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 | 誠品線上

明清以降的宗教城市與啟蒙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橫跨內容到寫作年代，與啟蒙、宗教、城市息息相關 同時對過去幾十年美國中國研究的評述 〈天道與治道〉探討朱元璋建都南京後的宗教信仰及其影響。 〈顧起元的南京記憶〉，描述明清南京的城市生活，並特別著墨於和甘熙兩人對南京家鄉里巷、院落、衙署和宅邸的暗處，不可測度的幽靈、鬼魅之事的耽溺、迷戀。 〈白下瑣言〉為明清的城市生活，提供了有趣的細節，也是建構南京歷史和城市認同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明清的統治階層與宗教〉，反映了作者對明清思想文化史有意無意的去取和選擇。 〈清中葉以降開封演劇活動概述〉，道出明代開封的戲曲活動，竟然可以媲美晚明金陵，而並稱南北歌舞之都。 〈胡適與白話文學運動的再評估〉、〈建立新事業〉兩篇文章，可以看成是清末下層社會啟蒙運動的延伸，分別處理了晚清的白話文發展和新文化運動之後，白話啟蒙運動的另一個被忽略的面向。 附錄〈社會史與文化史〉、〈從鄉村到城市〉是關於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討論，是作者對過去幾十年美國、中國研究的簡單評述。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李孝悌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歷史與東亞語文委員會博士。曾任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現任職於香港城市大學。著作有：Opera,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9）、《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台北：聯經，2008）、《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1998）。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序 第一章 天道與治道：明太祖統治意理中的神怪色彩 一、問題與資料 二、意理篇 三、典章制度篇 四、垂訓後世 五、洪武的神祕經驗 結論 第二章 顧起元的南京記憶 前言 歷史傳承 小結 第三章 白下瑣言：19世紀的南京記事 一、歷史視野下的白下瑣言 二、家世背景 三、白下瑣言與方志 四、回顧《客座贅語》 五、時代的變遷 第四章 明清的統治階層與宗教：正統與異端之辨 一、明清的宗教論述 二、罷釋道 三、遵古禮 結論 第五章 清中葉以降開封演劇活動概述 一、明清開封 二、乾隆以降梆子戲的發展概要 三、演劇場合 四、俚俗的民眾戲曲 結語 第六章 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 一、一個新的知識類型 二、百科全書家的身分 結論 第七章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 前言 一、清末白話文的發展 二、重新看胡適在中國近代白話運動史上的地位 附錄一 社會史與文化史：西方視野與中國觀點 附錄二 從鄉村到城市：社會史和文化史視野下的城市生活研究

商品規格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橫跨內容到寫作年代，與啟蒙、宗教、城市息息相關
同時對過去幾十年美國中國研究的評述

試閱文字

自序 : 這本書裡面收集的文章，不管是內容，還是寫作年代，都橫跨甚廣。但細究其論旨，則和我過去多年來處理的幾個重要課題：啟蒙、宗教、城市，息息相關，可以視為那幾本專書的餘論。附錄中兩篇關於社會史和文化史的討論，既有我關切的理論問題，也算是對過去幾十年美國中國研究的一個簡單評述。
〈胡適與白話文運動的再評估：從清末的白話文談起〉一文，談的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前，清末各地大量出現的俗話報。這些俗話報，一方面說明五四的白話文不是突然冒出來的新興事物，一方面也為白話文運動發凡奠基。五四白話文的主張能夠一出現，就風起雲湧，席捲天下，和晚清打下的基礎有一定的關係。
〈建立新事業：晚清的百科全書家〉一文，頗有為人作嫁的味道。在我個人的寫作歷程中，很少有文章寫得如此吃力的。百科全書在20世紀初的中國，是一項新興的體裁和創舉。要建立一番新事業自非易事。和晚清，特別是五四時期的白話文比起來，這些百科全書當然有著濃厚的啟蒙意義，但其讀者顯然有從大眾走向分眾的趨勢。
我在研究南京的文人士大夫時，從冒襄、王士禛開始，就特別注意到宗教在這些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在寫顧起元和甘熙時，更訝異這兩位博學鴻儒──前者是晚明的狀元，後者家藏萬卷詩書，又深受乾嘉考據學風的影響──對南京家鄉里巷、院落、衙署和宅邸的暗處，不可測度的幽靈、鬼魅之事，已經到了耽溺、迷戀的程度。有了所有這些上層士大夫言之鑿鑿的證辭，我們自不難想像朱元璋會把怪力亂神之事，納入他的統治理念中。
除了宗教外，我要特別指出《客座贅語》和《白下瑣言》這兩本描寫南京城市生活的筆記，是建構南京歷史和城市認同的里程碑式的作品。雖然被歸類為筆記小說，這兩本書都和南京的方志有著密切的關係。筆記／文學，方志／歷史間的界限，竟遠比我們想像的更為模糊和流動。
在看了那麼多明清士大夫和統治者的狂亂宗教信仰和實踐後，再反過來看我這麼多年一系列的宗教論述中，最早發表的〈明清的統治階層與宗教：正統與異端之辨〉，不免有些反高潮的失落。我們，或者正確地說，我，幾乎完全把「理性的」儒生們，尊古禮、罷釋道的呼聲與主張拋到九霄雲外了。這自然反映了我對明清思想文化史有意無意的去取和選擇。
少數熟悉我過去研究興趣的同事們，大概聽我說過要寫一本明清南京城市的專書。但不幸的是，這麼多年來，真正花了精神而開花結果的，也只有收入於《昨日到城市》一書的〈斷裂的逸樂：桃花扇底送南朝〉這一篇文章。事實上，與此同時，我也花了極大的心力，寫了半篇〈大報恩寺：歷史與神話〉。但因緣不具足，隨著大報恩寺地宮在2008年重建天日，我那另外半篇重建大報恩寺的志業，也只好永遠的束之高閣了。
接下來的顧起元和甘熙，都只寫了一半，或只勾勒出眉目，卻都匆匆問世。我的明清南京，看來就像六朝煙粉一般，逃不出金陵殘夢的宿命。收在本書的幾篇文章，就當作我未盡之志的紀念吧！
我過去十年，致力於明清和近代中國戲曲的研究。但在寫作〈清中葉以降開封演劇活動概述〉以前，我除了知道豫劇是最大的地方劇種外，對20世紀前河南的戲曲演出，所知不多。一直到寫這篇文章時，才驚訝的知道明代開封的戲曲活動，竟然可以媲美晚明金陵，而並稱南北歌舞之都。宮廷演劇、士大夫的家班，都和我過去的研究相呼應。清乾隆初年，河南梆子興起後，也和全國各地的演劇活動一樣，以會館演劇和神廟演劇為主。但與眾不同的是，不論在城市還是在鄉村，豫劇的演出，都是高度流動的活動。而從一開始，以鄉村和下層民眾為主要對象的河南梆子，就和「粗陋鄙俗」牢牢掛鉤，經過了兩百年，還脫之不去。到了20世紀，就和我研究的上海改良京劇一樣，豫劇也出現了一波波的改良運動。
我在上網搜索這些改良豫劇時，兒時的記憶不禁一一浮現。我小時住的眷村，隔壁的年輕姑姑，是一位來自河南的寡婦，以賣饅頭為生。每次我在幫她揉麵時，只要她的黑膠唱片一吼出秦雪梅吊孝，或是穆桂英掛帥的唱腔，我就像聽到鬼哭神號一樣，立刻放下手中的麵團，奪門而出。但這些用生命呼喊而出的聲音，是如此強烈而濃郁，竟像模板一樣印在我的心頭。所以當我聽到網路上播出的那些清淡如水，什麼都改良掉的現代版秦雪梅吊孝，和穆桂英掛帥的唱腔時，心裡充滿了無限的悵然。
去年在港大的一次會議中，林載爵先生突然冒出一句：「你的中文新書什麼時候給我啊？」我一時沒有會意過來。等我突然想起來時，時間已經非常緊迫了。我要特別謝謝林載爵先生的好意，讓此書得以問世。我更要謝謝胡金倫先生，在時間緊迫的壓力下，讓本書能順利問世。葛兆光教授、唐力行教授及中研院史語所和近史所的同事，都在這個過程中施予援手，謹此致謝。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一章　天道與治道：明太祖統治意理中的神怪色彩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經提到五四時期的「科學論述」，如何遮蓋住明清時期的「宗教論述」，而影響到我們對明清統治階層的宗教觀的判讀；我也簡要地討論到明清士大夫對超自然力量及民間信仰的態度。在這篇文章中，我將繼續針對相關議題作更進一步的探討，不過討論的中心，將從士大夫對民間信仰、儀式的態度轉到明朝中央政府，特別是皇帝本身對超自然力量的信仰。討論的時段集中在明朝，而非明清兩朝，並不意味這兩個朝代的宗教取向有任何本質上的差別，而主要是因為處理的方便和篇幅的限制。
我在這裡用的幾種主要資料，都是由明朝政府或士大夫編纂的典章和大政紀要。我的目的是要證明即使在具有強烈官方色彩或趨近正式官方文書的文獻記載中，也可以發現大量類似筆記小說或稗官野史的神怪記敘。這種神怪的記敘出現在筆記小說中，也許可以輕易地解釋成文人狂野、荒誕的想像，但當它們重複出現在記載國家典章制度和朝政大要的文獻中時，我們就必須重新思考帝國統治意理的構成成分。
在以四書五經取士的明清兩朝，這個問題的意義尤其突顯。一般的說法認為：制度化地以四書五經取士，意味著程朱理學成為明清兩朝的主導意識形態。如果從忠孝、倫常、經世濟民的基本現世取向──所謂的「內聖外王」──來看，這樣的說法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我們透過五四「科學論述」的折射鏡片，刻意地突顯明清這一套統治意理的現世、人文和「理性」成分，那麼我們所看到的勢必是一個片面、不完整的圖像。本文的目的，就在說明在明朝統治意理中一個沒有受到重視的面向──一套充滿神祕、「非理性」色彩的天道思想。
明朝統治意理中的神怪色彩，當然有一大部分襲自盛行於漢代的「天人感應」哲學。在這一套哲學中，君主的施政和天道的獎懲密切結合在一起。董仲舒所謂「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故春秋之所譏，災異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害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善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的說法，固然是對孔子思想的極大扭曲，但這套災異思想，卻為天道與治道的相互流通、呼應作了最佳的注釋。
我們從下文的討論中，可以看到這種以災異為骨幹的天人感應說，在明朝統治意理中所占的分量。但明朝統治意理中的神怪色彩卻不僅只是天人感應說的演繹，還糾雜了其他的宗教信仰。我們都知道，在天人感應的哲學體系中，天道是依照陰、陽、五行的力量，規則而有韻律的運行。自然現象因為完全可以和人世現象對應、共鳴，而可以為人所理解乃至操縱。李約瑟認為這套系統是經由合作的過程，而導致天人的和諧、一致。換言之，這個天道是人能夠理解、言說的。
這種可以言說的哲學思想，一種可道之道，既不同於老莊哲學中恍兮惚兮、不可言說的神祕思想，也不同於以巫術／魔術為主幹的古代宗教信仰。史華慈教授對看似神怪的天人感應體系和一般所謂的宗教信仰間的差異，作了精闢的分析。在他看來，漢代的天人感應思想，在操作層次固然不像李維史陀所言，可以和無限、不可知的宗教信仰完全劃分；但在本質上，天人感應哲學和一般我們所言的宗教，確實是有極大的區別。他並以秦始皇和漢武帝的例子，說明這些君主不願完全接受天人之說的禁錮，不斷試著透過方士等天人間的中介者，求取更直接而立即的神聖力量。
這種非天人感應式的宗教成分，在明代的統治意理中，也隨處可見。對古代的巫術信信仰、天人感應哲學和災異、讖緯之說的實際例證，我們已經有相當充分的了解。但天人感應的思想和「怪異亂神」的宗教信仰，在帝制後期，究竟是用什麼樣的面貌出現，我們卻沒有全面的掌握。這篇文章的目的，一方面是要用具體的例子，說明天人感應說和各種宗教信仰用什麼樣的形式，在帝制後期體現；一方面則希望進一步指出，在明（清）的統治意理中，儒家思想和天道觀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只著重在現世、「理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對神祕、超自然力量的信仰，勢必無法掌握傳統帝國統治者的思想全貌和其與現代世界的斷裂。
關於本文使用的資料，除了《大明會典》、《明太祖御製文集》是標準的官方文獻，其他幾種著述也都是由上層士大夫，根據官方資料輯纂而成。合而觀之，正足以顯示在主流論述中，什麼樣的事件是被視為「朝政大要」而記錄下來。其中有部分記載，或是因為事涉玄怪，又沒有確切的出處，而受到《四庫全書總目》作者的批評。但在本質上，這些記載並不比其他事有所本的記載更不可思議。同時這些著述因為是用典章的名義被士大夫選錄，正足以顯示在一般統治階層的心目中，「國政」的疆界可以延伸到何種境域。
《明典故紀聞》的作者余繼登是萬曆朝進士，官至禮部尚書。本書記載洪武至隆慶朝大事，大抵以記注、實錄為本，加上作者的潤色之詞。《四庫總目》的作者對這本書略有微辭，認為所記「頗及瑣屑雜事，不盡關乎政要。如太祖攻婺城時，見五色雲，無論其事真偽，總不在法戒之列」。
《四庫總目》的這項評論值得再加以評註。從作者的口氣，我們知道他並未完全斷定太祖攻城時的軼聞為偽，重點是在瑣屑小事，不關政要上。換句話說，作者似乎認為「怪力亂神」的事情可能發生，卻不應該在這樣的脈絡下被登錄下來。但站在禮部尚書余繼登的立場，這則軼事，正足以突顯先帝天與人歸的能耐，自然要大書特書。
有意思的是，在《四庫總目》的作者看起來，余繼登的紀聞有些不關政要，甚至是真偽莫辨的「瑣屑雜事」。但在他同時代的士紳官僚間，這本書卻正好可以糾正野史中不雅馴的傳說。同樣是進士出身、做過侍讀學士、經筵日講官，負責起居注編撰的馮琦，在這本書的序言中說作者余世用（繼登）曾經和他同官史局，寫作本書期間，徵用了「列聖之典謨」和「故府紀所見聞」，就像是「躬入山而尋斧」「非官師所材，則弗取也」。這和一般野史紀本朝事，「其書不雅馴，又遞相祖述轉傳，轉失其真。譬之貿薪者，轉相貿也。」大不相同，換句話說，馮琦認為和他同樣任職國家史局的余繼登，憑著一手的見聞，對本朝的「文謨武烈，識大識小」，作了真實的記敘。
《國朝典彙》卷帙浩繁，達兩百卷，記載了洪武到隆慶朝的典故。根據的資料「上自實錄，下訖裨乘」。《四庫總目》雖然認為其中的某些資料，「未免無徵不信」，但也承認其記載「頗為繁富」。本書作者也是上層士紳，萬曆年間進士，官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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