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風尖浪頭上: 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 | 誠品線上

走在風尖浪頭上: 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本書不僅記錄了杜部長如何在風尖浪頭的險惡政治環境中，推動四大施政主軸，確立台灣主體及自由民主的教育；此外，這本書可以作為第三次政黨輪替後，如何推動教育施政的重要參考。」－－政大教授、前教育部主任祕書／莊國榮「現在的台灣，談到台灣主體性，大家會覺得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這些都是憑空掉下來的嗎？沒有前人的耕耘灌溉，不可能有現在的開花結果……杜正勝於教育部任內推動的台灣主體教育，現已深植於每個台灣人的思維之中。」－－作者／韓國棟杜正勝，台灣近二十年來任期最長的教育部長，卻也是飽受媒體圍剿，汙名最深的教育部長。他不是民進黨員,也不是台聯或其他政黨的黨員；除了故宮院長的資歷，沒有其他任何政治背景；在學界享有盛名，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但沒做過大學校長。卻在2004年5月20日這一天，接掌了教育部。那時，正是阿扁經歷二顆子彈，以些微票數差距當選總統，引發藍綠激烈鬥爭的惡劣局面。加上朝小野大，政務難推等各種因素，阿扁四年總統任內，總共聘用了游錫堃、謝長廷、蘇貞昌和張俊雄等四任閣揆。那時，正是教改十年，檢討聲浪喊得震天價響之際。廣設高中大學，造成大學入學率大增，大學生畢業即失業的問題，嚴重困擾著高教施政；大學之門大開，高中職五專聯招考試，也被國中基本學力測驗所取代，但國中生的升學壓力卻未減緩，推動十二年國教的呼聲愈來愈大，但這項教改大工程，牽一髮而動全身，是教育部即將面臨的重大挑戰；很麻煩地，則是高中課綱扯上統獨意識之爭，抗爭永遠不斷。在這風波不斷、隨時都可能去職走人的期間，要求他下台的呼聲從沒斷過，但他卻任滿四年部長。杜正勝四年的教育部長任內，依循「現在國民」、「台灣主體」、「全球視野」和「社會關懷」這四大施政主軸，規劃執行一個又一個的方案。其中，有些方案影響深遠，迄今仍持續進行，例如：國中基本學力測驗加考寫作測驗（作文）；又如：大學入學考試增加〈公民與社會〉選項，迄今也成了大學選才愈來愈受重視的考科。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現在成了例行的高教政策；扶持五歲幼兒及早入學計畫後來也發展成五歲幼兒就讀幼兒園全面免學費政策。但也有些施政方案，引發了高度的新聞效應和和爭議。例如：依據同心圓史觀修訂的高中歷史課綱，黃光彩事件，解除髮禁，啟動十二年國教，白話文與母語政策，以及中正紀念堂改名民主紀念館等。其中，修訂後的高中歷史課綱，確立了台灣主體意識的教育，在台灣教育史上，必然也會留下重要的一頁。而為了幫助師範教育轉型，台師大校長遴選，跌破了大家眼鏡，選出黃光彩擔任校長引發極大爭議；在教育部和台北市政府激烈的鬥智鬥法中，他拆除了「大中至正」和「中正紀念堂」牌匾。這些施政，無一不把新聞炒得轟轟烈烈。靖國神社、罄竹難書和三隻小豬…等這些沒完沒了的新聞事件更是在媒體上引發熱議。這樣多的難題，那麼多的爭議，杜正勝本人從來沒說清楚，而且太多人不解以杜正勝的學術人背景，加上如此激烈的施政風格，怎麼歷經了四任院長還能好好生存在那兒？他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到底有何能耐？在這四年，他推動了那些重大施政？又留下了哪些政績和價值？或許讀者也很有興趣知道的，是當時的閣揆怎麼會找上他來接掌教育部？而在種種風風雨雨中，他不曾萌生退意嗎？ 作者韓國棟二十來深耕台灣教育現場，為台灣資深文教記者，他將帶讀者回到每一個爭議事件的歷史現場，也訪問前教育部官員莊國榮、吳財順，回頭對杜正勝的施政進行再評價。八年過去了，經過時間的沉澱，杜正勝的在台灣教育發展的定位將越來越清楚，他的影響在台灣社會仍在繼續發酵……【傳主簡介──杜正勝】臺灣高雄永安人，歷史學者，專長在中國上古史、中國古代社會史學者，專研古代社會史、文化史、醫療史等。1992年7月榮膺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臺灣東吳大學、國立清華大學教授、灣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陳水扁執政時期的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長榮大學臺灣研究所講座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韓國棟曾擔任過國中公民老師，後任職於中國時報、時藝多媒體、文化總會和國語日報，為國內資深文教記者，長期主跑教育部，深刻瞭解台灣教育政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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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覺醒之路／莊國榮

下筆寫這篇序文之前，我和太太閱讀這本書的原稿，我太太讀到第二章的時候，深受吸引，欲罷不能，整本讀完時，不知不覺已凌晨三點了。杜部長從大中國意識蛻變到臺灣主體意識的歷程，是如此地撼動人心，也勾起了我對年輕歲月的一連串回憶，因為我的成長歷程，也是由大中國意識轉變為臺灣主體意識，以及由支持國民黨轉變為追求台灣的自由民主。

我出生在一個欠缺政治覺醒、支持國民黨的「忠黨愛國」家庭，高中時期，家裡訂的是《中央日報》，因為敬佩蔣經國，所以買了一套《蔣經國全集》來研讀。大一入學時，我參加的學生社團之一是「三民主義研究社」，當時我相信三民主義是台灣和中國未來的出路。
高三時，我申請加入國民黨，直到大一上學期，還一直以為自己是黨員，甚至還被同學選為國民黨校園組織的小組長。等到大一寒假才知道，或許應該說很幸運地，台南一中的教官當時把我申請入黨的資料遺失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也正是我讀大一的時候，台美斷交。當時羅斯福路的台大校門口，不像現在，是很空曠的，因此陳婉真和陳鼓應都選在那兒舉辦政見發表會。聽政見發表會及閱讀黨外雜誌，帶給我很大的衝擊，讓我開始懷疑國民黨政權的許多統治神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發生美麗島事件，審判時《聯合報》和《中國時報》將林義雄等被告的心路歷程逐字刊出，給了我極大的震撼。這些報紙，我蒐集起來保存了好幾年，因為擔心有些真相會被湮滅。

大二轉到法律系後，修習憲法等課程，我逐漸領悟，三民主義在孫中山那個時代有其價值，但到了民國六十八年我讀大二的時候，已經沒有甚麼重要的價值，對台灣的未來也幾乎沒有甚麼用處了；相較之下，讓台灣成為一個自由民主、公平富足的國家，才是真正重要的。但當時聯考要考三民主義，國父思想還是大學的共同必修課程。

大學時，我喜歡讀各式各樣的書，經常翹課去旁聽不同的課，也常跟好友深入討論臺灣的問題。這些閱讀及思考，我讓深刻體會，所謂的法統、不能解除戒嚴、民意代表不能全面改選，都是國民黨鞏固政權的謊言。美麗島事件之後，又陸續發生林宅血案(1980)、陳文成命案(1981)、江南命案(1984)，讓我對國民黨政府嚴重侵害人權的種種作為深感厭惡。

服兵役時，我擔任軍法官，抽籤抽到憲兵司令部；但因我不是國民黨員，所以分發到憲兵學校教法律課程。剛去憲兵學校的時候，長官和同事都勸我入黨，因為全校的教官，只有我一人不是國民黨員。當時軍中「莒光日」這個節目，會大力宣傳一種觀念，就是海外台獨運動者、黨外民主運動者、以及中共是「三合一敵人」，是勾結在一起的，所以革命軍人要致力消滅的敵人。我熱愛我的國家，但經常感覺我心中對自由民主的渴望，有可能讓我也被歸類為「三合一敵人」。

我喜歡教書，很用心教學，在憲兵學校教了一年多後的某一天，教育長把我找了過去，對我說：「最近幾個月的調查，學生反應最好的教官就是你，校長本來要表揚你，但有一些考量，所以沒有公開表揚，要我給你勉勵。」後來，我還是當選了憲兵的優良教官，退伍後接受憲兵司令表揚。但我的長官曾經告誡我，教學時要注意言論尺度，因為學生中有不同單位佈建的「細胞」。
服兵役時，我深切感受到，當時的國軍，就是國民黨的黨軍！

我就讀博士班一年級的時候，考上教育部的公費留學考，有四年的獎學金。一九八九年年底到德國留學，我對西德如何從納粹法西斯統治，轉變成一個自由民主的國家，充滿著興趣，讀了很多這方面的書，也參訪了許多德國推動轉型正義的博物館。一九九○年代，適逢東歐共產黨解體，我對東歐國家如何推動轉型正義，也很感興趣。回到台灣後，我很關心台灣如何脫胎換骨成為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國家，如何推動轉型正義。

雖然二○○○年臺灣經歷了第一次政黨輪替，但扁政府執政初期，受限於朝小野大等因素，並未用心推動轉型正義。台灣社會對於民主、人權等重要價值的認知頗為薄弱，社會上仍然遺留了許多威權統治時期的象徵，例如每年耗費大量公帑公然紀念威權統治者的「中正紀念堂」，以及蔣介石銅像遍布全台各級學校、公共場所的獨特現象，在民主國家實在極為罕見。我對這些現象很不以為然，因此在拆換「臺灣民主紀念館（中正紀念堂）」和「自由廣場（大中至正）」牌匾的時候，有時會相當激動。

但話說回來，民主自由背後的基礎是「國家主權」，每一個個人都應該發展其生命的主體性；同理，每一個國家也要有其主體性。因此，杜部長接掌教育部之後提出的四大施政主軸：培養現代國民、建立台灣主體性、拓展全球視野、強化社會關懷，不但方向明確，更重要的是，他以建立台灣主體性作為四大施政主軸的核心，要將台灣主體意識推動到「像呼吸空氣一樣自然」。今年（二○一六年）總統大選前夕爆發的「周子瑜事件」，證明了台灣主體意識已遍植於台灣年輕人的心中。

二○一五年，德國在二次大戰終戰七十周年，接納了超過一百萬名敘利亞、伊朗、阿富汗……等國的難民。德國從一個屠殺六百萬猶太人的國家，轉變成一個廣收難民的國家，有非常重要的啟示。七十年過去了，曾經大力推動「種族清洗」的德國，透過推動轉型正義，從根本改造自己的政治社會結構，真正成為族群多元、自由民主的國家。德國走出黑暗過往的歷程，是他們留給未來世代最好的禮物。

再回頭看看杜部長主掌教育部的時代，台灣正處於新舊觀念交替，以及落實民主人權的關鍵時刻，政治的衝突、對立嚴重，但他勇於挑戰禁忌，以他超凡的膽識和決斷力，推動本書從第三章到第八章的各項施政；面對媒體排山倒海而來的壓力時，仍堅持立場而不動搖。

我成長過程中，台灣在國民黨威權統治下（尤其是兩蔣時期）的謊言和迫害、教育及文化禁錮，我有切身的體會。杜部長的教育施政，有一部分正是在改革國民黨黨化教育的遺毒。因此我非常樂見這本書在此刻出版，因為這本書不僅記錄了杜部長如何在風尖浪頭的險惡政治環境中，推動四大施政主軸，確立台灣主體及自由民主的教育；此外，這本書可以作為第三次政黨輪替後，如何推動教育施政的重要參考。

年輕時，我很敬佩那些有熱情、有理想、不怕死的人，去辦黨外雜誌，去做街頭運動，去參與選舉，去逼國民黨解除持續三十八年的戒嚴、開放黨禁、報禁，讓台灣社會變得比較有希望。

最近幾年，看見許多有熱情、有理想、不怕困難的人，去參與白衫軍運動、去投入太陽花學運，去反對課綱違法調整，去投入社會運動及選戰，帶給台灣新的希望。從二○一三年二十五萬白衫軍上凱道，促成軍事審判制度的廢除；二○一四年太陽花學運，擋下了違反程序正義的服貿協定；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九合一大選讓國民黨幾乎全面喪失地方執政版圖。到今年一月十六日總統及立委大選，我們可以看到，人民力量的覺醒，已經帶來台灣的重要改變。

人民力量的覺醒，不是憑空掉下來的，而是幾十年來許許多多民主人權鬥士奮鬥而來的，杜部長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不但在一九九０年代提出同心圓史觀，而且二００四年至二００八年接掌教育部的四年，全力推動台灣主體教育，現在高中生所讀的歷史課程，就是他在教育部長任內．依據同心圓史觀修訂完成的。在風尖浪頭的險惡環境中，杜部長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走得艱辛，但方向明確、毫不退卻。當台灣主體意識越加發酵、越加覺醒的時候，匯聚而成的人民的力量，就越加強大。

（摘錄自：《在風尖浪頭上:杜正勝的台灣主體教育之路》推薦序—覺醒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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