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 (第2版) | 誠品線上

雍正帝 (第2版)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最富爭議的盛世皇帝，兩岸共推的雍正研究權威 要懂雍正帝，唯有馮爾康 謀父？逼母？弒兄屠弟？誅忠？ 篡位暴君，或明君改革家？ 做人難，做皇帝更難 ── 雍正帝 從登基到駕崩，雍正帝的傳聞之多，在清代皇帝中排名「第一」。 華人世界最具權威、公信力的雍正研究專家 ── 馮爾康， 從大量過去不曾曝光的史料中， 抽絲剝繭、全面還原這位謎樣的歷史人物的真實面貌， 概括而又有一定深度地揭示雍正帝的功業與為人， 從多方角度呈現這位深知「為君難」的盛世皇帝 關於雍正帝 清世宗雍正（1678-1735），姓愛新覺羅，名胤禛，康熙帝第四子。45歲登基，在位時間13年，享年58歲。作為帝國之君，他上承康熙，下啟乾隆，奠定「康乾盛世」。雍正好書法，對雕塑、繪畫有很高的鑑賞能力。 後世對雍正帝的爭議 雍正帝寫了「為君難」一匾懸掛於圓明園中， 即日常批閱奏章之殿「勤政親賢殿」； 他對「為君難」思想有著深刻的理解，深知它對君主為人施政的重要性， 並將之視為座右銘，時時刻刻惕勵自己按照君主的準則去行事，做君主應該做、必須做的事情。 從他向臣工問好與祝願、關懷官員的生活與家屬， 賜福字、荷包等吉祥物，賞賜物品，賞賜醫藥、關懷臣工身後，這些事情來看， 他應該是個勤政愛民的好皇帝，可怎麼有人批評他是「竊國大盜」？ 雍正有一套獨到的養身見解， 他認為心寬念純，不邪魔外道，心繫國家百姓，為他們操勞， 將自身置之度外，自然就可以心寬體胖。 他喜歡說胖，以胖作為健康指標。 雍正的死因是中風？是丹藥中毒？ 雍正帝是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改革家，是清朝的承前啟後者，是傑出帝王。 綜其一生：批寫奏摺最勤、最多的皇帝； 接見中下級官員最多、最認真的皇帝； 才華橫溢的皇帝； 活得最累的皇帝； 性格多面而鮮明的皇帝； 多面人生的皇帝； 朝野議論中心的皇帝； 後世有大爭議的皇帝； 毀譽交集的皇帝； 有傑出貢獻的皇帝。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馮爾康1934年生，江蘇儀徵人， 1959年開始執教於南開大學，2002年退休。現兼任南開大學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安徽大學徽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著有《雍正傳》、《清史史料學》、《清代人物傳記史料研究》、《中國社會史概論》、《中國古代的宗族與祠堂》、《18世紀以來中國家族的現代轉向》、《顧真齋文叢》，主編並主撰《中國社會結構的演變》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開篇 第一章 雍正帝小檔案 第二章 雍正帝的座右銘：「為君難」 一、鑄造「為君難」寶印 二、「為君難」觀念的淵源 三、「為君難」的核心內容 四、虔誠的「敬天法祖」 觀念 五、各種祭祀天祖的活動 六、體諒臣下與勇於認錯 七、強調君臣以誠相待 八、對臣工的要求 九、以民為本，推行教化 第三章 雍正朝的君臣關係 一、雍正初年的股肱之臣 二、雍正六年《古今圖書集成》的受賜者 三、雍正末年的寵臣及顧命大臣 四、異乎尋常地關愛臣工 五、肆意辱駡臣工的劣行 第四章 雍正帝的學識與政策、政事 一、妙解經典，重農敦本 二、對康熙帝政策的繼承與革新 三、雍正朝的「學習」秋獮 四、與沙俄簽訂「恰克圖條約」 五、曾靜投書案與全新的國家認同觀 六、留養承祀：死刑犯裁決的新類型 七、兼顧法與情的朝審 八、《聖諭廣訓》與民間社會的情況 九、「異端」新解 十、君臣同樂的重陽節賦詩會 十一、雍正帝的著述 第五章 雍正帝的性格與養生之道 一、不知疲倦的工作狂 二、複雜多面的性格 三、敏銳的洞察力 四、細緻入微的作風 五、雍正帝的年節 六、雍正帝的五十大壽 七、雍正帝的藝術情趣 八、雍正帝的養生之道與身體狀況 九、研製丹藥與服藥 第六章 雍正帝的歷史地位 一、從乾隆初政看雍正帝的改革 二、雍正帝改革的歷史意義 三、成功改革家雍正帝 四、雍正帝挨駡的深層原因 參考書目 後記

商品規格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六章　雍正帝的歷史地位

雍正帝在位期間所做的事情，不再多做介紹，本節關注的是他的歷史評價問題。他所開創的政治、經濟革新，繼續進行了嗎？抑或是曇花一現？蓋棺論定，他是一個怎樣的歷史人物？他生活在中國歷史上的最後一個君主專制王朝（人們通常所說的「封建」王朝），又不是開國之君，似乎歷史並沒有給他提供更多的活動空間。然而，由於他變革「數百年頹風」，所以，我們需要從他所處的時代和歷史長河兩方面加以考察。在人品方面，雍正帝打從繼位起，就被咒罵，時至今日已近三百年了。人們為什麼如此不依不饒？我們亦有探究的必要。本書篇幅有限，不可能對這些龐大、複雜而極具爭議的歷史問題進行深入的剖析，僅能作出提綱式的解說。


一、從乾隆初政看雍正朝政事的不可改易

乾隆帝（弘曆）繼位初年，改變了雍正朝的一些政策和雍正帝的革新制度，在社會上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翻案風。其主要表現是：社會政策方面停止報祥瑞和路不拾遺的獎勵；農商方面罷開墾，裁撤直隸營田水利衙門；對某些欽案局部平反，如允禩、允禟的子孫恢復宗室身分。對於改土歸流，乾隆帝在骨子裡是反對的，故云「……奏開墾，改土歸流，改隸州縣，所云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可是，雍正末年改土歸流地區發生暴動，皇子弘曆（後來的乾隆帝）被指定為平叛的負責人之一，因而，此時他不得不將軍事行動進行下去，直到平叛結束為止。對耗羨歸公及與之緊密關聯的養廉銀制度他也持保留態度。他表示，是減少還是取消耗羨之事，需要從容考慮。直到乾隆七年（一七四二），殿試策論以此為題，令貢士出謀獻策。而朝臣們認為，耗羨歸公是善政，可以行之久遠，不能輕易改變。乾隆帝這時也認識到，那是不得不行的制度，決心堅持。雍正朝的軍機處，乾隆帝繼位即予取消，及至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十一月諒陰期滿，取消佐理政務的總理事務王大臣，才恢復軍機處。可見改土歸流、耗羨歸公、軍機處三項制度，是乾隆帝經過猶豫，甚至廢棄之後，才堅持下來的。

雍正帝創立的攤丁入畝、秘密立儲、養廉銀等制度，完善的密摺制、引見制，乾隆帝繼位即堅持實行。乾隆初政的翻案風，糾正了雍正朝打擊皇族中的政敵、處置各種欽案過嚴的行為，起到了穩定社會的作用。乾隆帝開始就實行及猶豫後繼承的前朝制度，使得雍正、乾隆兩朝制度具有連貫性，說明乾隆朝制度對雍正朝制度的繼承性。雍正帝創立的各項制度，儘管在乾隆初政期間，有的有所周折，最終大多堅持執行，一以貫之，終有清一代而未改易。這表明，雍正帝的更新並非曇花一現，而能行之久遠；在傳統社會中，是適合世情的、不可改易的制度。

乾隆帝對雍正帝事業的繼承與更易，在於政治理想。雍正帝的理想政治是實現中庸之道，故令臣工編輯《執中成憲》一書（乾隆初年問世）。他說：「朕觀堯舜授受心法，惟有一中治世之道，必事事合乎時中，斯為至善。而歷代史冊所載，帝王之舉動言論，每於中道之權衡未能悉協者，大抵由於時勢之所值不同，而政治訓詞亦因之而有偏向，後之論者遂不能無疑議於其間。朕意欲將經史所載歷代帝王之嘉言懿行合於大中至正之道者，採錄編輯，纂為一書，以紹執中建極之心，傳為萬世子孫之法鑒。」他發現前代帝王訓詞有偏向，在於所處的時事不同。故而，他強調「時中」，行適合於時之政。儘管他不承認自己為政嚴苛，但也知道寬嚴不協調，認為自己沒有福氣實現中庸之政。他的暴亡，留下了終身遺憾。他所講的中庸內涵，關涉政策的寬與嚴兩方面。他實行的是嚴猛政治，他要創造能夠實行寬鬆政治的條件。寬與嚴，是行政的總綱領。乾隆帝總結父祖及自己三朝經驗，認為祖父康熙帝實行的是寬仁政治，但晚年出現政事廢弛的狀況；父親雍正帝過嚴；因而，他就要實行「寬嚴相濟」的方針，以求達到中庸境界。從寬、嚴對立，到寬嚴相濟，在於時勢，也在於君主對時勢的認知，康、雍、乾三世，總結治理經驗，代代相承，才創造了那個時代所能有的治世。

雍正帝的革新，由乾隆帝繼承之後，成為清朝的政治遺產，流傳後世。實際上，它也變成皇家的、社會的精神財富。嘉慶、道光年間，君臣、士人都感到社會問題嚴重，朝政難於為繼，希望更新變法，於是就想到雍正帝和當日的朝政，於是閱讀那時的著述，大加頌揚，從那裡汲取精神營養。嘉慶帝對祖父的政治作出的概括是：「整綱飭紀，立政明倫。」他將改革作為雍正一朝的政治總綱予以稱道。學者章學誠在《上韓城相公書》中，鑒於嘉慶朝有待革新，希望以雍正朝的嚴猛政治和勵精圖治為榜樣，改善朝政，故云：「康熙末年積弊，非憲皇帝不能廓清至治。」道光帝頗有向其曾祖父雍正帝學習的願望，閱讀《清世宗實錄》，要求督撫州縣把雍正帝關於「為政之道，以愛民為本」的上諭恭錄懸於大堂，作為行政準則。他試圖象雍正帝實行耗羨歸公的政策那樣，限制地方官濫徵附加稅，但是沒有成功。同治、光緒之際，原任御史吳可讀為同治帝爭立繼嗣，上疏推崇雍正帝的儲位改革，謂其「詒謀之善，超亙古而訓來茲」，請求兩宮太后採納他的意見。雍正朝以後的清朝人，一想到朝政的振興，往往就追憶雍正帝的改革，心向神往，希望有所借鑒，將雍正朝的革新精神作為當代更新的一種動力。


二、從歷史長河看雍正帝改革的意義

1. 雍正帝整飭弊端的革新綱領精神
雍正帝的施政宗旨，見於他在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十二月初五日諭旨中所宣布的，「朕勵精圖治，整飭弊端」；同年正月十七日諭旨說的「振數百年頹風」；同年二月初三日針對科舉積弊說的，「將唐宋元明積染之習，果能盡行洗滌，則天下永享太平」。他的革新物件雖是現行弊端，但卻是數百年歷史遺留下來的，是以難度巨大而意義深遠。他在位的短短十三年間，完成了幾件在中國歷史上都堪稱重大的事情（重大制度）的改革和創新，即創立耗羨歸公和養廉銀制度、攤丁入畝制度、秘密立儲法、軍機處制度，以及大力推行改土歸流、除豁賤民、保甲制政策等。這裡不再交待這些制度、政策的內容，只是說明它們的實施意義。

2. 革除歷史上的制度性積弊
分別徵收人口稅和財產稅，是中國賦役史上的一貫做法；而且人口稅的徭役很重，在歷史上常常成為農民造反的根由或爆發點。為此，歷代王朝不斷進行改革，如唐代楊炎改變租庸調法，實行兩稅法，令賦役合一，按照包含財產、人丁在內形成的戶等徵稅，其人口稅在賦役中的比重要比租庸調法有所減少；明代張居正制定了一條鞭法，統一役法，役銀不再像以往按照戶、丁徵稅，改從丁數和田糧徵納，於是田糧多者役銀增加，部分地實行攤丁入地。

雍正帝的攤丁入畝制度，是全面實現人丁徭役稅從土地稅徵收的制度，使得人口稅與財產稅合一。於是，無地人口，不再有人口稅的徭役負擔；有田產的民戶增加了土地稅額。所以，攤丁入畝實質上是政府從人口稅、財產稅分徵轉變為徵收單一的財產稅。攤丁入畝，對於政府講沒有減少稅收；而對百姓講，沒有名義上的人口稅了。這是賦役制度前所未有的革新，是繼承唐朝、明朝的改革，又是歷史上所有改革家所未能想像、未能做到的賦役合一。賦稅是政府的經濟基礎，政權的維繫及生存狀況均視賦役的徵收情況而定。賦役制度的改革，關係到政府的命運，被政府視為維繫生存之舉。

稅外的羨餘，也是歷史產物。唐代兩稅法時，就有「用度羨餘」，貢獻皇帝。明代實行低俸祿制度，地方官以徵收耗羨自行增加收入，又因明朝後期加派嚴重，鬧得民不聊生，王朝覆滅。雍正帝的耗羨歸公同養廉銀制度一併實行，限制耗羨徵收的成數，法定地方官員的辦公費和生活補助費，於是有效地控制了耗羨的濫徵，解決了歷史形成的耗羨過度徵收的積弊。雍正帝剔除的是數百年的歷史積弊，很難，但是成功了。

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治理，歷來是通過喇嘛教首領及其治下的噶布倫機構進行的。康熙末年派兵進藏，驅逐準噶爾勢力，隨即撤出軍隊，及至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平定阿爾布巴之亂，派遣駐藏大臣，監督西藏地方政府，並派軍分駐前藏、後藏。到乾隆年間，由駐藏大臣主持新達賴喇嘛人選的抽籤儀式和坐床儀式，共同處理對外事務，正式形成駐藏大臣制度，加強了中央政府對西藏的管理力度。雍正帝派遣駐藏大臣和駐軍，是駐藏大臣制度的濫觴，是中央政府加強對西藏管理新階段的開端，意義非同一般。

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治理，元朝開始實行土司制；明朝在土司衙門設置輔佐性的流官。雍正帝全面推行改土歸流政策，給予大土司爵祿，讓其離開本地；由中央派遣流官治理該地，使得土司治區成為中央管理的州縣行政區，從而加強了中央政府對邊疆的控制力，同時有益於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改土歸流是大趨勢，歷經數百年，到雍正帝時期得以實現。

歷朝政府對民間的控制，主要實行戶籍編審制度，輔助以保甲制，但後一制度只是在特定時期才予以強調，如北宋王安石變法推行保甲法，明代王守仁（陽明）在贛南地區亦曾實行。雍正帝實行攤丁入畝制度之後，沒有必要再進行戶籍編審了，而且每次編審的行政成本很高，因此不再進行；而推行新的保甲制，將調查戶口和維持治安兩項內容合一，突出治安管制的職能，以便控制民人，穩定地方社會秩序。全面推行的保甲法，改變了政府在州縣之下無機構的狀況。它同雍正帝推行的另一政策──族正制相結合，形成了對民間的統治網。直到民國時期，保甲制仍在實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雍正帝的保甲制，是保甲史上的劃時代之舉。

賤民中的樂戶，始於明初；墮民可能出現於宋元時期，至晚產生於明初；旦戶的產生，不晚於元明。賤民都有三百年以上的沉淪史。雍正帝宣布將他們一一解放，雖然不能完全實現，但畢竟有了脫離賤籍的可能。
雍正帝改革的各項制度和社會問題，都是歷史形成的，都有長達幾百年的累積，所以他解決的雖是當前的社會問題，實際上是清除歷史積弊，是革故鼎新，難度大，意義也大。

3. 清朝的承前啟後者
前面，我們從歷史長河來看雍正帝改革。現在，再就清朝來講。雍正帝是清朝盛世的創造者之一，是康乾盛世的承前啟後者。筆者曾經將康乾兩朝的治績比作兩個山峰，認為雍正朝是夾在當中的又一座山峰。雍正帝在清朝的承前啟後地位，是國內外史學家的共識，無需多言。

從疆域底定來說，清朝要想北方、西北、西南邊疆穩定，必須解決新疆準噶爾蒙古的歸服問題。康熙年間準噶爾是攻勢，搔擾喀爾喀蒙古，狂妄宣稱「以黃河為馬槽」，一度控制了青海、西藏。康熙帝三次親征朔漠，予以回擊，但清朝基本上是守勢。康熙帝在西藏底定後，極想出兵準噶爾本土，但未能進行。雍正帝在平定青海蒙古羅卜藏丹津之亂以後，從甘肅、哈密的西路和喀爾喀蒙古的北路兩路出師準噶爾，雖未有成效，然變被動為主動，開啟了勝利之途。而後，乾隆帝徹底解決了蒙古問題，擴展疆土，穩定疆宇，曆三代而竟功，此一事即見雍正帝的承上啟下作用。

再則實行清查經濟政策，懲治貪風，打擊朋黨，克服康熙晚期的政治危機，充實國庫，成效顯著；制定秘密立儲法，後來行之有效，創造了有清一代傳位的好方法；以天下一家的觀念批判華夷之辨，適應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趨勢；在對外事務中，雍正帝繼康熙帝與俄羅斯訂立「尼布楚條約」之後，簽訂「恰克圖條約」；雍正帝的革新精神，成為後世帝王勵精圖治的精神力量。如此作為，使得雍正帝成為清朝盛世的創造者之一，是康乾盛世的承前啟後的政治家。


三、傑出帝王 雍正帝

雍正帝的各項改革，每一項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價值。攤丁入畝制度的實行，停止了戶口編審制度，以致乾隆朝正式取消，自此民人可以自由離開鄉里，有了實際的遷徙自由；除豁賤民，令他們成為平民，有後世所說的尊重人權的意味。這兩項制度變革，使得政府對百姓的宗法性人身控制削弱，換句話說，就是百姓對政府的依附性減弱，具有解放生產力、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意義。百姓可以流動於四方，就為商業、手工業提供了大量勞動力。其時，服務業、手工業有較大發展，發達地區動輒擁有上萬從業人員。如蘇州染踹業在雍正年間就有踹匠幾萬人，他們大多來自江蘇、安徽的農村，而不是本地人。江西景德鎮制瓷業的工匠也大多數是外地人。假若編審制度沒有被取消，這是不可能出現的情形。

耗羨歸公後，農民納稅比以前減少，經濟上直接受益。改土歸流不僅有利於中央政令的貫徹，同時也給當地經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可能。駐藏大臣制是清朝中央集權制下的一種地方行政制度，是因地制宜的有效治理方法。特別應當看到的是，雍正帝的改革具有某些近代成分。攤丁入畝，前無古法，是偉大的創舉。向後看，由有田者交納人口稅，田多者多納，與累進稅制有相通之處——資產多者賦稅多。雍正帝的意識大約不會有這種前瞻性，不過其中確有近代賦稅制度的因素；攤丁入畝與養廉銀結合，固定地方政府的辦公費用，這符合近代行政預算原則；削弱政府對百姓的人身控制，令百姓有了某種遷徙自由。凡此種種，筆者認為，雍正帝的改革具有某種近代意義，具有由古代向近代過渡的初始因素。

應當說，雍正帝的這些社會改革，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經濟發展，在歷史上起到積極的作用。他的所作所為，放在歷史長河中，在歷代明君、名臣中，都是應當另眼相看的。前述楊炎、張居正被譽為歷史上的改革家，但他們的改革都局限在賦役制度一個方面；而雍正帝的改革涉及社會很多層面，包括賦役制度、職官制度、等級制度、民族政策等等方面，遠比他們廣泛，是他們所不可企及的。無疑，雍正帝是務實的、積極的、成功的社會改革家。其改革中的某些近代成分，更是傳統改革家所望塵莫及的。

筆者的結論是：雍正帝是中國歷史上成功的改革家，是清朝的承前啟後者，是在某種程度上順應社會發展要求的傑出帝王。雍正帝自詡「朕非庸懦無能主」，應當承認，他是大有作為的政治家。他又自云「朕就是這樣的一條漢子」，令人看到他是有江湖氣的皇帝。要之在歷代帝王評價中，給他好評不為過分，他的歷史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此外，筆者還想能否根據雍正帝的一生，概括出一句話或幾句話呢？試擬幾句如下：批寫奏摺最勤、最多的皇帝；接見（引見）中下級官員最多、最認真的皇帝；才華橫溢的皇帝；活得最累的皇帝；性格多面而鮮明的皇帝；多面人生的皇帝；朝野議論中心的皇帝；後世有大爭議的皇帝；毀譽交集的皇帝；有傑出貢獻的皇帝。


四、歷史上挨罵的深層次原因

雍正帝被罵的原因，先借鑒《紅樓夢》中王熙鳳得到的評價──「治世之能人，亂世之奸雄」。奴才周瑞家的說鳳姐樣樣好，「未免對下人嚴了些」；林黛玉初進榮國府，在她眼中的鳳姐是「粉面含威春不露」。「威」者，含蓄地點出其人的威嚴，事情都落在「嚴」字上，王熙鳳管家太「嚴」，因而遭到輿情的指責。對雍正帝之罵，究其原因，可以從三個層次進行分析：

其一，受懲罰者的怨恨。雍正帝敏銳地指出，賞賜八旗幼丁，他們揮霍之後又會抱怨。不過，這種抱怨不是這裡所說的政治性抱怨、怨恨。雍正帝的政績是以犧牲眾多人的生命為代價取得的。他清查經濟，為向貪官追贓，動輒抄家，甚至令其子孫、親戚幫助賠償，窮追窩藏者。這同康熙帝的「睜一眼，閉一眼」的方針大相徑庭。而官員們習慣了前朝的寬大，對雍正帝的嚴厲政策自然不滿，所以輿論說他重用的大臣「嚴刻」，實際是把矛頭指向了他。

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四月初八日，雍正帝發布上諭說，「近聞外間議論，有謂塞楞額署山東巡撫事務精明嚴刻者，既加以精明之譽，復加以嚴刻之譏，此皆由於塞楞額蒞任以來，實心辦理數事，而宵小之人不得自便其私，故造作此語」，以阻擾其認真辦理事務。接著，雍正帝對號入座，為自己辯解，說他本人並不嚴刻。如李衛清查李維鈞家產，涉及其婢妾。雍正帝說李衛不識大體，不講究忠厚，因此不讓他參奏李維鈞的家事，以此表明他的仁愛。事情的實質是，雍正帝整頓積習，引發了既得利益者的不滿，於是加諸嚴刻的罪名。妙就妙在嚴刻之前加上「精明」一詞，正是精明，嚴刻就令人受不了了。受懲罰者是在發洩個人私怨，他們其實是罪有應得，怨不得雍正帝。

其二，儲位之爭的後遺症與世俗同情弱者的觀念相結合。對康熙朝儲位鬥爭失敗的一方，雍正帝繼位之初儘管實行打拉結合的策略，但人們很快發現，他的真實意圖是打擊、消滅對方，於是議論紛紛，說皇帝「凌逼弟輩」，懲治人是「報復私怨」。翰林院檢討孫嘉淦上疏，要求皇帝「親骨肉」。對於皇家內部政敵的打擊，應當適可而止，不為已甚。雍正帝不懂得這個道理，對宗室成員打擊過分，特別讓人反感，甚至讓人痛恨。再說政治案件過多，打擊面過大，比如無端懲罰楊名時，令人同情他，而不滿於雍正帝。這是雍正本身的問題。他不懂得鬥爭中有理有節的原則，分寸拿捏得不准。這是雍正帝自身策略失誤造成的被罵，賴不得他人。就此，楊珍撰文《關於雍正帝毀多於譽的思考》，分析甚為透徹。

其三，改革政治和嚴猛的方針政策造成的。雍正帝棄置寬仁之政，嚴猛為治，觸動的不只是犯法者或被誤認為犯法者的個人利益，從制度層面看，傷害的是集團利益。如士民一體當差，就觸犯了士人的整體利益，不是個人不滿，而是群體反對，結果在河南發生了封丘罷考事件。這樣，事情就嚴重了。實行耗羨歸公制度，有錢人就不滿意。所以，在最早實行的山西，巡撫諾岷、布政使高成齡均受到很大的壓力；山西的京官也不贊成實行這一制度，可見鬥爭的激烈程度。嚴猛政治，也為崇尚仁政政治理念的人士所不滿，給予否定。最早是剛繼位的乾隆帝。他否定前朝的幾項政策，搞翻案。四川巡撫王士俊表示不滿，說現在的好上疏是將前朝的案子反過來，他也因為這個話，幾乎遭到殺身之禍。後世崇尚寬仁政治的學者，責罵雍正帝的模範督撫田文鏡，就是沖著嚴猛政治來的。集團利益受損者、仁政維護者的反對，與利益受到傷害的個人怨恨不同，應做具體分析。不過，革新政治的產生與推進是非常不容易的，是要付出代價的，不宜多所指責。如果承認雍正朝是個改革時代，就要給予那些政策的制定者、執行人以肯定的歷史評價，而不應咒罵雍正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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