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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 9: 專號 五四百年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思想史9：五四百年專號》收錄論文13篇，本期的專號是「五四百年」，特稿有陳永發的〈毛澤東如何綁架五四歷史？〉和呂芳上的〈當「五四」成為啟蒙與革命的複合體：百年學運省思〉，以及黃自進的〈日本駐華使領館對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觀察〉、李達嘉的〈重新思考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關係〉、潘世聖的〈重估五四新文學的發生與日本——以周作人、魯迅及郁達夫為線索〉、黃克武的〈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的糾結：1950年代港台朝野的五四論述〉四篇論文，另有Peter Zarrow的“Adventures of ‘Utopia’ in Republican China: Setting the Stage for May Fourth Idealism”、Pablo Ariel Blitstein的“Between House and Factor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Use of Spatial Metaphors in Late Nineteenth-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Thomas Fröhlich的“The Concept of Politics in the May Fourth Era: Hu Shi, Chen Duxiu, and Their Struggle with ‘Politics’”等7篇論文；「五四圓桌論壇」有黃克武口述的〈從紀念政治到學術研究的反思〉；「論文」有何威萱的〈程敏政《道一編》與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關係考辨〉；「書評及書評論文」有曾怡嘉的〈美國革命的啟蒙政治理想〉；「研究討論」有傅揚的“How to Write about Economic Ideas in Early China”等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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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目次 五四百年專號 特稿 毛澤東如何綁架五四歷史？（陳永發） 當「五四」成為啟蒙與革命的複合體：百年學運省思（呂芳上） 論文 日本駐華使領館對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觀察（黃自進） 重新思考新文化運動與五四運動的關係（李達嘉） 重估五四新文學的發生與日本——以周作人、魯迅及郁達夫為線索（潘世聖） 意識形態與學術思想的糾結：1950年代港台朝野的五四論述 （黃克武） Adventures of “Utopia” （烏托邦） in Republican China: Setting the Stage for May Fourth Idealism（Peter Zarrow〔沙培德〕） Between House and Factory: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al Use of Spatial Metaphors in Late Nineteenth-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Pablo Ariel Blitstein〔石保羅〕） The Concept of Politics in the May Fourth Era: Hu Shi, Chen Duxiu, and Their Struggle with “Politics”（Thomas Fröhlich〔范登明〕） 五四圓桌論壇 從紀念政治到學術研究的反思（黃克武口述、趙席敻紀錄） 論文 程敏政《道一編》與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關係考辨（何威萱） 書評及書評論文 美國革命的啟蒙政治理想（曾怡嘉） 研究討論 How To Write about Economic Ideas in Early China（傅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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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 《思想史9：五四百年專號》收錄論文13篇，本期的專號是「五四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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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 : 內文選摘（節錄）
毛澤東如何綁架五四歷史？（陳永發）
引言
今年是五四運動100週年，奉命在今天的會議上作主題發言。不過，我還是要強調，只是以研究中共歷史的學者身分作這次發言。今天主要談三點：一點是記憶中的五四，主要是學者周策縱的兩個定義，用以說明我對五四的粗淺理解。其次兩點，談的分別是毛澤東的兩篇文章。一篇是毛澤東在1940年1 月，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再次走向內戰爆發邊緣時所撰寫，題目作〈新民主主義論〉。另一篇是毛澤東1942年公布的整風22 個文件之一，題目叫〈反對自由主義〉。後面這篇文章其實是毛澤東在1937年寫的，以後好像一直珍藏在百寶箱中，沒引起太大注意，1942年延安整風學習運動時拿出來要全體黨員仔細學習。

一、周策縱的兩個五四運動
周策縱在1960年出版《五四運動》（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一書，差不多要十年後我才在美國看到。這是我看到的第一本關於五四運動的英文著作，也是我看到的第一本深入而有系統探討五四運動的著作。四十幾年前看的書，內容記不清楚，記得的也可能與其它書籍混在一起。周策縱對五四運動有兩個定義，一個狹義，一個廣義。狹義的是1919年5月4 日那天發生的學生愛國示威，以及稍後連串的國人反日活動。廣義的則是指1917年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學，任命陳獨秀、胡適、周樹人（魯迅）等人為文科教授，掀起新文學運動，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為止，或稱「啟蒙運動」，或稱「文藝復興」，內容十分豐富。
先談狹義的。一百年前的5 月4 日，北京發生大、中學生走上街頭的抗議運動，要求政府拒簽巴黎和會提出的「凡爾賽條約」，不承認帝國主義列強擅自把德國人占領的青島交由日本管理。這個愛國運動引發北京學生罷課抗議，隨後在上海等全國各大城市出現各種響應。許多工商界人士陸續參與行動，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工人、商人三罷，終於逼迫北洋政府下令其出席巴黎和會的代表中途退席。這一場愛國行動，是中國現代史上最重要的學生抗議行動，從此學生自認為是政治的先知先覺者，每遇到國家有事，即挺身抗議。
對狹義的五四運動，最先讀到學生激於義憤，上街遊行，高喊口號，深為感動。但是後來每次想到學生毆打任事官員的年邁家屬，火燒趙家樓寓所，並在隨後的反對日貨運動中，逕自組織隊伍亂闖商家，蒐查、沒收和燒毀販賣日貨，事後更以愛國無罪為詞，拒絕承擔刑責，我總是不以為然。再想到這次抗議活動的勝利，此後形成學生萬能的心理，動輒上街，尤其不論做出任何暴力、破壞和失序行為，都以愛國無罪自解，殊難同情。我希望不要誤會，認為這樣說是有意為統治者鎮壓開脫。必須強調，我反對政府對學生運動採取任何暴力鎮壓。毛澤東曾說，這種鎮壓是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專利，不可為法。很不幸的，在他的共產黨統治之下，不僅不曾發生，還變得更大規模，也更加血腥暴力。
廣義的五四運動，開始是1917年陳獨秀和胡適掀起的白話文運動，鼓吹新文學、新思想、新道德、新倫理。當時歐美日等先進國家所能發現的新思潮幾乎都被引進了中國，至少有實驗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反對階級鬥爭的各種社會主義。引領一時風騷的知識分子，特別強調民主和科學，也就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同時他們中間有人對傳統和保守思想進行全面攻擊，攻擊儒家文化，反對讀四書五經，反對被認為束縛個人發展和自由的小共同體，譬如家族和家庭，爭取個人和婚姻自主，最後則是運動分裂，形成左右兩翼。右翼温和，繼續未竟之業；左翼激進，參加已經至少有十幾年歷史的國民黨和1921年7月才成立的共產黨，走上武力推翻北洋政府的新政治之路。周策縱認為狹義的五四運動，若沒有廣義的五四運動累積底蘊，不可能突然爆發成對歐美日的深刻失望，而廣義的五四運動，若沒有狹義的五四運動增添薪火，也不可能形成後來對社會主義俄國的嚮往和師法。
這場新文化運動領導人之一胡適，認為此一運動像歐洲脫離中古神權時期的文藝復興運動，使中國知識分子重新發現人的價值。2015年清華大學的歷史教授秦暉撰寫〈新文化運動百年祭〉，則視五四新文化運動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啟蒙運動，因為它講個人主義，強調從愚昧、權力和傳統文化的束縛和壓制中解放出來，是向歐美日等先進國家學習的運動。但在五四愛國運動發生以後，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揚棄對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的仰慕和學習，轉而向建立世界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俄國學習。秦暉認為在新文化運動以前，中國其實已經向這些資本主義國家學習，五四新文化運動只是第二波啟蒙運動，更加深化而已，但暗示從此走入歧途。他說，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中救亡壓倒啟蒙的說法，其實就是說以資本主義歐美日等國家為師，改弦易轍到以社會主義俄國為師，只是話說得漂亮，並稍帶惋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