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的技藝 | 誠品線上

The Historian's Craft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在地景景觀的背後，在工具器械的背後，在看來最形式化的文件與制度背後，就是人本身。歷史研究想掌握的，也就是這些人。」1929年，由於不滿當時法國史學界劃地為限、自足於史料與制度史煩瑣考證的風氣，布洛克奮然與費夫爾豎起《年鑑》的大旗，力倡回到以人為中心的歷史研究。時至今日，「年鑑史學」已蔚為當今史學巨流，透過本書，可以清楚看出這位奠基者當年為他們所揭櫫的綱領。 歷史有什麼用？歷史要如何研究，或者說，要如何來讀歷史？在本書中，布洛克再三強調，愈是能了解生活於歷史上與現在社會的人，「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壁壘就愈不如我們所想像的那麼分明。從現實生活體驗歷史，由歷史研究返照現實與生命，這是布洛克一生的理想，他自己的確也已實踐。 「簡言之，在歷史研究裡，一如在其他地方，原因是不能事先設定的。我們得去尋找……。」《史家的技藝》一書擱筆於此，這句話也如實點出作者一生的追求。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馬克．布洛克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法國近代最著名史學家之一，「年鑑史學」奠基者。布洛克曾先後應法國政府徵召，參與兩次世界大戰。1943年，德軍南下控制全法，他加入地下反抗組織。1944年春為納粹所捕，同年6月16日遭納粹槍決，享年58歲。曾任史特拉斯堡大學歐洲中古史教授與巴黎大學經濟史講座。在史特拉斯堡大學擔任教授任內與費夫爾（L. Febvre）等人創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鑑》，影響後世史學甚大。重要著作有《法國農村史》、《封建社會》、《為歷史學辯護》、《奇怪的戰敗》、《史家的技藝》等書。周婉窈周婉窈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博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專長為台灣歷史與十六、七世紀東亞海洋史，著作包括學術論著、歷史普及書、人物傳記、散文集，以及部落格文章，並參與書刊的編輯工作。作者關心自由、民主、人權、多元文化等議題，最新撰有《轉型正義之路：島嶼的過去與未來》（國家人權博物館，2019）。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導言：布洛克與《史家的技藝》 康樂 緒論 第一章 歷史、人與時間 1. 歷史學者的選擇 2. 歷史與人 3. 歷史的時間 4. 對起源的偶像崇拜 5. 過去與現在之間的界線 6. 由過去了解現在 7. 由現在了解過去 第二章 歷史觀察 1. 歷史觀察的一般特徵 2. 證據 3. 證據的傳遞 第三章 歷史考證 1. 考證方法史大綱 2. 查驗騙局與錯誤 3. 考證方法的邏輯 第四章 歷史分析 1. 下論斷或是去了解 2. 從人類功能的多樣性到良知的統合 3. 命名法 第五章 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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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歐洲中古史權威、年鑑學派創史人布洛克最後的遺作，強調以人為中心的歷史研究，說明了一個史學工作者如何與為何從事此一行業。

試閱文字

導讀 : 布洛克與《史家的技藝》
康樂
 
「簡言之，在歷史研究裡，一如在其他地方，原因是不能事先設定的。我們得去尋找⋯⋯」《史家的技藝》一書擱筆於此，時為1942年中，納粹德國已取得歐陸霸權，展開北非戰線，並傾全力轟炸大不列顛；布洛克再也沒有機會繼續此書的寫作，因為這以後地下反抗運動已成為他活著的主要目的，接下來的命運是被捕、受刑、就義。《史家的技藝》因此成為他最後的遺作。
 
一
作為歐洲中古史權威，「年鑑學派」創始人，以及最後英雄式的死亡，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無疑是近代法國最為人所熟知的史家之一。他生平著書十二種，論文數十篇；再加上十二年的《年鑑》編輯工作與一生的教學，當今一代的法國史學家泰半皆可算是他的門下。
布洛克誕生於1886年，父親古斯塔夫．布洛克（Gustave Bloch, 1848-1923）為巴黎大學羅馬史教授，算得上是家學淵源。中學畢業後入高等師範學院（Ecole Normale Superieure）進修地理與歷史。1908年布洛克赴德深造，在萊比錫大學與柏林大學聽課一年。回國後任蒂爾基金會（Thiers Foundation）史學研究員兩年。1912年至一次大戰爆發期間，布洛克教學之餘完成他的第一本著作，研究中世紀巴黎地區農村社會狀況。及法國參戰，布洛克投筆從戎，戰時四年出生入死，績功至少校，並獲法國政府頒發最高榮譽勳章。
戰後復員，布洛克轉任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大學歐洲中古史教授。在史特拉斯堡的十七年時間，可說是布洛克一生著述最豐碩的時期，也是他的創業成名期。他最重要的兩本經典之作，《法國農村史》（Les caracteres originaux de l’histoire rurale francaise）及《封建社會》（La societe feodale）即完成或構思於此一時期。而他一生最重要的事業——《年鑑》學報——也在此時創刊。由於不滿當時史學家劃地自限的作風，以及流於煩瑣考證的史料學與制度史的研究，布洛克與數位志氣相投的歷史學者——主要是費夫爾（L. Febvre）——在1929年創辦《經濟社會史年鑑》。《年鑑》的創刊宗旨及其影響，論者已多，此處就不再詳述。
1937年，布洛克出任巴黎大學經濟史講座。著述之外，他著手整頓研究院的制度與課程，提倡組織特別研究部門進行各學科之合作。1939年，二次大戰爆發，布洛克放下學術工作，以五十三歲高齡再次回到前線。敦克爾克之役，盟軍大敗，他隨軍撤退，在英國再次入伍回法。及法國戰敗投降，布洛克重執教鞭，講學於南方維琪（Vichy）政府控制區。身為史學家而正當國難，布洛克以沉痛的心情檢討法國失敗之因，寫下《奇怪的戰敗》（L’ etrange defaite）一書。1943年，德軍南下控制全法，布洛克既是一愛國學者再加上是猶太人，遂成為迫害的對象。他本來是可以流亡國外的，當時確也有不少學者流亡美國。然而正如他在自己遺囑中所說的：「生為法國人，我不認為在其他的國家可以如在法國一般的呼吸自如。」他選擇加入地下反抗組織。1944年春不幸被捕，在獄中受盡酷刑。六月盟軍登陸諾曼地，納粹在歐陸的統治開始崩潰，布洛克與其他數十名地下軍戰士即在里昂附近被槍決，時為1944年6月16日，享年五十八歲。他的地下軍同志阿特曼（Georges Altman）在《奇怪的戰敗》前言中曾提到他臨刑時的情況。「站在布洛克身旁的一個十六歲少年顫抖著，低聲問：『會痛嗎？』布洛克伸手攬住他：『不會的，一點都不痛。』」
 
二
《史家的技藝》，如前所述，是一本未完成的作品，負責整理遺稿的費夫爾在前言中曾簡單敘述本書原訂的寫作計劃。布洛克原先要寫的共有七章，分別是：
I. 歷史知識：過去與現在
II. 歷史觀察
III. 歷史分析
IV. 時間與歷史
V. 歷史經驗
VI. 歷史解釋
VII. 預測的問題
結論中，布洛克準備探討「歷史在公民生活及教育中扮演的角色」。另外他也計劃在附錄中專門討論「歷史教育」的問題。實際完成的章節跟上述計劃當然有若干距離，順序與內容都有不少更動。不過，這在寫作過程中應該是常有的現象。根據費夫爾的估算，原計劃的前五章已經寫出，換言之，約為三分之二。即使是第六章，就布洛克留下的子題看來，一部分似乎也已併入前幾章中。因此，總結起來，我們所得到的還算不少。費夫爾覺得〈預測〉一章沒能寫出是最為可惜的。因為，他相信，這可能會是布洛克「最有原創性」的一章。雖然如此，筆者個人倒是對他未完成的結論及附錄中有關「歷史教育」的問題較感興趣，因為這也是我們一直面臨的問題。不過，這也許並不是什麼太嚴重的遺憾，因為布洛克對歷史教育的意見形諸文字的並不少，本書中也有一些。其次，不管我們揭櫫的理想有多高，沒有相對應的歷史研究成果來配合，理想也是徒懸。
布洛克為何要寫此書？二次大戰的爆發對此書自然有催生作用—像布洛克那樣一個具有敏銳心靈的史家，是不可能無視於正發生在他周遭、史無前例的大浩劫。例如在〈緒論〉中他提到，1940年6月在諾曼地的一個花園裡，他跟幾個脫隊的參謀無所事事，鎮日就在檢討這個災難何以發生。最後，一個軍官自言自語道：「難道我們真的得相信，歷史已經出賣了我們？」這句話道盡了他們那輩人內心的辛酸。他所問的，在布洛克看來，其實就是「歷史有什麼用？」這麼一個問題。同樣的一個問題，布洛克依稀彷彿記得，多年前也曾由他兒子口中問出。的確也是的，當法國遭受到空前的大潰敗，當目睹到整個文明一切美好的事物在希特勒的鐵蹄下化為幻影時，自然而然浮現在布洛克及其同輩人心中的一個問題就是：「歷史有什麼用？」當我們不斷在重複過去的錯誤時，歷史究竟有什麼用？難道真如古希臘史家所言：歷史只是用來不斷驗證人類的愚昧！就算我們不那麼悲觀，還能相信歷史是有用的，這樣的歷史要如何來寫？
這是布洛克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也許是戰爭逼出來的，卻絕非僅憑戰爭中的一些體驗就能回答。《史家的技藝》與《奇怪的戰敗》雖同樣完成於戰時，卻絕非僅只是戰爭的產物。其實布洛克在〈緒論〉中也已解釋了這本書的性質：「一個喜歡反省日常工作的藝匠的備忘錄。」其目的則在說明「一個史學工作者如何與為何從事此一行業。」至於這門行業是否值得從事，則留待讀者自行判斷。

試閱文字

內文 : 在人類歷史上有些時代特別喜愛誇張和編造謊言，也有一些人對於說謊別有一番熱情。這就是大約出現在十八世紀末與十九世紀初的前浪漫主義或浪漫主義的世代。在這些世代中，有號稱歐希恩（Ossian）所作的居爾特詩篇；有用查特吞（Thomas Chatterton）所認為的古英文寫成的史詩和民間歌謠；有號稱出自克洛蒂爾德（Clothilde of Surville）手筆的中古詩篇；有維爾瑪凱（Theodore Hersart de La Villemarque）創作的布雷東（Breton）歌謠——據說是默里梅（Prosper Merimee）從克羅埃西亞文翻譯過來的；有從克拉沃．德沃（Kravoli-Dovr）的稿件中找出的捷克英雄詩歌，以及其他無法盡述的偽作。在這幾十年中，就像有一部巨大的欺騙交響樂，從歐洲的這一端響徹到另一端。中古時代，特別是從八世紀到十二世紀，則表現出這種集體傳染病的另一個例子。無疑地，在當時大量偽造的假契約、假法令集與假教皇詔令中，大部分都是為了某些自私的目的而製作的：為教會保住有爭議的財產，支持羅馬教廷的權威，幫助教士對抗主教，主教對抗大主教，教皇對抗俗世的統治者，或是皇帝對抗教皇。它們的共同特徵是：虔誠至極——甚至誠實無欺的人也會毫不遲疑地插手參與偽造。這樣的偽造工作顯然幾乎完全是無悖於公共道德的。至於剽竊他人的作品，在當時普遍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無辜的行為。編年史家和聖徒傳作者毫不忌諱從早期的作品中盜用整段的文字。雖然中古時代和浪漫主義時代在其他方面是大大地不同，就缺乏「前瞻性」（futuristic）一點而言，再沒有其他的時代可與這兩個時代相比的了。除了祖先的教訓外，中古時代不知道有其他任何東西可作為信仰及法律的基礎。而浪漫主義則渴望把自己浸潤在原始人以及大眾的生命泉源裡。因此，最受傳統拘束的時代也就是對真正的遺產作最多扭曲的時代。他們似乎是不自覺地被崇拜過去的純粹力量引導去創造過去——一種奇特的、彌補那無可抗拒的創造衝動的方式。
1857年7月，一位叫做夏斯萊斯（Michel Chasles）的數學家送給法蘭西科學院整套未出版的巴斯噶的信件。這些信件是購自他的固定經紀人，一個傑出的偽造者——弗蘭．呂卡（Vrain-Lucas）。從這些信件看來，這位《地方通訊》（The Provinciales） 的作者[ 巴斯噶] 比牛頓更早提出了萬有引力定律。有個出色的英國科學家對此事十分詫異。他問道：我們如何來解釋，為什麼這些信件記錄了一些在巴斯噶死後多年才做出來的天文測量？連牛頓都要到發表了幾篇論文之後才得知這種測量呢！弗蘭．呂卡不是個會被這麼一點瑣事難倒的人。他再次坐回工作桌，由於他的賣命工作，不久之後，夏斯萊斯得以再提出一些新的「原件」。這一次，伽利略是簽上大名的發信人，巴斯噶則是收信人。這謎團是這樣解釋的：這位優秀的天文學家提供他的觀察所得給巴斯噶，巴斯噶則加以計算。雙方的通信一直保持祕密。雖然，在伽利略逝世的時候，巴斯噶只有十八歲。但這又怎麼樣？只不過讓我們更有理由稱讚巴斯噶早熟的天才罷了。
可是，那位有耐性的反對者又指出另一怪異之處：在一封日期註明為1641年的信中，伽利略抱怨說他除非大費眼力，否則無法寫字。那麼，難道我們不知道事實上自從1637年年底起他就已完全失明了嗎？不久，善良的夏斯萊斯答覆說：「對不起。我得承認，到現在為止，每個人都相信伽利略失明的事。但是，他們都大大地弄錯了。因為，此刻我正可以為我們的討論加上一份決定性的文件，它可以反駁這個普遍的錯誤。在1641年12月2日，另一位義大利學者告訴巴斯噶：伽利略——他的視力無疑已經衰退了好幾年——才剛剛完全瞎了。」
當然不是所有的偽造者都有弗蘭．呂卡那麼高的想像力；也不是所有上當的人都像他那些可憐的受騙者那麼容易上當。但是，人生的經驗告訴我們，歷史的經驗也肯定：任何對真理的背悖就像一張網；而且，每一個謊言都幾乎不可避免地拖來其他成串的謊言，它們被召來幫助原先的謊言以造成互相呼應的架勢。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著名的偽件都成叢地出現。坎特伯里（Canterbury）教區的假教權的例子、奧地利公國的假特權的例子（簽署者包括從凱撒到腓特烈一世等許多偉大的統治者），以及像系譜一樣擴展開來的德雷菲斯事件（Dreyfus affair）的偽造文物（此處我只舉出少數的例子），我們似乎看到一個不斷在增長的壞疽。由於其本質，一個騙局招來另外一個。
最後，還有一種陰險的欺騙形式。取代魯直的、坦率的，以及幾乎可說是誠實的假話的，是一種狡猾的竄改：在真實的文件中作手腳，或者是在一個大致可信的敘述中添加一些想像的細節。一般而言，竄改是基於私利，添加則常常是出於潤飾的目的。由於錯誤的審美觀念而導致對古代或中古的歷史研究的暴行，已常被指出。這種審美觀念在我們的新聞界所扮演的角色可能也同樣重要。我們的新聞記者，即使是最不虛裝門面的，也會有意地表現他的用字遣詞——甚至不惜犧牲真相——以追隨那迄今光輝尚未黯淡的修辭學傳統。而且，我們的編輯人員裡也有比我們想像更多的亞里斯多德與昆體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的信徒。
某些技術上的問題本身似乎就容易造成這種扭曲。1917年，當一位名叫波洛（Bolo）的間諜被定罪，據說一份日報在4月6日報導了他被處死的消息。實情是，雖然原定在那一天執行死刑，但事實上則拖延了十一天。撰寫這篇報導的記者事先準備好了他的「模擬稿」，由於相信這件事會在預定的那一天發生，他不認為有必要去查證。我不知道這件軼聞能值些什麼。當然，像這樣笨拙的錯誤是個例外。可是，下面所說的絕不是一個不可能的假設：由於遞送稿件時，時間是個關鍵，為了方便起見，某些可預見的事件之報導常常是在事先就準備好了的。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如果經過實際觀察，應加修正，則草稿的所有重要部分幾乎都得更動；然而，我們懷疑許多的變動事實上是花在一些添加的細節上，這種細節被認為是為了使文章生色所必須，而無人會勞駕去查證的。至少在外行人看來，情況似乎就是如此。我們渴望能有專業人員提供對這個題目的真正闡明。不幸地，新聞界還沒發現它的馬比榮。總而言之，遵從一個多少是已過時的文學規範、信守一套陳腐的心理理論，以及對美麗事物的狂熱，這些無疑都是導致造偽的原因。
如果最具誠意的疏忽易於淪為謊言的話，其中則有等級之分：從假造的、單純簡單的、到完全無意的錯誤。要捏造謊言就得工作，而大多數人又都有不喜歡工作的心理惰性。相形之下，自發性的幻覺—源自目下所關心的事物——就更容易為人們所心安理得地接受。
就拿出名的「紐倫堡飛機」（the airplane of Nuremberg）事件來說吧。雖然該事件的真相從未弄清楚過，情況很可能是：一架法國的民航機在宣戰的前幾天飛過紐倫堡。八成它被當成了軍機。可能就是因為如此，深受即將來臨的戰爭威脅的民眾就傳出到處受到轟炸的謠言。然而，事實上是連一枚炸彈都沒投下；而且德國政府官員也的確有各種平息此一謠言的辦法；為了利用此事以挑起戰爭，他們不經證實地歡迎這個謠言，就此而言，他們顯然是在說謊。但是他們並沒有捏造任何事，甚至（或許）一開始時，也不曾清楚地意識到他們是在說謊。這個荒謬的謠言之所以有人相信，是因為他們認為相信它是有用的。在各種欺騙中，我們的自欺並不是最少見的；而且，「誠懇」一詞的含意如此廣，除非我們承認其間有許多變化，否則即無法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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