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著說出真相: 蔡寬裕先生訪談錄 | 誠品線上

活著說出真相: 蔡寬裕先生訪談錄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我一直記住詹天增說的話，他要我活著，要我把真相說出來，這是我的使命，也是同志賦予我此生的任務。」 ◎追尋泰源事件完整真相 ◎訴說台灣轉型正義落實的曲折歷程 ▋本書是政治受難前輩蔡寬裕的口述歷史訪談紀錄。 蔡寬裕先生，在1950、6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最厲害的時期，曾兩度因案入獄，坐監長達十三年，對於蘇東啟案等政治案件及相關人物知之甚詳。在泰源監獄關押期間，實際參與泰源事件的謀畫，並在因緣際會下成了那個「活著說出真相」的見證人。 解嚴後，他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也長年為轉型正義立法工作奔走。這本訪談錄，不僅記述戒嚴時期台灣政治受難者斑斑血淚的故事，也訴說台灣轉型正義落實的曲折歷程。 傳主簡介／ 蔡寬裕（原名莊寬裕），1933年2月5日出生，台北市。東吳大學在台灣復校第一屆經濟系學生。1957年台北市發生「劉自然事件」，情治人員懷疑蔡寬裕鼓動同學罷課，將之拘押六個多月，後予釋放。 蔡寬裕自大學畢業後，在台中商職擔任老師，並到日本短期進修，隨後接觸「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文毅的組織。返台後，接辦台中市「新生商職」，並且代理校長。因友人李森榮曾在紙張書寫「獻身解放台灣民族獨立運動」，蔡寬裕受牽連，1962年被捕，判刑10年，並在1964年移監泰源監獄，調醫務室服務。 1970年發生「泰源事件」，原計畫由蔡寬裕負責打開大門接應，後因計畫失敗，蔡寬裕雖逃過一劫，卻於刑滿後又延訓3年。於1975年出獄後，與難友合股於大里經營鞋廠，1983年結束鞋廠業務，到台北經營貿易公司。 解嚴後，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現任「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近年經常參與白色恐怖文史工作，被國家人權博物館聘為評審委員，也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導覽志工。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蔡寬裕口述／國史館訪問紀錄訪問：陳儀深 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現任國史館館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曾任東吳大學政治系講師、副教授（1984-198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1988-2019）、研究員（2019），第三屆國民大會代表（1996-1998），任務型國代（2005），台灣教授協會會長（2009-2010），台灣口述歷史學會理事長（2015-2019）。研究專長領域為：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戰後台灣政治史、二二八事件研究、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研究。記錄：彭孟濤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國史館助修林東璟東吳大學政治系碩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口述歷史組約聘助理潘彥蓉政治大學俄國語文學系畢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營運推廣組科長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文／國史館館長 陳儀深 第一章 家世與成長 第二章 個人受難經歷 第三章 我看蘇東啟案 第四章 我看泰源事件 第五章 出獄後的事業經營 第六章 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 第七章 追求轉型正義 第八章 相關人物憶述 附 錄 陳麗珠女士訪問紀錄 蔡寬裕先生生平大事記 蔡寬裕先生訪談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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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內文 : 真相與轉型正義的生命之旅──序蔡寬裕先生訪談錄
陳儀深（國史館館長）
　　2019年夏天我從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緊接著到國史館任職之前為止，總共已經出版超過十本的口述歷史，在台灣歷史學界可以算是「名列前茅」吧。作為我研究戰後台灣政治史、尤其是研究戒嚴時期政治案件的基礎，口述歷史的重要性不亞於檔案，而我第一本的口訪成果是2000年中研院近史所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十期：蘇東啟政治案件專輯，第二本是2002年出版的《口述歷史》第十一期：泰源監獄事件專輯；這兩個案件的追查，很大的程度是透過蔡寬裕前輩的協助，才順利找到適當的受訪者。
從我為了研究蘇東啟案而初次正式訪問蔡前輩，到2017-18年為了執行人權館委託案而訪問蔡前輩，乃至2019年夏天我來國史館任職以後的補訪，前後有20年左右的時間，其實歷經不少非正式的訪問（請教），如今終於要出版一本有頭有尾的訪談錄了，可以說是完成彼此的一樁宿願；這次的「滿願」當然也要感謝中研院近史所以及國家人權博物館，願意將相關的著作權授予我們。本書的形成既然歷經長時間的「積累」，內容不免有些許的重複，還望讀者鑒諒。
　　就蘇案而言，蔡前輩不但在獄中、獄外與諸位受難前輩相熟，由於他常住高雄的時候不時開車去台中或台北，路過北港常會去找蘇東啟「秉燭夜談」，所以對蘇東啟政治案的細節以及蘇本人與李萬居之間的關係，知之甚詳。就1970年泰源監獄事件而言，國民黨政府認為這是「劫械逃獄案」或「獄中再叛亂案」，對支持台獨的人而言則認為是一樁革命事件，蔡前輩就是當時參與其事的外役，事發之後雖然因鄭金河、江炳興等烈士一肩挑起而沒有擴大偵辦，蔡前輩和柯旗化等「涉嫌人」一樣—在綠島感訓監獄刑期滿了之後—還被留訓在綠指部三年，在這個意義上，他也是泰源事件的受難者之一。十幾年前我做完泰源案的口述史以後，曾經遠赴台東縣東河鄉，進去泰源技訓所（即昔日泰源感訓監獄）參訪、拍照，2018年初我為了執行人權館委託的泰源事件研究案，再度造訪泰源的時候則與蔡前輩同行，當時我們夜宿台東的溫泉旅館，我也是隨身帶著錄音筆，「浴前浴後」繼續進行不知已經是第幾次的訪談⋯⋯所以，蔡前輩平常很少對外人說起的複雜身世，終於可以比較完整地記錄在本書中。本書不只是一般政治受難者的口述史，因為蔡前輩的生命經驗擴大了政治受難的意涵，例如：他出獄以後在台中開工廠、聘用不少「難友」，繼續與警總打交道；解嚴後參與組織台獨政治犯為主的聯誼會（2000年他們的團體曾經租遊覽車去屏東墾丁旅遊，我當時帶著錄音筆隨車南下，在墾丁一起過夜，我記得張世欽、黃錫琅兩位前輩的訪問就是那天晚上完成的），成為反對運動的一環；此外，他和蔡焜霖前輩一樣常常受邀參加人權館的委託案審查，我若有機會和他們一起開會討論，每每感受到他們兩人不但博學多聞，而且具有目標清晰卻又兼容並蓄的性格；最重要的是，蔡前輩對於轉型正義的追求鍥而不捨，包括馬政府時代的龍應台部長、王逸群主任，蔡政府時代的鄭麗君部長、陳俊宏館長、楊翠主任委員，以及立法委員柯建銘、謝聰敏、尤美女乃至國民黨籍的陳學聖、蔣萬安等等，都是蔡前輩不斷遊說、接觸或「周旋」的對象，其中關於《促轉條例》、《國家人權博物館組織法》、《政治檔案條例》等重大的轉型正義立法過程，都可以看到蔡前輩的身影，本書也儘可能在這方面做了記錄。
　　《轉型正義：邁向民主時代的法律典範轉移》一書的作者、美國紐約法學院教授璐蒂‧泰鐸（Ruti G. Teitel）於2019年7月曾經來台訪問，她在一場座談會中指出，世界各國對於如何面對昔日的加害者會有不同的決定，例如阿根廷民主化以後軍人的力量較弱，所以可以進行追究審判，但同是在南美洲的智利，民主化之後軍政府的力量還很強，轉型正義的工作就以和解為主—後來這方式被南非學去、成為所謂的「南非模式」。要之，轉型正義標榜的真相和正義不是理想化的正義，而是一種確實可行的正義。台灣政治民主化以後的轉型正義，是從九○年代國民黨執政的李登輝時代開始，歷經民進黨執政的陳水扁總統、蔡英文總統時期並沒有另起爐灶，只是延續和深化，其中理想與現實的拉鋸，大概很少人能比蔡寬裕前輩的體會更深刻了。
　　謝聰敏先生曾在他自己的《台灣自救宣言：謝聰敏先生訪談錄》中自問：「受苦一輩子有什麼意義？」他以自己年老了還為台灣戒嚴時期的人權問題奔走，甚至不惜和政府打官司為例，說這是他做為一個政治犯的意義所在，也就是Creative Suffering！我認為蔡寬裕前輩所實踐的，同樣是這個意義和價值。感謝前衛出版社願意和國史館合作出版這本書，當我們在尋思本書的書名時，負責編輯的佩穎小姐說，她最感動的段落是：泰源事件烈士之一的詹天增，準備赴義之前還交代蔡前輩等—要活下來，以便為後人說出真相。於是，我們就決定用「活著說出真相」作為書名了。

第四章 我看泰源事件
多年醞釀泰源事件
（一）台獨份子只是少數？
我曾對張炎憲教授說，希望他能幫我們做泰源事件的專題。因為常常聽到大家在講台灣獨立，我很不客氣的說，大家都只是在要求別人而已，獨立那麼簡單嗎？為了台灣獨立犧牲的人不到二十人，如果付出這麼少的代價就能獨立，那台獨很簡單就可以達成。泰源事件是一件以台灣獨立為主題所發動的軍事革命，雖然環境很艱困，但是仍然有動手，泰源事件是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
起事兩年前，蔣介石接見美聯社記者，他說，台獨運動是一小撮海外失意的政客，島內根本沒有台獨運動，台灣也沒有政治犯。我們看到報紙後就說，那我們是為了什麼被關？當時至少有兩百多人因為台獨被關，如果沒有台獨份子，那我們關在這裡做什麼？因此我們覺得應該讓我們的聲音傳播出去。
泰源事件當中，彭明敏不是主要因素，而是很久以前就已經在醞釀這件事了。1963年我們被關在軍人監獄，是由警備總部管理，叫做「警備總部看守所安坑分所」，一棟只有六、七十人，另外有一批人是在新店採砂場，擔任挖石頭、洗砂子的工作，這個工作比較辛苦，但是也比較自由，這批人每週都要回監獄拿藥。我們都覺得這裡的管理比較輕鬆，每天的工作就是養豬、種菜。當時蘇案已經判決確定，關在這裡的人以海軍陸戰隊的居多，大家長期和外界隔離，過了八個月，1964年3月被送去泰源。
當時泰源是一間新的監獄，所以需要人手到外面勞動，獄裡有一個菜園，都是無期徒刑的犯人。外面有一個農耕隊，每天早上出門，到山裡面勞動，一直到晚上才收風。出去的時候，也不用帶手鐐腳銬，可以滿山去跑，監獄也不擔心，因為有外役保證人。而且歷史上只發生過兩次逃亡事件，其中一件的主角是原住民，聽到自己的女友變心，就逃出去把情敵殺死，後來就被判死刑。事實上，整個台灣是一個大監獄，只是大監獄、小監獄而已。

（二）和各界建立感情
泰源政治犯先和當地原住民建立感情，甚至到可以讓原住民少女不願意和監獄管理人員交往的程度。此外還有天主教會的神父，他們對政治犯也很同情、照顧。另外還有台東教會，是由獄方引進的，每週由一位牧師進來傳教。
以往警衛部隊都是老兵，到了台東的時候，警衛部隊由台東野戰師派一連過來擔任，成員以不再是老兵，而是台灣充員兵，連幹部包括連長都是台灣人。當時大家也沒什麼事做，整天到山上打獵、到溪邊抓魚、打籃球、排球等等，和警衛打成一片。
曾有一位警衛連連長是政工幹校出身，他的同學黃聰明也被因政治案件被補，當他擔任泰源監獄警衛連連長時，就到處打聽他的同學是不是也在這裡。後來他為了保持聯絡，他就組一個球隊，讓大家可以一起打球、交往。
不過警衛連的部隊常常輪調，政治犯都要重新開始培養交情，事發當時的部隊是半年前才來的，可見那個年代台灣青年都很好溝通，大家都有台灣意識。當時的輔導長也是台灣人，鄭金河曾問他，如果發生某些情況，國民黨要他屠殺政治犯時，他會怎麼做？他回答，大家都是台灣人。所以我們都受到鼓勵，認為可以一搏。但是難免有一些顧慮，畢竟輔導長是由政戰系統出身，不知道他的想法是不是會有所變化。此外，我們跟一群台灣士兵都已經談好了。
當時由於我擔任醫務所的外役才能自由進出，可以去獄外，也可以進入牢房聯絡事情。本來我是不能擔任外役的，是其他人幫忙積極活動，加上我父親是中醫師，家裡開中西藥房，並且由醫務所主任擔保，所以才有大約三個月的時間在泰源醫務所的藥局擔任外役，配藥兼注射。
醫務所有四個外役、三個醫官，醫官當中一位是中校主任，一位是上尉，另一位也是上尉；不過醫官都是掛名的，都不做醫療工作，而是由犯人醫生代替執行，一位是空軍總醫院中校，另一位是台灣人林金煌，是婦產科醫生。

成也民族情感敗也民族情感
美麗島事件後，黃天福曾經問我：「施明德說泰源事件是他領導的，真的嗎？」我認為，是真亦假，有些受難者對施明德很不滿，因為他們認為，施明德與泰源事件有很深的關係，他卻對受難者及其家屬都沒有什麼照顧；李昂在《施明德前傳》中寫到，施明德在泰源事件中是「被告知者」，這也是事實。說起來很矛盾，何以施明德會是領導者也是被告知者？因為他知道事情的進行，也很積極的參與，只是，起事當天並未通知他。
泰源事件活的人當中，瞭解事情完整經過的人可能只剩我一人。包括參與者鄭正成，出獄後都還要問我才能得知事情的來龍去脈，鄭金河曾經交代他，出獄後一定要去找他的「好朋友」，這個好友會把事情告訴他，鄭正成於是就來找我。當年他們六個人被捕後，一人一間，但是可以看到彼此，也可以利用開庭結束時，偷偷講幾句話，鄭金河那時也不敢對鄭正成明講要來找我。
鄭正成的精神狀態有受影響，疑心病很重，但是他並不是靠裝瘋賣傻就能躲避死刑，主要是他說：「我不知情，我是被逼的！」他不知情是真的，他說被逼是假的。他當然或多或少知道事情的經過，但是他不是策劃者，所以他連那一天要動手都不知道，當時他和我同一房，動手的前一晚是農曆正月初二，他還對我說，隔天要帶我到山上，那時我就在想，明天就要動手了，你怎麼還會想到要去山上，可見鄭金河到那時候都還沒有告訴鄭正成。我揣測，鄭金河是想在動手的時候再通知鄭正成，什麼原因我不知道。
當時，我問詹天增事情他都說不知道，要和他討論他也拒絕，他說：「酒菜準備好，要開動了再叫我！」意思就是說，他是個老粗，不懂什麼規劃事宜，只是要行動的時候再通知他即可。他事先就有跟我講，他告訴鄭金河別把我拖下水，為的是留一個活口，為後人留下這段歷史，這件事沒有其他人知道，只有我和詹天增知道而已。

（一）事前規劃　幾大難題
其實我個人並不贊同，因為太困難了，可能成為無謂的犧牲。監獄裡設有電台，由一位上尉通信官駐守，而且所有單位都有外役人員，就只有這個電台沒有外役，也沒有士兵，據我們瞭解，通信官每隔三十分鐘就要跟台北對呼，保持通信暢通。這也是難以解決的問題之一，如果把他殺死，就沒有人跟台北對呼，若是威脅他和台北保持通信暢通，沒有人知道他用了什麼密語和台北對談。當時的構想是兵分兩路，直達台東，一支控制電台，另一支控制變電所，因為如果只佔領電台，對方斷電，我們也沒輒。控制電台後就把我們的理念傳播出去，能撐多久就撐多久，最後大家一起在電台及變電所犧牲，這是原擬的計畫，沒有人還會想到要活著離開。
當時他們幾個策劃者有犧牲的準備，但是對我來講，我認為一旦事發，是所有人都要犧牲，而不是只有衝出去搶奪武器的人犧牲而已。但是，事發後他們六個人未能衝回牢房把押房的人放出去純粹是意外，這件事會失敗的關鍵點完全不在事先的預料之中。原本我們認為比較大的困難是路程問題，如果我們越獄成功，從泰源到台東市區還有一大段距離，根據我的經驗，軍用卡車以六十公里時速前往台東市區也要兩個小時，如中途被阻斷，我們屆時要如何前往台東市呢？這是第二個難題。
第三，在我們多年來的規劃裡，警衛連的官兵已經不是問題，獄中有位傘兵營營長因為緬甸煙毒案件被關，姓唐，而且被判死刑，所以他毫無顧忌地告訴我們台灣傘兵部隊的佈置和值勤狀況，他說，台北的傘兵來到台東只需要40分鐘，這是我們最難以克服的問題。
1969年10月江炳興來到這裡，我們也有秘密管道和謝聰敏保持聯繫，江炳興和吳俊輝告訴我們彭教授已逃亡海外，不過我們不知道他如何出國，這件事加強了我們的決心，我們要有所動作，發出聲音，才能讓外國知道台灣也有政治犯。1970年元月，我們接到訊息，彭教授已經在國外，我們要有所動作，讓彭教授在國外的談話能有具體的事例。彭教授的事情不是泰源事件的起因，因為我們的計畫已經籌畫了四、五年了，彭教授的訊息只是強化了我們行動的積極性，他事前也不知道我們的想法。
江炳興是被判十年，在台北已經關了六、七年，他是外役的，意識型態很堅定，當時獄中紅白對立的情形很嚴重，他常常跟別人起衝突，所以才在1969年10月被送來泰源，照規定，新來的受刑人需三個月才能調外役去，但是獄方的少校保防官是江炳興官校的同學，他就問江炳興需要什麼照顧？江炳興就要求調到外役工作，所以他來不到三個月就可以調外役。江炳興一方面有受過軍事訓練，一方面自己也很積極，所以就很積極參與泰源事件的策劃。
我們在獄中一直有一個矛盾，外界為何那麼安靜？因為沒發生政治事件，可見外界很平靜。另一方面，我們也擔心，如果外面有什麼政治事件，獄中的人比較危險，因為統治者可能會對政治犯進行屠殺的動作。因此，若要顧慮自己的安全，那台獨運動不會有前途，如果外界有動作，我們獄中的人就比較危險。

（二）你不抓我　我不殺你
此案的靈魂人物是鄭金河。原計畫是正月初一就要行動，但是那天部隊放假，有一部份和我們配合的充員兵放假回家，初二才回來，所以改成正月初三行動。因為泰源有八個崗哨，其中大門兩個哨沒有子彈，另外六個哨有實彈，行動時必須先由六個人去拿下他們的槍彈。衛兵是在中午十一點換哨，由一個外省班長帶領，事前陳良已經在汽車修理場把鐵器磨成尖刀，一人一支，以此做為武器，當六個哨點都換上自己人後，班長行進至距離大門一百公尺處，鄭金河動手刺了班長一刀，詹天增再補一刀，以為兩刀足以致死，隨即把他踢下邊坡。
原計畫是要衝去彈藥庫拿子彈，因為下哨的槍沒有子彈，但是沒想到班長沒死，他還高喊：「殺人啦！救命啊！」此時一位行政官路過，他看到鄭金河等人有槍，趕緊逃跑，鄭金河馬上開一槍但沒打中，要再發第二槍時卡彈了，無法擊發，其他人則是有槍無彈。原本此時是要去彈藥庫拿子彈，然後衝回牢房，但是此刻全部的人都聽到槍聲，正在用餐的警衛連放下碗筷，一群人直奔上來，看到鄭金河等人，也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當天連長請假，由輔導長代理，十點半的時候，鄭金河等人有去找輔導長，告知他待會有所行動，事情都安排好了，但是那天是過年期間，輔導長沒待在辦公室，鄭金河找不到他，只好按照原計畫行動。那天東西都準備好了，誰負責開車，油也加滿了。原本鄭金河想早一點跟輔導長講，但是被其他人勸阻，怕萬一輔導長去檢舉，豈不是前功盡棄？所以一直到確定要行動了才去找輔導長。
輔導長跑上來時也看到大家面面相覷，一般情況下不是我們殺你（阻礙革命者必須消除），就是你把我們抓起來，但是他也不下令抓人，反而還對那六人說：「快走！快走！」而鄭金河也不願意殺輔導長，因為輔導長雖不是支持者，但至少是同情者，大家平常都很聊得來，意識型態也相符合；如果他是外省人，當場把他殺掉就好了，偏偏他不是，大家就這樣僵持了十多分鐘。由於彼此有民族情感的存在，你不會抓我，我也不會殺你。
當時大家將此事當作是革命，原訂計畫是控制官兵後，把官兵關到牢房裡。由於大門的警衛沒有槍，原訂是拿到彈藥後，回到牢房打開受刑人的房門，紅帽子的如果願意參加就來，不願意的就關回去；至於白的，尤其是台獨份子，都要參加。當時絕大多數的人都是願意參加的，因為平常你是怎樣的人都看的一清二楚，對於那些不能信任的人也都事先封鎖消息，不讓他們知道。

（三）獄方竟與我們成了命運共同體
這是第一件也是最後一件台灣真正有武裝軍事行動的事件。出事第二天，泰源監獄由憲兵接手，包括警衛也是。據說，原警衛連被調去烏坵駐守。另外，有一個警衛連的阿兵哥原本也要參與，但是事發當天他輪休回家，並未實際參與，後來他聽到事情發生，就不回部隊，變成逃兵，後來就用平民的身份受審，警備總部判他無期徒刑，他沒有和我們關在一起，聽說也是關十五年之後出獄；其他警衛連的人都是由陸軍總部審判，我們比較欠缺這方面的訊息。
最令我們活著的人感念的是，這個案件中犧牲的人完全是自我犧牲，沒有牽連到其他涉案人，他們完全沒有供出其他參與者，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不過，這跟監獄的態度也有關，因為獄方和我們利害與共，形成命運共同體，出事後，獄方也有管理不善的缺失，況且獄方人員被我們滲透也是事實，有三件事可供佐證：
出事後，我們幾個人在一起，第二科科長就找了一個外役的去談話，問他：「你知不知道鄭金河跑去哪裡？」他回答不知道，科長就說，不知道就不要亂講話，如果有人問話的時候不要亂講話，回去同其他人講。
到了第三天，情報局的人來審問我們，獄方人員會在旁作陪，他還替我們講話，說這個人很老實、很守規矩等等，情報局的人就罵他：「閉嘴！沒有問你，你不要講話！」從這兩件事我們發現，獄方不曾對我們這麼好，可見獄方和我們利害與共。
此外，5月母親節的時候，獄方讓我們寫信回家，限兩百字以內，但是我寫了超過兩百字的信，當時我以為自己也過不了這關，大家都有隨時要「去了」的心理準備，保防官就把我叫去，責問我寫那麼多字幹嘛？我說，因為我思念母親，他就說：「你有想到你母親嗎？你如果有想到你母親和家人，就不會做這樣的事！」我反問：「我做了什麼事？」他接著說：「你心裡有數，大家心照不宣。我們也是考慮到利害關係，要不然你也跑不掉！將來他們幾個都要槍斃的！」這時我就明白獄方也不想擴大事端，因為他們自己也跑不掉，後來那五人就在5月30日犧牲了。
1971年國民黨要對政治犯減刑，先進行調查，一些抓鈀子為求表現開始檢舉，都是那些外省紅帽子的在檢舉。當年紅白對立很嚴重，出事前有位調到泰源不久的左派青年，風聞白的要殺紅的，很害怕，就去向獄方要求安全保護。其實事前有一小部分紅帽子的已經知道我們在做什麼，他們的立場是：「樂觀其成。」即他們事先不參與，一旦事發，再見機行事。事件失敗後，一些比較有義氣的紅帽子的，也沒有把事情講出去，維持起碼的道義。而有去檢舉的都是外省紅帽子的。
政治犯1951年送去綠島新生訓導處，那不是監獄，而是兵營。後來為了開發綠島，引進職訓隊，1965年政治犯送泰源，刑期較短的人則送去台北。泰源事件後，國民黨覺得不放心，所以在綠島第三大隊蓋了一間感訓監獄。我在綠島監獄服刑期滿後，被送去綠島新生訓導處留訓，政治犯會被留訓的原因是，找不到保人，精神狀態不佳者，另一個原因則是延訓，俗稱留訓，這種都不會告訴我們實際原因，像柏楊也被留訓八個月。

獄中生活概況
泰源監獄位在台東縣東河鄉北源村，獄內的總務與管理事務由行政單位一、二科分別負責。醫務所和二科位於監獄的大門和中門間，而從大門出去，地形為一下降的斜坡，延伸至溪邊，政戰室、一科和警衛連等都位在大門外，養豬場也蓋在溪邊。監獄的外役分成農耕隊、樵木隊、養豬場等，例如鄭金河就是養豬場的外役，雖然養豬場每天有一個人留宿在那裡，但是鄭金河還是跟一般外役一樣，晚上要回到押房裡睡。外役早上六點鐘起床，六點半就到工地工作，早餐也是在工地吃，白天的活動範圍包括了整個山區，要上山砍柴、挖野菜餵豬等等。整體而言，這些外役的行動十分自由，可以在四下無人的山腳下、山頂上和溪埔地談話，也因此我們才可以與山上各部落的原住民建立感情。
仁、義兩監的走廊兩側各有二十幾間押房，前面的三到五間是外役的房間，後面則是一般的押房，兩者的差別在於外役的房門沒有上鎖，可以自由出入，直到收封點名睡覺，他們就必須進來。一般的押房一天有兩次的放封，早上的放封時間是六點到六點半，可以洗臉、刷牙和散步，然後七點吃早餐；下午的三點開始，一次兩間押房的人輪流出來洗澡。另外，因為體育場只有一個，所以仁、義兩監每週隔天輪流使用體育場，運動時間較不一定，放封時間則是兩監一致，但中間是隔離開的。放封時，照規定兩監的人犯彼此不能講話。
泰源監獄內有一座仁愛堂，它是類似禮堂的一棟建築物，好比我們常說的中正堂、中山堂，仁愛堂內有小台子、座椅，這裡除了做為放電影之用外，也是我們上課的地方。犯人按程度分為高級班、中級班以及研究班，高、中級班才有上課，研究班則不上課，只是每三個月交一篇讀書報告。泰源監獄雖然名為感訓監獄，獄內也設有感訓組，但實際上泰源的感訓教育既無教官的編制也無教材，只是一種「應付」教育，而人犯之所以會去上課，主要是因為押房內很悶熱，大家可以利用上課的時間透透氣，況且課堂上也不嚴格，一直到我離開都是這種狀況。對此，監獄的態度也十分坦白，開宗明義就告訴我們，「我們無法改變你們的思想，你們要想什麼是你們的自由，但是不要表達出來」。比方說我們每一個月就有一次的小組討論會，依照獄方所給的題目進行討論，每個人的發言條都是抄書抄來的，然後上台照念一遍，應付了事。
曾經發生過一件事，凸顯了當時的感訓教育並不確實。我記得那次是陳三興上台念完，接著輪到一位姓李的同學，他推拖說：「我是抄他（陳三興）的，他念完，我就不用再念了。」長官回說：「誰不知道你是用抄的，大家都是抄來的，你就念一念，應付一下就好，你連念都懶，還承認你是抄誰的，老油條也不要到這種程度！」所以換句話說，這些長官也知道他們沒有能力改變我們，但是大家約法三章，只要我們不鬧事，他們就不會找麻煩，我們刑期到了就出獄，而他們輪調時間到了就離開這裡。這是當時監獄管理的情形，所以才有機會讓我們進行這麼多的事情，如果管理很嚴格，內外的同志哪有辦法串連？計畫要如何推動？

事件發生的原因
泰源事件發生的原因可分為遠因和近因。當時牢裡的人雖然熱衷政治，但一般的比較缺乏政治分析力，只是一心想反抗國民黨，所以我們經常與獄友們做政治分析，我們談到有關蔣介石曾對美聯社的記者說：「台灣沒有政治犯，只有一小撮的失意政客在海外搞台獨。」那我們這一、兩百個台獨的政治犯是關假的嗎？後來江炳興帶來彭明敏教授成功逃出去外國的消息，與江炳興同案的吳俊輝曾經和彭教授關在一起，彭教授要逃亡前夕，就曾與他們保持聯絡。因此泰源事件可以說是由島內發聲，要支持人在海外的彭教授，否則要如何說服國際相信台灣有獨立的聲音。與此同時，中華民國在聯合國的席次即將不保，我們判斷，如果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就意味著美國不支持台灣，這樣台灣會發生危險，基於此台灣必須要有獨立的行動，這是事件發生的近因。而從1960-1964年期間，島內還有台獨運動的發展，之後就不見任何的反對運動，也更不用說台獨運動了，加上廖文毅又「投降」回來台灣，士氣可以說陷入一片低潮。因此在這段時間內，如果沒有人來發動，台獨會變得沒有聲音，這是泰源事件發生的遠因。
泰源事件的計畫醞釀極早，從第一批調出去的外役開始，他們可以在山上自由行動，於是觀察四周地形，覺得可以做一些事情，不過都停留在想法階段，並不具體。之後隨著時間的累積，漸漸熟悉環境，與山地部落也建立不錯的交情。要到事發前的四、五個月，計畫才轉趨成熟和積極，而計畫之所以會轉為積極、變得具體，主要有兩個原因：第一，江炳興來到泰源監獄。江炳興屬於激進派，他來之前整個行動一直沒有領導中心，他來了之後才開始積極推動，這是屬於人的因素；第二，警衛部隊每幾個月就輪調一次，若不轉為積極，則好不容易建立關係的警衛連又被調走，我們是否還有發動的機會？這是內部因素。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我一直記住詹天增說的話，他要我活著，要我把真相說出來，這是我的使命，也是同志賦予我此生的任務。」

◎追尋泰源事件完整真相
◎訴說台灣轉型正義落實的曲折歷程

▋本書是政治受難前輩蔡寬裕的口述歷史訪談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