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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史 (增訂新版)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以「華夏國家」的形成為中心議題， 透過西周史的發展， 觀察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逐漸成形的過程， 並對西周史上聚訟紛紜的議題， 提出信而有徵的合理解說。 西周介於殷商和春秋之間，早先由於史料闕略，是中國古史研究中比較冷落的園地。近數十年來，考古遺址和遺物的大量出土，為西周史增添了不少新素材，累積的考古報告及專題研究的專書與論文，不下數百種，卻都略顯零散。《西周史（增訂新版）》總結過去累積的原始資料及研究成果，以許倬雲院士的創見加以整合，是一部綜合性的西周文化史，對西周社會性質、封建的本質、商周文化嬗替的關係等，根據現有史料，廓清三十年代猜謎式論戰留下的疑竇。在寫作格式上，本書另闢蹊徑，避免作枯燥繁瑣的史料考證及細節討論。全書不加附注，不僅具有學術專著的深度，也是適合一般讀者的通論性讀物。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許倬雲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芝加哥大學博士，曾執教於美國匹茲堡大學歷史系，著有《美國六十年滄桑：一個華人的見聞》、《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西周史（增訂版）》、《求古編》、《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等。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目次 增訂新版序一 （二○二○） 增訂新版序二 （二○一九） 再版前言 （一九八七） 前言 （一九八四） 第一章 由新石器時代到商代 第一節 中原的新石器文化 第二節 中原四周的新石器文化 第三節 商以前的國家與部落 第四節 商代的青銅、製陶與建築 第五節 商代的國家 第六節 商代的農業與文字 結 論 第二章 周的起源 第一節 周人祖先 第二節 考古資料上的先周文化 第三節 周人的遷徙 第四節 周人與西方羌族的關係 第五節 渭域創業 第六節 周原的遺跡 第七節 商周間的關係 第八節 一個推測 附 錄 談西周文化發源地問題—與許倬雲教授書 饒宗頤 古公亶父時代的先周—謹答饒選堂（宗頤）教授 第三章 克商與天命 第一節 周人的實力 第二節 實始翦商 第三節 武王克商 第四節 周人的天命 結 論 第四章 華夏國家的形成 第一節 遷殷遺民 第二節 周人與殷人的交融 第三節 周人與其他姓族的關係 結 論 第五章 封建制度 第一節 分封的本質 第二節 諸侯徙封的例證 第三節 氏族組織 第四節 封建制的層級 第五節 主從關係 結 論 第六章 西周中期的發展 第一節 康王之世的經營 第二節 昭王與南征 第三節 穆王之世 第四節 共懿孝夷四世 第五節 文化圈的擴大—北面與西面 第六節 文化圈的擴大—南面與東面 結 論 第七章 西周政府組織 第一節 文獻史料中的官職 第二節 金文資料中的官職 第三節 西周政府的若干特點 結 論 第八章 周人的生活 第一節 農作物及農具 第二節 飲食—食物與烹調 第三節 居室—建築與起居 第四節 服飾與衣料 第五節 工藝與工業 第六節 歲時行事 第七節 人生儀禮 結 論 第九章 西周的衰亡與東遷 第一節 西周末葉的外族 第二節 宗周與成周的消長 第三節 西周末葉的封建制度—國、邑與田 第四節 西周的末世諸王 結 論 結論 引用書目 附錄 西周考古的新發現和新啟示—跋許倬雲教授《西周史》 李峰 圖版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以「華夏國家」的形成為中心議題，
透過西周史的發展，
觀察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逐漸成形的過程，
並對西周史上聚訟紛紜的議題，
提出信而有徵的合理解說。

試閱文字

導讀 : 前言
西周介於殷商和春秋之間。自從商代遺址遺存及大量卜辭出土後，商代文化、社會及歷史的研究頗有可以依據的材料。今人對殷商的知識，可說超邁太史公的時代。太史公可能見到今人無法再見的載籍，可是太史公見不著商代的居室、墓葬及遺物，也見不著商人自己書寫的龜甲卜骨刻辭。春秋之世的史事，有《左傳》、《國語》兩部大書，及諸子百家的記載，為史學工作者留下了極為豐富的史料。許多當時的事蹟、人物及風俗文化，都斑斑可考。夾在中間的西周，論文獻史料，只有《詩經》、《尚書》中的一部分，及春秋史料中追述西周的一些材料。在近代考古學發達以前，金文銘辭已有若干資料，足以補文獻之不足。但是相對的說，有關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遠為貧乏。惟此之故，西周史在古史中是比較冷落的園地。
最近三十年來，中國考古資料大出。由舊石器文化以下，每一個時代都比以前有遠為豐富的史料供史家董理梳爬。西周史也因此添了不少新素材。大致說來，這些素材包括三類，一是西周的遺址，如岐下的周原、長安的豐鎬、洛陽的東都……以及數十處西周的墓葬和窖藏；一是遺址中出土的遺存，例如禮器、用器、工具、兵器、車馬……一是若干青銅器的銘辭，使金文資料的總數增加不啻倍蓰，其中有些銘文，透露了不少前所未知的消息。到今日，累積的考古報告及專題研究的專書與論文，也已有數百種。只是綜合性的西周文化史，尚未出現。本書作者不辭狂妄，竟嘗試整理這許多累積的原始資料及研究成果。作者的目的不在為西周文化提出終極的論斷，而毋寧是為了開一個端，譬如長途遠行的中途，稍作逗留，為過去的累積作一個小結，俾便自己及有同樣興趣的史學同行，由此小駐的尖站，作更進一步的探討。作者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一般讀者提供稍微通論的讀物，俾知中國古代有這一段歷史及其發展模式與形態。為了後一目的，本書的格式盡力避免作史料考證細節的討論，也不加一個附注，只是交代了依據史料及前人論點的出處。作者本人只希望這樣的體例，占了學術專著與通俗作品的執中點。—也許，兩頭都落了空！凡事成敗，總由嘗試開始，後果如何，在開手時殊不易逆睹；是以也只能暫時不管後果了。
西周史的若干中心議題，為史學同行聚論焦點的，至少可以有下列幾項：西周的社會性質如何？封建的本質如何？商周文代嬗替的關係如何？周人以蕞爾小邦，開創了八百年的王業，這番業績是如何成就的？凡此問題，我人由今日擁有的史料，頗已可提出若干初步的假設，起碼不必再如三十年代作猜謎式的「論戰」了。本書的中心議題，集中在「華夏國家」在西周時代的形成過程，也就是由西周的發展，觀察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逐漸成形的過程。本書各章的討論，都圍繞這個議題，諸凡社會組織、經濟形態、文化擴散、華夷關係，無不在這個主題下論述。
西周年代學，已是周代歷史上的顯學。年代學本來也應是任何史學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學有許多根本性的難題，這些難題至今仍難解決。西周年代學待決的問題，一是周代開始的確切日期，一是各王的統治年數，而這兩個問題又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自從嘉道以來，不少前輩學者提出了對西周積年與各王斷代的意見，也已有好幾家成體系的西周年曆譜，如吳其昌、董作賓、陳夢家、白川靜諸位先生的力作，都成一家之言。附表可代表主要各家的意見（圖1）（白川靜，一九七五：三二四；勞榦，一九七八；Nivison，一九八○，一九八○A；周法高，一九七一；屈萬里，一九七一：七八七）。
這十幾家不同的意見的歧異，主要由於依據的古史說法不同，也由於對金文資料中月相名詞的瞭解不同。茲先說古史說法的不同。西周共和以後，年代可據，但共和以前諸王年代有待推定。單以武王伐紂年來說，劉歆根據《武成篇》的資料，以三統曆推定武王伐紂年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二二年。但是裴駰《史記集解》、僧一行在《新唐書》「曆志」大衍曆議訂的武王伐紂年，董作賓先生推定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其他的說法還有西周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別見於《帝王世紀》等處。又《史記》〈魯世家〉的魯國諸公年代，可用來補共和以前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魯世家〉和劉歆《世經》所引〈魯世家〉，其年代又頗多不同。依據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選擇，也各有其拼合遷就處，所得結果難免有歧異了。屈萬里先生僅以共和以後諸王年代的若干異說及共和以前魯公年代的兩種說法合排，即可得到九種不同的西周積年（屈萬里，一九七一：七八九—七九○）。
再說月相解釋的問題。根據金文資料中年月日期推算時，對月相的不同瞭解，可以把同一月相名詞放在完全不同的日期。金文中常見記錄月相的名詞，共有四個：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這四個名詞指哪幾天？王國維先生創為四分月相說，以為四詞各指一個月由月初到月尾的四分之一（王國維，一九五九：一九—二六）。董作賓先生創為定點月相說，以為一個月只有月初（朔，或死霸、初吉）及月中（望或既生霸）兩個定點，這個定點只有兩天的游移，各稱旁死霸及旁生霸（董作賓，一九五二）。由於古史資料只有年月及日子的干支，這一天屬月之何日，可以因月相的解釋不同而有歧異。不僅西周有年月日諸器的斷代不同了，對於文獻資料（如「武成」）中的年月日也各有不同的系屬，連帶的也就影響到推定各王年數有不同的算法。王董二家的說法，孰是孰非，不能一言決定。例如白川靜先生從王氏四分月相為各周器斷代的方法，陳夢家先生則大致上採董氏之說為其「西周銅器斷代」一文的依據（陳夢家，一九五五）。近頃董說頗受勞榦先生的批評（勞榦，一九七八），但是劉啟益先生則又根據新出的幾件銅器銘文大體上肯定了定點月相說（劉啟益，一九七九）。其實，周代金文中的四個月相名詞，其出現頻率並不均勻。初吉出現的次數遠超過其他三詞（勞榦，一九七八：五○—五一；黃然偉，一九七八：六四）。除非鑄器專挑月初，這一偏頗的現象頗難解釋。如果「初吉」只是「吉日」的別稱，則月相的系屬更有問題了。
正因為西周年代學上有這幾大不易解決的難題，本書不擬勉強採取任何一家的理論，以假定各王的年代和西周積年。至少在目前，考古學的新發現還不足以解決這個難題。一本史學專書而沒有十分肯定的年代學系屬史事，這是無可奈何的抉擇！本書的史事分配，大致上接受白川靜先生所著《金文通釋》或陳夢家先生所著《西周銅器斷代》中各器的安排，因為二氏對各器所屬世代，往往由形制、花紋及出現人名為組合標準。一段一段集合成組，排列其前後次序，諸王年代及總積年，反而不是首要的問題了。
本書敘述，以文獻、考古、金文三項資料參合組織。金文史料，過去有《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為完全，今日則以白川靜先生的《金文通釋》與《補釋》為最全的集子。因此本書舉證銘文，只要《金文通釋》（或《補釋》）已採入的，均以該書為資料來源。至於對銘文的解釋，則比較各家意見而擇其最善者，卻也不是全從白川氏之說。在附圖中，本書選了若干新出或不多見的銘文拓本，以便讀者。其原銘拓本未經錄入者，概請查檢白川氏原書，或其他著錄金文的集子。
本書各章中，有三章以史事的敘述為經，其餘各章，則以制度與現象的討論為主，可算繫於經線的緯了。這幾章中的敘述仍上下貫穿。各章置於西周初、中、晚三段中最有關係的一段，並不表示所討論的現象只見於這一時段。諸章經緯相維，惟讀者善加注意。
三十年前進入臺大，李玄伯（宗侗）師始為啟蒙，遂對中國古史發生興趣。後來董彥堂（作賓）師、凌純聲師、李濟之（濟）師由不同的方向又加鞭策。二十年前，王雪艇（世傑）先生及李濟之師倡議修撰《中國上古史論文集》，由作者受命襄贊。該書經營甚久，集稿也很辛苦，但至今不得正式出版。今茲本書出版，一則紀念玄伯師、彥堂師、濟之師三位先生，再則也求稍贖未能終始雪公交下任務之罪愆。
自從入台灣大學以後，多少年來未嘗稍離中國古代史的園地。歷年來受師長教誨之恩，既深且重。諸師中尤可感者為芮逸夫、勞貞一（榦）、高曉梅（去尋）、石璋如四師及私淑仰慕的錢賓四（穆）先生，敬在此向各位先生虔致謝忱，並祝這幾位學術界的大老身體清健。
本書付印之時，先母猶健在，此書出版時，先母已棄養，蓼莪之悲，終生長慟。本書撰寫期間，往往冷落了曼麗與樂鵬，現在可以稍微多一點與妻兒談話的時間了。本書編排校對，承林載爵、方清河、葉達雄、杜正勝四兄偏勞，謹謝四位。
本書的英文版，係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除了加上由同事林嘉琳教授（Kathyrine Linduff）補入美術史部分外，英文版的〈物質文化〉一章也擴大了一倍，至於全書論旨則與本書大致無甚不同。

試閱文字

自序 : 增訂新版序一
感謝李峰先生，在台北出版「西周史」著作新版後面，惠賜長跋，補充二、三十年來，新出現的考古資料。跋文原文就有大約四十多頁，再加上圖版七十多頁，工程不小。我深感他的厚意，也佩服他的功力。
我自從脊椎二度大手術以後，迄今再無體力查核許多考古資料。這些資料的重要性，經過李峰先生惠撰跋文提示，於西周發展的資訊，遂可有更深一步的理解：這一長跋，對於西周史讀者，大有幫助。他的博學卓識 ，點石成金，補充了許多該補的地方。感激佩服，謹此額手拜謝。
關於他的跋文部分，請大家自己看，我們讀了他的跋文以後，也有一些感想，同時，也對於西周在最近發現的考古遺存，看到一些資料，彼此配合，我也提出拙見，補缺、釋疑，也許對讀者諸君的理解、能有幫助。
第一點，我想說明的是，西周的封建，在東方的中原平原上，西周建立許多封國。這些封國，幫助維持西周秩序在華山以東，迄於渤海邊上，在這一大片中原的主要地區，控制整個舊日夏、商兩代的疆域。那兩代沒有完全充實的結合為一。經過西周的封建，才有綿密的網絡，使得這一疆域，終於籠罩在大的系統之內。在這一體制內，王室還居於領導地位。例如，有如李峰的提示：外藩已經分封，卻仍兼任王室的公務幹部。又如，較大規模的征伐，即使他姓諸族擔任重要角色，然而，仍由王室與姬姓諸侯，擔起主要部分的任務。 這個龐大的體系，內尊外卑體制，就替中國後來的格局，打下中央主導的基礎。並在如此網絡的基礎上，更提示一個超越理念，將上帝和天命結合，天命和仁心結合，同為一體， 文化高層，建構了超越觀念的啟示。
這一啟示，遂使如此廣土眾民上面的古代集合體，從那時以下，一直到今天，成為無法分割的文化體。文化體之堅實，是比政治體更重要，也當然比任何一代的政府的體制更為重要。文化體長久傳承，政府結構卻不妨除舊換新，與時俱進。從不同的統治方法，換成另外其他的方法，得到適當的調整，例如，從古代的封建，可以慢慢調節到皇權帝制；又可以從帝制調整到民主制度等等。
人類歷史的長程發展，乃是文化層面的演變：歷史的過程，在以文化基礎上，啟動重要調節。中國古代文化基礎，當時以西周開展的大格局，籠罩在中原之上，籠罩中國千年萬民之上，樹立中國這一塊人、地不能分割的長久局面。這個長久局面，對於東亞世界的穩定，有極大的意義。東亞之外，至今似乎還沒有其他地區，也出現同樣超越人種、超越地區的超越型的思想境界，也沒有長久使用共同語言、共同文字，如此廣大的一個訊息溝通網絡。出現於東亞的個例，對世界將來的歷史，是有極大的重要性。將來世界全球化之後，中國這個打不散的大局面，將是世界全球混亂很重要的一個安定力量！我們要感謝，從西周以下到今天，中國歷代文明的持守者，堅持如此原則，努力使其基礎越來越充實。
再回到西周本身，我願先補充一段西周本身的起源。從考古資料顯示：姬姓的周人，是和姜姓的羌人，以及西北邊上的戎人，戎、姜兩族幫助西周，構成了向東開發的大局面。這兩支力量在中國內陸的西北方出現，有三個缺口，正好是從前童恩正的意見：中國國內「高山、高地、高緯度」大弧型的西北角落上，從俄羅斯到河西走廊，經過祁連山、賀蘭山，今天寧夏曾經是水草豐美的屯墾地區，漢朝屯墾的居延，這個三角形的地帶，是中國本部在西北開口的一個邊緣，又有從此切入中國本部的通道，河西走廊：這一通道，旁邊有青海大草原，中間是祈連山。祁連山兩側，都是良好的牧地，是牧人和農耕民族之間交接的地方。黃河一曲，轉向東流，北面是蒙古，南面是今天陝北，然後南流。這個地方自古以來，氣候改變，一南一北在這裡拉鋸戰，有時候是牧地，有時變成農地。
西周本身追溯他們祖先發展過程，曾經自白，先人在這一帶曾經陷於戎狄，但又回於農耕，這意思就是，我們曾經做過牧人，也曾經做過農人。這整句話，頗符合考古學資料反映，古代氣候轉變的大關口：距離現在四千年以前，歐亞大陸東半邊，曾經有過一次很嚴重的酷寒，這酷寒大概維持了將近一千年之久。這一段的酷寒，使得牧人的地帶往南移，農耕地更往南移，作物才可以生長。但等到西周出現的時候，正好回暖的時候，回暖的季節，使得本來無法往北開展的地區，又變成農耕地，至少出現農耕地和牧地交界之處。
另外一方面，這一帶地方居住起來良好以後，歐亞交界處那條大的南北通道，烏拉爾泰山以南，開始的興都庫什山大的通道，許多畜馬的民族，將他們製造和駕馭馬車的技術，傳到了東方，更於後來，牧人知道騎馬，又將騎馬的技術也傳到東方。《詩經．大雅．緜》：「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西周開拓，「來朝走馬」，到達滸下，顯然已經學會騎乘了。
在西周開始，大概正好是乘馬車的技術已經傳到東方廣大的草原上，使得這些駕馭馬車的民族，他們南向和東向的壓力，恰好壓在前述的三個接觸點上；構成了新發展牧地上的壓力，於生產結構、戰鬥能力、各個方面，影響到中國農地為主的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區域。這些新來的族群，移動力大，人數眾多，他們牧養方式也因為氣候逐漸轉變，比以前可以得到更多的生活資源，因此，他們的組織也可以比以前更有效地適應，更有效地進入本來已經屬於農耕地帶的關隴一帶：這一西周的姬姓的族群，配合姜姓和戎氏之間，結合聯盟，姬、姜聯盟更是維持長久。姬姜聯盟打下了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對於此後西周的發展有極大的用處，今天我們傳說中的「姜太公」，就是一個姜姓的酋長，和姬姓的酋長通力合作，打下了西周的天下。傅斯年先生研究課題「周東封」的主力部分。
西周的天下可能是姬姓的，姜姓是他聯盟的、也是通婚的親戚族群。我們從這兩「姓」的東向開展路線看：發展的過程，在牧野之戰，以及此後分封，我們可以看出來都是兩條管道：一條管道是黃河的北岸走，從陝北進入今天山西運城平原，進入山西的另外一端，那裡正好連接到古代夏族的族群的疆域。夏族族群大概從夏的部落聯盟以後、以「夏」秩序的後人自居，其分布地帶：從山西南部，一直延伸到過黃河，黃河的西岸，就是陝北這一帶。這一帶就變成由西向東，北路一線的通道—這一個通道是姬姓西周，向東開發的主力軍。主流的道路大概是從中央走，下了華山，直接進入中原，經過牧野，一直到殷商首都「大邑商」，最近的安陽這一帶。在這一主攻路線，姬周諸侯，韓、虞、虢、晋（唐）、衛、管、蔡，以至於東方大藩：周公長子受封的魯，以及由此北轉，分封召公兒子於燕山之下的燕。姬姓諸侯掌握了宗周和成周，兩大片中央地帶及其四周，號為中原。
中原南方還有一條線，東向開展，則是姜姓作為主力軍。姜姓的主力軍中，申、呂、謝、許，都從漢中河谷，這條坡道，進入漢水流域，連結淮河流域，再下去接到黃河向南開口的濟、泗一帶。這一條南方的路線，這一帶的主力發展是姜姓諸侯。姜姓主力最大的兵站，是在今天的齊國。也就是今天山東半島靠西邊的一帶，在這裡姜姓氏族領袖，姜太公長子，受封於齊，中原東端最富庶的山東半島。李峰先生最近研究歷城考古遺址，也證實了這一觀念。
周人向東開展的大基地，其中間一路，和北線一路，兩條路，如前所述，向北繼續發展的責任，都在姬姓族群的手上，所以從魯國更往東北、往北走，就走到邢國、走到燕國。燕國有一個姬姓的大兵站，燕國的受封，就在今天北京附近。邢國以及其他的姬姓諸國，順著太行山、以及順著燕山，都有姬姓的後人。這一支又和山西境內，運城平原的晉國，順著黃河邊，跨出去可以接合上。所以，姬性的兩條路，北線和中線結合在一起向北拐，一部分是追商人的後裔，追奔逐北，防堵殷商後裔再起於東北。另外一方面，在燕山底下，北邊牧地和東北森林之間，開拓了姬姓的土地。
顯然他們發展的任務，姜姓往南走，姬姓往北走。所以，齊國的姜姓，有不少地方是往南走的開展，進入江蘇北部，徐、舒一帶，遂成姜姓的開展空間。齊國後來是直接和南方巨強，吳、舒不斷糾結，反映周初東封，齊國獲得的空間，即是擔任南進的主力軍。
上述周人東封，這些在南線的開發上面，並不是只是為了姬姓族獨大；東南的金、銅，以及後世的金屬，鐵，不論姬、姜，都是重要資源。江、湖、山、澤豐富的材木、與東南沿海的魚、鹽，都是黃土中原生活只所依仗。如此格局，中原腹地北取草原的牲口皮毛，南取金屬、材木、魚鹽，當時中國的區間資源的供求轉輸，儼然已經建構為華夏生活圈的大格局。

這個宏大的格局，從今天的關隴一帶，往東開展，散為扇形，一翼從齊國開展南下，一翼從魯國開展北上。從陝西的北部，直到河北渤海、黃海、東海之濱，這一廣大地區，由傅斯年先生所稱的周東封與商移民，組織西周封建網絡的農業城市群。這些農業封邑向北推動，互相支援，同化了、也接納了北方牧人族群。這些族群包括，商代曾經很盛的鬼方，到了西周叫做槐氏，也就是「懷姓九宗」的懷，以及後來在晉國發展霸業歷史上很重要的各種戎氏，這些戎人，在「壩上」一溜山谷，正如林沄提示，兼顧農、牧，遂為農牧轉換混合型，發揮了彼此交流和互相共存的媒介。（林沄，〈夏至戰國中國北方長城地帶遊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14期，中國考古學會絲綢之路考古專業委員會官方網站）
先秦北方諸國開始築長城，秦一中國，連結為「萬里長城」：「長城線」能夠存在，是南方的農耕族群，以自己城市築牆的經驗，構成了一條連續布防線，從大同到太原，漁陽，至今的北京，這一條線連續不斷。 這一防線界定了中國農地和牧地的緩衝地帶，既是南北的界劃，也是南北的交集：既有戰爭和衝突，也有貿易和交流，長期如此糾纏，終於由模糊，而逐漸融合。這個宏大的格局，終於界定了中國的北方文化的剛強堅毅。
南方的發展模式，可能是人群的移動：西周時代，姜姓基地在偏於巴蜀的一面，向南開展發乃是順路，由此南進漢水流域上游，逐步往南發展，很重要的原因是尋找銅礦。 春秋時代的「吉金」，不外銅合金的鑄品及其有關礦石，湖北的銅礦相當開發，到了戰國的時候開發地更多。湖北的銅綠山礦，古人相當早就開採了。到今天，這一帶還是銅、煤、等銅合金成分的金屬都有的地區，古代沒有用到很多稀有金屬，但銅礦和錫礦是很重要的。這個向南尋找「南金」的動機，是他們繼續不斷試探，往南、往東，還西進入川，更深入中國的大西南，所謂「南中」，亦即由此打開了整個南方的南大門。
循此扇形展開一條線平行，往南走，又折華南與華東，終於，中國江河大平原的核心，和百越民族，吳越和湖南一帶，洞庭湖邊上古代山裡面的越人，以及在過了嶺南，廣東的越人，北方的民族和沿海的越人，無不逐漸融合於華夏大集團的共同體。如此長期、長線的接觸與融合，其面向之寬、廣，彼此影響之深、遠，遂能將整個南方，吸納收攬於中國的文化的族群混合集團之內。西周時代的開展，毋寧是此後三千餘年持續發展的發軔階段。 其整個形勢：扇形開展、往東開、往北開、往南開，就構成了中國廣土眾民，天下秩序的總體形勢。
在如此基盤上面，西周又造構建了一個龐大的文化交流網。姬、姜兩文化團體，帶著作戰任務，可是也帶著豐沛的文化資源，交流溝通與逐漸融合，使得各處地方的文化，因為網絡寬、網絡密，籠罩在東方古代文明之上，終於，周東封與殷移民，古代和西周，結合為一體。夏、商作為基礎的東方局面。本來是夷夏東徙，一變而為宗周與成周。古老的夷在東方，當年從海河流域看來，夏是在山西；可是從陝西看來，夏在中原。「華夏」，整體大布局，不是一天能夠完成，乃是經過西周數代的分封，編織為彼此支援的共同體。 西周的分封，與歷來外族進入中國，建立皇朝的歷史，互相比較，西周的局面更宏闊、更長久，他發展的功能更為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使中國成為中國。「華夏」這兩個字，要從華、夏，相結合，我們才能理解是西周，從割據一方，打造出一個「宅茲中國」的氣魄。
我此篇序文，則補充李峰先生所說的意見。李跋提起過，西周本身的統治，不再是粗糙的部落統治，卻已經進展到相當程度地專業化及職務分工，凡此，我稱之為「統治機構分工合作」的機制，如此貫徹落實，即可使西周中央政權，指揮整個大的舞台，有效的統治整個中國東方大平原，以及其兩側，北方的平原，南方的河川、湖泊地帶。這一強大的中央指揮部，據說是周公根據殷商王子的勸導設計，西周宏規的確非同小可，不可忽視。
西元前七八○年（周幽王二年）陝西岐山發生了中國史書記載較早的一次大地震。《毛詩正義注疏．小雅．十月之交》用了四句話、三十二個字，形象生動地描述了這次地震發生的全過程和地震引起的地貌變遷：「燁燁震電，不令不寧。百川沸騰，山塚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潛莫懲。」顧功敘主編的《中國地震目錄》將此次地震震級定為六至七級，震中位置岐山（北緯三四．五度，東經一○七．八度）。
地震時，「西周三川皆震。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國語．周語》）。三川即今陝西省的涇河、渭河、洛河。估計震級可達七級以上。引發山崩地裂，河川壅塞，接續是供水不良，亦即農作歉收的旱災。這次震區廣大，關隴周原，無不受災。不僅經濟損失嚴重。由於天災引發的不安，可謂人心惶惶。幽王十一年，犬戎侵犯宗周，西周覆亡。
這次大地震，西周毀損，西、北方，進入西周腹地的戎人族群，深入滲透，愈來愈多，犬戎滅了西周本部的宗周。這一變化，兩都體制，垮了一半。東封中原建「成周」為統治東土的中心。遂落實「東都」功能。當初，周公自己擔任首輔，率領中央幹部群，往返於西部宗周和東部成周之間。 東西來回移動的中央政府，能夠兼顧西面基地和東方的封國。世界古代史上，有另一個晚於西周幾乎千年的個例：歐洲古代的羅馬帝國，分成東西兩部分，西羅馬是本部，新得領土東羅馬，另設「副王」，開府治理。不需很久，東羅馬形同獨立，羅馬帝國從此分裂。中國古代的帝國，假如不是周公採取兩都並重的安排，也有可能分成東西，很難統一於一個中央。後來，等到宗周無法抵抗新來的族群的侵犯時，周王政權，可以退而求其次，重點置於東土，開拓更大的空間。
我們必須了解：西周的封國，並不裂土封彊，使子孫分享榮華富貴。西周諸侯，幾百年來，分擔了開拓、同化、聯繫、合作，構成廣大親屬網絡，疊加於分封藩屬網絡。這一宗統和王統，族群的三統合：宗族、族群、及政治統序，三統疊合為一體，構成了綿密的巨網，牢不可破。
相對於中國後世歷史的征服王朝，西周建立的制度，最為牢固。五胡亂華後的胡人政權。只有拓跋氏的北魏主動採取漢化，胡漢混合，終極創造了隋唐大帝國。其他征服王朝，或者在中國消失了，或者被漢人驅逐，遷回老家故居，例如蒙古被明王朝大軍驅趕漠北。另一方面，漢人持續在南部和西南部開拓，他們持續，而和緩的移民活動，經由通商和文化涵化過程，遠多於經由武力征服。如傳涵化的效果，終於將廣大的南部和西部，融合於華夏中國的一體。
從古代典籍留下的記載，西周分封諸侯的訓令「冊命」，通常吩咐封君：必須注意族群間諜和諧，必須尊重當地風俗習慣和信仰，必須促進本族與本地族群間不斷互通婚姻。封君率領進駐的人員，分封文書常常列舉派遣製作車輛、武器、鑄銅、刻玉，或相關構件，燒窯、製陶、紡織、縫紉、旗號、樂器，各種工藝技能的專業隊伍。由此可見，西周分封，也注重擴散當時屬於先進的生產文化項目。這些集體移民隊伍，竟可說也是介紹和轉輸工藝技能的任務，俾得在西周龐大文化體系內，擴散經濟文化，普遍提高生產水準。
在李峰先生列舉西周遺址，出土許多工藝品和工坊遺跡。例如陶器製作，包括瓦當、器用，遺址規模之多，儲藏數量之大，無不驚人：在這裡，等於是一個龐大的工藝製造基地，提供了當時工藝材料的資源，也足夠提供工藝人才的訓練基地。周原群的各種作坊，在古代而論，規模堪稱龐大。我認為，如此龐大的製造基地，其任務是培養分封制度中，上述擴散周人工藝實力的基地：如此猜測，不知李峰先生認可否？
我謝謝聯經的同仁，當然更也謝謝李峰先生，對我這本書很重要的補充，我今天是九十歲老人了，最近十餘年來，身體並不很好，尤其幾次大手術以後，我的手不能執筆，頭不能俯仰，讀書、寫字都已屬難事。撰寫著作，都是靠口述筆錄，請陳珮馨女士記錄，在這一階段，也感謝珮馨幫我們這個忙，謝謝。


兩百年的變化，似乎不僅造成了中國地區人類活動的大變化，歐亞交界處的中東，以及地中海世界的歐洲也出現了類似的變化。這三個地區的主要變化似乎都是平行的。
以中國地區而論，其最初呈現的現象，就是北方地區本來非常發達的地方文化，北面是紅山、南面是山東半島的大汶口，這兩個文化忽然由盛而衰。尤其是山東新石器時代的文化遺址，規模普遍萎縮，甚至於消失。其遺留的陶器也從精細的變成遠為粗糙的陶器。在中國史籍的記載上，有過「祝融八姓」移入中原的報導。祝融八姓本來就是山東半島以及鄰近地區的地方族群。這一移動說明了山東甚至延伸到江蘇，其居民必須遷移，他們的新石器文化，忽然不能延續。那些當地的村落遺址，都從大型變為小型，人數減少，規模變小。他們遷入「中原」地區，即從海河流域，由東往西延伸，到華山腳下，黃河流域。這個中原地區，本來就有一個相當穩定的新石器時代文明，也就是以廟底溝二期為主要標誌的一個寬長的文化帶。這一文化地帶並沒有沒有山東薄如「蛋殼」的黑陶，但卻是穩定地、延續地成長，顯示這一文化帶是一個相當堅實的文化地帶。祝融八姓移入中原，對這一文化帶有其衝擊。而祝融八姓除了分散在中原以外，也有很多進入淮漢地區，後來的楚國、宋國地區，產生了極大的衝擊，以至於在江漢一帶，出現石家河文化遺址，有精緻的玉器雕刻，和複雜的大型聚落群。
祝融八姓這一山東族群的移動，我以為乃是因為距今四千年前，北方寒冷的氣候，構成了強大的高氣壓，使得南方季候風帶來的濕氣，不能再賜予山東地區本來的生活條件。當地的地方文化族群不能不遷入中原。中原地區承受季候風影響，原本就不如山東半島強大；這一地區的耕作帶，其氣候雖條件並不優厚，卻比較穩定。這一特色，反而促使居民彼此協合，成為一個具體的、堅實的人群組織基礎，逐漸整合了本來分散的地方文化，構成了後世所謂「夏」、「商」的複雜組織，演化為國家和城市的社會共同體。也是在這一特定視角，我們可以同樣觀察關中地區延伸到河套之間，是否出現了同樣的變化。
根據周人自己的記載，他們的先人曾經進出於農耕與遊牧之間。他們本來是農耕文明，陷入戎狄，然後又回復到農耕。這一往復過程，既可以是人群從甲地到乙地的移動，無妨稱之為大遷移（Exodus）。也可以解釋為，氣候變化使得同一地區的文明共同體，不能不因應氣候變化，有所調節，才呈現了周人自己的記憶中，從農耕陷入遊牧，又回復於農耕的往復過程。從朱開溝南北來看，從鄂爾多斯到陝北，也確實反映如此相當普遍的氣候變化。也在這個意義上，周人的集體記憶和考古遺址呈現的現象，乃是彼此印證的。
另一方面，舊大陸的人類歷史上，在距今四千年前，歐亞大陸交界處，出現了一波又一波騎馬戰鬥民族的移動。他們從高加索、阿爾泰高緯度的地方，向南移動。有的直往南沖，沖入印度，一波一波進入印度。也有一些，向西進展，一波一波進入歐洲。進入歐洲的途徑，可以直接往西，也可以在巴爾幹一帶折而向南，轉入地中海。後者的轉折方向，似乎比直接往西的大方向上，呈現其特色：經歷多次移動，時間略晚，構成在海灣谷底的城邦。這一變化最主要的後果是，地中海海東一帶，出現了希臘文明以前的族群移動，而希臘文明隨之開始呈現於世界歷史上。終於因為這一群海上戰鬥民族移動的特色，他們建構了歐洲文明的底盤。
上述兩撥從歐亞交界處移動的族群移動：地中海海東一條路，以及波斯灣口另一條路：這兩條途徑的中間就是今天的中東地區，那裡是世界古代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環。兩河文明由此發展起來。從這一現象看來，歐亞交界處，從北往南，屢次不斷戰鬥民族的移動，對中東世界，以及後來的西方世界，都留下了重要的歷史軌跡。
以此作為比較，我以為，西周的出現，也是在同樣的條件下，構成了中國歷史的大的轉折。殷商的時代那個巨大的文明體，是在中原農耕文化的基礎上成長而成為一連串的農村，沒有後世歐洲和兩河地區城邦現象，而是一串串稍有防衛土壁的農耕群落。這種的結構，農村群內的主、從關係，也就是殷商集團，甚至傳統歷史，更早時期「夏代「的基礎，也就是從新石器時代轉變到青銅時代的早期文明，它從來沒有過城邦文明那樣的巨大的內部經濟差異。
上面說到，東亞地區、歐亞交界地區，以及兩河地區與左右兩條移動帶，這三個地區發生的變化，基本上都是距今四千年前。它與其後的族群移動，有重大的相關性。總結一句話，距今四千年前的氣候變化，在各地的衝擊，造成了不同的後果。然而其衝擊的出現，卻在各地都影響新的文明發展階段。由此看來，世界歷史無論在何處，都有「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效應。人類活動的世界性，竟可能早在此時，其訊息已有透露。
從歐亞大陸族群移動的現象看來，西周本身的建國就是一個族群遷移的過程。他們從今天陝西和甘肅交界處，也就是陝西省的東北角落上，涇水流域，逐漸遷向今天的西安。西周開始的時候，所謂豐鎬就是今天西安市附近的周原。在此以前，他們屢次遷徙，從古公亶父到文王的時間，至少三次落腳新家。至於古公亶父以前遷移了多少次，就更不知道了。從公劉開始就搬家。究竟是人群遷移，還是因為氣候改變，從牧到農，從農到牧往復的過程，哪個是比較完整的解釋，我們無法確定，可能兩者都是。氣候逐漸暖化，農耕地區就逐漸北移和西移。本來陷於戎狄之中的周人，從原來的地點，一步一步，更向東南擴張。
這本書原來的有關章節，我也曾經陳述凡此大遷移的現象。在中國北方，由阿爾泰山到今天的大興安嶺，這一條線上，寬廣的草原帶，在距今四千年的時候，這一帶非常繁忙。古代的典籍《史記》、《左傳》等等，都有相應的敘述，提到各地種族的衝突。王國維先生著名的鬼方、獫狁等等之考證，這些名號其實都是一個族群。今天回頭看來，靜安先生的話，有相當的成分是對的，但是也有頗可商榷之處。例如：這些族群的名稱，發音類

試閱文字

內文 :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由新石器時代到商代
第一節中原的新石器文化
在現在稱為中國的這一大片土地上，遠在五十萬年前，已有「北京人」及其他古代人類留下了他們骨頭化石和使用過的簡陋工具。經過漫長的歲月，古人逐漸由採集食物發展到生產食物，他們留下的石製工具也由簡陋而改良到分化為種種專門用途的工具。這就是考古學家所稱的新石器文化了。在新石器文化時代，人類文化的發展，步伐比以前快多了。農業出現，從此人類可以有可靠的食物供應。長期的聚落出現了，從此人類的群居生活將日趨複雜。藝術出現了，從此人類可以用抽象的符號表示具象的實物，使人與人間互相交通的管道擴大到超越對話的時空限制。跨過這一步界線，人類事實上已踏進文明的境域，人類從此不再僅僅面對自然資源爭取生存的機會，人類也必須面對自己所創造的環境與條件，學習怎樣與同類相處。隨著文明而來的新挑戰，實際上由新石器時代到今天，一天比一天更趨激烈，然而追溯人類歷史上轉變的轉捩點，新石器時代的「革命」當是影響重大的一次大關口。
今日考古學上所見中國最早的新石器時代，當是至少西元前五千多年的裴李崗—磁山文化。這是最近才認識的兩種早期新石器遺存，時代比中原的仰韶文化要更早。裴李崗文化的遺址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磁山文化遺址則在河北南部與河南北部。這兩種文化的文化面貌互有差異，但是大致同時並存，當是華北新石器文化遺址中年代最早的了。以碳十四斷代測定的年代來說，裴李崗文化有西元前五九三五±四八○年、西元前五一九五±三○○年（樹輪校正後：五八七九年）及西元前七三五○±一○○○年三個數據。與裴李崗相同的莪溝北崗文化，有三個年代數據，則是西元前五三一五—前五○二五年（校正後：西元前五九一六—前五七三七年）。磁山文化遺址的三個年代數據測定是西元前五四○五—前五一一○年（校正後：西元前六○○五—前五七九四年）。這兩種文化都已有農業。裴李崗文化的招牌器物是帶足的石磨盤、石磨杆、狹長扁平的雙弧刃石鏟，和帶鋸齒的石鐮，顯然都是與農業生產有關的工具，陶製品中有豬頭的陶塑。磁山文化遺址的窖穴中，出土過成堆的腐朽「穀」物，據判斷可能是粟類。在磁山也出土了大量的豬狗骨骼。固然大量樹籽、魚骨和獸骨的出土，說明了採集食物仍占相當的重要性。農具、穀物和家畜的出現，無疑象徵相當成分的食物，已由生產供應了。早期新石器文化毋寧仍是相當原始的文化，其陶器都是手製，但是燒成溫度已可達到攝氏九百多度，器形已相當複雜，也具有若干紋飾，甚至還有少數彩繪。裴李崗—磁山文化的陶器器形中有不少也見於後來的仰韶文化。繩紋和彩繪更在仰韶文化中普遍出現。圓形方形半地窖式居住遺址，也是由裴李崗—磁山文化肇始，而同樣見於仰韶文化的村落遺址中。凡此都說明了裴李崗—磁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前身（安志敏，一九七九：三三五—三四六；一九七九A：三九三—三九六）。
仰韶文化是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主流，分布廣袤，遍及河南、山西、陝西、河北、隴東、寧夏、內蒙古南部、河南及湖北的西北部，包括整個中原地區及關陝一帶。碳十四測定年代的數據也很多，大約為西元前四五一五—前二四六○（校正後：西元前五一五○—前二九六○年），延續時間兩千多年。仰韶文化可以陝西的半坡村遺址為代表；當然，仰韶文化中也有若干以時間及空間差異而呈現的類型。仰韶文化顯著發展了農業。村落的面積相當大，有數萬到數十萬平方公尺不等。居住遺址通常是方形或圓形的半地穴，分為內室、外室，地面平整，甚至有白堊面。室內往往有火堆燒過的遺痕。聚落常在河邊的台地。有些條件優良的地點，遺址可以涵蓋數層並不密接的文化層，說明當時的農業是遊耕式種植方式。但是聚落的移徙往往取決於對耕作有利的條件，以致同一地點可以在先後都有人遷來建立定居的聚落。陝西西安半坡的遺址，即有至少兩層文化層，一層的遺址及窖穴疊在另一層的遺存上面，而中間隔了草籽和樹木花粉交替茂盛的土層。只有用「刀耕火種」的種植法，同一地點才有這種樹木與茂草交替出現的情況。半坡聚落可有上百個居室遺址，居室與儲藏用的窖穴都集中在聚落的中央，環以深溝。半坡遺址的北面，有一個公共墓地，集中埋葬著大人小孩的遺骸，生人與死者的地域顯然已明白分開了。村中也有一座較大的房屋，可能是全村的會所，或其他「公共建築」。由此推論，仰韶文化的聚落似乎已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組織，也有了自群的意識。聚葬的公墓現象，反映了自群意識已超越了時間的限制。
仰韶的農業大約以種植粟稷為主；有好幾處遺址的儲藏窖穴都出土了粟類的穀物。半坡遺址還出土了裝貯蔬菜種子的陶罐。家畜以豬狗為眾，牛羊則較少。農具有耕作用的石鋤石鏟，砍伐用的石刀石斧，及一般刮削用的石利器。仰韶的農業當已有相當高的生產水平，村中儲穴分布各處，足見生產已有餘糧。
仰韶的陶器常有彩繪紋飾，為此，過去的考古學家曾以「彩陶文化」作為仰韶文化的別名。紋飾中，有幾何圖形及流動而不規則的線條，也有相當寫實的或寫意的圖像，如魚、蛙、豬、羊、人頭之類。若干簡單的刻紋及畫紋，已有了記號的作用，有些學者甚至以為仰韶文化的陶紋已是書寫文字了。
整體地說，仰韶文化在社會組織、生產水平及使用抽象符號三方面都有相當程度的發展。仰韶文化源遠流長，在中原地區是主流，對四周鄰近地區的新石器文化，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Kwang-chih Chang，一九七七：九七—一三八；關於仰韶文化在半坡遺址的詳盡描述，參看考古研究所等，一九六三）。
緊接著仰韶文化，在中原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是龍山文化，其分布更為廣大，內容也更為豐富。仰韶文化的農業發展，因為食糧供應穩定了，導致人口的增加。於是一方面有溢餘的人口形成更多的聚落，把文化擴散到前所未有人居住的地區，另一方面，也因為可以遊徙的空間有限了，聚落居民不得不持久地定居在同一地點。各地龍山文化，因此而有相當的地方性；中原的龍山文化，遂有河南龍山、陝西龍山與山東龍山之分，其中以河南龍山文化為仰韶文化的直系後裔；至於山東龍山文化，在下一節將另行討論。所謂河南龍山文化，分布在今日的河南省及晉南、冀南地區，主要沿著黃河的中下游。仰韶文化轉變到河南龍山文化的中間形態是豫晉陝交界地區的廟底溝二期，其碳十四斷代是西元前二三一○±九五年（校正後：西元前二七八○±一四五年）。河南龍山文化的時代則是西元前二一○○—前一八一○年（校正後：西元前二五一五—前二一五五年）。陝西龍山文化的年代與此相當，也繼承了廟底溝二期的新石器文化（安志敏，一九七九A：三九七—三九八）。
河南龍山文化在仰韶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而內容有了若干改變。農具中有了耒、鐮與骨鏟。農產品仍以粟稷為主，收穫量則似乎大多了。木工的工具，不再是砍伐用的斧斤，而更多整治削切之用的加工工具。陶器中輪製的成分大為增加。村落有夯土築成的圍牆以資自衛，村落與村落之間顯然有了戰爭。有些傷殘骸骨成堆地丟在坑穴中，大約也是戰爭中的犧牲者。宗教信仰出現了，骨卜及特殊的葬儀，都足以說明這一發展的方向。器壁薄而硬的蛋殼陶，當不是為了日常生活所用，這種特製用具，大約也是為了宗教儀式而發展的。祖先崇拜，大約也已制度化了。在同一社群之內，社會地位及職業的分工，造成社會分化的現象，其現象也與社群的日趨複雜與日益組織化相關。前文曾提到，聚落比較有持久性，當然也因此可有更明白的我群意識，地方性文化之具有各別的特點，也足以表現這種我群意識。然而聚落分布的密度比前增加，群與群之間的接觸與交流在所難免。鄰近聚落之間必有相互影響，是以鄰區地方文化的特色往往大同小異，由東到西，或由南到北，可見的文化差異都呈現漸變的過程，而難以找出截然可見的地方文化分界線。從整體來說，中原龍山文化的影響放射及於中原以外（Kwang-chih Chang，一九七七：一五一—一五五，一六九—一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