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合作與兩岸融合 | 誠品線上

南南合作與兩岸融合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歷經2020年以來的全球疫情與台灣災情，越多民眾與小微企業重新檢視，深刻體會，經濟社會的民生發展與淡化主權的兩岸融合，應該已是糾結多年的困境僵局下，兩岸關係的新方向與新出路。 《南南合作與兩岸融合》旨在關注30年來的台灣基層與青年世代，在內外變局下的自決省察，而以生活溫飽與社會安定作為合理務實的期望值。台灣已然成形的南北差異，其實亦可轉化成為資產。內部分工若可 ｢北政南經｣，加上已經成熟的民間產學，即可開展兩岸融合與未來統好的新嘗試及新可能。 2017年1月在廣西柳州開啟了「兩岸南南合作｣ 的新頁，將二戰後聯合國定調，以北半球的南方和南半球開發中國家地區，通過寬面互助合作，並以不干涉主權與內政為原則，構建區域性經濟合作為戰略目標的嘗試與兩岸關係結合到了一起。 隨著台灣2018年的地方選舉，「南南合作」已經進入台灣各界的眼簾。眼前中美類冷戰對抗正夯，台灣正是美國操控下抗中第一線的代理人。以美國為首的印太戰略聯盟，聯合西太平洋周邊國家對抗中國；加諸2022年初爆發俄烏戰爭，中美兩大強國均陷入多方的衝突與挑戰，而美國以台灣分離中國的敏感議題不斷地挑釁中國，台海的緊張情勢隨之升溫，各方關注及評論都對中國武統台灣的可能性做出高度的判斷。 台灣民間產學追求兩岸良性互動與和平發展的人民與團體，自發地組織以「南南合作」敲開兩岸經濟、社會融合交流的塵封大門，冀以兩岸民間產學對話協商，聚焦城市試點對接，即使武統也須做好善後。正是台灣摸著石頭過河與大陸實踐檢驗真理的創新挑戰及吾輩使命。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汪明生汪明生學歷：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公共事務博士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企業管理碩士經歷：國立中山大學永久聘任教授中華公共事務管理學會理事長孫文南院院長許綿延許綿延學歷：海軍官校美國Amhurst University企管碩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共事務博士經歷：海軍上校退役華夏創意文化交流協會會長溫在春溫在春學歷：海軍官校國立中山大學EMBA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公共事務博士經歷：海軍中將副總司令退役欣欣大眾百貨公司董事長高雄市中央軍事院校校友會理事長孫榮平孫榮平學歷：海軍官校美國聖路易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博士經歷：海軍上校退役廣東工商職業技術大學副教授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第一篇 南南合作與社會發展 第一章 從南南合作到兩岸南南合作 第一節 國際間的南南合作 第二節 南南合作在全球發展的貢獻 第三節 兩岸南南合作倡議與回顧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二章 兩岸社會發展 第一節 大陸：現代資本主義與後現代社會主義 第二節 台灣社會發展的兩極化 第三節 兩岸融合的關鍵在於社會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二篇 跨域治理 第三章 公共事務與跨域治理 第一節 個體與社會的跨域治理 第二節 現代社會向後現代社會轉型 第三節 跨域治理多元結構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四章 社會發展矩陣 第一節 傳統社會 第二節 現代社會 第三節 後現代社會 第四節 社會發展與跨域治理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第五章 社會判斷理論的應用 第一節 判斷與決策的權重分析 第二節 區位解析與操作步驟 第三節 跨域治理判斷決策週期回合操作 第四節 SJT與IM的跨域整合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第六章 禮運大同篇與跨域治理 第一節 兩岸南南合作係多層次的跨域治理 第二節 中華文化與跨域治理 第三節 治理結構與儒、釋、道、易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三篇 地區行銷 第七章 兩岸城市合作 第一節 行銷高雄 第二節 高雄、平潭試點合作 第三節 金廈整合新路徑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八章 海峽論壇 第一節 兩岸交流的跌宕起伏 第二節 跨域治理人才培養 第三節 南南合作與兩岸社會融合發展互動研討會 第四節 本章小結 第四篇 兩岸南南合作 第九章 空間差異與時間世代 第一節 台灣社會的演進 第二節 一帶一路與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 第三節 兩岸南南合作的機遇與挑戰 第四節 兩岸青年交流與跨域合作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第十章 兩岸主權與民生發展 第一節 不統、不獨、不武 第二節 香港反送中 第三節 國家不安全會議 第四節 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第五篇 兩岸融合發展 第十一章 兩岸南南合作地區試點 第一節 大陸：實踐檢驗真理 第二節 台灣：摸著石頭過河 第三節 一國兩制的民主協商 第四節 兩岸共建融合發展的南針北斗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第十二章 社會發展與兩岸融合 第一節 兩岸如何協同共好論壇 第二節 兩岸智庫論壇 第三節 兩岸關係的抉擇：雙輸或雙贏 第四節 本章小節 第十三章 兩岸融合的上中下策 第一節 兩岸融合的下策 第二節 兩岸融合的中策 第三節 兩岸融合的上策 第四節 統一的第三條路 第五節 本章小結 第十四章 結論與展望 第一節 兩岸南南合作是公共事務的領域 第二節 兩岸關係的展望 第三節 兩岸促融促統體制建構芻議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英文部分 附錄 附錄A 兩岸南南合作範式建構與推進調查問卷 附錄B 兩岸南南合作跨域治理人才培養問卷調查（第一階段） 附錄C 兩岸南南合作跨域治理人才培養問卷調查（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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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2016年台灣地區的大選，由長期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再度從國民黨手中奪回政權。由於蔡英文政府不承認「九二共識」的「一中原則」，使得兩岸的關係降到了冰點，負責兩岸關係的國台辦、陸委會和海協會與海基會的協商機制都陷入了停擺。隨著蔡政府挾著美日打壓中國崛起的戰略鬥爭，更加有恃無恐地抗中、反中，並且修改島內的兩岸政策，從國安、經濟、文化、學術、宗教、醫學、科技各方面，竭力地砍除親中的統派勢力，使得台灣島內談統一成了禁忌的話題。

2017年中國大陸「南南合作」金融中心在「南南合作」報告中提出了《邁向2030：南南合作在全球發展體系中的角色變化》，其目的是響應聯合國在2030年對終結貧困、保護地球及確保人類共享和平與繁榮的共同呼籲。「南南合作」通常是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技術和文化的合作，儘管這些合作關係當初是由對殖民主義的反應而塑造的，並且在冷戰時期由意識型態推動，但是隨著時間的演進，逐漸超越了最初政治的意圖，不再僅僅只是意識型態，也不再限於政治和政府的領域，而是以區域合作的經濟發展為戰略目標。此種以經濟發展為戰略目標的構想正符合了中國創新設計的「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是中國在2013年APEC峰會上提出的一項全新構想，構建一條「海上絲綢之路」，得到了沿線上50多個國家支持。這種跨地域、跨國家、跨政府、跨種族的合作關係，正是「跨域治理」架構的基礎，而在互利雙贏的基礎上所進行的「南南合作」，有一條核心的原則，就是「不干涉」；所指的是在保持互利與平等關係的同時，不對伙伴國家的內政進行干涉。換句話說，指導原則是不干涉他國內部事務，尊重伙伴國家的法治和政治主權。

回顧經濟史的發展，其實公共企業家的精神就是經濟發展的主角，此與社會結構的轉型及公共事務管理架構所談到的群體現象面，其中經濟是社會運作的關鍵機制，可促進社會的繁榮，並確保政權之獲得與鞏固，同樣都是屬於公共事務管理的科學範疇。

當兩岸學者正在為冰封的兩岸關係尋求解套的新思路時，大陸中國社科院台研所與全國台研會邀請了台灣孫文南院，於2017年1月12日在廣西柳州召開「首屆兩岸南南合作論壇」，邀請兩岸產學的智庫和學者試圖為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探索新思路和新的解決方法。按照法理（兩岸憲法）與現實（美台關係），由南台灣民間產學團體建構推進的兩岸城市試點合作，在大陸最近提出兩岸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背景下，已是可行必要的努力方向。兩岸「南南合作」，在台灣方面的意義是半世紀來高雄發展的住民自覺，在兩岸關係的意義是當前兩岸困境僵局的突破口，在大陸對台灣的意義是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摸著石頭過河與實踐檢驗真理。

為了解決兩岸關係良性互動及和平發展的困難，本書中闡明了淡化主權、關注民生經濟發展，以民間產學的「第三部門」對接，並以地區／城市為試點項目的必要途徑，而以地區／城市為試點既是摸著石頭過河，也是以實踐檢驗真理的經驗法則。試想中國在2200年前戰國時代的都江堰水壩和近代的浦東開發區、深圳開發區都是偉大的經濟建設，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試點工程，但都獲得巨大的成就，這也說明了實踐檢驗真理的重要性。同樣的，兩岸「南南合作」以兩岸大局的癥結與關鍵地區是在南台灣的高雄，與大陸南方城市的廈門作為試點建議，除了考量兩地的地理、人文、語言、風俗習慣相似外，還有同胞和血緣的親情，相對具有比較容易融合的優點，對於兩岸「南南合作」的新猷，應是比較容易突破的闕口。

國際上的「南南合作」並不是排斥北方為代價，也涵蓋了「同一個世界和全球公民」，這一更廣泛的概念在凸顯尋求合作方面的包容性，並不僅是地域的限制。因此兩岸之間的「南南合作」，也是反映了兩岸發展合作的多重難度，我們會發現在談兩岸「南南合作」，總是會把國家主權和國家對等關係的議題排在優先的地位，因此有關民生發展和社會融合的議題就無以為繼了，顯然這與「南南合作」聚焦在民生經濟發展上的精神是相悖離的。

2018年11月24日，台灣地區「九合一」的地方選舉，代表中國國民黨參加高雄市長的選舉的韓國瑜，在沒有政黨資源和派系奧援的情勢下，以打破台灣選舉的政黨動員、布樁拉派、賄選分贓的土豪方式，改以「一瓶礦泉水、一碗滷肉飯」的清廉平民方式，獲得大眾的喜愛，造成一股「韓風」，而且效應外溢，席捲全台，也抬舉了國民黨其他各地低迷的選情，士氣大振，居然一舉拿下了15個縣市。從選舉的結果來觀察，2018年的高雄市長選舉，韓國瑜支持「九二共識」、推動兩岸「南南合作」，以民生經濟發展為主題的競選政見普獲民心，並在當選高雄市長後，積極推動兩岸「南南合作」﹔在2019年3月以城市交流模式親自拜訪了大陸廈門、珠海、澳門和香港四座南方城市。其實，顧好肚皮、過好日子、拚民生經濟的發展，仍是生活上現實的問題，因此以兩岸「南南合作」為框架的兩岸交流，聚焦於民生經濟發展為目標的區域對區域、城市對城市的兩岸交流合作，除了給台灣同胞有機會認識大陸的真實發展現況，也是給高雄人許下了拚經濟的願景，更是給兩岸交流開啟了新的挑戰。

在本書中介紹的跨域治理架構（Cross Domain Governance, CDG）、社會結構與階層（Social Structure & Class, SSC）、社會判斷理論（Social Judgement Theory,
SJT）和互動管理理論（Interactive Management, IM），都是公共事務的研究方法，適用於兩岸關係複雜問題的探討，可以提供關注兩岸關係發展的產官學界參考和啟發，並祈各位先進們不吝賜教。

本書係由作者在南台灣觀察20多年的經驗沉澱和教學心得，以及我的三位博士學生共同完成。值得一提的是溫在春、許綿延、孫榮平三位作者，都是海軍官校培養的職業軍官，他們三位對於兩岸關係的看法和未來發展的期盼，正好貫穿了60、70、80年代的傳承，對於國軍軍官在「九二共識」、「和平統一」的思想和兩岸關係的認知上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很可惜，在本書付梓之前，溫在春將軍因罹患腦瘤而去世，我們謹以本書的出版作為對溫將軍的紀念。

汪明生，許綿延
於孫文南院，高雄
2021年5月24日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從南南合作到兩岸南南合作

「南南合作」是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技術、社會和文化的合作關係，儘管這些關係最初是由於殖民主義時代而塑成的，或是在冷戰時期由意識型態而形成的，隨著時間的發展，這些關係也跟著發生了演變。「南南合作」關係逐漸實質化，超越了最初政治宣言的意圖，不再僅僅是指意識型態，也不再僅僅是政治和政府的領域，這些戰略夥伴關係最明顯的改變就是更強調平等、互利和政治無干涉即拒絕附加條件，這些新的原則和價值正主導著夥伴關係國家邁向實踐化的發展。

中國大陸雖在1955年就參加了萬隆會議，但在2008年趁著金融危機和已開發國家的經濟收縮，轉型供應內需的開發和基礎建設，獲得了高度的經濟成長，並在2013年組建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支持中國的「一帶一路」經濟大戰略，發展出金磚國家（BRICS）的合作，以促進中國、亞洲和歐洲之間的互聯互通與合作。

國民政府自1949年遷台迄今已閱73年（2022），由於在遷台初期尚存有穩定政經局勢的考量，因此台灣地區自1949年5月20日起進入戒嚴時期，直至1987年7月14日始宣告解除戒嚴。在戒嚴時期（1949-1987），雖然人民的政治權力受到局限，但因政治局勢的逐漸穩定，所以也奠定了台灣經濟向上發展的厚實基礎。

在這段期間，雖然國民政府戮力於各項經濟計畫與經濟建設的推展，但由於一直以來台灣領導當局的決策機關集中於台北一隅；此種「重北輕南」的政治與經濟長期發展下，台灣其他地區的發展與建設相較之下，有著倍受忽略之感。因此，台灣的地區發展中不僅呈現出城鄉發展不均的問題，甚且出現了所謂「東西差距」與「南北失衡」的憂患。究其根本原因，乃在於自戒嚴時期以來中央與地方政府所推動的地方經濟發展政策偏誤，而產生京畿以外地區的建設遲緩、產業結構失調與人口素質難以提升等流弊所致。加諸解嚴以後以李登輝主政的「戒急用忍」的西進政策，造成閉關自守和黑金政治的崛起，使得台灣政治不再清廉，而經濟的發展形成了吃老本和人民貧富差距越趨擴大的現象。

有鑑於台灣地方發展所面臨到的諸般問題，本書乃引介汪明生（2003，2004，2005，2006）所提出之公共事務管理（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PAM）意涵，並配合架構深刻探究「跨域治理」（Cross-Domain Governance, CDG）的理論內涵與案例實證，期藉由PAM的觀點，針對不同面向進行剖析，以對今日台灣地方發展，尤以高雄案例為主的盲點全盤掌握，俾提供未來地方發展實質可行建議。

而城市對城市合作治理的重要性，在於公民參與社會發展能夠增加能見度。因此，超越政府的合作治理模式，將是未來的趨勢。Emerson, Nabatchi & Balogh（2012）在探討合作治理的整合框架，可能運用在不同尺度的分析，在不同的政策領域，以及不同層次的複雜性。合作治理框架探索跨域治理系統的組成部分，範圍從政策或方案為基礎的政府間合作，至以地方為基礎的區域合作，結合與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NGO）多方當事人至政府與「第三部門」（The third section）的夥伴關係。

第一節　國際間的南南合作

從十八世紀工業革命以後，全世界的產業升級，經濟結構改變，以市場經濟引導的資本主義興起，造成社會結構發展的不平衡。地球上發展中的國家，大部分都位於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這些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政治、經濟、技術、社會和文化關係，最初是由於對殖民主義的反應而塑造的，並且在冷戰期間由意識型態推動。在冷戰時期，發展中國家不論在經濟上還是文化上，很大的程度還是要依附他們被殖民時期的宗主國，而且這些發展中國家彼此間的關係，相對於他們原來的宗主國的關係較為薄弱。開發中國家在聯合國框架下的關係，形成了「南南合作」的雛型。

一、1955年萬隆會議
當時聯合國成立了亞非小組，希望能夠讓非洲國家和新獨立的亞洲國家走到一起。1955年4月舉辦的萬隆會議，是「南南合作」的起源。萬隆會議又稱「第一屆亞非會議」，共有29個亞非民族獨立國家參加。萬隆會議廣泛討論了反帝反殖民主義、促進世界和平與團結等問題，透過了包括經濟合作、文化合作、人權和自決權、附屬國問題、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等內容的《亞非會議最後公報》。會議第一次提出了亞非開發中國家經濟合作構想，建議與會國在互利和互相尊重國家主權的基礎上實行經濟合作。會議的《經濟合作決議》提出了開發中國家在資金和技術方面合作的建議，為開發中國家的互助合作開闢了道路。

二、1964年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
新世界經濟秩序的第一次激盪發生於1964年6月15日召開的聯合國第一屆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以及77國集團。作為聯合國系統內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政府間組織，77國集團一直致力於加強開發中國家在經濟領域內的互助合作，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經濟利益，提高其在聯合國系統內重大國際經濟問題上的談判能力，成為推動「南南合作」發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這一階段的「南南合作」關係在實質上主要還是政治性的。

三、1973年石油輸出國組織
在1973年石油危機和資源卡特爾（Cartel）崛起的餘波之下，一個新的、自信的南方集團—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以直接對話的方式創造了國際經濟新秩序的環境。由於資源卡特爾在發展中世界快速興起，產生了邊際效益，因為開發中國家試圖利用商品作為獲得更好的貿易條件。

四、1986年《哈拉雷宣言》
「南南合作」的77個開發中國家在1986年第八屆不結盟運動高峰會發表了所謂的《哈拉雷宣言》。此次會議上，77國集體提出了關於國際經濟關係、貿易與發展的整套主張，旨在提升開發中國家於國際社會重大經濟事務上的整體談判能力。同時，會議提出了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技術合作，和以貿易及金融為主的經濟合作概念。77國集團的形成為後來的「南南合作」奠定了組織基礎。

五、2010年金磚國家
直到2010年，開發中國家之間商品貿易的出口占了全球總出口的23%，並且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長。這些國家主要是引領開發中國家的中國、印度、南非和巴西等（BRICs），向亞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大量的對外直接投資。另外，開發中國家在捐贈和優惠貸款方面的資金合作也大大加強。此後，開發中國家之間的新技術合作蓬勃發展，其中中國、巴西和印度等自身不斷提高的科技投入和科技實力，增強了開發中國家間技術合作的能力。目前新技術合作已成為「南南合作」項目的主要形式之一，涉及可再生能源、工程建設、生物科技、電子、半導體和資訊通訊技術等多方面的大量合作。中國、巴西、印度和南非等新興國在「南南合作」中的領導和樞紐作用越來越重要。這些國家曾是國際合作中的接受援助者，在取得了一定的技術和經濟發展後，已具備了國家技術合作政策、完備的協調中心、資料庫和預算資源，且具有政治意願開展援助支持、技術轉讓、政策交流和籌資等「南南合作」活動。此時，「南南合作」的關係才超越了最初的政治意識型態。

六、2012年南南合作日
由於區域內和區域間「南南合作」進一步加強。越來越多的開發中國家將「南南合作」視為實現發展目標的有效框架，因此，各級政府、多邊組織和捐助機構及其他合作方也不斷建立或支持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南南合作」推動地區發展。聯合國對於「南南合作」的關注，應該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開發中國家積極推動「國際經濟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的主張，並以聯合國為主要論壇，1974年聯合國憲章中增加了〈各國經濟權利與義務憲章〉（Charter of Economic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之後聯合國在發展計畫署之下設置「南南合作」辦公室（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來推動相關工作。其主要見解包括：「南南合作」是南方國家之間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技術等領域的合作，政府扮演主導的角色，公民營部門、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的積極參與、尊重國家主權、國家所有權與獨立、平等、無條件性、不干預國內政治與互惠4。因此，國際社會中的「南南合作」機制，係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經濟技術合作，而聯合國於2003年倡議「南南合作」，以協助這些經濟弱勢的國家，發展區域性的經濟合作；並在2004年通過「南南合作以達到千年發展目標」，2012年決定9月12日為「南南合作」日。

七、南南合作是國際經濟戰略夥伴關係
Shaw, Cooper & Chin（2009）研究指出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看，「南南合作」模式的出現促使參與國家分享共同的目標，往前推進各自國家經濟與提高其外交地位，進而轉變成為新興的「全球化的中產階級」，這種多層次的國際秩序的出現，挑戰學者所推廣的世界秩序、多極化和相互依存的概念。巴西和中國參與非洲農業的「南南合作」，重要關鍵的長期特徵即是非洲從中的經驗學習，有逐漸成長的機會，造就非洲農業的發展，進而形成新型的發展主義（Scoones, Amanor, Favareto & Qi, 2015）。而2003年印度、巴西和南非（IBSA）之間建立的三邊夥伴關係，其長期可持續性取決於與其區域合作夥伴實質上的參與（Vieira & Alden, 2011）。利用不發達國家之間的優惠貿易，作為促進工業化和減少對北方市場的貿易依賴的手段之原則仍然是合理的，如果全面貿易優惠制度的利益要超越最大的、最強有力的簽署國的利益，就必須更加重視讓較小的國家進入這一進程，並使「南南合作」的概念付諸實施。Scott（2016）認為只有能夠加強團結規範，全球貿易優惠制度才能具有經濟意義，對所有參與者都有益。「南南合作」的演變，注入了國際發展合作這一方面的方法，更充分地開拓其固有和日益增長的潛力，實現發展中國家數十年來致力於實際和系統目標的成就，努力進行南北發展對話和談判（Gosovic, 2016），加強這些國家在世界事務和全球治理中的影響和角色。

透過國際戰略夥伴的團結合作，巴西所發展的「南南合作」，Aoki Inoue & Vaz（2012）認為為了確實追求政治、經濟和商業利益，並且同時在受援國取得了積極的成果，達到國家經濟或政治利益的目的，但它不能完全從國家、次國家或部門利益中脫離，更不能置廣泛的外交政策目標之外，是不能被分別看待的。巴西「南南合作」政策的建設以及在農村和農業發展的雙重模式對計畫項目識別的影響，存在政策解決方案的轉移邏輯，以及策定公共政策倡議的貢獻（Milhorance,2013）。鄧中堅（2015）研究顯示，大陸對拉丁美洲「南南合作」，其中展現成果指標顯示，拉丁美洲民眾對於大陸的形象、經濟權力、影響力等方面，維持著相當正面的評價與好感。中央資本主義及其支持機構失去了力度，不再能夠在沒有世界秩序發生實質性變化的情況下調節世界經濟，包括在更廣泛的地緣政治範式中與區域強國合作。需要的是從美國霸權轉變為聯合霸權（美國仍然是中心），一個在更多的社會所發展可持續的修正概念，國家在地方組織的更強有力的角色，國家和世界經濟體，與基於第三世界體制重生的更強大的南南關係體系，以及超越歐洲中心觀點的文明、哲學和政治框架（dos Santos, 2011）。

八、區域合作發展
就區域合作發展而言，Abdenur（2014）研究指出，大陸在「南南合作」所扮演的角色，除了提供一個具體的機會使中國多邊主義的戰略合法化之外，並使大陸成為一個負責任、支持改革的全球參與者，積極投資促進減輕貧困的銀行計畫項目，而不只是投資基礎建設。例如：中非關係中有關促進減輕貧困的「南南合作」（互利、不干涉），這種「投注未來」的戰略，其成就乃建立於長期的總體發展（Grimm, 2014）。大陸和巴西在發展農業方面的經驗程度，產生了農業發展於品質上的新典範，創造新的空間，而重新定義發展政策和實踐。此外，南南發展合作不僅加強了全球經濟自由化帶來的資本積累的動力，反映了新興國家為農業技術、投入、服務和新的原物料來源獲得新市場的戰略（Amanor, 2013）。

「南南合作」國際貿易促進中心在2013年8月成立之初就宣告其目的在：促進世界和平、保護自然環境資源、加強科技交流、增進經濟往來、實現共同區域經濟利益。因此，共同目標、經驗分享、團結規範、創造經濟效益乃是「南南合作」成功的核心價值。de Oliveira（2010）研究指出：從「南南合作」的觀點理解參與國當前戰略夥伴關係，是中國經濟繁榮後對於國際責任的一種承擔；其是比國際合作關係更具競爭力的戰略夥伴關係。而由此衍生所謂兩岸「南南合作」在多方當事人、複合領域專家、政府等相關單位的積極參與，旨在促進跨域經濟的整合與地區發展。在達到更高層次的區域性之前將會有很好的結果：形成區域社區或區域制度化政治。使兩個社會並不分享明確的身分或相同的價值，也可以發生以經濟為導向的區域化。一般來說，應採取措施以促進兩個城市居民的交流、互動和相互了解（Luo & Shen, 2012）。「南南合作」的精神在於互利、不干涉、發展新政策、獲得新興市場戰略、著眼未來發展以及永續經營，上述觀點正對接本書探討兩岸「南南合作」的價值。

九、2017年廈門金磚會議
2017年9月3日至5日在廈門舉行金磚五國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對話高峰會，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對話會並致辭，就世界經濟大勢及合作前景，提出建議，其中：「透過金磚國家及77國集團之類機制，展開更大規模『南南合作』，以應對全球各種挑戰，培育連動發展鏈條，實現聯合自強」。習近平亦宣布，中國將在「南南合作」援助基金項下，提供5億美元，以助發展中國家應對飢荒、難民、氣候變化、公共衛生等挑戰；中方還將利用國際發展知識中心及「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之類平台，與各國交流發展經驗，達成能力建設合作，並在未來一年為此等發展中國家，提供4萬個名額到中國培訓。

金磚國家智庫合作中方理事會祕書長欒建章表示：「金磚機制是『南南合作』的典範，也是促進『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儘管金磚國家在政治制度、經濟狀況、文化傳統等多個領域存在差異，金磚五國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而且都是發展中國家，差異性不是金磚國家之間溝通協作的障礙，反而恰恰成為一種動力，在攜手並進中「求同存異」或者「求同化異」。因此，「南南合作」存在差異性是國際現實的現象，大陸有能力與自信解決此差異，其引領「南南合作」風潮的態勢越趨明顯。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南南合作與兩岸融合》旨在關注30年來的台灣基層與青年世代，在內外變局下的自決省察，而以生活溫飽與社會安定作為合理務實的期望值。台灣已然成形的南北差異，其實亦可轉化成為資產。內部分工若可 ｢北政南經｣，加上已經成熟的民間產學，即可開展兩岸融合與未來統好的新嘗試及新可能。

活動

• 10/3前 全站滿$1,500折$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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