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狗開港: 條約、海關、地方的三角關係 | 誠品線上

打狗開港: 條約、海關、地方的三角關係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高雄研究叢刊 1858年《天津條約》的簽訂使臺灣進入歷史新頁，在此背景下，清朝與英國官員就開港設關如何實踐，在兩國之間和清朝內部都出現許多辯論與較量。眾所周知，臺灣最後共開雞籠、淡水、安平與打狗四個口岸，然而打狗原來並未載於條約之中，何以最後能夠成為條約口岸呢？過去多將打狗的開港視為中西衝突後回應西人要求的產物，這樣的討論往往將臺灣開港的過程簡化為一個時間點，從而忽略了過程之曲折，以及這段過程的意義。 本書試圖將打狗開港與打狗海關的開辦放回19世紀條約體制中西交流的背景下，融入晚清中國與臺灣自身的歷史脈絡，將促成打狗開港的不同群體個別討論，從中央層級政府與地方政府官員之間爭奪財政資源的角度重新討論「打狗為何開港？」這個問題。 【此書為高雄研究叢刊第12種】 ◆本書特色 國立臺灣圖書館109年度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碩士優等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21年「寫高雄──屬於你我的城市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計畫獎助 高雄／打狗港，曾排名全球第三大貨櫃港多年。百年來，由走私貿易的小漁港，步步蛻變至如今的國際商港。 但它為何被青睞？又是為何由私口被轉為正口，而正式踏入國際舞臺。 「打狗開港」帶來了巨額的商機與群聚效應，但教科書中短短一行打狗開港的結論，背後卻有一段精彩曲折的金權大戲。由清廷恭親王、左宗棠、李鴻章、徐宗幹；臺灣陳懋烈、裕鐸、丁曰健；英國郇和、卜魯斯、柏卓枝、麥士威、赫德；法國葛羅、美里登；美國烈威廉、華若翰；俄國普提雅廷等人輪番上陣鬥智鬥勇。且看清廷、臺灣與洋人，三方勢力在《天津條約》前如何牽制、拉鋸，最終落筆成約。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黃寶雯 著黃寶雯黃寶雯，高雄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博士生。目前的研究方向為海關史、19世紀到20世紀臺灣史。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高雄研究叢刊序 推薦序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如何思考不在條約中的條約口岸 第二節 設立新式海關的意義 第三節 將打狗港視為中外關係的實踐場域 第二章 開港前的打狗港 第一節 良港或廢港？─清朝官方筆下的打狗港 第二節 額爾金的福爾摩沙任務與怡和洋行的打狗調查 第三節 郇和的臺灣踏查 第四節 小結 第三章 《天津條約》的談判過程與臺灣開港的提出 第一節 《天津條約》的談判過程 一、法國與美國對臺灣開港的要求 二、額爾金的談判手段與清政府對臺灣開港的態度 第二節 《天津條約》中「臺灣」開港範圍問題 第三節 四國代表的合作模式 第四節 小結 第四章 打狗開港的提出 第一節 美國爭取臺灣先行開市未果 第二節 英國人與大清海關的臺灣增設口岸計畫 第三節 代替臺灣府開港的打狗港 第四節 小結 第五章 打狗海關的開設過程 第一節 沒有稅務司的條約口岸 一、打狗開港時間與口岸定位 二、開港後、開關前打狗港的管理辦法 第二節 姍姍來遲的麥士威與臺灣道的港口爭奪戰 一、打狗海關的開關日期 二、打狗海關的管理者 第三節 臺灣關的形成 一、最後開辦的臺灣條約口岸 二、臺灣府開港後打狗的定位 第四節 小結 第六章 打狗海關的管理與稅收制度 第一節 海關洋員與徵稅 第二節 海關體系中的華人官員：海關監督、關道、通商道員及通商委員 第三節 打狗港的管理階層結構 第四節 海關關稅運解的流程 第五節 小結 第七章 結論 徵引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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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黃寶雯是我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首位指導的碩士班研究生，當初她以農經系的背景及數年商場經驗來報考本系，對她本身及本系而言，都是雙盲探索的一段旅程。幸好她已做足心理準備、既不厭煩從頭開始，更能正面、積極而且有效率地面對死纏爛打的問題，還能整天泡在臺北各大圖書館中，幾乎將全部時間奉獻給論文研究及寫作。可以說，她繳出的成績單已足資證明她值得取得碩士資格，且為有能力進行研究的獨立歷史工作者。此一成果更獲得口試委員們、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研究中心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之肯定，榮獲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2021 年「寫高雄」出版補助，並出版為「高雄研究叢刊」叢書。身為碩論指導教授，亦感與有榮焉。
關於1864 年打狗（即高雄舊名）開港的研究，前輩學者葉振輝等人多年前已運用英國國家檔案等做過深入研究，19世紀中後期臺灣的開港通商貿易更已有林滿紅等人運用海關資料進行紮實探討，寶雯之課題卻是在眾多出色先行研究中探問一個再基本不過的問題：打狗如何成為一個條約港？她充分運用各種類型及語言之史料，從各國天津條約的比較，到打狗海關的中英文檔案，建構打狗開港及其海關的制度建置過程，突顯了在條約體制的實際落實及運作過程中，清政府之地方與中央和外國領事、商人等各角色在地方上的複雜互動及周旋，絕非「滿清與列強簽定不平等條約以至喪權辱國」即可一筆帶過。近年來此一領域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寶雯的研究顯示，「開港通商」對於地方來說並不是條約後的一紙命令即開啟歷史新頁，反倒是眾多參與者在各有考慮下進行角力的戰場。
碩論中原先仍十分生硬的文字及架構安排，在此次出版改寫時皆重新潤飾，並大幅改動，捨去原先野心勃勃討論但仍有諸多未明處之關稅流向，以一個完整稅關建置的過程來回應最初打狗開港的提問。對於學術研究而言，最大的貢獻是為19世紀中期以後東亞地區各沿海條約港，提供一個具體地方開港個案的原創研究；對於地方文史有興趣的一般讀者而言，則她以紮實研究與圖表為基礎，訴說深刻影響高雄過往歷史的打狗開港的故事，讀者們可以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享受作者下過苦功的豐富人文之旅。謹以為序！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林欣宜
2022.10.05

試閱文字

自序 : 我還記得這個課題的發想最早源自於一堂名為「19世紀福爾摩沙」
的課程，當時授課的林欣宜教授尚非我的指導老師，我也還搞不清楚歷史研究是怎麼一回事。那堂課的期末報告規定要使用一種外文史料，撰寫三千字內的報告。研究所的每堂課上，老師們都不厭其煩地提醒我們，做研究最重要的是「問一個好問題」，但對於非本科系出身的我來說，我連什麼是「好問題」都不甚清楚。因此在毫無想法的情況下，我用我的家鄉高雄的舊稱「Takow」作為關鍵詞，輸入《北華捷報》的資料庫，搜尋了大約三百筆的報導。正是這三百筆報導，令這個研究課題朦朧成型。
最一開始我想做的也不是開港的問題，畢竟開港已經是寫入教科書並有著固定論述的詞條了。我原本打算做的是1870到1880年代打狗港的疏濬議題，然而在開始撰寫論文時，在背景鋪陳便遇到重重難關。當時我非常苦惱地問林欣宜老師，光是打狗開港的具體時間便有兩種說法，我找了許多討論臺灣開港的書籍，卻沒辦法下定決心選用任何一種說法。沒想到老師反而藉此鼓勵我轉換課題，說：「不如就把打狗開港的故事好好講清楚吧。」對那時的我來說，轉換課題等於要放棄已經撰寫的一萬多字，談何容易！下定決心研究打狗開港後，在研討會上發表時，更常遭受「這與前人研究有何不同」的質疑，每每使我反覆自問：這個研究課題有何意義？
幸運的是，這項研究仍然順利完成了，而這必須歸功於我的指導教授林欣宜老師。連我都懷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將老掉牙的課題談出新意時，她總是給予我無窮盡的信心與耐心。每週四中午11點到12點是我們固定的討論時間，老師總是在看完我的文章後，提出諸多問題，而我的工作便是在下一週前，盡可能地尋求解答。如此經過一年半的時間，為了回答老師所積累而成的文字，便轉化為本書的內容。所以本書的完稿，可以說完全是為了回答老師的「心靈拷問」所寫。如果我的研究有任何值得嘉許之處，都要歸因於林欣宜老師的督促，以及所有她提出的「好問題」，而有任何不足之處，都是我未能提出「好答案」之故。
在研究的路上，許多人都是孤單而煎熬的。我很慶幸這一路走來，高中、大學甚至是職場上認識的朋友們，總是給予我莫大的肯定（即便他們大多數人都沒有任何歷史研究的背景）。我同時也要感謝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就學期間照顧過我的老師與同學們，對甫踏入歷史領域的我，從他們身上獲得了太多的幫助與關懷，他們的付出為師大歷史系打造了良好的求學環境與研究風氣，是我過去從未體驗過的。我特別感謝幾位教授：朱瑪瓏、李佩蓁、吳文星、林滿紅、周東怡、陳計堯、陳志豪、康豹、葉高樹、葉爾建以及Robert Eskildson教授。他們或曾在研究課題上給予我指點，又或者分享研究旅途中的人生經驗，他們的鼓勵激勵我繼續前進。感謝臺灣學研究中心及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對本研究的抬愛，才有本書出版的可能。
最後要感謝我的父母與兩個弟弟，或許對他們而言，我選擇轉換跑道投入歷史研究，既是突如其來之舉，亦是不可理解之謎，但他們仍然給予我最大的支持與肯定。儘管我的研究付梓成書，仍無法回報一二，但我希望能用這本書向我的家人分享研究歷史的樂趣。

試閱文字

導讀 : 高雄研究叢刊序
高雄地區的歷史發展，從文字史料來說，可以追溯到16世紀中葉。如果再將不是以文字史料來重建的原住民歷史也納入視野，那麼高雄的歷史就更加淵遠流長了。即使就都市化的發展來說，高雄之發展也在臺灣近代化啟動的20世紀初年，就已經開始。也就是說，高雄的歷史進程，既有長遠的歲月，也見證了臺灣近代經濟發展的主流脈絡；既有臺灣歷史整體的結構性意義，也有地區的獨特性意義。
高雄市政府對於高雄地區的歷史記憶建構，已經陸續推出了『高雄史料集成』、『高雄文史采風』兩個系列叢書。前者是在進行歷史建構工程的基礎建設，由政府出面整理、編輯、出版基本史料，提供國民重建歷史事實，甚至進行歷史詮釋的材料。後者則是在於徵集、記錄草根的歷史經驗與記憶，培育、集結地方文史人才，進行地方歷史、民俗、人文的書寫。
如今，『高雄研究叢刊』則將系列性地出版學術界關於高雄地區的人文歷史與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既如上述，高雄是南臺灣的重鎮，她既有長遠的歷史，也是臺灣近代化的重要據點，因此提供了不少學術性的研究議題，學術界也已經累積有相當的研究成果。但是這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卻經常只在極小的範圍內流通而不能為廣大的國民全體，尤其是高雄市民所共享。
『高雄研究叢刊』就是在挑選學術界的優秀高雄研究成果，將之出版公諸於世，讓高雄經驗不只是學院內部的研究議題，也可以是大家共享的知識養分。
歷史，將使高雄不只是一個空間單位，也成為擁有獨自之個性與意義的主體。這種主體性的建立，首先需要進行一番基礎建設，也需要投入一些人為的努力。這些努力，需要公部門的投資挹注，也需要在地民間力量的參與，當然也期待海內外的知識菁英之加持。
『高雄研究叢刊』，就是海內外知識菁英的園地。期待這個園地，在很快的將來就可以百花齊放、美麗繽紛。
國史館館長
吳密察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緒論
在臺灣，1860年代進入開港通商時代，並開放雞籠、淡水、安平、打狗，已成為一種樣板式的論述，這樣的論述大抵上沒有錯誤，但卻無法解釋某些問題。因為這樣的論述是將「開港通商」視為一個時間點，而非一個漸進的過程。在過度簡化而理所當然的敘事下，導致我們僅能從高中教科書上學到，清朝與西方列強在簽訂《天津條約》（1858）及《北京條約》（1860）後，臺灣於1860年正式進入開港通商的時代，並開放臺灣及淡水，又加開打狗及雞籠。比較詳細的研究會進一步說明雞籠和打狗分別是淡水及安平的子口，不過大概也就文盡於此。[1] 事實上，臺灣因1858年《天津條約》確立日後開港的命運，到1865年開放安平完成四口開港，不僅四口開港時間不統一，前後甚至耗費將近七年的時間，顯見臺灣開港並非一朝一夕之事。
在這其中，又以南臺灣打狗港的開放尤為令人匪夷所思。我們最早可在1861年1月30日一封自廈門寄往北京的信件窺見端倪：
先生，就我所知，英國政府有意在福爾摩沙建立領事館……臺灣的海岸線綿長，卻缺乏港口，雖然在特定的季節裡，可以停泊在沿海任何地方……現在就條約的文字內容而言，不論是中文或者英文的，看起來整個臺灣或福爾摩沙（the whole of Taewan or Formosa）都即將開放外國貿易。[2]
這是著名的博物學家郇和（Robert Swinhoe, 1836-1877）在前往臺灣赴任前，向上司英國公使卜魯斯（Frederick Bruce, 1814-1867）確認建立領事業務地點的信件。當時英國在臺灣設立的領事業務，最高層級官員僅至「副領事」一職位，而即將上任的郇和便是首任英國駐臺副領事。[3]
這封信件透露出一個問題，在郇和看來，《中英天津條約》規定開放的港口並不明確，可將臺灣的開港範圍解釋為整座島嶼，即是說在條約簽訂後，臺灣究竟應開放何處作為條約口岸，似無定論，甚至是全島的任何一個港口都有可能成為條約口岸。進一步來說，在當時的外交官員眼中，臺灣開港範圍確實有著模糊且可操作之灰色地帶。
此種可操作之空間，十分鮮明地體現在 1875年7月3日一篇《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的報導中：
條約說的是：「英國人可以前往……臺灣（福爾摩沙）……以及瓊州（海南）的城市與港口。」《德臣西報》表示這兩個案例指的都是整個島嶼，而非只是港口的名稱。瓊州（海南）相當於臺灣（福爾摩沙）……事實上，在福爾摩沙已開設四個口岸：臺灣、打狗、淡水以及雞籠，而《中英天津條約》上只載明臺灣。[4]
《北華捷報》是一份由英國在華商人於上海創刊的商業報紙，發行期間橫跨 1850年到 1951年，流通於各通商口岸，內容偏重英國國內新聞以及中國各地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狀況，是洋商掌握中國及亞洲各地等地區動向的重要資訊來源。[5] 這篇報導，正能展現洋商對臺灣開港的想法為何。
這篇報導原意是在討論一艘名為卡里斯布魯克號（Carisbrooke）的船，因停泊於海南的積嘉，而非瓊州，被清政府認定違反條約，因而引發洋商在報紙上對海南開港範圍的辯論。這篇報導相距臺灣四口開港完畢，已是十年後的事情。該報導撰文者之所以提起臺灣，其目的是在將條約往對洋商有利的方向詮釋。撰文者顯然明白，臺灣開港的實際情形與條約內容不符，因「在福爾摩沙已開設四個口岸」，然而「《中英天津條約》上只載明臺灣」。而他之所以再三強調條約中的「臺灣」指的是整座島嶼，便是要合理化打狗和雞籠的開港，並將這種已然存在卻與條約明顯不符的事實，強硬套用於海南的開港範圍上。打狗港作為一未書寫於條約中的條約港，正是供外國商人們在開港範圍上大做文章的例子。該報導點出了臺灣史上重要的一個問題，同時也是本書問題源起：打狗不在條約之中，為何得以開港？

[註1] 薛化元主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第一冊》（四版）（臺北：三民書局，2017），頁93-94；吳學明主編，《普通高級中學　歷史　1》（五版二刷）（臺南：翰林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頁90；林能士主編，《普通高級中學歷史　第一冊》（五版）（臺南：南一書局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頁80-81。
[註2] Robert Swinhoe & Robert L. Jarman (eds.), Taiw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ports: 1861-1960, vol. 1. (Slough: Archive Editions, 1997), pp. 3-8.
[註3] Philip B. Hall, “Robert Swinhoe (1836-1877), FRS, FZS, FRGS: A Victorian Naturalist in Treaty Port China.”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53(1)(1987), pp. 37-47.
[註4] Anonymous, “The‘Carisbrooke’ Case.” The North China Herald (3 Jul.1875), p. 7.資料檢索日期：2020年6月15日，網址：https://search.proquest.com/hnpchinesecollection/docview/1321176639/BF14B3E353AA415EPQ/1?account id=14228。報導原文即包含括號及括號內文字。
[註5] Frank Henry Haviland King & Prescott Clarke, A Research Guide to China-Coast Newspapers, 1882-1911.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Research Center, 1965), pp. 76-81.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高雄港，百年來由走私貿易的小漁港，步步蛻變至如今的國際商港。
「打狗開港」帶來了巨額的商機與群聚效應，背後有一段精彩曲折的金權大戲。由清廷恭親王、左宗棠、李鴻章、徐宗幹；臺灣陳懋烈、裕鐸、丁曰健；英國…等人輪番上陣鬥智鬥勇。且看清廷、臺灣與洋人，三方勢力在《天津條約》前如何牽制、拉鋸，最終落筆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