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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一百週年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五四新文化運動在百年中國歷史積累了什麼精神遺產？2009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五四」一百週年（思想37）》發表余英時先生的專文與唐小兵先生對余先生的訪談，縱論五四運動在思想上的複雜結構與歷史上的持續作用。這兩篇文字的意義主要不在於紀念百年前的一場學生運動，而在於闡釋、發揮這場新文化運動在百年中國歷史中所積累的一筆精神遺產。本期還有「讀書人的古今遭逢」、「金庸的武俠世界內外」等專欄。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思想編輯委員會／編者王曉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戴燕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元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人文碩士余英時中央研究院院士唐小兵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李奭學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賴慈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教授彭錦堂曾任教於東海大學中文系魏淑珠曾任教於東海大學外文系馬國明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學位課程兼任副教授李懷宇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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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中國革命：「國家－社會」複合體的建成與失敗／王曉明現實與歷史的糾葛：內藤湖南的中國觀及其反響：百年後重讀《支那論》／戴燕施特勞斯對中國究竟意味著什麼 :兼談中國施特勞斯派的問題／朱元海余英時先生析論「五四」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余英時「五四精神是一股真實的歷史動力」：「五四」百年之際專訪余英時先生／唐小兵譯書人的古今遭逢賀清泰譯《古新聖經》及其北堂本始末／李奭學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台的譯本與譯者大遷徙／賴慈芸彭淮棟與所譯《浮士德博士》／彭錦堂彭淮棟翻譯作品中的文言文／魏淑珠金庸的武俠世界內外金庸武俠世界的大象／馬國明金庸的晚年心境／李懷宇致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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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本期《思想》發表余英時先生的專文與唐小兵先生對余先生的訪談，縱論五四運動在思想上的複雜結構與歷史上的持續作用。

試閱文字

自序 : 致讀者
今年是五四運動一百週年，本期《思想》發表余英時先生的專文與唐小兵先生對余先生的訪談，縱論五四運動在思想上的複雜結構與歷史上的持續作用。這兩篇文字的意義主要不在於紀念百年前的一場學生運動，而在於闡釋、發揮這場新文化運動在百年中國歷史中所積累的一筆精神遺產。
如余先生所再三強調的，「五四」精神在近代中國是「一股實實在在的歷史潛力」。他指出，這個精神用胡適先生的話說，即是一種「評判的態度」或者批判的精神。五四的傳統一路發揮這種批判精神，在中國大陸鼓舞了歷次的民主思潮，在台灣則經由《自由中國》在思想上啟發了日後的民主運動。在海峽兩岸，它都確實是「真實的歷史動力」。
但是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由於本土的民主化取得了一定成果，加上後現代與去中國化的潮流沖刷，五四在台灣似乎失去了立足之地。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官方固然對五四的批判精神多所壓抑，即使在知識界，自由派批評五四的激進主義，保守派不滿五四的反傳統，「中國道路」論則否定五四的普遍主義，五四與這個時代彷彿失去了有機的聯繫。余先生的分析與論證兼顧政治與思想，旨在展現廣義五四運動的豐富內容，值得我們參考、反思。
本期的另一個主題是翻譯。在中文世界的文化積累中，來自翻譯的比重堪稱驚人，構成了我們文化資源的主要部分。不過兩岸皆然，都不視翻譯為「正業」，無論物質的酬報還是專業地位的認可都遠遠不足。但即使如此，仍有不少人投身翻譯，藉著引進另一個語種的文化精華為中文讀者開拓視野，自己也在嘔心瀝血的翻譯過程中發揮才情、文采、知識的儲備，尤其是跨文化的文化涵養，獲得了成就感。
在台灣，彭淮棟先生正是一位以翻譯為志業的有心人。他的譯筆精湛高雅，除了忠實轉達原文，往往還能引讀者含咏玩味，一些經典譯著在海峽兩岸乃至於華人世界擁有無數讀者。淮棟兄在去年去世，在本期，我們邀請到他的摯友彭錦堂、魏淑珠記述他的為人與譯筆，聊表紀念之意。我們也獲得李奭學、賴慈芸兩位分別撰文，探討翻譯史上的兩段故事。譯書人的遭遇極為多樣，本刊36期發表訓練先生的〈清河翻譯組蠡測〉，讀來令人感慨萬千，或可與本期的文章對觀。
內藤湖南的史學著作非常知名，在中國史的領域中有著可觀的影響。他也是明治、大正年間的中國問題專家，多次以記者身份或者受命於日本政府到中國調查，與中國政界的來往也稱頻繁。他所著《支那論》對於中國的國情與走向提出許多觀察與建議，即使在一百年之後，其獨特處依然值得參考。戴燕教授正在從事此書的中譯，先將所撰的譯本導讀交給本刊發表，對於內藤湖南的經歷、《支那論》的內容，以及生前身後幾代學者的回應與評論，做了細緻的梳理介紹，相信會引起讀者們的興趣。

試閱文字

內文 : 內文選摘（節錄）
試釋「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作用（余英時）
根據我所了解的情況，目前大陸上很多人，包括新左派、新儒家，甚至自由主義者，都對「五四」採取了批評甚至否定的態度，這確是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我在海外也讀過一些介紹大陸思想動向的文字。如我的朋友葛兆光在《思想》上發表的有關「天下想像」和新儒家「政治訴求」的文章，以及最近梁治平先生評介各種「天下」論述的長文。（《思想》第36號，2018年12月）我所得到的印象完全可以印證一些大陸來訪者述及的親身觀察。其中新左派和新儒家對「五四」的指控說來說去無非是：民主、科學之類的價值來自西方，不但不合乎中國的需要，而且還破壞了中國的本土文化。這是一百年來反「五四」者的老生常談，毫無新意。但是我進一步檢查了他們所提出的各種不同的取代「五四」的方案，發現其中有一個共同傾向，即強調中國自遠古以來便形成了一個獨特的「天下」型文明；這個文明雖一度為西方的侵略而受到嚴重毀壞，但在中國「崛起」的今天，必將以全新的方式重建起來。這一傾向使我深信：這些「天下」方案，雖然彼此之間存在著某些分歧，都是在為中共尋找一個新的意識形態，以說明其政權的「合法性」（legitimacy）。
毛澤東死後，文化大革命告終，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已完全破產。在鄧小平主持的「改革開放」時代，黨內黨外許多人都有回到「五四」民主路向的期待。1978年北京「民主牆」的出現便充分折射出當時一般人民的思想趨向。「民主牆」的作者主要是體制外的知識青年，他們在大字報中批判一黨專政並強烈要求民主，都是緊接著大批文革受害者的冤情陳訴而提出的，可見他們是「為民請命」，而不僅僅是表達了個人的政治思想。「民主牆」的衝擊力在當時是巨大的，引起各國記者的注視和報導，甚至鄧小平在未奪回領導權之前，也對日本、美國、法國的訪問團公開表示：人民用大字報表達不滿的權利是應當尊重的。（按：鄧取得領導權是在1978年12月底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定案的。）所以「民主牆」通過對毛時代意識形態的否定，而動搖了中共政權的合法性。為了挽救這一危機，1979年一月到三月，中共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理論工作務虛會」，由即將任總書記的胡耀邦主持，其目的便在重建一套意識形態，為鄧小平改革路線提供正當性。會議的最後成果是確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意識形態的新正統；一望可知，這正是鄧小平「白貓黑貓論」的理論化妝。這個新意識形態在「務虛會」之後雖受到廣泛的傳播，但黨內黨外的批評也層出不窮，更由於它過於抽象，完全未能展現黨的最新動向，最後只有不了了之。從1979到1989的十年之間，不斷有人向黨提出新的建議，其中最著名的是借自美國政治學者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的「新權威主義」（new authoritarianism）。這裡有一個不但有趣而且反映當時政治形勢的故事：1989年初，天安門民主運動即將爆發的瞬間，趙紫陽在和鄧小平的一次對話中，提到正在流行中的「新權威主義」。趙告訴鄧，中國的「新權威主義」認為，「為了推動改革開放，必須掃除障礙，保持穩定，必要時不惜採取鐵腕手段……」話猶未畢，鄧便迫不及待地說：「我就是這個主張！」（見吳稼祥《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台北，聯經，2000，我在此書〈序〉中特別討論了這一對話。）「新權威主義」一度成為聚談最盛的論題，正是因為它差一點便成為新的意識形態。但當時多數知識人，特別是北京大學的師生們，正在發起「五四」七十週年紀念大會，以展開民主運動。「新權威主義」在這樣的思想氛圍中所得到的，是抨擊遠多於認同，否定遠多於肯定。所以在「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在萬般無奈之中，只能提出「不問姓『社』姓『資』的要求」，用避而不談的方式暫時和緩一下意識形態的危機。
上面關於鄧小平時代意識形態的回溯和前述「天下」方案的興起密相關聯。我們首先必須理解二者之間的關聯，然後才能進一步認識「五四」新文化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處境。概括地說，鄧小平在復出奪權和掌權的過程中（大致是從1977到1989），一直想重建一套新意識形態以發揮雙重作用：第一、取代華國鋒所繼承的毛澤東路線，這是奪權的先決條件；第二、為他的「改革開放」的新路線提供理論根據，這是強化掌權的精神力量。上面已經指出，1979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便是這樣確立的。但是這一「實踐」主義雖然有效地摧毀了華的「凡是」主義（即「凡是毛主席贊成的我們都贊成；凡是毛主席反對的我們都反對。」），卻不足以支持越來越複雜的「改革開放」路線。後來新權威主義也曾得到鄧的擊節稱賞，然而官方始終沒有正式出面宣導過它，其地位還遠在「實踐」主義之下。可見1989年以前鄧在尋求新意識形態這件大事上沒有取得成功。而且我們更看到，1989年以後，他竟坦然採取了避而不談的消極態度。為什麼在改革開放時期，意識形態的重建問題竟如此困難？讓我從歷史角度稍作推測。
首先我要指出：這十幾年中，「改革開放」的政治要求為「五四」精神的回歸開闢了道路，「五四」時代所強調的普世價值，特別是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等觀念，頓時大行其道。1978年10月我訪問大陸，正值「思想解放」運動全面展開。當時一個最響亮的口號是「讀書無禁區」。這就表示，大批的知識人，無論在體制之內或之外，都要求在知識、思想、言論各方面取得自由和開放。我在北京和各地所接觸到的黨內人士往往將「思想解放」和五十年代中期的「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相提並論；並且很有信心地說，這次的「放」決不會落到「陽謀」的下場。我在11月回到美國之後，很快便有「民主牆」的崛起，遠遠超出「思想解放」的範疇了。「五四」精神在為下一段時期演出了一次波瀾壯闊的歷史悲劇，其事人所共知，不待贅說。
這裡我要特別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現代中國是一股實實在在的歷史潛力。只要政治壓力稍鬆動，便會捲土重來。我們應該記得，1957年那個短暫的所謂「百家爭鳴」，便是由北京大學學生在5月4日發動起來的。這一天八千個學生開「五四」運動紀念會，十九個學生領袖發表激烈的演說，公開攻擊中共政權對民主自由的迫害。他們還編印了一個名之為《民眾接力棒》的期刊，寄給全國各級學校，呼籲全體學生為民主、自由、人權而奮鬥。（關於這一事件，參看胡適1957年9月26日在聯合國的講詞“Anti-communist Revolts in Chinese Mainland”，收在周質平主編，《胡適英文文存》，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5，第三冊，頁 1490-1491）當時「黨天下」統治中國已八年之久，「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和「胡適批判」之類的運動也已在全國範圍內深入而持續地進行了多年。我相信毛澤東不顧黨內反對，一心一意要搞「鳴放」，是他深信知識人基本上已被征服，不致導向亂局。（按：毛在2月27日很有信心地說：「匈牙利事件發生以後，在我國一部分知識分子有些動盪，但是沒有引起什麼風浪。這是什麼原因呢？必須說：原因之一就是我們相當徹底肅清了反革命。」見胡適上引文，頁1495）但他絕對沒有料到，「鳴放」的風聲剛剛傳出，「五四」精神便復活了。「陽謀」之說其實不過是事後造出的一片遮羞布而已。五四精神是客觀存在的歷史潛力，在此獲得清楚的印證。至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民主運動，從「思想解放」、「民主牆」到天安門結局，都一直在「五四」精神的籠罩之下，更是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這裡唯一應該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當時知識人致力於「五四」精神的復活完全是自覺的，所以他們公開喊出了「回歸五四」或「重新啟蒙」的明確口號。（參看陳樂民（1930-2008）在《啟蒙劄記》中追憶李慎之的文章，《萬象》，2008年第6期。）
分析至此，我們才能進一步說明，為什麼改革開放時期不能發展出一個為「黨」所認同的意識形態。這是因為「五四」作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動力，在共產黨內部造成了分裂。文革結束時，國民經濟已瀕臨崩潰邊緣，所以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最初僅限於經濟領域。但在改革過程中，主持人（如胡耀邦和趙紫陽）都發現：經濟體制的改革無可避免地牽涉到政治體制；後者不改，前者便改不下去了。最後雖在黨內保守派強烈反對之下，鄧小平終於接受了改革政治體制的原則，並在1986年指定趙紫陽主持其事。第二年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會接受了趙的報告，政治改革才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但內部的分歧也立即開始了。簡單地說，以胡、趙為首的改革派，由於其中往往有人和體制外的知識人互通聲息，傾向於參照西方體制以擴大改革的尺度，因而不免削弱了一黨專政的權力。另一方面，鄧小平雖號稱「改革總設計師」，但是他整體構想是通過經濟改革以強化「一黨專政」。自始至終他決無一絲一毫開放政權的意思。1986年12月30日，他在家中會見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人，討論學潮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同時也為「政治改革」定下了基調。例如他說：「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又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至少還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發展，不能搬用西方的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亂不可。」這兩段話清楚地反映出，改革派受到當時「五四」精神的影響，正在把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和法治的途徑。所以鄧才有此針鋒相對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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