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 4: 陸海的交會 | 誠品線上

シリーズ 中国の歴史 4: 陸海の交錯 明朝の興亡

內容簡介

內容簡介 "

各界推薦

各界推薦 日本各大出版社，每隔一段時間，便請史學家寫一套供一般人讀的多卷本通史，分世界史、日本史和中國史，都是小開本便利攜帶，可在通勤車上閱讀。岩波書店不同，編寫的是專題式的「岩波講座世界歷史」，比較類似《劍橋歷史》（Cambridge Histories）叢書。從1969年以來，每隔二、三十年便出版一部三十卷左右，總結截至編寫時期，各領域的研究成果；比較學術性，大本精裝，供大學師生閱讀。至今已出版了兩部，第三部正在出版中。這次岩波書店出版的中國史系列叢書，和其他出版社一樣，針對的讀者是一般大眾，而列入便利攜帶小開本的「岩波新書」系列。但仍本著「岩波講座世界歷史」的編為目標，總結最新的研究成果，深入淺出地傳給讀者，而訂名《岩波新中國史》叢書。例如明清歷史，過去的同類書或稱為《最後的東洋社會》、《紫禁城的榮光》、《傳統中國的完成》、《落日的大帝國》，比較看不出時代特性，但三田村泰助教授《明帝國與倭寇》及上田信教授《海與帝國》，一反過去把中國史尤其明清史看做閉關自守的大陸國家歷史，注重明清中國已進入海洋時代，與新世界的聯繫。檀上寬教授繼他在2016年的《岩波新書．天下與天朝的中國史》之後，《陸海的交會》再一次展現他對明史的見識：明代中國是大陸與海洋交錯，互為作用的。同時也是從明初的確立傳統中國一元體制，結束中國史的「十四世紀危機」，走向一元體制鬆動的明末，而進入世界史的「十七世紀危機」。從書後附的參考書目，可知檀上教授總結了大量現代學者的新研究成果，在這本小書中傳遞了豐富的新信息，是本書的另一大特色和優點。 ——徐泓（暨南國際大學榮譽教授）

作者介紹

作者介紹 檀上寬1950年生。專研中國近世史，現任京都女子大學名譽教授。代表著作： 《天下と天朝の中国史》（岩波新書）、《明の太祖 朱元璋》（筑摩學藝文庫）、《明朝専制支配の史的構造》（汲古書院）、《永楽帝――華夷秩序の完成》（講談社學術文庫）、《明代海禁＝朝貢システムと華夷秩序》（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郭婷玉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現為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研究領域為日本時代臺灣地方社會勢力，並關注近代日本與東亞史、琉球王國．沖繩史、明清以降中國地方社會等議題。合著《圖解臺灣史》、《圳流百年》，譯有《這才是真實的滿洲史》、《殖民地臺灣之青年團與地域變貌》，合譯《殖民地官僚政治史》等書。

產品目錄

產品目錄 編輯前言 現在，讓我們重新閱讀中國史──《中國的歷史》書系目標 臺灣版序 導言 第一章 明初體制的成立 一、元末的叛亂與明朝的誕生 二、絕對帝制的確立 三、社會統制方策與他律型儒教國家 第二章 明帝國的國際環境 一、中華的復興與朝貢一元體制 二、永樂帝的積極外交 三、中華與夷狄的統合 第三章 動搖的中華 一、明初體制的弛緩 二、朝貢一元體制的崩壞 三、明代史的轉換點 第四章 北虜南倭的世紀 一、嘉靖新政的幻想 二、邊境地帶的騷擾 三、朝貢？還是互市？ 第五章 鼎盛與顯露頹勢的明帝國 一、張居正的改革與挫折 二、流動化的社會 三、變化的東南亞 第六章 從明到清 一、政爭與混亂的結果 二、明朝滅亡 三、混沌的歸結 結語 後記 簡略年表 主要參考文獻 圖表出處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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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閱文字

自序 : 臺灣版序（節錄）
值此「岩波新書．中國的歷史」全五卷臺灣翻譯版出版之際，應出版社編輯的邀請，謹以此短文為序。
本卷為本系列中唯一的斷代史，討論對象限於明代，幾乎未觸及前後時期。不同於向來以每一王朝為切分單位的中國史系列叢書，本系列試圖以超越王朝區分的觀點重新構築中國歷史。那麼，又是為何只在第四卷採取王朝斷代史的形式呢？由於相關理由以及本卷定位已於正文敘述，在此省略，以下僅交替敘述日本明代史研究的發展歷程，以及筆者自身歷史。
如同日本東洋史學開拓者之一內藤湖南曾說過「明朝並不有趣」，在戰前日本的中國史研究中，明朝的人氣一向低落。有不少原因導致此一情況，其中之一在於，對於日本人而言，明代既無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件，也幾乎沒有耳熟能詳的人物，於是一直視之為僅有時間單調流逝的平淡時代。不過，到了戰後，由於對戰前「中國社會停滯論」的反省，注重中國史發展性的「戰後歷史學」潮流興起，明末清初期亦被視為社會變革期，遂於突然之間受到注目。雖然此際受到注目的僅限於明末清初時期，但是明代史、明清史也與戰前截然不同，而變成更為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
當時，明清史研究者的研究取徑主要是社會經濟史，以專制國家支配農民手段的賦役制度、土地制度等題材最為受到關注。此一嘗試與時代區分相關，最終轉向研究明末崛起、獲稱鄉紳的支配階層。至此，以鄉紳支配實態、歷史定位為核心，又再興起新一波論爭。一九七○年代的明清史研究可說清一色都是鄉紳研究，甚至在一九七六年《史學雜誌》「回顧與展望」中，「明‧清」專欄的負責人還預先公告必須對鄉紳論以外的研究予以割愛。
在這個說起明清史便等同明末清初時期或社會經濟史，其中又以鄉紳論最為著名的七○年代中，筆者笨拙地開始了中國史研究。之所以選擇明代史為研究主題，純粹只是因為同學之中沒有專攻明代歷史者。同時，大概是天生愛唱反調的性格使然，甚至一反時代潮流，選擇明初、而且還是政治史為論文主題。原因無他，即是在多數明清史研究者專攻明末清初社會經濟史之中，感受到明初政治史幾乎尚未被研究過的新鮮魅力。這時，筆者所選擇的畢業論文題目，是明代的南京官員。
然而，筆者選擇研究明初時代的理由，並非僅止於此。筆者對於當時明末清初研究共通途徑的做法，抱持著巨大的疑問。日本的明末清初研究，以明初成立的專制國家為先驗背景，投注莫大精力於綜合性地理解國家與地主制度（或是鄉紳支配）間的關係。相關討論中，卻相當缺乏對於明初為什麼形成那樣的專制國家（皇帝專制體制），也就是追溯其起源的分析角度。這個問題與現代中國研究具備共通性，而抓住了筆者尚不成熟的心靈，此後便一直探討此一疑問，直至今日。本卷所展示的，即是目前筆者的部分思考。
明白地說，時至今日，如國家論一般居高臨下的研究越來越少，時代區分論業已不再流行。曾經風靡一時的鄉紳論以七○年代為界線而自然消失後，明清史研究有一段時間關注地域社會論，而今盛行海洋史研究。歷史學界整體主要關注的，不再是過往的唯物史觀，而是眾所聞名的世界體系理論、全球化歷史等共時性世界史研究。
但是，即便是在此般歷史學界趨勢之中，也不能放棄對中國、或是東亞固有理論、構造等的摸索。這是因為，每個國家、地區皆有其歷史及特徵，無視於此而逕自描繪整體圖像幾乎毫無意義。特別是近來強調民主主義與威權主義的二元對立，現代中國被視為後者的代表。從現代史觀點而言，探究其淵源相當重要。若是從明初歷史探詢其直接的起源，對於明代史研究而言，則又增添不同以往的嶄新課題。筆者認為，今後明代史研究的重要性只會越來越高，而不會有所減少。

試閱文字

導讀 : 十四、十七世紀，全球規模的氣候寒冷化伴隨世界經濟停滯與收縮，導致接連發生了災害、饑荒、社會動亂，以及戰爭等動盪。此即一般所稱的「十四世紀的危機」和「十七世紀的危機」。夾在這兩波全體危機的縫隙中的，即是明這個時代。伴隨王朝揭幕與閉幕的元末叛亂、明末動亂爆發，並非偶然出現。
在此之前，十三世紀之初崛起的蒙古，憑藉草原的軍事力量向東西方擴張。十三世紀後半，元朝併吞南宋後，也幾乎支配了整個歐亞大陸地區。交通、通訊網絡的整備，一口氣縮短了各地距離。從帝都大都（北京）出發而橫跨大陸、連結東西方的陸路，以及起自原南宋領域的東南沿海地區、經過東南亞海域而朝向印度洋、阿拉伯海之海路，透過元朝而相連在一起，歐亞大陸規模的人群、物品、資金、情報環流於其中。此前被劃分為好幾個文明圈的「世界」，在蒙古統治下獲得統一，朝向一體化發展。
然而，在進入十四世紀後，這個巨大帝國逐步分裂，最終蒙古帝國崩解後，轉而在各地出現大型帝國、展開互相對抗。鄂圖曼王朝、帖木兒王朝、蒙兀兒王朝，以及明、清王朝等都是如此。並且，這些王朝幾乎都以成吉思汗血統或蒙古權威為後盾。這是歐亞大陸全體都受到蒙古影響之佐證，其中唯一以否定蒙古為國策的，就是明王朝。明朝透過徹底排除蒙古色彩，以中國固有理論—亦即儒教理論—為基礎，來從事國家建設。對比接續明的清王朝自詡為元帝國後繼國家，更可看出明王朝的特殊性格。
明王朝的特殊性格，還不止於此。相對於其他帝國以柔性構造的統治組織管理社會，明建立的「明初體制」，亦即以重建社會秩序為目標、統制深入社會各個角落，則是相當強硬的剛性體制。透過構築此一體制，明朝成功度過十四世紀的危機。但是，發展到十五世紀中葉的明中期，明初體制也終於顯露出破綻，進入十六世紀後更步入決定性崩壞。即便明王朝力圖重新振作，卻仍無法充分應對社會變化，只得在十七世紀混亂中走向滅亡。
明朝在漫長中國歷史中，究竟該如何定位才好呢？當然，可以從各種角度探究這個問題。從政治體制面向來看，宋代成立的君主獨裁體制，到了明初受到前所未有的強化，即是很重要的一點。本書承襲三田村泰助的研究，稱其為絕對帝制。若是除卻絕對帝制，則前述的明初體制將無法實現。相關背景方面，不可忽略其之主要論據，亦即以下三種對立競爭的存在。也就是：一、中華與夷狄的抗爭；二、貫穿中國史的華北與江南（在此指稱廣大的華中、華南全體）之南北對立；三、包括草原在內的大陸中國與東南沿海的海洋中國之相剋。
不須多言，如同本系列叢書的主題「中華」（第一卷）、「江南」（第二卷）、「草原」（第三卷）所示，這三種論據即是了解中國歷史之關鍵。特別是到了宋代以後的「近世」，三種對立都更加尖銳化，像是夷狄的崛起與中華的反抗。相對於「政治的北方」，「經濟的南方」之存在感提升。從傳統農業國家傾向重視商業的海洋國家。這些傾向都在宋代以降逐漸突顯出來。這三種對立各自白熱化，其傾軋到了十四世紀臻於飽和。
簡而言之，元明革命本身便意味著從夷狄到中華的王朝交替。第一次打倒自十世紀以降相繼支配中國的游牧王朝（遼、金、元）之中國王朝，是明朝。其定都南京而發展統一王朝，唯一從南方興起而稱霸全國的政權，也是明朝。阻止宋元時代以降日益活躍之海外貿易、向海洋發展，而回歸大陸國家的，還是明朝。在十四世紀的危機中，明朝以中國式理論應對各個課題，開創了非明不可的嶄新時代。從此中誕生的堅固體制，即是明初體制。
這個體制在其後經歷什麼樣的變遷，而迎來了十六、十七世紀的變動期呢？在此期間，中國社會歷經巨大的變化，其實際情況又是如何？本書主要的課題，即是緊扣上述疑問，而概觀將近三百年的明朝歷史。經過這些討論，將會浮現什麼樣的明代歷史圖像？首先，就從元末叛亂與明初體制的成立說起吧。

試閱文字

內文 : 第三章 動搖的中華
一、明初體制的鬆弛
還都南京
透過遷都北京達到完備的明初體制，不久即出現了反作用力。永樂二十二年（一四二四年）七月第五次蒙古親征的回程路上，永樂帝病逝於榆木川（內蒙古自治區多倫縣西北方）。消息一在北京城公開後，反對遷都論者至今受到壓抑的不滿便一口氣爆發開來。南人官僚之中，或基於首都遷離江南的反彈，或為南方的利害關係代言，因而陸續出現了還都南京的主張。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主張者背後有著新皇帝仁宗洪熙帝（一四二四—一四二五年在位）的存在。原本他在永樂帝巡行北京期間，即以監國的身分留在南京，故而對於在南京的生活較為習慣、親近。再者，不同於父親，他自身對華夷統合並無意圖，而計畫著修正永樂政治對外征伐的軌道。其命大名鼎鼎的鄭和回到陸地、擔任一介南京守備太監一事，即顯示出端倪。
洪熙元年（一四二五年）三月，洪熙帝派遣皇太子朱瞻基為先遣部隊前往南京，正式表明了還都南京的主張。南京將於皇帝不在的狀態下成為首都，既有的北京官廳再度在名稱中冠上「行在」二字。更甚者，與遷都前一樣，設置北京行部與北京行後軍都督府，執行副都北京的政務及軍務。次月起，開始修築首都南京的皇城，並向南京方面傳達皇帝將於來年春天回歸的消息。
然而，就在上述還都準備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洪熙元年五月，卻發生洪熙皇帝猝逝的意外事件。當時，他才不過即位十個月。皇太子被從南京匆忙請回，結束父皇葬禮事宜後，便祭祀天地、即皇帝位，亦即明朝第五代皇帝宣宗宣德帝（一四二五—一四三五年在位）。
宣德帝自幼即受祖父永樂帝寵愛，連永樂帝親征蒙古時都帶其同行。這樣的他，毫無還都南京的意願。是故，即便洪熙帝遺詔諄諄記載著還都南京的指示，宣德帝卻予以無視，並在宣德三年（一四二八年）廢止了象徵副都的行部、行後軍都督府。此事暗示了中止還都，不過，此際的北京依然只是行都，表面上南京仍是首都。一直要到十多年後，正統六年（一四四一年）重建遭燒毀的北京三大殿時，北京才再次正式成為首都，南京則改為副都。

仁宣之治
一般將仁宗洪熙帝與宣宗宣德帝的治世，合稱為「仁宣之治」。這是由於，兩位皇帝都專心於內政，帶來了整個明代最為安定的時代，因而受到稱頌。當時內閣中有名臣「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接連實施種種政治改革。其中一項是改革科舉的「南北卷」，亦即各地區分別採用進士，訂定南人合格者人數上限，而確保北人官僚數量。此案由江西出身的南人官僚楊士奇所發想，更可看出當時政界的健全程度。
相對於洪熙朝以修正永樂朝的軌道為目標，宣德朝則繼承了永樂朝積極推動華夷統合的一面，試圖令其在「軟著陸」下實現。宣德皇帝再次拔擢了父親洪熙帝時代獲命上陸的鄭和，於宣德五年（一四三○年）進行了第七次南海遠征。當時的鄭和已經六十歲，這是他最後一次航海了。不過，這次遠航在最大限度地擴大海禁＝朝貢系統下由國家主導海上活動之同時，實行了名譽撤退。早在宣德三年，明朝便放棄了永樂帝予以內地化的越南，也是同一旨趣。自此以降，明朝完全成為內向的國家。
唯恐「靖難」再次發生的永樂帝，透過將原封於廣寧（遼寧省）的遼王、封於大寧（內蒙古）的寧王轉封至內地，而移動長城外的衛所、鞏固首都防衛。這件事在另一個面向上，也連結到防衛線的後退。正如永樂帝斷然實行蒙古親征是為了補全防線的後退一般，由於北京是「中國的門戶」，故而常處危險之中。曾經隨同永樂帝親征蒙古的宣德帝，亦三度到長城防線「巡邊」，反覆實行軍事威嚇，這正是由於充分理解到蒙古威脅的緣故。
宣德帝很明顯地意識到永樂帝的存在。他們兩人共有著期許華夷統合的精神，差別在於包圍著他們的環境。永樂帝即便到晚年都受到財政上的逼迫，統治後半的三度親征甚至是將提出反對的戶部尚書（財政大臣）夏原吉投獄而決意進行。宣德帝則是只實行一次南海遠征即告停，不親征蒙古而止步於長城巡邊，亦與財政問題有關。他雖無守成之君的名號，卻有守成之實。

從實物經濟步向白銀經濟
過了洪武、永樂創業期而進入宣德以降的十五世紀中葉後，社會構造也出現變化的徵兆。對此變化造成巨大影響的，是遷都北京。為了養活北京龐大人口、北方軍隊，除了透過大運河將江南的米輸送至北方，商人們亦運送大量南方物資（南貨），打造出南北物流體制。大運河沿岸一帶逐漸都市化，至今一直保持低調的商業化動向也逐漸活躍起來。
伴隨著商業化的擴大，民間開始違反禁令流行起使用銀。如此一來，國家也無法逆轉這股趨勢，加上試圖削減徵稅時的輸送成本，便打算從向來的徵收實物（本色）轉換為徵收白銀（折色）。宣德八年（一四三三年）江南官田一部分開始徵收白銀，接著正統元年（一四三六年）北京武官們請求以白銀支付俸給，一口氣加速了稅糧納銀化。在華中、華南，一部分稅糧以米四石＝銀一兩的比例徵收，也就是所謂的金花銀。
在此同時，社會上早就跳脫元末的實物經濟，移向白銀經濟。在背後予以支持的，自然是國家的財政政策。與開國之初相比，徵稅、勞役在項目數或絕對數量上都明顯增加。雖然比稅糧稍晚，徭役中的里甲正役（上供、公費）也開始納銀化，一般稱此為里甲銀，依地區不同又稱綱銀（福建）或均平銀（廣東、浙江）。
另外，向有力家戶課徵不規則、不定量的雜役，亦以正統年間在江西的改革為範本，於弘治元年（一四八八年）以均衡負擔為目的而向全國實施均徭法。徭役應視各戶負擔能力＝戶則而定期課徵，最後部分徭役也開始納銀化，十六世紀初甚至出現銀差（納銀化的雜役）與力差（實際勞動服雜役）的區別。如此繁雜的徵稅事務，成為後來孕育出簡便的一條鞭法稅制之契機。
無論如何，在這裡可以斷言的，即是開國之初的稅役徵收系統在白銀經濟發展下被迫做出改變。換言之，國家已經無法如開國初期一般實施統制，而是緊跟在社會變化之後，不得已構築出適合於此的新統治框架。十五世紀中葉以降，這樣的狀況逐漸顯著化。在往白銀經濟移行的過程中，明初體制確實開始鬆動了。

最佳賣點

最佳賣點 : 面對混沌局勢的明朝，
在危機中摸索一元體制

──榮獲2020年韓國坡州圖書策劃獎──

在衝突與分裂的危機中，
摸索一元統合的新體制，
確立了「中華」的明朝三百年起落。