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超開展: 共振臺灣公共領域 | 誠品線上

文化超開展: 共振臺灣公共領域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文化」會隨機表徵價值、突顯傾向，並容納各方論述所帶來的形塑或改變。本書以「公共領域」為定位，從最開放的議題範疇出發，凝聚「文化公共領域」的特質，並開啟嶄新的論述切點，不僅有作者們在專業領域的長期投注和敏銳觀察，也包含對文化政策的評論和建言。 全書分三大主題： 第一、記憶文化：國家人權博物館在轉型正義和人權教育的實踐經驗；以及金馬地區的政治軍事重地轉化為戰地文資及觀光據點的決策和公共討論過程，讓公共領域持續具有辯證力。此外，文化資產觀念的落實和知識化，主要途徑在編整進知識體系，才足以形成保存及應用的政策永續性。使讀者對公共領域不同方向的聚斂或延展，產生更大的想像。 第二、街市動能： 公共領域的形成離不開消費場域。當傳統市場面臨市區重心轉移、歷史街區在都市開發與文資保存間拉距，以及現代化及城市資本化的速度遠不及其他地區時，必須找出文化公共領域發展的先決條件和挑戰，進而啟動具有消費性質的文化公共領域概念，始能啟動這些區域與產業的質變。 第三、策略工具： 文化的可現性和象徵性在不同時代的運用，以及在鄰接各專職領域時如何建立可測量的選項，企業社會責任無疑的正在發揮影響力。而文化公共領域的多角化和專業化，必然會拉開文化精英和文化弱勢間的差距，「共融設計」將是解方，善用適合工具才能創造出平等的公共領域。 (※此書為「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系列書)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吳介祥 主編主編簡介吳介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於德國奧登堡大學取得社會學及藝術史的碩士和博士學位。自2015年起，是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的理事，並於2021年起擔任理事長。在貢獻文化政策所長之外，也經常撰寫藝術展演的評論，發表在不同的期刊或平臺上。近期的研究專注在記憶文化、反省不義歷史的藝術計畫，以及國家與展演機制之間互相牽引的關係等議題。作者簡介（依篇章順序排列）吳介祥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美術系教授陳俊宏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殷寶寧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研究所教授兼所長榮芳杰國立清華大學環境與文化資源學系、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合聘副教授劉名峰國立金門大學閩南文化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李俐慧東海大學工業設計學系副教授劉塗中台灣設計研究院前瞻研發組組長高郁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學者黄意文博士候選人柯人鳳台北藝術產經研究室執行長趙欣怡國立中興大學文化創意產業學士學位學程助理教授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01 緒論：文化公共領域／吳介祥 一 公民創造的領域 二 民間社群的動能 三 藉公共領域延展文化論述 四 豐富的文化公共領域生態 PARTI 記憶文化 02 文化介入與轉型正義／陳俊宏 一 追憶與轉型正義 二 困難知識與傷痕歷史 三 困難知識與人權博物館 四 困難知識如何展示與教學？ 五 博物館如何與校園共學與協作：「人權樞紐模式」 六 我們與白恐的距離：「校園白色恐怖地圖計畫」 七 案例分析：「牢，既往事⸺ 蘆洲的白色故事展」 八 結論 03 文化資產教育與文化公共領域之建構：彰化南郭國小與郡守官舍群活化經驗個案／殷寶寧 一 前言 二 哈伯瑪斯「公共領域」概念與佛蕾瑟的概念翻轉 三 1990 年代開啟之文資教育倡議 四 南郭國小經驗個案 五 結語：幾個值得持續探討的概念 04 文化資產教育做為文化公共領域的契機：一個永續發展教育的想像／榮芳杰 一 前言 二 文化保存觀念的濫觴︰鄉土文化運動 三 文化資產「保存」教育的立法過程 四 「文化資產」在108 課綱中的角色 五 永續發展教育框架下的文化資產教育 六 文化資產教育現地教學的馬祖經驗 七 結語︰文化資產教育未來的永續性思考 05 戰地的文化化做為民主轉型過程中之公共領域生成的再現：金門馬祖兩地之政治社會的比較／劉名峰 一 問題意識及分析架構：以政治社會的型態研究民主轉型期之公共領域 二 再現於金馬兩地之戰地文化中的公共領域 三 結論 PART II 街市動能 06 策展行動做為文化公共討論之中介：以臺中市第二市場為例／李俐慧 一 現今都會地區傳統市場的問題與挑戰 二 傳統市場價值再思考 三 引用後博物館學、藝術介入空間概念的策展思維 四 策展行動的展開與後續效應 五 策展做為公共討論平臺的可行性 07 文化創業的公共領域：大稻埕歷史街區的都市想像與永續發展／劉塗中 一 文化創業與文化公共領域 二 以聚合觀點思考遺產詮釋、文化創業、創業敘述 三 大稻埕歷史街區的文化創業敘述 四 文化創業做為一種公共參與 五 結論 08 翻轉市街: 彰化市文化生活的內縮與流溢／高郁婷 一 前言：公共領域的在地化 二 植基傳統的公共：辨認在地生活的空間歷史形構 三 有限的現代性：拒斥社會連結的公共空間 四 文化生活的內縮與外溢：從店宅到市街 五 結論：源自傳統基質的市民場域 09 公共治理下的塗鴉: 文化表現與規範／黃意文 一 前言 二 文獻探討 三 研究方法 四 街頭性及塗鴉社群空間 五 爭奪城市：塗鴉的發展與制度規範 六 結語 PART III 策略工具 10 藝術資產進入公共領域之機制轉換：以資產評價做為手段之初探／柯人鳳 一 前言 二 文化價值與經濟價值轉換的實踐邏輯 三 藝術資產進入公共領域的微觀實證 四 結論 11 How to Make a Universal Museum? Investigating on Autonomy and Accessible Technology Application with Multisensory Interpretation for the Visually Impaired Visitors Hsin-Yi Chao 1 Introduction 2 Methods 3 Results 4 Conclusion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內文 : 本書的構思，是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在眾多議題並陳時，選出社會學的「公共領域」為定位，從最開放的議題範疇出發，欲凝聚「文化公共領域」的特質並開啟新的論述切點。這個企圖很快就遇到兩個架構理論的挑戰，一是一般對文化的認知和界定，本身就是一個公共領域。文化做為有機體，隨機地表徵價值、凸顯傾向，並容納各方論述帶來的形塑或改變，但如此自我描述很難不陷入套套邏輯（tautology）。其二是若將「文化公共領域」範疇劃為各文化子題的集結，則會發現幾乎所有的文化素材都是來自於公共領域。然而這兩個架構理論的挑戰，卻也讓人發現了文化事務一旦浮現，被脈絡化、組織化、媒體化和議題化，乃至取決是否政策化、市場化、資本化或法規化等決定，是一個開放社會非常值得珍惜的過程和動能。

一、公民創造的領域
本書徵文以「公共領域」為關鍵字，不少作者也直接回應公共領域的論述模型和相對於文化的適切性及待開拓之處。「公共領域」從哈伯瑪斯（1962）建立論述公共領域的模型之後，在各個理論中被持續開採加工， 而哈伯瑪斯（1992）本身也在三十年後以很有分量的著作討論了公民社會（Zivilgesellschaft） 的樣態。同時，和他以全然不同的理論模型在論述邏輯上競爭的魯曼（Niklas Luhmann），也以抗議運動（Protestbewegung），描述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為「封閉的社會系統的界外觀察者」。對上述兩位理論設計者來說，公共領域和公民社會或抗議運動，都是從正式的社會制度劃出有別於公部門運作的領域，利用這裡不同的權力結構來引發系統差異性（Differenzierung）做為對環境的應變，但一位從正面表述，一位傾向從未可知出發。這些1930至1960年前就成形的理論模型，在臺灣的社會學界也被充分開展，包括第三部門論述的銜接，分析政府部門與機關的多元化，延伸向各種文化領域來鄰接公民的使用權，達到公民的文化授能（cultural empowerment），促成深化民主和保障多元的歷程等（王俐容，2009）。
哈伯瑪斯（1992）提到公民社會可以讓各有正式立場身分的參與者進入平等或權力關係翻轉的論述場域，轉換決策的邏輯，但同時也有保持中立及自主性，不因循政治運作的談判和交換。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的活力，讓國家和社會區分開來，但在法制上互相保證，而形成法治機制下的民主保護結構。因此必須有設施、管道、法律保障的溝通和表達自由等民主基礎設施，來形成上述的分開但互信的關係。因此民主工程的設計如公民提案、訴願、行政法、群眾集結自由、審議機制、公聽會、公共媒體、中介組織等等管道必須充分擴建。當然，哈伯瑪斯的理論架構是針對絕大多數理性公民的，公共領域的存在保障了不同意見、不同專業見解和不同價值取向的論述可以並陳。但公共領域本身也必須被法治容忍，同時允許模糊或不適用法治或曖昧狀態的存在。
相對的，魯曼並未直接討論公民社會，而是學者André Reichel（2012）將他的抗議運動和公民社會論述串接一起。根據系統理論（Systemtheorie）的架構，社會的運作靠著簡化複雜性為二元結構來維持功能，例如經濟制度的可給付－無法給付、司法制度的有責任－無責任，和政治制度的有權－無權之決定。二元化的體制運作會持續發生系統本身的盲點，根據André Reichel（2012: 70）的論述，抗議和公民社會是不同衝突張力的操作，但可填補上述系統的二元結構之盲點。不管是強勢凸顯特定的價值，例如為了反媒體壟斷或反過度開發的訴求而佔領關鍵公共空間；或是有組織地涉入政策的二元結構影響決策，包括發動公投和街頭遊說等，都是在延展公共領域。魯曼稱抗議運動為「警報式的溝通」、「身體動員」和「媒體動員」，效果疾速也並非沒有運動過度、缺乏縝密性和無法內省制度等風險，但卻是在共同議題內創造一個暫時的平等關係。同時，公民運動也因為題材有別於決策體系，沒有政府機制做決策的責任和壓力，而有源源不絕的創新性和想像力（Luhmann, 1997: 847-857）。系統理論高度抽象描述公共領域和群眾運動的特質，更能掌握文化公共領域的流動性，也更能描述強度動員記憶、情感的公民運動，即趨向文化性的公共領域。系統理論將社會理論的對象從個體移至「介質」（medium），而讓本書所包含的題材，如博物館人權活動、文資、城市文化生活、市場市集、塗鴉、藝術金融、展演機構共融性等，都可視為系統運作的介質，而讓文化公共領域描述面向更為豐富。
但上述兩套理論的建構，還未預見抗議及公民運動在數十年後，發展出了緊密與政策集結和知識專業化的公共領域趨勢，也沒能描述公共領域在社群媒體、形象美學和遊說技巧上的長足進化。

二、民間社群的動能
臺灣的文化政策史中，公民發難、抗議、民間行動和施壓等，就佔了前面好幾章的篇幅。1976 年，臺北市政府以都市計畫欲打通信義路、和平東路之間的敦化南路，開路計畫的土地兩百年歷史的林安泰古厝面臨拆除，引發保存爭議。經學者奔走，以移地方式保存，於1984 年大佳河濱公園重建（文化部檔案），並促成1982 年《文資法》的立法。而1985 年桃園神社改建忠烈祠的議案，也由於建築師動員了媒體和藝文界，擴散議題的重要性，讓神社存廢的政治決定和歷史、符號及證據性並陳，翻轉了單一的殖民者建設的論述。而保存意識和多視角的論述，則是1980 年代鄉土運動種下的苗所發的芽（潘映儒，2013）。隨後的各種產業文資保存，如華山文創園區（夏鑄九，2006）、國家鐵道博物館或高雄煉油廠等，也是在不同抗爭力道的公民運動下，以逐步精鍊的論述，一件一件地爭取關注和辯論，再朝向政策的路徑。
臺灣文化政策落實的過程，公民自發性不可忽視。舉例來說，1996年故宮文物赴美展出前，藝文界對於脆弱文物移動，以及展覽條件和國族尊嚴問題發出巨大的評論聲量，除了促使部分展品撤下展覽名單外，也促使日後博物館對於文物分級和典藏品狀況評估的作業流程之標準化。又如2002年臺中古根漢美術館的興建計畫，合作條件偏向古根漢館方形象行銷，缺乏雙向交流，而在藝文圈掀起文化主體性的辯證。另外，教科書爭議首次出現於1997年，日後持續成為認同文化、主體性和民族主義路線之爭，是公共領域的大事件。據統計，第一波的教科書臺灣主體性爭議，在各大紙本報的報導有兩百多則，專欄有一百多篇，而讀者投書則有兩百多篇（王甫昌，2001；杜正勝，1998）。這種爭鳴的氛圍顯示了臺灣文化公共領域在尚無社群媒體的時候，已充滿了競爭性。除了教科書持續的論述競爭外，隨政黨輪替、檔案解編和文獻詮釋，以及所謂的「艱難遺產」（difficult legacies）的呈現，讓公共領域更加成為文化議題託付的重要機制。1995年第一座國家級的二二八紀念碑競圖出現爭議，而碑文引發更久的辯論，直到2002年才重置碑文（吳乃德，2008）。這個涉及政治立場、歷史詮釋、罪責歸屬、當事人記憶，以及社會對補償、回復、正義、原諒及和解等訴求的深切層次，需要有足夠「工具容量」的公共領域來乘載。同時，政策和法規無法呈現的時代幽微記憶、旁人的義憤填膺或是巨視史觀的公允之論，也需藉公共領域的延展性，讓異同互相照見。
文化部的前身文建會，為了建國百年而耗費鉅資之歌舞劇《夢想家》的委託和行政流程、開支和藝術性等各方面問題，不但引起輿論、劇評和政論的集結攻防，還引發了司法機制和監察院啟動調查。諸多辯論也同時是對於政治直接動員藝術對於藝術主體性的衝擊之檢視（陳正熙，2011）。文化界更要警覺的，是政治任命的藝術，或是被收編的創作，是否讓藝術自主性失守（Cheng, 2013；紀蔚然，2014），讓公共領域的「工具容量」限縮？在此之際，民間隨機集結的團體「文化元年」也針對曾志朗擔任文建會主委的人事任命走上街頭，批評政府對於文化事務的繁複深奧和多樣性毫無概念，而認為任何領域的專家都可以指導藝文專業。2011 年年底適逢總統大選時節，「文化元年」也要求總統候選人出席發表文化政見，是總統競選唯一一次有文化政見的事件（台灣英文新聞，2011）。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本書為「藝術管理與文化政策」系列。
分三大主題：
一、記憶文化：
例如國家人權博物館在轉型正義和人權教育的實踐經驗。
二、街市動能：
例如歷史街區在都市開發與文資保存間拉距，須找出文化公共領域發展的先決條件和挑戰。
三、策略工具：
在不同時代及在各專職領域，善用適合工具才能創造出平等的公共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