讀者，因為此時所指的並非共用財特徵）；但就算是燈塔的經營者以雷達偵察的方法，成功地向每一船隻收費，為社會利益計，要像私人物品（張教授又指此時用 Private Goods 一詞，再加誤導）那樣地以市價收費並不一定是理想的。為什麼呢？因為對社會而言，向多一條船隻服務的額外費用是等於零（張教授指出這才是共用財的特徵，跟難收費是兩件事。他又說薩繆爾遜是 Public Goods 的創始人，但在這段文字中把這個詞用得太早了，以致誤導，他也推測中文譯為公共財，很可能是因為這段文字引錯了的）……」。
這一段文字明確地顯示，共用財的真正特色應是其使用的「邊際成本為零」，並不是收費困難，但由此特色推動得須由政府供應讓民眾「免費」使用，卻無疑是值得商榷的！
這裏使用「共用財」而不用一般通用的「公共財」，乃因後者顧名思義「公家財貨或大家公用的財貨」，但其實它指的是，具有「共享」和「不能排他性」兩種特質的財貨，而與「公共或公用」根本風馬牛不相及，因而「公共財」這個詞並不恰當，「共用財」雖然也不太理想，但相較公共財卻來得名符其實，而英文 “Public Goods” 更是很明顯的不合宜，遺憾的是，它已約定俗成，難以導正。
尋回經濟學的本質─反思「數理經濟學」
經過兩百多年的演進，即便有著不同的流派出現，但在學校課堂裏教授的經濟學，卻有著「標準」教材，儘管自薩繆爾遜高度成功的《經濟學》問世以來，汗牛充棟的經濟學教科書充斥坊間，但都有明確的主軸。幾乎每本書都開宗明義標榜「資源有限」，再配合「人的欲望無窮」，於是每個行為人必須面臨「選擇」大課題。為了提升生活福祉，行為人需有效率善用自己擁有的資源，而為讓福祉不斷提升，也得時刻設法增加自己資源的量與質。由於一個人的一生總有數十寒暑，而絕大多數人不是只有自己的一生，人類一代接傳一代，代代相傳永生不息，而且未來和下一代更為美好也是人類追求的標的，這就是「永續發展」的圖像。
在永續發展終極目標下，面臨選擇課題的個人，既然「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也就得求取「代價最低、效益最高」的行為方式。很明顯地，人類是群居性且必須與大自然為伍，因而在追求永續發展下，必須尋求如何與大自然共存共榮，如何讓人際間分工合作以發揮團結力量大的功效。
畢竟經濟學的探索對象是「人」，而人是萬物之靈，「人之異於動物幾稀矣！」這麼一點點差別卻有「差之毫釐，失之千里」的結果。兩百多年的發展，「經濟學進步了」的說法應較被認同，尤其自所謂的「總體經濟學」竄起之後，這種說法更被確認。然而，就只針對「經濟學是在研究人的行為」這一命題，在「行為人」這個關鍵點就非常值得作正本清源之商榷。
人的行為能標準化嗎？在數理經濟、數理模型，以及經濟計量學早已盤踞經濟學領域核心之際，答案是什麼已可思之過半矣！一門學問是「有系統的解釋現象」，那麼，將人的行為尋求系統性、規律性的解釋也理所當然，由而「原理」的出現也是必然。「比較利益原理」、「供需原理」等等都是最基本、最為人熟知的例子，這些原理也都能以圖形、數字，甚至數學式子，利用黑板來演算、說明。然而，這些分析、說明都需要假設和前提條件，可以說是在「既定」的模子下推導。問題是：黑板上的演練結果能否運用到實際人生？
既然對象是「人」，而人是會思考、有靈魂的個體，就某一個人來說，對於自己都難以了解，如何能得知另一個人的想法，何況周遭的環境，以及人、事、物都是變化不居的。原理原則是一般性的，但「具體」是怎樣，可說根本不可能得知，因而每個人都需要去摸索、去嘗試，或以別人的經驗作為自身決策的參考，在不斷的失敗當中改進、學習，而人際間、人與自然間也持續演化出規則、秩序。
雖然生活在地球上的人都在尋求幸福，但幸福的內涵卻並非放諸四海皆準，只有回歸到活生生的「個人」身上，讓行為個人決定才適當。市場、競爭、比較利益的決定主體，應該都是個別行為人。就是在形形色色的行為人互動中，激盪出分工合作、各個市場的規則，以及各式各樣的組織。到了凱因斯經濟學配合著自然科學分析工具的出現，竟然逐漸演變成整體社會置於一個可以擺弄的模式中，而政府可利用政策工具作「精密調控」，讓活在此模式裏的人都能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儘管稍微思考一下就能知不可思議，但現實世界裏卻一直這樣進行著，縱然不斷發生問題，仍然無法改變。原因可能有許多，最微妙的看似簡單基本觀念之內涵，無法被真正了解應是關鍵，一九九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寇斯（R. Coase），這位現代隱士的「黑板經濟學」說法，最能傳神且一針見血地點出癥結所在。

所謂的「寇斯定理」膾炙人口，似乎已被充分了解，然而寇斯在一九八八年於〈闡釋社會成本問題〉這篇文章，就近三十年這段時間裏，各家對該定理的褒貶提出總回答時，認為絕大多數的討論都不清楚他的論點，而他最主要的論點，也只不過是呼籲經濟學家們走出「黑板經濟學」裏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大家一同回到處處都是交易成本的現實人生，研究解決人生問題之道。他在該文文末以政府最常用的租稅制度為例，引用包莫（W. J. Baumol）的話：「總括來說，要一五一十實施庇古氏租稅制度，我們實在沒有理由抱持太大的信心。實施此制度所需要的租稅，或所需給予補貼的額度，我們不知道應該如何去計算，也不知道如何由嘗試錯誤中去算出大概的數字。」包莫所言「庇古派傳統的結論本身，實際上是沒有瑕疵的」，指得應是邏輯上沒瑕疵，而且假定能將該制度付諸實施，資源配置可達最適，但事實上這些稅制方案是無法施行的。寇斯說：「就這一點而言，我從來沒有否認過。我的看法是，這些稅制方案只是些夢想罷了。當我年輕的時候，有人說，說不出口的蠢話，可以用唱的。而在當代經濟學中，說不出口的蠢話，則可以用數學來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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