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吼叫一九八九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6月4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週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謝三泰歲月會抹去很多痕跡，這是我們無奈而必須反抗的事情。而有一種反抗的方式，叫做記憶。而有一種留存記憶的方式，叫做攝影。三泰兄當年就在現場，他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對時間的無情作出了反抗。「中國有六四，台灣有二二八，二者儘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兩者，其實也有很多的相同。當年台灣黨外運動時期留下的那些珍貴抗爭照片，在那些人權鬥士臉上看到的堅毅、悲壯和神聖，在這本攝影集中的那些中國抗爭者們臉上也同樣可以看到。這樣共同的歷史影像，是極具有象徵意義的，它代表著，我們內心深處，有一些是共享的。這對未來，意義重大。」－－王丹◎聯合推薦王丹 謝三泰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謝三泰澎湖人。投身新聞攝影工作多年，曾任職於自立晚報、自立早報、黑白新聞周刊、新台灣周刊、勁報。以鏡頭記錄解嚴前後、520農民運動、國會全面改選、首屆民選總統、省市長等。近年將焦點關注於庶民生活、勞工朋友、弱勢族群、環保等議題。曾出版「勞動尊嚴」、「我的志願」、「舞蹈空間」、「走拍台灣」等攝影集。曾展出「勞動尊嚴」勞工肖像攝影展、「我的志願」身障朋友圓夢肖象展、「身展台」身障藝人肖像攝影展、「點‧台灣」社區再造等攝影個展，以及「唐氏症家屬照相簿」、「紅樹林生態之旅」、「港都勞工群像」等專題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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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吼叫一九八九：以記憶抵抗遺忘 ⊙王丹

三十年前，先是幾千青年學生，然後是幾萬知識份子，最後是幾十萬，上百萬，乃至上千萬的人民，陸陸續續走上了北京的街頭，目的地是中國的政治核心地帶：天安門廣場。他們帶著忐忑的心情，懷抱某種失去很久的理想，因為期待著一個美好的未來，而試圖用熱情改變一個政權。炎熱天氣下的汗水，激動到無以言表的心情，隱隱存在的不安，還有因為當下的勝利帶來的喜悅，更重要的，是自己可以改變國家的命運的那種興奮，這些，就是一九八九年中國爆發的大規模民主運動中，普遍存在的情緒。

這些情緒，因為時間久遠，很多人都忘記了。即使是當年曾經沈浸在這種情緒中的參與者們，也都無從追憶了。歲月會抹去很多痕跡，這是我們無奈而必須反抗的事情。而有一種反抗的方式，叫做記憶。而有一種留存記憶的方式，叫做攝影。三泰兄當年就在現場，他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對時間的無情作出了反抗。而最終，我們看到了他的反抗成就，這，就是這本關於三十年前那場驚心動魄的民族歷史的影像紀錄。他用大量的照片，留住了無數的瞬間。這些瞬間看似微小，但是因為真實而意義重大，當年的那場巨變，其實，都是這些微小的鏡頭中的活動，一點一滴地堆積出來的。

三十年了，關於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和那場慘烈的屠殺，有太多文字的東西。我沒有懷疑書寫者的誠意，但是我質疑文字的能力。文字本身就很容易產生歧異，不管作者多麼注意維持事情原本的樣子，但是經過文字的表述，難免都會有一些與事實的偏移，不管是有心還是無意。可是照片會說話，照片最誠實，照片即使是有選擇地拍攝出來的，也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展現著真實。而關於三十年前的那場運動，沒有什麼比真實更最重要的紀念方式了。

我要謝謝三泰兄願意在三十週年的時候出版這本攝影集，更要謝謝允晨出版社和志峰兄選擇記憶和歷史作為出版的主題。當我們都認為那已經是發生在三十年前的事情的時候，我覺得實在需要太多的視覺和思想的衝擊來提醒人們一件事，那就是：沒有什麼是真正過去的事情，所有表面上已經是歷史的事情，都跟今天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今天的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今天的樣子，是國共內戰的結果，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二十多年政治運動的結果，是九十年代以後瘋狂的經濟發展的結果，但更是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民主運動以及悲壯結局的結果。

我知道很多台灣的讀者會覺得，這麼一件對岸國家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到底跟我們的今天有什麼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去知道和記住這些？對這樣的質問我完全理解，但是完全不能認同。要知道，今天的台灣，最直接面對的，就是中國。台灣不能像鴕鳥一樣，假裝對岸的中國不存在；更何況，掌控對岸的中國政黨——中共——每天都是計算著台灣如何成為延續他們統治的工具，而且不會為了因此而付出的代價皺一下眉頭。此時此刻，了解中國，理解中國，認識中國，對於台灣的未來，是如此的重要；而這一切，都可以從一九八九年說起。這，就是今天我們要了解一九八九年發生在中國和北京的事情，對於台灣的意義。

更寬廣一點來說，不管是台灣還是中國，都是全球華人社會的一部分。Chinese這個英文單詞，沒有國族，國家，歷史和現實的區隔，可以用來作為定義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當知道，有些歷史，儘管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是也是我們應當共同擁有和共同分享的，因為這些歷史，會形塑我們的未來，因為我們的未來，一定會有重疊的影子，這是情緒和意願所無法擺脫的。在Chinese的概念下，不同的人群可以有不同的追求，但是有一天，我們必須找到可以讓我們能夠坐下來好好溝通的基礎。在我看來，這個基礎，就是類似的歷史。中國有六四，台灣有二二八，二者儘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兩者，其實也有很多的相同。你可以去找找當年台灣黨外運動時期留下的那些珍貴的抗爭照片，你在那些人權鬥士臉上看到的堅毅、悲壯和神聖，其實，在這本攝影集中的那些中國抗爭者們臉上，也同樣可以看到，而且，幾乎一模一樣。這樣的共同的歷史影像，是極具有象徵意義的，它代表著，我們內心深處，有一些是共享的。這對未來，意義重大。

回到這本攝影集本身，我最後還有的一點感謝就是，在其中，我看到了幾張自己的圖像。經過兩次坐牢，兩次抄家，以及後來的流亡，我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當年的影像紀錄，而上天知道，這些對我是多麼重要。多年以前，三泰兄發給我當年在廣場上的照片，免費授予我版權，讓我未來可以使用。這些照片，也都在這本書中。我要再次謝謝作者和出版社，他們讓這本歷史的紀錄，也成為我個人的紀錄。不管多少年過去，我仍然可以真實地觸摸到當年的自己，沒有什麼，比這個對我來說，更加重要的了。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天安門學運已經30週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

試閱文字

自序 : 廣場上的四十天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三十年未完的任務。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憾，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盃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亞銀年會是APEC的前身，1989年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蓉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讚揚被視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那是個網路通訊不甚發達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了這趟採訪任務，我扛了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了百餘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台當時美國聯合通訊社（AP）獨家研發出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回台灣。飯店房間裡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x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七分鐘，那時上網還是靠電話撥接，萬一中斷了，就得重頭再來過。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回台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當時下榻的都是國營飯店，動靜多少都被監控中，常傳真到一半傳來敲門聲問，「謝先生你在做什麼？」，要不就是傳到一半被斷線，逼得我好幾次都拎著傳真機到其他同業的飯店裡求救，箇中辛苦是現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即拍即傳的年代難以想像的。

除了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危，中共出動武警驅散了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出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台灣街頭征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台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歷經了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台灣的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有人跑來問我「你打那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回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回「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回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種語言交談著。

中國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學運新聞，一個「外來者」單槍匹馬在廣場上跑新聞，消息來源得仰賴「路透社」，意謂「路邊打探來的消息」，才能大略得知學生們的動態。一直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廣場上刻著鋼板，印刷文宣刊物，統一對外發布消息，才有了較明確的訊息來源。不過，也因學生們進入組織性請願的階段，讓中國官方緊張，加速了日後驅離的動作。

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議的學生們忍受著飢餓、裹著綿被取暖，「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他們在大字報上寫著，看著令人覺得不捨。為了更瞭解學生們的生活，我跟著學運領袖王丹回到了就讀的北京大學，王丹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沙龍（言論學術廣場）和宿舍，小小的二、三坪的間擠了六至八個人，分睡於上下舖，北大生們的物質生活是拮据的，但心裡卻有著遠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師，當時曾問他參與學運爸媽擔不擔心？記得王丹回答跟父母深談過，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是支持的，只是那時恐怕誰也沒想到，這場運動會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五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立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台北報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制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表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回台北，不只一次抗議，強烈表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回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三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回台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回台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四十日。

回台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天安門染上了鮮血，從新聞上得知王丹等學運領袖被捕，輾轉聽說某些認識的中國記者失蹤，我的心情五味雜陳，為廣場上那些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年輕學子感到難過，也惋惜自己錯失了見證重要歷史時刻的機會，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廣場，想必現在的處境會大不相同。

在我的記者生涯裡，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裡，張老師看到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了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周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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