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文集 20: 我的治學經驗 | 誠品線上

余英時文集 20: 我的治學經驗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作為史學工作者，余英時先生認為必須根據題旨和材料，採用種種不同的方法和預設 在思想上把自己隸屬於某一特定的哲學系統之內 即為其一向強調的「史無定法」 從新亞求學到哈佛深造，余英時先後受錢穆與楊聯陞兩先生指點治學門徑。自錢先生獲得中國傳統學問的基本指導，須從經、史、子、集上選取最重要原典下扎實的功夫，掌握基礎後才能發揮；由楊先生學習現代西方學界的治學方式，對原始文獻運用現代眼光加以考證與分析，同時廣讀相關著作，了解第二手資料，掌握英文、法文、日文等論著，強調做學問必須字字有來歷。錢先生擅於宏觀論斷，楊先生淵博和謹嚴，綜合與分析並重，余先生深感幸運，能有此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 《我的治學經驗》內容為余先生自述或接受專訪，敘其治學、治史的經驗談與學思歷程的養成。不僅一窺余先生的求學與思辯歷程，更可探尋余先生對其學術研究主張的脈絡變化。 書系總目 歷史與思想 紅樓夢的兩個世界 中國知識階層史論：古代篇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 東漢生死觀 漢代貿易與擴張：漢胡經濟關係的研究 人文與理性的中國 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近代文明的新趨勢：十九世紀以來的民主發展 民主革命論：社會重建新觀 到思維之路 民主制度之發展 自由與平等之間 文明論衡 香港時代文集 我的治學經驗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 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 余英時雜文集 余英時序文集 余英時時論集 余英時政論集（上、下） 余英時書信選 余英時詩存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余英時（1930-2021）祖籍安徽潛山。燕京大學肄業，香港新亞書院第一屆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先生及漢學泰斗楊聯陞先生。曾任教於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1973至1975年間出任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1974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2001年6月自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榮退。 2004年獲選美國哲學會會士，2006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2014年獲頒第一屆「唐獎」。其著作等身，作育英才無數，並長期關心華人社會的民主發展，為當代史學研究者及知識人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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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目錄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求知的故事 讀書如對話 涵養新知 商量舊學 東西方漢學和《東西方漢學思想史》 做一個有尊嚴的知識人／李懷宇採訪 歷史研究要恢復「人」的尊嚴／李懷宇採訪 史學研究經驗談／邵東方採訪 中國現代學術「典範」的建立／羅小虎採訪 余英時先生授學記／何俊採訪 余英時教授治史經驗談 我與中國思想史研究 中國史研究的自我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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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推薦序 : 余英時文集編輯序言
　　余英時先生是當代最重要的中國史學者，也是對於華人世界思想與文化影響深遠的知識人。
　　余先生一生著作無數，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與文化史，對中國史學研究有極為開創性的貢獻，作品每每別開生面，引發廣泛的迴響與討論。除了學術論著外，他更撰寫大量文章，針對當代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發表意見。
　　一九七六年九月，聯經出版了余先生的《歷史與思想》，這是余先生在台灣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也開啟了余先生與聯經此後深厚的關係。往後四十多年間，從《歷史與思想》到他的最後一本學術專書《論天人之際》，余先生在聯經一共出版了十二部作品。
　　余先生過世之後，聯經開始著手規劃「余英時文集」出版事宜，將余先生過去在台灣尚未集結出版的文章，編成十六種書目，再加上原本的十二部作品，總計共二十八種，總字數超過四百五十萬字。這個數字展現了余先生旺盛的創作力，從中也可看見余先生一生思想發展的軌跡，以及他開闊的視野、精深的學問，與多面向的關懷。
　　文集中的書目分為四大類。第一類是余先生的學術論著，除了過去在聯經出版的十二部作品外，此次新增兩冊《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與現代史篇，收錄了余先生尚未集結出版之單篇論文，包括不同時期發表之中英文文章，以及應邀為辛亥革命、戊戌變法、五四運動等重要歷史議題撰寫的反思或訪談。《我的治學經驗》則是余先生畢生讀書、治學的經驗談。
　　其次，則是余先生的社會關懷，包括他多年來撰寫的時事評論（《時論集》），以及他擔任自由亞洲電台評論員期間，對於華人世界政治局勢所做的評析（《政論集》）。其中，他針對當代中國的政治及其領導人多有鍼砭，對於香港與台灣的情勢以及民主政治的未來，也提出其觀察與見解。
　　余先生除了是位知識淵博的學者，同時也是位溫暖而慷慨的友人和長者。文集中也反映余先生生活交遊的一面。如《書信選》與《詩存》呈現余先生與師長、友朋的魚雁往返、詩文唱和，從中既展現了他的人格本色，也可看出其思想脈絡。《序文集》是他應各方請託而完成的作品，《雜文集》則蒐羅不少余先生為同輩學人撰寫的追憶文章，也記錄他與文化和出版界的交往。
　　文集的另一重點，是收錄了余先生二十多歲，居住於香港期間的著作，包括六冊專書，以及發表於報章雜誌上的各類文章（《香港時代文集》）。這七冊文集的寫作年代集中於一九五○年代前半，見證了一位自由主義者的青年時代，也是余先生一生澎湃思想的起點。
　　本次文集的編輯過程，獲得許多專家學者的協助，其中，中央研究院王汎森院士與中央警察大學李顯裕教授，分別提供手中蒐集的大量相關資料，為文集的成形奠定重要基礎。
　　最後，本次文集的出版，要特別感謝余夫人陳淑平女士的支持，她並慨然捐出余先生所有在聯經出版著作的版稅，委由聯經成立「余英時人文著作出版獎助基金」，用於獎助出版人文領域之學術論著，代表了余英時、陳淑平夫婦期勉下一代學人的美意，也期待能夠延續余先生對於人文學術研究的偉大貢獻。

試閱文字

內文 : 求知的故事
明朝初年，當時的大文學家和學者宋濂寫過一篇有名的文章，題目是〈送東陽馬生序〉。在這篇〈序〉中，宋濂詳細敘述他年幼家貧，讀書的過程極其艱苦。他家中買不起書，祇好向藏書家借書來抄。但借書的時間很短，抄書就得日夜趕工。在冬天的時候，因為火爐也沒有，手都凍僵了，也不敢稍停，唯恐誤了還書的期限，下次就借不到書了。宋濂到了二十歲左右，也就是今天大學生的時代，他的基本知識已具備了，但是遇到高深的問題，在他的鄉間卻找不到老師求教。有時他聽到百里以外有名師講授學問，他就急急忙忙地趕去「執經叩問」。然而這些名師都是忙人，身邊的門人弟子已經很多，他很難找到空檔去問上一句半句。名師的脾氣又大得很，弄得不好就挨一頓大罵。為了求知識，他祇有必恭必敬地聽訓，等名師的脾氣發夠了，臉色和緩了，再上前求教。他是旁聽生，不能常在名師左右，過了幾天就必須回家。有時遇到風雪交加，從百里外回到家中，四肢都凍得僵了。他要先在熱水中浸泡很久，再鑽進被窩裡去取暖，這樣才能慢慢回過氣來。其他的苦處還有很多，不必一一轉述了，有興趣的人不妨在宋濂的文集（《宋學士文集》）中找來看看。
我們知道，宋濂的早年是在元朝統治下度過的，蒙古的皇帝並不看重中國的儒生，科舉考試也偶一舉行，即使中了進士也沒有多大的政治前途可言。所以宋濂青少年時代如此刻苦求知，就更為可敬了，這是中國傳統士人讀書追求知識的精神。我們不要輕信現代人那些沒有歷史常識的話，以為祇有西方才有追求真理、追求知識的精神，中國傳統士人都是為功名利祿而讀書的。其實西方人也儘有不求知的，中國人也儘有求知的，照我這幾十年來的親身經歷，現代中國青年雖說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禮，為功利而讀書的人恐怕更多。而且家長也總是鼓勵子女去學理工、學醫、學商業管理、學法律，很少家長肯讓子女去自由發展自己真正的知識興趣。如果子女的興趣恰好是在理工、醫、商、法，那當然再好也沒有，職業和學術志趣兩面都兼顧到了。怕的是不少青年，本有其他更好的才能和興趣，卻因社會和家庭的巨大壓力，僅僅為了將來職業的緣故，都不幸而埋沒了。
說到這裡，我想起了一個真實的感人的故事。十幾年前，我還在耶魯大學教書的時候，有一位台大理科畢業的可敬可愛的青年，已在加州理工大學取得了生化博士的學位，並且在斯坦福大學從名師（諾貝爾獎得主）作博士後研究，而且卓有成績。他和我素不相識，但忽然來信說，他的真正興趣在研究中國歷史。他要求我幫他到耶魯來從頭學起，讀史學博士學位。後來我到舊金山、洛杉磯等地，他又和我當面懇談過幾次。我狠下心腸告訴他，我雖然十分為他的求知熱忱所感動，但是我不能不負責任地鼓動他中途改行。他已在另一條學術道路上走得太遠了，中年才改學歷史，事倍功半，前途難料。我祇好告訴他，如果他願意懂一點中國歷史，在研究本行之餘，可以自修。我願意做他的讀書顧問。但是現代學術分工太細，專精一行已必須全力以赴，事實上那有餘暇來兼治另一門知識呢？我和他早已失去聯絡了。但我時時還懷念著他，也為了不能幫他完成他的心願而耿耿於懷。我想他是受外在壓力而犧牲了自己真正學術興趣的一個實例。
最近我偶然讀了一本英文小說（The World as I Found It, by Bruce Duffy），是關於維根什坦、羅素、摩爾幾個哲學家的複雜故事。雖然是小說，這本書確是研究了他們的真實傳記後才寫出來的。生活細節和心理的描寫當然是虛構的，但大體脈絡並不違背史實，很有點像中國的歷史小說《三國演義》。維根什坦當然是本世紀西方哲學界的大天才，沒有人能夠真正去學他。但是他終於能完成自己的才能則主要得力於他在大學時代便立定了志向，追求內在的學術興趣，不為任何阻力所動搖。這一點正符合中國古人教子弟第一要「立志」。他的父親是維也納的鋼業大王，對幾個兒子都教育特嚴。維根什坦沒有正式上中學，是由家庭教師專門一對一地教出來的。他的父親自然希望幾個兒子都能成為有實際才能的社會領導人物，維根什坦也包括在內。但維根什坦在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學了一年航空工程以後，決心要研究哲學——特別是數理邏輯。他早已讀了羅素的書，又特別去拜訪了德國的數理邏輯大師弗勒格，弗勒格也勸他去跟羅素學習，這樣他就不顧一切地轉學到英國的劍橋大學了。維根什坦可以說是代表西方一心追求真理的精神，他鑽研邏輯、語言哲學既不為名，也不求利，更不在乎別人的看法。他不求名，尤為難得，他的思想豐富而複雜。偶然留下一些思維的紀錄，在羅素、摩爾等第一流哲學家眼中已是發前人所未發，但他卻堅決拒絕刊布。摩爾以老師的地位曾為他整理了談話紀錄，他仍然不滿意，不讓紀錄稿流傳。所以，他生前僅僅在一九二一年發表了薄薄一冊的《邏輯哲學論》，然而卻是開創了二十世紀語言哲學的大文字。當時及後人一直都在捉摸他的真正意思，至今解說紛紜。羅素為他寫長序，著名的維也納學派奉他為開山之祖，他都不承認。因為他追求的不是世俗的聲名，而是「真理」。他不但不「求利」，而且在父親死後堅決放棄了他所繼承的巨大財富。他的姐姐不要他放棄，但他服膺托爾斯泰的想法，以財富為罪惡，寧可自殺也不要這筆遺產，所以最後祇有聽從他的抉擇了。
那本小書出版後，他認為哲學問題已解決了，便不再弄哲學，轉而到一個窮鄉僻壤去教小學，培育下一代。他仍然是追求真理、追求自己的理想的實現。等到他重返英國哲學界，那已是三十年代以後的事了。那是因為他在思想上又有了新的跳躍。另一方面，他對人生又是極認真、極嚴肅的。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回到奧國服兵役，以致成了戰俘；第二次大戰他在英國，也自己主動到傷兵醫院去服務。他並未忘記他的國民和公民的責任。他的志向正是在大學時代決定的。
讓我再說一個大學時代決定人生方向的動人例子。美國有一本著名的刊物——《美國學人》，它的編輯是伊普斯汀（Joseph Epstein）。他當然沒有維根什坦的天才，也不是驚天動地的大學者、大思想家。但是他從小便追尋自己的知識興趣，從不考慮將來怎麼吃飯的問題。他的父親是商人，但並不是富翁；父母也沒有特別鼓勵他追求學問，祇是能聽其自由發展而已。他在伊利諾州立大學讀完一年級，便轉學到芝加哥大學。芝大的三年，廣泛地讀文學、哲學、社會學等各方面的課程。他也沒有追求博士學位，是不是獲得過碩士學位，我也不清楚。但是他的一枝健筆卻為許多第一流學人和一般讀者所喜愛，真能達到雅俗共賞的地步。他寫了十本左右散文、一本小說，還有其他編著。他一方面對文史哲都有深厚的修養，另一方面對美國社會（中產階級社會）和人性也有深刻的認識。他的散文尤為一絕，時時出之以幽默，謔而不虐，趣味雋永。我總覺得他和中國的梁實秋最相像，有時也有點周作人的味道，但絕無魯迅的尖辣刻毒。伊普斯汀不能算是什麼文壇巨匠，但他能在大學時代便找到自己的人生道路。從他的散文中（因多帶自傳性）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生命雖有坎坷，但卻是十分充實的、滿足的。最難得的是他的特立獨行，不為任何流行的潮流捲去。他並不刻意地反潮流——有心立異為高便俗不可言了，但是他一言一語都由肺腑中流出，都經過了自己的獨立思考、獨立的判斷。此其所以可貴。
以上三則都是十幾歲到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對知識充滿著好奇、嚮往，而終身追求不已的真實故事。這一段時期——相當於大學生時期——是一個青年人怎樣決定他一生路向的關鍵時刻。這一時刻瞬息即逝，追悔是永遠來不及的。我舉的雖都是求知識的例子，但我並不認為每一個大學生都必須成為學者、哲學家或作家。但無論你的人生目標是什麼，你最好都要在這幾年之內打定以後的基礎。
宋濂〈送東陽馬生序〉的結尾是鼓勵一位青年人叫馬君則的，他敘述自己早年求學的艱難，正是為了襯托出馬君則的幸運。因為馬生是太學生，而太學中有的是書籍，有的是名師。學校與父母提供生活費，因此「無凍餒之患」；坐大廈之下而誦詩書，因此也「無奔走之勞」。具備了這樣優厚的條件而不能有所成就，那便說不過去了。這是宋濂對馬生的一番勉勵的苦心。
今天台灣的大學生當然比馬生也不知道要更優厚到多少倍了，以我看到的情況而言，是很使我又羨又妒的。我從六、七歲便遇到抗日戰爭，逃難到鄉下九年，沒有現代的小學和中學可上。抗戰勝利後回到大城市，我已是十六、七歲了，但英文、數理都等於一竅不通。勉強補習考入大學，又碰到內戰。我的大學生活實在不堪回想。我一共上過四個大學，前面三個都只讀了一學期便逃難，最後在香港讀了兩年半，但那是一所流亡學校，根本沒有圖書館。名師倒是有的，只是為了生活，為了維持學校的存在，往往不能安心授課。我自然比宋濂已幸運得多，但比東陽馬生已有不如，更不必說今天台灣的大學生了。
〈聯副〉推出〈重返知識殿堂〉系列要我參加一份。但我深信「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平生也從不存「青年導師」之想，即使是隨我讀過書的學生，我也是以朋友相待。中國傳統中師友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五倫中只有朋友，沒有師生。我不敢對青年讀者擺出一副「指導」的姿態，所以想來想去，只好說幾個真實的故事，給這一專輯的青年讀者作參考。
（原載《聯合報》，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作為史學工作者，余英時先生認為必須根據題旨和材料，採用種種不同的方法和預設
在思想上把自己隸屬於某一特定的哲學系統之內
即為其一向強調的「史無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