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垮柏林圍牆的傳奇詩人: 沃爾夫．比爾曼自傳 | 誠品線上

Warte Nicht Auf Bessre Zeiten! Die Autobiographie: Wolf Biermann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東德）統一社會黨的領導就想要他（比爾曼）離開。但是這樣反而讓他的存在更加醒目。比爾曼堅持不懈。他持續地稱呼掌權者為「腐敗老人」，並逼使他們在智識上破產。——德國總理梅克爾夫人（Angela Merkel）在紀念柏林圍牆倒塌25週年音樂會上的講話文藝在黑暗的年代、在關鍵的時刻，常能發揮撫慰、激勵人心的作用。作品曾是我文學教材的比爾曼，年輕時即以其詩作、歌曲不屈不撓地與東德共產黨政權周旋、與不義對抗。該政權最終垮台，功勞簿上有比爾曼一筆！對付共產黨，他有一套，值得台灣參考。此外，他對中國人權亦相當關注，令人敬佩！——台灣駐德國代表謝志偉大使在當下，人們眼前的一個歷史性人物，只要他自己不放棄，他們可以打擊他，卻無法消滅他的詩歌。當這一切過去之後，除了那個世代被禁止的聲音之外，其他等同價值的東西都不會存留。——瑞士德語作家麥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1973年針對比爾曼被東德當局禁聲封筆的發言比爾曼在東德被禁止出版，禁止唱歌，被定為國家的敵人，在秘密警察的監控之下，而他是為自由而奮鬥的在……演唱會上，我把「自由」這首歌獻給他！啊！自由，啊，自由／自由降臨我身／之前我是個奴隸／在墳墓理我被焚燒了／回到上帝身旁，我就自由了／啊，自由——美國名歌手瓊‧貝茲（Joan Baez）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沃爾夫•比爾曼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 ，詩人、歌手。1936年出生於德國漢堡。比爾曼十六歲時，從西德遷移到東德並入籍，在那裡讀完中學和大學。他深受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的戲劇影響，少年時代就開始寫詩、彈吉他並作曲。其作品尖銳抨擊極權社會的弊病和權貴的封建昏聵，被當局禁筆封口長達十二年。一九七六年比爾曼應邀在西德科隆舉辦音樂會，隨後就被東德政府驅逐流放，並取消他的國籍。如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波爾所言，比爾曼成為在西德流亡的德國人。一九八九柏林圍牆坍塌，次年兩德統一。比爾曼是共產東德最具有代表性的異議份子，是反抗極權，爭取言論自由的代表人物。將比爾曼放逐，是東德走向末路的開端。比爾曼在國際上獲獎無數，經常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唱。他和妻子帕梅拉現居漢堡。廖天琪廖天琪，作家、翻譯家，畢業於台大外文系。七○年代起，旅居德國。曾任教於波鴻魯爾大學，主持衛理賢翻譯研究中心，任中、台文學之德譯系列《弓橋譯叢》主編。任職華盛頓勞改基金會十年，擔任政治犯自傳系列《黑色文庫》主編。現任獨立中文筆會會長，科隆世界藝術學院成員。現居德國。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瓊．貝茲和比爾曼的對話引言1. 母乳的真相2. 煙霧從奧斯維辛的煙囪飄出3. 英國人的炸彈有如從天而降的禮物4. 拿起吉他，彈起鋼琴5. 年輕人總要尋找一個祖國6. 布萊希特，你後繼有人7. 獻給老同志8. 別空等好日子的來臨！9. 愈禁愈來勁!10. 坐火車泅過高牆11. 百花依然齊放12. 你們把我捧紅了！13. 史塔西是我的愛克曼14. 布拉格是巴黎公社15. 我受夠了！16. 說謊專家 －他們還剩下什麼？17. 誰未涉入險境，也還是得死18. 有些死者跟我們很近，有些活人卻像死人19. 死之前還有日子好過呢20. 骯髒的繃帶下傷口無法癒合21. 普魯士的伊卡洛斯22. 我愛看這顛倒的世界23. 開頭的那一吻24. 誰鼓吹希望，誰就在說謊誰殺死希望，誰就是混蛋25. 不報仇，讓他們退休養老去吧26. 咬緊牙關，日子還得過下去27. 明白了，他們原諒自己對我們犯下的罪28. 冷戰熱戰，戰爭不斷29. 眼淚馴服不了暴君30. 我終究是我：半個猶太人，半個非猶太人31. 能改變自己，才能忠於自己作者後記：關於TUI「蛻」這個字譯者的話：啃骨頭與照妖鏡人名對照表圖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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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比爾曼是共產東德最具有代表性的異議份子，是反抗極權，爭取言論自由的代表人物。將比爾曼放逐，是東德走向末路的開端。比爾曼在國際上獲獎無數，經常在世界各地巡迴演唱。

試閱文字

自序 : 作者後記：關於TUI「蛻」這個字

我這有着兩重德國身份的詩人沃爾夫•比爾曼，也算是個中國人。因為我至少認識一個中國字：「蛻」，不論在世界另一端的民主台灣，還是共產中國都沒有人認識這個字。
我從我的祖師爺貝脫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那裏，學會了這三個字母拼成的字。大約八十年之前，他發明了這麼一個惡毒又譏諷性的字「TUI」。一九三三年，為逃避希特勒的獨裁德國，這位大詩人開始了艱難的流亡，來到鄰國丹麥。接著去了更遠些的瑞典、芬蘭，並橫穿蘇聯。在戰爭爆發前數天，獨裁希特勒和史達林結盟，布萊希特和妻子海蓮娜•魏格及兩個孩子史蒂夫、芭芭拉連帶情人露絲貝勞，搭乘海參威港的最後一班船，渡過太平洋，遠離屠殺，抵達美利堅。
在動盪的年代，布萊希特很優雅地幻化成中國模式，寫出了《易經／墨翟》（Buch der Wendungen. Me-Ti）一書。也就是說，一方面追求永恆藝術裡的名聲，一方面又要倖存於紛擾世界，這位經驗豐富的流放詩人，以老子《道德經》裡的人生智慧，來面對這充滿微妙和張力的境遇。
在逃亡和放逐的黑暗時期，布萊希特很有智慧地描寫一個知識份子痛苦的宿命。知識份子既不屬於有權有錢的高層，也不屬於被壓迫的低端貧窮大眾，按德文裡的說法，他是「進退維谷」的書生。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依然想兩全其美：勇敢地說真話，同時也獲得饗宴。這很困難，太難了！所以很多人就委身於權力。每個人都寧可待在溫暖的屋子裡，而不願爛在寒冷的監獄中。每個人都想飽餐美食、美酒麵包，而不甘在鐵絲網下吃發霉的豬食。簡而言之，大家都寧要香腸，不要大棒。
布萊希特把一個有那麼幾分被腐化的腦力勞動者，不再稱為知識份子「Intellektueller」，而把這個詞分解異化為新的「Tellektuellin」，簡稱就是「TUI」「蛻」。這樣一個「蛻」者，就會將他的理性交付給掌權者，以換取好的生活，或是只為了苟延殘喘。如此，他就成為權力者的「幫手」，或者如布萊希特取笑的「幫腦」，也就是一條聽話的走狗，他幫上級把每個臭不可聞的謊話，都噴香包裝，當真理出售。
這很尷尬，卻很真實。這幅很惡劣的畫像可惜也成為布萊希特自己並不情願的寫真。他在共產主義之間反覆徘徊，戰爭結束後，這位流亡詩人最終在東德找到了故鄉。在東西方冷戰時期他也夾在中間，這位劇作家一心一意要在東柏林建立他的「柏林劇院」，他成功了，但卻不是不付代價的。當一九五三年東德工人奮起反抗暴政獨裁時，詩人公開為斯大林式的東德政權站台。
年輕時代的我，有意想不到的運氣，能於一九五七到五九年之間，在這個世界頂尖的舞台工作與學習。我很快開始了自己的詩歌創作，面對共產獨裁，我作品的批評性愈來愈尖銳極端，小小屠龍者比爾曼的六弦吉他化成手中的木劍。
模仿我們世界著名的「戲曲寫手」的平民化說法，我這個青年「布萊希特迷」，為自己創造了一個稱號「歌手」（Liedermacher）。歌手比爾曼就這麼在東德被全面封殺了十二年，最後粗暴地被從東邊的「鐵幕」驅逐到西方，取消國籍，從德國流亡到德國。
對於中國這樣被撕裂為獨裁與民主的國家，我的有些經驗也許值得參考。這種鬥爭也許並不只是表面上存在於一個大國和小國之間，它也在這兩個敵對國家的人們心裡騷動翻騰。中國人感受「蛻」這類知識份子的痛苦，一定不亞於我們歐洲人。
一九三六年，我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孩子出生在納粹德國，直到生命過半的時候，我才具有足夠的理性和勇氣，跟我兒時對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天堂信仰決裂。我終於成為一個好的背叛者，善意地說，是個忠實的「叛徒」。但是我從來也不曾是個「蛻」式的人物。

試閱文字

內文 : 31.能改變自己，才能忠於自己

我一生都在從事寫作歌與詩，自從被驅趕出國以來，就一直舉辦各種音樂會。時代在改變，我自己也在變。從我寫的詩裡，最能看出我人生的斷層。只有一點是始終如一的：當我為一首新的詩來譜曲的時候，我總是先鑽進文本裡面去體會。我大聲地讀，將文字放在嘴裡，在舌尖感受，在唇上移動，聆聽內心發出的語言韻律。我用足尖打著拍子，然後用兩個足後跟踏地，因為音樂不僅是由曲調構成，還需要節奏。這之後我就試著脫離文字，因為音樂要浮上檯面，它不要只當文字的婢女，而要自成一體，它不是陪襯，而是對文本畫龍點睛，跟文本一同構成整體的藝術作品。音樂形成對比，它塑造一種態度，而文字卻不是這樣。這跟我尊敬的大師漢斯•艾斯勒不同，我從不用筆來創作，而是用手，用腳和舌頭。
寫這本自傳，我是從尚未出生之前就開始的，所以我現在在生命告終之前的幾年就結束。許多生活的小圈圈都已經圓滿收尾。我七十歲生日才過不久，首都的議會將我選為柏林的第一百十五名榮譽市民，在我之前，有自然科學家亞歷山大•馮•洪堡，俾斯麥，畫家利伯曼，希特勒，烏布利希，布蘭特，卡拉揚，昂納克，魏茨澤克，施密特，演員瑪蓮娜•迪特里希，這是德國歷史上具有教育意義的畫廊。當柏林市長把證書在慶典上交給我的時候，我的朋友們都很開心，而我那些忠實的敵人，都恨得牙癢癢。就是如此，本當如此。
令我感到驚訝並且高興的是，洪堡大學還記得它以前的學生。哲學研究所的新主任是哲學家福爾克•蓋哈德，他從大學的檔案處找出了畢業生比爾曼的畢業論文和文憑。那份檔案的封面，還留著東德時期，上面給負責檔案的人員所下達的兩項命令：「不可發放」，「不可銷毀」。我以前一直都沒有理會此事，因為自從我被宣布為國家敵人之後，我就不再需要學術的頭銜了。當蓋哈德教授在四十五年之後，將我一九六三年的文憑遞交給我時，我的母校也同時頒給我榮譽博士的頭銜。這是在大學禮堂發表演說的絕好機會，我的演講是關於東德唯一的一位有份量的哲學家，我的導師沃爾夫剛•海瑟。
二〇〇六年我發現一件很動人的事。帕梅拉為了寫書，開始搜尋有關我那猶太家族被殺害，繼而失散的蹤跡。她在檔案裡翻閱，收集關於祖父約翰•比爾曼和祖母露薏莎•樂文塔爾以及他們的三個孩子達格貝爾，卡爾和羅莎及他們的家人的資料。她最後追蹤到明斯克。整個家族只剩下幾份文件和一些照片，其中包括父親從監獄裡發來的信。艾瑪把這些東西放一個小皮箱裡，交給鄉下的同志保管，因此倖免於戰火。我父親的祖父母，也就是我曾祖那一輩的，我一點都不清楚。事實上也沒有人存活下來，為我講述家族的陳年往事。
通過帕梅拉的調查，在漢堡奧爾斯朵夫猶太墓園，應當有我家族登記
在冊，這連艾瑪都不知道。按照猶太傳統，墳墓是永遠保留，不可以敉平的。我們跟負責墓園的管理人相約，他帶領我們穿過纏繞雜蕪的杜鵑花叢，黃楊木樹叢和覆蓋在地面上的乾枯樹枝，落葉遍地。在古老的黃楊木叢生的雜草叢中，我們發現了一個墳墓，墓碑上刻著：羅莎•比爾曼，1846年生，1912年死。這是我父親的祖母，他爸爸約翰的母親。再走幾步，有兩塊已經斑駁的石碑：大衛和卡洛琳•樂文塔爾，這是我的祖母露薏莎的父母親。
我父親不需要墓碑，我為此寫了一首譏諷的死亡之歌：「墳墓」。不論我走到哪裡，只要看到煙囪，就會想到奧斯維辛上空冒著煙。我父親也不需要那種遍佈漢堡行人道上的小銅片，上面刻著死於暴政者的名字。因為他享有特權，共產黨人達格貝爾有一個兒子沃爾夫，他寫下詩與歌來紀念他。
這些墓園的碑石突然之間為我的心靈搭了一座窄窄的橋，通往大屠殺之前的時代。在這墓園裡，我發現一條可以通行的路，它領著我穿過大屠殺的絕境。這些塋墓為我打開了一個時代，在那裡我的親人正常地生活，也正常地死去。這些死去的親人曾經在歐洲沈淪之前生活過。我可以想見，還是幼童的父親牽著媽媽露薏莎的手，來到他祖父母的墳前，他還曾見過的祖母羅莎•比爾曼的墓就在這裡。現在我跟帕梅拉和孩子們也來到這裡，這片荒蕪的墓園治癒了我受創的心。
對我而言，世界歷史也就是家族史。我從母乳中就吸食了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烏托邦存儲於我的血脈中。在我跟東德獨裁爭吵時，就證明了它是我的生命之泉。在爭執中，我的武器就是筆和我的吉他，我的詩歌是我的擋箭牌。一首寓意豐富的諷刺詩，揭露暗藏在專制體制內的權貴，能夠讓那些被壓制的反對者笑出聲來。一些反抗頑石腦袋的滑稽韻文，有時還挑釁地放入真名實姓，這就如一隻探照燈，把那些灰色的權力怪物都投射在燈光下。一首成功的詩往往比冗長的散文更能擊中目標。我們受到壓迫，經常極度悲傷，但是還是能苦中作樂。「非常晦暗卻又透著光亮／好死好活／別讓好心情隨著苦難沈淪」，在艱難時刻，我寫了這樣的詩句。我雖然也犯錯，但這只是跟我個人有關的錯。對抗也是有樂趣的，我的詩歌就是我的舌頭。
在這場對抗之中，我心中的革命熱情總讓我憧憬著一座紅色的天堂。但是「要把人世間變為天堂的野心，結果讓地球變成了地獄。」卡爾•波普在他的《歷史主義的貧困》中，就指出共產主義的這種野心。我是到了西方的第七年，才逐漸體會到哲學家指出的這種令人難以忍受的真理。從此我就信服了波普對共產主義判決的理論，只有一點我要反駁：任何要把人間強行變成天國的嘗試，都是一種假想，這種嘗試並不只引誘、而是逼迫那些想拯救人類的人，把地球變成地獄。這個區別看似小其實很大，這就是我變成一個叛徒的原因。否則我那有先見之明並且轉念了父親的信奉，在他誤入岔路的岳父的逼迫下，也不能夠保持他的真實信念。
在奔向天堂的路上迷失，而走向地獄，如果僅是一種誘惑的話，也許還能夠勇敢睿智地對抗。但是歷史證明：正直和勇氣都沒用。很多共產黨人聰明勇敢，或是跳著舞步，或是衝鋒陷陣，衝向他們理想中的共產主義。像熱情的法國哲學家卡貝、理論家恩格斯、天才馬克思、激進的羅莎盧森堡、聰明的列寧、智慧的托洛斯基，都是最有教育意義的例子。不論這個或那個受到人道主義影響的革命家是出於善心，還是壞事幹盡的惡魔共產黨人斯大林、烏布利希、米爾克，想帶著共產主義決之道，最終進入天堂的人，最後都變成了專制獨裁者。他們或是被消滅被謀殺，或是去消滅謀殺別人。
我自幼就被根植了共產主義的思想，就如基督徒、猶太人、穆斯林相信他們的神一樣。一九三六年我還在娘胎裡就已經是個共產黨人了。我不需要像那些好友如斯培貝爾、科斯特勒、費雪或哈弗曼那樣有覺醒和轉換的經驗。他們在青年時代就跟資產階級社會決裂，並轉變成了馬克思的信徒。由於我父親和他的同志們，為了共產主義的信念而入獄或被關進集中營，犧牲了性命，這種「宗教」於我就是神聖的。誰還會對死去的父親再次落井下石。那些殉道者將我牢牢地控在掌心。
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核心思想並不是平均主義，而是：所有人類享有同樣的權利和公平待遇。這種理想不像其他的政治思想那樣，不應當把一些群體因為他們的出身而貶低或排除。在東德時期我跟上面的人從來不是爭論共產主義本身，而是反對現實中的專制統治。我相信民主和共產主義是可以並行的，但事實證明這是錯誤的。命運很會作弄人：恰恰是這種誤解賦予我力量來跟上面爭抗。如果我不相信共產主義的話，我早就逃往西方或者閉上嘴夾著尾巴做人了。我自幼那種堅定的信仰也使得那些大佬們錯過時機，沒有早早地正視此事，將我關進他們的監獄大學，來好好地教育我。我當初若真的唱出反共的歌曲，那些統治者早就會扭斷我的脖子，那只會讓我漢堡的老母傷心罷了。
那些馴服的國家專業作家安逸地自稱為共產黨人，我們這些批評者也自稱為共產黨人，但是我們心中總是有著疑惑，我們不斷地批評。其實這種左派的批評跟馬丁路德的模式很類似：他相信同樣的上帝，卻拿著聖經對不敬神的教皇進行抨擊。我們同樣地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話語來批評，你要不就崩潰完蛋，要不就躲進私人領域。一種勇敢的決裂不是崩潰而是拯救，「能改變自己，才能忠於自己」，我為友人阿諾•努斯提格寫過這樣的詩曲。我感覺到，即便是很堅強的人，一生也只能承受一次這種生存攸關的斷裂。跟那些假冒的同志的爭吵不需要費力，但是跟幻滅的共產主義決裂真是需要勇氣。
我開始明白自己對資本階級民主制度的譏諷是很傲慢的。這種制度依然是人類發明並推行的社會模式中，非人性成分最少的。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事：在世界歷史上， 幾乎從未發生過兩個民主國家展開戰爭。雖然有時候民主制度也讓人很難受，就如邱吉爾說的那樣，誰想贏得選舉，也必須去爭取那些討厭傢伙的選票。這位了不起的英國政治家在帶領國家贏得了對抗希特勒的戰爭之後，反而在選舉中敗落。他曾經很實在地說過：只能用流血、堅忍、眼淚和汗水。讓所有人都快樂的共同體是不可能有的。但是最壞的民主也比最好的獨裁優越。
所以我要當一個好的、忠實的背叛者。我不再在人間尋覓天堂。海涅一八五一年在他那首「失去的孩子」中，所說的－永遠的自由之戰，是人類從恆古以來就不斷失敗、再爭取、再獲勝的經歷。具有生活智慧的猶太民族深知，他們期待的解救奇蹟是不會出現的。如果彌賽亞來到，我最好趕快逃走。在神的庇佑和保護下，我會困倦而感到極度無聊，我寧可跟世界對抗，爭取愛情。活潑地生活，有理由地產生疑惑，有理由地懷著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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