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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台灣人: 台灣國民性探討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精彩廣博，發人深省彭明敏．莊萬壽 鄭重推薦本書是以「台灣人是誰？哪裡來？哪裡去？」為主軸的系統性論述，也是近代史上首次嘗試系統攻研台灣人性格的奇書。作者盧世祥說：《多桑的世代》、《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加上這本《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都是個人探索「我是誰」、「我從何而來」的寫作，構成我的「台灣人三部曲」，也是一個台灣新聞記者的懺悔錄。本書是台灣人有系統攻研台灣人的性格，在近代史上首次嘗試。作者盧世祥一生專業於媒體數十年，普通人見不到的社會的黑與白、清與濁、善與惡、死與生，要寫作此主題，絕不做二人選。。或謂此是彼是，或謂彼非此是，這種爭辯，象徵著台灣人性格的複雜性，真理愈辯愈明。一國國民性格的形成，受歷史和現在因素的影響，無數因數互動制衡，一言以蔽之，共同命運的意識也。今後要寫此主題者必先從看此書開始，且代代台灣人也非看不可。——彭明敏台灣人是誰？《我們台灣人》開宗明義「台灣國民的組成」，是國民，不是人民，或公民。這也是全書的立場，我們台灣人，就是我們台灣國人。本書是以「台灣人是誰 ？哪裡來？哪裡去?」為主軸的系統性論述。先析解台灣人組成性格之後，進而探析台灣人在台灣社會各個面向的表象和內涵，文字流利淺白，申論邏輯通暢，而又句句有本，明標附注，引用資料眾多，意外有極專業的漢學、人類學……著作，還有不少柔性嘲諷文學的作品，頗引人入勝，這是一部大眾化又兼學術性的台灣人文化批判的傑作。——莊萬壽本書旨在探討台灣國民性，以台灣國民為主人翁。現實上，台灣國民組成多元，各族群來到美麗之島時間有先後，所佔人口比率有高低，但都是組成台灣國民或「我們台灣人」的重要元素，台灣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千百年來，各族群有各自的文化與性格，為適應福爾摩沙新環境而演變，加上與其他族群交流互動，也受東西洋文化影響，融合變化發展而成台灣文化與國民性。《多桑的世代》、《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加上這本《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都是個人探索「我是誰」、「我從何而來」的寫作，構成我的「台灣人三部曲」，也是一個台灣新聞記者的懺悔錄。——盧世祥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盧世祥盧世祥，一九四九年台灣高雄市出生，父母是台南市安平人。高雄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學士、政治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歷任新聞機構記者、編譯、採訪主任、編譯主任、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常務董事、常駐監察人、執行長、董事長、顧問；並先後兼任教職於文化學院、台灣大學。《做餅的人生 明天有夢》(合著，2001) 《台灣的卓越》（合著，2006） 《構築台灣夢》（2007） 《新聞公害與傳播倫理：不要被媒體牽著鼻子走》（2008） 《從哈巴狗變瘋：台灣媒體亂象紀實》 （2008） 《台灣紳士許遠東》（合著，2010） 《李遠哲與台灣首次政黨輪替》（2013） 《多桑的世代》（2015）《台灣的恩人群像錄》（2018）《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2021）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推薦序——台灣的國民性∕彭明敏教授推薦序——從「我們中國人」到我們台灣人∕莊萬壽教授自序——三部曲與懺悔錄第一章 前言第二章 台灣國民的組成第三章 前人對台灣國民性格的分析第四章 日本的國民性調查與探討第五章 台灣的國民性調查與探討第六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文化篇第七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政治篇第八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媒體篇第九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財經篇第十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宗教篇第十一章 現今的台灣百象——生活篇第十章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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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推薦序——台灣的國民性∕彭明敏教授

要把握一個人的性格已經不易，何況二千三百萬人的集體。國人言台，通常以「台灣是一個小國」開始，這是絕對的錯誤。台灣面積與荷蘭差不多，人口比聯合國近百會員各國人口之三分之二較多，絕對不是「小國」，列國中是「中型」以上。不幸，與超大國（僅就面積和人口而言，其他則不堪言矣）為鄰，國人看地圖，自嘆自卑，沒有理由。

一般國家國民的性格，在常識中幾乎定型。英國人嚴肅自尊，不苟言笑。法國人機智浪漫，善於言笑。然法國文學產生震撼心胸、良心苦悶的重悲劇。英國文學產生令人快心微笑，優雅幽默的佳作。武士帝國日本侵略，變成典雅優美、清潔前進的和平國家。德國從獨裁專制好戰，變成拔群的經濟和平大國。可見常識中定型的國民性格未必正確，而且國民性格也會激變。

台灣的風俗習慣，日本統治初期，總督府曾經做過大規模調查，出版巨書，可見日本人做事認真踏實。柏楊曾諷刺中國人（書名《醜陋的中國人》），以台灣人視同中國人。本書是台灣人有系統攻研台灣人的性格，在近代史上首次嘗試。作者盧世祥一生專業於媒體數十年，普通人見不到的社會的黑與白、清與濁、善與惡、死與生，要寫作此主題，絕不做二人選。他攻研這個主題，是對的。以他的聰明，應知此書出世，必會惹起一番爭議。或謂此是彼是，或謂彼非此是，這種爭辯，象徵著台灣人性格的複雜性，愈辯愈明。

一國國民性格的形成，受歷史和現在因素的影響，無數因數互動制衡，戰爭、戰勝、戰敗、獨裁、政治、宗教、經濟、文化、民主、音樂、文學、名歌聲、名曲、運動、名小說、名電影、名畫、名雕刻、娛樂、美食、雄辯牧師、流行服飾、名學者、名發明、名發現︙等等說不完，一言之，共同命運的意識也。寡聞，沒有聽到有台灣人士自己認真描述台灣人的性格，從這點說，此書對本人而言是劃期性作品。今後要寫此主題者必先從看此書開始，且代代台灣人也非看不可。在此向盧先生表示敬佩和感謝。

試閱文字

自序 : 自序
三部曲與懺悔錄

或許受出生時所屬星座的影響，我從小就是好奇寶寶。父親常說，帶我出門，一路上總愛問「為什麼？」。讀小學時，長我十二歲、喜愛閱讀的大哥買了一本專為孩童回答「為什麼？」的書給我。長大之後，我有負母親的期待，捨銀行員而就新聞記者，而且一做四十幾年仍樂此不疲，也應與好奇有關。新聞工作接觸眾多人事物，常比一般人早一點知悉社會事，也有機會或責任找尋好奇心所帶來諸多問題的答案。

不過，年長之後，才發現自己雖長年從事新聞工作，對有些事容或「春暖鴨先知」，也有許多事卻該知而不知，尤其是最基本的人生問題：我是誰？為什麼在宇宙這麼浩瀚的時間與空間，我會來這一趟？我從何而來？會去到哪裡？這一切是偶然，還是必然？

儘管這些問題年輕時就常自問，卻沒能積極認真去探究。其中，我會去到哪裡？這是許多宗教家和哲學家嘗試回答的，非我所能。至於我是誰、我從何而來，至少是個人所應該、也有能力探究的。身為新聞工作者，沒有資格在老去之前，以「我嘛毋知」回應。

從自己的成長背景，當然可以找出理由來解釋。個人屬於「戰後嬰兒潮」世代，正值戰後新外來政權「轉進」台灣之際，是輕賤這塊土地和人民主體歷史文化的黑暗期，也是認同方面「我們中國人」壓倒一切的時代。在那個年代，台灣是地大物博中國的極小而邊陲部份，台灣史在教科書被當成中國地方史，無關宏旨或竟略而不提，台灣文學、思想、人文盡遭輕蔑，講母語「蓋袂高尚」，圖書館的文史哲藏書不以台灣為分類主體或基礎，反而被列入外國處理，甚至全遭抹殺。

羅馬時代哲學家西賽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曾有名言：「一個人若不知出生以前的事，一輩子是童稚。」許多台灣人在理解台灣史這件事，的確被迫陷入如此境地。從事新聞工作的我，尤其當這麼久的記者，卻沒有道理把這一環境因素當藉口，在認識這塊土地和人民的種種這件要事，原諒自己的無知，一輩子做童稚。何況近年經各方積極努力，這方面的文獻、史籍、論述已逐漸浮現而轉趨豐富；只怕自己不用心，不是沒有掙脫困境或解放的可能。

於是，個人開始「尋根」，從整理父母的年表做起，嘗試探討他們的一生經歷，綜觀他們所處的時代環境。同時，也努力學習，期盼瞭解自身已住了幾十年這塊「美麗之島」的土地和人民。

從這一角度說，二○一五年出版的拙作《多桑的世代》，書寫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人世代，是個人遲來覺悟之後的懺悔錄；說是懺悔錄，因為寫作時家父母（我從小以多桑、卡桑稱呼）都已在天上，少了可貴的「口述歷史」，不無遺憾。二○一八年的《台灣的恩人群像錄》，記述曾幫助台灣的外國人士，禮讚他們在台灣邁向健康、文明、自由、民主之路，無私奉獻，見義勇為，以表達身為一個台灣人的感恩。

感情和感恩之外，自己其實也旨在經由工作之餘的讀書、寫作、思辨過程，促進自己對台灣歷史的瞭解與認識，減少自己的無知。從而，《多桑的世代》透過記錄、描寫我所認識的多桑與卡桑們，探究日本時代，台灣邁向現代文明重要時期的歷程。《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嘗試把個人對台灣史的理解，從二十世紀往前推進到十九世紀下半葉，也就是馬雅各（James Maxwell）、馬偕（George Mackay）、巴克禮（Thomas Barclay）等西洋傳教士前來台灣之時。透過整理外國義人的描寫、觀察、紀錄及行動，顯現一百五十多年前至今福爾摩沙的社會人文、自然景觀及政經變化。

兩本書還有拋磚引玉的動機。《多桑的世代》期待更多台灣人從身旁這塊生養我們土地之上的人、事、物著手，挖掘眾多被湮沒的台灣歷史，經由珍惜並與身邊的多桑、卡桑或長輩對話，留下紀錄，「自己的家史自己寫」，進而匯聚成台灣人「自己的歷史自己寫」。《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希望更多有識之士從不同的領域書寫並介紹更多「台灣的恩人」，發揚且感念外國義人為我們這塊土地和人民無私奉獻的動人事蹟，以助激勵台灣在困難的環境中奮力向前行。

這次撰寫《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一如前兩書，也是個人瞭解美麗之島，兼以探討「我是誰」、「我從何而來」人生基本問題的又一次嘗試。

從小在「我們中國人」的環境成長，課本、新聞媒體、官方文書莫不如此，充斥要人們當中國人或炎黃子孫的內容與教條文宣；「我們中國人」成為許多台灣人當時的口頭禪。即使海外華人，也被以「我們中國人」視之。

在還未開放出國觀光的年代，我第一次出遠門，是一九七○年代前往香港參加一項國際新聞會議，留下至少兩個深刻的經驗。首先，香港人不是講廣東話，就是用英語；「國語」（現在稱「普通話」）在不少地方講不通。不僅一般香港市民如此，高級官員在電視上或官方談話，亦復如是。同時，當時仍在英國轄下的「東方之珠」，人們並不以「我們中國人」自視。這是一次機會教育，既打破「我們都是中國人」的一廂情願，特別羨慕香港人把母語保持得如此完整。

後來於一九八○年代去美國留學及工作，處在資訊流通的自由社會，是破除洗腦最有效的解藥。有一段日子，由於工作，我每天須大量閱讀英文資訊，有時還要翻成中文。英文資訊的質與量，都遠非中文所能及；英文新聞媒體對有關台灣政經社會歷史的報導之完整而接近真實，也非台灣同業所能比，自有助打破威權當局對台灣人民所形成的資訊障蔽。

同樣是在美國求學及工作期間，接觸的人與事增多，有更多場合與機會試煉自己的認同。美國的台灣人社區，長年關心家鄉事，家庭通常保留遠較台灣（尤其台北）完整的母語。在那個台灣逐漸掙脫外來威權統治的年代，台灣同鄉積極奔走，發揮促進家鄉最終邁向民主化的外在積極力量。這些經歷對個人的認同轉變，從被灌輸的中國回歸人本的台灣，頗有助益。

新聞工作也讓我有機會幾度前往日本、南韓、以色列、德國等不少國家，觀察人文與政經社會。父親在一九三○年代曾去東京就讀鐵道學校，從小就常聽父親總結日本社會人們普遍的特色：有禮貌、講衛生、守秩序、很敬業。四十多年後，我第一次去日本，親身觀察、體驗並印證父親這一極為貼切的日本國民性評斷。綜觀個人在美、日的經驗，日本社會的群性與自律很突出，相形之下，美國保守的個人主義，兼有宗教倫理及自立的精神，最令人印象深刻。

對台灣國民性的探討，是一項有意思但複雜的工作。有意思，因為歷來的旅者、文人、學者、記者、官員、機構都有這方面的探討，不論浮光掠影或系統嚴謹，從描述早年的福爾摩沙人起，留下諸多紀錄，汗牛充棟。複雜，因為國民是集合體，國民性總體而論，實非易事；從而，在琳瑯滿目的記述中，作者有各自的觀感結語，在籠統與細微、主觀與客觀、讚賞與批判之間，雖言人人殊，也不無共通看法。

我在高雄市苓雅寮出生，小學階段住苓雅寮過田仔的牛稠仔聚落。牛稠仔是勞動人民、牛隻、牛車聚集之地，一個人情濃郁的庶民鄉里。在汽車還不普及的一九五○年代，民間有些短程貨物運輸以牛車拖運。牛稠仔是拖牛車工人的安身處所，左鄰右舍都是附近高雄碼頭、唐榮鐵工廠駛牛車者和工人的普羅家庭，孩子們以伯叔姑姨稱呼鄰居長輩，雞犬相聞，相互扶持。聚落有上帝公廟，名「北極殿」，是信仰中心；還有一家布袋戲院，以「同樂」為名，大人買票看整場的，孩子們常在散戲之前，免費「看戲尾」。

有幼年這段生活經驗，社會基層的人情世故深入我心。後來從事新聞工作，接觸人事物眾多，仍常從普羅大眾的角度出發，以常民、常識、常理看待社會事務，應與此密切相關。

探討台灣的國民性，因而從台灣的國民組成著手，開宗明義，先討論國民性及「台灣人是誰？」等基本問題。其次，引述從十七世紀以來，各方對台灣國民性的觀察與分析。特別是重視國民性議題的日本，有別於其他探究方式，官方長年以調查方式為之，既以日本國民為對象，也擴及其他國家社會，包括對台灣的國民性探討，並做跨國比較。接下來，是個人對台灣國民性的觀察，分篇從文化、政治、媒體、財經、宗教、生活記述，構成《我們台灣人 台灣國民性探討》。

人的性格不是單一因素形成的，先天與後天都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國民性指涉集體性格，相關因素更多而複雜。儘管如此，從前人的觀察，仍多有參考價值。例如，荷蘭牧師干治士（Georgius Candidius）四百年前以「友善、忠實、善良、好客、理解力和記憶力也不錯」描繪「福爾摩沙人」或西拉雅族，如今這一特色，也多少存在於多元族群組成的台灣社會。同樣地，蔣渭水對「台灣這個患者」的「迷信深固、頑迷不悟」、「智慮淺薄、不知永久大計，只圖眼前小利」等診斷，一百年後看來，在相當程度仍見諸今日台灣社會民情。前人的洞察力令人讚嘆之外，其實更凸顯了國民性的形成、存在和改變，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本書旨在探討台灣國民性，以台灣國民為主人翁。現實上，台灣國民組成多元，各族群來到美麗之島時間有先後，所佔人口比率有高低，但都是組成台灣國民或「我們台灣人」的重要元素，台灣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所在。千百年來，各族群有各自的文化與性格，為適應福爾摩沙新環境而演變，加上與其他族群交流互動，也受東西洋文化影響，融合變化發展而成台灣文化與國民性。從而，有如南島、漢、東西洋文化都是構成台灣文化的一部份，一如台灣史觀與文化觀應建立在台灣這塊土地之上，國民性探究也要以生活在這塊土地的台灣人民為立基。

終身奉獻台灣的馬偕，把台灣當他的家鄉，成為台灣女婿，為台灣人民拔牙、創設醫館、建立教堂、興辦學校、關懷弱勢、深入原住民部落，最終長眠於此。十九世紀末葉，這位「正港台灣人」有一段告白：

「遙遠的福爾摩沙是我所摯愛的地方，在那裡我曾度過最精華的歲月，那裡也是我生活關注的中心。望著島上巍峨的高峰、深峻的山谷及海邊的波濤，令我心曠神怡。我也喜愛島上的住民，這二十三年來我對著那些深膚色的漢人、平埔蕃及原住民傳講耶穌的福音。為了在福音禮服事他們，即使賠上生命千次，我也甘心樂意。」）

馬偕感性告白之後一百三十年，另一位長年奉獻台灣的傳教士、教育家彭蒙惠（Doris Brougham）也說出她與台灣人七十年互動的結語：台灣人展現令人難忘的友善，令世界看見美麗寶島，而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不分語言，只要共同生活、熱愛這片土地，「我們都是台灣人」。

《多桑的世代》、《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加上這本《我們台灣人——台灣國民性探討》，因此都是個人探索「我是誰」、「我從何而來」的寫作，構成我的「台灣人三部曲」，也是一個台灣新聞記者的懺悔錄。

本書承彭明敏、莊萬壽兩位先生賜序，感激不盡。彭教授是許多人的台灣意識啟蒙老師，我有幸一九八○年代在紐約親炙，一直得到他的啟發，不論在美國或在台灣。莊教授是台灣文化研究權威，著作等身，筆力萬鈞，我一直是仰慕他的讀者，受益良多。內人金萱是第一校定者和活字典，感謝她的細心、耐心和體貼。當然，書中所有誤謬，都要由作者本人負責，並期待各方指教。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前言
個人有人格（personality），民族有民族性（ethnicity），國民也有國民性格（nationalcharacter）或國民性，即一個國家的國民集體性格。有關國民性格的觀察與分析，是有趣的題目，常以小說、電影、文學、散文或學術論文等方式探討，引起各方迴響。

以往在台灣，人們至少可讀到威廉．萊德勒（William Lederer）及尤金．伯迪克（Eugene Burdick）的《醜陋的美國人》（The Ugly American）（1958）、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1985）和李喬的《台灣人的醜陋面——台灣人的自我檢討》（1996）等著作。不論是評論或虛構的故事，這些描繪都引起諸多反應，不僅作者是知名作家，其對自己同胞的批判，更為深刻有力。《醜陋的美國人》還改編成電影，由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Jr. ）主演，獲頒一九六四年金球獎；另有同名但內容不同的動畫片。

學術界關於國民性格的著作，以李亦園、楊國樞合編的《中國人的性格》（1973）最受重視。其中，楊懋春在這本書所收錄的文章〈中國的家族主義與國民性格〉，對國民性格下了定義：國民性格是指一個國族，或一個民族，其絕大多數人在思想、情操及行為上所表現的某種大概固定型態。其中，思想是指對事物或問題的看法或意見，情操係指人對事物或問題所持的態度、企望、價值判斷等。

楊懋春強調，國民性格至少有幾個特性。首先，它是相對的。任何一種性格，絕不會是一切國民所同具；對國民性格的觀察與解釋，也是人言人異，並各能自成其說。其次，性格是圓活的，並非一成不變。第三，它有一致性或共同性，亦即全體國民或絕大多數國民，在其通常生活上，對事物或問題都有相同的看法或意見，好惡善惡判斷沒重大差異。另一個是長久性，要經過一段時間的生活安定，文化有了固定的基礎和軌道，如某種普遍情形仍未改變，才可稱此情形為國民性格。

按此界說，楊懋春認為，中國人的國民性格與傳統的家族主義有密切關係：家族主義是國民性格的造因，國民性格是家族主義的結果。

從而，國民性或民族性，是一個國家、民族，由於地域、歷史、文化、生活等因素影響，形成有別於其他國家的一些共同特質、性格或傾向。例如，有人認為，法國人愛美、閒逸，日本人好學、好勝，德國人認真、嚴謹，西班牙人常遲到等等。這就導致國民性研究雖然有趣，也常有爭議，主要是容易流於表象，或以偏概全，也有形成刻板印象或種族偏見的風險。

國際間，有關國民性或民族性的研究，於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始盛行。有「美國人類學之父」名號的鮑亞士（Franz Boas）的兩位門生，米德（Margaret Mead）與班乃特（Ruth Benedict）受到心理學大師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與榮格（Carl Jung）影響，探討個體的人格特質，受到成長過程的文化與社會影響，提出「文化與人格」（Culture and Personality）之說。其中，米德對薩摩亞人、班乃特對日本國民性的著作，在美國最受重視。

班乃特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bemum and the Sword:Patterns of Japanese Culture）被視為日本研究的經典之作。不僅於美國受重視，在日本也引發探究日本民族性與文化的「日本人論」再度興起。「日本人論」源自江戶時代（1603-1867）的日本國學，明治維新時期再現，二戰之後更為普遍，尤其常與歐美比較，以突出日本文化及國民性格的特色。

歷史上，日本社會對國民性的探討一向有興趣，除了研究自己的國民性，官方還到其他國家做國民性調查研究，並有國際比較。同時，不只國民性，它也有縣民性（けんみんせい）的說法，展現日本四十七個行政區（都道府縣）的住民集體性格。

由於各縣的歷史、風土、地形、氣候、人口、產業有別，縣民在想法、氣質，飲食文化、消費、儲蓄及消費行為都出現差異，乃有縣民性的說法。縣民性之說，雖可能流於刻板印象，如京都人注重穿著、大阪人愛好美食、沖繩人比較悠閒……，但透過田野調查、統計及大數據分析，瞭解各地縣民氣質、行動傾向，仍有相當的人文參考價值。

有鑑於族群的文化和性格議題不易量化，定義也未必一致，討論這一議題的著作難免帶有個人主觀性質。日本政府因此長期持續進行「日本人的國民性調查」（「日本人の国民性調査」），嘗試以調查統計的相對客觀方式，探究日本人對生活、文化的想法、態度和整體社會價值觀，是研究國民性的範例。

多年來，這項國民性調查，不僅從個人到整體，勾勒日本國民和社會的基本特性，也探究人們的價值、觀念及看法，包括文化認同，對經濟、言論自由、人際關係、政治、科技、宗教、社會安全等層面的意見及觀感。

調查工作由文部科學省轄下的統計數理研究所負責，一九五三年開始，每五年進行一次。

除了探討國民性，日本對國民的改造也很積極。源自十九世紀思想家福澤諭吉，經由日本文明和西洋文明的對比，就日本國民性進行了嚴厲批判，除了主張「脫亞（洲）論」，也從事社會啟蒙及教育工作，是明治維新的重要人物；日圓最高面額紙幣一萬圓有他的肖像，也深切影響了梁啓超等中國知識分子。

擁有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國，也是對探究國民性很有興趣的國家。尤其在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期的自強運動、五四運動之中，處內外交迫的變局，檢討國勢衰頹的議論及行動紛起，志士仁人在批判傳統文化的同時，也探究國民性，並倡議改造被稱「東亞病夫」的中國人之道，而有「改造國民論」。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梁啟超、魯迅、胡適、蔡元培、嚴復、陳獨秀、錢玄同、老舍、傅斯年……都有深刻的觀察和析論。

李登輝在《台灣的主張》一書，曾綜觀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及國民性的批判。指出中國長期處於封建體制，傳統文化受扭曲，導致社會發展停滯，也產生許多積習難改的弊病。

李登輝的析論，言簡意賅：胡適一九二八年在《新月雜誌》批判「名教」的文章，即「崇拜所寫文字的宗教」，以口號、標語求心裡的滿足，結果不但沒能解決問題，反而造成價值的顛倒錯亂；魯迅的《阿Q正傳》描寫中國人愛面子的文化，愈是不思解決，只求自我安慰、保住面子的心態，使中國社會陷於停滯，無法進步；郭沫若以《十批判書》《青銅時代》假藉對先秦人物和思想的批判，認為中國只有擺脫傳統的束縛，才有發展的希望；柏楊也以「大醬缸」批判在封建制度下，人們思想言行的扭曲。

李登輝說，他對這些思想家的看法，相當佩服。可惜當時中國社會發展尚未成熟，儘管他們對社會與制度有很深刻的批評，卻無法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法。

當時倡導改良國民性的知識分子，以梁啟超、魯迅、胡適最具代表性。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是以「台灣人是誰？哪裡來？哪裡去？」為主軸的系統性論述，也是近代史上首次嘗試系統攻研台灣人性格的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