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諧社會: 中國, 大數據監控下的美麗新世界 | 誠品線上

Die Neuerfindung der Diktatur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前《南德日報》駐北京資深記者，深入觀察中國十餘年，揭露最深入又驚悚的數位監控 西方各大媒體《華盛頓郵報》、《觀察家報》、《週日泰晤士報》、《倫敦書評》盛讚本書為「時代的警鐘」 「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魯迅 「今天的奴隸們大多不認為自己是奴隸，而是國家的主人，他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體、忠於國家、忠於黨，唯獨不提忠於自己。」─—中國網路作家慕容雪村 「在這片天空日月忠誠地守望……網絡強國，網在哪光榮夢想在哪。」─—中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過去，我們總想像極權國家比較落後，只會使用暴力威嚇跟特務偵察。但今天中國的發展突破了西方人的想像。中共對於高科技的發展十分狂熱，除了促進經濟發展之外，更重要的，它可以在「和諧社會」的願景下，全方位控制人民的言行、乃至於心靈，而它的高科技統治體現在幾個方面： 網路：二〇二一年年初，中國網民首度超過十億人。二〇一七年十一月，騰訊超越臉書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社群媒體企業。 大數據整合：中國行動支付的市場規模於二〇一七年已達十七兆美元，連乞丐都會請你掃碼救濟他。 監控設備：根據世界各大城市的監視器數量顯示，排名第一的重慶有兩百六十萬台，平均每千人有一百六十八台，排名第二的深圳每千人有一百五十九台。 人工智慧：監視攝影機生產廠商透過政府相關單位，除獲得了五億張人臉的數據，更可辨識出十五億張臉孔。 社會信用體系：每個人民的行為都會被即時記錄，成為經濟、社會和道德各領域的積分，政府也會依此實施獎懲。 這些情節既如科幻電影，又像恐怖電影。問題在於，透過大量審查信息思想控制和扭曲事實，它會塑造出思想僵化、容易控制的新人類。其次，它會剝奪公民的權利與自由空間。最後，這些科技化、數位化的控制手段越有成效，其他國家就會紛紛起而效尤，進而威脅民主社會的穩定性與價值。 當今，中國在經濟與科技上發展有成，但政治上卻重返一人獨裁，從根本上打造完美的獨裁國家。本書作者馬凱擔任中國特派記者十多年，一路看著中國人從網路獲得公民討論的權利，又見證國家設置利用人工智慧、大數據等數位科技的社會監控網，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麻痺了人民的自主性與批判性。 在書寫本書的過程中，他廣泛詢問一般民眾對於數位威權的感受，也深度採訪中國新創企業的主管、黨組織的各級幹部，讓讀者從各種角度來認識利用科技手段大幅提高專制獨裁效率的中國樣貌，並提醒世人，歐威爾筆下的全方位監控國度即將降臨，人民的一言一行都將在不知不覺中無所遁形，然而我們甚至感覺不到監控，因為國家已經把監控深植於人們的大腦之中。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名家推薦 李志德 資深新聞工作者 李雪莉 報導者總編輯 沈旭暉 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所副教授 阿潑 轉角國際專欄作家 黃哲斌 新聞工作者 管中祥 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蔡依橙 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 「馬凱在這本書中，縱貫古今，博引東西，漫談今日種種如何發生，耙梳近代中國言論思想的收放歷程，但真正聚焦在習近平執政後，各種事件的發生，這些事件或讓中產階級醒悟，或讓人民更是噤聲。」──轉角國際專欄作家阿潑 「作者讓我們看到，人工智能只要落入肆無忌憚的自然智能手中，社會就會墮入最黑暗的深淵。就算不關心中國現況的人也應該研讀本書。」──《法蘭克福匯報》 「引人入勝又有深度的調查報導，作者讓我們了解到，為何當今中國會同時擁有歐威爾和赫胥黎筆下的社會樣貌。」──美國資深記者天普─拉絲頓（Dina Temple-Raston）發表於《華盛頓郵報》書評 「本書內容令人毛骨悚然，讀者可得知中國在數位監控領域有多麼厲害。這個威權國家將政治權力結合尖端技術，以創建史上最嚴密的監控國家。這對全世界來說都是個警訊。」──英國歷史學家米德（Rana Mitter） 「本書作者讓我們清楚理解到，中國已從人權作家麥康瑞〔Rebecca MacKinnon〕所稱的『網路威權主義』進化到『網路極權主義』。西方人自以為是，只從金錢、貪婪和一廂情願的眼光去看這個新興超級大國，所以誤解了它真實的社會情況。」——劍橋大學資深研究員諾頓（John Naughton） 「作者的文筆通俗易懂，但又非常有說服力。無論是政治工作者或一般讀者都能有所收穫。對西方人來說，本書是一記重大的警鐘：歐威爾式的中國即將到來。」——《柯克斯評論》 「作者詳細描述了習近平對權力的渴望。在數位願景的包裝下，大數據和人工智慧成為他回歸極權主義的利器。作者在中國閱歷十分豐富，即使是資深的觀察家也會為之驚艷。」—─《出版人週刊》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馬凱馬凱（Kai Strittmatter），一九六五年生，在慕尼黑、西安和台北就讀漢學。一九九七年起擔任《南德日報》（S?ddeutsche Zeitung）駐中國記者，二○○五年到二○一二年改派土耳其後，二○一二年又重返北京。他在二○一八年離開中國，目前是《南德日報》駐北歐記者，負責報導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和波羅的海三國的情勢。林育立林育立 在歐洲從事新聞和口譯工作多年，深耕德國社會、歷史和能源議題，現任中央社駐柏林記者，著有《歐洲的心臟：德國如何改變自己》一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目錄 推薦序 如果有一天，連腦袋都變成國家的管控範圍 阿潑 前言：新中國，新世界 第一章 文字：獨裁者如何綁架我們的語言 第二章 槍桿子：恐怖與法律如何互補 第三章 筆桿子：如何有效宣傳 第四章 網路：黨如何學習愛上網路 第五章 白紙：人民為何必須遺忘 第六章 天命：黨如何挑選皇帝 第七章 夢想：馬克思和孔子如何手牽手讓偉大民族重生 第八章 天眼：黨如何用人工智慧升級統治 第九章 新人類：大數據與社會信用體系如何製造聽話的奴才 第十章 奴才：獨裁如何讓心靈枯萎 第十一章 鐵屋子：少數不願屈服的人如何拒絕謊言 第十二章 賭注：當權力成了自己的絆腳石 第十三章 表象：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中國想像 第十四章 世界：中國如何發揮影響力 第十五章 未來：當條條大路通北京 謝詞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推薦序 : 如果有一天，連腦袋都變成國家的管控範圍……
阿潑（「轉角國際」專欄作家）

中共藉機打造一個史上前所未見、最完美的監控國家，最好連監控設施都看不到，因為已被植入奴才的腦袋。這個新中國不該像毛時代的士兵那樣刻苦、服從和千篇一律，而是多彩又繽紛、猶如歐威爾《一九八四》和赫胥黎《美麗新世界》的混合體，人民投身於商業活動，不但盡情享樂，也心甘情願被監控。多數子民內心明白，黨隨時會再揮舞「恐嚇的工具」，這些被用來貫徹權力的工具無所不在，一如黨宇宙的背景輻射。

德國記者馬凱（Kai Strittmatter）的著作《和諧社會》鎖定習近平治下的中國，談論其如何透過數位科技，讓改革開放多年的中國再次進入獨裁統治的景況──有西方評論稱為「毛2.0」──上述引句或可一言以蔽之地呈現本書的要旨：儘管黨的手段嚴厲，但人民也在規訓之下，充分配合。
《和諧社會》這樣的書，由在冷戰時期出生、面對東德的威脅、受過漢學訓練的馬凱來寫，或許再適合不過，因為他在人生中，有超過二十年的歲月與中國鑲嵌：馬凱在東西德統一前後這個階段，學習漢學，曾在中國與台灣擔任交換生的他，或許見證了中國的改革開放與台灣解嚴的社會活力。但他真正認識中國，則要從一九九七年起以《南德日報》通訊員身分派駐北京開始算起，他在這座城市八年，看著江澤民如何將棒子交到胡錦濤手上。直至習近平當上總書記，也就是二○一二年，他又再次被派駐北京，在這六年，看著中國夢如何昂揚，但也看著民間言論思想遭到扼殺。
我不免想像，初次派駐北京，迎上中小企業經濟發展、民間仍有活力的他，可能跟我一樣，對於科技的影響有所想像──我於二○○七年開始頻繁往來兩岸，曾對近代中國開放的可能，抱持著無比樂觀的信心，卻在二○一九年春天，約是香港反送中運動開始之際，從手機上移除了「微信」。
為了和中國朋友、受訪者保持聯繫，我相當依賴微信，以確認他們的近況與互通消息。我並不十分確定，中共是否有必要透過這款應用軟體監控像我這樣的台灣人，又或者，對中共的不信任，讓你我草木皆兵，但事情並沒有這麼嚴重，因此，我對於微信的使用無所顧忌。但有次，我如同使用境外社群網站一般，隨意將某個觸犯中共禁忌的訊息傳到群組，立刻收到台灣友人訊息：「快刪掉，不要害到我們的朋友。」
這句話，讓我緊張起來，想到二○一四年底──我最後一次到北京──在「中國夢」遍地張揚之時，聽聞中國媒體朋友們紛紛轉職、棄守報導的陣地，他們說，再怎麼磨拳霍霍，也拚不過當局不斷收緊的言論思想控制的繩索。當時，一個媒體主管在觥籌交錯中，低聲提到一個在公益組織做事的朋友才剛被放了出來。理由呢？我問：「做公益，能得罪政府嗎？」他搖頭表示不確知原因，「據說他去複印了香港佔中的資料，才被抓。」這顯然是有人舉報。
故在香港反送中運動萌芽時，我開始產生警戒，並移除「微信」，斷絕與對岸友人的聯絡。這個動作與其說為了自己，倒不如說是保護朋友──畢竟我在境外，於自由台灣生活的我，無法拿捏紅線的尺度，心中的小警總顢頇遲鈍，倒不如什麼都不說。但不免遺憾的是，當年我曾見證公民記者遍地、維權人士透過網路發起倡議行動、川震開放媒體直播，如今竟也親眼看到，即使需要翻牆仍活絡奔放的中國網路與言論，僵凍成今天這個樣子。
儘管有金盾長城、有五毛活躍，但對我來說，扼住中國新聞言論自由的那雙手，並不那麼用力，曾讓我有可望鬆開的錯覺。但讀完《和諧社會》，我不免想像，若有機會與馬凱對談，他或許會對我的天真感到不以為然，從君王統御與百家之言開始談到魯迅，告訴我中國自古以來是何樣貌──對於接受黨國教育長大的我而言，不免感嘆這個老外比我還清楚這塊土地的經歷。馬凱或許還會憑藉自己的近代中國經驗，對我勾勒出當代獨裁的輪廓，而人民又如何臣服於獨裁之下。這個輪廓已有諸多西方思想家、作家指陳，例如前述的歐威爾，又如漢娜．鄂蘭。
誠如上揭，馬凱在這本書中，縱貫古今，博引東西，漫談今日種種如何發生，耙梳近代中國言論思想的收放歷程，但真正聚焦在習近平執政後，各種事件的發生，這些事件或讓中產階級醒悟，或讓人民更是噤聲──這不禁讓我想起二○一二年後前往中國，非媒體的友人總限制我說話，以免「汙染」他們。但不論醒悟或噤聲，當權者的手段更是高壓而多樣，對人民的控制更是嚴厲，天津倉庫爆炸如此，香港反送中運動與國安法的施行如此，武漢疫情發生後，更是如此。
小至杭州教室的「天眼」，廣泛如無所不在的「天網」，都是控制工具，但更有效率的，或許就是「數位監控」。「科技總是對資源比較多的一方有利，相較於中共的對手，網路始終對中共比較有利」，書中引用香港出版人鮑樸的說法：無所不在的「史塔西」現在只要跟著網民一起讀微博和微信「就知道下一個該抓誰」。
拜科技之賜，現在監控方便多了，不像過去共產極權國家需要出動「史塔西」這樣的「祕密警察」，靠著數位技術就可以做到。而且隨著社會事件與發展，中共還能「推陳出新」，祭出相應的數位技術，替人民繫上腳鐐：社會信用體系是如此，健康碼亦是如此。而中國人驕傲地認為：這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制度，是地球上的首例。但在德國中國問題專家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看來，這毋寧是「數位列寧主義」。是當代的獨裁統治方式。
「我們確實正在見證披著數位外衣的極權主義重返世界。」馬凱不免繼續強調：
中國一直是獨裁國家，但只有在毛澤東統治時，才轉變為極權國家，伸進百姓腦袋最幽微的角落、連他們的臥室和親密關係也監視。這種新的極權主義比毛澤東和史達林的統治手段完美得多，國家機器掌握數據和數位控制的能力，已經超乎前人的想像，因為我們已經一步步將大腦搬到手機上，在數位的網路中生活和思考，並用數位媒介記錄下來。最棒的是，跟以前的極權主義不同，國家機器毋須在日常生活散播恐懼，只要人民下意識地感覺暴力可能隨時出現，已達到恐嚇的效果。監控機制先是無人察覺、靜悄悄地潛入，最後人民也成了共犯。
身為台灣人，即使偶爾在媒體上略微聽聞中共對於社會的控制，對新疆集中營有點印象，也對香港實施國安法感到不安，但這個社會仍分屬兩極：一是無法容忍，另一則是認為經濟重要，為了維穩，這些犧牲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與兩岸無涉，作為完全第三人的馬凱，振筆疾書，整理自己的採訪、觀察，並藉著出版對世界提出警示──自然包含台灣人。
此書譯者林育立為駐德記者，過往透過報導，為台灣人打開認識德國的窗戶，如今也翻介德國記者的作品，替緊鄰中國的我們，提供一個解析後的中國。
而於第一線親見香港危機的我們，或許能從馬凱對近代中國的犀利解剖中，得到完整的圖像，並且深刻認知到：獨裁體制重返後，人民要付出的代價比原本以為的還大──可不是簡單地犧牲自由而已。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四章 網路：黨如何學習愛上網路

「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聯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何時才不給長城添新磚呢？這偉大而可詛咒的長城！」──魯迅，一九二五年

賦予無權力者權力是所有新媒體的承諾。網路最早的時候也充滿夢想，但它們對現狀也是威脅。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曾開玩笑說，中國的網路審查跟「把布丁釘在牆上」一樣，沒有成功的希望。當時是二〇〇〇年，在中國有人偷聽到他的預言，便馬上在網路蓋了一座新的長城，又名防火長城，看來只要在牆縫上釘幾根釘子，布丁就能牢牢地掛著。
自由的先知不氣餒，二〇一三年十一月谷哥前執行長史密特（Eric Schmidt）對審查（兔子）和網民（刺蝟）賽跑的見解，現在聽來無可救藥的樂觀：「他們先封鎖你，接著滲透你，但最後你贏了。」當時他預言，網路監控將在十年內失敗。同一年，網路之父柏納斯—李（Tim Berners-Lee）說：「柏林圍牆倒了，雖然我不認為中國防火長城會倒，但我相信它會自動打開。」一塊接著一塊，一頁接著一頁，他說：「推動網路完全開放的動力就是比較強大……國家的經濟也會跟著提升。」
突尼西亞的推特起義、埃及的臉書革命以及透過YouTube傳遞的烏克蘭廣場革命等事件接連發生，有一段時間，網路樂觀主義者愈來愈有自信。然後是香港，先是二〇一四年夏天，二〇一九年又一次，民眾、主要是年輕人佔領街頭，利用即時通訊軟體Firechat、Telegram和香港LIHKG討論區來組織和聯繫。這些機靈的學生可選擇的APP很多，並藉此自發性地組織起來，讓歐洲還在看報紙的讀者感到敬畏，並學到全新的反抗字彙。就新聞報導的角度來看，科技的基礎設施也是自由抗爭的一部分。
只是令人吃驚的是，北京當局似乎不怕網路。二〇二一年年初，中國網民首度超過十億人，多數人使用智慧型手機上網（同一時間中國有十六億手機用戶）。為了經濟發展和國家強大，政府全力投入通信基礎建設。杭州電商阿里巴巴活躍於全球兩百多個國家，營業額和獲利早已超越亞馬遜和eBay加起來的總和。二〇一七年十一月，深圳網路巨擘騰訊超越臉書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社群媒體企業。兩者的規模和市值目前都在全球排名前十。黨主席習近平高調宣揚中國是「網路強國」，呼籲全世界一起搭乘「互聯網快車」。新華社讚美中國的「創新力量」來自全球「獨一無二的互聯網管理」—─即商業和政治控制的成功結合。
中國還創辦了世界互聯網大會，並於二〇一四年起在浙江烏鎮年年舉行。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主持人以亢奮的音調歡迎與會者到來：「人類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魔法，承諾帶來美好。」其中最神奇的魔術師當屬總書記本人。新華社指出，中國「網絡大咖」無數，然而若要數「網絡達人」，則首推總書記習近平。他不僅努力讓中國成為網絡強國，也讓大家睡得安穩。「你會幹開門揖盜的事兒麼？當然不會！可是，『盜』不請自來咋辦？那就築高牆，掛大鎖唄。一家一戶如此，空間無限大的網路，更要如此。」
中國熱愛網路，這點毫無疑問，更不用說黨。不久前，連在中國都有不少人跟西方的網路先知一樣樂觀。過世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稱網路是「上帝送給中國的禮物」。藝術家艾未未也預言審查必亡：「每一個人都有終極話語權，不管那聲音有多麽微弱。哪怕是輕微細語，都會讓言論審查的威力垮掉。」他用興奮的語氣在一篇文章指出：「互聯網是無法控制的。如果互聯網是無法控制的，那麽自由將最終獲勝。事情就這麽簡單。」艾未未這些話是在二〇一二年說的，沒多久，黨就證明給人民和世界看「真的這麼簡單」，只不過發展和多數人想的不一樣。就這點來看，習近平執政的第一年（二〇一三）是時代的轉折點，他示範給世界看如何馴服網路。
二〇一三年以前那四年的中國，應該會一直留在許多人的記憶中，這是社會大眾第一次意識到自己的存在。民眾第一次獲知彼此，第一次互相聯絡，第一次與人公開交換意見，以討論跟自己生活有關的決策。對這個國家來說，這真是前所未聞的現象。在以前，從黨最小的單位，到規模最小的村落、公司、俱樂部，就算不禁止人與人來往，中共還是要管理大家的集體行動。黨為了強化論述，從一開始就建構出有時稱「社會」、有時稱「人民」的概念，如果「傷害中國人民感情」的事再度發生，光靠這些概念就足以揮兵抵抗無恥的外國。
可是，社會如今在黨的論述體系之外覺醒，也就是網路，而獨立思考的公民因此能自主串連起來。因為網路，更精確一點說社群媒體、尤其是微博，中國公民毫不費力獲得言論自由。二〇〇九年八月十四日，美國推特的中國版、新浪微博上線，在那之前黨已先封鎖推特和臉書。接下來四年，在這個媒體完全由黨掌握的國家，微博的重要性遠比推特在各國的作用都大得多，這個日期因此必須好好記下來。
用「詞語犯」和部落客慕容雪村的例子就可以好好講述這段往事。前一章我們提到，這位作家的老同學兼黨幹部提醒他，為何海報一夜之間鋪天蓋地出現？「我們可以將這些蠢貨貼滿全部牆壁，你行嗎？」這時慕容雪村還能回答：「當然可以！」但幾個月後，刪帖大軍盯上他，讓他成為中國最早被噤聲的知名部落客。那時，光他其中一個微博帳號就有四百萬的粉絲，不難想像他為何第一個被逮。
一九七四年出生的慕容雪村是中國最敏銳、顯然也是最尖銳的作家和社會批評者，微博成就了他：網路和社群媒體出現後，中國才有像他這種主動介入社會、在數百萬讀者面前帶動討論的公共知識分子。
這其實是慕容雪村在網路的第二次再生。二〇〇二年，他剛成為一家化妝品公司的經理，有一天在辦公室無聊上網，發現其他人可不受干擾地發表小說，哪怕網站上有神經兮兮的編輯和狂熱的審查員。本名郝群的他心想為何不自己試試，他自認可以做得比他們更好！自此他投入創作，寫成都三名年輕男人的悲歡遭遇，寫當代中國的酗酒、賭博、行賄、詐騙和到處跟人發生關係的故事。他在網路上發表，一章接著一章，累積了五百萬的讀者，拿到第一份出版合約，獲得第一座文學獎，被時尚雜誌《新周刊》選為年度風雲人物。他的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讓他地位攀升，不，其實是網路將當時二十八歲的他塑造成文學新星。慕容雪村成了翻轉中國文學的先鋒人物，接下來十年他引領風潮，所有的文學新秀和潮流都來自網路，前所未聞的聲音忽地出現。
慕容雪村把工作辭掉，繼續寫新中國毫無節制的狂野、滑稽和灰暗，寫貪婪、性和暴力，其作品持續受到肯定。不過，當道的仍是上一代的獨裁者和官僚，虛擬世界以外的中國很快就連累他。在中國，作家收入還是得靠傳統的出版社，後者在網路上撈到作家，修剪整齊後，才會變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青年新秀作家。
慕容雪村只好中斷寫作計畫，因為他很清楚過不了審查的關卡。他曾潛入江西的一個直銷集團，並花了三個禮拜的時間臥底，最終完成紀實性質的《中國，少了一味藥》。儘管這本書在二〇一〇年獲得著名的「人民文學獎」，但他實在受夠了，編輯的大量修改讓他氣炸了，於是決定將得獎感言當成對中國審查制度的清算，他告訴我：「如鯁在喉，不吐不快。」宣傳部長也出席了頒獎典禮，上台前，編輯拜託他不要讀得獎感言，後來他準備領獎時，果然有人擋住不讓他靠近講台。「我覺得很可笑，其實我個性還算溫和，但不願向任何人低頭。」他轉向觀眾，慢慢舉起兩根指頭放在唇上，彷彿將拉鍊拉上，這手勢讓他更出名了。
事後，他將得獎感言貼在網路上，一字未刪，「我也很難說自己是個作家，我只是一個潛在的詞語犯」，中國只有一個真相，那就是「不能說出真相」。慕容雪村還提到自我審查的恥辱感，「為什麼當代中國缺少大師？」因為所有作家、包括他自己在內都是「太監」――「主刀的大夫還沒動手，自己就把自己閹掉了」。
從此，慕容雪村展開人生的第三個生涯：政治評論家和公共知識分子。「這不是容易的決定，」他說：「在這國家風險很大。」尤其像慕容雪村這樣，一開始就把事情想得很透徹，不像其他人一樣顧左右而言他。跟一些批評者一樣，他在微博一連開了好幾個帳戶，一個被封馬上就換另外一個，因此見證了剛掀起的微博革命。他形容毫無節制的權力是「不被關在籠子裡的怪獸」，腐敗是「制度」，甚至成了「法律」，「你不去找它，它就會來找你」，躲到天邊也會追來，「幾乎沒有人可以清白脫身」。至於體制，「六十年來，中國人活在一個仇恨教育和愚民宣傳的體制……所以每個人都參與犯罪，沒必要感到懊悔」。
這些年發生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將百姓孤立是獨裁體制最古老的統治技術，亞里斯多德曾說，暴君的特色是「禁止結黨」。他在《政治學》一書提到，暴君必須「打壓讓人產生自尊和自信的一切活動」，必須讓人與人之間像陌生人，「因為彼此相識就會產生信任」。過去，人民無法在彈指間打破這種孤立狀態，因為在傳統的網路世界，黨有審查部隊可隨時插手。然而，微博和其他社群媒體全是私營企業而非宣傳部門，即使一開始也遵守政府規定雇用大量審查員，但黨還沒弄清楚它們到底有什麼不一樣，民眾就早已不坐在家裡的電腦前。在對電子器材瘋狂的中國，人手一台手機上網，比歐洲還早。一則新聞、一張照片幾秒鐘就傳出去讓數百萬人看到，就算審查員只需二十分鐘刪除，也已經晚了一大步。對年輕人、尤其城市居民來說，微博在這四年成了前所未見的自由王國。
當時微博有三億五千萬用戶，當中約五千萬人天天使用。中國人突然接觸到過去看不到的資訊，包括食品安全醜聞、空氣汙染、警察暴力等。微博用戶迫使北京市政府公開空汙數據，還在網上分享笑話、凱蒂貓漫畫和各種陰謀論，跟世界各地的情況沒什麼兩樣。此外，網民也會辯論中國的憲法、懷舊毛派的荒唐行徑和自由派知名部落客慕容雪村或韓寒的作品（向來低調的韓寒在最高峰時有五千萬粉絲）。
「微博讓人開始思考，」慕容雪村說：「於是中國出現政治的、美學的、文化的個人覺醒。」這位作家認為，能自由發表意見和思考的人，很快就會把深埋在思想和語言垃圾下面的寶藏挖出來：常識。「中國跟所有獨裁體制一樣，靠的是孤立手段；而個人面對具有絕對優勢的組織，只好投降……微博出現後，情況不一樣了，人們開始串連起來。」忽然間，中國成了另外一個國家，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公民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的公共空間，說的也是自己的語言。公民社會開始萌芽了。
光這些就讓黨夠不安了，另一個更直接的挑戰、也是網路最驚人的現象是「人肉搜索」。數以百計、千計的網民通力合作，收集特定人物的相關資料，包括他極有可能幹過的壞事。這往往會傷及無辜，不一定是好事。網民都會匿名去圍獵「叛國分子」和抱持不同意識形態的人。二〇一二年，貪腐官員和幹部在網路上被追殺，而全國人民鼓掌叫好，其中最知名的例子是當年五十六歲的楊達才。他是一名陝西省的官員，網路上可找到其照片，略顯福態的他代表人民視察工地和開會，乍看之下是標準的官方宣傳品，可是細心的網民卻在五張不同照片發現有趣的細節：楊達才手上戴的錶全是最高級的瑞士產品，包括一只雷達錶、兩只歐米茄和一只江詩丹頓，總值十萬美元，遠超過一名省級幹部薪水所能負擔的金額。楊達才從此被稱為「表叔」，這件醜聞也強化了人民的既定印象，果然共產黨都被貪汙腐化了。
更重要的是，人民發現了自己的力量，黨因而感到恐慌。難道那些預言要成真了？也就是夢想中的新媒體出現後，人民將被賦予權力，擋不住的自由浪潮襲來，獨裁政權將被推翻。
二〇一二年底起，新領導人給了答案，而且速度驚人地快。黨媒認定網路是「意識形態主戰場」，是「西方敵對勢力」煽動鬧事的途徑。上海黨報《解放日報》說：「誰在網路戰場獲勝，誰就贏得戰爭。」二〇一三年八月，習近平下令「奪回網路陣地」，一名副宣傳部長十一月就宣布任務完成：「我們的網路又變乾淨了。」煩人的事成了過去式──閃電戰，在戰場邊緣的觀察家揉一揉眼睛：真的這麼簡單嗎？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人民的一言一行都將在不知不覺中無所遁形，然而我們甚至感覺不到監控，因為國家已經把監控深植於人們的大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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