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 走在蔣介石前頭的女人 | 誠品線上

MADAME CHIANG KAI-SHEK: China's Eternal First Lady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你看得到宋美齡的正面與側面，但是看得到她的背面嗎？中文世界最完整的宋美齡傳記宋美齡在現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是？蔣介石不會英語，因此幾乎所有對外的文件、及與外賓會面的場合都需仰賴宋美齡的協助，包括影響二戰情勢的開羅會議；此外，宋美齡組織婦女團體、收容戰爭孤兒、至美國國會演講、擔任蔣介石與歷任美國總統間的翻譯與傳話人，她在現代中國所扮演的角色為何？影響又為何？宋美齡為什麼不留在臺灣？蔣介石過逝的隔年，宋美齡選擇離開臺灣定居紐約，這一去就是數十年，中間雖有返臺，但最後仍終老於美國，為什麼？若說「中華民國」是她一心一意捍衛的祖國，那麼臺灣與美國，何者才是她的第二故鄉？宋美齡、蔣經國母子情深？自蔣經國在上海打老虎以來，外界盛傳母子不合的謠言，雖然不見得全都屬實，但也絕非空穴來風。宋美齡喜愛權力、不論是內政或是國際事務的處理上都影響蔣介石極深，與蔣經國接班人的身分漸有衝突，到底這兩人的關係為何？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的真相？聯合國接受了中共的入會申請後，原先打算採取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存於聯合國的方式，但中華民國最後還是退出了，幕後的關鍵是什麼？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李台珊（Laura Tyson Li）中文姓名為李台珊，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大學時主修東亞研究。最早於一九八二年到達中國，於北京師範大學學習中文，在記者的生涯中，曾於中國、香港及台灣居住超過十年的時間，因而精通中文。她先後擔任《南華早報》記者（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與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的駐台特派員、同時也替《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及《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撰寫文章。作者目前與他的丈夫及兩位小孩定居於加州，《宋美齡》為她的第一本書。■譯者簡介黃中憲政治大學外交系畢，曾任出版社叢書主編，現為專職筆譯。近年重要譯作包括《維梅爾的帽子》、《大暖化》、《項塔蘭》、《劍橋插圖伊斯蘭史》、《成吉思汗》、《搶救維納斯》與《成吉思汗的女兒們》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誌謝 推薦序：我們所不知道的宋美齡／胡忠信 推薦序：功過留與後人說／范立達 前言 第一部 第一章 小燈籠 第二章 從啟示到革命 第三章 美國月亮比較圓 第四章 學院生涯 第五章 上海美女 第六章 軍人蔣介石 第二部 第七章 大元帥的妻子 第八章 新生活 第九章 解救蔣委員長 第十章 不宣而戰 第十一章 重慶 第十二章 小妹的情場俘虜 第三部 第十三章 返美 第十四章 反制 第十五章 金字塔旁 第十六章 風暴中心 第十七章 臺人之痛 第十八章 將軍夫人 第四部 第十九章 死裡逃生 第二十章 冷戰與白色恐怖 第二十一章 回大陸 第二十二章 救星齎志以歿 第二十三章 我將再起 第二十四章 日暮遲年的女主角 結語 注釋 參考書目 中英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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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你看得到宋美齡的正面與側面，但是看得到她的背面嗎？
中文世界最完整的宋美齡傳記

試閱文字

導讀 : 宋美齡是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女性政治人物，她在中國政壇的影響力，只有江青差可比擬；在蔣介石、毛澤東長達半個世紀的鬥爭中，宋美齡以其出身背景、宗教信仰、人格特質、國際聲望，當然是江青的格局難以望其項背。江青在毛澤東過逝後迅即被捕、審判，最後在秦城監獄無望的上吊自殺；宋美齡則在蔣介石過世後逐漸退出政壇，在新的接班人蔣經國制肘下只能自我放逐，那怕臺灣本土政治人物李登輝乃繼國民黨大統，宋美齡的「我將再起」也是時不我予；活過一百零五歲的宋美齡曾感慨「上帝為何讓我活得這麼久！」如果以退場來判斷一個政治人物，宋美齡畢竟全身而退，為人生下了一個完美的句點。
　　宋美齡是非常少數活過三個世紀的經典人物，但她一生除了西安事件的敘述以及演講紀錄、文章撰述以外，竟然沒有留下一本完整的自傳或口述歷史，比起當代女性政治領袖無不急於留下傳記來看，宋美齡不急於自我定位，也不願做任何辯駁，的確是一個異數。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撰述宋美齡傳必然牽扯到蔣介石、蔣經國，誰願意冒「殺頭罪」？蔣經國接掌行政院長、總統，撰述宋美齡傳無異成為「非主流」；李登輝、陳水扁二十年的「本土政權」，宋美齡已回到「第二故鄉」美國，本土論述當道，只有美國作家席格瑞夫的「宋氏王朝」才有可能列入「黨外雜誌暢銷書排行榜」。正如臺灣人民對「陳潔如回憶錄」的興趣超過中央日報出版的「蔣介石祕錄」；讀者寧願偷偷傳閱或資印江南的「蔣經國傳」，卻把「風雨中的寧靜」束諸高閣，可以想見宋美齡傳的付之闕如是有其時代因素。
美籍作家、記者李臺珊受過完整的中國歷史、語言教育，長期在臺灣、香港、中國擔任特派員，以其在歐美一流文字媒體的歷練，早就練出專業的嗅覺與洞察力，加上她大量參考美國有關人物的傳記、資料、書信、檔案，予以爬梳、整合、敘述以後，宋美齡如同「出土人物」一般，活生生又躍上了當代政治舞臺，職業歷史家的最高境界：「不是我在說，是歷史在說。」李臺珊這本「中國永遠的第一夫人──宋美齡傳」是兼具調查採訪與歷史論述的完美整合之作，不僅敘事流暢，而且極具批判力道，讓我們能夠補足歷史的空白，重新解讀宋美齡，並且對蔣介石、宋美齡的歷史功過提供一個價值判斷的平臺。
　　宋美齡的父親宋嘉樹本來是籍籍無名的窮小子，但在美國十九世紀海外宣教的大潮流下，因緣際會被送到美國讀書，希望培養成第一代的中國傳教士，但回到上海的宋嘉樹顯然「人性大於神性」，在乎的卻是待遇與地位，他後來不是全職的牧師，而是以印行聖經、宗教書籍致富，成為孫中山的盟友兼財務主管，這種雙重性格無異在下一代的「孔宋家族」大放異彩。透過李臺珊研究海外宣教士檔案，我們才恍然大悟何以宋氏三姊妹分別嫁給近代中國三個最有權勢的人物，連孔祥熙都是孔子的後代，這種孔孟以迄孫蔣的「正統」，不正來自宋嘉樹的家庭教育與身教？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婚姻，到底是愛情還是政治，或者兩者兼具，一直都是近代史學者探討的焦點。蔣介石有不堪回首的三段婚姻，宋美齡也戀愛無數，但兩人的結合，可以說是「正確的人，在正確的時間，做了正確的判斷」，是「政治精算師」的集體創作。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打到了上海郊區，如果有蔣介石的靈巧與機敏，娶了一個「買辦的女兒」，洪秀全會引來列強的反撲嗎？如果沒有宋美齡的膽識，蔣介石恐怕在西安事變中就被槍決了。蔣宋之合是一加一大於二，正是宋美齡的美麗與口才，才使蔣介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期受到美國的正視；正是宋美齡在一九五○年代組織「中國遊說團」，才使蔣介石在臺灣能拖了二十五年政權，而不是如同李承晚或巴勒維流亡異域悲憤而死。
　　宋美齡是典型美國精英文化所培養出來的天之嬌女，她能將美國民主價值、基督教文化說得頭頭是道，其口才是與葛理翰牧師相比，這是她受到反共為主流的美國社會歡迎的主因；但正如本書作者李臺珊的再三質疑，在實際運作層面，宋美齡的權力運作方式與傳統的武則天、楊貴妃、慈禧太后（包括江青）又有何不同？如果宋美齡能發揮價值與信仰的精神感召，蔣介石就不會落到丟掉中國大陸的窘境；蔣介石在臺灣的最後人生二十五年，除了「假戲真做」的地方選舉以外，何曾有民主政治相關的表現？正是宋美齡的「雙重標準」，思考是一套，作法是另一套，她在民主政治的貢獻幾近於零，而是以權力思考做為主軸，莫怪乎她逝世後並未引起美國政界的高度關注，最多是以「第一夫人中的第一夫人」加以恭維，當代的臺灣年輕人已不知誰是宋美齡，歷史正是最公正的審判者！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撤出中國大陸以後，當權的孔宋家族（包括宋美齡本人）選擇逃往美國，杜魯門總統不屑地說出一句經典名言：「他們一家都是賊。」若不是韓戰爆發，連蔣經國都規劃蔣氏父子撤往菲律賓；金日成揮兵南下三十八度線救了蔣介石，有了生路的蔣介石，除了繼續做「反攻大陸」的李柏大夢以外，就是師心自用傳位予蔣經國，「夫人派」的吳國楨、孫立人乃至獨樹一幟的陳誠都不是蔣經國對手，乃是大勢所趨。在此情況下，宋美齡的影響力大不如昔，但關鍵時刻仍然發揮作用。一九七一年秋天，臺灣被迫退出聯合國，卻未採納美國提出的「雙重代表權案」（即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成為聯合國會員國），依據本書作者李臺珊的調查採訪，正是來自宋美齡一句話：「人有人格，國有國格。」一句話就推翻了周書楷、黃少谷主張的「雙重代表權案」，由此可見宋美齡對蔣介石決策圈的重大影響力，宋美齡的頑固保守、昧於時勢，與她先進的美國民主、基督文明觀也是一種強烈的對比。
　　布爾雪維克黨人出身的蔣經國，為了洗刷他的特務形象，晚年開放黨禁、報禁，解除戒嚴令，拉攏臺籍政治人物，「民主化」、「本土化」使蔣經國自稱「我也是臺灣人」，迄今蔣經國仍是最受肯定的中華民國總統。深受美國民主薰陶，以虔誠清教徒自許的宋美齡，在「民主化」、「本土化」卻繳了白卷，最後是在紐約的孔宋家族墓園歸骨。中國曾是她的舞臺，臺灣卻是她的逆旅，宋美齡的退場，對我們說明了什麼？
　　歷史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止的對話；歷史是永無休止的爭論；每一部歷史都是現代史，因為是以我們「現在」的觀點去詮釋「過去」。李臺珊所撰述的宋美齡傳，讓我們有機會去重新思考中國近代史、臺灣現代史的重要環節，也因為再次回顧了這段歷史與人物，我們更能把握現在，瞻望未來更加清晰與深刻。由於作者大量引用了英文的資料與未曾公開的檔案（如宋子文檔），我們可以用另類觀點來看待「我們所不知道的宋美齡」。請容我引用古希臘作家索弗克里斯的一句話做為結論：「要了解一個人的心思意念非常困難，除非等到他企圖成為最高權力者的時候，權力足以暴露人性。」我要加注一句：「權力可以使人性高貴，也可以扭曲人性。」

試閱文字

自序 : 就這本書來說，動筆前的研究和實際動筆過程，不只是場冒險，還是場漫長艱辛的旅程。那是若沒有許多人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給予幫忙、厚愛、支持，絕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幫過我的人太多，無法在此一一列舉，但有一些人必須特別指出。
我最要感謝的人是有著無比勇氣的喜馬拉雅基金會創辦人暨主席Harold H. C. Han。他是世間少有集彬彬君子、學者、企業家於一身的人物。我要十二萬分感謝他對這一出書計畫的堅信不移，還有該基金會的慷慨支持，可以說沒有這一慷慨支持，這本書不可能寫成。我還要感謝Sunny Gong, Snow Li, Jack Shen和喜馬拉雅基金會的職員，在本書的事前研究階段，他們給了我無比重要的協助。
我要感謝在這過程中看過手稿局部或全部，而給我鼓勵、意見、修正和偶爾之反對的人。特別要謝謝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王克文，以無比的直率和敏銳眼力，批讀了此書草稿，其對史實和時代背景的了解，對此書的寫成，貢獻無可估量。我非常感謝Seth Faison和Murray Rubenstein讀了整部手稿，給了我極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我還要感謝讀過手稿特定章節而給了我意見的人： Donald Jordan, Fredrick Chien, Sabrina Birner, Priscilla Roberts, Judith Evans, John Millus, David Holmberg, Mavis Humes Baird, Douglas Estella。還要特別感謝Robert Reilly看過初稿和打樣。
我何其有幸，得以和以下學識不凡的研究人員共事：Cecilia Andersson, Catherine Bellanca, Marc Bernstein, Kathy Best, Lisa Marie Borowski, Kevin Bower, Paul Brown, Ronald Brownlow, Virginia Buechele, Lan Bui, Anupreeta Das, Diane Fu, Stefanie Koch, Snow Li, Janet Liao, Bernard Scott Lucius, Glenda Lynch, Sean Malloy, Brian Miller, Greg Murphy, Janet Murphy, Jane Park, Katherine Prior, Hayet Sellami, Mr. Shen, Jill Snider, Tseng Yun-ching, Karen Tsui, Wang Chieh-ju, Wu
Shih-chang, and Xu Youwei。你們的孜孜不倦，讓我獲益良多。
我要感謝耐心而又樂於助人的檔案管理員，特別是（但非只限於）以下機構的檔案管理員：國民館；國民黨黨史館；衛斯理學院檔案室；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衛理公會學院（Wesleyan College）；哥倫比亞大學珍稀文獻室（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 at Columbia University）；美國國會圖書館手稿部；紐約市立圖書館。我還要感謝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的辜嚴倬雲、Jiao Wei-cheng、Nancy Chi，以及《China News》（今Taiwan News）的資料室人員Cynthia Yen、《China Post》的資料室職員Isabella Chen。
還有許多人分別給了我構想、物質、洞見、靈感、鼓勵、和／或慰問，在此我要感謝其中某些人（排序無特定意義）：Pamela Howard, Shih Chih-yu, Fredrick Chien, Wang Fong, Bo Yang, Chang Ping-nan, Larry Zuckerman, Peter Montagnon, Robert Thomson, Clara Chou, Betty Lin, Sandra and Chi-yu Li, Roxanne and Chihsien Li, Ren Nienzhen, Antonio Chiang, Eva Chou, Jeff Yang, Jay Taylor, Mei-fei Elrick and Malcolm Rosholt, Sabrina Birner, Ping Lu, Chou Weipeng, Yang Shu-biao, Deborah Gage, Ulrick Gage, Nancy Zi Chiang, Israel Epstein, Tom Grunfeld, Stephen Endicott, Diane Allen, Craig Keating, Sue Hacker, John Cline Bassett Jr., Leo Soong, Adele Argento, Edith Hay Wyckoff, Chow Lien-hwa, Chen Peng-jen, Wang Ziyin, Ann M. Jernigan, Mrs. Claude Flory, Hau Pei-tsun, Anna Chennault, John Chang (Chang Hsiao-yen), I-Cheng Loh, Feng Hu-hsiang, Chin Hsiao-yi, Lin Chien-yeh, Alice Chen, Wang Chi, Ann Maria Domingos, and Gen. Robert L. Scott.
我要特別感謝「作家室」（Writers Room）和Aubergine Café，提供我撰寫此書的絕佳場所。我還要感謝Elizabeth Dawson和Crystal Moh欣然修改本書手稿。
許多友人在我赴遙遠異地做研究時，大方提供我住宿，在此我也要一一感謝：Lee and Kathy Merkle-Raymond, Vaughn and Abby Chang, Scott and Betsy Tyson, Emmanuelle Lin, Vivian Makhmaltchi, Nancy Li, Berta and Andrew Joncus, Erik D’Amato, Joanne Omang and David Burnham, and Mandy Holton.
我還要向在我忙著完成此書手稿時，幫忙照顧小女Sienna，或為小女提供玩伴、過夜之所、幫忙接送上下學的所有媽媽、友人、親戚，獻上特別的謝意：Kenneth and Regina Tyson, Roberta Tyson, Angela Bayer, Brenda Zlamany, Anita McDaniels, Mary Daalhuyzen, Jeffrey Li and Grace Sun, Janet Estella, Vivian Lee, Jeannie Conway, Vita Ose, and Betty Mei。
最後，我要感謝丈夫Richard Li的支持與耐心；感謝母親Roberta Tyson早早開啟了我對歷史的興趣；感謝Grove/Atlantic出版社社長Morgan Entrekin從頭至尾的支持；感謝Margaret Stead大開大闔、熟練俐落的編輯本事；感謝Amy Hundley圓融老練的指引；感謝Tom Cherwin細心的校稿；感謝我的經紀人Elizabeth Sheinkman一開始就對我的出書計畫有信心，且不斷予我支持。

試閱文字

內文 : 前言
宋美齡父親宋嘉樹（查理．宋）資助孫中山革命，母親出身中國望族。她的大姊宋靄齡，據中國人的說法，愛錢；二姊宋慶齡愛國；年紀最小的宋美齡愛權。她哥哥宋子文成為中國最富有者之一，當過中國財政部長和外長。她的兩個弟弟則經商有成。
後來成為蔣介石夫人的宋美齡，其一生中，公共形象和私下的真實生活往往相矛盾。她於十九世紀末葉生於優渥但不起眼的家庭，二十一世紀才去世，光是橫跨三世紀這點，就是世間少有。在歷史浪潮的推動下，她的一生與現代中國的崛起緊密交織，密不可分，但人生大半歲月裡，她扮演旁觀者的角色。一如此前、此後許多聞名於政界的女人，她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乃是透過家庭關係和婚姻取得，而非純然靠個人努力與才幹獲致。她抱持傳統的女性觀，把自己界定為輔助丈夫創功立業的角色，但她超越了為人妻子的身分，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她有時成功擺脫了她那時代、那地位、那社會階級的女人，在言行舉止上所受的狹促傳統框架，但她根深蒂固的保守心態，使她無法真正擺脫迫使她生活在傳統規範之內的束縛。
宋美齡的特異氣質，乃是在美國培育，在上海鍛鑄成。美國舊南方上流社會少婦（Southern belle）、新英格蘭女才子、中國「太太」三種角色，在她身上熔為一爐，毫無窒礙。嬌細纖弱的她，集種種矛盾於一身：實際又天真，聰慧又衝動，堅強又軟弱，浪漫又悲哀。她既是理想主義者，又對人性感到悲觀，既獨立又依賴，既驕傲又現實。有時她寬容大度，但又正直嚴苛。有時她讓人覺得如沐春風，但又冰冷不屑，有時她天真率直，但又陰晴不定，有時她真誠但又帶有心機。她是出了名的膽子大，但又易生氣。她容不下一點過錯，卻對自己所愛之人的缺點完全視而不見。她幹勁十足，活潑開朗，散發出連批評者都為之心儀的魅力。她洋溢著躍躍活力和熠熠自信，但有時轉而陷入焦慮、絕望，整個人垮了下來。
綜觀現代歷史，像她那樣受到言過其實的推崇或惡意譴責者並不多，而像她那樣同時受到這兩種對待的，又更少。在人生晚年，她的同胞開始從較正面的角度看待她，但在曾大力推崇她的西方，她卻幾乎是無人聞問的死去，她對歷史的貢獻被貶為只是個註腳。她的一生充滿悲苦，在破滅夢想、璀璨人生、悲劇之間幾度閃現她的才華。她最大的悲劇，誠如她晚年時所私下透露的，乃是活得太久？她雖有種種缺點，但有著大無畏的精神、勇氣、決心，以及強烈的愛國赤忱。她協助打造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從而左右了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

第一部
第一章
小燈籠

米勒曾寫道，在女人得到夠久的解放，而得以表現其真正本能和性格之前，沒有人能貼切道出女人的本性……這道理用在中國人身上，或許也八九不離十。
——詹姆斯．哈里遜．威爾遜，一九○一

宋美齡於十九世紀快結束的一九八九年左右，出生於一個注定要以黑馬之姿崛起、在中國現代史上呼風喚雨的家庭。她在六個手足中排行老四，三姊妹中排行老么。大姊宋靄齡是老大，二姊宋慶齡是老二，哥哥宋子文是老三，小宋美齡一歲左右的大弟宋子良是老五，小她幾歲的么弟宋子安是老六。
宋美齡的出生地是著名的「東方」「罪惡淵籔」上海。外國人仿照自己所來自的城市，在上海打造、經營殖民地，而上海的「本地人」則居住在那殖民地中的中世紀聚居區裡。位在黃浦江與東海交會處附近的上海，這時作為外國殖民地已將近半世紀。法國控制上海法租界，而上海公共租界則由包括英、德、美在內的數國國民組成的工部局治理。上海的外國租界熱鬧、繁榮、多民族雜處，與幾乎和外界隔絕的中國其他地方截然不同。上海菁英階層的富裕、優渥，與中國各地、乃至上海境內，數千年來過著一成不變之生活的數億中國老百姓的赤貧、苦難，形成強烈對比。涵蓋各階層、多不勝數的中國人吸鴉片成癮。英國商人與惟利是圖的清朝官員勾結，主掌鴉片買賣，虛弱、腐敗的清廷無力阻止。上海的外國租界，套句當時某西方觀察家所說，享有「較高級、較優秀文明」的種種奢侈生活，而城牆環繞的古上海城和城中「悲慘的老百姓」，則是「無法想像的骯髒……令外國人感到無比的厭惡。」
宋家未住在華界（華人聚居區）。他們一如有錢的上海外國僑民，覺得華界的景觀和氣味都太陌生，太糟糕。宋家也未像許多低層、高層華人那樣，住在公共租界或法租界（高層華人因有錢、有人脈，地位被視為類似尊貴的外國人）。一八九六年，宋嘉樹已在原名為美租界的上海郊區虹口，蓋了棟房子，供人丁日旺的一家人住。宋宅位在蘇州河北岸，與公共租界（上海商業中心）隔河相望。
當時虹口還是很偏僻的鄉下，宋家友人覺得宋嘉樹選擇住在那裡實在古怪。那片地區最後被漫無節制擴張的城區取代，但宋美齡小時，宋宅周遭是往外綿延數哩的青青田野。菜園裡種了幾棵棗椰樹，一條小溪流過前院圍牆外。宋家小孩很快就懂得翻到院牆外，不是爬樹玩，就是去擾亂附近農民。寵愛小孩的宋嘉樹得知後，未限制他愛玩的小孩從此只能在菜園裡玩，而是拿錢安撫那些農民。
宋嘉樹年輕時在美國待過許多年，在美國凡德比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讀過神學後，以衛理公會傳教士的身分回到中國。建造自家宅院時，他兼採了中國傳統建築風格和南北戰爭前的美國建築風格。在中式裝飾之間，安置了他僑居美國期間已習於使用的西方舒適設施，包括自來水、暖氣、煤油燈。屋後有片大菜園，宋嘉樹親自下菜園幹活，使他的美式怪誕言行更添了一筆，也教那些自恃身分高於農民的熟識之人大為驚愕。
宋嘉樹的為人極為坦率、直接、急躁。他極注重準時，碰到那些抱有「東方式」時間觀念者，毫不客氣立即教訓一番。直腸子的個性常使他得罪人。一做了決定，就不更改。他稱妻子倪桂珍為「媽咪」，倪桂珍有著差不多一樣堅定的決心和信念，但有耐心，懂得深思之後才開口。宋氏夫婦希望小孩成為有教養、獨立、有用之人。他們不是隨性流露感情的父母，宋家小孩自小就被訓練成勿表露情感。在如此家教下長大的宋美齡，恥於承認恐懼，鮮少哭泣。
宋嘉樹有個好歌喉，教小孩唱讚美詩和他在美國南方學會的其他歌曲，包括美國南部黑人的聖歌、美國作曲家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民歌，當然還有美國南北戰爭時被暱稱為南部邦聯非正式國歌的「迪克西」（Dixie）。他妻子也喜愛音樂，是最早會彈鋼琴的中國女子之一。最得宋嘉樹寵愛的宋靄齡，最有音樂天份，但其他手足也愛唱歌。
宋嘉樹偏愛美國事物，卻也希望家中小孩受點中式傳統教育。他替他們請了一位家教，也就是先前教宋嘉樹學陌生深奧的上海話，幫童年時浪跡美國而未能受中式教育的宋嘉樹，惡補了部分中式教育的曹子師（音譯）。曹子師和宋嘉樹一樣是美國回來的傳道士，以C. K. “Charlie” Marshall（外號查理的C. K.馬歇爾）這個英文名字最為人知。馬歇爾在美國待了十四年，講起英語有濃濃的美國南方內地口音。
宋嘉樹跟馬歇爾學習時，用英語來解說，因為英語是他們的共同語言。宋來自南方的海南島，上海人馬歇爾聽不懂海南話。馬歇爾濃濃美國南方腔的英語，則與宋有教養的上流英語大相逕庭，常惹得宋大為惱火，致使本該是教中文的課，往往變成在辯論用什麼英語來解釋中文較為貼切。曾有一次，馬歇爾大發脾氣吼道：「你，你這個自大狂。」「Why you come pesterin’ me wid dat Yankee talk. I bin
talking English ’fo you was ever born. Now go ’way and leave me ’lone.」（我還要你來教我美國佬怎麼說話。你還沒出生，我就在講英語。你現在給我滾開，別煩我。）在馬歇爾教導下，宋家小孩學會基本中文，讀了寥寥幾本中國典籍，但躲過了傳統中國教育裡一般免不了的數年嚴格隨堂測驗和死記硬背。
小孩的精神教育，宋家當然也未忽略。在這方面，宋母的言傳身教影響最大，而且她信教的虔誠與日俱增。宋美齡最早的記憶之一，乃是她母親上家裡三樓某間特別的房間禱告。宋母一禱告總是幾小時，往往天還沒亮就開始。每次宋美齡或她手足請教宋母意見，宋母都會說，「我得先去問主。」當場要她回覆，絕不可能。對宋母來說，這不是可以馬虎的事，也就是說，得「等候主，直到她感受到主的引領為止。」宋美齡小時候覺得媽媽信教太過火。
宋家遵循最道地的南衛理公會傳統來維持基督教家庭，亦即在禮儀和教義上偏向清教徒式。除了每個主日上教堂和主日學校，他們還每天做家庭禮拜。宋美齡很不情願在朋友開心玩耍時，自己得坐著聽冗長而無聊的講道，於是在讀經時耍小手段反抗。日後宋美齡寫道，「我覺得家庭禱告乏味，常藉口口渴……以便溜出房間，這一點想必很傷我摰愛媽媽的心。」宋家的生活習慣也體現了基督教的清規。宋家沒有酒，不准小孩玩牌、跳舞。禮拜天時，什麼遊戲都不准玩。
宋美齡小時候討厭禱告和講道，但家中的宗教環境，卻深深影響了她的生活和價值觀。同樣的，她所受的教育使她在同輩中與眾不同。當時的中國父母要女兒纏足，足不出戶，如果家裡窮，還將女兒賣給人當奴隸，乃至一出生就拋棄，在這樣的時代裡，宋家的作風無異異類。甚至在上海的華人菁英階層裡，他們都顯得特別，因為他們平等對待兒子、女兒，務使女兒受到當時女人所能得到的最好教育。在這點上，即使從西方人的標準來看，宋家的觀念都是很先進，因為在當時西方，除了學女紅，或許還學些粗淺的法語、素描、鋼琴，「女性教育」仍是個有爭議的觀念。
無論如何，傳統中國學校，亦即私塾（當時沒有公立學校制度），不收女生。直到一九○七年，中國才有公立的女子小學。為中國的女孩教育開風氣之先者，乃是十九世紀的外國傳教士。中國人普遍認為，女孩子只要受基本教育即可，超過此一限度乃無必要，甚至不明智。但外國傳教士深信，要傳播福音，還有改造中國家庭，進而改造這國家，就必得教育本地傳教士，包括男傳教士和女傳教士。他們認為，拯救中國的關鍵，在於提升婦女的地位。十九世紀時，美國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有「衛理公會信徒的清朝大官」之稱，他就主張，「東方的貶抑制度主要建立在婦女的地位上。」
教會女子學校的存在本身，一如傳教士本身，都是具有顛覆性，乃至危險性的，因為它們威脅到中國社會和政府賴以維持穩定的家父長制。它們直接挑戰了儒家學說、中國社會上無所不涵蓋的道德規範、政治準則、家庭倫理、以及士大夫統治階層和帝制王朝本身存在的合理性。儒家五倫觀的存續，有賴於女人的順服，而要讓女人順服，就得讓女人保持無知。弔詭的是，教會學校雖只影響到極少部分的中國人，且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又更少，它們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卻不容低估。它們成立的目的在引導中國人投入基督的懷抱，但成果很不理想，儘管如此，它們卻是促成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許多改變的主要推手。傳教士和他們開辦的學校，在中國孕育了好幾代的愛國志士和改革者，助長民族主義的興起，最終間接促成「大革命」。
宋美齡母親是最早受教育的中國女孩之一，曾就讀教會學校，直到十八歲出嫁才停。在教會學校，她不只養成禱告習慣，還有濃烈的求知欲。她的數學，特別是三角學，成績優異。她一生求知孜孜不倦，研習宗教、數學、語言至死方休。她喜歡解謎，且研讀英語、中國語、日語。六十歲時，她還花錢請了一位學者，與之討論，切磋琢磨。
二十世紀初期時，中國改革派已開始主張，教育中國女性是建立強大、獨立之中國所不可或缺。宋家三姊妹進入衛理公會所辦的中西女塾（McTyeire）就讀。這是當時全上海最時髦的女子學校，由林樂知於一八九二年創辦，以將所謂的「上流社會福音」傳授給願意花錢給子女就學的中國高級人家的女兒。透過校中未婚、受過良好教育而強勢的傳教士老師，該校提供了與傳統大相逕庭的女性角色典範，但那些教師卻決意將學生培養成「中國賢妻、良好、得力助手的理想化體現」和中國婦女的榜樣。宋美齡五歲就進中西女塾，就讀幼稚園，與二姊宋慶齡同住一間寢室。她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二姊身上，常替二姊和二姊朋友泡茶。宋美齡似乎不怕離家，但一段時間後，有位老師發現她在夜裡醒來，陣陣顫抖。她做惡夢，睡不好，於是被送回家，由家教教導。
宋母常要宋美齡穿哥哥宋子文穿不下的衣服。小小的宋美齡，長得圓滾滾，因而給取了「小燈籠」的綽號。宋美齡童年時極愛她的大姊宋靄齡，大姊常保護她，使不受欺負。宋美齡幾乎把宋靄齡當英雄般崇拜，且這種心態終其一生未消。宋家六個手足中，這兩姊妹一直是最親密。年紀較大的鄰居小孩喜歡嘲笑、捉弄宋美齡。她則求他們讓她一起玩遊戲。有一天，他們要她在捉迷藏遊戲裡當「鬼」。她遮住眼睛，開始數到一百，睜開眼睛時，發現同伴全不見了。意識到他們丟下她一人時，她開始哭。靄齡跑過來救人，安慰她，擦乾她眼淚。日後，宋美齡受欺負時，出面搭救者也總是靄齡。

第二章
啟示到革命

他們已把西方文明之光帶進帝國的每個角落……中國的甦醒，在很大程度上，可歸功於傳教士的努力。
——端方，一九○六年奉慈禧太后之命前往美國考察憲政的大臣

宋嘉樹的一生，一開始時就和此前幾百年裡離開中國、散居各地闖天下的其他數百萬中國人差不多。若非一個極其偶然的機緣，他大概也只是在海外辛苦工作一輩子而沒沒無聞的無數華僑之一。中國著名「宋家王朝」創辦人的事蹟，既有灰姑娘般的傳奇色彩，又體現了只要奮鬥就有成就的美國夢，激勵了好幾代上教堂作禮拜的美國人，也激勵了全美各地上教堂者每個禮拜日在教堂裡捐幾分幾毛錢所支持的那些獻身中國傳教的傳教士。宋嘉樹的事蹟使他們激動且篤定的相信，中國能成為基督教國家，會成為基督教國家，帶頭拯救中國人的靈魂乃是他們的宗教責任和道德義務。
宋嘉樹於一八六一年生於華南的海南島，是家中三個兒子中的老二，他另有一個姊妹。老家位在文昌縣古路園村這個小村子。他本姓韓，而非宋，宋姓是後來跟著英文名查理一起取的。韓家是客家人。在極講究地域背景的中國，客家人是惟一沒有自己地盤的族群。「客家」一詞，顧名思義，「作客之家」，在整個中國歷史裡，客家人在中國各地遷徙或移居海外，被趕到社會邊緣，趕到更貧瘠的地方。客家人有自成一格的方言，出了名的團結、固執、精明，因而被拿來和吉普賽人、歐洲猶太人相提並論。
客家出身的華人，有不少人成為領袖，現代新加坡的締造者李光輝、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就是犖犖大者。在歷史上，客家人一直遭到中國官方的猜忌，因為許多民變由不滿現狀的客家人挑起。最惡名昭彰的民變，乃是造成萬千生靈塗炭的太平天國之亂。這場民變由洪秀全於一八五一年發起，皈依基督教的洪秀全，受美國南方洗禮會傳教士教導一段時間後，開始以耶穌基督之弟自居。洪秀全糾集到百餘萬的兵馬，攻下華中、華南大片江山，宣告成立新的神權統治王朝太平天國，自任專制君主，建都南京。清軍最終於一八六四年平定這場民亂，但是在歐洲人出兵援助下達成，且付出了兩千多萬人喪命的代價。
宋本名韓教準，但一如當時中國人的習慣，他還取了別名嘉樹、耀如。他父親韓鴻翼生於一八二九年，擁有一．二畝地（只約八百平方公尺）。沒下田時，他到附近清瀾港碼頭工作，或用椰子殼的粗纖維編繩。韓鴻翼死於一八九三年，享年六十三。宋嘉樹的母親，文昌縣志只以王氏稱之，生年不詳。她教孩子了解世事時，以生動有趣的故事寓教於樂。
韓家家貧，但顯然在海南島外的遙遠異地有人脈，因為宋嘉樹小時候就給送到今印尼的爪哇，展開最後讓他踏上美國、讓他成為基督徒的不凡旅程。傳說他是被一位膝下無子的堂舅收為養子。文昌縣志記載，他叔父的妻子姓宋，宋嘉樹即過繼給他宋姓嬸嬸家族中的某人承繼宋家香火。這位「堂舅亦或叔叔」，乃是最早定居新英格蘭地區的華人之一，在波士頓開小店賣中國貨，把年幼的宋嘉樹帶到美國。當時巴拿馬運河尚未闢建，宋嘉樹坐船繞過南美洲最南端來美，在最南端見到企鵝。
宋嘉樹開始在那店裡工作，但不久他就滿腦袋別的想法。一八七九年，他遇到一些中國留學生，那些人是容閎博士所率領之留美學生團的部分成員。容閎是廣東人，信基督教，一八五四年自耶魯學院畢業，成為第一位自美國大學畢業的中國人。兩次鴉片戰爭慘敗於英、法之手，加上清廷倚賴洋人軍援平定太平天國之亂，促使清朝官員認為，中國必須精通西方軍事科技。一八七二年開始，約一百二十名中國男童寄宿新英格蘭地區的當地家庭，學英語和科學科目。支持容閎與其幼童留學計畫的諸人中，包括哈特佛（Hartford）市牧師約瑟夫．推切爾（Joseph Twichell）、與容閎交情匪淺的名作家馬克．吐溫。清廷於一八八一年取消幼童留學計畫，對留學生愈來愈美國化大為不滿。許多人改信基督教，打起棒球，甚至和美國女人約會。
但取消留美計畫還有其他因素。中美關係已轉壞。反華心態正助長西方境內的暴行，而幾名學生未獲准入學西點軍校和安納波利斯海軍學校，令清廷憤憤不平。以馬克．吐溫為首的一群美國人，請前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幫忙阻止這些學生被遣送回國。去過中國的格蘭特欣然同意幫忙，但他的出面只是讓留學生的離美晚了約六個月。無論如何，這些中國留學生已在他們生活周遭的新英格蘭人心上，留下不可抹滅的正面印象。他們輕易就融入美國社會，反駁了當時盛行於美國、特別是西方的反華心態。有幾名留學生深深愛上他們的新家鄉，剪掉辮子反抗滿清，不願返華。對那些返回中國的人來說，精靈已跑出神燈，中國的改變無法逆轉。誠如《紐約時報》在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頗有先見之明的評論，「中國不可能既要吸收我們的學問、我們的科學、我們的工業，卻不跟著引進政治造反的病毒。」
宋嘉樹遇到的那兩名留學生為來自上海的表兄弟，名叫溫秉忠和牛尚周。在美國，他們自稱B. C. Wan和S. C. New。溫秉忠住在麻州的阿默斯特（Amherst），就讀沃斯特技術學院（Worc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牛尚周住在麻州春田，後來就讀新罕布夏州的腓力普．艾克塞特學院（Phillips Exeter Academy）。他們兩人是拿獎學金來美的天之驕子，似乎整個世界都在他們手中。在這之前，宋嘉樹沒見過像他們這樣的人。他們在這腦筋機靈但出身卑微的年輕人心裡，激發了雄心壯志。他開始不滿於無聊的看店生活，渴望上學。
一八七九年一月某天，他溜出店，直奔波士頓港，偷偷搭上美國財政部國稅局（海岸防衛隊前身）的緝私船亞伯特．加勒廷號（Albert Gallatin），結果被發現，帶到船長艾瑞克．加布里爾森（Eric Gabrielson）面前。來自麻州捕鯨港南塔基特（Nantucket）的加布里爾森，收留了他，讓他在船上當服務生。一八七九年一月八日，他以「宋」（Sun）之名，首次出現在加勒廷號的人員名冊上。名冊上寫他十六歲，約五呎高。他與船長的小外甥哈利玩在一塊，後來送了哈利一張他自己的照片，照片背面寫了「查理J.宋將此送給小小朋友哈利L.溫朋尼。你play out the yard時，別忘了我。」
他雖與麻州結緣，命運卻要他受北卡羅來納人收養，成為該州的公民。隔年春天，加布里爾森轉調到斯凱勒．科爾法克斯號（Schuyler Colfax）當船長。這也是國稅局的緝私船，以北卡羅來納州的威爾明頓（Wilmington）為基地。後來，一八八○年六月，宋也離開加勒廷號，八月一日改到科爾法克斯號當客艙服務員，人員名冊上登記為「C. A. Soon」。海岸防衛隊的檔案，寫他十八歲，五呎一吋高。敬畏上帝且認為人應嚴予管教、有過即罰的加布里爾森，賞識宋，想幫他弄到教育機會，於是引薦這男孩給威爾明頓第五街衛理公會的牧師湯瑪斯．里科（Thomas Ricaud）認識。一八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宋參加了由里科帶領的奮興布道會，大為感動，決定受洗。
里科本人自小被一膝下無子的叔伯輩收養，出生於巴爾的摩，但在墨西哥市長大，這時為威爾明頓港工作，擔任通譯。一八八○年十一月七日的《威爾明頓星報》宣告，當天早上會有一名中國人受洗，大概是北卡羅納境內第一位接受洗禮儀式的中國人。施洗時，里科替宋取名查理．瓊斯．宋（Charles Jones Soon），後來，宋在Soon的末尾加上g。皈依後，宋講話，表示希望受教育，回故鄉傳教。一八八一年四月，他光榮離開科爾法克斯號。他沒錢上學，因此里科親自教他。查理喜歡叫他「里科叔叔」。在這期間，他在威爾明頓某印刷廠找到工作。里科向衛里公會所經營三一學院校長布拉克斯頓．克雷芬（Braxton Craven）博士，提到讓宋就讀預備科的事。三一學院當時有兩百名學生，六名教師，後來遷到達勒姆（Durham），改名杜克大學。
里科找北卡羅來納有錢實業家朱利安．卡爾（Julian S. Carr）幫忙，以樂善好施著稱的卡爾得悉這位聰明中國男孩的事後，即要里科「把他送來，他的教育，包在我們身上。」外號「將軍」的卡爾是查珀希爾（Chapel Hill）鎮商人之子，打過南北戰爭，是美國的怪才，帶有傳奇色彩，南北戰爭後靠著生產著名的達勒姆公牛（Bull Durham）菸草發了財，然後把事業擴及銀行、紡織、鐵路、旅館、電力和電話公司、報紙、民主黨政治。除了經商，卡爾一生的兩大使命，乃是傳播符合美南衛理公會理念的福音，進一步重建他所摰愛的美國南方。他是北卡羅來納最有會的人，且是美國南方最成功的企業家之一。
一八八一年冬，里科從威爾明頓帶宋嘉樹搭火車到達勒姆見卡爾，是宋嘉樹這輩子第一次搭火車。始於十九世紀下半葉的基督新教傳教運動，一八八○年代時，在美國境內，已幾乎到了最蓬勃的時刻。卡爾迅即為遠赴中國的傳教事業，找到一看來很有潛力的傳教士人選。他曾告訴衛理公會同道，「聽著，教友們，這一傳教問題，就教會來說，乃是當前最迫切的問題」，還說「中國是解決這一傳教狀況的關鍵。將中國帶到基督跟前，世界就都在我們手中。」宋嘉樹很討性格奔放的卡爾將軍喜歡。後來卡爾說道，「他來我家，當我家的一份子住下來」，還說「他就是宋，我把他當兒子一樣。」宋嘉樹吉星高照，得到卡爾這樣的貴人相助。卡爾不只是這位中國青年的資助人、導師，還是鼓舞他上進者。一八八一年宋嘉樹寫信給父親，說他「急著完成教育，以便回中國，跟你說達勒姆當地友人的和善和主的恩寵。」

在十九世紀晚期的美國公眾生活中，新教教堂扮演了極搶眼且有力的角色。海外傳教運動，受到主流媒體的廣泛討論，且影響了許多美國人的生活。
中國人口眾多，自然成為替基督教世界掙得最大一批生力軍的希望所在。為傳播福音而奔走全球各地的雪伍德．艾迪（Sherwood Eddy），是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初期眾多赫赫有名的「差傳政治家」之一，他就說「中國是指引方向的明星，吸引我們所有人的大磁石。」在清廷受迫與英、法、美、俄、德諸列強簽訂一連串不平等條約，讓傳教士得以在中國各地，包括此前禁止進入的內陸，自由傳道之後，中國境內的美國新教運動，在十九世紀中葉日益壯大。這時，美國對其大西部的征服已差不多完成，但拓荒精神仍很強烈，渴望有新天地一展身手。隨著基督教與美國民族主義的關係變得緊密，海外傳教運動變成是天定命運論（譯按：認為美國對外侵略擴張是天命所定的主張）自然而然的延伸。一八三○年代，就有位麻州傳道士，約翰．卡德曼（John Codman）牧師，說道，「要表明我們對（美國）自由體制的賞識，除了努力將那體制栽植在外國土地上，還有更好的辦法？」
於是，原只是欲拯救靈魂的傳教運動，不久就轉型為遠更複雜而雄心勃勃的大業，且此一大業，除了拯救靈魂的神聖動機，還有時頗為突兀的，夾雜了外交、商業、社會、軍事、人道、意識形態上的動機。傳教的主旨，由拯救靈魂轉變為拯救中國。將中國帶進基督教世界這一理想，懷著最早十字軍那種熱情，成為形同文化侵略、宗教侵略的美國神聖運動。但傳播福音並非美國狂熱傳教士的惟一目標，他們深信只有按照美國的形象將中國改頭換面，愚昧無知的中國才得以享受到顯然較優越之西方文明的澤被。有人主張盎格魯撒克遜族得到「特別的委派」，負有將基督教和進步帶給落後民族的使命。達爾文適者生存的理論遭濫用，以支持「白種人的負擔」這一觀念，以使美國自認在宗教和政治上都是「上帝選民」的主張得到合理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