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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轉向: 現代史學的風向與省思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這本文集的主題毋論從大處著眼、或從特殊專題出發，不外是筆者聚焦兩次世紀之際（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葉，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葉），史學學術風尚變化所作的省思；居中有破、也有立。此中，自然涉及史學與其他學科分分合合的故事。本書所選的十三篇文章，均是思索近年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但願對中國史學的開展有所借鑑，甚或助益。要言之，19世紀乃是西方史學的黃金時代，歷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以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為首的名家輩出，馳騁西方學界，睥睨一切。1902年德國史家孟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得憑羅馬史的鉅著，獲頒諾貝爾獎的殊榮，便是一例。然而，反諷的是，自此史學的聲望卻從巔峰下墜，難以挽回頹勢。其故，無非世紀之際，新興社會科學的崛起；昔為「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史學，驟成眾矢之的，備受挑戰。而史學應付無方，節節敗退，割地賠款乃是常事。甚而，歷史作為一門專業知識，致遭無用之譏。然而人類的活動原是時序的產物，欠缺歷史作為個人或群體記憶的指引，人們難免茫茫然，無所適從。或許如是，二十世紀末葉史學的發展居然峰迴路轉，起了極大的變化；原來失憶時間面向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終於覺識到歷史意識的重要，而有了明顯的轉變，進入了人文及社會科學「重新發現歷史」、史學研究眾聲喧嘩的時期。我將此一變化梳理成〈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一文，以供學界參考。——黃進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黃進興黃進興，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院士。研究中國近世思想史、宗教文化史、西方史學理論，著有《歷史主義與歷史理論》、《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聖賢與聖徒》、《後現代主義與史學研究》、《從理學到倫理學》、《學人側影》等書，著作有英文、日文、韓文等多語譯本。學術論著外，尤擅散文寫作。嘗以「吳詠慧」為筆名，出版《哈佛瑣記》，風靡全球華文讀者，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子，餘音不輟。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自序1. 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2. 從普遍史到世界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3. 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4. 再現傳統中國的思想——邁向論述化、命題化的哲學？5. 反思「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論辯——一個虛構的「假議題」6. 近年宗教史研究的新趨勢——「宗教」核心概念的反思7. 論「方法」及「方法論」——以近代中國史學意識為系絡8. 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9. 敘事式歷史哲學的興起10. 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王冕之死11. 章學誠的遇與未遇12. 論儒教的俗世性格——李紱的〈原教〉談起13. 重識穿梭異文化空間的人物——以梁啟超、王國維、傅斯年為例附錄 從現代學術反觀古典政教——黃進興院士訪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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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自序
過去十年，個人的論文散落於兩岸三地的報章和學誌，此番結集成冊，旨在方便讀者取閱。

要之，這本文集的主題毋論從大處著眼、或從特殊專題出發，不外是筆者聚焦兩次世紀之際（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葉，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葉），史學學術風尚變化所作的省思；居中有破、也有立。此中，自然涉及史學與其他學科分分合合的故事。

若把觀察的鏡頭拉長，自然必須遠溯18世紀以降的史學運動（historical movement），以及19世紀歷史主義（historicism）的形成。在近兩百年的發展過程，史學取得獨立與完整的自主性。這一議題在個人早年的習作已略有交代。容可挪之為背景知識。

此外，讀者若想進一步了解歷史主義，建議取閱伊格斯（Georg G. Iggers, 1926–2017）的《日耳曼的歷史理念》（The German Conception of History），該書雖已刊行近半世紀，迄今猶為「歷史主義」的經典之作。次者，則是近年（2011）百舍（Frederick C. Beiser,1949–）所發表的《日耳曼的歷史主義傳統》（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

本書所選的十三篇文章，均是思索近年西方史學發展的趨勢，但願對中國史學的開展有所借鑑，甚或助益。要言之，19世紀乃是西方史學的黃金時代，歷史研究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以蘭克（Leopoldvon Ranke, 1795–1886）為首的名家輩出，馳騁西方學界，睥睨一切。1902年德國史家孟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得憑羅馬史的鉅著，獲頒諾貝爾獎的殊榮，便是一例。然而，反諷的是，自此史學的聲望卻從巔峰下墜，難以挽回頹勢。其故，無非世紀之際，新興社會科學的崛起；昔為「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史學，驟成眾矢之的，備受挑戰。而史學應付無方，節節敗退，割地賠款乃是常事。甚而，歷史作為一門專業知識，致遭無用之譏。

然而人類的活動原是時序的產物，欠缺歷史作為個人或群體記憶的指引，人們難免茫茫然，無所適從。或許如是，20世紀末葉史學的發展居然峰迴路轉，起了極大的變化；原來失憶時間面向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終於覺識到歷史意識的重要，而有了明顯的轉變，進入了人文及社會科學「重新發現歷史」、史學研究眾聲喧嘩的時期。我將此一變化梳理成〈歷史的轉向—20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一文，以供學界參考。

清末以來，由於中國史學驟然加入西學的列車，遂無以置身事外。試舉一例，國人求治殷切，引入西學。其中尤以「方法意識」為各門學問的共通點。僅就史學而言，梁啟超（1873–1929）所倡導的「新史學」，可作為代表。他相信凡欲一種學術之發達，「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4 進入民國，又以胡適（1891–1962）最為積極。胡適深受科學主義（scientism）的影響，力主「方法」乃治學的不二法門，其影響既廣且深。他在晚年追述道：「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的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所有的著述。」因此，重視方法，確是民國學術大勢所趨。

尤有進之，若以台灣而言，1960年代至1980年代由於歐美邏輯實證論（logical positivism 或empiricism）和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思潮的推波助瀾，6 令「史學方法」的講究，臻於巔峰。風吹草偃之下，個人遂亦以研究方法自任，視此為治史的終南捷徑。但之後，緣林毓生、余英時兩位教授引進孔恩（Thomas Kuhn, 1922–1996）科學革命的觀點，復加上赴美進修，受到晚近分析哲學（analytical philosophy）的薰染，遂一改成見，放棄舊有的思維。這些瑣細的回憶，都是陳年往事了。而身處今日後現代主義的情境，「反方法」的情結，依然是主流意識。故拙文〈論「方法」及「方法論」容仍有異曲同工之妙。

再，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對傳統史家而言，不啻為揮之不去的夢魘，但史家卻不得不正視它的挑戰，倘若因應得當，猶不失為新史學發展的契機。這是拙文〈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新史學的碰撞〉的論旨。晚近「敘事式歷史哲學」（narrativ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興起，當然也是後現代主義的同調，拙作略有抒發。對比當今史學追逐、崇尚解釋性的論證，「敘事性的史學」不啻為一帖及時清涼劑，不無提神醒目之效。此外，收入本冊的〈文學的真實與歷史的真實〉一文，則是稍行展演敘事式哲學的具體實例，蓋乃小品的操演，聊供一粲耳。

兩岸聲息不通近半世紀，因此學術時尚自是有別。1970年代末至1990年初，乃是台灣「思想史」最為輝煌的時期，該時人才輩出，引領風騷。然而逾此，則每況愈下、一蹶不振。這種趨勢與西方史學的風潮雖稍呈落後，但大致相符。反觀，當前中國大陸思想史的研究，則方興未艾。此一間差，在學術史饒有意味。總體而言，中文語境的思想史研究不若西方變化多端，美其言則是成熟穩重，然不容諱言，其研究方法較為傳統、拘謹，乃是不爭之事實。拙文〈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則是為此而發。好友葛兆光曾笑我對此間思想史的火苗，澆了一盆冷水，實乃無心之過，敬請明鑑。

又臆想中，世界史應是史家治史最終的目標，或最高價值所在；但卻絕少史家會信以為真，朝此邁進。箇中原委，值得探究。之前，世界史這塊園地，僅有業餘人士偶爾耕耘，專業史家則避之唯恐不及。但迄20世紀晚期，形勢丕變，「世界史」雖未稱得上顯學，但學會、學報則應運而生，甚為活躍。拙作〈從普遍史到世界史和全球史—以蘭克史學為分析始點〉，則是討論19世紀以來世界史的演化，期能梳理其理論與方法的癥結。

〈重識穿梭異文化空間的人物—以梁啟超、王國維、傅斯年為例〉一文乃是建立在之前個人三篇具體個案探討之上，而予以方法論的點撥，盼能彰顯其研究取向的風格。因此凡一欲探討跨文化的人物，理應「知己知彼」，關注不同文化的影響，方能得其全貌。

〈近年宗教史研究的新啟示—「宗教」核心概念的反思〉乃是受拙作《儒教與神聖空間》（Confucianism and Sacred Space, 2021）英譯本的評論所啟發。蓋近年宗教史的研究除了具體個案的探討之外，並強調對「宗教」一詞及其概念的省思，盼能促進未來宗教史的開展。

末了，本書得以結集成冊，需特別感謝中研院陳盈靜女士不憚其煩的協助。個人敝帚自珍，野人獻曝在所難勉，但願博雅君子不吝指正。

試閱文字

內文 : 歷史的轉向──二十世紀晚期人文科學歷史意識的再興

宣揚歷史的重要性，對原本就浸潤於歷史意識的族群，不免有著多此一舉的感覺；尤其出自一位史學工作者的口中，更是有「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的嫌疑。可是拙文所要析論的「歷史的轉向」（The Historical Turn），乃係攸關西方現代學術史甫進行中的轉折，其深刻的意涵或許對中國學術的發展，亦將有所啟示。

依字面的意思，「歷史的轉向」不外重新認領歷史知識的價值或歷史探討的重要性。令人詫異的是，西方十九世紀方號稱係「歷史的時代」（Age of History）、或「歷史主義的時代」（Age of Historicism），克萊歐（Clio）這位歷史女神才以學術盟主之姿，睥睨天下，甚至被冠以「學問女王」（the Queen of Knowledge）的榮銜；蓋自啟蒙運動之後，歷史的原則和歷史的思考，取代了宗教和哲學在傳統思想的位置，主導了學術的發展。2 反觀十九世紀的其他社會科學，尚在孕育當中、嗷嗷待哺。試舉史學大宗師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的英國代言人艾克頓（Lord Acton,1834-1902）為例，他在晚年仍滿懷自信地宣稱：

歷史不僅是一門特殊的學問，並且是其他學問的一種獨特的求知模式與方法。

又說：

每一門學科必須有自己的方法，除此之外，它們必須擁有一種可以應用到它們全部而且又相同的方法：歷史的方法。

艾氏的觀點乃是歷史學派回應新興社會科學共通的說詞，例如，蘭克學派在法國的追隨者—賽格諾伯（Charles Seignobos, 1854-1942）也適時刊行了《應用於社會科學的歷史方法》（La Methode historique appliquee aux sciences sociales, 1901）強力推銷社會科學應採用歷史方法，而遭致「方法論帝國主義」（methodological imperialism）之譏。

顯然對艾氏和塞氏而言，歷史的思考遠溢於具體的歷史知識。他們的說詞復傳達了下列兩項訊息：其一，在世紀之交，史學仍擁有不可忽視的份量。但更重要的弦外之音，卻是道出新興社會科學業已羽毛豐滿，足以振翅長飛。要知十九世紀裡，醞釀中的人文科學無不有所謂的「歷史學派」（historical schools），例如法律學、經濟學等等，無一例外。但他們言說的時間點，適是其他學科趨於圓熟自信、紛紛開展出本門學科的研究取徑，而亟與傳統史學作出區隔的前夕。

約略其時（1880s-1890s），西方學術界方剛爆發著名的「方法論戰」（Methodenstreit）。若取史學當作思考的主軸，對內則是蘭布希特（Karl Gotthard Lamprecht, 1856-1915）和蘭克史學（Rankean historiography）的對決，前者標榜文化史，以寬廣的研究取向、結盟其他學科，對抗專注政治史、制度史的蘭克學派；7 對外，則是新興的經濟學與歷史學派的競逐。代表歷史學派的席莫拉（Gustav von Schmoller, 1838-1917）於忍無可忍之際，猛烈反擊古典經濟學派緬格（Carl Menger, 1840-1921）百般的挑釁。雙方纏鬥多時，牽連甚廣，直迄二十世紀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的時代，方告落幕；然而該時的激辯卻已敲響歷史學派頹勢的警鐘。

值此風雲變化的分水嶺，艾克頓雖力圖重振史學的餘威，但趨勢顯然對新興的「社會學」（sociology）有利。而蘭布希特又另外主張「心理學必須是所有科學史學的基礎」。這點，連蘭克學派的欽茲（Otto Hintze, 1861-1940），都咸表認同。他發現晚近新開發的經濟史、社會史皆非系出同門（傳統的史學），而是來自新興的經濟學。迄此，連蘭克學派的集大成者伯倫漢（Ernst Bernheim,1850-1942），於其史學方法論鉅著的晚期修訂版，都不得不引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並且承認史學是社會科學的一種。時風易勢，由此可以窺見。尤其邁入二十世紀初期，史學仿若一部中國近代史的縮影，節節敗退、割地賠款。反觀社會科學不僅取得獨立自主的地位，並且群起圍攻史學固有的疆域，道是烽火四起亦毫不為過。

首先揭竿而起的，便是美國以魯賓遜（James Harvey Robinson,1863-1936）為首的「新史學」（The New History）。他亟倡導史學與社會科學的結盟，認為社會科學乃劃時代的「新盟友」（the new allies of history），含括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心理學、地理學等等，都是史學研究的新利器。而魯賓遜之所以稱謂「社會科學」為「新盟友」，無非欲與傳統治史的「輔助科學」（auxiliary sciences）有所分辨。魯賓遜發覺，即使是當今最了不起、學識淵博的大史家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只緣他對史前考古和人類學一無所知，竟連「冰河期」（ice age）或「圖騰」（totemism）均聞所未聞，遑論其他閉塞不敏的傳統史家了。此事宛如民初名家錢穆遭受「不通龜甲文，奈何靦顏講上古史」之譏。又國學大師章太炎（1869-1936）一度懷疑甲骨文是騙子造假的假古董，竟難以置信有「甲骨文」一事。最終亦非得屈服時勢，私下取閱甲骨文。

對應地，該時在中國承西學遺緒者，便是梁啟超（1873-1929）的「新史學」。梁氏坦承：「史學，若嚴格分類，應是社會科學的一種。」乍聽之下，仿若迫不得已的城下之盟；但稍加推敲，未嘗不可解作梁氏企圖將中國史學擺脫傳統「四部」之學的糾纏，進而加盟西學的陣營。這種覺醒不止限於個別史家，在教育制度亦有所變革。在教學上，1920年起，北京大學史學系即明訂「社會科學，為史學基本知識，列於必修科」。

而留美歸國的何炳松（1890-1946）更是鼓吹史學與社會科學聯盟不遺餘力，何氏一生的治史信念，可以從他對魯賓遜《新史學》的譯文中求索。《新史學》裡有一小段話恰可作為答案，何氏是這樣翻譯的：

歷史能否進步、同能否有用，完全看歷史能否用他種科學聯
合，不去仇視他們。

這連從未踏出國門的呂思勉（1884-1957）亦深表同感，於評斷乾嘉時期的章學誠（1738-1801）與當今史家的高下時，呂氏如是評道：

他（章學誠）的意見，和現代的史學家，只差得一步。倘使再進一步，就和現在的史學家相同了。但這一步，在章學誠是無法再進的。這是為什麼呢？那是由於現代的史學家，有別種科學做他的助力，而章學誠時代則無有。

要知有清一代的章氏，乃是沉寂多時而晚近方才當令的大史家；可是依呂氏之見，其史學造詣較諸現代史學，仍未免略遜一籌。其故無他，現代史學的進步實拜別種科學之賜。而在諸多科學之中，社會科學尤為「史學的根基」。同理，在西方，中古史名家惠靈格（Johan Huizinga, 1872-1945）竟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去貶抑不世出的文化史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 1818-1897），只因渠無法取資當今的人類學和社會學，以闡釋希臘文明的特質。東西兩相輝映，真是件無獨有偶的趣事！

事後回顧，自魯賓遜以降，史學門戶大開，社會科學長驅直入史學領域，坐收漁翁之利。況且時值社會更革，歷史的實用性遂受到無比的重視，在美國致有「進步史學」（progressive historiography）之稱。在歐洲，則是由「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擔綱，其與「社會科學」有近乎天衣無縫的結合。年鑑學派的兩位創始人費夫雷（Lucien Febvre, 1878-1956）及布洛克（Marc Bloch, 1886-1944）均是涂爾幹（Émile Durkheim, 1858-1917）社會學的信徒。布洛克甚至勸勉學生「放棄史學，而改習法律、攻讀考古學位，或學德文與其他」，而且該學派非常重視「比較方法」和「量化技術」。

但是，上述魯賓遜等這般標榜「新史學」者，卻未曾意識到「社會科學」與「史學」潛在的緊張性，似乎仍以「輔助科學」的模式去理解「社會科學」；他們不僅從未覺察出「社會科學」存有鯨吞蠶食的野心，並且無緣目睹日後馬克思唯物史觀對史學入主出奴的態勢。作為社會科學的分支，馬克思史學宰制中國大陸史學多年，已廣為人知。同時，帶有鮮明目的論色彩的「近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亦席捲西方及臺灣史學界對歷史進程的解釋，使得中、西史學只能朝同一目標邁進：「普遍的（西方）合理性」。

簡之，二十世紀人類學與社會學的「功能論」（functionalism）與「結構論」（structuralism）側重系統的分析，時間因素不受到重視，歷史的縱深與變遷遂不得突顯。社會科學則是以喧賓奪主之姿出現，因此，受其影響的歷史分析，自然缺乏歷史感。該時的史學則呈現「歷史無意識」（historical unconsciousness）的狀態。

尤其在一九六○年代，「行為科學」（behavioral science）乃是西方的顯學，以布浩士．史基納（Burrhus F. Skinner, 1904-1990）的「行為心理學」作為表率，他大肆推廣及宣揚「行為主義（behaviorism）並非人類行為的科學，而是那類科學的哲學」，一時鼓動風潮，造成另番社會科學的變革。而史學界大力鼓吹運用「行為科學」者，無過於伯克豪爾（Robert F. Berkhofer, Jr., 1931-2012），他的《以行為進路進行歷史分析》（A Behavioral Approach to Historical Analysis, 1969）乙書，曾流行一時。伯氏將該書獻給「我的歷史女神」（To my Clio），別有開展另一頁「新史學」的意味。其實，無論倡導同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s）結盟，或後來奉行為科學為師，均不脫史學科學化的窠臼。居間，伯克豪爾尤為激進，他主張當前的史學問題不在於該否援用社會科學，而是如何去運用它。他說：

人作為分析的單元，只能透過某些概念架構去研究，一旦取得了人類行為的知識，其他史學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他又斬釘截鐵地表示：

此時此刻，「行為主義」（behaviorism）提供史學研究最佳的答案，因為她汲取了人類行為的嶄新知識。換言之，史學必須借重社會科學中的基礎科學，若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加上科學哲學裡方法論的自覺。

遵此，

史家對社會科學最好的服務，便是挖掘事實，⋯⋯供給正確、可靠的事實。

另方面，史家又必須藉著指涉架構（frame of reference），方得尋得事實。是故，無論就哪一方面而言，史家只能是事實的供給者。而史學的最終下場，只能將詮釋權拱手讓給社會科學而淪落為資料服務的副手，更不被容許置喙理論的創新。換言之，史學與社會科學僅存有單向的主從關係。

尤有過之，復經紛至沓來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思潮的洗禮，傳統的歷史概念已被解構得體無完膚。美國的懷特（Hayden White, b. 1928）甚至明言：

毋論「歷史」（“history”）僅是被視為「過去」（“the past”）、或攸關過去的文獻記載、或者經由專業史家所考訂攸關過去的信史；並不存在一種所謂特別的「歷史」方法去研究「歷史」。

這種觀點對十九世紀末葉曾經宣稱「歷史是其它學問的一種獨特的求知方法」的艾克頓，純是茫然無解的。

況且，社會科學的流行步調變化萬千，稍縱即逝。一九五○年代的史家，建議我們可以借用「馬克思、韋伯、帕森思（Parsons）的社會學，社會、文化、象徵人類學，古典、凱因斯（Keynes）、新馬克思的經濟學，佛羅伊德、艾立克森（Erikson）、容格（Jung）的心理學」。一九七○年代的史家，則鼓勵我們取資「紀茲（Geertz）的文化人類學、傅柯（Foucault）的論述理論、德希達（Derrida）或德曼（Paul de Man）的解構主義、塞素（de Saussure）的符號學、拉肯（Lacan）的心理分析理論、傑克遜（Jakobson）的詩學」，睽隔未為久遠，所列科目已全然相異，令史家目眩神搖，無所適從。

是故，中、西史學為了迎合「苟日新、日日新」的潮流，便恓恓惶惶，無所安頓。這由一九二○年代社會科學的引進，到歷史唯物論（大陸）、行為科學（臺灣）的盛行，居中除了夾雜美、蘇文化霸權的驅策，都只能看作是時尚的差異。兩岸史家（尤其大陸）幾乎是言必稱馬克斯、韋伯的地步。值得警惕的，當一九六○年代末葉，西方史家正熱烈擁抱社會學時，社會學界卻開始質疑起本門學科的信度；這種危機意識像瘟疫般地蔓延到其它學科，令得滿懷虛心、登門求教的史家，茫然不知所措。若喻「社會科學」為實，史家在感到絕望之餘，遂捨實就虛，一股躍進「語言的轉向」（linguistic turn），亟盼遁入後現代主義的空門，一了百了。殊不知這又是一回陷入不知所終的輪迴。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這本文集的主題毋論從大處著眼、或從特殊專題出發，不外是筆者聚焦兩次世紀之際，史學學術風尚變化所作的省思；居中有破、也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