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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of Economics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書中重點論述了財富與人類欲望的關係，其目的在於消除貧困和增進福利；強調用貨幣間接衡量人類情感和動機的重要思想；提出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的兩種動機：追求「滿足」和避免「犧牲」。 ※學習古典經濟學的教材之一，經濟學家鼎力推薦的入門必讀書。 ※現代經濟學之父馬夏爾的代表作，奠定現代經濟學的基礎。 現代經濟學之父馬夏爾，改變世界的著作《經濟學原理》 《經濟學原理》，在盎格魯─撒克遜世界（英語國家）重新詮釋了古典經濟學體系供給與需求的概念，以及對個人效用觀念的強調，構成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這本書於馬夏爾在世時便出版八次之多，成為當時最有影響的專著，多年來一直被奉為英國經濟學的聖經。而他本人也被認為是英國古典經濟學的繼承和發展者，他的理論及其追隨者被稱為新古典理論和新古典學派。 《經濟學原理》共分六篇及附錄，下冊收錄第六篇及附錄。 第六篇「國民所得的分配」，當生產的剩餘大於所有人類所需的生活必需品時，決定這些如何分配的一般因素為何？消費和生活方式一般會如何影響效率；是通過欲望和活動的影響嗎？本篇試圖對這類的問題，提出廣泛的回答。 附錄，馬夏爾總共撰寫了十二個附錄與數學附錄，對其著作進行更多的數學補充與經濟分析。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阿弗瑞德‧馬夏爾Alfred Marshall阿弗瑞德‧馬夏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新古典經濟學派代表人物，又有「現代經濟學之父」之稱。1842年出生於倫敦南邊的柏孟塞區，任教於劍橋大學。代表著作：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至1920年已發行八版，是當時英國最通行的經濟學參考書，其著作首度將數理分析導入經濟學當中，對供給需求、邊際效益、生產成本的重新整理，奠定了現代經濟學的基礎。葉淑貞葉淑貞臺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碩士、美國匹茲堡大學經濟學博士，現任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教授，專攻臺灣經濟史、農業經濟學及經濟發展史。著有論文三十多篇，分別發表於《經濟論文叢刊》、《臺灣史研究》、《臺灣銀行季刊》等期刊；著書五本，分別是2021年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之《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增訂版）》；2014年臺大出版中心出版之《臺灣農家經濟史之重新詮釋》；2013年遠流出版社出版之《臺灣日治時代的租佃制度》；1995年與吳聰敏、劉鶯釧合著之《日本時代台灣經濟統計文獻目錄》，隨後又於2004年與吳聰敏、古慧雯共同修訂，重新出版。導讀者簡介吳惠林臺灣大學經濟系博士，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系訪問研究，現任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三研究所特約研究員，世新大學兼任教授、臺北科技大學技職所兼任教授。專長為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經濟發展。著有《諾貝爾經濟學家的故事》、《經濟學的天空》、《經濟的幸福力》、《生活中的經濟學》、《飛越黑板經濟學》、《寇斯》、《亞當‧史密斯》、《弗利曼》、《海耶克》、《洛克斐勒》、《蔣碩傑傳》等。另有學術文章專論一百多種，時事評論散見各大報章雜誌。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讀 譯者序 第六篇 國民所得的分配 第一章 分配的初探 第二章 分配的初探（續） 第三章 勞動的報酬 第四章 勞動的報酬（續） 第五章 勞動的報酬（續） 第六章 資本的利息 第七章 資本和經營能力的利潤 第八章 資本和經營能力的利潤（續） 第九章 地 租 第十章 土地租佃 第十一章 分配概論 第十二章 經濟進步的總體影響 第十三章 進步與生活水準的關係 附錄一 自由產業與企業的發展 附錄二 經濟學的發展 附錄三 經濟學的範圍與方法 附錄四 經濟學中抽象推理的用途 附錄五 資本的定義 附錄六 物物交易 附錄七 地方稅的歸宿及政策的一些建議 附錄八 關於報酬遞增靜態假設使用的限制 附錄九 李嘉圖的價值理論 附錄十 工資基金學說 附錄十一 幾種剩餘 附錄十二 李嘉圖關於稅收及農業改良的學說 數學附錄 阿弗瑞德．馬夏爾年表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書中重點論述了財富與人類欲望的關係，其目的在於消除貧困和增進福利；強調用貨幣間接衡量人類情感和動機的重要思想；提出人類從事經濟活動的兩種動機：追求「滿足」和避免「犧牲」。
※學習古典經濟學的教材之一，經濟學家鼎力推薦的入門必讀書。
※現代經濟學之父馬夏爾的代表作，奠定現代經濟學的基礎。

試閱文字

自序 : 經濟環境不斷地在變化著，而每一代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問題。在英格蘭（England）以及歐洲大陸和美國，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積極地在進行經濟研究；但所有這些活動都更清楚地指出，經濟學必定是緩慢而持續成長的學科。當代有些最好的著作，乍看之下，的確與前人著作的論點不相容；但是當我們隨時間而把這些著作，安放到適當的位置，且其瑕疵也逐漸消除之後，就會發現這些著作並沒有真正違反該學科發展的連續性。新的學說補充了舊的學說，且擴展、發展，有時也糾正這些舊的學說，並透過重新整理其重點，而賦予不同的學說不同的觀點；但卻很少推翻舊的學說。

　　本書的主旨在於藉助我們這個時代的新著作，並參考我們這個時代的新問題，提供一個現代版本的舊學說。關於本書的一般範圍和目的，見第一篇所述。在該篇的最後會扼要地介紹經濟研究的主要課題，及對這種研究有影響的主要實際問題有哪些。根據英格蘭的傳統，認為這門學科的功能是蒐集、整理和分析經濟事實，並應用透過觀察和經驗所獲取的知識，來確定各類不同的原因中，可能促成的直接和最終的結果是什麼；且認為「經濟法則」（Laws of Economics）是以陳述的語氣來表達傾向的陳述，而不是以命令的語氣來表達道德的戒律。事實上，經濟法則和推理僅僅是素材的一部分，用這些材料來解決實際問題及建立生活準則時，必須要轉而考慮到良知和常識。

　　但是，道德的力量也是經濟學家必須考慮的因素之一。的確，經濟學家曾經嘗試建構一個與「經濟人」（economic man）的行為有關的抽象學科，這個經濟人不受道德的影響，但卻小心翼翼且積極、呆板而又自私地追求金錢利益。不過，這種嘗試既未成功，甚至也未曾徹底地實現。因為這樣的經濟人從未真正被當做是完全自私；每個人都能以無私的欲望，忍受辛勞和犧牲，提供其家人所需；他的正常動機一直被默默地假設為包括家庭情感。但是，如果其動機包括這些，為什麼就不應該包括所有其他利他的動機呢？這些利他動機的行為在任何時候和地，在任何階級都是如此地一致，以致於可以變成通則。這樣似乎沒有任何的理由不包括這些利他的動機；本書把正常的活動視為是在某些條件下，從一個工業集團的成員中，可以預期得到的活動；並未僅僅因為任何動機是無私的，就試圖排除這些規律性動機的影響。如果這本書有其自身的任何特殊之處的話，那或許可以說是在於本書對該點和連續性原則其他應用的重視。

　　此一原則不僅適用於影響一個人選擇其目的的那些動機的道德特性，而且也適用於他追求這些目的的機智、精力和進取心之上。因此，要強調這樣一個事實，亦即從「城市人」（city man）的行為到普通人的行為，從城市人那種基於深思熟慮和長遠的計算，進而以活力和能力來加以執行這些計算的行為，到普通人那種既無能力，也不是以商業方式來處理事務的行為，是一種連續逐漸的變化。正常的儲蓄意願、正常的為某種金錢報酬，而作出某種努力的意願，或正常尋求最佳的買賣市場，或為自己或子女尋覓最有利職業的機敏，所有這些和類似的用語，都必須在給定的地點和時間，相對於特定類的成員來說。但是，一旦理解了這一點，那麼正常的價值理論就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應用於非企業階級的行為上，雖然在細節上不像應用於商人或銀行家的行為那樣的精密。

　　就像正常的行為和暫時被忽略的異常行為之間，沒有鮮明的界線一樣，正常價值與「現行的」（current）、「市場的」（market）或「偶然的」（occasional）價值之間也沒有任何鮮明的界線。後者是一時的偶發事件發揮壓倒性影響的價值；如果所考慮的經濟條件，在不受干擾之下，有時間充分發揮效果的話，那麼正常價值就是最終達到的價值。但這兩者之間無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漸次的融合在一起。如果考慮的是「農產出交易」（Produce Exchange）時時刻刻的變化時，則我們所認為的正常價值，以一年的歷史而論，只不過指出現行的變化而已；而關於一年歷史的正常價值，以一個世紀的歷史來看，也只不過就是現行的價值而已。因為幾乎所有經濟問題的主要困難核心的時間因素，其本身是絕對連續的；大自然並不知道把時間絕對劃分為長期和短期；但是這兩個長短不同的時間，透過難以察覺的逐漸變化，漸次融為一體，因此對於一個問題而言是短期的，而對於另一個問題來說，卻可能是長期的。

　　因此， 例如， 「地租」（Rent） 和資本「利息」（Interest）之間的區別，儘管不是全部，但大部分取決於我們心目中期間的長短。我們視為是「自由」（free）或「流動」（floating）的資本或新資本投資的利息，將之視為一種舊資本投資的租金更為恰當，本書後面將之稱為「準租」（Quasirent）。而且流動資本與為特殊生產部門所投入「無法回收（沉沒）」（sunk）的資本之間沒有顯著的區別，資本的新、舊投資之間也沒有顯著的區別；每一類逐漸與另一類融為一體。因此，即使是土地的地租，本身也不能視為是一種單獨的東西，而是一大類中的主要一種；雖然地租的確無論從理論和從實務的角度上來看，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特點。

　　此外，儘管人本身與他使用的工具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界線；雖然對人類努力和犧牲的供給和需要都具有各自的特點，但這種供給與需要並不同於物質產品的供給和需要；然而，這些物質產品本身畢竟都是人類努力和犧牲的結果。勞動價值理論和由勞動所製造東西的價值理論是不可分的；這兩者都是一個大的整體的兩個部分，即使在細節問題上其間存在著差異，但經過研究之後，會發現絕大部分都只是程度上的，而不是種類上的差異。正如，無論鳥類和四足動物之間存在著多麼巨大的差異，但都有一個「基本觀念」（Fundamental Idea）貫穿其所有的身軀之中，因此需要和供給均衡的一般理論，便是貫穿於分配和交換核心問題所有各個不同部分架構的一個基本觀念。

　　「連續性原則」（Principle of Continuity）的另一個應用，是名詞的使用。一直以來都有一種誘惑，去把經濟商品分為明確界定的類別，對於各類別都可以提出一些簡短而明確的陳述，以滿足學者對邏輯精確度的要求，以及大眾對看似深
奧，但卻易於掌握的教條的喜愛。但是，由於遷就於這種誘惑，以及在大自然沒有劃出任何界線的情況下，卻人為地劃出了寬廣的界線，這似乎就已經出現了巨大的弊端。如果一種經濟學說所指的分界線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那麼該經濟學說愈簡單、愈絕對，在將之應用到實際時，所帶來的混亂就會愈大。現實生活中並沒有是否是資本，是否是必需品，或是否是具有生產力的勞動等這類東西明確的分界線。

　　關於發展的連續性概念，是現代所有經濟思想學派所共有的，無論對這些學派產生作用的主要影響是像赫伯特．史賓賽（Herbert Spencer）的著作所代表的那些生物學的影響；或者是如黑格爾（Hegel）的《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tory），及最近對歐洲大陸（Continent）和其他地方的倫理學歷史研究所代表的那些歷史和哲學的影響。這兩種影響比其他任何的影響，對本書所表達的觀點所起的實質影響更大；但是本書這些觀點，在形式上受到連續性數學概念的影響最大，如庫爾諾（Cournot）的著作《財富理論之數學原理的研究》（Principes Mathématiques de la Théorie des Richesses）所代表的那樣。他指出，有必要面對這樣的困難，亦即不要把經濟問題的各種因素，視為是在一連串的因果關係中，甲決定乙，乙決定丙等等，這樣一個個依序決定的，而是要把所有這些因素看作是彼此相互決定的。大自然的行為是很複雜的；如果硬把這種行為假想為很簡單，並試圖用一連串初步的陳述來加以描述，從長期來看，將會一無所獲。

　　在庫爾諾及在程度較小的馮．邱念（von Thünen）引導之下，我非常重視這樣一個事實，即無論是在精神和物質世界中，我們對大自然的觀察與數量總量的關係，並不如與數量增量的關係那麼多，尤其是對一物的需要是一個連續的函數，其「邊際的」３3（marginal）增量在穩定均衡時，與其生產成本的相應增量相互抵消這一點更是如此。在這方面，如果沒有數學符號或圖表的協助，要獲得連續性清晰完整的觀點並不容易。圖表的使用並不需要特殊的知識，而圖表通常比數學符號更準確，也更容易表達出經濟生活的條件；因此，圖表將放在本書的註解中，作為補充說明。正文中的論述完全不依賴這些圖表，因此圖表可以省略；但經驗似乎顯示，有這些圖表的協助，相較之下，更能確實地掌握許多重要的原理；而且有許多純理論的問題，任何人一旦學會使用圖表，就再也不願意改用其他方式來處理了。

　　純粹數學在經濟問題中的主要用途似乎是幫助一個人快速、簡短、準確地寫下他的一些想法，以供他自己使用：並確保他的結論有足夠的，而且是剛好足夠的前提（即他的方程式數量要等於未知數的數目，不能多，也不能少）。但是當必須使用大量符號時，除了作者本人之外，這些符號對任何人都變得十分麻煩。雖然庫爾諾的天才必定為每個得到他啟發的人，提供一種新的智力活動，雖然與他同樣天才的數學家，可能用他們最得意的武器，來為自己敝開一條道路，以通往經濟理論那些只觸及到外緣難題的中心；但是，是否有任何一個人願意花相當的時間，來閱讀不是他自己所改寫的、冗長的經濟學說的數學符號，這似乎頗值得懷疑。然而，幾個對我自己的討論最有用的數學語言的實例，都移到書後的數學附錄之中了。

1890年9月

試閱文字

內文 : 導讀
「溫暖的心　冷靜的腦」
讀馬夏爾《經濟學原理》

　　眾所周知，迄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經濟學」已有二百四十多年的歷史了。自1776年由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的經典巨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較被人知的中文譯名是「國富論」，此譯名很容易被引入「經濟國家主義」，並不合適)開展經濟學成為一門可教、可學的學科以來，主流經濟學經過不同時期不同人物的演變。

經濟學的演化

　　大致說來，先是「古典經濟學(學派)」，再是「新古典經濟學(學派)」，接著「凱因斯學派」登場，而「個體經濟學」和「總體經濟學」也在此後明顯區分。其間最大的演變是引入自然科學分析法，或者是數理化和經濟計量實證技術的引進，而且漸從分析工具成為主體，如今「經濟科學」已然奠定，而經濟學也在1968年被列入諾貝爾獎頒獎行列，1969年開始頒授。
　　
　　亞當･史密斯被尊為「經濟學始祖」，意即史密斯開創了「經濟學」，而阿弗瑞德･馬夏爾(Alfred Marshall, 1842-1924)則有「現代經濟學之父」的稱呼，顧名思義，馬夏爾開啟了「現代經濟學」。也就是說，經濟學傳到馬夏爾時有了重大的變革，在馬夏爾之前被稱為「古典經濟學(學派)」［Classical Economics (School)］，之後則是「新古典經濟學(學派)」［Neoclassical Economics(School)］，迄21世紀的今日仍居主流。
　　
　　史密斯是因1776年出版的《原富》一書開創了「經濟學」，同樣的，馬夏爾也經由一本書開創了「現代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就是這一本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這本巨著所用的分析方法和術語(專有名詞)成為此後基本經濟學教科書通用的標竿，尤其是數學和圖形的引用，對於老師寫書、教書和學生及一般大眾的學習都變為容易和清楚、明白。不過，也因為經濟學數理化愈來愈深化，激發了沒完沒了的批判。
　　
　　德國財經記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在其2016年出版的暢銷書《除了資本主義，我們有更好的方法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嗎？》中，對當前主流新古典經濟學作了嚴厲批評，她譴責的主流經濟學家及其學派就是「主要以數學模型為基礎，所謂的『新古典學派』」，她認為此學派主導經濟學教科書市場，確保自己不受任何批判：只要在學期間深深影響學生，就不愁沒有追隨者，就能在理論戰場上大獲全勝。

　　赫爾曼指出，主流新古典學派所建構的模型，彷彿工業化進程從未發生過，經濟純粹由物物交易構成，對於生活在一個發展已經成熟，大集團主控，而銀行「無中生有」創造貨幣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究竟意味著什麼，現代主流經濟學家大多一無所知，難怪每當金融危機出現，這些經濟學家總是目瞪口呆又無能為力。

主流經濟學受撻伐

　　其實，對主流經濟學的批評，在數理化模型化以致於與現實社會脫節上，早已不是新鮮事。早在1949年，奧國學派或奧地利學派(Austrian School)第三代掌門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他的巨著《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第235頁裡，有這麼一句話：「當今大多數大學裡，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

　　已故的臺灣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1907-1995）說的更明確：「這幾十年通用的經濟學教科書，屬於技術層面的分析工具，確是愈來愈多，但在這門學科的認識上，始終欠缺清醒的社會哲學作基礎。說得具體一點，也即對人性以及人的社會始終欠缺基本的正確認識。」

　　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 1919-2013)也在1982年曾嚴厲批評說：「現代經濟學缺乏一個紮實的哲學基礎，因而無法使經濟理論與我們的人生發生適切關聯。」

　　雖然經濟學應用數理工具分析始於馬夏爾，但真正讓數理工具登堂入室成為主角、且成為流行的應是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薩繆爾遜（P.A. Samuelson, 1915-2009）花了三年才完成、1948年出版的《經濟學》（Economics）這一本書。該書出版後洛陽紙貴，曾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其在全球的銷售量被認為僅次於《聖經》。
薩繆爾遜的這本基本經濟學教科書之所以暢銷，天時、地利、人和齊備。一來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新的問題一籮筐，經濟學面臨一種動態階段的挑戰，「馬歇爾計畫」所揭示的政府強力策略抬頭，學生普遍渴望能有密切連結時勢的入門教科書；二來薩繆爾遜在當時已有顯赫的學術地位，可以全力撰寫教科書；三來薩繆爾遜精通數理，有充分能力在教科書中以簡單明瞭的「數理模式」搭配撰文，讓學習者更易於研讀。就在此種環境下，薩繆爾遜撰寫的基本經濟學教本轟動全球，不但讓經濟學普及且成為顯學，也奠定經濟學在不久之後列入諾貝爾獎頒授學門的基礎。

　　也就是薩繆爾遜的這本教科書，以及他在1947年出版的《經濟分析基礎》（Foundation of Economic Analysis），讓數理分析工具逐漸導入經濟學，而且也將凱因斯理論透過此一工具傳達給世人。經過半個世紀的演化，經濟學數理化已然喧賓奪主，成為主流。同時，「計量方法」也相應蓬勃開展，使得經濟學可以從事實證，讓「數量化」的結果足以「提出證據」、大聲說話；尤其重要的是，能評估政府公共政策之影響效果，得到數字答案。
　　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J.Stigler，1911-1991）在1964年第77屆美國經濟學會（AEA）年會上，以會長身分演說時興奮地說道：「數理分析新技巧之威力，就像是用先進的大砲代替了傳統的弓箭手。……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科學革命。事實上我認為，比起數量化愈來愈強大的勢力及牽連之廣，所謂的李嘉圖(David Ricardo, 1772-1823)、傑逢斯（W.S. Jevons, 1835-1882）或凱因斯(J.M. Keynes, 1883-1946)的理論革命，只能算是小小改革罷了。我認為，經濟學終於要踏進它黃金時代的門檻了。不！我們已經一腳踏入門內了。」史蒂格勒在演說辭的文末還篤定表示，經濟學家將會變成民主社會的中堅人物、經濟政策的意見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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